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信：《收租院》是中国美术的耻辱经典

在“新中国美术经典”光环里，刘文彩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吃人魔鬼，刘氏庄园成了血腥恐怖的人间地狱。在艺术“创造”的背后，却又遮蔽着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真实悲剧，它们上演了新中国一场场的政治劫难。

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因为家庭成份和“收租院”逃到4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但最终逃不过《收租院》“牢记血泪仇”的宣传攻势，当地农民把他用绳索勒死，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

这些，如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力在现场讲座中的所说：“《收租院》反映了从人们比较愚昧的状态，再到觉醒后感到怒火中生的状态，然后人们做出决定要革命的状态”。不错，《收租院》激发了人们怒火中烧，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名义下，可以肆无忌惮地虐待、屠杀、侮辱地主反革命分子，类似“收租院”的“新中国文艺”经典作品所释放出的暴力能量，制造了一起起人间惨剧。

阶级斗争中的暴力艺术，成功地塑造出类似刘文彩这一典型反面人物，使得更为残忍的、毫无人道的迫害运动变得完全合法化。广大群众在阶级斗争的恐惧、谎言暴力的洗脑作用下，为了不再吃“二遍苦”，疯狂地迫害所谓“阶级敌人”。可以说，文革是一种集体恐惧的“狂犬病”，人们疯狂地表决心忠于伟大领袖，积极响应政治运动，不择手段的诋毁他人，甚至发展到父子、兄弟、夫妻、师生之间彼此暗中告密、公开划清界限的人人自危地步。

文革结束后，有关《收租院》的创作真相陆续披露：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访贫问苦’，他们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桥村14组（原建兴村4组）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想听，生气地走了。他们又找到吕忠普对门的邻居谷能山，他也是刘文彩家的长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强健的身躯，对他那副壮实的形象产生了兴趣，艺术家们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让他来出来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

艺术家们用革命理论来动员他出来诉苦，谷能山不愿意。谷能山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很快叫民兵来把谷能山抓走。谷能山的儿子说：把我父亲像关劳改犯一样关起来，每天给他送饭去。另一个长工吕忠普的儿子吕宏林说：父亲吕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吓得连夜步行到50公里外的大山深处的天宫庙煤矿里躲起来。这些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如些恐怖，与他们自己编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毫无二致。更可笑的是，由于谷能山坚持实话实说，没有顺从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就把谷能山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刘文彩的帮凶。

安仁附近的韩场兰田社区16组18号的唐学成（90多岁的共产党员及复员军人），为人们还原了旧时代地主与佃农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强调“你死我活”的压迫剥削。唐学成说：过去他家佃了刘文彩十余亩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抢了，家里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事就把他带到安仁镇找刘文彩。唐学成的父亲才见到刘文彩，他向刘文彩下跪说今年牛被抢了交不起租，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事站起来说，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没事。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唐学成的父亲转头走了两步，刘文彩问了一句，“你被抢的是头什么牛？”，回答“是头黄牛”，唐学成的父亲就回家了。没想到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手下的人牵到唐学成的家里送给了他。

对于懂得经营的地主而言，面对天灾荒年，地主与佃户是连带责任关系，这是地主之所以是地主的成功秘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既不能巩固财富而又成不了受人尊敬的地主乡绅。传统地主的家道败落，通常归于子孙后代的道德失败，其次是经营不善或兵荒马乱，道德威望地主阶层致富的重要资源。诚然，像刘文彩这样在四川具有举足轻重的大地主，没有军事、政治、黑社会的强大实力，积累那么大家业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刘文彩与弟弟刘文辉的一商一戎的经营互补，使刘家势力在四川如日中天。

刘文彩如果象《收租院》那样专门盘剥当地农民，就成不了四川境内的大地主。必须指出的是，大邑安仁出了刘家兄弟对本地人是非常沾光的，如安仁镇地势高、水源不足，刘文彩和刘文辉发动修建万成堰水利工程，不光需要人力财力，还需要刘文彩的一言九鼎。因此，当地人在正常时候都说刘文彩是“大好人”，决不是文艺家们“创造”的恶霸刘文彩。在国共战争最后阶段，即刘文辉起义的前夕，胡宗南入川清除刘文辉，刘氏家人在家乡人和地方武装的保护下才万无一失，若刘文彩像《收租院》里那样遭当地人的仇恨，结果便可想而知。

