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好文分享】为什么近两年时间，以伊朗等势力突然不行了？

作者知乎昵称：鞭临天下

为什么向外转移外部矛盾那一套曾经几十年来一直有效的叙事，在如今的伊朗失效了呢？作者从几个角度进行了归因：
1.伊朗人的代际更替导致所历史记忆的变迁（年轻一代没有感受过美帝国主义直接造成的痛苦，他们从互联网上看到的美国是文明、发达、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
2.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特权阶级借西方制裁的背景利用政策牟利的对照（一面是伊朗人民在“美国的制裁”下，生活越来越艰难；另一方面是特权阶层以“对抗美国的需要”之名为自己牟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同样是制裁，我们越活越穷困，有些人越活越滋润？）；
3.对外政策与对内民生的选择（伊朗人再不愿为伊朗的“抵抗轴心政策”而牺牲自己的生活）；
4.民众对威权手段的复杂因应（强权的逻辑是：暴力带来恐惧，恐惧带来服从。但实际上的影响更加复杂：当政府使用暴力去镇压它的反对者时，同时在人为的将民众推向它的对立面）

面对合法叙事走向破产的境地，伊朗却无法进行改革：当反美日益沦为民众眼中转移矛盾的工具时，他们却无法抛弃反美叙事，因为这是它政权主要的合法性来源。一旦在这个问题上退让，等于亲手在合法性大旗上撕下一个大破洞。

于是伊朗只能在困境中走向毁灭，一个小小的火苗点燃了整个国家的矛盾。

作者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如果要作补充，我觉得作者的归因应该加上一点，那就是通过民族主义塑造合法性，需要对外保持强硬，而伊朗在对外战争的失败，摧毁了它的民族主义叙事。民众不是不能忍受勒紧裤腰带为抵抗美帝国主义奉献，但是民众不可能接受自己勒紧裤腰带，最终换来一个毫无意义的结果。在过去的一年里，伊朗又是被接连斩首，又是被美以轰炸，又是被各种加码制裁，而伊朗被揍成了猪头，毫无还手之力。

此情此景，任何民众都会产生一种悸动地愤怒：我们忍受制裁省吃俭用，是为了你能够替我们抵御外敌入侵的；可是你在外敌入侵面前手无缚鸡之力，要你还有何用？

这种情况，在让民族主义者彻底对伊斯兰政权失望之余，还会加重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民众更加有理由相信，反美是一个借口，权贵借反美的旗号把本应用于国防的钱财拿来贪腐。

作者写的很好，我在这叙述反而画蛇添足。不如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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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非常简单，因为伊朗的国家叙事在这几年破产了。

如果只看伊朗官方电视和清真寺里那一整套口径，你会以为今天的伊朗，仍然停留在某种与美国进行世纪对决的革命叙事里：新闻里反复播放的是最高领袖批判帝国主义的画面，主持人在演播室里谈的是敌人用制裁扼杀了我们的经济和我们必须在抵抗中自力更生。城墙上的壁画，是拳头砸向星条旗，是骷髅一般的山姆大叔。课本里的政治课，是从一九五三年政变讲到人质危机，从两伊战争讲到核协议破裂，结论永远只有一句：美国是万恶之源。清真寺的讲坛上，阿訇会提醒大家，是伊斯兰共和国挡在你和帝国主义之间，会告诉你，日子再难，也是为全体穆斯林、为被压迫者反抗的代价。

在这套叙事里，一切问题都有一条现成的归因路径：通胀，是因为美国制裁。失业，是因为西方封锁。药贵、房贵、里亚尔的一轮轮贬值，是因为敌人不愿意看到伊朗独立自强。一切牺牲都可以被翻译成反帝国主义的代价，一切痛苦都可以被一句人民在忍耐和牺牲者没有白死掩盖过去。

