为什么在中国语境下有相当一部分男性不喜欢女权：男性享受着一些隐性的性别优势而不自知
最近因為在憋女性主義的相關論文 所以就發出了這個問題 搜了一下覺得可能話題不重複 那我就無恥的發出這個話題和葱油讨论了嘿嘿
其實不光有很多男性不喜歡女權 認為女權就是仇男 有一些真.女性主義者也很討厭國內語境下的偽女權 之前玩微博的時候我關注的一個博主她叫女王c-cup 她是一名性科普作家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她發微博說再也不會宣稱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了 這個詞在國內的相當一部分男性看來估計等同“邪教” 很多假的女权者也把这个词污名化了 就像之前在国内很火的ayawawa（实实在在的伪女权 教女性一味用性和美貌去俘获男性 很无耻还利用了一些进化心理学关于男女关系的观点） 今天我还在知乎上看到一讨论如何用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社会工作的文章 下面竟然有人留言 请不要传播不正确的思想…（真是让人无语）
那么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女权这一个词呢？
第一 因为在国内的那种舆论下 女权彻底被污名了 觉得女权就是仇男 我想我的女权启蒙者大概是艾玛沃森 之前在联合国的演讲上 她就有说过 女权就是平权
第二 我觉得很多男性不喜欢女性强调他们和男性有平等的权利 不喜欢女性有自我意识的觉醒 是因为男性在父权社会下因为性别优势而得利却不自知 而自知的男性也会觉得女性意识的觉醒会危害到男性在社会当中的轻易就能得利的优势（相比于女性）所以才会讨厌
举个栗子 譬如一个家庭里男女方都要上班 但很多时候男生会默认老婆做家务 而做家务的家庭成员也不会有工资 但女性付出了劳动力 而男性却觉得这个理所应当
还有就是女性因为要怀孕生孩子 一旦有了小孩在职场的晋升就很受限 但男性却没有这样的烦恼 甚至可以替代怀孕请孕假的女性晋升到高位 这些就是男性享受着的男性优势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有一些我们在一些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 譬如像品葱这两天的帖子 一个讲刘强东性侵 一个讲牟翰林精神控制女友的帖子 会发现有些留言对女性受害者缺乏了一定的同情心 像一些更加恶臭的舆论环境（对的没错就是微博）还会去恶意中伤女性受害者 然而很多人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女性主义就是告诉我们人人平等 男女之间 男男之间 女女之间都要平等 因此譬如男性是家暴当中的受害者 但这个男性在舆论中却被人嘲笑 这也不是女性主义所倡导的
竟然如此 那女权为什么不叫平权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需要在没有砝码的一端称上重重加几个砝码来使天平平衡” 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平权 那么一定有很多父权社会下得利的男性会觉得现在本身大家就很平等了 对平权的追求其实就是什么都不用追求 而这样的观念就是对长期以来在父权社会下受到打压的女性的一种不公平 因此女性才要用女权（相对于男权社会一词）去唤醒女性意识 使原本失衡的天平达到平衡 所以特意强调 女性的权利
因此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是不是享受着一些因为性别优势所带来的利益
不知道葱油对于大家不喜欢女权的原因有什么其他的观点吗？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其實不光有很多男性不喜歡女權 認為女權就是仇男 有一些真.女性主義者也很討厭國內語境下的偽女權 之前玩微博的時候我關注的一個博主她叫女王c-cup 她是一名性科普作家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她發微博說再也不會宣稱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了 這個詞在國內的相當一部分男性看來估計等同“邪教” 很多假的女权者也把这个词污名化了 就像之前在国内很火的ayawawa（实实在在的伪女权 教女性一味用性和美貌去俘获男性 很无耻还利用了一些进化心理学关于男女关系的观点） 今天我还在知乎上看到一讨论如何用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社会工作的文章 下面竟然有人留言 请不要传播不正确的思想…（真是让人无语）
那么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女权这一个词呢？
第一 因为在国内的那种舆论下 女权彻底被污名了 觉得女权就是仇男 我想我的女权启蒙者大概是艾玛沃森 之前在联合国的演讲上 她就有说过 女权就是平权
第二 我觉得很多男性不喜欢女性强调他们和男性有平等的权利 不喜欢女性有自我意识的觉醒 是因为男性在父权社会下因为性别优势而得利却不自知 而自知的男性也会觉得女性意识的觉醒会危害到男性在社会当中的轻易就能得利的优势（相比于女性）所以才会讨厌
举个栗子 譬如一个家庭里男女方都要上班 但很多时候男生会默认老婆做家务 而做家务的家庭成员也不会有工资 但女性付出了劳动力 而男性却觉得这个理所应当
还有就是女性因为要怀孕生孩子 一旦有了小孩在职场的晋升就很受限 但男性却没有这样的烦恼 甚至可以替代怀孕请孕假的女性晋升到高位 这些就是男性享受着的男性优势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有一些我们在一些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 譬如像品葱这两天的帖子 一个讲刘强东性侵 一个讲牟翰林精神控制女友的帖子 会发现有些留言对女性受害者缺乏了一定的同情心 像一些更加恶臭的舆论环境（对的没错就是微博）还会去恶意中伤女性受害者 然而很多人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女性主义就是告诉我们人人平等 男女之间 男男之间 女女之间都要平等 因此譬如男性是家暴当中的受害者 但这个男性在舆论中却被人嘲笑 这也不是女性主义所倡导的
竟然如此 那女权为什么不叫平权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需要在没有砝码的一端称上重重加几个砝码来使天平平衡” 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平权 那么一定有很多父权社会下得利的男性会觉得现在本身大家就很平等了 对平权的追求其实就是什么都不用追求 而这样的观念就是对长期以来在父权社会下受到打压的女性的一种不公平 因此女性才要用女权（相对于男权社会一词）去唤醒女性意识 使原本失衡的天平达到平衡 所以特意强调 女性的权利
因此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是不是享受着一些因为性别优势所带来的利益
不知道葱油对于大家不喜欢女权的原因有什么其他的观点吗？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75 个评论
我不認同女權是平權。我認為女性在社會上是弱勢社群（就像黑人和種族歧視問題），單純的平權未能真正幫助到女性，我覺得需要給予女性比男性更多的幫助，才能夠達致真正的男女平等。平等不是給予每個人一樣的東西，是給予不一樣的人不一樣的東西。
我不認同女權是平權。我認為女性在社會上是弱勢社群（就像黑人和種族歧視問題），單純的平權未能真正幫助到...
这个不是我理解的平等，我理解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我不觉得女性需要更多的帮助，更多的帮助反而是对女性的歧视
而且我对生命的意义的定义在于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通过我自身的能力和努力达成我的目标，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
已隐藏
这个不是我理解的平等，我理解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我不觉得女性需要更多的帮助，更多的帮助反而是...
Agreed. It's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at is guaranteed.
我不認同女權是平權。我認為女性在社會上是弱勢社群（就像黑人和種族歧視問題），單純的平權未能真正幫助到...
現在的女權,表面上爲了爭取權利,實際上已經成了利用女權議題,進行道德分化,並以此牟利的生意了.其與平權運動真正的訴求背道而馳.更有甚者,極左女權,將打倒男權社會,建立以女性爲尊的女權社會為己任.在社會上到處傳播恐怖仇恨的言論挑撥兩性關係,培養了一群原教旨主義女權聖戰士.
現在的女權,表面上爲了爭取權利,實際上已經成了利用女權議題,進行道德分化,並以此牟利的生意了.其與平...
我認同西方社會的一些「女權」已經走向走火入魔，但我相信亞洲地區的女權離這個階段還是很遠。
你估计是没结婚吧?
中国的女性实际上很强势的，远超欧美。
尤其是那些大家族，族长或是家里的话事人通常都是女性。
中国的女性实际上很强势的，远超欧美。
尤其是那些大家族，族长或是家里的话事人通常都是女性。
你估计是没结婚吧?中国的女性实际上很强势的，远超欧美。尤其是那些大家族，族长或是家里的话事人通常都是...
建議看看全球性別差異報告再來講中國女性地位問題
不喜欢，因为女权真的仇男，默认所有男性都要害她们，说话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无法正常与男性交流。
Tommypance
观察
我觉得平权就可以了不应该要求特权，从各个方面来说男女都有优劣，比如寿命方面女性平均比男性高，但是女性要生孩子。男性建筑行业的人多，女性护士，心理医生，教师方面人多
自己就没享受过人权，被人剥削，不知道人的价值，当然不会尊重什么平权。
已隐藏
为什么非要逼的男人去支持女权？？（我暂且蒙在鼓里）
楼主换位思考一下，作为一个女人你会支持大男子主义吗？？？？
没错，经过接触，在我眼里女权主义者和大男子主义者是一类东西，虽然他们之间互相看不上。但同样恶臭不堪。
楼主换位思考一下，作为一个女人你会支持大男子主义吗？？？？
没错，经过接触，在我眼里女权主义者和大男子主义者是一类东西，虽然他们之间互相看不上。但同样恶臭不堪。
我支持平权，但不支持女权，因为从名字上就地位不对等，形式上都懒得对等内容上反而能对等？黑猩猩和大象一起争权利，名字能单独叫黑猩猩权或者大象权么？
你在为什么男性不喜欢女权这个问题思考的原因过于片面，只有不自知的男性和自知却不愿意让渡权力的男性，两个简单的范围（蠢或坏）就涵盖了所有男性，潜意识就在挑起性别战争，这就是我现在不喜欢女权的原因
我认可品葱是个相对自由性的论坛，允许除极端粉红五毛之外任何声音的表达，包括对话，但是我们这种从墙内嫁接到墙外讨论时政揭开真相的人群其实归根还是以男性为主的建政群体。
品葱对近段时间刷板极端女权言论，一直是容忍开放的态度，然而远不知，墙内各论坛尤其是微博这种平台，女性完全达到了女利主义，同态的新闻事件，男性发声渠道基本上不了热搜，而女性可以。
包括各种电商女生节对女性的优惠便利更多。就这样，还有人来墙外矫情说男性占有性别优势，不看看墙内社会找工作到底哪种性别有优势? 反贼类论坛看到女权弱男的言论也就罢了，然而总是看到这种标题有起到两性对立的层面为什么还能引起讨论氛围呢
很多像我这种，就是为了躲避墙内乌烟瘴气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时政新闻和社会性言论（女性权力话题）而来到墙外，我相信我这种人不止我一个
关于女权话题的容忍度和开放墙内各大主流贴吧都有尺寸，包括豆瓣都有个人气最高的鹅组（被橄榄之前） 天涯八卦，可以尽情报团取暖，发牢骚都能起到共鸣
我不理解来这种反贼论坛想起到什么效果?是因为在知乎和虎扑怕被围观吗?
关于女权问题 我在品葱的第二个答案说的很明白，不再赘言
品葱对近段时间刷板极端女权言论，一直是容忍开放的态度，然而远不知，墙内各论坛尤其是微博这种平台，女性完全达到了女利主义，同态的新闻事件，男性发声渠道基本上不了热搜，而女性可以。
包括各种电商女生节对女性的优惠便利更多。就这样，还有人来墙外矫情说男性占有性别优势，不看看墙内社会找工作到底哪种性别有优势? 反贼类论坛看到女权弱男的言论也就罢了，然而总是看到这种标题有起到两性对立的层面为什么还能引起讨论氛围呢
很多像我这种，就是为了躲避墙内乌烟瘴气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时政新闻和社会性言论（女性权力话题）而来到墙外，我相信我这种人不止我一个
关于女权话题的容忍度和开放墙内各大主流贴吧都有尺寸，包括豆瓣都有个人气最高的鹅组（被橄榄之前） 天涯八卦，可以尽情报团取暖，发牢骚都能起到共鸣
我不理解来这种反贼论坛想起到什么效果?是因为在知乎和虎扑怕被围观吗?
关于女权问题 我在品葱的第二个答案说的很明白，不再赘言
我认可品葱是个相对自由性的论坛，允许除极端粉红五毛之外任何声音的表达，包括对话，但是我们这种从墙内嫁...
女权就是平权这种碎碎念，骗傻白甜当人肉发言机是最初的初衷，像欧洲女权一开始为了要求获得跟男生一样的选票，直到在社会拥有跟男生一样的社会功能属性，最后还是不满足。开始盈利开始贩卖焦虑开始道德绑架一些赛车女郎导致人家丢了工作。
因为平等是迎合社会结构的发展，而不断重塑平等的价值，早起平等的概念可以追述到劳动价值，一提到劳动，国内女性就开始嗤之以鼻，又主动矮化自己了
那你不劳动，怎么达到同薪同酬的标准呢?不还是要求被特权化吗 优待化吗?
