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转载】成功的创新一定需要大都市地区吗？以德国为反例（Part II）

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这篇论文的第二部分，这些日子比较繁忙所以未能跟进翻译工作，很是遗憾。这部分将会开始为作者的观点带来数据分析和直观的图表说明，将第一部分的观点具象化与提供支持。还没看过第一部分的葱油可以去：https://pincong.rocks/article/57645

正文
德国境内创新性活动的空间结构
    德国有着一种较为去中心化的定居结构，其中很多小型城市有着相对亲密的趋近以及强烈的共享关系。于是，在一到两小时之内，从任何地方出发坐私家车或列车就足以到达至少一座更大的城市，这一点减少了位于偏远地区所造成的劣势。比起斯堪的纳维亚北方地区与美国的偏远地带，德国的边缘地区远远要更为容易抵达。
    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区域形成类比，图表1展示了代表着德国功能整合意义上空间单位的计划区（Raumordnungsregionen）之中的R&D行业雇员平均占比，所有专利应用的占比，以及高科技制造行业的新企业占比。计划区比人们通常定义的一座城市或一片都市区要大，因为它们各自至少由一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所构成。我们采用计划区作为用于分析的空间性单位是出于三个原因：第一，由于功能性区域考虑了通勤人流，进而也涵盖了应该作为大都市地区关键优势所在的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大小，因此它们更为适合入选；第二，研究者通常通过将专利对应到发明者所居住的区域，来为它们归属各自的地区（对于细节，详见Maraut和其他人在2008年的工作）。由于发明者的住宅往往离他们的工作地点有一定距离，将研究区域的大小限定为狭义的街区或城市很可能会低估了相应城市的发明活动水平；第三，因为能够考虑到城市之间以及它们周边地带的溢出效应，功能性区域的入选更有资格。

（图表1，R&D行业的就业、专利以及创新型企业的空间分布，调查时间为2010-2015年）

    一方面，只有四个德国计划区拥有超过两百万居民（柏林、汉堡、慕尼黑和科隆），另一方面，科隆以北的一系列城市所构成的大型城市集群（莱茵-鲁尔都会区）划分出了几个共计约一千万居民的计划区。尽管有着较大的规模，这片区域的北方部分以相对较低的创新活动水平著称，而且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都是由煤矿产业和重工业为主导的。
   与其去中心化的定居结构相互呼应的是，德国境内的创新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分布。两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创新区（慕尼黑和斯图加特）只有全国专利总量的不到17%，并且在高科技制造行业新兴企业的占比仅仅是刚超过了12%。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其他部分，例如科隆、法兰克福、汉堡、汉诺威、纽伦堡和柏林地区，也能找到较高程度的创新活动，其中衡量指标在于R&D行业就业状况、专利和创新活动的企业开设占比。许多创新活动开展程度较低的地区的确有着较低的人口密度，但是很多其它低人口密度区域，例如斯图加特以南的地区有着相对较高的R&D行业就业数量。
    图表2展示了2000年到2014年拥有超过150万居民的计划区各参数占比，而图表3则以赫芬达尔指数为标准描绘了它们整体上的空间密度。由这些图表可见，就人口、专利数量和R&D行业就业数量来看，有着大都会区域的地区各参数占比及其空间密度都保持在接近常数的状态。然而，在大都市地区，例如柏林、慕尼黑和汉堡，高科技新兴企业占比有所上升，因此这种类型的生意也有了地理意义上密度的上升。

（图表2，德国2000年至2015年有着大都会区域的地区在创新活动各参数上的占比，这些地区规定有超过150万人口）

（图表3，2000年至2015年德国各计划区创新活动的规律与趋势，体现于赫芬达尔指数）

    在2000年至2007年、2008年至2014年两大时期，R&D行业雇员数占比与人口密度占比的相关系数发生了轻微的下降，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人口密度与专利比率的相关性则是略有上升的（见表格1）。相关系数的值显然指示着，人口密度对于创新活动所扮演的角色在我们观察的期间并没有变得更为显著。然而，其对于高科技行业新企业比率的相关系数则展示出了不断提高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了大城市经济体对这类企业开设重要性的不断上升。
    一些小型和中型德国企业约1700个之多，是世界市场的领导者（所谓的潜在冠军），展开来说，它们要么是自己对应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三的供应商，要么就在欧洲市场的供应上居于领导地位（详见Vonnahme和Lang于2019年的工作），而它们地理位置的结构对于“创新活动需要大都市地区”的说法形成了有力的反例。这些企业之中，有略多于26%将总部设在了多于10万居民的城市，相比之下有36%位于更小的只有2万到10万居民之间的城镇，而又有37.5%将总部设在了人口数量少于2万的城市范围内（见表格2）。这些潜在冠军企业约有15.1%位于我们归类为“边远”或“非常边远”的地区。
    位于大城市及高人口密度都市地区之外的德国潜在冠军企业的高度占比，清晰地显示了大都市的优势在这些企业的成功上并没有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对于“大型都市地区能为成功的创新活动提供相对适宜的环境”的说法，关键论点在于这些地区存在着更大的劳动力市场，很可能能够提供更多有资质和高技术水平的工作者（见Duranton和Puga在2004年的工作）。然而，这一事实则将该论点拉入了疑问之中：位于小村庄与乡村社区的企业同样能够招聘到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质劳动力，并且能在世界市场上极具竞争力。

