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摘录】《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污蔑资本主义者的心理因素
原名：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作者： Ludwig von Mises
译者： 夏道平
污蔑资本主义者的心理因素
一、失败者的怨气
现在我们试看人们为什么厌恶资本主义。
在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面，倒霉的人可以把环境归咎于命运。他之所以为奴隶，是因为有一种决定一切的超人力量，指派了他的阶级。他自己无可奈何，因而他没有理由要以身世卑贱为可耻。他的妻子也不能指责他，如果他的妻子真的问他：“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公爵呢？你若是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他一定会答复：“假如我一生下来就是公爵的儿子，我也不会和你这个奴隶的女儿结婚，而要做另一个公爵小姐的丈夫了。你不能做公爵夫人，完全是你自己的过错：你为什么不好好地选择你的父母呢？”
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事情就全然不同了。每个人的生活地位都靠自己来决定。凡是有野心而未完全实现的人，都会很清楚的知道是他自己错过了若干机会，或是由于不合时宜而被冷落。如果他的妻子埋怨他：“你为什么只赚八十元的周薪呢？假若你像同事保罗那么能干的话，你应该升为领班，而我也可以过较好的生活。” 这时，他就会觉得不如人而感到惭愧。
大多数人批评资本主义太冷酷，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之下，每个人按照他给别人的贡献而取得报酬。这个原则的权威，对于个人的缺陷毫无宽假。每个人都知道，在他自己失败了的地方，有的人成功了。每个人也都知道，在他所嫉羡的人当中，有些原来与他立于同等地位，由于努力而爬起来的。他想起这些，自然心有不甘；最坏的，他还知道别人也清楚这些事情，于是他更觉难过。从妻子儿女的眼光中，他领会到一种无言的责难：“为什么你不能再能干一点呢？”他经常看到大家都恭维那些成功的人，而以冷眼或怜惜的态度对他。
资本主义使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但是，成功的只有少数。这一事实，使得许多人感觉不快。就大多数人讲，一个人努力的收获，无论他是什么，若与他的野心所希望的相比较，总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他又经常看到别人成功的地方，正是自己失败的地方。由于下意识里自卑感的滋长，于是对于那些胜过他的人，他就心怀憎恨了。此所以走江湖的人嫉妒有恒业的人；工厂里的工人嫉妒领班；公司管理员嫉妒副经理；副经理嫉妒总经理；拥有三十万元的人嫉妒百万富翁,,,,,,
......
为着自安自慰并为自己自己辩护，这样失败的人总要找一个无罪的羔羊。他要使自己相信，失败的原因不在自己。他觉得，他的聪明才智与努力至少不会比那些成功的人差。不幸，这个万恶的社会制度不奖励最可敬佩的人，而是把光荣给那些非法横行的恶棍、骗子、剥削者、鲁莽汉。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的诚实。他不屑于采用卑鄙污浊的手段，而那些手段正是成功者所赖以成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富而不仁，二是仁而不富。他，他自己，感谢上帝，做了正确的选择，没有走上富而不仁的道路！
这就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自己的失败找寻替罪羔羊的心理状态。其实，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个人对于大家福利的贡献而分别待遇的，因此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这种社会里，凡是野心没有充分满足的人，总不免心怀愤慨，因而对于那些比较成功的人也就怨恨了。于是，愚蠢一点的，就以恶言恶语任意诽谤，发泄肚皮里的怨气。有点修养而惯于矫饰的，则把他们的怨气升华为一种哲学——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他们想要以这种哲学来抑制自己内心深处一种听不见的声音，那个声音，时时刻刻在告诉他们：失败，完全是自己的过失。
他们那么狂热地为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而辩护，正是由于他们的意识界正在进行自我交战。
生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世界里面，野心受了挫折而感受到的苦痛，是不同寻常的。其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一事实，而是由于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才智的差异、意志力的强弱、勤勉程度的不同，都会毫无掩盖地暴露出来。由于这种无情的暴露，那些受了挫折而又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就得为他的心灵找个避难所，于是形成了一些空想，想出一个“完善的”世界。在那个“完善的”世界里，大家所受的待遇，是以个人的所谓“真实价值”为标准。
二、知识分子的愤慨
...一般平民...所嫉妒和愤恨的，不是有些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而是模模糊糊的一些抽象的东西，像“管理”、“资本”、“华尔街”等等。怨恨这些抽象的东西，与怨恨一个天天见面的人，在情感上是不一样的，前一场合不会像后一场合那么激烈。
另外有些人，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或家庭亲戚关系，经常要与那些比他们更有成就的人亲身接触；而后者的成就，照前者想来，应该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因此，这般人的怨恨，就不像一般平民那样以抽象的东西为对象，而是以他们日常接触的人为对象。所以他们的感情更为激切。他们咒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把他们应该享有的地位给了别人。
这就是普通称为知识分子的情形。...