女权能不能把自己先塑造成独立的一个人格，尽量的依附法治体系而不依附你们对立的男性呢? 要是有反强拳体制的女权在国内游街我绝对支持加资金助力
然而我看到的国内更多是粉红女权，更多是这样。
我本以为女权是致力于让女性改变自我与社会认知，从家庭主妇和历史歧视中解放出来，实现想要的自我价值。
没想到品葱上墙外/留过洋的部分女性却是自我歧视，要求特权，要求男性补偿她们。
如果女特权实现后，以后会不会有这些特权：
胖特权，矮特权，不漂亮特权，低学历特权，低收入特权，第三世界特权
没想到品葱上墙外/留过洋的部分女性却是自我歧视，要求特权，要求男性补偿她们。
如果女特权实现后，以后会不会有这些特权：
胖特权，矮特权，不漂亮特权，低学历特权，低收入特权，第三世界特权
为什么在奴隶制语境下有相当一部分男奴隶不喜欢女权：男奴隶享受着一些隐性的性别优势而不自知
因为我比较认可机会平等和形式平等，而不是实质平等和结果平等。比如在就职过程中，对性别进行筛选，设置种种针对女性的条件，显然是不平等，属于女性就业歧视。但如果面试过程公平，结果录取的职员男多女少或者女多男少，这属于结果差异，并不能体现不平等，因为同样的权利并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许多性别差异报告喜欢提及某些行业男女职员比例悬殊，但这并不能体现他们面临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基于人道关怀的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不在此列）
我认可当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很糟糕，尤其是女性的人权状况，极为糟糕。因此我支持女性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当前中国某些女权话语领袖对平等的定义与我差异甚大，因此我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同意她们。这不是出于我对男性主导地位的维护，而是出于对真正的平等的追求。
我认可当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很糟糕，尤其是女性的人权状况，极为糟糕。因此我支持女性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当前中国某些女权话语领袖对平等的定义与我差异甚大，因此我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同意她们。这不是出于我对男性主导地位的维护，而是出于对真正的平等的追求。
适当的给予该性别应有的权益无妨，例如：在台湾有生理假，男生也有陪产假和育婴假。
但权益相关总有贪心的人会去破坏它的好，想获取更多权益，让这性平天秤失衡，无限上纲，最终成为女权自助餐，最直接的莫过于：台湾男性在结束学习阶段后不久得尽义务役为国贡献，这是保家卫国做准备没毛病，但进入社会的时间确实会比女生来得晚，在同年龄上，发展上就是比女性晚起步，若真的要平衡，是不是女生也得尽义务呢？显然这不是必要的。
况且现在已经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了，男生女生都获取一样的教育，靠自己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就，现在职场上也看得到女上司领导，家庭也看得到男煮夫，其实已经存在不错的平衡了，身边也不少优秀的女性，运用自己的女性优势去创造财富的也不少。
但权益相关总有贪心的人会去破坏它的好，想获取更多权益，让这性平天秤失衡，无限上纲，最终成为女权自助餐，最直接的莫过于：台湾男性在结束学习阶段后不久得尽义务役为国贡献，这是保家卫国做准备没毛病，但进入社会的时间确实会比女生来得晚，在同年龄上，发展上就是比女性晚起步，若真的要平衡，是不是女生也得尽义务呢？显然这不是必要的。
况且现在已经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了，男生女生都获取一样的教育，靠自己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就，现在职场上也看得到女上司领导，家庭也看得到男煮夫，其实已经存在不错的平衡了，身边也不少优秀的女性，运用自己的女性优势去创造财富的也不少。
我为什么讨厌国内所谓的女权？
中国人永远有种思想，你踩在我头上，我要隐忍，将来十倍奉还。这当然能激励人们奋斗，但是这样的仇恨是非常可怕的。所谓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基于这种思想。
中国部分女权主义者，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就演变成仇男。总觉得将来要把男性踩在脚下。而这样做，又和她们口中的直男癌有什么区别？
她们看不上平权。她们的诉求是女尊。而这样的诉求，注定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中国确实有真正的平权/女权主义者，比如女王ccup，还有王小能，但是她们的声音永远比不上那些疯癫的极端仇男女权，也是因为网络放大了恶意，不得不说是网络时代的悲哀。
我是一个男性，我认为中国，或者世界上，确实还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状况，我也支持女性获得她们应有的权利。但如果是反对男性，主张矮化男性、污名化男性、割屌甚至杀害男性的女权主义者，你觉得我会支持吗？
中国人永远有种思想，你踩在我头上，我要隐忍，将来十倍奉还。这当然能激励人们奋斗，但是这样的仇恨是非常可怕的。所谓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基于这种思想。
中国部分女权主义者，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就演变成仇男。总觉得将来要把男性踩在脚下。而这样做，又和她们口中的直男癌有什么区别？
她们看不上平权。她们的诉求是女尊。而这样的诉求，注定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中国确实有真正的平权/女权主义者，比如女王ccup，还有王小能，但是她们的声音永远比不上那些疯癫的极端仇男女权，也是因为网络放大了恶意，不得不说是网络时代的悲哀。
我是一个男性，我认为中国，或者世界上，确实还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状况，我也支持女性获得她们应有的权利。但如果是反对男性，主张矮化男性、污名化男性、割屌甚至杀害男性的女权主义者，你觉得我会支持吗？
你在为什么男性不喜欢女权这个问题思考的原因过于片面，只有不自知的男性和自知却不愿意让渡权力的男性，两...
谢谢提点 这样讲我确实忽略部分支持女性维护自身权益的男性群体 但我觉得这一部分人还是少见 强调女性主义的并站出来为女性说话的男性实在是少数 我并不是想强调说男性就是坏（在面对女性权益的问题上） 而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应为性别的优势而在生活的某方面享有福利 但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反思这些不自知 而不是指责那些以觉察到有不平等现象的人
为什么非要逼的男人去支持女权？？（我暂且蒙在鼓里）楼主换位思考一下，作为一个女人你会支持大男子主义吗...
我并没有逼着其他不支持女权的人去支持女权
我只是想着对这样的一个现象讲讲自己的想法罢了
在我看来我认为女性主义并不是你说的 相对于大男子主义的大女子主义 这是一些极端的伪女权带给人的误解
我只是觉得女性只是想要在这样的一个父权社会下维护自身的权益
我不認同女權是平權。我認為女性在社會上是弱勢社群（就像黑人和種族歧視問題），單純的平權未能真正幫助到...
不認同你的講法，在自由市場上面應該憑能力去決定應該能夠獲得的利益。否則你認為應該由誰去決定什麼人應該獲得什麼樣的東西？到頭來還是一樣充滿黑箱作業。
當然傷殘人士等無法達到正常人輸出產量的人是需要補助的。
不是不喜欢女权，是不喜欢田园女权，特别是微博那些。
女权就是平权这种碎碎念，骗傻白甜当人肉发言机是最初的初衷，像欧洲女权一开始为了要求获得跟男生一样的选...
谢谢你提供的另外一个新的角度
我觉得女权也是有发展的各种进程的
刚开始女性没有投票权 所以后来女性积极争取政治平等
到后来也有过很激进 甚至有想要创造全女社会的想法
现在发展至今 女权会开始强调一种万物平等的概念 到生态女性主义
而这一些想法其实并没有以打压男性为前提 甚至是说要追求特权
而我们身处的环境很多将他污名了
我觉得真正的女权还是想要建立一个更加和谐平等的社会
而中国的男尊女卑思想你我也知道是根深蒂固的
如果女性不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权益 促进社会来维护女性的权益
那么女性的声音永远不可能听到
即便是想要塑造独立人格的女性也会因为环境所打压
我觉得其实你这样认为也是因为女性受到打压 而男性没有觉察 因为男性并不是被打压的对象 但如果你能站到女性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觉察自己在生活中是不是享受着一些作为男性而有的特权 你也不会潜意识的觉得女性是在挑起性别战争了 而是能够理解这个群体努力发声的原因
大陆的社科基础教育几乎是零……
不要说认识性别的社会化了，好些人连社会化都概念都没有。
不要说认识性别的社会化了，好些人连社会化都概念都没有。
这个议题很像美国前一段是“Black Lives Matter” 还是 "All Lives matter" 的争论一样。
个人倾向于后者，因为后者包含了所有人，而且使用后者其他人自然会知道你之所以打出这口号就是因为你遭受了不公。
而前者无形中在人群中作出了划分，如果我在这个划分之外又对背景没有了解，我就会疑虑：你是想说“Black Lives Matter, TOO”呢？还是想说“ONLY Black Lives Matter”呢？特别是警察明明正常执法却被污蔑为racist的剧情又不是没现实发生过，我甚至会认为你就是想为自己的Color捞特权而产生敌对情绪。
现实当中“男女平权”和“女权”也并不是一回事，更没必要合为一谈了。
个人倾向于后者，因为后者包含了所有人，而且使用后者其他人自然会知道你之所以打出这口号就是因为你遭受了不公。
而前者无形中在人群中作出了划分，如果我在这个划分之外又对背景没有了解，我就会疑虑：你是想说“Black Lives Matter, TOO”呢？还是想说“ONLY Black Lives Matter”呢？特别是警察明明正常执法却被污蔑为racist的剧情又不是没现实发生过，我甚至会认为你就是想为自己的Color捞特权而产生敌对情绪。
现实当中“男女平权”和“女权”也并不是一回事，更没必要合为一谈了。
我不認同女權是平權。我認為女性在社會上是弱勢社群（就像黑人和種族歧視問題），單純的平權未能真正幫助到...
我认为这个说法有失公正，每个人从出生下来基因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做到你说的那么细致入微的帮助模式，有的人长的高大健壮 是个做田径运动员的好苗子，有的人就是细心有耐性，就是比一般人做艺术更合适。
男性普遍比女的力气大，所以重体力劳动都是男人承包了，女人天生语言系统发达适合做与人交流沟通的工作。平权就是给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而不是一味地谁弱谁有理，男性确实获得的资源更多同样的也是需要付出同等的责任，战场上绝大多数不都是男的在冲锋陷阵吗？如果说女性也能得到这样的资源那只要也能权责相等，我双手双脚赞同，我还更喜欢母系氏族社会，现在的男人多累啊你说呢
歐美講女權，中日韓和穆斯林比較保守。大男子主義容易有小男孩和中老年男人蠻橫我行我素
李思磐
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
2012年11月，针对欧盟司法专员卫维恩‧雷丁(Viviane Reding)提案欧洲上市公司保证非执行董事职位的女性比例，上海的一位媒体评论员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评论 。这篇评论四分之三是叙述立法分歧、双方的观点与政策的脉络，而在文章末尾，作者才亮出了他的观点：“就我个人而言，似乎更倾向于消极的法律观，在我看来，个人自由是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新道德和新价值只有在一个社会中被选择，才是值得追求的，也才是真正有效的。”虽然提案和投票本身就是社会作选择的过程，但在这里，作者似乎暗示，性别平权不可能是社会自发选择的结果。
这篇评论在网路转载的标题为“对不起！我们不需要政府指派的女董事”(立法规定被置换成了“政府指派”)；文章甚至提到，“事实上，……针对这个问题(促进性别平等)的立法可以无穷尽地细分下去，直到它剥夺人们绝大部分自由。”
引述这个例子来说明中国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是因为这个“用自由反对平等”评论框架，把平权(利)诉求等同于政府的扩权(力)行为，并不是个别论者的孤例，1990年代以来，在印刷媒体和网络平台上参与公共讨论，用“自由”来反对平等和反歧视主张，并拒绝增进社会福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屡见不鲜。
平心而论，前文的作者算是面对性别议题尚能保持君子风度的男性媒体写作者。我看到过更让人忧心的。一家非常杰出的都市报评论部在2005年开始发展以社科背景写作者主创的“时评”文体、并成为最受自由派知识分子青睐的平台时，它发表了两篇与性别相关的评论。一篇认为北大小语种专业提高女生录取分数线、降低男生录取分数线并不是性别歧视，中间许多让一个对平等价值敏感的人惊愕莫名的论断，例如“只有女人办外交是代表女儿国还是代表中国”、“女生分数高只是因为善于死记硬背”。另一篇，则几乎是用“戏说”的方式，批评中国第一次将反对性骚扰法条写进妇女权益保护法是“无厘头” 。在去年夏天，《南方都市报》针对“上海地铁二线事件” 发表了秋风的评论〈礼俗优先于权利〉，事实上是支持地铁公司要求女性“自重”来免于骚扰的观点；而《南方周末》网站则在评论板块推荐了这篇文章。
从媒体这种速食文化表现入手来批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可能对自由主义学者并不公平。不过，1990年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浮出水面”与中国新闻改革息息相关。1990年代，中国官方的新闻市场化改革给财政无法支撑的媒体“断奶”，鼓励它们从市场求生存，一些媒体不得不从“党的喉舌”转向服务于受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借助于新涌现的市场化媒体如“南方报业”和《财经》、“财新”等寻求“新闻专业主义”角色的媒体平台进行思想传播，又伴随这些媒体的成长，为其培养了对政治社会问题有着广阔思考的后备人才，并且成为支撑“新闻专业主义”成长的意识型态基础。保卫私权、捍卫个人自由、以法治国以及问责政府或“追问制度”，已经成为无论是新闻还是评论的主流框架。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媒领域新的典范，是以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为意识型态的基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由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学者所传播和阐释的自由主义理念，其内在的偏差，也必然深刻地影响了传媒的偏向。
偏向一方面可能是传播的本质。因为大众传媒的文体特点本身无法容纳周密细致的论述，可能导致一种学术思想被简单地、甚至标签式、口号式地传播；另一方面，对名人和媒体熟脸孔的聚焦，也会导致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被放大。因此，就传媒表现来指出中国大陆自由主义偏差的任务是艰难、难免有漏洞的；大陆自由主义内部，毕竟并非如大众传播所呈现的那样铁板一块。譬如，秦晖始终希望能够提醒自由主义学者重视社会平等的取向，而张千帆等宪法学者则参与反性别歧视行动，崔卫平则更具有人文视野，她(几乎是媒体上可见的自由主义学者中唯一的)对中国本土的性别文化与等级制的纠缠有很深的洞见。
但无论如何，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确实表现出了他们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大众传播中更加明确、影响更加深远。我常常疑惑：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人权概念应该优先于女权，甚至消解女权的必要性？为什么他们都相对鄙薄(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平等的价值、认为自由和平等相冲突而不能兼顾(惯常说法是平等伤害自由，“走向奴役之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性别人权议题，并且时时站在性别平权的反面？
我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答这些问题：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之间原本存在的紧张，在自由主义被中国知识分子“拿来”的过程中被照单全收；在中国后社会主义阶段的剧烈历史变迁中，中国男性知识精英成为受益者，却缺乏对自身社会位置的敏感和性别特权的自省；与此相关地，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固执于特定的阶级认同和精英思维，对于社会经济平等议题有意回避，甚至将其视为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实验的一部分或与之对立的左派阵营的主张，因此平等议题，尤其是阶级与性别议题，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排斥。但与此同时，中国女权主义发展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例如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大于问责，女权议题和其他社会运动普遍表现出的非政治化倾向，以及缺乏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理论对话与批判，在在都造成了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疏离。
