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1978~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2）
（上接 《 参加1978~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1）》）
… 当时在西单民主墙前出现的，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组织与行为，譬如某人宣称要向共产党政府上书与台湾进行统一谈判，某人向美国总统卡特呼吁什么要求等等。文学刊物除了“今天”之外还有“沃土”等其它，但它们似乎不太愿意与我们这些呼吁政治改变的政论民刊接触。据我观察，经常出入民主墙的人们尤其是下决心组织什么者多非知识分子，而属于体力劳动者，工人一类， 更无有理论水平从政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年轻人或中年人占主流，基本为男性，妇女只有寥寥无几的以参加者侣伴女友身份跟随帮忙的。共产党政权几十年血腥残酷专制在中国人灵魂中留下可怕的恐惧感，任何挑战当局的举止行为言论都具有巨大危险包括最终家破人亡，许多人只要一想到听到对政权的异议身体便会发抖甚至失禁。再加共产党暴政专以诛连九族为能事，即使是处在那一段高层当权者忙于内斗，专职警方举止犹豫有所放松的特殊时期，绝大多数市民仍然对民主墙抱着恐惧害怕的心理。真动手参与甚至组织起来的年轻中年人应该说有一定勇气，似乎也有些自身地位不佳希望一搏从中得到什么的模糊企望，当然这是个非常危险也渺茫的企望，相信所有的参与者都不甚明白民主墙运动的前方是什么。魏京生这样比较老练者大概明白当局最后必定是武力镇压，这从他多次与我们谈论“出事”即被捕后如何之类话题可以看出。我本身颇为天真，对当局虽无幻想却也不知是否真是被捕关押之类的倒霉结局，参加民主墙写文章主要是出于对亲身经历的共产党政权愚昧荒诞耍赖胡闹行为的强烈鄙视与厌恶，并不是我真有强烈的担当政治家的奢望。我其实并不想当政治家，因为我一遇到共产党的走狗奴仆类便感觉愤怒恶心要发火，我不善于与人交往。我的大伯即父亲的哥哥杨申生，1940年代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在福州市的地下党高层领导，却在1948年死于共党内斗。我的父母都不是政治人物，我对中国的荒唐政治环境只是出于身历其中不愿哑巴磕头奴才跪地的年轻人激愤。另外我还曾幻想，把民主墙这一破天荒地挑战当局的历史纪录下来，正好也满足一下自己对写作的渴望。所以当我在东郊纺织部宿舍的老同学武建有时也被我拉去抄写大字报顺便警告我不要陷入太多时，我的回答即是“我想把事件写下来”。
大约1979年二月左右，随着社会上各式谣言关于政府要对民主墙镇压管制等等的加剧，各民间刊物组织者们感觉有相互加强联络定期碰头的必要，于是大家组织了“民刊联席会议”，即定期开会碰头交流情报消息等等，似乎第一次这样的会议便是大家站在民主墙前包括了文学杂志“今天”的芒克与北岛参加的那次，虽然“今天”后来没有再参与。而“联席会议”最令人记忆深刻的一次，则是与政府部门派来一位自称“唐欣”的“记者”会面的那一次。
那次是在“四五论坛”的刘青家在东四北边的小屋里聚集，时间在晚上。事前魏京生和我还专门带上了法国记者德龙送给魏的一个磁带录音机。那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磁带录音机，那设备当时显得大而笨拙，以前我们还真没见过更未用过，也不知效果如何。当时老魏和我还特意共同坐在木桌子的角边那里，把录音机在桌面下方用手反复摆弄， 但散会后播放时才发觉效果很差，大概是刘青家厚厚的木桌面阻挡了声音传播。于是想留下对方谈话作证据的计划也泡汤。
那“唐欣”肯定用的是假名字，所谓“记者”职业也假，当然大家也心知肚明。此人30来岁，戴副眼镜，面肤白晰，应该是坐办公室的谍报警特工作人员类，一口标准北京口音，讲话圆滑模棱两可，左右低档尖锐问题。由于那“联席会议”参与者都很关心中共政府对我们各民办刊物组织的容忍态度，所以当晚向此“唐欣”的提问基本围绕于此，而他则老练狡猾的打各式圆场，就是不明白说当局是继续容忍呢还是要镇压，反正他反复说的就是“我来听大家意见”这类中性说辞，弄得众人十分扫兴失望， 尤其是夏训建那样对政府会正式允许甚至认可民主墙抱有热情的“马列主义者”。当然像比较老练的魏京生等人大概也根本没期望从此人那里得来什么承诺。
“联席会议”之外，各个民办刊物还组织了一次联合政治集会，类似于街头飞行集会那种，是在西单附近街头，但事先从民主墙等各处发了通知，魏京生没有来，由我代表“探索”杂志，刘青代表“四五论坛”，还有几个其它的组织人物。周围围观参与的听众加西方记者约上百来人。是个晴朗的白天，我们几个人在听众面前轮流发言，主要是宣讲各自杂志组织的宗旨目标等等，我专门强调“探索”杂志就是要探索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理论，无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与它们相左的其它，而我们本身就不认为政府宣扬的那些主义是正确的，等等。刘青则讲着讲着激动起来，说是不会惧怕政府可能的镇压，甚至不怕流血牺牲什么的，他这激动态度会后有西方记者还特别对我提到。Nigel等人随后在西方都报道了这个政治集会，都说集会很成功。那天也是毫无表面上的警察干涉，一片自由集会演讲的形态，这情景在中国大陆大概只有共产党政权灭亡后才能重现。
各个民刊另外联合组织的一次行动，是采访傅月华被强奸事件。傅为宣武区一位女工，据说被有权势的单位领导强奸后，向公安局举报，却自身被公安逮捕起来。这类冤案在共产党中国随时无数地发生，但大概由于有人把傅月华事件贴大字报到民主墙上，魏京生等人认为可以借此联合行动向政府抗议一番。于是某日我们约十来个代表各自民刊和组织的人组成自称的“记者团”去了傅月华家，记得“四五论坛”去的是赵南。在宣武区某个街道里面，傅月华家狭隘拥挤的小屋里我们见到其父亲，一位颤颤巍巍胆小虚弱话语含糊的老头。听他大致介绍情况后，我们又转去虎坊桥的宣武区公安分局，在门口对把门的警察说我们是记者要就傅月华事件采访他们领导。站岗警察没见过这阵势，颇有犯懵气象，因为共产党中国的记者从未有自行采访政府机构的先例与胆量，更何况是采访警卫森严的警察局，于是表示要请示领导。那领导出来后，看我们一群虽不算衣衫褴褛却也只极尽简陋穿着毫无派头倒像些叫花子的模样，尤其是魏京生毫无怯阵大言不惭地上前说“我们是民主墙刊物的记者，需要采访关于傅月华被捕事件”等等，大概也感到前所未闻。但作为领导的中年警察也颇老练，回答说你们既是记者，那么记者证呢？答曰我们的出版刊物正在向民政局申请尚无记者证也。那人倒也未追究，说是可以可以到里面会议厅交谈。于是众人入内，与那领导警察座谈数十分钟。这次我们又带来了法国人德龙给的那个磁带录音机，至少那玩艺为我们自称的记者身份增添了支持力度，大概也把那领导警察蒙得有几分莫名其妙的信服，以为我们真有点哪方记者的意思，因为他估计也从未见过玩过什么磁带录音机。
我们这回大刺刺地先取得那警察领导的同意，便把录音机放在会议桌上开始录制与他的采访，仿佛老练的记者一般。当然共产党的警察都是推诿搪塞一类说辞，更何况桌面还杵着一台新颖的录音机械，对大家的提问基本领导警察没有太多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回答，但交谈气氛不算敌意，没有喝斥大声红脸一类，比后来六四时共产党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盛气凌人会见示威学生代表的谈话要和睦不少。以与警察们礼貌道别结束的这次采访对我们来说可算形式上胜利，我尤其钦佩魏京生镇定大度不卑不吭的成熟态度，心想他搞政治应该是个人物，因为我自己便是不善与人打交道，在那种自家没底气衣冠不整的情形下容易自愧行秽。
从宣武分局回来后我们把录音机的录制内容仔细听了很多遍，抄录下来。这回的录音效果很好，一问一答相当清晰，所以我们将其整理为一份大字报（又是我请的同学抄写），张贴到西单民主墙上，大概为各民刊的联合行动赢了几分。随后某日我和魏京生还把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横幅红色布料标语扯到天安门广场，挂在正对纪念碑前方处于故宫金水桥前面那里的白石头栏杆上，上书“强烈要求无罪释放傅月华惩办强奸犯”或类似大字，也是我请毛笔字好的同学写的。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没有什么巨量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气氛，过往行人骑车的均匆匆一瞥甚至看也不看，我们的标语在那里居然也放了几天没有被立刻撕毁拆走。想想这景致在当下21世纪的大陆共产党中国几乎不可能维持一分钟吧。
在宣武分局大家对警察说我们各民刊已向政府“民政局”申请执照，其实真有其事：当时我和魏京生，“四五论坛”的人等等都去过民政局说要登记自己发行的杂志，当然对方推委搪塞，没给出任何有意义的答复。
到了1979年三月份，似乎社会上对当局要镇压民主墙的说法愈发密集起来。我们去与西方人会面时好像也明显有人跟踪，这方面魏京生比我敏感，常说你看汽车后方哪哪那个骑自行车的是跟踪的等等。我们在城里各胡同行走穿梭时，会有人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有几次我们猛回头质问跟踪的“你干嘛跟我们”？对方一般都含糊否认或扭头走开。我们都在北京长大，对有人后面跟着还是有点感觉。但我认为跟着就跟着吧，我们又没干任何偷摸黑暗之事。