......
在某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体现在那些熟人的身上。那些人的成功是他所憎恶的。他们把自己的委屈都归咎于那些人。那些人即是资本主义的化身，所以资本主义也为他们所厌恶。要了解知识分子为什么都对资本主义大肆攻击，我们必须认清这一个要点。
三、美国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的偏见
知识分子之反资本主义，这一现象不只见之于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但在美国则比欧洲各国更为普遍、更为厉害。...
......
美国的著作家或科学家，惯于把工商界的富人看作粗俗的市侩，教授先生每每瞧不起那些热心于学校球队而不热心于学术成就的学生。如果他知道竞技的训练者比哲学教授赚得的薪水更多，他便觉得是个侮辱。有些工商界的人只重视研究工作的金钱价值，这些工商界人士，也为一般做研究工作、发明过新的生产方法的人所痛恨。
美国有很多的物理学家同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由于他们不懂得经济学而又常常听到大学内某些经济学的教员也在反对利润制度，这就很难希望他们抱持其他的态度了。
一个国家，如果有一群人把自己圈起来，与其他的人群隔绝，特别是与知识界的领袖们隔绝，像美国“社交界”那样的作风，则他们必然会成为圈子外的众矢之的。美国那些有钱的人在社交上的排他主义，正是自己孤立自己，而且激怒群情，以致知识分子大都倾向于反资本主义。
四、白领工作者的憎恨
......
他在经理部门，坐在写字台的后面，经常在记录业务上的语言与数字。对于这种工作，他每每高估了它的重要性。他也像头儿一样，经常审阅其他同事们提出的报告，并且也直接或用电话与他人商谈。于是他很自负，他自以为他是属于企业管理的枢机，乃把自己的任务与头儿的相提并论。同时，作为一个“劳心者”，他又瞧不起那些指掌胼胝而肮脏的手艺工人。可是这些手艺工人赚得更多的报酬，也更被人重视。这种现象，使得他更为愤怒。他想，资本主义不按照他“智力”工作的“真实”价值给以报酬，而偏要优待那些简单的贱工。可恨！
......
书记人员的妄自尊大，把他自己的那种助手工作，与他们头儿的工作相提并论，自以为是中枢活动的一部分，这种心理的典型，我们在列宁的一篇论文《论述“生产与分配的控制”》中，可以看得出。
列宁本人和他的那群造反者，对于市场经济的运作，一点也不了解，同时，他们也不求了解。他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只是马克斯所形容的万恶中最恶的东西。他们是职业革命家，筹党费是他们唯一的赚钱方法。党费虽也有自愿捐输或应募的，但大部分是来自强迫的勒索或没收。一九一七年以前，这些革命同志们，有些亡命在西欧和中欧，那时，他们常常在公司里面做点书记一类的助手工作。填表、写信、登记账册、整理文件，这一类的经验，就是他们的经验。列宁对于企业家的活动，仅仅是根据他的同志们这点经验来认识的。
......
...列宁所有的工商业知识，都是那些在公司里写字间里作过事的同志们所讲的那一套。他们是把工商业看作一大堆缮写、记录和计算的工作。所以列宁说，“计算控制”是组织社会与改造社会的主要工作。但是，他又继续说，“计算与控制”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简化到了极点......只要能读、能写，并懂得算数四则的人，都可胜任这种简单工作。”
这就是书记人员所特有的看法，也即是他们憎恨资本主义的一个根由。
五、“堂兄弟们”的妒恨
在一个不受外力干扰的市场里面，谁的生产效率最高，生产要素就转到他的手中。这个动态是永不停止的。个人或公司，一旦努力松懈，不能以最好的办法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则以前惨淡经营所累积的财富，马上就开始消散。
......