（表格1，不同时期创新活动参数与当地人口密度之间的相关性。标注：相应观察时期相关系数的平均值。观察于德国，N=93）

（表格2，不同社区/城市与定居点类型的德国潜在冠军企业总部数量。来源：基于Vonnahme与Lang于2019年的工作；对于定居点类型的定义，参见“Bundesinstitut für Bau-, Stadt- und Raumforschung”https://www.bbsr.bund.de/BBSR/DE/forschung/raumbeobachtung/Raumabgrenzungen/deutschland/gemeinden/Raumtypen2010_vbg/Raumtypen2010_alt.html）

对于当今创新活动去中心化地理结构的解释
    德国境内创新活动较为去中心化的空间性结构可以部分归因于这个国家历史上高度的政治性分裂，以下我们就德国当今政治结构的历史渊源及其对该国定居结构的持续性影响给出总览。两种因素对于作为知识重要来源的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的广泛分布都作出了贡献。同样，我们将会讨论植根于各地、使得金融服务随处可得的去中心化的金融机构系统。剩余同样可能帮助解释位于偏远地区小企业成功创新的因素，在于德国劳动力市场规则以及教育系统的特定层面。

历史上政治性分裂的持续性作用
    在前工业革命时代，许多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西班牙、英格兰，以及奥匈帝国发展出了权力与权威专属君主的政治结构。与之相比，德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被迫给各种国王、王子和公爵让渡领土及其治权，从而换取他们忠诚的保障，而这一行为恰恰造就了不断分化的政治架构。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终于停下了三十年战争的时候，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德国正由数百个主权邦国所组成，这一高度分裂的政治环境一直持续到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Kinder 2007）。
    今日德国由十六个拥有高度政治独立性的联邦州所构成的事实指示着它历史上政治性分裂的长期持续作用，即使在各个联邦州内部，也存在着几层发展良好而享有可观自治权的当地性行政管理与政治结构（行政区、县和市镇）。
    现在德国去中心化的定居结构特点是一些差不多同等重要的大城市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一点正是高度政治性分裂与随之而来联邦政治架构的采用的结果。十分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首都柏林市既没有在政治权力的实施中扮演主导角色，也没有像其它国家的首都以公共机构的大量集中为特点。可能正是这种分散的定居结构产生了前文提到的城市网络经济（见Meijers，Burger和Hoogerbrugge在2016年的工作，及前两者在次年的工作），也就是在这种经济中较小的城市能够通过把自己整合到城市网络中从而“借来规模”。

高等教育及公共研究机构的地理性分布
    由于历史上的政治性分裂所产生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小型国家统治者之间的竞争在如今的行政管理地理单位上继续进行，导致了剧场、歌剧院大学和其他公共研究设施这样的公共场所相对去中心化的分布特征（见Falck，Fritsch和Heblich在2011年的工作）。例如，早期的大学往往建立在统治者的首都（对于细节，详见Goethner和Wyrwich，于2020年的工作），而不是在最大的城市或经济上最成功的城市。如今，高等教育政策是在联邦州的层次上加以决定的，德国有94所古典大学和176所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n）遍布全国，其中每个计划区都至少有1所应用科学大学。德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公立的，并且主要由各个联邦州进行经济支援。
    除此之外，大量遍布德国各地的公权力投资的非大学研究机构也是该国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因为不同行政管理单位之间的竞争。马克斯·普朗克协会（拥有2万4千名雇员的86个学术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拥有2万6千名雇员与72个场地）、亥姆霍兹联合会（拥有接近4万名雇员与19所研究中心）以及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学会（拥有大约2万名雇员与95个学术机构）正是以工作质量和杰出而闻名的学术团体之中的范例，代表着它们相应地区知识库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公共场所和基础设施（例如德国的大学）的广泛分布和这样一种政治学科理论达成了一致：政治去中心化促进了地方政府竞争（Vanberg和Kerber 1994；Qian和Weingast 1997）。去中心化刺激了某种跨越行政区的标尺竞争，这是因为当地居民可以根据其它地区的基准评估他们自己地区的表现。另外，由于去中心化使得居民更容易任命当地官员，政府职能更为明确而且对选民更为有所反应。地方政府间亦有政治性竞争，这鼓励着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为当地居民的需要量身定做的更好的公共服务，而他们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者相比要有着信息差的优势。（讨论部分详见Faguet在2014年的工作）
    前文提及的原理与“去中心化能够提升公共基础建设的质量和所获得的投资”的证据相互吻合（Gallego 2010）。竞争效应可能也导致了“地区间不平等在去中心化的高收入国家特别低（Rodríguez‐Pose和Ezcurra 2019）并且对经济发展起到整体上积极的作用（对于批判性评论，详见Mookherjee于2015年及Baskaran，Feld和Schnellenbach于次年的工作）”这一研究者发现的情况，而负责知识产出的关键公共基础建设的广泛地区性分布，同样也符合了这一整体的描绘。

（这只是Part II，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