成功地出版和销售了“探索”杂志第二期后，针对社会上风传的中共高层解决了内部争斗开始准备收拾街头民间组织的强人邓小平的讲话，魏京生专门写了一篇“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文章，直接点邓小平的名字说他对西单民主墙的威胁讲话是要实行新的毛泽东式独裁等等。后来据说享受惯了唯我独尊的共产党强人邓小平对这篇文章很恼火，直接导致其下令抓捕魏京生， 也不知是否真实。我当时又请以前的师范学校同学老孙专门用漂亮的毛笔字把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抄成大字报贴到民主墙上去，还准备把它也编进我们正在准备的“探索”第三期杂志里面。这篇文章在民主墙前张贴后，“四五论坛”的徐文立刘青们都认为太过激进，忙不迭地在我们大字报旁边张贴了他们的类似灭火或反驳的文章，标题大致是“与探索杂志编辑部商榷”之类。其实这类商榷大字报甚至杂志文章他们以前已经张贴过也印刷在杂志上，主要是他们认为我们所谓不相信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提法过于激烈，且他们像北大的那位夏训建一样都自称马列主义者，只不过与政府的马列有所程度或真假不同而已。但这些商榷或反驳类大字报杂志文章并不妨碍我们和“四五论坛”间的互相联络来往，那时我曾多次去过他们作为编辑部的徐文立家，他们的人也来过魏京生的小屋。当时的各民刊“联席会议”曾商定大家交换新出版的每期杂志，我们相互间也的确这样交换过，只不过“四五论坛”的温和写法让我不太有耐心读他们的文章。其实当时在民主墙上及各式民刊上的所有政论文章我都感觉没有跳出被共产党政权洗脑的荒诞框架，使我难以信服无心细读。那个广州的“李一哲”笔名撰写的长文“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那时被人转贴到民主墙上，我也读了，同样感觉不甚赞赏。共产党政权的野蛮血腥与胡闹荒谬何止可以用他们自己宣扬的什么主义来对斥批驳呢？我当时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魏京生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写得老练尖锐而且没有以共产党的笔调基于什么马列主义之类传统胡说来审视分析问题。 他的“第五个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第一次明确提出那不是现代化的政治体制，这与二十多年前老一代“右派”知识分子在“反右”前的提法类似不过当时他们措词较为委婉。但无论直接或委婉，提出改革政治制度都深深刺中了共产党政权的专制独裁本质。而与老一辈右派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魏出生成长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自发得出反对共产党独裁的结论，自身没有共产党统治前的生活与社会经历，甚至魏的家庭本身也是资深共产党背景。这揭示了一定道理，即完全生长在共产党独裁封闭铁幕背后的年轻一代，可以自发萌生反对这个独裁社会的理念甚至行动，比如我们那个探索杂志。当然所有参与了西单民主墙运动的组织个人，包括当时外地城市的类似民办刊物及组织，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的挑战行为，不过公开提出共产党政治制度不正确不民主要改变的，站在了历史的更高度而已。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一说可算是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明显的久远回响。
除了北京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我们听说其它省份城市也有类似的响应与出版刊物及政治组织，比如当时的四川就有人如黄翔等跑到北京西单来贴大字报，“沃土”杂志似乎也有四川人的背景。听说距离北京最近的大城市天津也有反应，而当时刘京生正好搞到了一辆卡车，起先他说要用来给印刷杂志运送纸张，后来决定开他车我们可以去天津一趟探讨联络一下。于是某日刘京生开了车载上我们四人一起向天津开去。
一路上刘京生开车平稳无事，毕竟他是职业司机。但魏京生却说他也想开开因为他在当兵时开过汽车云云，于是刘便让魏来驾驶。但我想老魏估计没有受过太多车训，将卡车开的歪歪斜斜，数次经历惊险的几乎碰撞，把我们吓得够呛。到了天津后到他们那个类似西单的大字报区去转了一阵，看到那里的大字报很少政论性的内容，多为个人申冤喊苦一类，而且周围读者不多，与北京气氛相差甚大，我们也没有碰到热心的政治人物。向那里的行人发放“探索”杂志效果也不佳，于是我们转了转市区也就开车回返了。
1979年3月29日傍晚天色近暗时分，我按日前约定去魏京生的小屋找他商议印刷出版“探索”第三期一类事宜，与我女朋友也是我以前在183中教书时的学生邵春同行，因为她当时也常去那里帮忙杂志出版等杂事。我们来到魏的小屋前，见屋门虚掩，进去一看，里面无人，却一片刚刚被搜寻翻找过的杂乱景象，许多东西都被弄得东倒西歪。魏京生本来说好在那里等我们，现在却空无一人。发生了什么？我俩面面相觑，无法想象。呆了许久仍不见魏京生回来，我们从小屋往外走，却碰到隔壁一个高个子的男邻居，此人以前我们来这里时数次见过，曾自称是魏的小时候朋友一起玩耍过之类。那天这家伙态度突然十分蛮横，对我们说“魏京生被警察逮捕了！你们以后不要来这儿！”等等，凶的很，也不肯细说详情。无奈我们在震惊中离开， 用公用电话向老魏的女朋友平妮求证。平妮说今天下午的确警察来抓走了老魏，她也看到了所谓“逮捕证”，上面说的是“反革命”罪。现在关在分局拘留所，已经要求她往里送衣物了。
怎么办？！ 确认老魏被捕的消息让我感到凉气从后脊梁掠过，心里十分慌乱。虽然近几个星期老魏本人也有预感般地跟我们提起如果出事大家要把办杂志等的责任往他身上推，尽量争取被释放之类，但我当时都没有认真往那里思想，甚至还企盼着这杂志可以办得我们经济自给自足发行各地之类，我对今晚老魏真正被警察逮捕没有心理准备。我一直在学校农村插队教书等过程中没有与警察当局打过交道，大概唯一一次去警察局便是那次与老魏及民刊记者采访宣武分局。我赶紧给路林打电话联系上，又找到马文都，以及那时常来帮忙探索杂志印刷等事宜的一位男子于平。
几个人商量后决定先以“探索"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声明谴责政府逮捕魏京生恶行。于是我写了一份声明，联络到英国记者Nigel Wade请他发表。电话里Nigel 听说老魏被捕消息后问我政府以什么罪名逮捕魏京生的（on what charge)? 我按平妮说的告诉他说是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ary， 随后我们见面我把探索杂志社的声明请他向报社发表，Nigel 当时听了我用英文解释的声明里说我们不是马列主义者不相信政府的社会主义说教之类， 还摇了摇头耸肩表示惊叹。
魏京生被捕之后我还去了胡晓东家一趟，那里正聚集了几位据说是某类高干的孩子们，大概与胡晓东姐姐的男朋友有关联。听了我有关老魏被捕等讲述后，那几位颇具高干子女风范的年轻人还追问我们杂志立场等等，其中有人问我“你们对同性恋持什么态度”？似乎把同性恋作为社会潮流前卫来询问我们政治异见者的态度，而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认真提及同性恋这回事。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都在庆幸此前已经把油印机和印刷材料等搬到马文都在西单胡同的住处，因为在那里由马文都刻钢板更方便，如此逮捕老魏的警察并未破坏多少我们印刷杂志的能力。我们立即准备继续出版“探索”杂志的第三期，且要把我前日写的编辑部声明加进去。
与我们在一起出入马文都家的于平有三十来岁，东北丹东人，职业为农村集体企业的销售员，走南闯北地跑过许多地方。于平虽然不是文化人，但对民主墙民刊等事业十分热心，来我们那里帮忙办杂事有相当一阵了，与老魏等都混得很熟。他那时向我们建议不如去外地省份走一走，一来可以避避警察逮捕追踪我们“探索”杂志的风头，再者也可以了解联络一下其它地方民主墙运动的情况。我们有以前销售杂志的几千元钱，也可以带着油印机等一起旅行，随时印刷刊物宣传品等等。
自从老魏被捕后，我们再也没有与刘京生联系上，因为他住处没有传呼电话。我与路林，马文都听从了于平的建议后感觉有理，一行人便带着油印机等行李乘火车向南京去。先去南京是因为我们以前接到那里南京大学的一位自称罗宾的西方留学生来信，说是支持我们探索杂志要订阅等等。然而到南京去南大寻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叫罗宾的外国留学生，南京也没有明显的民主墙大字报之类的活动，于是到长江大桥桥头看了一下后我们又乘火车去上海。
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与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类似，张贴了不少大字报且论政气氛较浓郁，还有上海方面的民刊组织等在活动。我们认识了几位那里的油印小报的组织者，且应邀到他们之中一位的小阁子间住处去参加会议。上海的里弄类似北京的胡同，居民拥挤地杂住在里弄两旁一般两层楼的各种老式歪斜的房子里。那位民刊组织者的住处则是与他人共享的房间里面顶层的一间小屋，有点类似我们用来做探索编辑部办公室的魏京生家小屋，面积似乎更小些。那位上海人好像姓杨，他们的几位参与者也多是工人之类职业，与北京类似没有明显的知识分子。我们告诉他们北京魏京生被抓的情况使他们吃惊，因为他们还未听说。上海警察似乎还没有开始抓捕。他们的民刊小报也是用油印机印的小开张的小册子式样的，倒是便于携带。相互交流过两城市民主运动的情况后，他们还邀我们参加了一次他们组织的到上海市政府门前游行的活动，抗议要求什么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但示威组织得比较有条理，沿途喊口号等等也不凌乱，在市政府门前聚集一阵后散开，警察也没有过于干涉。我们都感觉北京上海的民刊运动要是早些联合起来阵势便会大不少，可惜那时咨询通讯等等都很原始，上海是我们唯一一个相互间建立了联络的地方，时间也有点晚。我们与他们相互交换了各自出版物和通讯地址，约定以后继续联系。
在上海我们当时临时居住在旅馆，那年月住旅馆似乎不要太多证件。寻找公共澡堂洗了一下后, 我没有去找自己在上海的舅舅一家，便与几个人一起离开上海乘海轮去山东青岛。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乘船，风浪中的颠簸使我有相当强烈的作呕感觉，但忍住了终究没吐出来。
在青岛也没有看到任何民主墙类似的情景，也没有任何熟人。我们自己呆在廉价旅馆里用油印机印刷了一些我写的“探索”杂志编辑部呼吁书，简述了北京民主墙运动及政府的镇压后，宣称人们应当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统治等等。这是我第一次书写推翻这个共产党政权的口号。油印了几十份传单后，我们在夜晚沿着比较宽敞的大路走着，向看似政府机关大院的墙内扔出许多，也不知有无任何人最终看到。
在青岛到海边匆匆游转过，我们又乘火车到了山东省会济南。济南也无民刊民运迹象，或至少我们没有找到。我和马文都在趵突泉等公园里胡乱填写了几首感叹时局的诗句，随后便离开那里，坐长途汽车去了于平认识的一家山东农村干部家。刚到人家家时那里锁着门,于平动手就把门板卸了下来，几个人便径直进屋等待。在那里与信息闭塞神情呆木的村户们交谈一阵，明白他们根本不知大城市的任何动向大概也不关心，于平与他们的交往主要是乡村集体企业的经济买卖之类。农村人好心地收留我们住了一晚，随后我们便打道回北京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脚后跟由于长过敏包转化成的发炎流脓老不恢复，走路困难。
