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声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制度变迁

作者署名:红羊 本站id:黑暗魔羊


目录
1. 毛泽东的前17年(1949-1966):苏东系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党国体制确立与专制主义现代化
2. 毛泽东的后10年(1966-19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党专政”到个人独裁、极权主义成形
3. 邓江胡三代(1976-2012):带来繁荣的改革开放——专制资本主义
4. 习近平的新时代(2012-至今):“赤纳粹”崛起——走向极权资本主义 


前言
本文写作于2020年10月初,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已有71年的历史,但本文就将这碍眼的零头舍去了。
本文旨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基本社会制度的变迁历史。对于这段历史我们需要有清晰地梳理并给出明确的定位,因为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其实是极为模糊的。
对于这70年的历史,如果简单划为两半,那么可以分为毛泽东时代和从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开放时代;而若继续划分,则可将毛泽东时代划分为建国初的前17年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后10年,将改革开放时代划分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人的时代和习近平时代。本文就依此将这70年划分成这四个部分,在这四个部分的生灭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是,对于发生了什么变化,很多人并不明白。改革开放的支持者们认为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途一片光明;而毛泽东的支持者却认为毛泽东时代才是光明的时代,且后10年的“文革”更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而支持现当局的人却接受了“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说法,强行宣称这两个时代各有各的道理。而本文所要指出的,就是这三个观点里,前两个观点是错误的,第三个观点更是极度荒谬的。
这70年没一个时代是好时代,这是本文的基本观点。而这四个不同的时代,或大或小、各有各的黑暗。本文认为,毛泽东的前17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而在后10年实现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极权主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人执政期间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制度上则回归了中国共产党的专制,而到了习近平时代,则是继承了邓江胡的遗产,并把这份遗产往个人独裁和极权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了。
本文中可能会出现的几个概念也需要有所明确。因为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消灭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统治矛盾,因此“社会主义专制”和“专制社会主义”是可以混用的,其含义均是社会主义制度加专制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被认为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统治矛盾,那么这种经济生产的统治和在政治上的统治谁更具主导地位就必须要另外分清,因此“专制资本主义”、“资本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专制”是不一样的,前者的资本是被专制统治的对象之一,中者是资本控制专制政府,后者是资本对社会其他领域实行专制——至少本文暂且将这三者如此定义。专制主义是指在政治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绝对统治,而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认为是专制主义的最高级形态,它是要将这种绝对统治彻底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的。
红羊
2020年10月10日