“人权”与“女权”
从媒体这种速食文化表现入手来批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可能对自由主义学者并不公平。不过，1990年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浮出水面”与中国新闻改革息息相关。1990年代，中国官方的新闻市场化改革给财政无法支撑的媒体“断奶”，鼓励它们从市场求生存，一些媒体不得不从“党的喉舌”转向服务于受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借助于新涌现的市场化媒体如“南方报业”和《财经》、“财新”等寻求“新闻专业主义”角色的媒体平台进行思想传播，又伴随这些媒体的成长，为其培养了对政治社会问题有着广阔思考的后备人才，并且成为支撑“新闻专业主义”成长的意识型态基础。保卫私权、捍卫个人自由、以法治国以及问责政府或“追问制度”，已经成为无论是新闻还是评论的主流框架。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媒领域新的典范，是以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为意识型态的基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由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学者所传播和阐释的自由主义理念，其内在的偏差，也必然深刻地影响了传媒的偏向。
偏向一方面可能是传播的本质。因为大众传媒的文体特点本身无法容纳周密细致的论述，可能导致一种学术思想被简单地、甚至标签式、口号式地传播；另一方面，对名人和媒体熟脸孔的聚焦，也会导致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被放大。因此，就传媒表现来指出中国大陆自由主义偏差的任务是艰难、难免有漏洞的；大陆自由主义内部，毕竟并非如大众传播所呈现的那样铁板一块。譬如，秦晖始终希望能够提醒自由主义学者重视社会平等的取向，而张千帆等宪法学者则参与反性别歧视行动，崔卫平则更具有人文视野，她(几乎是媒体上可见的自由主义学者中唯一的)对中国本土的性别文化与等级制的纠缠有很深的洞见。
但无论如何，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确实表现出了他们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大众传播中更加明确、影响更加深远。我常常疑惑：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人权概念应该优先于女权，甚至消解女权的必要性？为什么他们都相对鄙薄(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平等的价值、认为自由和平等相冲突而不能兼顾(惯常说法是平等伤害自由，“走向奴役之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性别人权议题，并且时时站在性别平权的反面？
我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答这些问题：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之间原本存在的紧张，在自由主义被中国知识分子“拿来”的过程中被照单全收；在中国后社会主义阶段的剧烈历史变迁中，中国男性知识精英成为受益者，却缺乏对自身社会位置的敏感和性别特权的自省；与此相关地，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固执于特定的阶级认同和精英思维，对于社会经济平等议题有意回避，甚至将其视为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实验的一部分或与之对立的左派阵营的主张，因此平等议题，尤其是阶级与性别议题，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排斥。但与此同时，中国女权主义发展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例如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大于问责，女权议题和其他社会运动普遍表现出的非政治化倾向，以及缺乏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理论对话与批判，在在都造成了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疏离。
“人权”与“女权”
我本人与从事性别研究或是女权运动的朋友们有着高度雷同的经验，就是不止一次面对自由派友人——多是学者和媒体人的质问：“人权就够了，为什么还要主张女权？”“没有人权，怎么会有女权？要争取女权必须在有了人权以后。”“中国的女权已经走过头了。”
这些质问隐含了两个问题。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人权的理解有偏，仅仅将人权视为一种抽象的、原则性的，通常是指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均质的”政治权利；他们并没有把人权视为针对个人克服各种社会压迫与歧视而进行生活各种运作(functionings)的能力(capabilities) 所提供的保障，而由于每个人身处的先天条件和社会结构并不一样，所以人权所提供的保障必须因人、因处境及需要不同而呈现多样的内容。二，更糟糕的可能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人”的想像仍然停留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有产阶级男性假设，女权被视为不属于公共领域的私人和“特殊”的议题(正如麦金侬喜欢说的：“女人” 尚无法用来称呼一种作为人的方式)，在现阶段缺乏重要性，或至少是在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之后的“第二阶段”的议题。至于女权过头论，我会在后面详谈。
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张，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为什么自由主义的理论概念一方面可以用来为性别平等辩护，一方面又往往用来反对女权，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从基本理论概念到方法论，已经提出了很多批判。
尽管内部有着复杂的辩论，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大致是：理性和自利的个人；自治的个体和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和私权的保障；平等与社会正义。女权主义的很多诉求，都和自由主义的两项基本价值——个人自主与平等——分不开。而自由主义的基本制度设计，在历史上，也是大大提升了两性平等(如基本权利、政治参与权、工作机会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并不是对立的；相反，不少女权主义学者都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对于女权主义非常重要，或者说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共用某些基本的原则，尤其是个人作为平等与自由的存在，必须从生而由之的等级束缚中解脱的愿景 。
不过，女权主义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自由主义理论尚存的诸多不足之处，并在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辩论中，帮助其完善和深化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
首先是，自由主义将社会生活截然二分为公、私领域，前者包括政治生活与市场，后者包括私人关系与家庭；前者是男性主导的领域，而后者是个人社会化同时也是性别化的学校、妇女受到父权压迫的场所，并且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直接影响到妇女投入社会工作的“能力”。这时候，自由主义无意挑战私领域中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它与性别等级制度言和的一种方式；从而妇女所面临的压迫和屈从地位，被排除在政治领域的考量之外 。这种二元对立导致了的对妇女权利和家庭领域正义的排除，正是女权运动要反对的目标。女权运动第二波“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性政治”呼求出现，是女权主义对自由主义公╱私二分逻辑的集中反思。
再如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理性、自利的人的假设，其实架空了人们的行为难以脱离的社会结构。如施瓦兹曼认为，自由主义理论的抽象化，遮蔽了特殊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权力、财富的不平等；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更倾向于将个人视为独立的、自主的选择者，而不是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群体成员 。奥金表示，这个抽象的假设对于性别隔离的现实中人们的真实情况没有说明力；男尊女卑的性别制度的社会化过程和角色期待，通常让妇女更倾向于不主张自己的公平的份额，更倾向于将其家庭成员的需要列为考虑的优先选项；甚至为了家庭承诺而改变自己的整个生命过程 。
此外，麦金侬指出，相对于为被压迫的弱势群体赢得平等，权利的效应更多是维护现存的权力结构。“那些对他人拥有权力的人常把他们的权力叫『权利』。” 社会变化、政策调整会侵蚀重要的“权利”，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的典型说辞。
以上尽管是国外学者的讨论，但基本上也说明了在中国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疏离。公私领域二元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妇女权利相关的议题如家暴与婚内强奸，很少受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注(最近性别学者方刚召唤微博的男性名人参与推动反家暴立法，却无一人参与，即是一个例证)；与此相关的，性别不平等被当成一种合理的差异，借口“差异”与“多元”，为机会的不平等进行辩护。此外，在网路空间主要由男性学者发起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议题，只强调在捍卫家庭的私权的前提下，反对国家暴力，要求将生育权还给家庭(而非妇女)，却不讨论妇女在父权家庭压力下被迫多次生产以求男胎的现象，并且还直接从美国引进了反堕胎议题，企图以胎儿人权的名义，干涉妇女的自由选择权。自由主义论述对于仅在政治权利上平等的“自由人”之间仍然存在的权力关系习焉不察，于是，职场性骚扰和性侵害议题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权利议题来讨论，因为以自由主义的眼光来看，在没有暴力胁迫的前提下，人们是有自由意志的，那些受害的女性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招致恶果。
男性知识分子：缺乏自省的性别红利受益者
正义在家庭、工作场所这些不透明的场所止步，以“私领域”和“企业自主管理”为口实压制妇女人权，也许如纳斯鲍姆所言，并非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某些自由主义思想家没有将自由主义理论思考贯彻到底的结果——他们在这些领域事实上不够“个人主义”，而是将一些集体或者机构的整合与和谐视为高于某些个体的权利，没有追问其中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实现状况如何。譬如，关于家庭，自由主义思想家没能如此追问，纳斯鲍姆的推论是，也许他们关注的是男性的自治与自由，希望在这些领域给男性留出足够的余地 。
因此，除了学理层面原因，男性知识分子整体缺乏对男性精英性别特权的自我反省，可能是自由主义对女权议题表现疏离和反动的主要原因。不过，必须强调，在中国大陆，对女权不友善，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真相不了解也没兴趣了解，是中国当下新左、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几种思潮共同的特色。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如果从所带来的社会性别影响评估，是一种资本主义父权统治形式的复兴。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以避免“单位办社会”的效率理由，大举撤出社会福利领域(如单位食堂、托儿所、幼稚园纷纷停办，但主要集中于企业，政府机构仍然保持这些福利)，对妇女的影响极为不利。一方面是国企改制带来女工为主体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是缺乏权益保障的年轻未婚女工占据沿海工业区流水线七成比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重新被性别化(已婚留守妇女支撑的农业和农村社区；流水线生产和商业、服务业使大量性别岗位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市场所需要的消费主义话语兴起，成为对女性传统家庭角色扮演、身体形象追求上的“女人味儿”性别话语的强大载体，形成强大的规训力量 。
市场确实也使个人权利和私人生活领域重新有了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在国家女权主义框架下妇女问题是有公共性的(虽然被当成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在改革之后则被重新打回私领域。城市女工下岗，农村妇女失地，妇女政治参与不足，职场歧视、劳动权受损和性骚扰越演越烈，熟人性侵害和家暴惩治不力，对于妇女而言，这些问题既是个人困境，也是需要政治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可是，这些政治问题在大多数关心公共议题的男性知识分子那里是看不见的；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中国女权“过头”——超前，或者淩驾于男性。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一部分在政治上受到打压，但进入1990年代，随着国家进一步将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体系市场化，1980年代曾经出现的“脑体倒挂”迅速变成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中国梦。比起工农阶级，知识分子在经济改革中受益更多。在一个性别歧视仍然严重的社会，当女性相对被剥夺，男性知识分子就成为重新性别化的劳动和私人领域的受益者。
当然，劳动和私人领域的重新性别化过程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对国家旧有体制提出批判的同时，男性知识分子唯一不曾批判的，是自己在其中分享红利的性别制度；事实上，他们认为性别红利还太少，并归因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妇女解放，认为那应该作为失败的社会主义实验的一部分，予以彻底抛弃。1994年，中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刊出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文章〈男女平等的社会学反思〉，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国家以“一种强大的行政力量，通过扶助弱者压制强者，干扰破坏着家庭中强者和弱者的正常分工。甚至使得弱者误以为自己不弱，强者丧失了应有的自信心” 。他认为，男女平等是一种牺牲效率来照顾公平的做法，男女同工同酬“是荒诞的平均主义原则”；“政治推动的中国妇女解放”，“ 使中国『失去了』男子汉”，“也使中国失去了自己的女性”，并导致中国“混乱无序” 。
值得注意的是，彼时郑也夫提出“平等是权利，而不是结果”，社会在女子的态度应该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也就是对其成就“不施以人为的压制”，“也不施以人为的扶持”；这不啻是说，不可以通过制度保障实质平等。这其实是中国式自由主义思想的共识——如刘军宁就说：“自由主义对平等的理想既十分同情，又十分警惕。它信奉的是权利的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 而在郑文引起的社会学界大讨论中，另一位社会学家孙立平则主张，解决中国当时就业问题代价最小的手段，是让占据工作岗位的妇女回家。当时，“效率与公平”是讨论经济改革的热门词汇。牺牲对女性的公平，来成全市场化改革条件下的“社会的效率”，在男性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