有些家庭，连续几代都有卓越的企业人才...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先人遗传下来的财富不仅不致消散，而且日益增多。
......
...在这种家庭当中，家庭份子分成两类，一类是经营事业的，一类是不管事业的。...我们把第一类的人叫做“头儿”，...第二类的人统称为“堂兄弟们”。
这些“堂兄弟们”从公司或商店里拿钱用。但是他们对于工商业是外行，一个企业家所面对的是那些问题，他们一点也不知道。
“堂兄弟们”与他们头儿的经济关系，以及与家庭公司或商号的经济关系，大都是遵照他们父亲或祖父的遗嘱安排的，也有的是按照“堂兄弟们”自己签了字的协定来安排的。但是，有些“堂兄弟们”总觉得这种安排——无论它属于哪一种——都是损害他们的。他们总以为自己所得的太少，而头儿所得的太多。他们对于工商业与市场，毫无知识。只是相信马克斯所谓的：资本会自动生息。他们不懂得家庭里那些经营事业的分子，为什么应该比他们自己多赚些钱。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计算书的意义，他们不了解。他们总疑心头儿的所作所为是在欺骗他们，剥削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于是，家庭内部就不断地发生争执。
在这种情形下，头儿们的愤怒是不足为怪的。他们克服了政府与工会加在大规模工商业方面的一切障碍，而使事业成功，他们并以此为傲。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没有他们那种干劲和效率，这个公司或商号早就失败了，这个家庭也早就衰落了。现在，那些“堂兄弟们”不仅不感恩，反而口出怨言，这就难怪被人认为厚颜无耻了。
...那些“堂兄弟们”为要给头儿们难受，有的就参加了反资本主义的阵营，并且以金钱资助所谓“进步的”运动。他们热烈地支持罢工，甚至自家工厂的工人罢工，他们也支持。...
...有许多所谓“进步的”杂志与报纸，其经费完全靠这些“堂兄弟们“的慷慨捐助。这些”堂兄弟们“也资助一些”进步的“大学、学院和学术机构，去做所谓“社会调查研究”，并且支持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满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所谓“普罗队伍”(proletarian army)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担任要角。
六、百老汇与好莱坞的共产主义
......
...寻找娱乐的人，为的是解闷或消遣。解闷消遣就要靠形象玩艺。看惯了或听惯了的东西，令人厌倦。娱乐业必须常常变化，推陈出新。顾客们所最喝采的是一些新异而令人惊奇的东西。...舞台或银幕的名角、明星，总是担心大众的兴趣转移。他很明白，他今朝的红得发紫，完全是靠那些寻找快乐的人们的兴会与趣味，到了明天也许就被他们遗忘了。未来的新角，精力充沛的后生小子，将会取悦观众，夺去他的地位。这种忧虑经常使他苦恼。
......
我们很可以讲，好莱坞与百老汇的共产主义者，没有一个人曾经读过任何社会主义的著作，也没有人好好地分析过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正因为这个事实，才使得那些影星、舞星、歌星们，以及那些戏剧的作者、电影本事的作者、歌曲的作者们，都迷失在一个幻想当中，以为一旦到了“剥削者”被剥削的时候，他们所特有的那些忧虑也就解除了。
有些人把娱乐业一些恶劣而浅薄的出品归咎于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讨论的必要。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好莱坞与百老汇的那般人，对于共产主义的支持比较美国其他任何方面的人士要热烈得多。如果将来有一位历史家，像法国滕氏(Taine)那样，善于从小事方面寻找历史事实的起源资料，那么，他将不会不提到。世界著名的脱衣舞女郎在美国过激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反资本主义的阵线
......