一、毛泽东的前17年(1949-1966):苏东系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党国体制确立与专制主义现代化
从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所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从苏联、东欧继承而来的,它是以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其特点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是一方面要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在这个国家里用一个宣称代表了无产阶级或全体人民的政党来垄断政治权力,以实现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但事实很清楚,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实就是专制,因为他们的政治所排除的岂止是他们要鲜明反对的资产阶级,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也是被他们排除在外的,如果要给它一个名称那就是“社会主义专制”或者“专制社会主义”。
在毛泽东的前17年,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制地位,以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最大的那颗星象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其言下之意就是有中国共产党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或者共产党不在那个被四星追捧的位置上了,就没有中国人民共和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体的,这就是党国体制最好的象征。它同过去占领大陆、那时退守台湾的同为党国体制的中华民国是一样的,中国国民党的标志是青天白日,而中华民国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那时虽有行政、法律制度,但是一方面所以的制度本身都是围绕中共的所谓领导建立的,例如在当时的宪法之中,虽然从头到尾不断地强调“人民”,但其中还是写入了对中共领导的坚持;另一方面,在过往的革命历史中,中共建立了庞大的机构并且掌握了军队,这让他们即使是在制度不利于他们时还是有将制度压服的决定性的能力,他们在事实上的地位是要凌驾于一切制度之上的。
中共在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一党专政”的专制地位,而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国首先建立起了他的特殊地位。这个地位是这个样子的,在形象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开始了,毛泽东已经被塑造成了导师、大救星;而在权势上,他是中共的主席,居于核心地位,但是对于党内的其他高层来说,这时的毛泽东还不是完全不可能被取缔的。直到毛泽东的后10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的权势才达到了顶峰,真正成为了完美的神和不可能被赶下台的政客。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是现代化的专制,而且其现代化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晚清和蒋中正都对专制主义现代化有一定程度的实践,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了,而中共却是成功的。所谓专制的现代化,就是要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理论来实行专制。
现代化理论在中共的各种做法上都有体现,例如政党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产物。政党,尤其是列宁主义的政党,比起古代皇帝、贵族、官僚组成的专制统治集团,更容易建立起一个紧密的统合全体成员利益的围绕一个明确目的展开工作的集团,那么在其工作可达到的效率、工作可开展的地域广度、阶层深度都要强于前者。
现代的组织理论除了在中共党内有运用的体现,对于民众同样拥有。
首先是对民众成分的划分。他们将被他们追捧的无产阶级划分为最高尚的那一群人,而诸如“地富反坏右”则就是卑劣的,接着他们以此划分便作为了判定一个人好与坏的首先标准,坏者不仅在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源上出于一个不利地位,更要面临种种迫害。而且,这个划分不仅仅是针对个人的,基于“出身论”,这种划分是要延续至后代的。这里的成分划分,其标准是随现代革命而产生的,而“出身论”则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一种观念,但是对这个观念如此制度化的实践却是现代的行为。
再者例如中共对集会游行的利用。在自由世界,民众因自身的诉求自发地组织集会游行来表达意愿,而中共则通过组织民众集会游行来宣扬他们想要宣扬的意愿,即对中共和毛泽东的支持。
此外,毛泽东主张政治挂帅并且善于发动政治运动。即以打击反对中共的政治主张的名义对党内或者民间开展清洗,一方面或许确确实实地打击了有反对中共的想法的人,但另一方面大量地伤及了无辜,而这个伤及无辜对中共恰恰也是有利的。他们正是要通过渲染这种恐怖氛围让人们在不大情愿接受中共统治的情况下还是决定效忠而不选择反抗。例如在1957年的运动中,有很多人响应中共的号召给中共提批评意见——也许是中共一开始就打算“引蛇出洞”,也许中共真的是在看到这些批评后感觉到了危机,但不论怎样中共都对这些人和这些意见的存在感到了危险,于是随即就发动了“反右”运动。这种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在古代是从未有过的。
在科学技术上,现代技术被应用于服务统治,在当时最典型的就是报纸和广播。在纳粹德国,希特勒对此早就有过了实践,并且取得了成功。凭借报纸、广播,信息得以迅速、远程、广泛地传递,统治集团便可通过控制报纸、广播来向全国灌输他们的想法以及宣传领袖的形象,这为他们引导、控制民众的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
相对于信息的输出,还有信息的收集。电报、电话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人们的通讯,而统治集团则可借此建立起庞大的情报信息网络,让他们得以快速了解全国各地发生的情况并迅速做出应对。
现代技术的发展,让专制主义从过去的朴素形式到极权主义形式的转变成为了可能。在中共于前17年建立的这样一个专制制度下,极权主义已经初具规模了。

任何制度的建立都离不了武力作为最基础的支持,而中共最关键的武力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被他们称为人民的军队,但是他们却又称中共对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除非他们能证明中共和人民是绝对统一的——当然他们证明不了,他们能做到的只有让人民去和中共统一,即把不支持中共的人开除出人民,那么剩下的人民就和中共统一了。
解放军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扮演着极其不光彩的打手角色,这也确实充分体现了其暴力机器的本质,而且伴随着今后70年中共对专制制度的长期保持,解放军的这个性质在今后的70年里也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三年饥荒时期,军队被派往各村阻止民众采取自古以来人们面对饥荒时的常规做法——逃荒;1975年,军队被派往天安门镇压悼念周恩来却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的民众;1989年,军队又是被派往天安门镇压争取民主却被邓小平定性为“反革命”的民众……