这样的“自由”论述，是对公有制时期缩小阶级和性别等级实践的反弹和颠覆。原有的制度固然缺乏资本的效率，但是为了恢复“效率”，却完全不惜牺牲作为“她者”的女性已经取得的职业空间和社会地位(这对于女性来说，既是平等，也是自由)——在这儿，自由主义成为一部分人“增加自己红利”的舆论武器 ，被用来扩大市场经济时期的性别等级。
没有迹象表明关注制度问题的男性知识分子，在性别等级扩大问题上比1994年有多少进步。如果仔细梳理主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关于女性权益、性别公正的文章几乎没有，而对妇女解放、性别人权却误解甚多。从一些只言片语，大致可以了解男性知识分子对性别议题的态度。如，甘阳曾提到性别、种族、同性恋和酷儿理论，都是“鸡毛蒜皮”；秋风也曾提到过跨性别议题是西方人设定的议题(尽管中国跨性别群体真实存在，并且相关的民间行动已经成规模) 。自由派专栏作家许知远曾在一篇随笔里如此提到中国妇女解放：“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生硬的女权主义者拚命挤压着女人身上的芬芳的汁液，把她们变得勇敢却干燥起来，她们错误地把男性化的行为与倾向理解成坚强。”他也在一个青年研习营任导师时，明确表示不喜欢女权主义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原因是不欣赏所谓“受害者心态”。这显然是源自于对中国妇运历史的反感。这段历史导致了大批妇女获得平等就学就业机会，在众多领域成为挑战男性精英垄断权的社会力量 ，因此成为当代男性精英焦虑的源头之一。
如果说专门著文谈性别，我所看到的只有两位自由主义男性知识分子。一位是最近转型为国家—民族主义者的摩罗，2007年曾经在《南方周末》文化版发表长文，批评中国的妇女解放伤害了妇女的“母性”；同样地，他对妇女运动字里行间充满怨气，认为“也许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导致这种(母性)倒退的重要原因”。 无独有偶，秋风也在报纸撰文，建言育婴假，不过他强调：“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打破现代迷信，女性的第一角色不是劳动力，而是女性、母亲。”这些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社会角色的理解是本质论的；他们除了“保护母性”之外，对中国女性面对的歧视全然无感，并且对她们应该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全然漠视。早在一百多年前，小弥尔就曾经断言，将一切奴役、统治的关系，包括性别不平等，归咎于“自然”与“人性”，是既得利益者捍卫其利益的通用借口 。但遗憾的是，古典理论家对性别平等的关切并未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重视。希望将妇女群体固定到本质化的家庭角色上的秋风和摩罗，事实上都告别了自由主义，而更多的大陆自由主义学者，对性别议题不置一词，或者如小弥尔批判的那样，将性别差异造成的权利不平等自然化。这似乎确实印证了女权主义圈子的朋友们的老生常谈：“对性别议题的态度，能够检验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
前述的自由主义面对差异的短板，中国自由主义照单全收。然而，如前文所述，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本身又有亲和的一面，自由主义政治实践在历史上对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起到了扩权作用，正如奥金所说，自由主义对等级制的拒绝和强调个体自由与平等，对于女权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奥金也强调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女权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设置了一些概念工具，如“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总之，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有利于接纳女权主义的批判，或者嫁接女权主义的价值与方法论，进行更加多元化的修正——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即是这种修正的努力。
自由主义理论家中，与女权主义有着较多“重叠共识”或者至少是对话基础的，首推德沃金和罗尔斯两位。然而，这两位因为其对实质平等的强调，却基本上被排除出(大众传播的)中国自由主义主流的视野。虽然中国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多元分野，如秦晖就力图调和左右立场形成共识；但通过新兴市场化媒体和网路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仍然较集中于自由至上主义。
我认为秋风 所描述的中国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表里，至少在1990年代是事实。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都推崇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法治等原则，这也是政治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传播的原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左和右的风险都在，但主要是反左。因此，当自由主义者在媒体上反思乌托邦、反思文革和法国大革命，仍然能够有一定言论空间；以反思文革、平均主义、极权主义为起点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传播，在备用西方理论的过程中，重点不免集中在个人自由和警惕利维坦，将平等、社会福利视为不成功的共产主义实验的产物，予以回避。
譬如，任剑涛认为 ，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 强调社会公正，兼顾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更容易回应中国的政治现实，或者更接近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便加以采纳。他从西方先自由、后公正的“历史—逻辑次序”，推断中国也必须在有了自由权利的基本制度保障——自由民主宪政——之后，才能继续考虑公正的价值。这也能解释，为何“有了人权才会有女权”(在这一点上，这些自由主义者同男权共产主义者如出一辙：“先有阶级的解放然后才有妇女的解放”是男权共产党人的经典论点)。而刘军宁的美国式保守主义立场更是为人熟知。他最近直言周保松推崇罗尔斯正义理论、批判市场对自由产生妨碍，不是“正宗”的自由主义者，而笔者也曾耳闻一些自由派媒体人认为罗尔斯“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在中国一些自由派那里，社会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污名的标签，或不假思索一定要从社会政治蓝图中排除的选项)。
199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辩论中，自由主义被自己的敌人塑造的特点更加明显，成为相对应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到现在为止，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仍然认为平等和社会福利是“左派”禁脔。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个纯粹的、在资源配置上几乎无所不能的“自由市场”，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充满警惕与怀疑，唯恐带来共产主义和极权政治的复辟，却不能理解，在威权国家一手缔造的既缺乏独立性又缺乏足够社会规制力量的中国式市场经济下，社会公正不仅对于每个个体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国家顺利走向民主化的根基。
此外，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精英色彩十分浓厚，刘军宁和任剑涛在最近的讨论中都再次强调了政治、经济精英的作用。譬如，刘军宁认为，“自由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取决于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必须是双方内在需求的结合，形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让刘军宁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关系在目前的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现在企业家首先考虑的是和政府的关系，其次是财产的安全，再就是如何和政府继续度蜜月。”
也许是来自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被收编和迫害历史的寒蝉效应，尽管企业家群体热衷于与权力结合让他们失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坚持阶级认同：他们假设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虽然比较政治研究证实了这并非普世的历史规律，如Rueschemeyer等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一书提出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通常支持威权统治者，甚至反对民主化；而被支配阶级联盟的发展和动员促成了民主化。看起来，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对于政治变革的观点，似乎是要为了理论的纯粹性和逻辑的统一，必须舍弃现代自由主义对现代社会更为贴切的论述，而回到民主的老作坊里，只是为了建造一个“纯正古法工艺”的西方式民主国家。
既然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精英之间的合作互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刻板地从政治自由角度思考当下问题，而忽略其他非男性精英群体面对的困境的多重原因——阶级、性别、种族和文化认同，也忽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综合手段和多元的社会力量。
政治经济精英主导和统治的社会改革蓝图，不考虑公正的自由民主，回避福利的有限国家，是否是资产阶级之外的中国人的愿景？这个蓝图对相对弱势的群体是有排斥性的；对于坚持女权主义立场的人，它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答案。女性在性别等级制度中的屈从地位，注定她们与同阶级的男性处于不同的竞争起点，无法从“纯粹自由市场”中得到平等机会；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劳动力和人的(免费的)再生产工作，必然使她们有更加迫切的社会福利需求。并且，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压迫是通过不同的压迫力量——如政权、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的交叠——而实施并且合理化，对等级制的不再追问和阶级利益上的保守，意味着这样的改革方案并非诉诸于所有人的解放，而仍为特权留出空间；无论是作为社会运动还是理论研究，女权主义都强调个体的意识觉悟，强调主体性和赋权，也就是说，强调每一个公民广义的政治参与。在这个意义上，排他的精英民主本身意味着非民主。
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现在公民维权行动领域的行动者，都在践行自由主义的理念。自由主义学者在大众传播上的努力，确实启蒙了公众；在公民行动领域的行动者，与自由主义有着重叠共识：希望有一个问责的政府，有着不受国家支配的、社会力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以及法治体系。然而，这些维权实践背后的理论脉络非常多元，工、农和女权主义运动涉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公平贸易、社区合作经济和环保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倾向，都超过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述的范围；并且这些运动本身的理念和形式，都强调公民参与而不是精英治理。中国当代自由主义学者也许应该针对公民行动，寻找真实存在的社会变革力量，并从她们的实践中形成本土政治理论思考。
“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
中国民间女权主义的重新出发，跟1995年世妇会以及非政府组织论坛在北京召开有直接关系。为了应对非政府组织论坛，官方催生或容忍了一批民间妇女组织，这次会议也带来中国当代NGO的滥觞。世妇会的档次以及相关交流机会，促进了跨国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以福特基金会为主的国际基金会资助在中国的高校学科体系中设置性别学程；另一方面，无论是妇联系统，还是新生的妇女NGO，都受到国际资金和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
中国官方对于国际人权框架和NGO国际参与的态度，第四次世妇会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官方发现，非政府组织论坛最后并未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责难，反而是反对西方霸权的一个平台。因此，女权主义和NGO的发展，是国家与国际社会基于策略的讲和 。从此之后，中国的NGO主要是利用国际法框架，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在女权行动领域，主要是利用中国在1980年签署的《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联合国审查机制，与官方的妇联系统合作，在不同领域增进妇女的权利。
《消歧公约》诉求实质平等，并要求国家承担消除歧视的责任。无论是关于国家消歧责任，还是基于平等与人权的行动方案，大多来自国外的当代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学者的论述；也就是说，当代女权主义行动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当代自由主义，却不被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认可和重视，这是值得警觉的吊诡，也暗示了中国自由主义与国外自由主义思潮之间的落差。遗憾的是，即便是《零八宪章》，也并没有明列国家反歧视责任条款。
另一方面，除了自由主义的主轴，中国的女权主义的行动领域也呈现了多元态势——既有政策宣导和立法游说，也有针对基层妇女的各类经济赋权和社区参与项目，还有媒体和文化领域的创新改造，以及独立发展的跨性别运动。这种多元共存的生态，导致了女权主义理论的不同流派——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和同女女权主义 等在中国的共时性——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以外产生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地域范围的女权主义行动和理念，在中国被同时存在、但侧重点不同的女权运动仿效和在地化。对于女权主义希望争取的这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在内的“复合的人权”，大陆自由主义的论述与之鲜有交集。
中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妇女解放问题发表党内决议文的党派，男女平等是中共的政治正当性基础之一。加上政府对国际社会有着促进人权和消除歧视的承诺(实际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中国女权主义行动对政府以合作为主问责为辅(或者说以合作取代问责；除了去年刚刚兴起的“青年女权主义行动者”的一系列问责与针对大众的倡导行动)。这是目前政治架构下的策略——“在朝”比“在野”的政治力量更有动力维护性别平等。一方面高层次、全国性的政策、立法倡导项目都要嵌入国家的政策和官方意识型态，并主要由妇联组织出面，在妇联系统、国家控制的学院体制外的女权主义者非常少；另一方面体制外的女权主义者在目前基层社区受控于政府的情形下，仍然要依赖妇联的组织体系，去进行各种基层妇女经济赋权、社区政治参与和法律维权等项目。
