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人还有一个思维问题：啥时候要完备的证据啥时候不要，搞不清楚。

在讨论一些事件时，我们会发现许多中国人存在一个思维问题：他们不知道何时需要完备的证据，何时则不需要。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进化”后的中国人中，即那些接触了西方文化、港剧、美剧等的人。这些人可能在法律剧或新闻事件中看到了证据的重要性，便开始质疑他人的观点，常常问道：“证据呢？”例如在援俄问题、P4实验室病毒问题，以及中共的政策等话题上，他们总是以证据不足或小概率反证为由，否定一些论断。

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他们试图理性分析问题，但并不清楚在不同情境下该使用何种思维方式，造成了“中华田园理中客”的局面。

首先，在法律领域，追求的是程序正义而非事实真相。法律并不在乎判决是否符合真实情况，而是关注程序的合法性。例如，即使一个人明显有罪，如果证据的收集过程不符合法律要求，该证据就会被视为无效，导致判决无效。这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析问题和判断事件时，我们需要追求事实和真相，而非仅仅追求程序正义。因为我们并非国家的暴力机器，没有能力伪造证据或对他人施加伤害。因此，依据大概率判断事物的正确性是相对较高的，而小概率的反证不应成为否定结论的理由。

可惜的是，中国人往往将法律规则强加到公众对现实事件的理解中。他们会认为：“没有证据证明P4实验室是病毒源头，就不能说是它。”确实，缺乏直接证据，但通过逻辑推理和间接证据的结合，如疫情爆发点、现场毁灭证据以及中共阻止调查等，我们可以构建出合理的证据链，得出大概率成立的结论。

在与朋友的讨论中，他常常质疑我的观点，问我证据在哪。我反驳说，逻辑本身就是一种证据。而且他还否定我所依据的证据，比如中国援俄问题，他声称联合国未公开承认某些事实便不可信。这种思维方式显示了他对何时应使用何种思维工具的无知。

像我朋友这样的中国人，确实不少。他们仅仅追求表面的“其然”，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其所以然”。他们知道程序正义，却不懂得在何时何地应用，最终导致了思维的混乱和论证的缺失。

顺带说一下，这种知道一个名词，或者一个方式，就瞎鸡巴乱用这是中国人的通病。比如知道了言论自由，就瞎鸡巴滥用，知道个自由竞争，就瞎鸡巴滥用。归根到底，还是中国人蠢造成的，智商无法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