...旧时代的三大势力：君主政体、贵族、教会。...有人也许认为，那些固执于保守主义的帝王、贵族和僧侣们应该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攻击西方文明的精髓，同时他们也不讳言，在社会主义的全能政治下，他们所谓的专制、特权与迷信的余孽，都没有存在的余地。
然而，这三个特权阶级的人们，也是情感冲晕了理智，嫉妒与仇恨终于叫他们与社会主义者携手了。他们也不管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没收他们的财产，他们也不管在全能政治下没有任何的宗教自由。德国霍亨左伦王室(The Hohenzollern)首先实行一个美国观察家称为“君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俄国独裁的罗曼诺夫王室(The Romanoffs)利用劳工组合主义做武器，打击“布尔乔亚”建立代议政治的企图。
在欧洲每个国家，贵族们竟然与资本主义的敌人合作了。各地著名的神学家也对自由企业制度不表示信任，暗中支持社会主义或激烈的干涉主义。现在，有些基督新教的杰出领袖，如瑞士的巴兹(Barth)，布任若(Brunner)、美国的尼布尔(Neibuhr)、梯里琪(Tillich)，以及坎特布里(Canterbury）已故的大主教威廉·邓普尔(William Tample)，都公开地咒骂资本主义，甚至把俄国布尔雪维克的一切罪行也归咎于所谓资本主义的失败。
六十多年前，威廉·哈科耳特(Sir William Harcourt)曾经讲过：“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这句话听起来也许叫人惊奇。但是，今天的政府、政党、教员、作家、好战的无神论者与基督教的神学家，几乎一致地从情感上厌恶市场经济而称赞国家万能的“好处”。这一代的青年，是在这一种沉醉于社会主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
然而，人们之要求社会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社会主义会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厌恶资本主义，也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资本主义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之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将会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厌恶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资本主义会损害了他们。他们盲目地在妒与恨的驱使下成了社会主义者。他们绝不研究经济学；经济学家对于社会主义体无完肤的批评，他们是不理睬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经济学的抽象理论简直是无稽之谈。他们自以为只信任经验。可是，经验中有些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们也以同样顽强的态度不予承认。例如一般人的生活水准，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就比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天国”不知要高出若干倍。
谈到经济落后国家的人民，他们也同样地拿出那个错误的推理。他们以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正因为贫困，“当然”要同情共产主义。
恨明显地，贫穷的国家是想解除贫穷，改善人民生活。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所采取的经济制度，应该是最足以保证达成这个目的的制度；资本主义就是这种制度，他们应该决定采用它。但是，他们竟受反资本主义的观念欺骗，而倾向于资本主义。
这些东方国家的政治领袖们，一方面羡慕西方国家的富庶，另一方面又不采用西方国家致富的方法，而沉迷于俄国的共产主义；俄国共产主义正是造成俄国及其附庸国贫困的原因。这真是个矛盾现象。
作者： Ludwig von Mises
译者： 夏道平
污蔑资本主义者的心理因素
一、失败者的怨气
现在我们试看人们为什么厌恶资本主义。
在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面，倒霉的人可以把环境归咎于命运。他之所以为奴隶，是因为有一种决定一切的超人力量，指派了他的阶级。他自己无可奈何，因而他没有理由要以身世卑贱为可耻。他的妻子也不能指责他，如果他的妻子真的问他：“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公爵呢？你若是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他一定会答复：“假如我一生下来就是公爵的儿子，我也不会和你这个奴隶的女儿结婚，而要做另一个公爵小姐的丈夫了。你不能做公爵夫人，完全是你自己的过错：你为什么不好好地选择你的父母呢？”
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事情就全然不同了。每个人的生活地位都靠自己来决定。凡是有野心而未完全实现的人，都会很清楚的知道是他自己错过了若干机会，或是由于不合时宜而被冷落。如果他的妻子埋怨他：“你为什么只赚八十元的周薪呢？假若你像同事保罗那么能干的话，你应该升为领班，而我也可以过较好的生活。” 这时，他就会觉得不如人而感到惭愧。
大多数人批评资本主义太冷酷，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之下，每个人按照他给别人的贡献而取得报酬。这个原则的权威，对于个人的缺陷毫无宽假。每个人都知道，在他自己失败了的地方，有的人成功了。每个人也都知道，在他所嫉羡的人当中，有些原来与他立于同等地位，由于努力而爬起来的。他想起这些，自然心有不甘；最坏的，他还知道别人也清楚这些事情，于是他更觉难过。从妻子儿女的眼光中，他领会到一种无言的责难：“为什么你不能再能干一点呢？”他经常看到大家都恭维那些成功的人，而以冷眼或怜惜的态度对他。
资本主义使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但是，成功的只有少数。这一事实，使得许多人感觉不快。就大多数人讲，一个人努力的收获，无论他是什么，若与他的野心所希望的相比较，总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他又经常看到别人成功的地方，正是自己失败的地方。由于下意识里自卑感的滋长，于是对于那些胜过他的人，他就心怀憎恨了。此所以走江湖的人嫉妒有恒业的人；工厂里的工人嫉妒领班；公司管理员嫉妒副经理；副经理嫉妒总经理；拥有三十万元的人嫉妒百万富翁,,,,,,
......