因此，中国女权运动尽量避免政治化，女权主义学者在体制内寻求最大限度的改善，在对既往体制资源进行梳理和批判的前提下，寻求与政府之间的安全的合作；体制内主要的追求妇女权利的手段，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意识”。体制内的女权学者无法提出与体制不同调的制度设想，女权运动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和制度论述，因此，从政治哲学高度上与其他社会政治思潮对话的非常稀少。当然，这种与政府既有协商、又有紧张的“嵌入式行动主义”，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 。
女权主义本身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复杂性，性别平等政策和立法倡导项目运作过于“国家化”，动员群众不足，是全社会包括自由主义社群对其不了解的原因。
中国女权主义目前面对的两难，一边是选择与国家合作——这意味着国际法架构的保障，但由于缺乏对政府的有效问责途径，并且不被允许动员草根力量而仅充当国家回应国际社会要求的助手，各种女权行动仅仅停留于“项目”层面，无力促成妇联和政府系统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效率不彰，且缺乏机制保障；另一边是诉求政治改革，依托政治自由和法治框架提供的机会，来实现女权议程。不过，这并不是目前的中国妇运的选择：政策法律倡导者希望与政府取得互信；部分持社会主义倾向的女权学者和参与第三世界国际行动者对西方霸权疑虑重重；草根NGO只希望夹缝求存，中国主流的自由主义话语，对处于阶级、性别和民族交叉不利地位的她们遗忘最多。
制度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对社会缺乏回应性的政府和妇联组织难以被民间女权行动改变，甚至妇联系统本身仍然缺乏将女性作为主体而非“帮扶对象”的意识，工作理念和手法反而强化男权观念；而法治和基本政治自由的缺乏，也让女权主义备受掣肘。这类事件不胜枚举。如马小朵在北京城郊的流动妇女社区服务机构在奥运前后不得不停止工作；又如艾晓明教授出于关注女村民政治参与的初衷进入广州郊区的太石村，最后却成为这一村民自治运动中最后一名被歹徒暴力威胁和驱逐的历史记录者；再如女权律师介入上访者李蕊蕊被非法拘押访民的黑监狱看守强奸案，却带来她们的妇女法律援助机构本身的合法性危机。这些女权行动者的故事表明，一旦跨越“帮忙”而涉嫌“添乱”，进入卖血感染艾滋、计划生育野蛮执法、基层民主或者访民等政治敏感的议题，妇女权利诉求在官方就失去了合法性。如果要将性别平权的原则一以贯之，那么不可能不考虑国家民主化的问题。
一百年前，中国(男)人在一种“亡国奴”的焦虑状态中，在自卑与自强的交织中以西方为师，并且强烈批判传统父权文化，这使得女权可能成为西方先进性的一部分被接纳，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男女平权曾经是大多数辛亥到五四一代政治家和思想家至少在台面上对于“建国问题”的共识；女权主义者也积极地参与各种国家论述，提出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不同的政治方案。
而在今天，尽管民间女权运动的国际法框架、相关论述以及诉诸于政策法律倡导的行动取向，主要是凭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但几乎从未得到国内自由主义者的支持；相反，希望政治进步和改革的自由主义阵营，将性别问题排斥于“建国问题”之外，暧昧地维持现状，甚至支援传统父权的复辟。这种状况的延续，意味着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一半人口的平等权利主张悬置——这样的一种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到底有什么意义？反过来，女权主义应该发展出怎样的一种政治论述，来对“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不足进行批判？
在中国当下的脉络中，女权主义和社会运动，以及自由主义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和辩论。权利、平等与自由的理念、民主宪政的愿景，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垄断。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仍然固执他们的父权、异性恋中心和亲资本的阶级立场，那么他们可能失去很多有行动能力的同盟者，更重要的是，失去一种对更合理、更多元和丰富的中国社会的想像。
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
2012年11月，针对欧盟司法专员卫维恩‧雷丁(Viviane Reding)提案欧洲上市公司保证非执行董事职位的女性比例，上海的一位媒体评论员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评论 。这篇评论四分之三是叙述立法分歧、双方的观点与政策的脉络，而在文章末尾，作者才亮出了他的观点：“就我个人而言，似乎更倾向于消极的法律观，在我看来，个人自由是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新道德和新价值只有在一个社会中被选择，才是值得追求的，也才是真正有效的。”虽然提案和投票本身就是社会作选择的过程，但在这里，作者似乎暗示，性别平权不可能是社会自发选择的结果。
这篇评论在网路转载的标题为“对不起！我们不需要政府指派的女董事”(立法规定被置换成了“政府指派”)；文章甚至提到，“事实上，……针对这个问题(促进性别平等)的立法可以无穷尽地细分下去，直到它剥夺人们绝大部分自由。”
引述这个例子来说明中国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是因为这个“用自由反对平等”评论框架，把平权(利)诉求等同于政府的扩权(力)行为，并不是个别论者的孤例，1990年代以来，在印刷媒体和网络平台上参与公共讨论，用“自由”来反对平等和反歧视主张，并拒绝增进社会福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屡见不鲜。
平心而论，前文的作者算是面对性别议题尚能保持君子风度的男性媒体写作者。我看到过更让人忧心的。一家非常杰出的都市报评论部在2005年开始发展以社科背景写作者主创的“时评”文体、并成为最受自由派知识分子青睐的平台时，它发表了两篇与性别相关的评论。一篇认为北大小语种专业提高女生录取分数线、降低男生录取分数线并不是性别歧视，中间许多让一个对平等价值敏感的人惊愕莫名的论断，例如“只有女人办外交是代表女儿国还是代表中国”、“女生分数高只是因为善于死记硬背”。另一篇，则几乎是用“戏说”的方式，批评中国第一次将反对性骚扰法条写进妇女权益保护法是“无厘头” 。在去年夏天，《南方都市报》针对“上海地铁二线事件” 发表了秋风的评论〈礼俗优先于权利〉，事实上是支持地铁公司要求女性“自重”来免于骚扰的观点；而《南方周末》网站则在评论板块推荐了这篇文章。
从媒体这种速食文化表现入手来批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可能对自由主义学者并不公平。不过，1990年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浮出水面”与中国新闻改革息息相关。1990年代，中国官方的新闻市场化改革给财政无法支撑的媒体“断奶”，鼓励它们从市场求生存，一些媒体不得不从“党的喉舌”转向服务于受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借助于新涌现的市场化媒体如“南方报业”和《财经》、“财新”等寻求“新闻专业主义”角色的媒体平台进行思想传播，又伴随这些媒体的成长，为其培养了对政治社会问题有着广阔思考的后备人才，并且成为支撑“新闻专业主义”成长的意识型态基础。保卫私权、捍卫个人自由、以法治国以及问责政府或“追问制度”，已经成为无论是新闻还是评论的主流框架。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媒领域新的典范，是以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为意识型态的基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由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学者所传播和阐释的自由主义理念，其内在的偏差，也必然深刻地影响了传媒的偏向。
偏向一方面可能是传播的本质。因为大众传媒的文体特点本身无法容纳周密细致的论述，可能导致一种学术思想被简单地、甚至标签式、口号式地传播；另一方面，对名人和媒体熟脸孔的聚焦，也会导致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被放大。因此，就传媒表现来指出中国大陆自由主义偏差的任务是艰难、难免有漏洞的；大陆自由主义内部，毕竟并非如大众传播所呈现的那样铁板一块。譬如，秦晖始终希望能够提醒自由主义学者重视社会平等的取向，而张千帆等宪法学者则参与反性别歧视行动，崔卫平则更具有人文视野，她(几乎是媒体上可见的自由主义学者中唯一的)对中国本土的性别文化与等级制的纠缠有很深的洞见。
但无论如何，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确实表现出了他们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大众传播中更加明确、影响更加深远。我常常疑惑：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人权概念应该优先于女权，甚至消解女权的必要性？为什么他们都相对鄙薄(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平等的价值、认为自由和平等相冲突而不能兼顾(惯常说法是平等伤害自由，“走向奴役之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性别人权议题，并且时时站在性别平权的反面？
我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答这些问题：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之间原本存在的紧张，在自由主义被中国知识分子“拿来”的过程中被照单全收；在中国后社会主义阶段的剧烈历史变迁中，中国男性知识精英成为受益者，却缺乏对自身社会位置的敏感和性别特权的自省；与此相关地，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固执于特定的阶级认同和精英思维，对于社会经济平等议题有意回避，甚至将其视为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实验的一部分或与之对立的左派阵营的主张，因此平等议题，尤其是阶级与性别议题，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排斥。但与此同时，中国女权主义发展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例如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大于问责，女权议题和其他社会运动普遍表现出的非政治化倾向，以及缺乏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理论对话与批判，在在都造成了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疏离。
“人权”与“女权”
从媒体这种速食文化表现入手来批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可能对自由主义学者并不公平。不过，1990年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浮出水面”与中国新闻改革息息相关。1990年代，中国官方的新闻市场化改革给财政无法支撑的媒体“断奶”，鼓励它们从市场求生存，一些媒体不得不从“党的喉舌”转向服务于受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借助于新涌现的市场化媒体如“南方报业”和《财经》、“财新”等寻求“新闻专业主义”角色的媒体平台进行思想传播，又伴随这些媒体的成长，为其培养了对政治社会问题有着广阔思考的后备人才，并且成为支撑“新闻专业主义”成长的意识型态基础。保卫私权、捍卫个人自由、以法治国以及问责政府或“追问制度”，已经成为无论是新闻还是评论的主流框架。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媒领域新的典范，是以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为意识型态的基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由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学者所传播和阐释的自由主义理念，其内在的偏差，也必然深刻地影响了传媒的偏向。
偏向一方面可能是传播的本质。因为大众传媒的文体特点本身无法容纳周密细致的论述，可能导致一种学术思想被简单地、甚至标签式、口号式地传播；另一方面，对名人和媒体熟脸孔的聚焦，也会导致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被放大。因此，就传媒表现来指出中国大陆自由主义偏差的任务是艰难、难免有漏洞的；大陆自由主义内部，毕竟并非如大众传播所呈现的那样铁板一块。譬如，秦晖始终希望能够提醒自由主义学者重视社会平等的取向，而张千帆等宪法学者则参与反性别歧视行动，崔卫平则更具有人文视野，她(几乎是媒体上可见的自由主义学者中唯一的)对中国本土的性别文化与等级制的纠缠有很深的洞见。
但无论如何，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确实表现出了他们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大众传播中更加明确、影响更加深远。我常常疑惑：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人权概念应该优先于女权，甚至消解女权的必要性？为什么他们都相对鄙薄(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平等的价值、认为自由和平等相冲突而不能兼顾(惯常说法是平等伤害自由，“走向奴役之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性别人权议题，并且时时站在性别平权的反面？
我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答这些问题：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之间原本存在的紧张，在自由主义被中国知识分子“拿来”的过程中被照单全收；在中国后社会主义阶段的剧烈历史变迁中，中国男性知识精英成为受益者，却缺乏对自身社会位置的敏感和性别特权的自省；与此相关地，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固执于特定的阶级认同和精英思维，对于社会经济平等议题有意回避，甚至将其视为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实验的一部分或与之对立的左派阵营的主张，因此平等议题，尤其是阶级与性别议题，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排斥。但与此同时，中国女权主义发展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例如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大于问责，女权议题和其他社会运动普遍表现出的非政治化倾向，以及缺乏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理论对话与批判，在在都造成了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疏离。
“人权”与“女权”
我本人与从事性别研究或是女权运动的朋友们有着高度雷同的经验，就是不止一次面对自由派友人——多是学者和媒体人的质问：“人权就够了，为什么还要主张女权？”“没有人权，怎么会有女权？要争取女权必须在有了人权以后。”“中国的女权已经走过头了。”
这些质问隐含了两个问题。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人权的理解有偏，仅仅将人权视为一种抽象的、原则性的，通常是指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均质的”政治权利；他们并没有把人权视为针对个人克服各种社会压迫与歧视而进行生活各种运作(functionings)的能力(capabilities) 所提供的保障，而由于每个人身处的先天条件和社会结构并不一样，所以人权所提供的保障必须因人、因处境及需要不同而呈现多样的内容。二，更糟糕的可能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人”的想像仍然停留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有产阶级男性假设，女权被视为不属于公共领域的私人和“特殊”的议题(正如麦金侬喜欢说的：“女人” 尚无法用来称呼一种作为人的方式)，在现阶段缺乏重要性，或至少是在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之后的“第二阶段”的议题。至于女权过头论，我会在后面详谈。
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张，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为什么自由主义的理论概念一方面可以用来为性别平等辩护，一方面又往往用来反对女权，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从基本理论概念到方法论，已经提出了很多批判。