只要镜头停留在演讲台、阅兵式和周五礼拜上，你看到的仍然是一个被外部包围、内部高度团结的伊朗：整个国家仿佛还处在某种永恒的战时状态，对外极端强硬，对内同仇敌忾。

但只要把视线从演讲台挪到街头，从国营频道切到手机竖屏，从清真寺的扩音喇叭转向市场巷子口的嘈杂，你会发现完全相反的一幕。

退休工人在凯尔曼沙、伊斯法罕的广场上举牌抗议，喊的是敌人就在这里，他们骗你说是美国。年轻人在德黑兰大学门口和设拉子的街头聚集，高喊的是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只为伊朗。在货币暴跌和物价飞涨的新一轮示威里，人们喊出别再那么好战了，我们的饭桌是空的，把宏大叙事硬生生拉回到一张日渐清淡的餐桌上。这些口号没有经过宣传部门的润色，也不是哪位理论家设计出来的，而是从被通胀反复碾压的工资条、从越来越贵的肉和鸡蛋、从一次次镇压的记忆里创造出来的句子。这些出自老百姓的口号把官方那套讲了四十多年的反美故事翻了个底朝天。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嘴里是动员口号，在街头变成反讽和反弹。几十年来被视作合法性基础的反美话语，突然变成了一个谁提谁难堪的谎言。

于是，问题就变得尖锐起来：

这套从一九七九年革命一路讲到今天、贯穿伊朗宪法、课本、墙上宣传画和礼拜词的反美叙事*，为什么在最近十来年，对伊朗人自己越来越失效，甚至从政治资产转变成了政治负债？为什么同样一套对外表现敌意的语言，在官方那里仍然被当成护身符，而在许多普通人心中，却已经成了识别谁在逃避责任的标记？

要说清楚这些，我们必须承认一点：这套叙事曾经真的是有基础的、有效的。因为对老一辈伊朗人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来不是抽象的西方，而是一连串具体的创伤。

一九五三年，美英情报机构策动阿贾克斯行动，推翻了通过议会程序上台、又推动石油国有化的摩萨台政府，重新扶起亲西方的巴列维国王，这是伊朗现代史上最典型的一次外部干预，被许多伊朗史研究视为伊斯兰革命的远因。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爆发，美国成了最显眼最邪恶的敌人象征，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持续四百四十天，打倒美国的口号在革命动员中反复出现。

八十年代，两伊战争长达八年，美国在关键节点偏袒萨达姆，最终击落伊朗民航六五五航班，两百九十名平民丧生，这些都不是宣传杜撰，而是写进国家记忆的事情。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霍梅尼新政权把反美写进宪法序言、挂上清真寺外墙、塞进课本和早读课，并不是凭空煽动，而是因为真切存在的民族创伤。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伊朗，确实处在制裁之下：工业零部件难以进口，外汇紧张，普通人要排队买菜油、肉和糖。

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匮乏和挫败，很容易被安放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叙事中：我们之所以穷，是因为我们拒绝向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低头。我们之所以必须忍耐，是因为我们承担着更大的反帝使.

在那样的语境中，美国是伊朗的头号敌人并不突兀，它和许多人的亲身经历完全是对得上的。

甚至在当时讲这个，就是政治正确。

但是接下来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问题就来了，这世界上，任何依赖外部敌人来维持合法性的体制，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前提：大多数人生活中最直接的痛苦，必须要能够被解释清楚主要是那个敌人造成的。只要大家真心觉得我之所以这么苦，是因为外面那个人在掐我，反美叙事就有生命力。可一旦有一天，人人都清楚地感受到掐住自己脖子的那只手主要来自内部，这套国家叙事就会开始崩塌。