坐火车回到北京，当晚我和路林告别马文都与于平，到朝阳区路林家住宿。 谁知将近午夜时突然一堆警察围堵进来，估计是邻居或街道的小脚侦缉队一类打了报告，警察来搜捕我们。路林家有几个弟弟，一个姐姐和母亲， 而路林当时正好在外面没有回来，或是回来后看到警察便没进来。我们众人围站着看警察搜查翻动我和路林带来的旅行包裹包括我们印刷用品油印机，传单，油墨等等。由于不认识我，警察们都把我当成路林的弟弟之一，其中一警察还特意问我们“你们都是路林弟弟”？我点头称是，路林的姐姐与母亲也未否认。当晚警察拿走了我们杂志印刷用品，并无带走任何人，只是要求见到路林和杨光回来后要向派出所汇报云云。我对路林一家深存感激。第二天凌晨路林姐姐路芳送我走出他家街道，我知道她虽有抱怨但一直是同情和支持路林的事情的，对她道了感谢后自己拖着化脓不舒服的脚离开了。
从西城家里和东郊北工大传来的消息都是警察在找我，所以那几天我有时自己呆在北京火车站的休息室里，遇到警察盘查我则用自己作教师时的工作证应付过去，只说是等车去保定等等。估计我当时衣衫肮脏，头发长而消瘦，引起警察疑惑，但工作证帮了忙。
我一人乘公交车转辗去了趟东直门外首都机场的表叔家，这位表叔由于从小与我父亲一起长大且受我奶奶经济资助而上技校，后进入民航工业作机械师，共党篡权时分还在香港参加过1949年的“两航起义”。 在北京我与他们一家包括表婶及三个男孩非常熟悉，经常两家互相来往。但当时在首都机场工作的表叔听说我卷入西单民主墙事件，许久未回家等等，便失了往日的幽默开始神经紧张，没有愿意让我留下的意思。我理解人们对政府的恐惧，自己又离开了他们居住的机场宿舍， 费了好大劲才从当时交通不甚方便的机场区回到市内，包括在农民田埂上蹒跚困难地行走了相当一段土路。2015年我再见到表叔的三儿子时,他还主动提起当年事情，说是代表父母为当时未留我在家道歉，估计是表婶跟他讲的,因当时他还年幼。
我随后在马文都介绍的朋友家呆过，最后自己找了以前的同学家偷偷住下来。起先是在老狲家, 后来呆在郭林家, 后者虽然就在我父亲的家院内或不远, 但一直未回去。因为脚的发炎我那一段时间也基本未外出，显然警察们也不知我倒底在哪。对老孙和他妈妈，郭林和他姥姥我至今都心怀感激愧欠。
趁这段养脚上伤口时间，我写了一篇总结民主墙运动的文章，标题好像是“西单民主墙及探索杂志：他们探索了什么？”内容大致罗列了我所看到的民主墙运动现象，参与者的状态成分，各种自发出现的理论探索，以及民主墙运动的意义。我感觉这是共产党独裁暴政下生长的一代年轻人自发酝酿梳理而出的对这个政权的否定。虽然自出生便被当局日夜反复洗脑灌输，虽然理论与咨讯缺乏，但生长在独裁暴政下的人仍然可以自发产生对抗暴政的决心与实践，西单民主墙运动对中国民主道路的探索可算是中共独裁下第一次，但应该会有将来重复等等。文章大约几千字，我把它抄写在稿纸上，待脚伤好些后，没有预约也无法预约我便径直找到中关村的平妮家。住在二层楼的平妮开门见到是我有些吃惊，连忙让我进去。我把文章和我存放在熟人那里的法国人德龙的录音机一起给了她，请她转交德龙并请其把我的文章在西方发表。 平妮当场读了一遍我的文章，还问了我几个她不认识的字包括“圭臬”等。她告诉我老魏一直在拘留所关着，几次要求送生活用品，没有其它消息。她对经历异常遭遇的平静镇定让我有些惊讶， 因为一般女子胆量神经都容易被自己亲近者被抓捕而摧残，估计她家庭在共党内斗中的经历使她有所准备了吧。向她告辞后我离开，那是最后一次我们见面。后来直到1988年左右，我才从美国的王秉璋博士那里听说平妮去了德国，嫁了德国人等等。
我请平妮转交的总结民主墙运动的文章的确在西方发表过。甚至到1980年代末，我在加拿大UVIC的一位湖南籍同学后转到美国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读英文文学博士，还从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国会图书馆里读到我的那篇文章，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找到。
长期躲住在同学家我想也不是办法，又不愿被警察抓去，我电话与英国记者Nigel Wade商量是否美国英国使馆可以让我进去躲一躲？几天后他反馈回来的消息是美国使馆愿意接收，通过电话双方约定五月末某日傍晚在三里屯那里的美国使馆门前见面。我当日中午一人到西单商场一带买了些日用品准备随身携带，然后走过长安街南边一条相对偏僻的小街，此时突然一陌生中年人上前叫我，“杨光”？
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立刻身边突然涌现数个便衣警察，那第一个中年人一个劲地说着“咱们聊聊，咱们聊聊”，几人架住我的手臂便向路旁一辆白色面包车拥去。我脑海里闪现出“被捕”的念头，虽几个月来有所准备但惊讶于此时此地，在多双手臂包围下我也未多反抗，被他们扯着上了车。
警察们在面包车里并未与我多谈，神情严肃地将我拉到西城区公安分局，下车后里面一个姓张的中年警察出来大声叫我站到院子里，然后又把我带到办公室内，说是奉命将我以反革命罪拘留了。事后回想，不知道警察是怎样找到我的？我当时与Nigel 电话联系都是随机用的不同的公用电话，且我那天也没有打电话。若经由我身边的朋友则警察应该早可以找到我住处，但后来证明，警察并不知道我那一段时间一直住在我中学同学大郭家里且就在我父亲家的院内。当然我并不憎恨那些便衣警察，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罢了，我只是奇怪他们怎么正好在我将去美国使馆前几小时抓到了我。在面包车上我还问身边的警察“你们怎么发现我的”？他们沉默也不回答。
西城区分局看守所里和我关一起的都是十几二十岁的街头青年，听说我是因为西单民主墙事件进来的，颇有感慨地说政府什么人都抓啊，更不为难我，大概因为我与他们有些异样。我当时心情也不好，只把兜中偷偷留存的圆珠笔拿出来， 在手纸上默写诗歌诸如“春江花落月”之类打发时间。在那里只呆了一两天，便有警察来带我到他们办公室，几个人给我看了一张逮捕证，说是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让我签字，我知拒绝也无意义，便写了名字，他们给我戴上金属手铐，进入一个专押犯人的囚车后方，往拘留所开去。从囚车的小窗里我可望见街头人群，感慨日前自己还在其中如今自由不再了。
我被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在宣武区半步桥的拘留所， 那地方如今依然存在。进去要先剔成秃头，大概有一扫被押人员气焰的意思。我先被送入一个正常号子， 里面大约挤了十几个人，相互都不说话，但没几小时又把我移出来关到一个小型囚房里，同时为陪伴我还关进来另外两个人，是从普通大号子里挑来的。
这两位一个叫文洋，四十岁出头，皮肤双手白净，原为海政文工团作曲的，一副知识分子模样，言谈缓慢而清晰标准北京话，眼睛明亮。文洋告诉我先把从分局拘留所穿来的衣裤统统塞到一个铁脸盆里，泡满洗衣粉肥皂水，上面用另一个脸盆盖住，如此闷一晚上，可杀死我从分局带来的虱子。我照办效果的确不错，后来的几个月一直都没有再染虱子。
另一位专门送来和我作伴的姓陈名守志，香港居民，我们以后一直叫他小香港，其实他与我同龄，只是个子矮些。小香港出生于马来西亚，五十年代末中共搞疯狂的大跃进时，其富商爷爷像许多海外华人一样，被共产党荒诞宣传蛊惑头脑发昏以为“祖国强大了”，送儿子即其父一家回大陆“参加祖国建设”。当然随后一家人文革中吃尽苦头，爷爷在海外临死前醒悟，留下遗言“赶快回来”，所以大陆文革后稍一松动他便逃到香港。 这回因为有当地记者类人物托他搜集大陆“参考消息”等刊物，大概有报酬，他回来一干，没几下便被公安捉去，罪名是特务嫌疑。当然他极力否认，我看他言谈举止也缺乏职业谍报人员的精明，当是警方胡乱抓捕冤枉的牺牲品。西单民主墙的事情小香港听说一些只是不甚清楚，否则估计他会更卖力搜集些资料送去香港报酬更好。他听我介绍自己情况十分同情，还说我的经历有价值，但他的政治认知明显比较初级。每次他被公安提审回来，总是说自己不是特务，可人家不信。
文洋被抓进来，则是因为被文工团领导诬蔑为“乱搞男女关系”。中共治下，社会上单位里广泛流行以诬蔑性行为或男女交往类借口罪名来迫害糟蹋他人， 几乎已至疯狂地步，长期被共党豢养的各类成年奴才走狗乐此不疲。社会中各界，凡有权势或占上风者迫害欺辱他人，随便就会动用“男女关系”武器，随即导致弱者败者被捕入狱家破人亡不计其数。文洋极力声称自己是受海政文工团领导的迫害而进来的，听说我的政治异见者身份十分兴奋，他认为我最终会出去，肯定比他早出去，所以托付我把他写的申诉喊冤材料带出监狱，投递出去，我当然答应，后来也的确照办了。
我们三人交往得十分亲近，背景不同但相互同情。小香港教我广东话，我记住数字发音为“一”的其实是二，等等。小香港被监狱照顾是境外居民，所以饭菜为小灶，有米饭炒菜类，比我们一般囚犯的玉米面窝头白菜汤强不少，而他经常与我们分享。文洋每日上午把唯一允许阅读的“人民日报”留下一半故意不读，待下午无聊时再读以免闲呆无事闷得慌。我们还用手纸作成象棋，纸牌等等偷偷玩打发时间。我刚进来没两天，便被木床上的臭虫咬得浑身大包，晚上没法入睡。囚室里的木床依墙而造，夹缝罅隙中生满臭虫，晚上爬出来吸吮人血，而我以前从未被臭虫咬过，皮肤过敏反应，包大如杏，红肿强痒。文洋和小香港就建议我半躺到门旁那个用来放置脸盆饭盒等物的竹桌上， 暂时躲开木床。囚室内昼夜电灯明亮，大概是便于哨兵观察监视。过一会果然狱卒走过，见我不在床上睡觉便大声呵斥，文洋小香港急忙帮我说情，还把我身上的大红包显示给狱卒看，那人倒也未再坚持。
第二天早上我们赶紧申请狱方灭臭虫，即用大量滚烫开水冲洗木床夹缝，反复多遍后，居然消灭干净，我在那里后来再未被臭虫咬过。
从普通号子里被派到我的小号里，算是好待遇，所以来的人要轮流享受。后来又有两个中年人被换进来。一为乡村农民，为乡镇集体企业跑销售的，与我认识的于平类似，但人很老实，高个且胆小，一个劲地说以后不敢了。其实他就是帮着跑买卖，不知得罪了哪方官坯被冠以“投机倒把”罪名塞了进来。他老是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民，请求政府放他回去农村务农吧，以后再不跑销售了等等。和他一起轮换进来的，是一矮个沉默汉子，据说罪名是强奸幼女，这一般比较丢脸，所以他不常开口。但他告诉我要用衣物遮盖肚脐避免着凉，则让我受益很久。此二人文化水准较低，常为皮毛小事争执，譬如报纸上的教授与博士两个头衔哪个更大一类，因为大陆奴才被共产党忽悠得总是认为凡人必有高下大小排列。
随后还有一对高干子弟被轮换进来，一个名“叶青”，说是因为为女朋友争风吃醋杀了人，罪责严重，二人常以“你该被转了”互责，“转”即指枪毙。