尽管内部有着复杂的辩论，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大致是：理性和自利的个人；自治的个体和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和私权的保障；平等与社会正义。女权主义的很多诉求，都和自由主义的两项基本价值——个人自主与平等——分不开。而自由主义的基本制度设计，在历史上，也是大大提升了两性平等(如基本权利、政治参与权、工作机会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并不是对立的；相反，不少女权主义学者都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对于女权主义非常重要，或者说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共用某些基本的原则，尤其是个人作为平等与自由的存在，必须从生而由之的等级束缚中解脱的愿景 。
不过，女权主义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自由主义理论尚存的诸多不足之处，并在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辩论中，帮助其完善和深化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
首先是，自由主义将社会生活截然二分为公、私领域，前者包括政治生活与市场，后者包括私人关系与家庭；前者是男性主导的领域，而后者是个人社会化同时也是性别化的学校、妇女受到父权压迫的场所，并且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直接影响到妇女投入社会工作的“能力”。这时候，自由主义无意挑战私领域中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它与性别等级制度言和的一种方式；从而妇女所面临的压迫和屈从地位，被排除在政治领域的考量之外 。这种二元对立导致了的对妇女权利和家庭领域正义的排除，正是女权运动要反对的目标。女权运动第二波“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性政治”呼求出现，是女权主义对自由主义公╱私二分逻辑的集中反思。
再如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理性、自利的人的假设，其实架空了人们的行为难以脱离的社会结构。如施瓦兹曼认为，自由主义理论的抽象化，遮蔽了特殊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权力、财富的不平等；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更倾向于将个人视为独立的、自主的选择者，而不是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群体成员 。奥金表示，这个抽象的假设对于性别隔离的现实中人们的真实情况没有说明力；男尊女卑的性别制度的社会化过程和角色期待，通常让妇女更倾向于不主张自己的公平的份额，更倾向于将其家庭成员的需要列为考虑的优先选项；甚至为了家庭承诺而改变自己的整个生命过程 。
此外，麦金侬指出，相对于为被压迫的弱势群体赢得平等，权利的效应更多是维护现存的权力结构。“那些对他人拥有权力的人常把他们的权力叫『权利』。” 社会变化、政策调整会侵蚀重要的“权利”，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的典型说辞。
以上尽管是国外学者的讨论，但基本上也说明了在中国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疏离。公私领域二元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妇女权利相关的议题如家暴与婚内强奸，很少受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注(最近性别学者方刚召唤微博的男性名人参与推动反家暴立法，却无一人参与，即是一个例证)；与此相关的，性别不平等被当成一种合理的差异，借口“差异”与“多元”，为机会的不平等进行辩护。此外，在网路空间主要由男性学者发起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议题，只强调在捍卫家庭的私权的前提下，反对国家暴力，要求将生育权还给家庭(而非妇女)，却不讨论妇女在父权家庭压力下被迫多次生产以求男胎的现象，并且还直接从美国引进了反堕胎议题，企图以胎儿人权的名义，干涉妇女的自由选择权。自由主义论述对于仅在政治权利上平等的“自由人”之间仍然存在的权力关系习焉不察，于是，职场性骚扰和性侵害议题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权利议题来讨论，因为以自由主义的眼光来看，在没有暴力胁迫的前提下，人们是有自由意志的，那些受害的女性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招致恶果。
男性知识分子：缺乏自省的性别红利受益者
正义在家庭、工作场所这些不透明的场所止步，以“私领域”和“企业自主管理”为口实压制妇女人权，也许如纳斯鲍姆所言，并非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某些自由主义思想家没有将自由主义理论思考贯彻到底的结果——他们在这些领域事实上不够“个人主义”，而是将一些集体或者机构的整合与和谐视为高于某些个体的权利，没有追问其中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实现状况如何。譬如，关于家庭，自由主义思想家没能如此追问，纳斯鲍姆的推论是，也许他们关注的是男性的自治与自由，希望在这些领域给男性留出足够的余地 。
因此，除了学理层面原因，男性知识分子整体缺乏对男性精英性别特权的自我反省，可能是自由主义对女权议题表现疏离和反动的主要原因。不过，必须强调，在中国大陆，对女权不友善，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真相不了解也没兴趣了解，是中国当下新左、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几种思潮共同的特色。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如果从所带来的社会性别影响评估，是一种资本主义父权统治形式的复兴。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以避免“单位办社会”的效率理由，大举撤出社会福利领域(如单位食堂、托儿所、幼稚园纷纷停办，但主要集中于企业，政府机构仍然保持这些福利)，对妇女的影响极为不利。一方面是国企改制带来女工为主体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是缺乏权益保障的年轻未婚女工占据沿海工业区流水线七成比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重新被性别化(已婚留守妇女支撑的农业和农村社区；流水线生产和商业、服务业使大量性别岗位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市场所需要的消费主义话语兴起，成为对女性传统家庭角色扮演、身体形象追求上的“女人味儿”性别话语的强大载体，形成强大的规训力量 。
市场确实也使个人权利和私人生活领域重新有了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在国家女权主义框架下妇女问题是有公共性的(虽然被当成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在改革之后则被重新打回私领域。城市女工下岗，农村妇女失地，妇女政治参与不足，职场歧视、劳动权受损和性骚扰越演越烈，熟人性侵害和家暴惩治不力，对于妇女而言，这些问题既是个人困境，也是需要政治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可是，这些政治问题在大多数关心公共议题的男性知识分子那里是看不见的；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中国女权“过头”——超前，或者淩驾于男性。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一部分在政治上受到打压，但进入1990年代，随着国家进一步将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体系市场化，1980年代曾经出现的“脑体倒挂”迅速变成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中国梦。比起工农阶级，知识分子在经济改革中受益更多。在一个性别歧视仍然严重的社会，当女性相对被剥夺，男性知识分子就成为重新性别化的劳动和私人领域的受益者。
当然，劳动和私人领域的重新性别化过程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对国家旧有体制提出批判的同时，男性知识分子唯一不曾批判的，是自己在其中分享红利的性别制度；事实上，他们认为性别红利还太少，并归因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妇女解放，认为那应该作为失败的社会主义实验的一部分，予以彻底抛弃。1994年，中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刊出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文章〈男女平等的社会学反思〉，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国家以“一种强大的行政力量，通过扶助弱者压制强者，干扰破坏着家庭中强者和弱者的正常分工。甚至使得弱者误以为自己不弱，强者丧失了应有的自信心” 。他认为，男女平等是一种牺牲效率来照顾公平的做法，男女同工同酬“是荒诞的平均主义原则”；“政治推动的中国妇女解放”，“ 使中国『失去了』男子汉”，“也使中国失去了自己的女性”，并导致中国“混乱无序” 。
值得注意的是，彼时郑也夫提出“平等是权利，而不是结果”，社会在女子的态度应该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也就是对其成就“不施以人为的压制”，“也不施以人为的扶持”；这不啻是说，不可以通过制度保障实质平等。这其实是中国式自由主义思想的共识——如刘军宁就说：“自由主义对平等的理想既十分同情，又十分警惕。它信奉的是权利的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 而在郑文引起的社会学界大讨论中，另一位社会学家孙立平则主张，解决中国当时就业问题代价最小的手段，是让占据工作岗位的妇女回家。当时，“效率与公平”是讨论经济改革的热门词汇。牺牲对女性的公平，来成全市场化改革条件下的“社会的效率”，在男性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
这样的“自由”论述，是对公有制时期缩小阶级和性别等级实践的反弹和颠覆。原有的制度固然缺乏资本的效率，但是为了恢复“效率”，却完全不惜牺牲作为“她者”的女性已经取得的职业空间和社会地位(这对于女性来说，既是平等，也是自由)——在这儿，自由主义成为一部分人“增加自己红利”的舆论武器 ，被用来扩大市场经济时期的性别等级。
没有迹象表明关注制度问题的男性知识分子，在性别等级扩大问题上比1994年有多少进步。如果仔细梳理主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关于女性权益、性别公正的文章几乎没有，而对妇女解放、性别人权却误解甚多。从一些只言片语，大致可以了解男性知识分子对性别议题的态度。如，甘阳曾提到性别、种族、同性恋和酷儿理论，都是“鸡毛蒜皮”；秋风也曾提到过跨性别议题是西方人设定的议题(尽管中国跨性别群体真实存在，并且相关的民间行动已经成规模) 。自由派专栏作家许知远曾在一篇随笔里如此提到中国妇女解放：“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生硬的女权主义者拚命挤压着女人身上的芬芳的汁液，把她们变得勇敢却干燥起来，她们错误地把男性化的行为与倾向理解成坚强。”他也在一个青年研习营任导师时，明确表示不喜欢女权主义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原因是不欣赏所谓“受害者心态”。这显然是源自于对中国妇运历史的反感。这段历史导致了大批妇女获得平等就学就业机会，在众多领域成为挑战男性精英垄断权的社会力量 ，因此成为当代男性精英焦虑的源头之一。
如果说专门著文谈性别，我所看到的只有两位自由主义男性知识分子。一位是最近转型为国家—民族主义者的摩罗，2007年曾经在《南方周末》文化版发表长文，批评中国的妇女解放伤害了妇女的“母性”；同样地，他对妇女运动字里行间充满怨气，认为“也许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导致这种(母性)倒退的重要原因”。 无独有偶，秋风也在报纸撰文，建言育婴假，不过他强调：“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打破现代迷信，女性的第一角色不是劳动力，而是女性、母亲。”这些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社会角色的理解是本质论的；他们除了“保护母性”之外，对中国女性面对的歧视全然无感，并且对她们应该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全然漠视。早在一百多年前，小弥尔就曾经断言，将一切奴役、统治的关系，包括性别不平等，归咎于“自然”与“人性”，是既得利益者捍卫其利益的通用借口 。但遗憾的是，古典理论家对性别平等的关切并未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重视。希望将妇女群体固定到本质化的家庭角色上的秋风和摩罗，事实上都告别了自由主义，而更多的大陆自由主义学者，对性别议题不置一词，或者如小弥尔批判的那样，将性别差异造成的权利不平等自然化。这似乎确实印证了女权主义圈子的朋友们的老生常谈：“对性别议题的态度，能够检验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
前述的自由主义面对差异的短板，中国自由主义照单全收。然而，如前文所述，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本身又有亲和的一面，自由主义政治实践在历史上对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起到了扩权作用，正如奥金所说，自由主义对等级制的拒绝和强调个体自由与平等，对于女权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奥金也强调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女权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设置了一些概念工具，如“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总之，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有利于接纳女权主义的批判，或者嫁接女权主义的价值与方法论，进行更加多元化的修正——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即是这种修正的努力。
自由主义理论家中，与女权主义有着较多“重叠共识”或者至少是对话基础的，首推德沃金和罗尔斯两位。然而，这两位因为其对实质平等的强调，却基本上被排除出(大众传播的)中国自由主义主流的视野。虽然中国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多元分野，如秦晖就力图调和左右立场形成共识；但通过新兴市场化媒体和网路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仍然较集中于自由至上主义。
我认为秋风 所描述的中国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表里，至少在1990年代是事实。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都推崇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法治等原则，这也是政治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传播的原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左和右的风险都在，但主要是反左。因此，当自由主义者在媒体上反思乌托邦、反思文革和法国大革命，仍然能够有一定言论空间；以反思文革、平均主义、极权主义为起点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传播，在备用西方理论的过程中，重点不免集中在个人自由和警惕利维坦，将平等、社会福利视为不成功的共产主义实验的产物，予以回避。
譬如，任剑涛认为 ，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 强调社会公正，兼顾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更容易回应中国的政治现实，或者更接近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便加以采纳。他从西方先自由、后公正的“历史—逻辑次序”，推断中国也必须在有了自由权利的基本制度保障——自由民主宪政——之后，才能继续考虑公正的价值。这也能解释，为何“有了人权才会有女权”(在这一点上，这些自由主义者同男权共产主义者如出一辙：“先有阶级的解放然后才有妇女的解放”是男权共产党人的经典论点)。而刘军宁的美国式保守主义立场更是为人熟知。他最近直言周保松推崇罗尔斯正义理论、批判市场对自由产生妨碍，不是“正宗”的自由主义者，而笔者也曾耳闻一些自由派媒体人认为罗尔斯“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在中国一些自由派那里，社会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污名的标签，或不假思索一定要从社会政治蓝图中排除的选项)。