这十几二十年里，伊朗现实运行的逻辑，恰恰一步步把反美叙事的地基掏空。

制裁本身当然是真的，杀伤力也极强。

从○六年开始，围绕核计划的制裁一轮轮加码，伊朗的石油出口受限，银行体系被逐步踢出全球结算网络。一八年美国退出核协议后，单边制裁再次全面恢复，叠加内部管理失当，里亚尔开启了一轮又一轮的雪崩。在二五年这一轮货币危机中，黑市汇率一度突破一百四十万里亚尔兑一美元，短短几个月内再贬百分之四十左右，食品价格一年内上涨六七成，国际机构预测伊朗经济将连续陷入负增长，高通胀可能维持在百分之五十高位。对普通家庭来说，这些宏观数据意味着非常具体的东西：工资发到手里那一刻已经缩水，养老金一点点被通胀啃空，市场上鸡蛋、肉、奶的价格节节攀升，一场大病就足够击垮一个中产家庭。

按理说，仅从宏观因果链上看，这些仍然可以继续写进美国制裁导致我们贫困的控诉话术里。但伊朗人碰到的一切，并不只发生在宏观统计表上，而是发生在一个看得见阶层分化、看得见权贵致富的社会里。同样的制裁，对不同阶层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命运：一边是养老金老人、普通公务员、打零工的青年，在高物价前越来越艰难。另一边，是革命卫队控制的庞大企业网络和挂着慈善基金会牌子的财团，在制裁环境里借着抵抗经济的旗号变得更大更富。

自本世纪初以来，一轮轮的国际制裁反而帮助伊朗的军经复合体*坐大。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垄断工程承包和接管受制裁企业，革命卫队及其附属公司在建筑、能源、港口、金融等领域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话语权。名义上照顾弱势群体的：贫困者基金会等大型宗教基金会，通过控股成百上千家企业，涉足从水泥、钢铁到旅游、零售的几乎伊朗整个国家的任何行业，却几乎不受国家议会和公众监督，国际组织在这几年的调研报告中甚至把军队和这些基金会形容为国中之国的经济帝国。

制裁越严，正规透明的经济渠道越萎缩，而那些掌握港口、边境、影子银行和灰色金融网络的集团，反而能通过垄断走私与绕制裁业务，攫取超额利润。最近就有调查称，革命卫队及其代理网络已经通过向叙利亚、哈马斯、伊拉克民兵、胡塞武装等抵抗轴心成员出售武器和商品，并利用一整套避开金融制裁获得外汇，而这些收入几乎完全绕开了国家预算体系。

换句话说，在制裁这种情境下，离权力越近的人，越能把制裁变成生意。离权力越远的人，就越要为制裁买单。对于普通伊朗人来说，这不是抽象的算术和学术问题，而是每天肉眼可见的对比：一边是排队买鸡蛋的普通人，一边是军队背景公司包揽的大工程和基金会建起的豪华商场。一边是靠养老金勉强度日的老人，另一边是包括教士集团和军事权贵后代在伊朗以外国家的名校念书和生活。

在这样的现实中，当官方继续用美国制裁害苦了我们所有人要求大家忍耐时，很多人心里自然会补上一句：制裁存在，但你们为什么能在制裁里越过越好，而我们则是越过越穷？敌人就在这里，他们骗你说是美国，这句在一七年后多次伊朗抗议中高频出现的口号。它不是否认美国的责任，而是

把叙事的优先顺序翻了个面：外部敌人依然存在，但真正压在我们身上的，是这套利用外部敌人维持统治的内部结构。

与经济结构的变形并行发生的，是伊朗对外政策与国内民生之间的逐渐断裂。伊朗长期把自己塑造

成抵抗轴心的核心：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向哈马斯提供资金与武器、在叙利亚维持驻军、在也门支撑胡塞武装，这些都被包装成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历史性对抗和捍卫巴勒斯坦和穆斯林尊严的高尚事业。只要国内经济还能勉强运转，这套话语仍有其感召力，人们在为自己的困苦寻找意义的时候，往往宁愿相信自己是在为某种共同正义付出。