为着自安自慰并为自己自己辩护，这样失败的人总要找一个无罪的羔羊。他要使自己相信，失败的原因不在自己。他觉得，他的聪明才智与努力至少不会比那些成功的人差。不幸，这个万恶的社会制度不奖励最可敬佩的人，而是把光荣给那些非法横行的恶棍、骗子、剥削者、鲁莽汉。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的诚实。他不屑于采用卑鄙污浊的手段，而那些手段正是成功者所赖以成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富而不仁，二是仁而不富。他，他自己，感谢上帝，做了正确的选择，没有走上富而不仁的道路！
这就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自己的失败找寻替罪羔羊的心理状态。其实，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个人对于大家福利的贡献而分别待遇的，因此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这种社会里，凡是野心没有充分满足的人，总不免心怀愤慨，因而对于那些比较成功的人也就怨恨了。于是，愚蠢一点的，就以恶言恶语任意诽谤，发泄肚皮里的怨气。有点修养而惯于矫饰的，则把他们的怨气升华为一种哲学——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他们想要以这种哲学来抑制自己内心深处一种听不见的声音，那个声音，时时刻刻在告诉他们：失败，完全是自己的过失。
他们那么狂热地为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而辩护，正是由于他们的意识界正在进行自我交战。
生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世界里面，野心受了挫折而感受到的苦痛，是不同寻常的。其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一事实，而是由于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才智的差异、意志力的强弱、勤勉程度的不同，都会毫无掩盖地暴露出来。由于这种无情的暴露，那些受了挫折而又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就得为他的心灵找个避难所，于是形成了一些空想，想出一个“完善的”世界。在那个“完善的”世界里，大家所受的待遇，是以个人的所谓“真实价值”为标准。
二、知识分子的愤慨
...一般平民...所嫉妒和愤恨的，不是有些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而是模模糊糊的一些抽象的东西，像“管理”、“资本”、“华尔街”等等。怨恨这些抽象的东西，与怨恨一个天天见面的人，在情感上是不一样的，前一场合不会像后一场合那么激烈。
另外有些人，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或家庭亲戚关系，经常要与那些比他们更有成就的人亲身接触；而后者的成就，照前者想来，应该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因此，这般人的怨恨，就不像一般平民那样以抽象的东西为对象，而是以他们日常接触的人为对象。所以他们的感情更为激切。他们咒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把他们应该享有的地位给了别人。
这就是普通称为知识分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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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体现在那些熟人的身上。那些人的成功是他所憎恶的。他们把自己的委屈都归咎于那些人。那些人即是资本主义的化身，所以资本主义也为他们所厌恶。要了解知识分子为什么都对资本主义大肆攻击，我们必须认清这一个要点。
三、美国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的偏见
知识分子之反资本主义，这一现象不只见之于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但在美国则比欧洲各国更为普遍、更为厉害。...
......
美国的著作家或科学家，惯于把工商界的富人看作粗俗的市侩，教授先生每每瞧不起那些热心于学校球队而不热心于学术成就的学生。如果他知道竞技的训练者比哲学教授赚得的薪水更多，他便觉得是个侮辱。有些工商界的人只重视研究工作的金钱价值，这些工商界人士，也为一般做研究工作、发明过新的生产方法的人所痛恨。
美国有很多的物理学家同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由于他们不懂得经济学而又常常听到大学内某些经济学的教员也在反对利润制度，这就很难希望他们抱持其他的态度了。
一个国家，如果有一群人把自己圈起来，与其他的人群隔绝，特别是与知识界的领袖们隔绝，像美国“社交界”那样的作风，则他们必然会成为圈子外的众矢之的。美国那些有钱的人在社交上的排他主义，正是自己孤立自己，而且激怒群情，以致知识分子大都倾向于反资本主义。
四、白领工作者的憎恨
......