最后轮进来的为一赵姓青年，眼睛十分眯缝，街头小坯或小偷一类，对我却十分友好。他认识我父亲家同一楼层的老张阿姨家老大周小建，那也是个街头流氓类。赵哥们教我出狱时可把要携带的信件等纸张缝到被褥中央，则狱卒马虎便不会搜出来。我后来真的那样把文洋的申诉信缝在被子里带了出去。
进入半步桥看守所后，有管“预审”的两个警察固定来提审我。所谓“预审”，即中共司法制度中在正式判决囚犯进入监狱之前羁押时期的审讯，主要是套问出囚犯的口供以期在判决时使用。那预审的一个是老练的刘姓，四十来岁，面色黝黑，消瘦而狡猾。另一为年轻者，不太发言，多做记录。二人一般隔数日提审我一次，循着前次话题继续等等。前几个星期我都对他们的指责一概抵挡过去，表示我没罪也没犯法，你们抓我无理由。当然我也不愿意被无限期关押下去。那姓刘的反复说你们犯了罪，其实他也无法清楚指出我们到底在哪些行为上“犯了罪”。只不过他们抓了我，当然要说被抓的是罪犯。从他们的口吻上看，魏京生显然要被当作“主犯”较重处罚，而我则不一定，即我有与当局配合则从轻处理的可能。我想自己能够减少被处罚则最好，我们这几个月又无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于是决定认就认罪吧，只要能获得自由罪名上怎样讲并不重要，我不愿像囚室内对面楼里那个北大学生那样一关就是十年。关于魏京生，那姓刘的往往说“他罪行严重一定会相应处罚”等等，意思老魏肯定严判，而我不如老魏严重，承认了可以轻判。
我感觉预审警察对我们与西方人的交往极感兴趣，这大概对他们有开洋荤的新奇感，也可能牵扯出西方人的事情能够让他们有所被褒奖或提升吧，总之能够挖出海外联系他们感觉兴奋。再一点便是我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西单民主墙参与者中这样的似乎很少，而我的父亲还在40年代末去美国读书，由此联系成我被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似乎很对共产党的传统宣传路子。我决定向他们认罪后主要讲述这两方面，检讨自己深受西方思维影响错误认为共产党不如西方等等，得出要批判马列主义云云。总之顺着这些人认为是可证明共产党宣传的方向讲下去他们感觉有突破，是他们的工作做得好之类。这其中由于那姓刘的比较狡猾老练，我也缺乏与其周旋经验， 往往将周围帮助过我的人讲了出来，其实许多我可以隐瞒过去的，比如在路林家遭遇警察搜查，我在同学老孙大郭家居住，甚至胡晓东姐姐不知怎么也牵扯进来，其实我与她并无过多交往。总之凡我谈及的周围人士，多被这些警察后来去调查骚扰一番。其中最过意不去的是我的同学老孙，他在第77中学教书的同事中有一叫“谢成举”的似乎教导处主任的家伙，在警察去单位调查老孙与我关系后，反复在学校对老孙纠缠骚扰，号称老孙帮助反革命分子等等需要检讨云云，折腾胡闹许多岁月，典型的共产党养豢走狗无赖特别像当下各式“五毛儿”，给老孙在77中制造了许多麻烦。对牵扯到这些同学朋友，我深感歉意后悔。不过像我的同学大郭等，对付警察的讯问也颇技巧，当被问及杨光留在他家的文件资料等物时，他回答都被撕碎了冲到马桶里了。我被释放后胡晓东也向我埋怨说牵涉到他姐姐胡晓明，我致歉外也有些糊涂为何牵扯到他姐。总之共产党政权折腾平民特喜欢牵涉家人，越擦边接触的往往被政权折腾得越莫名其妙。当然另有许多重要牵扯的人们我没有提及警察方面也不知道。
对于西方记者外交官的接触，我们本来就一切正常光明，而且中共警察一般也无法伤害他们，我估计在我讲了与Nigel Wade 等人的接触及关系后， 中共警方也无所行动。警察们反复纠缠的一件事是那个法国记者德龙给老魏的那个磁带录音机，我就说来源过程我不知晓，但最后请平妮还给人家了。这件事后来在法庭作证时我还当庭被问到，估计当局似乎想以此作为魏京生接受西方人资助的证据之类。
关于我家庭知识分子背景及所谓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而反对共产党，我写的“交待”似乎令警方满意，也可能他们较少碰到类似情况吧， 也可能他们以此可以邀功说是我被他们思想转化了吧。而整个参加西单民主墙及“探索”杂志过程，我“交待”的都是事实，本来也都是公开参与之事，到共产党政权眼里胆敢反对他们，胆敢提出不相信马列主义，胆敢自行印刷杂志，通通都变成“罪行”了。而我从北工大偷出油印机一事，这些家伙倒没有纠缠应该也不知道，有点可笑。
在半步桥的时间里，我曾偶然在“放风”期间碰到魏京生一次，当时两队人在走廊里相遇，后面跟着各自的看守们。我和老魏相视而笑，没有交谈。事后有其它狱友帮老魏传过话来，大致是希望你设法出去。办杂志期间老魏在风声紧时曾经几次说我们要是被捕了应该把责任向他身上推，以便减轻自身麻烦一类，当时我天真地也就一听，如今感觉十分感激。但其实我们又有什么罪责呢？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当作“探索”编辑部的老魏家那个小屋门都不锁任人随便来往， 我们正大光明，不过在共产党政权下敢忤逆当局自行其事便属“犯罪”罢了。
到了1979年10月份，管预审的两个警察告诉我他们要“公开”庭审魏京生，要求我出庭作证，以示我的认罪态度等等。那天似乎是个阴雨天，我又一次被带上囚车，开到前门东边的北京市第二中级法庭，在法庭上我远远又见到魏京生。我和他都穿着囚衣，都是标准的看守所囚犯光头，他站在那里相当镇定，上衣口袋里插着自己的辩护词。我被带上去基本是念了一通自己写的“证词”，简单回述了我们经办“探索”杂志的过程等等，当然不乏说自己犯了罪反对了马列主义政府一类。 似乎那装模作样的政府“法官”还问魏京生对于我的证词有什么说法，魏京生回答“基本属实”，我就被警察带离法庭了。
回到看守所几天后，再被提审时，那个刘姓警察告诉我魏京生被判了15年徒刑， 说是“反革命”罪。在那里我一直以为当局指责的罪名是我们办杂志，直到被释放后出来才知道，当局编织了一个什么“泄露军事机密”的莫须有罪名安在魏京生头上，而在看守所里警察根本就没有向我提到这个荒诞的罪名，估计他们自己也感觉没有说服力吧，但大概又必须制造一个比印刷杂志张贴大字报更严重的罪名来判刑。另外当局编织的所谓老魏泄露机密的过程我也都未在场，即当时老魏曾自己与会说中文的法国记者德龙见过面，包括得到那个录音机，所以警察们对我也都没提。
到老魏被正式判刑后，当局处罚我将较轻的可能性越发明显了。 后来听我父亲说，起先传言是会判我“劳动教养”两年。我父亲在单位也尽力寻找同事等等为我说项，尽量提及我一直都是正派无闹事的好学生等等。最后的“教育释放”应该是当时最好的结局。
不被正式判刑而离开拘留所，在狱友们当中被称作“干上”，大概有未被湿身的意思。那里所有的人都在盼望这个最好的结局，虽然绝大多数人得不到。我在十一月份被“教育释放”离开半步桥看守所，在那里呆了整半年，期间我弟弟的女朋友李丹亚还曾帮我向牢里送过生活用品。
被释放后回到西城南礼士路我父亲家中，有朋友同学来看望，某日一个自称“北京日报”记者的中年人也来采访，那天正好院子里的同学王集生等人也在。那记者问我出来有什么感想打算，我说还未想什么但希望继续上学等等，然而几天后那家伙就在报纸上编织了我沉痛认罪感谢政府宽大一类胡说。
我被逮捕后，北京工业大学开除了我的学籍和“共青团”团籍，我记得被释放后我父亲和同事还帮我奔走，希望我能继续上大学甚至恢复团籍等等。后来我的“档案”里便一直有这个“教育释放”的污痕，所幸80年代大陆各处对政治原因关押释放的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严厉计较，我得以被转到北工大分校继续读完大学并被分配电脑技术工作。
1985年我得到加拿大大学研究生录取，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护照时，“单位介绍信”是由当时我所在的中关村 “华夏新技术研究所”所有人陈春先先生亲自开的，因为我一年前即已从被分配的首钢公司辞职到陈先生的私企工作。然而当公安局的人员看到我档案里有被民主墙事件教育释放的经历时，便讨论说此人有政治问题不可批护照。恰好护照处一位妇女的丈夫墨岩松是陈春先任所长的中科院高能所工程师。 墨先生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南方人，当时也在陈先生的私企里担任“顾问”，有时来我工作地方有所交谈相识。晚间听妻子谈到护照处同事谈论我的事情，墨先生大惊说杨光我认识，就在陈先生所里，你赶紧让同事们放手发护照吧。就这样我才侥幸得到护照，到海外后后我还曾请妻子专门登门拜访致谢过墨先生。几十年后回想此事，总是感慨系之。
路林我此后再也未见到，1999年老魏到澳洲来时谈起，说他跑到俄国去经商后又回中国了。
大约1979年年底80年年初，我在1路公交车上又碰到老同学梅淑云,民主墙期间她帮助我好几次我很感激，但当时心情不佳就没有多谈，再和她见面已是几十年后了,后来她也定居澳洲。
如今西单民主墙运动已经四十多年过去， 中共政权的独裁暴虐有增无减，在众多方面都加强了对社会与民众的控制镇压，包括动用武装从境外抓捕异议人士。我虽非一个十分适合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但明白中国社会走向民主自由法治公正文明，必须以武力推翻黑暗残暴的共产党统治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墙运动在那个时代喊出了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口号，即魏京生所说的政治民主化，今日今后的中国民主政治追求者应该不再停留在和平呼叫阶段， 应该明白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具体操作必须经过武装推翻共产党统治这一历史必然步骤，而武装推翻共产党的最理想具体方式是职业军人主导的军事政变。可惜海内外反对中共统治诸君在这个明白无误的问题上努力尚弱，真正的军中反叛力量未见端倪。但是既然平民的反独裁见解及行动可以从重重压制洗脑的上世纪70年代便自发产生，如今在咨讯人员物流交换迅猛发展的21世纪，受高等现代职业教育的中国军警当中也必然会产生反叛共产党独裁的新生力量， 民主墙当年我就曾接触过复原军人来交谈，还留过联系方式。中国平民民主政治运动如若能在鼓动培植资助发展军队反叛力量方面与军中人员结合，则最终爆发的推翻共产党独裁的军事政变一定能够成功地拘禁共产党领导层，建立临时军政府，起草民主自由宪法，举行公平大选，使中国大陆走向文明民主的现代社会。我期望也相信这一天会到来：
笔墨当年敢挑贼
愚昧城头喊文明
现代军中不乏人
枪戟武装应起兵。
下载 《参加1978~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pdf》
参见：