然而，当货币长期贬值、通胀顽固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时，对外军事冒险与国内生活的断裂就变得越来越刺目。二○一九年大规模抗议时，既不是加沙，也不是黎巴嫩，我的生命只为伊朗这句口号在不同城市反复出现。

它直白地拒绝为遥远战场买单：不是不理解巴勒斯坦的困境，而是清楚地意识到，在现实资源约束下，伊朗的地区政策已经在实质上牺牲本国民生。

在最近一轮因货币暴跌引发的抗议当中，新闻照片很多都拍到了：别再好战了，我们的饭桌是空的和给我们面包和工作，不要导弹这样的标语。把饭桌和导弹放在了同一个句子里，实际上就是在拆解官方叙事：当你说这是在跟美国和以色列打世纪之战时，这种都太遥远，我看到的是我的肉和鸡蛋越来越贵。当你说这是替全体穆斯林扛压力时，我看到的是政府预算里对腐败的安全机构和对外代理人网络的巨额拨款，而教育、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却在缩水。

这样，反美的国家叙事开始在第二个层面上失灵：它不再能让人们相信我们的苦难是为了更大的共同体，而越来越被理解为某些集团对外扩张、对内掠夺的遮羞布。

第三个变化，则是年轻人的出生和他们对于政治想象的彻底颠覆。

今天走上街头的许多伊朗青年，出生于一九九○年代末甚至二○○年之后。对这些人而言，一九五三年政变、一九七九年革命、两伊战争，都是历史课本上的东西和父母讲述中的内容。他们的直接经验，却是从小就生活在制裁下、从小就面对被封锁的互联网和长大就面对高失业率和货币崩塌。

二○二二，曾经一项大规模调查显示，在伊朗境内样本中，明确希望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受访者超过四成，支持现体制小修小补的不到两成，超过三分之一把世俗共和国视为理想政体。

另一项关于移民意愿的研究则指出，将近一半的十九到三十岁年轻人表示如果有机会就想离开伊朗，严重的年轻人才失问题甚至成为官方公开承认的难题。这些数据背后，是一种非常直白的现实感：年轻一代对这套制度没有太多历史情感负担，他们看到的是一种看不到未来的日常。

在他们心目中，美国已不再是父辈那种冷战意义上的魔鬼，而是一个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参照系：那里有签证、大学、科技公司，有在社交媒体上每天刷到的日常生活。他们可以对美国的制裁和中东战争愤怒，也可以对美国政府的双重标准愤世嫉俗，但在个人人生层面，美国和欧洲更多意味着可能的出口而非终极敌人。在联合国等组织的研究中曾多次显示，许多大学生很清楚地区分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他们反对前者的政策，却把后者视为相对正常的社会想象。

与美国形象的去恶魔化同时发生的，是对本国统治结构的去神圣化。二二年的阿米尼之死*，在全国范围内引爆女人、生命、自由的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几乎没有人再提美国，人们喊的是不要伊斯兰共和国、去死吧，哈梅内伊，喊的是从库尔德斯坦到德黑兰，我们是一条战线，矛头对准的是强制头巾、道德警察和整套神权结构。对新一代来说，真正的敌人已经不再是地图上的那块超级大国，而是把他们的身体、生活和未来牢牢控制在手里的这套制度。

那么看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会问既然现实已经那么清楚了，那么为什么伊朗统治者不去认识错误，改革错误，重塑这个过时的国家叙事？

为什么不改革，因为没法改。

托克维尔曾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开始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深究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伊斯兰共和国不是单纯的革命政权，而是把革命权力和宗教权威绑在一起：最高权力被包装成代表真主意志的法学家监护，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治服从被抬高到近乎宗教义务的高度。这样来，如果承认体制内部已经成为头号问题，就不只是政治上的自我否定，而等于承认：过去几十年，你们反复打出的所谓宗教旗号，很大程度上是在替权力兜底。宗教话语本应解释世界、安顿灵魂，现在却被用来为通胀、腐败和镇压寻找神圣辩护，一旦这层用途被识破，受冲击的就不仅是政权形象，连清真寺讲坛上的那套语言，在年轻一代眼里也会一起贬值，甚至价值归零。