199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辩论中，自由主义被自己的敌人塑造的特点更加明显，成为相对应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到现在为止，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仍然认为平等和社会福利是“左派”禁脔。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个纯粹的、在资源配置上几乎无所不能的“自由市场”，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充满警惕与怀疑，唯恐带来共产主义和极权政治的复辟，却不能理解，在威权国家一手缔造的既缺乏独立性又缺乏足够社会规制力量的中国式市场经济下，社会公正不仅对于每个个体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国家顺利走向民主化的根基。
此外，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精英色彩十分浓厚，刘军宁和任剑涛在最近的讨论中都再次强调了政治、经济精英的作用。譬如，刘军宁认为，“自由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取决于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必须是双方内在需求的结合，形成了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让刘军宁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关系在目前的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现在企业家首先考虑的是和政府的关系，其次是财产的安全，再就是如何和政府继续度蜜月。”
也许是来自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被收编和迫害历史的寒蝉效应，尽管企业家群体热衷于与权力结合让他们失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坚持阶级认同：他们假设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成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虽然比较政治研究证实了这并非普世的历史规律，如Rueschemeyer等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一书提出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通常支持威权统治者，甚至反对民主化；而被支配阶级联盟的发展和动员促成了民主化。看起来，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对于政治变革的观点，似乎是要为了理论的纯粹性和逻辑的统一，必须舍弃现代自由主义对现代社会更为贴切的论述，而回到民主的老作坊里，只是为了建造一个“纯正古法工艺”的西方式民主国家。
既然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精英之间的合作互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刻板地从政治自由角度思考当下问题，而忽略其他非男性精英群体面对的困境的多重原因——阶级、性别、种族和文化认同，也忽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综合手段和多元的社会力量。
政治经济精英主导和统治的社会改革蓝图，不考虑公正的自由民主，回避福利的有限国家，是否是资产阶级之外的中国人的愿景？这个蓝图对相对弱势的群体是有排斥性的；对于坚持女权主义立场的人，它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答案。女性在性别等级制度中的屈从地位，注定她们与同阶级的男性处于不同的竞争起点，无法从“纯粹自由市场”中得到平等机会；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劳动力和人的(免费的)再生产工作，必然使她们有更加迫切的社会福利需求。并且，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压迫是通过不同的压迫力量——如政权、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的交叠——而实施并且合理化，对等级制的不再追问和阶级利益上的保守，意味着这样的改革方案并非诉诸于所有人的解放，而仍为特权留出空间；无论是作为社会运动还是理论研究，女权主义都强调个体的意识觉悟，强调主体性和赋权，也就是说，强调每一个公民广义的政治参与。在这个意义上，排他的精英民主本身意味着非民主。
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现在公民维权行动领域的行动者，都在践行自由主义的理念。自由主义学者在大众传播上的努力，确实启蒙了公众；在公民行动领域的行动者，与自由主义有着重叠共识：希望有一个问责的政府，有着不受国家支配的、社会力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以及法治体系。然而，这些维权实践背后的理论脉络非常多元，工、农和女权主义运动涉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公平贸易、社区合作经济和环保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倾向，都超过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述的范围；并且这些运动本身的理念和形式，都强调公民参与而不是精英治理。中国当代自由主义学者也许应该针对公民行动，寻找真实存在的社会变革力量，并从她们的实践中形成本土政治理论思考。
“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
中国民间女权主义的重新出发，跟1995年世妇会以及非政府组织论坛在北京召开有直接关系。为了应对非政府组织论坛，官方催生或容忍了一批民间妇女组织，这次会议也带来中国当代NGO的滥觞。世妇会的档次以及相关交流机会，促进了跨国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以福特基金会为主的国际基金会资助在中国的高校学科体系中设置性别学程；另一方面，无论是妇联系统，还是新生的妇女NGO，都受到国际资金和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
中国官方对于国际人权框架和NGO国际参与的态度，第四次世妇会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官方发现，非政府组织论坛最后并未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责难，反而是反对西方霸权的一个平台。因此，女权主义和NGO的发展，是国家与国际社会基于策略的讲和 。从此之后，中国的NGO主要是利用国际法框架，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在女权行动领域，主要是利用中国在1980年签署的《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联合国审查机制，与官方的妇联系统合作，在不同领域增进妇女的权利。
《消歧公约》诉求实质平等，并要求国家承担消除歧视的责任。无论是关于国家消歧责任，还是基于平等与人权的行动方案，大多来自国外的当代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学者的论述；也就是说，当代女权主义行动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当代自由主义，却不被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认可和重视，这是值得警觉的吊诡，也暗示了中国自由主义与国外自由主义思潮之间的落差。遗憾的是，即便是《零八宪章》，也并没有明列国家反歧视责任条款。
另一方面，除了自由主义的主轴，中国的女权主义的行动领域也呈现了多元态势——既有政策宣导和立法游说，也有针对基层妇女的各类经济赋权和社区参与项目，还有媒体和文化领域的创新改造，以及独立发展的跨性别运动。这种多元共存的生态，导致了女权主义理论的不同流派——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和同女女权主义 等在中国的共时性——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以外产生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地域范围的女权主义行动和理念，在中国被同时存在、但侧重点不同的女权运动仿效和在地化。对于女权主义希望争取的这种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在内的“复合的人权”，大陆自由主义的论述与之鲜有交集。
中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妇女解放问题发表党内决议文的党派，男女平等是中共的政治正当性基础之一。加上政府对国际社会有着促进人权和消除歧视的承诺(实际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中国女权主义行动对政府以合作为主问责为辅(或者说以合作取代问责；除了去年刚刚兴起的“青年女权主义行动者”的一系列问责与针对大众的倡导行动)。这是目前政治架构下的策略——“在朝”比“在野”的政治力量更有动力维护性别平等。一方面高层次、全国性的政策、立法倡导项目都要嵌入国家的政策和官方意识型态，并主要由妇联组织出面，在妇联系统、国家控制的学院体制外的女权主义者非常少；另一方面体制外的女权主义者在目前基层社区受控于政府的情形下，仍然要依赖妇联的组织体系，去进行各种基层妇女经济赋权、社区政治参与和法律维权等项目。
因此，中国女权运动尽量避免政治化，女权主义学者在体制内寻求最大限度的改善，在对既往体制资源进行梳理和批判的前提下，寻求与政府之间的安全的合作；体制内主要的追求妇女权利的手段，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意识”。体制内的女权学者无法提出与体制不同调的制度设想，女权运动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和制度论述，因此，从政治哲学高度上与其他社会政治思潮对话的非常稀少。当然，这种与政府既有协商、又有紧张的“嵌入式行动主义”，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 。
女权主义本身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复杂性，性别平等政策和立法倡导项目运作过于“国家化”，动员群众不足，是全社会包括自由主义社群对其不了解的原因。
中国女权主义目前面对的两难，一边是选择与国家合作——这意味着国际法架构的保障，但由于缺乏对政府的有效问责途径，并且不被允许动员草根力量而仅充当国家回应国际社会要求的助手，各种女权行动仅仅停留于“项目”层面，无力促成妇联和政府系统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效率不彰，且缺乏机制保障；另一边是诉求政治改革，依托政治自由和法治框架提供的机会，来实现女权议程。不过，这并不是目前的中国妇运的选择：政策法律倡导者希望与政府取得互信；部分持社会主义倾向的女权学者和参与第三世界国际行动者对西方霸权疑虑重重；草根NGO只希望夹缝求存，中国主流的自由主义话语，对处于阶级、性别和民族交叉不利地位的她们遗忘最多。
制度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对社会缺乏回应性的政府和妇联组织难以被民间女权行动改变，甚至妇联系统本身仍然缺乏将女性作为主体而非“帮扶对象”的意识，工作理念和手法反而强化男权观念；而法治和基本政治自由的缺乏，也让女权主义备受掣肘。这类事件不胜枚举。如马小朵在北京城郊的流动妇女社区服务机构在奥运前后不得不停止工作；又如艾晓明教授出于关注女村民政治参与的初衷进入广州郊区的太石村，最后却成为这一村民自治运动中最后一名被歹徒暴力威胁和驱逐的历史记录者；再如女权律师介入上访者李蕊蕊被非法拘押访民的黑监狱看守强奸案，却带来她们的妇女法律援助机构本身的合法性危机。这些女权行动者的故事表明，一旦跨越“帮忙”而涉嫌“添乱”，进入卖血感染艾滋、计划生育野蛮执法、基层民主或者访民等政治敏感的议题，妇女权利诉求在官方就失去了合法性。如果要将性别平权的原则一以贯之，那么不可能不考虑国家民主化的问题。
一百年前，中国(男)人在一种“亡国奴”的焦虑状态中，在自卑与自强的交织中以西方为师，并且强烈批判传统父权文化，这使得女权可能成为西方先进性的一部分被接纳，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男女平权曾经是大多数辛亥到五四一代政治家和思想家至少在台面上对于“建国问题”的共识；女权主义者也积极地参与各种国家论述，提出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不同的政治方案。
而在今天，尽管民间女权运动的国际法框架、相关论述以及诉诸于政策法律倡导的行动取向，主要是凭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但几乎从未得到国内自由主义者的支持；相反，希望政治进步和改革的自由主义阵营，将性别问题排斥于“建国问题”之外，暧昧地维持现状，甚至支援传统父权的复辟。这种状况的延续，意味着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一半人口的平等权利主张悬置——这样的一种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到底有什么意义？反过来，女权主义应该发展出怎样的一种政治论述，来对“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的不足进行批判？
在中国当下的脉络中，女权主义和社会运动，以及自由主义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和辩论。权利、平等与自由的理念、民主宪政的愿景，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垄断。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仍然固执他们的父权、异性恋中心和亲资本的阶级立场，那么他们可能失去很多有行动能力的同盟者，更重要的是，失去一种对更合理、更多元和丰富的中国社会的想像。
不是黑箱作業，參考歐洲的相關政策就可以了
那麼歐洲的標準又一定適用於所有人？
我想向你提問你關於Hollywood男女演員酬勞問題，女演員的薪酬被認為普遍遭受到性別歧視而偏低，你如何看待？ 又另外如男女運動賽事中，女性運動的獎金等等都比男性低，你又如何看待？
那麼歐洲的標準又一定適用於所有人？我想向你提問你關於Hollywood男女演員酬勞問題，女演員的薪酬...以女權狀況相對良好的歐洲作為目標有問題？又扯上「適用」問題？那是不是要來一個「中國特色女權」？演員的薪酬主要是根據其知名度和支持者，運動賽事的獎金主要是根據贊助商，男性運動賽事較商業化有更多贊助，這些都是正常的商業行為。
我觉得真正女权并不是平权，是一个女性她可以自由的选择她想要的生活方式，不受性别的拘束。
比如，一个女性她可以选择做家庭主妇，也可以做企业董事长。她可以自由的选择她喜欢的生活方式，不受任何人所歧视。
同样，我们必须正视男女之间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比如有些人智商就是高，有些人就是力气大，有些人就是女人，有些人就是男人。我们没有要抹平这些差异，相反我们需要这些人发挥各自的优势，且用更加包容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差异。最后总有人收入高，总有人收入低，我们只需在再分配上面给予更多的平衡就好。
比如，一个女性她可以选择做家庭主妇，也可以做企业董事长。她可以自由的选择她喜欢的生活方式，不受任何人所歧视。
同样，我们必须正视男女之间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比如有些人智商就是高，有些人就是力气大，有些人就是女人，有些人就是男人。我们没有要抹平这些差异，相反我们需要这些人发挥各自的优势，且用更加包容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差异。最后总有人收入高，总有人收入低，我们只需在再分配上面给予更多的平衡就好。
和楼主有同样的感受。因为整个中文舆论环境对女权主义的污名化，比起女权主义者，我更倾向于称呼自己为女性主义者。
是不自知，一个厕所问题就已经反映出很多事情
从来不用排队而且实际厕所（小便器）数量还比女厕多
就跟京沪考生觉得自己就是应该被分配很多名额一样理所当然
从来不用排队而且实际厕所（小便器）数量还比女厕多
就跟京沪考生觉得自己就是应该被分配很多名额一样理所当然
我觉得真正的男女平等应该是尽量撕掉性别标签去讨论问题本身，当代社会其实大部分的工作生活已经没那么强调性别差异了，然而目前国内一有什么新闻第一时间就是挂上性别标签，这样反而加深男女性别之间理念的误解
以女權狀況相對良好的歐洲作為目標有問題？又扯上「適用」問題？那是不是要來一個「中國特色女權」？演員的...