从土改到文革中，刘文彩的恶劣形象一步步提升，达到人间恶魔的地步。如文革中风光了10年的“冷妈妈”，她坐着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到水牢、“收租院”等处现身说法。

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之前，冷月英在省内省外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近千场，听众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安仁刘氏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牢”。水牢解说词称：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1954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典型化”地设计出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里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

为此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底。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综合人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冷月英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

“收租院”研究者有关刘文彩的历史资料，包括对土改、大跃进、文革的历史研究，使得刘文彩及其“收租院”的历史真相逐渐清晰起来，它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运动的集合产物，艺术谎言不过从中表演了一个道具角色而已。

其实，从1950至1953年的土改中，便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罪恶的批斗会便推而广之，并随意编造地主富农罪状。随着1953－1955年农业合作社运动的不断展开，贫下中农出现了抵制政府政策现象，打击镇压便在群众当中蔓延，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收租院”和刘文彩的罪状在这种政治环境也随之加深。

《〈收租院〉真相》一文的作者刘小飞披露：《收租院》里那个交不起租而丢下自己吃奶的孩子和婆婆去给刘文彩喂奶的罗二娘，她在诉苦会上说她给刘文彩喂奶，刘文彩把她的奶头咬了，还说刘文彩要强暴她。这个在《收租院》里的被压迫罗二娘，1960年前后丈夫罗吉安饿死，小女儿饿死，大孙子饿死，大儿媳饿死，一共饿死了4口人。罗二娘的亲侄子罗大文告诉刘小飞：罗二娘从来就没进过刘文彩家的大门，她怎么会去给刘文彩喂奶？罗大文还说“解放”初罗二娘没这样讲，土改时也没这样讲，是“四清”运动时大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宾康住在罗二娘家几个月以后罗二娘才这样讲的，朱部长为此还给了罗二娘一座公馆。

《收租院》系列雕塑作品的横空出世，显然离不开那个极权恐怖的特殊年代。极权政治、谎言艺术、饥荒死亡、阶级斗争是这一“新中国美术经典“的历史实质。

刘文彩家族来自安徽省徽州，清朝初年移民进入四川，迄今能够找到的宗亲有17代。刘文彩父亲刘公赞是晚清贡生（一种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学员），家境相当于富裕中农。刘公赞有六儿一女，长子刘文渊是个书生，曾考中秀才，后学习法律，担任四川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早年刘文渊曾在刘家祠堂设塾，为弟男子侄授课，所以他是最受刘家人尊重的。父母去世后，他被尊为族长。老二刘文运是农民，心眼很窄。1920年代中期6弟兄分家就起因于他。刘文彩与他很疏远。老三刘文昭素好老庄，“无欲无为”，颇具散仙风范，以裁缝为业，与世无争，性淡如水。刘文彩与刘文昭交情甚笃。老四刘文成早年经营烧酒坊，后来凭藉刘文辉的关系，当上了“机械修理厂”厂长，其实是个造币厂。造钱的人哪会缺钱花，于是他开银行，买房田，由于在成都房产很多，虽然富甲四方，刘文成却很吝啬。

老五刘文彩生于1887年，死于1994年10月。刘家兄弟中最得意的当然是老么刘文辉。刘文辉生于1895年，从小聪颖过人，13岁冒充16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考试时对试题一片茫然。但他并不着急，另发议论——“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虽然离题万里，但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并当场破格录取。后保送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据刘家后裔回忆，刘文彩早年因家中孩子多，无钱上学，在家照看小弟文辉，两人感情笃深。后来开始卖烧酒。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这段早年经历让他对下层隐情、江湖内幕一览无遗。刘文彩、刘文辉各有所长：一朝一野，一军一商，堪称珠联璧合，正因如此，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才能出没狂风巨浪30年而不倒。