无产阶级在这个时代被中共在文本上捧得极为尊贵,可是他们的处境究竟如何呢?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无产阶级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主人。多数的人民不再以无产阶级的身份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了,取而代之的,是以非权贵、官僚的身份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权贵、官僚的剥削与压迫。
这个压迫是比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还要残酷的。过去,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不会去严格地钳制无产阶级的思想,但是主张政治挂帅的中共却对民众展开了三番五次的清洗运动,以确保民众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绝对忠诚;过去,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虽会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但至少在和平年代,正常的生产秩序还可以进行,然而中共为了能够“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违背生产规律、破坏生产秩序,造成了亘古罕见的饥荒;再论分配的不公,过去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剥削无产阶级造成分配不公这是事实,但是中共同民众之间的分配照样严重不公,例如当全国正陷入饥荒之时,伟大领袖毛泽东宣布开始不吃肉——人们都快饿死了,他居然还有权利选择吃不吃肉,这是何等的不公平?
有的人怀念毛泽东时代,认为那个时候的无产阶级是有权利、有尊严的,待遇是好的。首先他们需要认清楚,在当时农民的生活极其不好,如果农民生活好的话后面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就站不住脚了;其次,关于他们所经常指出的工人的待遇,如果单从一个有限的视角去看当时的工人,或许确实可以得出工人境遇好的结论,但是这些人须要记住这样一点,解放的目标是要解放人,这个“人”是要全面发展的人,而不仅仅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人。无产阶级只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扮演受压迫者的角色,无产阶级被解放不意味着人被完全解放了,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相反可能被另一种更加严酷的统治所取代。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转变正是这一种取代,从原本的在生产关系上为主的统治,转变成了更为严酷的政治关系上的统治。因此单就观察工人的待遇根本说明不了什么,甚至就连农民的情况都说明不了,更别提社会整体的情况了。
其实,毛泽东和中共以及整个第三国际系恰恰都是利用了人们对于统治关系的无知,通过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来掩盖其他统治类型存在的事实,并趁此建立专制制度,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等名义之后以权贵、官僚的真实身份统治人民。


二、毛泽东的后10年(1966-19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党专政”到个人独裁、极权主义成形
这十年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但同对这个名字的熟悉形成反差的,是有很多的人理解不了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只能勉强地使自己坚信“无产阶级大民主”或者与之相对的“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这样的说法。
这场运动的起因与实质其实都很简单,而如果我们在理解它时从一开始就预设它有着什么高深的内涵,那当然也就会陷入困惑。很明显的一个会令人困惑的点就是,当时虽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口号,可是“造反派”们所反的仅仅只是夹在民众和毛泽东之间的官僚,拥有最高职位的毛泽东反而成了要保护的对象。难道造所谓“走资派”等群体的反是有理的,造毛泽东的反就变得无理了吗?一个身处最高位置的人居然可以领导一场彻底的造反,这无疑是十分荒唐的——而面对这么明显的矛盾,毛派从来都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讳莫如深,依旧只是顽固坚称这就是“民主”。而现今中共官方对此的说法则同样可疑,他们宣称是毛泽东错误的估计了形式,又被林彪、“四人帮”等反革命集团利用——就算毛泽东真的一开始如他们所说做了误判,可是又怎么可能仅仅只因为反革命集团的利用,就让这样一个表现如此汹涌的错误能够延续十年,且让毛泽东至死都不后悔呢?很明显,文革发展成那样,不仅仅只是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意图,而是恰恰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心意的。

