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之后，反出生主义在全球蔓延

反出生主义（英语：Antinatalism），或称“无生殖主义”、“反生殖主义”。反出生主义认为，人们应避免生殖或拥有孩子，因为这种行为在伦理道德上是错误的。生殖是对被生下来的孩子的一种暴力、是父母的利己行为。反出生主义是否定生殖，否定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孩子的哲学立场和伦理观点。叔本华、萧沆、大卫·贝纳塔被认识为反出生主义的支持者。其反面，即肯定生殖的立场，被称为生殖主义。

概要
种类、名称

反出生主义有多种类型[1]，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2]：

    “否定出生”，即“对来到这个世上的否定思想”，可继续细分为：
        “对自身来到这个世上的否定思想”
        “对人类来到这个世上的否定思想”[3]
    “否定生殖”，即“对将新的生命带到这个世上的否定思想”

后者的“否定生殖”，也被称为“反生殖主义”“无生殖主义”[4]（英语：anti-procreationism）。也存在将“反出生主义”的两大类统称为“无生殖主义”[5]的情况，但严格来说两者并不同义。

反出生主义（尤其是否定出生），从古至今在东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学中都有不断地得到阐述[6]。但将有关的一切统称为“反出生主义”的，只在21世纪的哲学中有所体现[7]。

对反出生主义的解释有很多。在其中，21世纪哲学家大卫·贝纳塔从伦理学上的“更好”(better) 与“更坏” (worse) ，以及“快乐与痛苦的不对称性”出发，引出否定生殖是一种伦理思想这一结论，主张全人类应放弃生殖，逐步灭绝。贝纳塔的论点也被称为“诞生危害论”或“出生危害论”。 


贝纳塔使用其他四个不对称性来解释上述不对称性：

    生殖义务的不对称性：我们有道德义务不生殖不幸之人，我们没有道德义务生殖幸福之人。我们认为有道德义务不生殖不幸之人的原因，在于苦难的存在是坏的（对受苦者而言），而苦难的缺席是好的（但没有人可以享有不痛苦的生命）。相较而言，我们没有道德义务生殖幸福之人，在于虽然欢愉的存在对他们是好事，但欢愉的缺席也不是坏事，因为没有人能剥夺“缺乏欢愉”这种好事。
    预期获益的不对称性：将一个潜在孩子的利害作为我们生殖的理由很奇怪，而将潜在孩子的作为我们不生殖的理由却很合理。孩子有可能幸福并不是生殖在道德理由，相较而言，孩子可能不幸是不生殖在道德理由。若欢愉的缺席是坏事（即使没有人能体验之），则我们才有道德理由去生殖并多加生殖。若苦难的缺席不是好事（即使也没有人体验之），则我们才有没有道德理由不去生殖。
    回顾获益的不对称性：总有一天我们会因为某人存在而后悔，此人的存在取决于我们的决定，我们生殖他──此人可能不幸，苦难的存在是件坏事。但我们永远不会因为某人不存在而后悔，我们没有生殖他──此人不会被剥夺幸福，因为他未曾存在，幸福的缺席也不是坏事，因为没有人会被剥夺这种好处。
    远方苦难与缺席幸福的不对称性：我们会因为某处有受苦之人而悲伤，但我们不会因为某处没有幸福之人而悲伤；当我们知道有人在某处受苦时，我们同样悲伤。在某些荒岛上无人正在受苦是好事，因为苦难的缺席是好事（即使没有人体验之）；换句话说，在某些荒岛无人正在受苦，我们不会因此悲伤，这是因为唯有在某人认为被剥夺这个好处时，欢愉的缺席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