在大跃进和文革中，被迫捏造刘文彩的种种罪状，这一切在文革结束后全部揭穿，唯有当局不肯公开而全面的认错。最典型的有《收租院》中还有一个杀人霸产的故事：说刘文彩的狗腿子曹克明把3个正在田里栽秧的贫农打死在田里。这个故事编出来后官方强迫曹克明承认，不然就要吊打他。曹克明被迫“承认”了。当艺术家把这个故事塑好后，就把曹克明抓捕判了15年徒刑。邓小平上台后法院以量刑过重改判5年把他放了。他到县法院去申述，法院的办案人员对他说人们知道是冤案，知道是假的，但《收租院》不平反，我们就不敢给你平反。曹克明又到上级法院去申诉，上级法院也是同样态度。在1982年走投无路的曹克明到大邑县人民法院门口服毒自杀。死前，一再对儿子说：“你要为我伸冤啊！”

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创作了《收租院》系列造型作品，它逼真写实的舞台语言，塑造了刘文彩这一吃人的魔鬼形象，其个人名誉遭到恶意的扭曲尚且不说，问题在于《收租院》制造了谎言所带来社会暴力，给许多无辜者带来了不肯承受的灾难。今次展出，本应该向世人公布它的谎言本质和历史罪行，还刘文彩以及家人一个真实的本来面貌。然而，在炎黄艺术馆展出过程到专家讲座，完全不提它所造成的人道后果，反而一再地讴歌它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那些参与炮制《收租院》谎言艺术的当事人，洋洋自得地向人们炫耀他们的罪恶杰作。此外，还有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专家教授，不惜笔墨口舌在赞美《收租院》这一充满暴力谎言的无耻经典。这一切表明，没有灵魂良知的艺术作品，在审美形式与技法表现的包装下，不仅能够欺骗世人的眼球，同时还是强权暴力的政治工具。

1965年，四川美术学院的一些受过西方美术教育的教师共同创作了这组雕塑。

《收租院》作品的人物原型来自大邑安仁当地农民和刘文彩及其家人。然而，人物真实的背后则隐藏着与历史完全不符的巨大谎言。大凡了解传统中国的人都清楚，地主乡绅阶层虽然不是大善人，但他们是维护社会生产、治安秩序、公共事业、宗法制度的核心力量。不论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子如何来的，但缺乏经营头脑、道德节制是难以成为富甲一方的地主。这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法精神存在密切关系，没有道德号召力就不足以维持社会地位，更不能使财富持续增长。这一点，刘文彩与其时代大部分地主富绅不会有很大区别；如他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捐出一千亩田作为学校公产；还修道路、修水利。这些善举证明了大地主刘文彩是极为注重个人威望，在道德行为方面不可能无所节制。

炮制《收租院》这一谎言作品，虽有土改、大跃进、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诸多政治因素，但艺术家的主体罪责同样难逃。艺术追求真善美的起码伦理遭到赤裸裸践踏，文艺成了政治谎言、艺术暴力的肆虐工具。1965年四川美术学院教师赵树桐、王官乙以及一群美院学生接到上级指示，创作了这组充满谎言暴力的艺术作品。

迄今为止，创作这组作品的大学教授和人民艺术家们没有一丝悔意，在他们的回忆和记述中只有“青春无悔”的辉煌岁月。然而，面对历史学家调研披露出的大量事实证据、大邑安仁当地人揭发当年被强迫捏造刘文彩罪状以及刘文彩后人一再的呼吁伸冤，《收租院》创作者们对自己的艺术犯罪行为始终避而不谈，却从不放过“再现辉煌”的作秀机会。这次展览是在民生银行商业推动和专家学者的配合下，再次上演了欺骗民众的历史谎言，表明政治阳谋和艺术暴力仍是中国上空挥之不去的幽魂。所以，《收租院》也就成为中国政治的耻辱经典。

我们不要指望那些谎言家们的良心发现，转而主动忏悔和还历史一个真相，而只能靠每个中国人的觉醒意识，认清谎言与艺术暴力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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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完全有理由相信 不能说是相信
根据支那人与支那政府长期塑造历史的功底 所谓南京大屠杀完全就是支那人自己编出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