其实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与实质就是一场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但是同古代任何一场权斗都大为不同的,一是中共的权斗总是需要拿一层“路线斗争”的皮进行掩盖,二是一些前所未有的方式、工具被应用到了权斗之上,其中便包括“路线斗争”那层皮上的意识形态武器。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彻底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让毛泽东非常担心,他害怕自己也有这样一天——当他去世或者离职后,他的继任者“背叛”他、否定他。
在前17年,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特殊,但并非牢不可破,与他一同打下江山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地位虽不及毛泽东,但仍有机会将其掰倒;即便在毛泽东生前或在位期间不将其掰倒,而在毛泽东死后或失去权力后,提出要部分甚至全部地否定毛泽东,还是轻而易举的。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两项决策,给了刘邓等人向其发难的机会。一件,就又是源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的中苏交恶,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为敌,这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另一件就是“大跃进”运动的失败,让国内经济也一塌糊涂。国内外的双重受挫,让毛泽东在中共的威信受到了威胁。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邓等人便成功地迫使毛泽东对“大跃进”做了检讨。很明显,在这里毛泽东已经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赫鲁晓夫般的威胁。现在,他必须想办法除掉刘邓等一切党内可能将来成为赫鲁晓夫的人,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而面对如此庞大的官僚群体,毛泽东便企图利用更为庞大的民众群体来予以打击。他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号召民众起来造反——当然只是部分根正苗红的民众,那些所谓的反动官僚以及民众里的反动分子全都成了被造反、被革命的对象——被革命的民众无疑是最悲惨的群体,被革命的官僚遭受到了巨大打击,同时又陷入了与“造反派”的对抗——对于毛泽东来说,无辜民众的遭遇以及“造反派”的损失都是不重要的,关键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毛泽东和民众之间的、最可能给毛泽东带来威胁的官僚群体被打击了,曾经反对他的人刘少奇、彭德怀死了、邓小平“永不翻案”了,毛泽东就找到安全了。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实质非常清楚,就是处在社会结构顶层毛泽东及其集团发动处在社会结构下层的民众中的部分,来打击处在中央的官僚。而阴险的是,它披上了一层精美的意识形态之皮,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这张皮确实将很多人迷惑了——对于当时的中国民众,受基于该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所引导,形成了造反动官僚反的集体狂潮,继而忽略了反刘邓而挺毛这一明显的矛盾;而当时的外国人,无法对封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在看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等字眼后,还真以为那是革命、造反,竟然还有人提出要搞他们国家的“文化大革命”;而现在的人里面,那些毛派或者是接受了中共官方说法的人,对于文革的认识仍然处于一个十分模糊的状态,他们坚持着一个对文革或支持或否定的定性,可偏就没办法对某些事情给出符合那个定性的解释,有时还只能用“水平不够”“无法理解”聊以自慰。

这10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从中共一个政党的专制到毛泽东个人独裁和彻底极权的转变。
党内政敌被尽数清扫,毛泽东的亲信集团林彪(后亦被清扫)、“四人帮”被安排上位,毛泽东真正实现了个人独裁。
而在民间,一方面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毛泽东渗入到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毛泽东的画像随处可见,毛泽东的胸像家家摆放,“早请示”“晚汇报”成了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另一方面毛泽东最大程度地动员了可动员的人,也就是广大民众,既包括“造反派”也包括普通民众,用这些数量极其庞大的人建成了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监控网络,他们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以此让社会的角角落落被毛泽东集团及其支持者掌控。
借此,毛泽东成功建立了极权主义社会,这通专制主义现代化、个人独裁一样,都是中华土地上的第一次——这是毛泽东一生最关键的成果,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这是必须要首先指出的“丰功伟绩”
但是说实话,这个极权其实是非常规的。它并非是通过一个稳定的国家机器去实现,而是通过一种由人形成的恐怖平衡去实现的;而且它还犹为依赖毛泽东个人的存在,如果失去了毛泽东作为民众崇拜的对象,那么这个制度也就难以生存了。因此,这个极权制度其实是欠稳定的,在毛泽东死后,一场宫廷政变就让它土崩瓦解了。