正因为如此，这种体制在结构上几乎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说出政策有问题和制度本身需要修正之类的话。

这种结果细化到统治集团更是这样，对强硬派来说，他们不可能离开美国是头号敌人这句话。革命卫队、情报系统和全国的意识形态机关，都在很大程度上靠堡垒心态和永久战争状态维系自身的利益必要性。他们必须强调伊朗正处在与美国、以色列乃至整个西方的全面对抗中，才能为庞大的军费、海外行动和日常镇压找到理由。但每当他们放大这种叙事，街头上那句：敌人就在这里，他们骗你说是美国的对位，就显得更加有说服力，国际社会对伊朗的警惕和制裁也更难缓和，经济困境被进一步锁死。

对所谓温和派、改革派、技术官僚来说，处境同样矛盾。他们如果真想在经济上哪怕略微缓和局势，就不得不考虑在某种程度上和美国、欧洲重新谈判，寻找制裁减轻的一点缝隙。但只要他们稍微往这条路走一步，就会被强硬派扣上背叛革命和向帝国主义低头的帽子，在体制内部遭遇打压。同时，他们本来在民间积累的一点信任，又会因为不得不在公开场合重复反美口号而不断消耗。于是不少人既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软化态度，又不得不在话语上跟着强硬派起舞，结果谁都不再相信他们。

从更高的角度看，其实伊朗政权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很典型的强权悖论：一方面，它不能在任何重大问题上示弱，不能承认错误，更不能承认自己造成了民众的贫困和压迫。否则，它赖以维系的那点革命威望和宗教正当性会迅速瓦解。所以，它在每一次抗议中本能地选择镇压，在每一轮危机里本能地抬出外部敌人来解释一切。可另一方面，镇压本身和不断重复的反美说辞，又一次次加深了民众对这套体制的离心离德，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问题不在政策，而在这套制度根本不允许纠错。

这恰恰构成一个会自我加速的恶性循环。每一次镇压，都会把一部分原本只是不满的人推向决裂。每一次把抗议说成美国阴谋和颜色革命，都会进一步证明它不打算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应该理解为什么二五年底，伊朗会因为货币和预算引发这么大波的抗议？

其实就是这个逻辑的反复上演。

抗议起点非常现实：佩泽什齐扬政府提交的预算案里，公共部门工资名义上涨百分之二十，但通胀接近百分之五十，还要大幅的加税，他在议会里说了那句你们说要政府少收税、又要多涨工资，那谁告诉我国家的钱从哪儿来？被媒体广泛引用。这句话一方面暴露出体制内部财政已逼近极限，另

一方面也让人直观感受到：在长期的对外对抗和内部浪费之后，哪怕是相对温和的总统，也只能在加税—通胀—紧缩之间兜圈子。

这句话一出，马上变成轩然大波，抗议很快从要饭桌变成要制度负责，从不要通胀变成不要这个政权。

伊朗政权的反应也如许多人预料：一边在电视上承认民众有正当诉求，一边在街头用防暴部队和拘捕去压制示威，同时又抬出美国干预和特朗普威胁要营救抗议者这一套烂调子叙事，指责外部势力推波助澜。

但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政权用美国阴谋来概括这类抗议，听在很多人伊朗人耳朵里，反而是弄巧成拙：不是让人意识到原来事情很严重，而是让人确认原来你根本不打算认真听我们说什么。你不肯承认油价是你定的、预算是你编的、货币是你银行里出来的、警棍是你挥下去的，只是反复强调背后有人这就等于公开宣告：