商業行為，那就是區別化對待，你一直所說的中心要旨是什麼？運動與演藝就是最大的同工不同酬，你在支持什麼？
叫女权不叫平权当然是因为你说平权谁知道你要平哪个权呢?不平等的东西多了。
女权主义，就是争取女性权利/权益的主义，任何要求女利/女尊的都不叫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支持女权主义的人可能反对同志，就像一个基督徒可能支持同志一样。
如果有人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号却要求女尊/性别红利，大家应该可以直接辨别"ta不是女权主义者"，而不是"你看女权都是假的"。毕竟看到符合自己的预设就高潮而不是先辨别是非是小粉红才会做的事，各位反贼应该不会犯同样的错吧👌
女权主义，就是争取女性权利/权益的主义，任何要求女利/女尊的都不叫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支持女权主义的人可能反对同志，就像一个基督徒可能支持同志一样。
如果有人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号却要求女尊/性别红利，大家应该可以直接辨别"ta不是女权主义者"，而不是"你看女权都是假的"。毕竟看到符合自己的预设就高潮而不是先辨别是非是小粉红才会做的事，各位反贼应该不会犯同样的错吧👌
就像環保是一門生意，女權也是一門生意
一部分女權人士去為香港被輪奸女手足討公道了
另一部分在這裏靈魂拷問底層男性只因爲他們多長了一根小丁丁
另一部分在這裏靈魂拷問底層男性只因爲他們多長了一根小丁丁
我覺得有的人會認為「女性權利已經很好」是因為沒有分辨哪些是女性真正的權利，哪些是「父權紅利」的關係。即使是奴隸，也是要偶爾給他們一些甜頭或精神上的支持，更何況女性了。
另外我覺得會反對其他性傾向、反對其他性別氣質的人也不算女權主義者......應該說，我認知的「女權」更接近於「平權」吧？之前歐美有一群人反對神力女超人（中國是叫神奇女俠的樣子？），我也覺得那些人不算「女權主義者」，因為假如有個女性剛好生了符合「男性凝視」標準的身體，難道她就因此不被允許展示自己的身體了嗎？太奇怪了吧？因噎廢食呀這個XD
另外我覺得會反對其他性傾向、反對其他性別氣質的人也不算女權主義者......應該說，我認知的「女權」更接近於「平權」吧？之前歐美有一群人反對神力女超人（中國是叫神奇女俠的樣子？），我也覺得那些人不算「女權主義者」，因為假如有個女性剛好生了符合「男性凝視」標準的身體，難道她就因此不被允許展示自己的身體了嗎？太奇怪了吧？因噎廢食呀這個XD
但凡自称女权的，就是女权主义者，谁也没有权利开除她们的“女籍”
噗，中国男人没钱的话连人都不算，争什么男权？中国人最可笑的一点就是，明明连人的资格都还没争到，却大骂男人不重视女权。
已隐藏
我建议你多逛逛微博，豆瓣等社交软件，真正认识一下中国的女拳是怎么样的，她们是女拳，而不是女权。
她们的价值观就是反人类的
她们的价值观就是反人类的
墙内上层男性确实享受了性别优势。但是大部分中下层男性并没有享受到性别优势，特别是新时代的年轻人，反而男性这个性别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我深刻反思了，并没有享受你所说的隐性优势
这个社会本身就是父权私有制社会。要构建女权就要摧毁现有的世界。如果你说的女权是父权社会的女权，有什么意义？母系社会，人类社会发展遇到过那个时期，它因为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已经被淘汰了。
法律、道德、国家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私有制建立在父系社会之上。 哲学有一门课程叫伦理学，伦理学研究的就是道德逻辑。儒家的父父子子没有道德逻辑，他就是不道德。谁反对女权最激烈？沙特女性。你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那就是女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他要摧毁的是男权社会的道德逻辑。婚姻本身就是私有制的一部分，妻子和孩子本身就是这个制度中的一种形式。男人愿意付出代价，这就是私有制的基础，这就是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我们这个社会，当然不包括原始社会，都是一元社会，这个一元就是父系。你们需要思考的终极问题，人为什么要劳动。
英国出现女王以后，英国女性开始拥有部分财产，于是出现了很多女光棍。这就是保守主义说的财产自由，灵魂才能自由。你不结婚，再或者你养一个家庭妇男，也就是小白脸，你就可以实现你说的女权或平权了，但这并不代表你能改变社会。你自己不愿意付出劳动力，还要求不切实际的权力，从逻辑上就不可能。
法律、道德、国家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私有制建立在父系社会之上。 哲学有一门课程叫伦理学，伦理学研究的就是道德逻辑。儒家的父父子子没有道德逻辑，他就是不道德。谁反对女权最激烈？沙特女性。你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那就是女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他要摧毁的是男权社会的道德逻辑。婚姻本身就是私有制的一部分，妻子和孩子本身就是这个制度中的一种形式。男人愿意付出代价，这就是私有制的基础，这就是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我们这个社会，当然不包括原始社会，都是一元社会，这个一元就是父系。你们需要思考的终极问题，人为什么要劳动。
英国出现女王以后，英国女性开始拥有部分财产，于是出现了很多女光棍。这就是保守主义说的财产自由，灵魂才能自由。你不结婚，再或者你养一个家庭妇男，也就是小白脸，你就可以实现你说的女权或平权了，但这并不代表你能改变社会。你自己不愿意付出劳动力，还要求不切实际的权力，从逻辑上就不可能。
中国的女权逻辑大约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女性被男性打压（属实）→女人相比男性是弱势群体（部分属实）→即便我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我也认为自己是男性社会的受害者（臆想）。
呵呵哒12345
观察
当剥削完了，女权再来剥削一遍。不能换波羊吗
封建父權社會的遺毒。不過別説你國了，那些綠教國和拉美的天主教國也沒有好到哪裏去。但是那些有民主自由的國家還可以慢慢改善， 桂枝就難了。
我不认同女性需要男人补偿的说法，这不公平，也是在歧视双方。女人天生比男人弱吗？男人天生欠女人的吗？
你觉得女性弱势需要帮助，你可以请求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比如说带薪产假、月经期间带薪休假、生育补贴等等，但是请不要用“男人补偿女性”这个说法，男人天生不欠女性的！
我认为发展权上的男女平等应该是机会平等，比如说在脑力劳动中，男女面试平等对待，无论招聘男女都用同样的任职条件，同工同酬，不歧视不偏袒。
当然，体力上女性普遍不如男性，这是客观事实。所以在体力劳动中，我认为资本家应该对女性给予一定的照顾，尽量安排相对轻松一些的体力活给女性做，比如男性来搬桌子，女性来擦桌子。。。。不过我猜很多女孩子都不喜欢体力活？最终还是男性承包大多数体力活。体力弱势对女性找工作的影响并不大，毕竟体力活一般不用女孩子来做，而幼师、护士、教师、秘书文员财务等职业女性居多，总的来说还是公平的。
你觉得女性弱势需要帮助，你可以请求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比如说带薪产假、月经期间带薪休假、生育补贴等等，但是请不要用“男人补偿女性”这个说法，男人天生不欠女性的！
我认为发展权上的男女平等应该是机会平等，比如说在脑力劳动中，男女面试平等对待，无论招聘男女都用同样的任职条件，同工同酬，不歧视不偏袒。
当然，体力上女性普遍不如男性，这是客观事实。所以在体力劳动中，我认为资本家应该对女性给予一定的照顾，尽量安排相对轻松一些的体力活给女性做，比如男性来搬桌子，女性来擦桌子。。。。不过我猜很多女孩子都不喜欢体力活？最终还是男性承包大多数体力活。体力弱势对女性找工作的影响并不大，毕竟体力活一般不用女孩子来做，而幼师、护士、教师、秘书文员财务等职业女性居多，总的来说还是公平的。
每次我看到品葱上有关女权的帖子，都会选择跳过不看，因为知道看了也是生气。
今天点开一看果然是乌烟瘴气，一般的论政帖子都会对贴主提供的观点进行回应，并且充分论证，每到女权，就是一堆狗屁不通 没有逻辑的以偏概全或者情绪性发言。
题主说关于职场、生育、家务分配的现状基本上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全是一帮男性在那自说自话“一部分女权怎么极端 怎么讨厌”“xx地方全都是女性掌权”（怎么得出的？数据呢？）“女性幻想自己被男权压迫”（会这样幻想的女性可真是多）
就算少部分女权再讨厌、要求的东西再多，又怎么影响了目前男性享有的特权了？更何况大部分女性还生活在没有平等权利（更不要说特权了）和混沌的思想中，更何况大部分女性追求的只是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要求多吗？）
这些人啊 自己知道道被共产党压迫人权的痛苦，却心安理得的无视和污名另一群想要免受不公的人，你们还想要自由民主？宁配吗？归根结底都是自己舒服了就想踩着别人罢了
今天点开一看果然是乌烟瘴气，一般的论政帖子都会对贴主提供的观点进行回应，并且充分论证，每到女权，就是一堆狗屁不通 没有逻辑的以偏概全或者情绪性发言。
题主说关于职场、生育、家务分配的现状基本上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全是一帮男性在那自说自话“一部分女权怎么极端 怎么讨厌”“xx地方全都是女性掌权”（怎么得出的？数据呢？）“女性幻想自己被男权压迫”（会这样幻想的女性可真是多）
就算少部分女权再讨厌、要求的东西再多，又怎么影响了目前男性享有的特权了？更何况大部分女性还生活在没有平等权利（更不要说特权了）和混沌的思想中，更何况大部分女性追求的只是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要求多吗？）
这些人啊 自己知道道被共产党压迫人权的痛苦，却心安理得的无视和污名另一群想要免受不公的人，你们还想要自由民主？宁配吗？归根结底都是自己舒服了就想踩着别人罢了
在品葱谈一次中国男女权。
西方历史上女性争的选举权到现在中国男女性都没有。且不说如今所谓的西方真女权怎么样，在中国真正苦逼受压迫的女性绝大多数是乡镇农村里的那些女性，那些地方的很多底层女性在家过的比男性悲惨我相信，至于城市里光鲜亮丽的女性，总体过的会比底层男性惨吗？当然不是。但媒体自媒体放大的基本都是城市女性城市女权。这就是问题所在，脱离当代中国实际，光看西方书籍和网络信息争吵没有任何用处。
还有一点，中共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用女权这个词，但明面上一直鼓吹男女平等，妇联妇女报之类为女性说话。有些男性愤青粉红网络反女权，但这从来不会是中共官方话语体系，去年绵阳网警就是踢到钉子了，反而被中共官媒驳斥了。中共是会打压有实际活动力的女权，但这是维护统治安全，而不是公开说自己立场反女权。在中共引导下，豆瓣小组等平台形成了一大批粉红女权。有些人指望活跃女权帮助打击中共是纯粹一厢情愿。
说到底，中国网络上的男女对立争吵，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更不可能有西方现实的活动空间，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对多数不富裕的中国人来说，两个人团结过日子也比一个人容易，互相尊重，彼此都好。
西方历史上女性争的选举权到现在中国男女性都没有。且不说如今所谓的西方真女权怎么样，在中国真正苦逼受压迫的女性绝大多数是乡镇农村里的那些女性，那些地方的很多底层女性在家过的比男性悲惨我相信，至于城市里光鲜亮丽的女性，总体过的会比底层男性惨吗？当然不是。但媒体自媒体放大的基本都是城市女性城市女权。这就是问题所在，脱离当代中国实际，光看西方书籍和网络信息争吵没有任何用处。
还有一点，中共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用女权这个词，但明面上一直鼓吹男女平等，妇联妇女报之类为女性说话。有些男性愤青粉红网络反女权，但这从来不会是中共官方话语体系，去年绵阳网警就是踢到钉子了，反而被中共官媒驳斥了。中共是会打压有实际活动力的女权，但这是维护统治安全，而不是公开说自己立场反女权。在中共引导下，豆瓣小组等平台形成了一大批粉红女权。有些人指望活跃女权帮助打击中共是纯粹一厢情愿。
说到底，中国网络上的男女对立争吵，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更不可能有西方现实的活动空间，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对多数不富裕的中国人来说，两个人团结过日子也比一个人容易，互相尊重，彼此都好。
女性弱势？黑人弱势？这么想的人才是真瞧不起女性，看不起黑人吧？
道理我都懂 为什么男性要比女性晚退休10年？
我支持女權，但反對偽女權。
爭取女性權益可以，但不可以剝削男性利益。很多時候，在爭取權益時，她們就要求男女平等，一面對粗重勞力工作，卻就認為應該男性做，把風度掛在口邊。又例如性方面，永遠把女性放在損失的一方，舉一個例子，雙方同樣是未成年，女權永遠只譴責聲討男的維護女的，即使該行為是雙方自願，如果只有女的未成年，她們聲討更囂，若相反呢，她們連呼吸聲真都似乎消失了。這些就是偽女權。
這種“縱容”，或者說是女性享有隱性而不自知的性別優勢，亦是元兇。法律上，男侵犯女會被控以較嚴重的罪，女侵犯男就控以較輕微的，甚至無法可依；生活上，看見有一些重物要搬，往往會叫男的，而不會叫女的；男打女，和女打男，坊間反應結果也不一樣；女性要求各付各，和男性要求各付各，你們又會如何觀感？社會早以有固定目光，認為女性是弱者，而給予各種方便。但拒絕被定型做弱者的偽女權，有否拒絕這些性別優勢？有否在要搬重物時不讓鬚眉，似乎沒有
真正的女權，爭取自己權益同時，也應同時爭取自己責任，也不該影響其他人利益。這就是男性不喜歡女權的原因。
爭取女性權益可以，但不可以剝削男性利益。很多時候，在爭取權益時，她們就要求男女平等，一面對粗重勞力工作，卻就認為應該男性做，把風度掛在口邊。又例如性方面，永遠把女性放在損失的一方，舉一個例子，雙方同樣是未成年，女權永遠只譴責聲討男的維護女的，即使該行為是雙方自願，如果只有女的未成年，她們聲討更囂，若相反呢，她們連呼吸聲真都似乎消失了。這些就是偽女權。
這種“縱容”，或者說是女性享有隱性而不自知的性別優勢，亦是元兇。法律上，男侵犯女會被控以較嚴重的罪，女侵犯男就控以較輕微的，甚至無法可依；生活上，看見有一些重物要搬，往往會叫男的，而不會叫女的；男打女，和女打男，坊間反應結果也不一樣；女性要求各付各，和男性要求各付各，你們又會如何觀感？社會早以有固定目光，認為女性是弱者，而給予各種方便。但拒絕被定型做弱者的偽女權，有否拒絕這些性別優勢？有否在要搬重物時不讓鬚眉，似乎沒有
真正的女權，爭取自己權益同時，也應同時爭取自己責任，也不該影響其他人利益。這就是男性不喜歡女權的原因。
女性有很多隱性的福利
女權主義者：都怪父權
共慘主義者：都怪資本
布爾什維克們能不能有點新花樣
共慘主義者：都怪資本
布爾什維克們能不能有點新花樣
第一，我同意女权应该追求的是平权，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我基本赞同西方的女权理念，除非那种为了经济利益动不动上纲上线扣“物化女性”帽子的极端团体
第二，匪国很多女性追求的所谓女权其实是为了抬高出卖自己的价码罢了，只想享受权利不想承担义务。我从不认为这种是女权，而是一种……在一个畸形的卖房市场中卖方长期坐地起价而由于市场被人为干预始无法自动调节从而达不到均衡价格的形态
第三，匪国连人权都没有，追求一个连地基都没有搭好的理想相当于去追求一个空中楼阁。没有人权，那就是政治地位和社会权利≈动物，动物追求女权不就相当于被饲养的畜牲追求雌雄平等(比如要求一样的饲料和牲舍，被屠宰的时候要一样的人道)。追求女权的前提……起码你得是个人吧，如果连人权都没有，那就是畜牲。公畜牲和母畜牲之间，还有什么平等不平等的？就算有吧，个人认为那这个应该属于动保协会的议题，不应在这里进行讨论
第二，匪国很多女性追求的所谓女权其实是为了抬高出卖自己的价码罢了，只想享受权利不想承担义务。我从不认为这种是女权，而是一种……在一个畸形的卖房市场中卖方长期坐地起价而由于市场被人为干预始无法自动调节从而达不到均衡价格的形态
第三，匪国连人权都没有，追求一个连地基都没有搭好的理想相当于去追求一个空中楼阁。没有人权，那就是政治地位和社会权利≈动物，动物追求女权不就相当于被饲养的畜牲追求雌雄平等(比如要求一样的饲料和牲舍，被屠宰的时候要一样的人道)。追求女权的前提……起码你得是个人吧，如果连人权都没有，那就是畜牲。公畜牲和母畜牲之间，还有什么平等不平等的？就算有吧，个人认为那这个应该属于动保协会的议题，不应在这里进行讨论
中国有男人？ ？？ 中国有男人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口了 说女人有福利的 哈哈哈 为什么是女权 是因为现在真正的男人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