三、邓江胡三代(1976-2012):改革开放——专制资本主义
毛泽东千防万防,只可惜还是防不胜防,最后还是只能在风雨中交班了。
按照毛泽东的原始意图,他安排华国锋作为过渡,最终将权力过渡给自己的妻子江青和侄子毛远新,以此实现毛家如同古代皇室般的世袭。然而,华国锋、邓小平却勾结在毛泽东生前逃过一劫的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联手将“四人帮”粉碎,结束了文革,同时也扼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世袭制的危险可能。
这场宫廷政变其实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事实:犹如斯大林时代被赫鲁晓夫一个报告给终结,毛泽东时代被一场宫廷政变给结束,这都表明那两个时代根本没有所谓的民主,而都是车头彻底的人治、专制,因为如果真的是让人民当家作主,那就绝不可能让所谓的个别野心家、阴谋家如此轻易地颠覆既有制度。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极度黑暗的时代,对于这个时代的结束人们是欢欣鼓舞的,这也正是邓小平等人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坏时代的结束未必意味着好时代的来临,“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又逼退了华国锋,继而提出了“改革开放”:
他在经济上寻求改革开放,但对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改革开放却始终保持忌惮——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思想的开放,虽然屡次受到中共保守思想的阻碍、过程略显坎坷,但成果至今确实已经比较大了,而在有关政治方面的思想却一直被严格钳制着;在政治制度上,虽然一开始结束了个人独裁和极权主义,但当使其专制水平降到中共一党实行专制时,他便开始极端保守了,先是把极为反动的“四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宪法,在1989年以后政治改革更是寸步不前了。因此在邓江胡三代,政治制度被基本稳定地保持在了中共统治集团的专制主义上。
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整体财富爆发式的增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毛派似乎往往因分配的不平等而对此事实避而不谈,殊不知,只有在整体财富足够的情况下公平分配才有意义——但不公平确实是个事实。邓小平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如果确实不能让所有人同时富裕,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是个好办法,但是——这个“先富”机会均等吗?并不是,掌握政治资源的权贵官僚先富了起来,敢巴结权力、违法犯罪的先富了起来,民众依旧水深火热;再者,“后富”何时富?我们至今也看不到头。
这样的一个体制,我们可以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然而这个国家是一个权贵、官僚垄断权力的专制国家,因此该国家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而如果我们需要更加清楚地揭示这些权贵、官僚的性质,就可以把这个制度称为“专制资本主义”——毛派人士只以为资本主义会造成贫富的不平等,又殊不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富的不平等并非同自由资本主义一般是自由竞争然后导致分化的结果,而是主要由权力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可是这个使权力产生不平等的权贵、官僚专制制度恰恰是毛泽东的遗产。
专制资本主义,即是说这个资本主义是被中共这一专制集团所控制的。而基于这样一个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邓小平得以将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如此称呼,最根本的目的当然就是要向民众隐瞒这个制度的邪恶实质。
在专制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众一边要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一边又受到专制权贵、专制官僚的压迫,而且后者的压迫亦有施加在资本主义的剥削者身上。这样一个制度虽然犹为邪恶,但就其造成的灾害程度而言,还是远不及毛泽东时代。况且,在邓江胡三代尚可见到改良的希望,尽管可能这从一开始就是幻觉。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让共产主义成为了仅仅写在中共文献上的四个字符,中共极为需要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来代替共产主义以继续它的专制统治。
1999年,美军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的使馆。这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内被普遍宣传为美帝国主义的暴行,由此引发了铺天盖地的爱国抗议浪潮。这让中共看到了一件新的意识形态武器,就是民族主义——中共将其称为“爱国主义”——利用爱国主义来让人们在意识中首先想到作为“中国人”的共同体,而非社会阶级、利益团体的共同体,从而掩盖、压制社会矛盾。在这个时代,爱国主义的宣传力度远远超过了共产主义,在中共的支持者中出现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支持中共,并宣称支持共产主义,而在他们的脑海里却对共产主义毫无认知与理想,他们的理想只在让中华民族或者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像汉唐帝国一样称霸世界,也就是实现所谓的“伟大复兴”。
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儒家思想又被搬了出来;而由于出现了培养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像儒家思想这样的传统文化,成了被重点宣扬的东西。儒家思想从创立之初就是服务统治的,也就是周的宗法分封制;而自西汉被董仲舒改造后,又开始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服务了两千年,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在毛泽东时代,儒家思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当然毛泽东反对儒家根本不是为了反对专制统治,前文已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实质就是要维护毛泽东个人的专制地位,毛泽东反对儒家很明显只是为了要突出自己与古代专制统治者的不同来撇清自己实施专制的嫌疑,即实施专制却在表面上尽可能地做出反对专制的样子,就像他不许别人造自己的反却又极力鼓吹造反一样;另一方面,反对跟砸烂也是两回事,错误的东西当然应该反对,但是砸烂就是破坏历史,这不仅对反对没有帮助,而且会对历史文化研究造成巨大伤害。所以,儒家重新被当作一个普通的思想学说去对待而非砸烂的对象,这是拨乱反正的;但是,宣扬与崇拜又是另一回事了——儒家思想要么直接露骨地指出要服从统治,要么就是去宣扬一些间接有利于统治的东西,像这样的糟粕起死回生被当成精华,其实就是在把用了两千年的老招再拿过来愚弄民众——不仅儒家思想的内容本身愚弄民众,同时其作为传统文化,它与民族主义是相互促进的,民族主义促进了某些人对这些糟粕的坚信,而把这些糟粕当成精华、继而以为传统文化中存在大量精华,这又增强了民族主义的意识。