在你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民意，只有被操纵的棋子。

伊朗政府越这样说，其实越在帮助抗议者完成自我认知——既然你从根本上不承认我是一个有判断能力的公民，那我就不会再把你当作我的政权。

另外，暴力，则会从另一个方向加速了这种心理断裂。

强权想象中的逻辑是：枪声能制造恐惧，恐惧会换来服从。但真实的效果往往会变得更加复杂：枪声当然会制造恐惧，但同时也会清晰地划出一道线，那一边，是持枪的、下令的、为暴力辩护的人。这一边，却是流血的、被抓的、在葬礼上哭喊的人。一旦这条线被反复画出，人们就很难再用我们和他们来指称同一个共同体。你可以在宣传里继续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革命，可在很多人心里，我们的范围已经不再包括你，而是包括那些被你打压的人。

今天的伊朗境内，为什么美国阴谋的叙事会显得格外苍白。我可以说，不是因为美国不再干预，不再制裁，而是因为人们眼前的暴力是如此具体、如此近身，以至于一切遥远的威胁都变成了背景噪音。你可以反复分析美国的战略图景，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治这些都是事实，是无时无刻在的危险，但现实同样也无法去抹掉这样一个事实：开枪的是你政府的人，判刑的是你政府的法官，签字的是你政府的官员。这样对比之下，反复提起美国，就像是一个犯了错的人总在说世界对我不公平，听久了，很难不让人觉得这是在转移话题。

本质上，这就是宏大叙事的反噬。

长此以往，反美叙事就不再是一块可以任意挥舞的旗帜，而变成了一套被整个伊朗社会看穿的话术模板。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什么时候会用这套说辞，当你不想谈工资、不想谈物价、不想谈腐败、不想谈警察如何打人、法庭如何判案的时候，你就会说这是外部阴谋。

当某个词的使用时机越来越可预测，它就从一种解释变成了一种信号：它不再告诉人们世界发生了什么，而是在告诉人们你又在逃避什么。

这时，反美三个字的语义就会发生了根本漂移。对政权来说，它仍然是自我塑造的关键部件：不反美，就讲不下革命、抵抗、前线这一整套故事；不靠这套故事，就很难说服安全机构、意识形态机器和自身的支持者为什么要继续站在你这一边。对他们而言，这面旗子退不得，一退就等于承认革命神话破了大洞。可在社会这一侧，同样的三个字却越来越变成一种尴尬：它不再被听成一种对外强硬，而是被听成一句我不会承认错的代名词。

也就是说，反美叙事在内部变成了一件非常矛盾的东西：它既是政权最后不肯放手的护身符，又是一触即露馅的试金石——一旦拿出来，就立刻暴露说话者还停留在那套旧的自我安慰逻辑里。你越是强调美国是头号敌人，越像是在承认我没打算为自己的错误负责，我只想再躲在这面旗子后面一会儿。愤怒当然还在，历史记忆也没有消失，但愤怒的主次顺序已经发生了重排：过去，人们是通过反美来找到集体感；现在，越来越多人是通过拆穿这套反美话语，来找到对抗这套体制的正当性。

这就是为什么反美叙事会在今天的伊朗变成烫手山芋。对统治者来说，它是最后一块不敢放下的遮羞布。对被统治者来说，它是一个一出现在嘴边就让人更想质问的借口。你如果不用它，就等于默认自己已经讲不出新故事，革命的语言库存见底了。你如果继续用它，就等于每一次出牌都在提醒别人：真正的问题不在外部，而在你这边。到这种时候，叙事资源就不再只是权力的工具，而开始反过来成为权力的负担，你握得越紧，就越难假装自己没有问题。

最终，在这种彼此猜忌之下，直到毫无征兆的某一刻，整个伊斯兰共和国就会直接轰然倒塌，寿终正寝。但是，政权倒塌之后又是什么情况呢？就中东的现实环境和教派冲突来说，肯定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战，几代人又要被耗在无休止的争斗中，最终走向的是民族末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