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的丧失——习时代中共加速灭亡的根本原因

习统治下的中共表现出自改开以来最大的乱象，不仅治理水平连年滑坡而且行为方式愈加荒谬不可理喻，以至于“加速主义”成为了反贼圈的热门话题，许多人都期待习能够亲手葬送中共。那么习是如何凭一己之力让中共陷入到巨大的危机中的？仅仅是胡作非为那么简单吗？
个人认为习之所以能如此“高效”的让中共陷入困境，是因为其精准打烂了中共赖以续命的法宝——工具理性，从而让中共彻底退化成了一个塔利班级别的政权。其行将就木不言而喻。

工具理性——现代社会必备要素

工具理性指的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手段的有用性，并以此指导实践并达到事物的最大功效的方法论。其特点是将目标、手段和与之相伴的后果一起合理性地加以考虑和估量，并作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在现代社会诞生以前，指导社会实践的往往是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偏向于价值观的因素。其特点是社会需求与治理手段往往要迁就甚至服从于价值观，比如《古兰经》禁止借贷收利息，那么伊斯兰地区的许多金融机构就只得另寻其他获利渠道。这种来自价值观的条条框框一多，社会的发展就被锁死。

而西方文明经过一系列偶然与必然的发展，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后，逐渐形成了价值观迁就并最终让位于社会需求的局面，迎来了思想的解放并实现了科技的昌明与社会的空前繁荣。此时工具理性就诞生了，它取代价值观成为指导社会实践的第一要素。
如今的现代社会也是西方文明这条路演进的结果，其特点是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完全成为了个人的自由追求，社会治理不再由价值观主导，而是在充分保障人道主义的前提下以功利的理性追求最大效能。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的活力才能发挥，繁荣、自由、权利、多元性与创造力才能获得有力的保障。

总结一下，工具理性是宗教意识形态不再掌控全社会以后用来指导社会实践的方法论。它以尊重客观社会规律追求理性的实效为特点，是社会开明化与现代化治理的基石。

共产主义——反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绝非专制独裁那么简单，其和君主专制、军事独裁、威权政府等其他专制政权有根本性区别。后者在保证权力稳固的前提下是允许社会实践自发演进的，在治理手段上也可以采取灵活而务实的措施，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对于社会的需求只要与权力不冲突也是尽可能的满足。换句话说，大多数普通威权专制国家也是可以部分使用工具理性来进行现代化有效治理的，包括南韩、台湾、智利等国家都是如此。这些国家在威权时期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最终转化为发达的民主国家。

但是共产主义不同，虽然其表面崇尚科学与进步，但是其要求社会实践、个人生活与治理手段完全迁就并服从于意识形态，且完全无视任何客观规律。当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产生冲突时，其会毫不犹豫的以铁腕手段牺牲社会发展来保全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换句简单的话说，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组成要素的唯一价值在于证明其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这使得共产主义表现出浓厚的中世纪神权政府的特征，又因为其意识形态畸形且反传统，所以连正常的社会生活都难以维系，最终陷入空前的人道主义危机。

这就是共产主义在制造人道灾难方面天下第一的原因，它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病式的邪教，它不惜以牺牲全社会为代价来论证其理论的正确性，并偏执的试图消灭任何与其理论不一致的社会生态。而正常人类社会的趋利避害与成本收益核算它是完全不顾的，因此其时常呈现出自毁的倾向。中共的大跃进、文革无不是如此。这种反工具理性的社会是无法长期维持的，崩溃是唯一的结局。

改革开放——工具理性的部分回归

改革开放是中共得以续命的关键，其核心就是工具理性的部分回归。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就表达这种以实效治理社会而避免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思维。就这样，社会治理成为了一项价值中立的精密技术活，以技术官僚主导的绩效制社会治理模式就取代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统治一切的模式。中共也因此从一个邪教式的神权政府部分转化为了一个相对正常的威权主义政权。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改开所带来的工具理性回归是不完整的，社会实践还是一定程度的受到意识形态的钳制，但是相比毛时代已经大大松绑。

随着技术官僚的崛起与绩效制治理模式的建立，中国社会治理手段部分回归理性化，因此社会生活开始正常化，社会活力也一定程度改善，各种产业开始发展，经济开始增长，从而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阶段。尽管此时腐败横行且社会矛盾与人道主义惨剧并未彻底消失，但是总体的治理还是有效的。

总结一下，改革开放是中共的一次成功自救。工具理性的回归让崩溃边缘的中共恢复了生机，并依托制造业的发展迅速崛起，成为世界霸权之一。

工具理性的再次丧失——习时代中共加速灭亡的根本原因

总加速师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共赖以续命的工具理性再度动摇。显然这位小学文化程度的统治者并不认为治理社会是一项精密的技术活，也不认为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与逻辑。相反他更相信大国崛起的鸿篇叙事与各种天马行空的妄想，认为只要打鸡血就能实现宏图霸业。

就此，中共的社会治理逻辑再次变更，从改开时期的追求务实高效，再次退化为精神病式的妄想与偏执。而工具理性的载体，专业化技术官僚也被排挤出局。整个国家再次邪教神权化。

在这样的治理逻辑下，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等一切要素再次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其能否存续只能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彰显“大国雄风”的妄想。而为了维持这种妄想，中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因此低端人口会被驱赶，战狼外交会大行其道，繁荣的香港会被毁灭，许多行业会无故遭到打压，直至今日更加丧心病狂的偏执防疫。中共再次表现出强烈的自毁倾向。

全社会的参与——地狱无门自来闯

在工具理性丧失以后，中共只能以精神病式的妄想与偏执来统治社会。全社会上到大政方针下到衣食住行也都只能以维持妄想来苟延残喘。与此同时，大多数中国民众由于没有经过现代性的启蒙，他们对于这种丧失理智的邪教式狂热毫无洞察力与警惕性，甚至乐在其中并自发的参与并将其扩大化。最终社会的生命力、复杂性与稳定性荡然无存，只剩下暴政与暴民。至此中共与中国社会再次完成塔利班化，并走向其生命的终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