四、习近平的新时代(2012-至今):“赤纳粹”崛起——走向极权资本主义
Chinazi一词有两层理解:一层就是其中文字面上的理解,“chi”即“赤”,即“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这个纳粹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另一层就是“China+zi”,意指这个纳粹来自中国——两重意思一结合,这个纳粹指的是谁就一目了然了,就是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仍然保留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又让那个原本凌驾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逐渐走回极权。即要在政治制度上实行极权主义,而又控制资本家对无产者在经济活动中进行剥削,我们可以称其为“极权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结构就是纳粹德国的基本结构,我们当然也就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纳粹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21世纪的纳粹德国,而元首习近平就相当于希特勒——另一方面习近平同样热衷于对外扩张,这就构成了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被称为“赤纳粹”的原因。

习近平在位的几年,一直强调“四个自信”,其中最关键的是“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与道路是多么地邪恶与黑暗,这已经不需多说了,可是习近平非但不想改,居然还要求“自信”,居然还想着把这个制度、这条道路往国外推销。
他的“自信”体现在哪儿?经济制度保持资本主义不变,继续通过剥削无产者来寻求经济增长;政治制度保持中共的专制主义不变,甚至还要像毛泽东一样在再次上走向个人独裁和极权主义

习近平在2012年的十八大上成为了中共的总书记,2013年成为了国家主席。然后在他第一个任期的五年里,内政外交对他来说的确是顺风顺水——在党和政府内,他利用选择性反腐将其他派系清洗了一遍,然后不仅借此换上了一批自己的亲信人马,还收获了大笔声望;在国际场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影越来越多,仿佛就要看到万国来朝的影子了;在中华民国(台湾),主张独立的台湾民进党接连遭遇了挫折;在香港,“占中”运动被以政府胜利的方式解决;在内地,对他个人进行的大肆宣传与吹捧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这让习近平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也似乎给了习近平巨大的信心。
2017年的十九大,他宣布从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为“新时代”,并废除了已经使用半个多世纪的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宣称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最后还将自己的新时代思想写进了中共的党章——这是一个宣誓,既表明了他同时作为中共的在位领导人和党章上指导思想的创立者所拥有的双重地位,又表明了他同江泽民、胡锦涛完全不是一个历史地位的人,他是开创了“新时代”的人,应当与开创中共国的毛泽东和开创改革开放伟大转折的邓小平并列。在2018年的两会上,他悍然修宪,废除了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一次的限制,仿佛是要为终身任职做打算了。他的修宪让无数人看到了当年袁世凯的影子,因为当年袁世凯称帝就是从修宪取消总统任期制开始的,这让无数人对习近平倍感失望,仿佛习近平就在瞬间掐灭了人们对政治改革所有的希望——这个感觉其实是符合逻辑的,中共连既有的、不说是最重要的但起码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政治改革成果都无法保留,谈何政治改革呢?
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谓政治改革,无不是削弱其他职位、其他人物的权力,同时增强他自己的权力,例如让本是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共同领导的武装警察部队变为只由中央军委领导,以让他这个军委主席可以全权掌控武警;其次,如同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希特勒拥有盖世太保,习近平也开始设立诸如特勤局等听命于他习近平的特务机构——前者所侧重的是名义上的权力往习近平个人的集中,而后者则真正保证了让事实上的权力有集中到习近平身上,二者结合就让习近平成为了不同于江泽民、胡锦涛这些政治寡头的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
在2017年的十九大,同时还提出了一个至今被习近平不断强调的概念——“两个维护”,其实就是要维护他习近平个人的独裁地位。这毫无疑问就是习近平对个人独裁的宣告, “两个维护”的提出就是习近平正式开始走上个人独裁之路的标志。