《参加1978~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1）》
《我的1955~1985年中国大陆生活回忆》
… 当时在西单民主墙前出现的，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组织与行为，譬如某人宣称要向共产党政府上书与台湾进行统一谈判，某人向美国总统卡特呼吁什么要求等等。文学刊物除了“今天”之外还有“沃土”等其它，但它们似乎不太愿意与我们这些呼吁政治改变的政论民刊接触。据我观察，经常出入民主墙的人们尤其是下决心组织什么者多非知识分子，而属于体力劳动者，工人一类， 更无有理论水平从政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年轻人或中年人占主流，基本为男性，妇女只有寥寥无几的以参加者侣伴女友身份跟随帮忙的。共产党政权几十年血腥残酷专制在中国人灵魂中留下可怕的恐惧感，任何挑战当局的举止行为言论都具有巨大危险包括最终家破人亡，许多人只要一想到听到对政权的异议身体便会发抖甚至失禁。再加共产党暴政专以诛连九族为能事，即使是处在那一段高层当权者忙于内斗，专职警方举止犹豫有所放松的特殊时期，绝大多数市民仍然对民主墙抱着恐惧害怕的心理。真动手参与甚至组织起来的年轻中年人应该说有一定勇气，似乎也有些自身地位不佳希望一搏从中得到什么的模糊企望，当然这是个非常危险也渺茫的企望，相信所有的参与者都不甚明白民主墙运动的前方是什么。魏京生这样比较老练者大概明白当局最后必定是武力镇压，这从他多次与我们谈论“出事”即被捕后如何之类话题可以看出。我本身颇为天真，对当局虽无幻想却也不知是否真是被捕关押之类的倒霉结局，参加民主墙写文章主要是出于对亲身经历的共产党政权愚昧荒诞耍赖胡闹行为的强烈鄙视与厌恶，并不是我真有强烈的担当政治家的奢望。我其实并不想当政治家，因为我一遇到共产党的走狗奴仆类便感觉愤怒恶心要发火，我不善于与人交往。我的大伯即父亲的哥哥杨申生，1940年代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在福州市的地下党高层领导，却在1948年死于共党内斗。我的父母都不是政治人物，我对中国的荒唐政治环境只是出于身历其中不愿哑巴磕头奴才跪地的年轻人激愤。另外我还曾幻想，把民主墙这一破天荒地挑战当局的历史纪录下来，正好也满足一下自己对写作的渴望。所以当我在东郊纺织部宿舍的老同学武建有时也被我拉去抄写大字报顺便警告我不要陷入太多时，我的回答即是“我想把事件写下来”。
大约1979年二月左右，随着社会上各式谣言关于政府要对民主墙镇压管制等等的加剧，各民间刊物组织者们感觉有相互加强联络定期碰头的必要，于是大家组织了“民刊联席会议”，即定期开会碰头交流情报消息等等，似乎第一次这样的会议便是大家站在民主墙前包括了文学杂志“今天”的芒克与北岛参加的那次，虽然“今天”后来没有再参与。而“联席会议”最令人记忆深刻的一次，则是与政府部门派来一位自称“唐欣”的“记者”会面的那一次。
那次是在“四五论坛”的刘青家在东四北边的小屋里聚集，时间在晚上。事前魏京生和我还专门带上了法国记者德龙送给魏的一个磁带录音机。那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磁带录音机，那设备当时显得大而笨拙，以前我们还真没见过更未用过，也不知效果如何。当时老魏和我还特意共同坐在木桌子的角边那里，把录音机在桌面下方用手反复摆弄， 但散会后播放时才发觉效果很差，大概是刘青家厚厚的木桌面阻挡了声音传播。于是想留下对方谈话作证据的计划也泡汤。
那“唐欣”肯定用的是假名字，所谓“记者”职业也假，当然大家也心知肚明。此人30来岁，戴副眼镜，面肤白晰，应该是坐办公室的谍报警特工作人员类，一口标准北京口音，讲话圆滑模棱两可，左右低档尖锐问题。由于那“联席会议”参与者都很关心中共政府对我们各民办刊物组织的容忍态度，所以当晚向此“唐欣”的提问基本围绕于此，而他则老练狡猾的打各式圆场，就是不明白说当局是继续容忍呢还是要镇压，反正他反复说的就是“我来听大家意见”这类中性说辞，弄得众人十分扫兴失望， 尤其是夏训建那样对政府会正式允许甚至认可民主墙抱有热情的“马列主义者”。当然像比较老练的魏京生等人大概也根本没期望从此人那里得来什么承诺。
“联席会议”之外，各个民办刊物还组织了一次联合政治集会，类似于街头飞行集会那种，是在西单附近街头，但事先从民主墙等各处发了通知，魏京生没有来，由我代表“探索”杂志，刘青代表“四五论坛”，还有几个其它的组织人物。周围围观参与的听众加西方记者约上百来人。是个晴朗的白天，我们几个人在听众面前轮流发言，主要是宣讲各自杂志组织的宗旨目标等等，我专门强调“探索”杂志就是要探索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理论，无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与它们相左的其它，而我们本身就不认为政府宣扬的那些主义是正确的，等等。刘青则讲着讲着激动起来，说是不会惧怕政府可能的镇压，甚至不怕流血牺牲什么的，他这激动态度会后有西方记者还特别对我提到。Nigel等人随后在西方都报道了这个政治集会，都说集会很成功。那天也是毫无表面上的警察干涉，一片自由集会演讲的形态，这情景在中国大陆大概只有共产党政权灭亡后才能重现。
各个民刊另外联合组织的一次行动，是采访傅月华被强奸事件。傅为宣武区一位女工，据说被有权势的单位领导强奸后，向公安局举报，却自身被公安逮捕起来。这类冤案在共产党中国随时无数地发生，但大概由于有人把傅月华事件贴大字报到民主墙上，魏京生等人认为可以借此联合行动向政府抗议一番。于是某日我们约十来个代表各自民刊和组织的人组成自称的“记者团”去了傅月华家，记得“四五论坛”去的是赵南。在宣武区某个街道里面，傅月华家狭隘拥挤的小屋里我们见到其父亲，一位颤颤巍巍胆小虚弱话语含糊的老头。听他大致介绍情况后，我们又转去虎坊桥的宣武区公安分局，在门口对把门的警察说我们是记者要就傅月华事件采访他们领导。站岗警察没见过这阵势，颇有犯懵气象，因为共产党中国的记者从未有自行采访政府机构的先例与胆量，更何况是采访警卫森严的警察局，于是表示要请示领导。那领导出来后，看我们一群虽不算衣衫褴褛却也只极尽简陋穿着毫无派头倒像些叫花子的模样，尤其是魏京生毫无怯阵大言不惭地上前说“我们是民主墙刊物的记者，需要采访关于傅月华被捕事件”等等，大概也感到前所未闻。但作为领导的中年警察也颇老练，回答说你们既是记者，那么记者证呢？答曰我们的出版刊物正在向民政局申请尚无记者证也。那人倒也未追究，说是可以可以到里面会议厅交谈。于是众人入内，与那领导警察座谈数十分钟。这次我们又带来了法国人德龙给的那个磁带录音机，至少那玩艺为我们自称的记者身份增添了支持力度，大概也把那领导警察蒙得有几分莫名其妙的信服，以为我们真有点哪方记者的意思，因为他估计也从未见过玩过什么磁带录音机。
我们这回大刺刺地先取得那警察领导的同意，便把录音机放在会议桌上开始录制与他的采访，仿佛老练的记者一般。当然共产党的警察都是推诿搪塞一类说辞，更何况桌面还杵着一台新颖的录音机械，对大家的提问基本领导警察没有太多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回答，但交谈气氛不算敌意，没有喝斥大声红脸一类，比后来六四时共产党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盛气凌人会见示威学生代表的谈话要和睦不少。以与警察们礼貌道别结束的这次采访对我们来说可算形式上胜利，我尤其钦佩魏京生镇定大度不卑不吭的成熟态度，心想他搞政治应该是个人物，因为我自己便是不善与人打交道，在那种自家没底气衣冠不整的情形下容易自愧行秽。
从宣武分局回来后我们把录音机的录制内容仔细听了很多遍，抄录下来。这回的录音效果很好，一问一答相当清晰，所以我们将其整理为一份大字报（又是我请的同学抄写），张贴到西单民主墙上，大概为各民刊的联合行动赢了几分。随后某日我和魏京生还把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横幅红色布料标语扯到天安门广场，挂在正对纪念碑前方处于故宫金水桥前面那里的白石头栏杆上，上书“强烈要求无罪释放傅月华惩办强奸犯”或类似大字，也是我请毛笔字好的同学写的。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没有什么巨量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气氛，过往行人骑车的均匆匆一瞥甚至看也不看，我们的标语在那里居然也放了几天没有被立刻撕毁拆走。想想这景致在当下21世纪的大陆共产党中国几乎不可能维持一分钟吧。
在宣武分局大家对警察说我们各民刊已向政府“民政局”申请执照，其实真有其事：当时我和魏京生，“四五论坛”的人等等都去过民政局说要登记自己发行的杂志，当然对方推委搪塞，没给出任何有意义的答复。
到了1979年三月份，似乎社会上对当局要镇压民主墙的说法愈发密集起来。我们去与西方人会面时好像也明显有人跟踪，这方面魏京生比我敏感，常说你看汽车后方哪哪那个骑自行车的是跟踪的等等。我们在城里各胡同行走穿梭时，会有人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有几次我们猛回头质问跟踪的“你干嘛跟我们”？对方一般都含糊否认或扭头走开。我们都在北京长大，对有人后面跟着还是有点感觉。但我认为跟着就跟着吧，我们又没干任何偷摸黑暗之事。