他在经理部门，坐在写字台的后面，经常在记录业务上的语言与数字。对于这种工作，他每每高估了它的重要性。他也像头儿一样，经常审阅其他同事们提出的报告，并且也直接或用电话与他人商谈。于是他很自负，他自以为他是属于企业管理的枢机，乃把自己的任务与头儿的相提并论。同时，作为一个“劳心者”，他又瞧不起那些指掌胼胝而肮脏的手艺工人。可是这些手艺工人赚得更多的报酬，也更被人重视。这种现象，使得他更为愤怒。他想，资本主义不按照他“智力”工作的“真实”价值给以报酬，而偏要优待那些简单的贱工。可恨！
......
书记人员的妄自尊大，把他自己的那种助手工作，与他们头儿的工作相提并论，自以为是中枢活动的一部分，这种心理的典型，我们在列宁的一篇论文《论述“生产与分配的控制”》中，可以看得出。
列宁本人和他的那群造反者，对于市场经济的运作，一点也不了解，同时，他们也不求了解。他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只是马克斯所形容的万恶中最恶的东西。他们是职业革命家，筹党费是他们唯一的赚钱方法。党费虽也有自愿捐输或应募的，但大部分是来自强迫的勒索或没收。一九一七年以前，这些革命同志们，有些亡命在西欧和中欧，那时，他们常常在公司里面做点书记一类的助手工作。填表、写信、登记账册、整理文件，这一类的经验，就是他们的经验。列宁对于企业家的活动，仅仅是根据他的同志们这点经验来认识的。
......
...列宁所有的工商业知识，都是那些在公司里写字间里作过事的同志们所讲的那一套。他们是把工商业看作一大堆缮写、记录和计算的工作。所以列宁说，“计算控制”是组织社会与改造社会的主要工作。但是，他又继续说，“计算与控制”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简化到了极点......只要能读、能写，并懂得算数四则的人，都可胜任这种简单工作。”
这就是书记人员所特有的看法，也即是他们憎恨资本主义的一个根由。
五、“堂兄弟们”的妒恨
在一个不受外力干扰的市场里面，谁的生产效率最高，生产要素就转到他的手中。这个动态是永不停止的。个人或公司，一旦努力松懈，不能以最好的办法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则以前惨淡经营所累积的财富，马上就开始消散。
......
有些家庭，连续几代都有卓越的企业人才...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先人遗传下来的财富不仅不致消散，而且日益增多。
......
...在这种家庭当中，家庭份子分成两类，一类是经营事业的，一类是不管事业的。...我们把第一类的人叫做“头儿”，...第二类的人统称为“堂兄弟们”。
这些“堂兄弟们”从公司或商店里拿钱用。但是他们对于工商业是外行，一个企业家所面对的是那些问题，他们一点也不知道。
“堂兄弟们”与他们头儿的经济关系，以及与家庭公司或商号的经济关系，大都是遵照他们父亲或祖父的遗嘱安排的，也有的是按照“堂兄弟们”自己签了字的协定来安排的。但是，有些“堂兄弟们”总觉得这种安排——无论它属于哪一种——都是损害他们的。他们总以为自己所得的太少，而头儿所得的太多。他们对于工商业与市场，毫无知识。只是相信马克斯所谓的：资本会自动生息。他们不懂得家庭里那些经营事业的分子，为什么应该比他们自己多赚些钱。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计算书的意义，他们不了解。他们总疑心头儿的所作所为是在欺骗他们，剥削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于是，家庭内部就不断地发生争执。
在这种情形下，头儿们的愤怒是不足为怪的。他们克服了政府与工会加在大规模工商业方面的一切障碍，而使事业成功，他们并以此为傲。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没有他们那种干劲和效率，这个公司或商号早就失败了，这个家庭也早就衰落了。现在，那些“堂兄弟们”不仅不感恩，反而口出怨言，这就难怪被人认为厚颜无耻了。
...那些“堂兄弟们”为要给头儿们难受，有的就参加了反资本主义的阵营，并且以金钱资助所谓“进步的”运动。他们热烈地支持罢工，甚至自家工厂的工人罢工，他们也支持。...
...有许多所谓“进步的”杂志与报纸，其经费完全靠这些“堂兄弟们“的慷慨捐助。这些”堂兄弟们“也资助一些”进步的“大学、学院和学术机构，去做所谓“社会调查研究”，并且支持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满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所谓“普罗队伍”(proletarian army)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担任要角。
六、百老汇与好莱坞的共产主义
......
