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林书院—学术与政治

摘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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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书院讲学，明与朝廷功令相背。朱子自造章句集注，既与朝廷所颁十三经注疏及熙宁三经新义不同，而阳明所说，复与当时朝廷所颁五经四书大全有异。阳明之树异于朱子，犹朱子当日所以树异于汉唐诸儒。阳明之推本象山，亦无异于朱子之推本伊洛。象山在明，伊洛在宋，亦俱非当时朝廷科举之所尊也。就此一端言之，则朱子、阳明，所论虽异，意趣则一。故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朝廷皆曾以伪学申禁。而明世宗亦有诏毁书院之举。在嘉靖十六、十七年，阳明卒后十年。由廷臣斥湛若水为邪学也。顾一时学者建书院而讲学之风，并不稍辍。万历间，张居正当国，痛恨讲学，立意翦抑，欲遍撤天下书院，然不能尽毁。居正既败，书院之风复起。其著者京师有首善，而无锡有东林。盖书院讲学，本已与朝廷功令异趣。而明之季世，朝纲不振，阉寺弄权。书院学者主持清议，遂益见忤而取祸。天下书院乃尽毁于魏忠贤之手。而东林尤为一时主目，党祸与国运相终。而言宋元明三朝六百年讲学史者，亦以东林为殿。然余观明清之际，学者流风余韵，犹往往沿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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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者，在无锡，宋政和间杨龟山从京洛南旋，侨寓讲学之故址也。明万历中，顾泾阳、泾凡兄弟与同里高景逸，重事兴起。四方学者闻风来会。以议朝廷政事招忌，天启五年毁于魏忠贤。并着东林党人榜颁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凡三百有九人。其后复重建道南书院，终崇祯朝，讲学甚盛。其变则为复社，又分而为几社。盖起万历迄崇祯，与明相终始者凡五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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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东林讲学大体，约而述之，厥有两端：一在矫挽王学之末流。一在抨弹政治之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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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东林诸儒言政治，其在当时所谓系心君国者，则不过裁量人物、訾议时政而止。及乎国脉既斩，宗社既覆，堤崩鱼烂，无可挽救，乃又转而探讨及于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大原。如亭林、梨洲诸人，其留心实录，熟悉掌故，明是导源东林。而发为政论，高瞻远瞩，上下千古，则又非东林之所能限。吴霞舟有言：「不明于死生，必不能忠义；不知忠义，必无经济。」东林列传卷十二东林在宗国未倾之前，故得以忠义自励。清初则处大命灭绝之余，转期以经济待后。学术流变与时消息，亦不得不尔也。而康、雍以来，清廷益以高压锄反侧，文字之狱屡兴。学者乃以论政为大戒，钳口不敢吐一辞。重足迭迹，羣趋于乡愿之一途，则又非东林诸君子所欲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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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清初诸儒，尚得东林遗风之一二。康、雍以往，极于乾、嘉，考证之学既盛，乃与东林若渺不相涉。东林之学，起于山林，讲于书院，坚持于牢狱刀绳，而康、雍、乾、嘉之学，则主张于庙堂，鼓吹于鸿博，而播扬于翰林诸学士。其意趣之不同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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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书院讲学，其事本近于私人之结社，苟非有朝廷之护持，名公卿之提奖，又不能与应举科第相妥洽，则其事终不可以久持。清廷虽外尊程、朱，而于北宋以来书院讲学精神，本人心之义理，以推之在上之政治者，则摧压不遗余力，于是锡之东林，以及浙之姚江，徽之紫阳，往昔宋、元、明以来书院讲学之遗规尽坠。则共学山居之废，固不仅东林一脉废兴所系而已。考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转变者，于书院之兴废及其内容之迁革，诚不可不注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