成功地出版和销售了“探索”杂志第二期后，针对社会上风传的中共高层解决了内部争斗开始准备收拾街头民间组织的强人邓小平的讲话，魏京生专门写了一篇“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文章，直接点邓小平的名字说他对西单民主墙的威胁讲话是要实行新的毛泽东式独裁等等。后来据说享受惯了唯我独尊的共产党强人邓小平对这篇文章很恼火，直接导致其下令抓捕魏京生， 也不知是否真实。我当时又请以前的师范学校同学老孙专门用漂亮的毛笔字把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抄成大字报贴到民主墙上去，还准备把它也编进我们正在准备的“探索”第三期杂志里面。这篇文章在民主墙前张贴后，“四五论坛”的徐文立刘青们都认为太过激进，忙不迭地在我们大字报旁边张贴了他们的类似灭火或反驳的文章，标题大致是“与探索杂志编辑部商榷”之类。其实这类商榷大字报甚至杂志文章他们以前已经张贴过也印刷在杂志上，主要是他们认为我们所谓不相信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提法过于激烈，且他们像北大的那位夏训建一样都自称马列主义者，只不过与政府的马列有所程度或真假不同而已。但这些商榷或反驳类大字报杂志文章并不妨碍我们和“四五论坛”间的互相联络来往，那时我曾多次去过他们作为编辑部的徐文立家，他们的人也来过魏京生的小屋。当时的各民刊“联席会议”曾商定大家交换新出版的每期杂志，我们相互间也的确这样交换过，只不过“四五论坛”的温和写法让我不太有耐心读他们的文章。其实当时在民主墙上及各式民刊上的所有政论文章我都感觉没有跳出被共产党政权洗脑的荒诞框架，使我难以信服无心细读。那个广州的“李一哲”笔名撰写的长文“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那时被人转贴到民主墙上，我也读了，同样感觉不甚赞赏。共产党政权的野蛮血腥与胡闹荒谬何止可以用他们自己宣扬的什么主义来对斥批驳呢？我当时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魏京生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写得老练尖锐而且没有以共产党的笔调基于什么马列主义之类传统胡说来审视分析问题。 他的“第五个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第一次明确提出那不是现代化的政治体制，这与二十多年前老一代“右派”知识分子在“反右”前的提法类似不过当时他们措词较为委婉。但无论直接或委婉，提出改革政治制度都深深刺中了共产党政权的专制独裁本质。而与老一辈右派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魏出生成长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自发得出反对共产党独裁的结论，自身没有共产党统治前的生活与社会经历，甚至魏的家庭本身也是资深共产党背景。这揭示了一定道理，即完全生长在共产党独裁封闭铁幕背后的年轻一代，可以自发萌生反对这个独裁社会的理念甚至行动，比如我们那个探索杂志。当然所有参与了西单民主墙运动的组织个人，包括当时外地城市的类似民办刊物及组织，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的挑战行为，不过公开提出共产党政治制度不正确不民主要改变的，站在了历史的更高度而已。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一说可算是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明显的久远回响。
除了北京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我们听说其它省份城市也有类似的响应与出版刊物及政治组织，比如当时的四川就有人如黄翔等跑到北京西单来贴大字报，“沃土”杂志似乎也有四川人的背景。听说距离北京最近的大城市天津也有反应，而当时刘京生正好搞到了一辆卡车，起先他说要用来给印刷杂志运送纸张，后来决定开他车我们可以去天津一趟探讨联络一下。于是某日刘京生开了车载上我们四人一起向天津开去。
一路上刘京生开车平稳无事，毕竟他是职业司机。但魏京生却说他也想开开因为他在当兵时开过汽车云云，于是刘便让魏来驾驶。但我想老魏估计没有受过太多车训，将卡车开的歪歪斜斜，数次经历惊险的几乎碰撞，把我们吓得够呛。到了天津后到他们那个类似西单的大字报区去转了一阵，看到那里的大字报很少政论性的内容，多为个人申冤喊苦一类，而且周围读者不多，与北京气氛相差甚大，我们也没有碰到热心的政治人物。向那里的行人发放“探索”杂志效果也不佳，于是我们转了转市区也就开车回返了。
1979年3月29日傍晚天色近暗时分，我按日前约定去魏京生的小屋找他商议印刷出版“探索”第三期一类事宜，与我女朋友也是我以前在183中教书时的学生邵春同行，因为她当时也常去那里帮忙杂志出版等杂事。我们来到魏的小屋前，见屋门虚掩，进去一看，里面无人，却一片刚刚被搜寻翻找过的杂乱景象，许多东西都被弄得东倒西歪。魏京生本来说好在那里等我们，现在却空无一人。发生了什么？我俩面面相觑，无法想象。呆了许久仍不见魏京生回来，我们从小屋往外走，却碰到隔壁一个高个子的男邻居，此人以前我们来这里时数次见过，曾自称是魏的小时候朋友一起玩耍过之类。那天这家伙态度突然十分蛮横，对我们说“魏京生被警察逮捕了！你们以后不要来这儿！”等等，凶的很，也不肯细说详情。无奈我们在震惊中离开， 用公用电话向老魏的女朋友平妮求证。平妮说今天下午的确警察来抓走了老魏，她也看到了所谓“逮捕证”，上面说的是“反革命”罪。现在关在分局拘留所，已经要求她往里送衣物了。
怎么办？！ 确认老魏被捕的消息让我感到凉气从后脊梁掠过，心里十分慌乱。虽然近几个星期老魏本人也有预感般地跟我们提起如果出事大家要把办杂志等的责任往他身上推，尽量争取被释放之类，但我当时都没有认真往那里思想，甚至还企盼着这杂志可以办得我们经济自给自足发行各地之类，我对今晚老魏真正被警察逮捕没有心理准备。我一直在学校农村插队教书等过程中没有与警察当局打过交道，大概唯一一次去警察局便是那次与老魏及民刊记者采访宣武分局。我赶紧给路林打电话联系上，又找到马文都，以及那时常来帮忙探索杂志印刷等事宜的一位男子于平。
几个人商量后决定先以“探索"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声明谴责政府逮捕魏京生恶行。于是我写了一份声明，联络到英国记者Nigel Wade请他发表。电话里Nigel 听说老魏被捕消息后问我政府以什么罪名逮捕魏京生的（on what charge)? 我按平妮说的告诉他说是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ary， 随后我们见面我把探索杂志社的声明请他向报社发表，Nigel 当时听了我用英文解释的声明里说我们不是马列主义者不相信政府的社会主义说教之类， 还摇了摇头耸肩表示惊叹。
魏京生被捕之后我还去了胡晓东家一趟，那里正聚集了几位据说是某类高干的孩子们，大概与胡晓东姐姐的男朋友有关联。听了我有关老魏被捕等讲述后，那几位颇具高干子女风范的年轻人还追问我们杂志立场等等，其中有人问我“你们对同性恋持什么态度”？似乎把同性恋作为社会潮流前卫来询问我们政治异见者的态度，而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认真提及同性恋这回事。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都在庆幸此前已经把油印机和印刷材料等搬到马文都在西单胡同的住处，因为在那里由马文都刻钢板更方便，如此逮捕老魏的警察并未破坏多少我们印刷杂志的能力。我们立即准备继续出版“探索”杂志的第三期，且要把我前日写的编辑部声明加进去。
与我们在一起出入马文都家的于平有三十来岁，东北丹东人，职业为农村集体企业的销售员，走南闯北地跑过许多地方。于平虽然不是文化人，但对民主墙民刊等事业十分热心，来我们那里帮忙办杂事有相当一阵了，与老魏等都混得很熟。他那时向我们建议不如去外地省份走一走，一来可以避避警察逮捕追踪我们“探索”杂志的风头，再者也可以了解联络一下其它地方民主墙运动的情况。我们有以前销售杂志的几千元钱，也可以带着油印机等一起旅行，随时印刷刊物宣传品等等。
自从老魏被捕后，我们再也没有与刘京生联系上，因为他住处没有传呼电话。我与路林，马文都听从了于平的建议后感觉有理，一行人便带着油印机等行李乘火车向南京去。先去南京是因为我们以前接到那里南京大学的一位自称罗宾的西方留学生来信，说是支持我们探索杂志要订阅等等。然而到南京去南大寻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叫罗宾的外国留学生，南京也没有明显的民主墙大字报之类的活动，于是到长江大桥桥头看了一下后我们又乘火车去上海。
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与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类似，张贴了不少大字报且论政气氛较浓郁，还有上海方面的民刊组织等在活动。我们认识了几位那里的油印小报的组织者，且应邀到他们之中一位的小阁子间住处去参加会议。上海的里弄类似北京的胡同，居民拥挤地杂住在里弄两旁一般两层楼的各种老式歪斜的房子里。那位民刊组织者的住处则是与他人共享的房间里面顶层的一间小屋，有点类似我们用来做探索编辑部办公室的魏京生家小屋，面积似乎更小些。那位上海人好像姓杨，他们的几位参与者也多是工人之类职业，与北京类似没有明显的知识分子。我们告诉他们北京魏京生被抓的情况使他们吃惊，因为他们还未听说。上海警察似乎还没有开始抓捕。他们的民刊小报也是用油印机印的小开张的小册子式样的，倒是便于携带。相互交流过两城市民主运动的情况后，他们还邀我们参加了一次他们组织的到上海市政府门前游行的活动，抗议要求什么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但示威组织得比较有条理，沿途喊口号等等也不凌乱，在市政府门前聚集一阵后散开，警察也没有过于干涉。我们都感觉北京上海的民刊运动要是早些联合起来阵势便会大不少，可惜那时咨询通讯等等都很原始，上海是我们唯一一个相互间建立了联络的地方，时间也有点晚。我们与他们相互交换了各自出版物和通讯地址，约定以后继续联系。
在上海我们当时临时居住在旅馆，那年月住旅馆似乎不要太多证件。寻找公共澡堂洗了一下后, 我没有去找自己在上海的舅舅一家，便与几个人一起离开上海乘海轮去山东青岛。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乘船，风浪中的颠簸使我有相当强烈的作呕感觉，但忍住了终究没吐出来。
在青岛也没有看到任何民主墙类似的情景，也没有任何熟人。我们自己呆在廉价旅馆里用油印机印刷了一些我写的“探索”杂志编辑部呼吁书，简述了北京民主墙运动及政府的镇压后，宣称人们应当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统治等等。这是我第一次书写推翻这个共产党政权的口号。油印了几十份传单后，我们在夜晚沿着比较宽敞的大路走着，向看似政府机关大院的墙内扔出许多，也不知有无任何人最终看到。
在青岛到海边匆匆游转过，我们又乘火车到了山东省会济南。济南也无民刊民运迹象，或至少我们没有找到。我和马文都在趵突泉等公园里胡乱填写了几首感叹时局的诗句，随后便离开那里，坐长途汽车去了于平认识的一家山东农村干部家。刚到人家家时那里锁着门,于平动手就把门板卸了下来，几个人便径直进屋等待。在那里与信息闭塞神情呆木的村户们交谈一阵，明白他们根本不知大城市的任何动向大概也不关心，于平与他们的交往主要是乡村集体企业的经济买卖之类。农村人好心地收留我们住了一晚，随后我们便打道回北京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脚后跟由于长过敏包转化成的发炎流脓老不恢复，走路困难。