2016年,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这是专制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次飞跃和极权主义再度开始的标志。
毛泽东时代的专制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现代科技和理论,之后的中共其实在专制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也从来就没有停下来过。只不过在邓江胡时期,中共的专制对于现代科技和理论的运用是不彻底的,因为毕竟当时他们还允许社会保持一个相对宽松的状态。可是在习近平的新时代,让现代科技和理论在专制主义上的应用又有了一次飞跃性的进展。
对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管控,提出了“党媒姓党”的荒唐要求,比邓江胡时期更加要求媒体对中共的忠诚;对于网络,他前所未有地加强了言论审查,让互联网成为了习近平一家之法的法内之地,对中共以及习近平本人不利的言论都将面临打击;再有,他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将全社会所有人的行为都置于他的监控之下……这就是所谓的专制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次飞跃。
专制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次飞跃,其结果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建立。这些科技和理论的运用让习近平可以构建一个能够监控全社会所有人的社会体系,这样的极权社会比毛泽东的后10年更高效,而且更容易形成常态。
不过,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现代化和极权主义至今仍在不断加强的路上,并且没有任何回头的迹象。所以它还能走多远,最后只会取决于我们何时将其终结。

要让中共同纳粹相提并论,除了在国家内部建立的社会结构相似外,还需要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外扩张。邓江胡时代为了经济发展实行了所谓“韬光养晦”的策略,但是习近平却将其废止了;而前几十年培养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存在,给习近平的对外扩张提供了民意与理论支持。
在实控区内,对西藏、新疆、香港这些原本控制力相对较弱的地方展开了猛烈的统治攻势。他在西藏、新疆实行高压管制,甚至建立了让人一听就能联想到纳粹德国的再教育营;对于香港,先是在2014年发明了一个所谓的全面管治权来给中央政府增强在特区的权威形象,后在2020年便以拥有此权为由直接从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直接从法律层面宣告中共对香港的彻底占领;在南海,中共仍旧是一意孤行地进行军事化建设,全然不顾周边其他国家的权益,只是顽固地反复宣称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对于中华民国(台湾),他用越来越急于寻求所谓的统一。中共一直以来的说法就是“不放弃武力统一”,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民意希望统一,那么皆大欢喜,我们将顺应民意走向统一;如果民意不希望统一,那么我们就动用武力,违背民意也要实现统一——说白了就是统一与否是不顾及民意的,这在事实上就是野蛮的征服。而且,中共对台湾的征服不仅仅只是征服一片土地,更是征服一个制度——中华民国(台湾)在蒋李时代真正走上了民主化,而被中共占领的大陆却越来越专制,如果中共的所谓统一实现,那就是一个专制世界征服了一个民主世界。这将是一场巨大的悲剧,而习近平正在加紧这个步伐,因为要建立个人独裁并推广极权制度有必要树立习近平的个人威望,而对中共和内地的大量民众来说,没有一件事情能比统一台湾更能给习近平带来威望了。所以,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台湾)的武力挑衅、威胁越加频繁且严重。
为了加强对已占领地区的控制,或为了统一台湾,中共需要为其行为寻得一个理由,而他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说法就是“祖国统一”“领土完整”。这是一个捏造的概念,因为对于国家——对于nation或者country是不存在领土的概念的,state的领土自古以来都是会因为战争、交易等原因而不断改变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统一”“完整”之说,况且被中共放弃的原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大清的土地更多,中共对此自相矛盾的做法从来没有拿出过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为了走向世界,中共又捏造了一个概念,叫“民族复兴”,即以中华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为评价中华民族兴衰的标准,指出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落了,而现在要走向复兴,那么什么样才算是复兴?就是去赢得更高的国际地位,直到重现“万国来朝”。
中共针对向全球的扩张,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听起来十分具有普世的色彩,但它同国际主义、世界主义者们所期待的“人类”“共同”完全不是同一回事。首先,中共是抵触普世价值的,甭说自由、平等,就连共产主义他们也是假装支持的,所以中共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定不是什么价值的共同体;其次,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倡同时进行的,是在国内对民族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推进,那么前者的“普世”就必定要同后者的“地方”形成逻辑上的统一,这个统一该如何形成呢?那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往全世界推广,让其他国家就像在古代一样对东方帝国臣服。其他国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称臣,那么这些国家以及他们的人民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人民“命运共同”了。这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共对原本只在其实控区范围内进行的对人民的奴役,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推广到全世界,建立全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为核心、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全世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

(未校对、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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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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