...寻找娱乐的人，为的是解闷或消遣。解闷消遣就要靠形象玩艺。看惯了或听惯了的东西，令人厌倦。娱乐业必须常常变化，推陈出新。顾客们所最喝采的是一些新异而令人惊奇的东西。...舞台或银幕的名角、明星，总是担心大众的兴趣转移。他很明白，他今朝的红得发紫，完全是靠那些寻找快乐的人们的兴会与趣味，到了明天也许就被他们遗忘了。未来的新角，精力充沛的后生小子，将会取悦观众，夺去他的地位。这种忧虑经常使他苦恼。
......
我们很可以讲，好莱坞与百老汇的共产主义者，没有一个人曾经读过任何社会主义的著作，也没有人好好地分析过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正因为这个事实，才使得那些影星、舞星、歌星们，以及那些戏剧的作者、电影本事的作者、歌曲的作者们，都迷失在一个幻想当中，以为一旦到了“剥削者”被剥削的时候，他们所特有的那些忧虑也就解除了。
有些人把娱乐业一些恶劣而浅薄的出品归咎于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讨论的必要。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好莱坞与百老汇的那般人，对于共产主义的支持比较美国其他任何方面的人士要热烈得多。如果将来有一位历史家，像法国滕氏(Taine)那样，善于从小事方面寻找历史事实的起源资料，那么，他将不会不提到。世界著名的脱衣舞女郎在美国过激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反资本主义的阵线
......
...旧时代的三大势力：君主政体、贵族、教会。...有人也许认为，那些固执于保守主义的帝王、贵族和僧侣们应该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攻击西方文明的精髓，同时他们也不讳言，在社会主义的全能政治下，他们所谓的专制、特权与迷信的余孽，都没有存在的余地。
然而，这三个特权阶级的人们，也是情感冲晕了理智，嫉妒与仇恨终于叫他们与社会主义者携手了。他们也不管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没收他们的财产，他们也不管在全能政治下没有任何的宗教自由。德国霍亨左伦王室(The Hohenzollern)首先实行一个美国观察家称为“君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俄国独裁的罗曼诺夫王室(The Romanoffs)利用劳工组合主义做武器，打击“布尔乔亚”建立代议政治的企图。
在欧洲每个国家，贵族们竟然与资本主义的敌人合作了。各地著名的神学家也对自由企业制度不表示信任，暗中支持社会主义或激烈的干涉主义。现在，有些基督新教的杰出领袖，如瑞士的巴兹(Barth)，布任若(Brunner)、美国的尼布尔(Neibuhr)、梯里琪(Tillich)，以及坎特布里(Canterbury）已故的大主教威廉·邓普尔(William Tample)，都公开地咒骂资本主义，甚至把俄国布尔雪维克的一切罪行也归咎于所谓资本主义的失败。
六十多年前，威廉·哈科耳特(Sir William Harcourt)曾经讲过：“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这句话听起来也许叫人惊奇。但是，今天的政府、政党、教员、作家、好战的无神论者与基督教的神学家，几乎一致地从情感上厌恶市场经济而称赞国家万能的“好处”。这一代的青年，是在这一种沉醉于社会主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
然而，人们之要求社会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社会主义会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厌恶资本主义，也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资本主义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之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将会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厌恶资本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资本主义会损害了他们。他们盲目地在妒与恨的驱使下成了社会主义者。他们绝不研究经济学；经济学家对于社会主义体无完肤的批评，他们是不理睬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经济学的抽象理论简直是无稽之谈。他们自以为只信任经验。可是，经验中有些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们也以同样顽强的态度不予承认。例如一般人的生活水准，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就比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天国”不知要高出若干倍。
谈到经济落后国家的人民，他们也同样地拿出那个错误的推理。他们以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正因为贫困，“当然”要同情共产主义。
恨明显地，贫穷的国家是想解除贫穷，改善人民生活。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所采取的经济制度，应该是最足以保证达成这个目的的制度；资本主义就是这种制度，他们应该决定采用它。但是，他们竟受反资本主义的观念欺骗，而倾向于资本主义。
这些东方国家的政治领袖们，一方面羡慕西方国家的富庶，另一方面又不采用西方国家致富的方法，而沉迷于俄国的共产主义；俄国共产主义正是造成俄国及其附庸国贫困的原因。这真是个矛盾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