坐火车回到北京，当晚我和路林告别马文都与于平，到朝阳区路林家住宿。 谁知将近午夜时突然一堆警察围堵进来，估计是邻居或街道的小脚侦缉队一类打了报告，警察来搜捕我们。路林家有几个弟弟，一个姐姐和母亲， 而路林当时正好在外面没有回来，或是回来后看到警察便没进来。我们众人围站着看警察搜查翻动我和路林带来的旅行包裹包括我们印刷用品油印机，传单，油墨等等。由于不认识我，警察们都把我当成路林的弟弟之一，其中一警察还特意问我们“你们都是路林弟弟”？我点头称是，路林的姐姐与母亲也未否认。当晚警察拿走了我们杂志印刷用品，并无带走任何人，只是要求见到路林和杨光回来后要向派出所汇报云云。我对路林一家深存感激。第二天凌晨路林姐姐路芳送我走出他家街道，我知道她虽有抱怨但一直是同情和支持路林的事情的，对她道了感谢后自己拖着化脓不舒服的脚离开了。
从西城家里和东郊北工大传来的消息都是警察在找我，所以那几天我有时自己呆在北京火车站的休息室里，遇到警察盘查我则用自己作教师时的工作证应付过去，只说是等车去保定等等。估计我当时衣衫肮脏，头发长而消瘦，引起警察疑惑，但工作证帮了忙。
我一人乘公交车转辗去了趟东直门外首都机场的表叔家，这位表叔由于从小与我父亲一起长大且受我奶奶经济资助而上技校，后进入民航工业作机械师，共党篡权时分还在香港参加过1949年的“两航起义”。 在北京我与他们一家包括表婶及三个男孩非常熟悉，经常两家互相来往。但当时在首都机场工作的表叔听说我卷入西单民主墙事件，许久未回家等等，便失了往日的幽默开始神经紧张，没有愿意让我留下的意思。我理解人们对政府的恐惧，自己又离开了他们居住的机场宿舍， 费了好大劲才从当时交通不甚方便的机场区回到市内，包括在农民田埂上蹒跚困难地行走了相当一段土路。2015年我再见到表叔的三儿子时,他还主动提起当年事情，说是代表父母为当时未留我在家道歉，估计是表婶跟他讲的,因当时他还年幼。
我随后在马文都介绍的朋友家呆过，最后自己找了以前的同学家偷偷住下来。起先是在老狲家, 后来呆在郭林家, 后者虽然就在我父亲的家院内或不远, 但一直未回去。因为脚的发炎我那一段时间也基本未外出，显然警察们也不知我倒底在哪。对老孙和他妈妈，郭林和他姥姥我至今都心怀感激愧欠。
趁这段养脚上伤口时间，我写了一篇总结民主墙运动的文章，标题好像是“西单民主墙及探索杂志：他们探索了什么？”内容大致罗列了我所看到的民主墙运动现象，参与者的状态成分，各种自发出现的理论探索，以及民主墙运动的意义。我感觉这是共产党独裁暴政下生长的一代年轻人自发酝酿梳理而出的对这个政权的否定。虽然自出生便被当局日夜反复洗脑灌输，虽然理论与咨讯缺乏，但生长在独裁暴政下的人仍然可以自发产生对抗暴政的决心与实践，西单民主墙运动对中国民主道路的探索可算是中共独裁下第一次，但应该会有将来重复等等。文章大约几千字，我把它抄写在稿纸上，待脚伤好些后，没有预约也无法预约我便径直找到中关村的平妮家。住在二层楼的平妮开门见到是我有些吃惊，连忙让我进去。我把文章和我存放在熟人那里的法国人德龙的录音机一起给了她，请她转交德龙并请其把我的文章在西方发表。 平妮当场读了一遍我的文章，还问了我几个她不认识的字包括“圭臬”等。她告诉我老魏一直在拘留所关着，几次要求送生活用品，没有其它消息。她对经历异常遭遇的平静镇定让我有些惊讶， 因为一般女子胆量神经都容易被自己亲近者被抓捕而摧残，估计她家庭在共党内斗中的经历使她有所准备了吧。向她告辞后我离开，那是最后一次我们见面。后来直到1988年左右，我才从美国的王秉璋博士那里听说平妮去了德国，嫁了德国人等等。
我请平妮转交的总结民主墙运动的文章的确在西方发表过。甚至到1980年代末，我在加拿大UVIC的一位湖南籍同学后转到美国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读英文文学博士，还从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国会图书馆里读到我的那篇文章，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找到。
长期躲住在同学家我想也不是办法，又不愿被警察抓去，我电话与英国记者Nigel Wade商量是否美国英国使馆可以让我进去躲一躲？几天后他反馈回来的消息是美国使馆愿意接收，通过电话双方约定五月末某日傍晚在三里屯那里的美国使馆门前见面。我当日中午一人到西单商场一带买了些日用品准备随身携带，然后走过长安街南边一条相对偏僻的小街，此时突然一陌生中年人上前叫我，“杨光”？
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立刻身边突然涌现数个便衣警察，那第一个中年人一个劲地说着“咱们聊聊，咱们聊聊”，几人架住我的手臂便向路旁一辆白色面包车拥去。我脑海里闪现出“被捕”的念头，虽几个月来有所准备但惊讶于此时此地，在多双手臂包围下我也未多反抗，被他们扯着上了车。
警察们在面包车里并未与我多谈，神情严肃地将我拉到西城区公安分局，下车后里面一个姓张的中年警察出来大声叫我站到院子里，然后又把我带到办公室内，说是奉命将我以反革命罪拘留了。事后回想，不知道警察是怎样找到我的？我当时与Nigel 电话联系都是随机用的不同的公用电话，且我那天也没有打电话。若经由我身边的朋友则警察应该早可以找到我住处，但后来证明，警察并不知道我那一段时间一直住在我中学同学大郭家里且就在我父亲家的院内。当然我并不憎恨那些便衣警察，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罢了，我只是奇怪他们怎么正好在我将去美国使馆前几小时抓到了我。在面包车上我还问身边的警察“你们怎么发现我的”？他们沉默也不回答。
西城区分局看守所里和我关一起的都是十几二十岁的街头青年，听说我是因为西单民主墙事件进来的，颇有感慨地说政府什么人都抓啊，更不为难我，大概因为我与他们有些异样。我当时心情也不好，只把兜中偷偷留存的圆珠笔拿出来， 在手纸上默写诗歌诸如“春江花落月”之类打发时间。在那里只呆了一两天，便有警察来带我到他们办公室，几个人给我看了一张逮捕证，说是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让我签字，我知拒绝也无意义，便写了名字，他们给我戴上金属手铐，进入一个专押犯人的囚车后方，往拘留所开去。从囚车的小窗里我可望见街头人群，感慨日前自己还在其中如今自由不再了。
我被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在宣武区半步桥的拘留所， 那地方如今依然存在。进去要先剔成秃头，大概有一扫被押人员气焰的意思。我先被送入一个正常号子， 里面大约挤了十几个人，相互都不说话，但没几小时又把我移出来关到一个小型囚房里，同时为陪伴我还关进来另外两个人，是从普通大号子里挑来的。
这两位一个叫文洋，四十岁出头，皮肤双手白净，原为海政文工团作曲的，一副知识分子模样，言谈缓慢而清晰标准北京话，眼睛明亮。文洋告诉我先把从分局拘留所穿来的衣裤统统塞到一个铁脸盆里，泡满洗衣粉肥皂水，上面用另一个脸盆盖住，如此闷一晚上，可杀死我从分局带来的虱子。我照办效果的确不错，后来的几个月一直都没有再染虱子。
另一位专门送来和我作伴的姓陈名守志，香港居民，我们以后一直叫他小香港，其实他与我同龄，只是个子矮些。小香港出生于马来西亚，五十年代末中共搞疯狂的大跃进时，其富商爷爷像许多海外华人一样，被共产党荒诞宣传蛊惑头脑发昏以为“祖国强大了”，送儿子即其父一家回大陆“参加祖国建设”。当然随后一家人文革中吃尽苦头，爷爷在海外临死前醒悟，留下遗言“赶快回来”，所以大陆文革后稍一松动他便逃到香港。 这回因为有当地记者类人物托他搜集大陆“参考消息”等刊物，大概有报酬，他回来一干，没几下便被公安捉去，罪名是特务嫌疑。当然他极力否认，我看他言谈举止也缺乏职业谍报人员的精明，当是警方胡乱抓捕冤枉的牺牲品。西单民主墙的事情小香港听说一些只是不甚清楚，否则估计他会更卖力搜集些资料送去香港报酬更好。他听我介绍自己情况十分同情，还说我的经历有价值，但他的政治认知明显比较初级。每次他被公安提审回来，总是说自己不是特务，可人家不信。
文洋被抓进来，则是因为被文工团领导诬蔑为“乱搞男女关系”。中共治下，社会上单位里广泛流行以诬蔑性行为或男女交往类借口罪名来迫害糟蹋他人， 几乎已至疯狂地步，长期被共党豢养的各类成年奴才走狗乐此不疲。社会中各界，凡有权势或占上风者迫害欺辱他人，随便就会动用“男女关系”武器，随即导致弱者败者被捕入狱家破人亡不计其数。文洋极力声称自己是受海政文工团领导的迫害而进来的，听说我的政治异见者身份十分兴奋，他认为我最终会出去，肯定比他早出去，所以托付我把他写的申诉喊冤材料带出监狱，投递出去，我当然答应，后来也的确照办了。
我们三人交往得十分亲近，背景不同但相互同情。小香港教我广东话，我记住数字发音为“一”的其实是二，等等。小香港被监狱照顾是境外居民，所以饭菜为小灶，有米饭炒菜类，比我们一般囚犯的玉米面窝头白菜汤强不少，而他经常与我们分享。文洋每日上午把唯一允许阅读的“人民日报”留下一半故意不读，待下午无聊时再读以免闲呆无事闷得慌。我们还用手纸作成象棋，纸牌等等偷偷玩打发时间。我刚进来没两天，便被木床上的臭虫咬得浑身大包，晚上没法入睡。囚室里的木床依墙而造，夹缝罅隙中生满臭虫，晚上爬出来吸吮人血，而我以前从未被臭虫咬过，皮肤过敏反应，包大如杏，红肿强痒。文洋和小香港就建议我半躺到门旁那个用来放置脸盆饭盒等物的竹桌上， 暂时躲开木床。囚室内昼夜电灯明亮，大概是便于哨兵观察监视。过一会果然狱卒走过，见我不在床上睡觉便大声呵斥，文洋小香港急忙帮我说情，还把我身上的大红包显示给狱卒看，那人倒也未再坚持。
第二天早上我们赶紧申请狱方灭臭虫，即用大量滚烫开水冲洗木床夹缝，反复多遍后，居然消灭干净，我在那里后来再未被臭虫咬过。
从普通号子里被派到我的小号里，算是好待遇，所以来的人要轮流享受。后来又有两个中年人被换进来。一为乡村农民，为乡镇集体企业跑销售的，与我认识的于平类似，但人很老实，高个且胆小，一个劲地说以后不敢了。其实他就是帮着跑买卖，不知得罪了哪方官坯被冠以“投机倒把”罪名塞了进来。他老是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民，请求政府放他回去农村务农吧，以后再不跑销售了等等。和他一起轮换进来的，是一矮个沉默汉子，据说罪名是强奸幼女，这一般比较丢脸，所以他不常开口。但他告诉我要用衣物遮盖肚脐避免着凉，则让我受益很久。此二人文化水准较低，常为皮毛小事争执，譬如报纸上的教授与博士两个头衔哪个更大一类，因为大陆奴才被共产党忽悠得总是认为凡人必有高下大小排列。
随后还有一对高干子弟被轮换进来，一个名“叶青”，说是因为为女朋友争风吃醋杀了人，罪责严重，二人常以“你该被转了”互责，“转”即指枪毙。
最后轮进来的为一赵姓青年，眼睛十分眯缝，街头小坯或小偷一类，对我却十分友好。他认识我父亲家同一楼层的老张阿姨家老大周小建，那也是个街头流氓类。赵哥们教我出狱时可把要携带的信件等纸张缝到被褥中央，则狱卒马虎便不会搜出来。我后来真的那样把文洋的申诉信缝在被子里带了出去。
进入半步桥看守所后，有管“预审”的两个警察固定来提审我。所谓“预审”，即中共司法制度中在正式判决囚犯进入监狱之前羁押时期的审讯，主要是套问出囚犯的口供以期在判决时使用。那预审的一个是老练的刘姓，四十来岁，面色黝黑，消瘦而狡猾。另一为年轻者，不太发言，多做记录。二人一般隔数日提审我一次，循着前次话题继续等等。前几个星期我都对他们的指责一概抵挡过去，表示我没罪也没犯法，你们抓我无理由。当然我也不愿意被无限期关押下去。那姓刘的反复说你们犯了罪，其实他也无法清楚指出我们到底在哪些行为上“犯了罪”。只不过他们抓了我，当然要说被抓的是罪犯。从他们的口吻上看，魏京生显然要被当作“主犯”较重处罚，而我则不一定，即我有与当局配合则从轻处理的可能。我想自己能够减少被处罚则最好，我们这几个月又无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于是决定认就认罪吧，只要能获得自由罪名上怎样讲并不重要，我不愿像囚室内对面楼里那个北大学生那样一关就是十年。关于魏京生，那姓刘的往往说“他罪行严重一定会相应处罚”等等，意思老魏肯定严判，而我不如老魏严重，承认了可以轻判。
我感觉预审警察对我们与西方人的交往极感兴趣，这大概对他们有开洋荤的新奇感，也可能牵扯出西方人的事情能够让他们有所被褒奖或提升吧，总之能够挖出海外联系他们感觉兴奋。再一点便是我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西单民主墙参与者中这样的似乎很少，而我的父亲还在40年代末去美国读书，由此联系成我被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似乎很对共产党的传统宣传路子。我决定向他们认罪后主要讲述这两方面，检讨自己深受西方思维影响错误认为共产党不如西方等等，得出要批判马列主义云云。总之顺着这些人认为是可证明共产党宣传的方向讲下去他们感觉有突破，是他们的工作做得好之类。这其中由于那姓刘的比较狡猾老练，我也缺乏与其周旋经验， 往往将周围帮助过我的人讲了出来，其实许多我可以隐瞒过去的，比如在路林家遭遇警察搜查，我在同学老孙大郭家居住，甚至胡晓东姐姐不知怎么也牵扯进来，其实我与她并无过多交往。总之凡我谈及的周围人士，多被这些警察后来去调查骚扰一番。其中最过意不去的是我的同学老孙，他在第77中学教书的同事中有一叫“谢成举”的似乎教导处主任的家伙，在警察去单位调查老孙与我关系后，反复在学校对老孙纠缠骚扰，号称老孙帮助反革命分子等等需要检讨云云，折腾胡闹许多岁月，典型的共产党养豢走狗无赖特别像当下各式“五毛儿”，给老孙在77中制造了许多麻烦。对牵扯到这些同学朋友，我深感歉意后悔。不过像我的同学大郭等，对付警察的讯问也颇技巧，当被问及杨光留在他家的文件资料等物时，他回答都被撕碎了冲到马桶里了。我被释放后胡晓东也向我埋怨说牵涉到他姐姐胡晓明，我致歉外也有些糊涂为何牵扯到他姐。总之共产党政权折腾平民特喜欢牵涉家人，越擦边接触的往往被政权折腾得越莫名其妙。当然另有许多重要牵扯的人们我没有提及警察方面也不知道。
对于西方记者外交官的接触，我们本来就一切正常光明，而且中共警察一般也无法伤害他们，我估计在我讲了与Nigel Wade 等人的接触及关系后， 中共警方也无所行动。警察们反复纠缠的一件事是那个法国记者德龙给老魏的那个磁带录音机，我就说来源过程我不知晓，但最后请平妮还给人家了。这件事后来在法庭作证时我还当庭被问到，估计当局似乎想以此作为魏京生接受西方人资助的证据之类。
关于我家庭知识分子背景及所谓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而反对共产党，我写的“交待”似乎令警方满意，也可能他们较少碰到类似情况吧， 也可能他们以此可以邀功说是我被他们思想转化了吧。而整个参加西单民主墙及“探索”杂志过程，我“交待”的都是事实，本来也都是公开参与之事，到共产党政权眼里胆敢反对他们，胆敢提出不相信马列主义，胆敢自行印刷杂志，通通都变成“罪行”了。而我从北工大偷出油印机一事，这些家伙倒没有纠缠应该也不知道，有点可笑。
在半步桥的时间里，我曾偶然在“放风”期间碰到魏京生一次，当时两队人在走廊里相遇，后面跟着各自的看守们。我和老魏相视而笑，没有交谈。事后有其它狱友帮老魏传过话来，大致是希望你设法出去。办杂志期间老魏在风声紧时曾经几次说我们要是被捕了应该把责任向他身上推，以便减轻自身麻烦一类，当时我天真地也就一听，如今感觉十分感激。但其实我们又有什么罪责呢？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当作“探索”编辑部的老魏家那个小屋门都不锁任人随便来往， 我们正大光明，不过在共产党政权下敢忤逆当局自行其事便属“犯罪”罢了。
到了1979年10月份，管预审的两个警察告诉我他们要“公开”庭审魏京生，要求我出庭作证，以示我的认罪态度等等。那天似乎是个阴雨天，我又一次被带上囚车，开到前门东边的北京市第二中级法庭，在法庭上我远远又见到魏京生。我和他都穿着囚衣，都是标准的看守所囚犯光头，他站在那里相当镇定，上衣口袋里插着自己的辩护词。我被带上去基本是念了一通自己写的“证词”，简单回述了我们经办“探索”杂志的过程等等，当然不乏说自己犯了罪反对了马列主义政府一类。 似乎那装模作样的政府“法官”还问魏京生对于我的证词有什么说法，魏京生回答“基本属实”，我就被警察带离法庭了。
回到看守所几天后，再被提审时，那个刘姓警察告诉我魏京生被判了15年徒刑， 说是“反革命”罪。在那里我一直以为当局指责的罪名是我们办杂志，直到被释放后出来才知道，当局编织了一个什么“泄露军事机密”的莫须有罪名安在魏京生头上，而在看守所里警察根本就没有向我提到这个荒诞的罪名，估计他们自己也感觉没有说服力吧，但大概又必须制造一个比印刷杂志张贴大字报更严重的罪名来判刑。另外当局编织的所谓老魏泄露机密的过程我也都未在场，即当时老魏曾自己与会说中文的法国记者德龙见过面，包括得到那个录音机，所以警察们对我也都没提。
到老魏被正式判刑后，当局处罚我将较轻的可能性越发明显了。 后来听我父亲说，起先传言是会判我“劳动教养”两年。我父亲在单位也尽力寻找同事等等为我说项，尽量提及我一直都是正派无闹事的好学生等等。最后的“教育释放”应该是当时最好的结局。
不被正式判刑而离开拘留所，在狱友们当中被称作“干上”，大概有未被湿身的意思。那里所有的人都在盼望这个最好的结局，虽然绝大多数人得不到。我在十一月份被“教育释放”离开半步桥看守所，在那里呆了整半年，期间我弟弟的女朋友李丹亚还曾帮我向牢里送过生活用品。
被释放后回到西城南礼士路我父亲家中，有朋友同学来看望，某日一个自称“北京日报”记者的中年人也来采访，那天正好院子里的同学王集生等人也在。那记者问我出来有什么感想打算，我说还未想什么但希望继续上学等等，然而几天后那家伙就在报纸上编织了我沉痛认罪感谢政府宽大一类胡说。
我被逮捕后，北京工业大学开除了我的学籍和“共青团”团籍，我记得被释放后我父亲和同事还帮我奔走，希望我能继续上大学甚至恢复团籍等等。后来我的“档案”里便一直有这个“教育释放”的污痕，所幸80年代大陆各处对政治原因关押释放的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严厉计较，我得以被转到北工大分校继续读完大学并被分配电脑技术工作。
1985年我得到加拿大大学研究生录取，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护照时，“单位介绍信”是由当时我所在的中关村 “华夏新技术研究所”所有人陈春先先生亲自开的，因为我一年前即已从被分配的首钢公司辞职到陈先生的私企工作。然而当公安局的人员看到我档案里有被民主墙事件教育释放的经历时，便讨论说此人有政治问题不可批护照。恰好护照处一位妇女的丈夫墨岩松是陈春先任所长的中科院高能所工程师。 墨先生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南方人，当时也在陈先生的私企里担任“顾问”，有时来我工作地方有所交谈相识。晚间听妻子谈到护照处同事谈论我的事情，墨先生大惊说杨光我认识，就在陈先生所里，你赶紧让同事们放手发护照吧。就这样我才侥幸得到护照，到海外后后我还曾请妻子专门登门拜访致谢过墨先生。几十年后回想此事，总是感慨系之。
路林我此后再也未见到，1999年老魏到澳洲来时谈起，说他跑到俄国去经商后又回中国了。
大约1979年年底80年年初，我在1路公交车上又碰到老同学梅淑云,民主墙期间她帮助我好几次我很感激，但当时心情不佳就没有多谈，再和她见面已是几十年后了,后来她也定居澳洲。
如今西单民主墙运动已经四十多年过去， 中共政权的独裁暴虐有增无减，在众多方面都加强了对社会与民众的控制镇压，包括动用武装从境外抓捕异议人士。我虽非一个十分适合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但明白中国社会走向民主自由法治公正文明，必须以武力推翻黑暗残暴的共产党统治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墙运动在那个时代喊出了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口号，即魏京生所说的政治民主化，今日今后的中国民主政治追求者应该不再停留在和平呼叫阶段， 应该明白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具体操作必须经过武装推翻共产党统治这一历史必然步骤，而武装推翻共产党的最理想具体方式是职业军人主导的军事政变。可惜海内外反对中共统治诸君在这个明白无误的问题上努力尚弱，真正的军中反叛力量未见端倪。但是既然平民的反独裁见解及行动可以从重重压制洗脑的上世纪70年代便自发产生，如今在咨讯人员物流交换迅猛发展的21世纪，受高等现代职业教育的中国军警当中也必然会产生反叛共产党独裁的新生力量， 民主墙当年我就曾接触过复原军人来交谈，还留过联系方式。中国平民民主政治运动如若能在鼓动培植资助发展军队反叛力量方面与军中人员结合，则最终爆发的推翻共产党独裁的军事政变一定能够成功地拘禁共产党领导层，建立临时军政府，起草民主自由宪法，举行公平大选，使中国大陆走向文明民主的现代社会。我期望也相信这一天会到来：
笔墨当年敢挑贼
愚昧城头喊文明
现代军中不乏人
枪戟武装应起兵。
下载 《参加1978~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pdf》
参见：
《参加1978~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1）》
《我的1955~1985年中国大陆生活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