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1948年才成立，为什么却可以建立中东最为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

认为欧洲犹太移民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实是一种错觉。很多人对锡安主义（Zionism）的实质不太了解，我尽量用大家可能最熟悉的东西类比。犹太人在中东能立得住，主要靠的是殖民地内部的“圣经”与“宝剑”。
所谓“圣经”，并非是藏在脑袋里的对上帝的敬仰，其实质基于宗教信仰建立起来的犹太人社区，此类社区的特征除了宗教信仰外还有典型的排他性行为准则，其核心宗旨并非是熔炉自由主义式的，而是对成员有严格进出标准，不会轻易吸纳外部人员的右翼社区。东亚可以类比的则是儒家的”差序社会“，依靠熟人互信建立起强大的共同利益纽带，此类共同体的成员是最容易转化为军事组织的。
第二个关键点是“宝剑”，不同于罗马时代的犹太人，锡安主义一开始就在大英的中东秩序下建立起了维护社区治安的民团，比如在Yishuv的社区中一直有零零散散的小规模治安民团，而他们在一战前是没有正规化的机会的。一战中的英国在殖民地成立了犹太兵团，而这个后来成为了哈加纳（以色列国防军前身）正规化的契机。不同于东亚的儒家宗族（吴越）精英只想赚钱，Yishuv社区的领导者很早就意识到了，保有武力的必要性，这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在20-30年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骚乱的混乱情况中，依靠较强的自保能力，脱颖而出成为最为靠谱的民防、军事组织。
大英的殖民地政策追求的是，什么有效且方便管理就用啥，所以在30-40年代英国的殖民地安全部队对哈加纳这样不过于激进的治安维持组织总体上是一个不反对的态度。
在39年英国因为绥靖主义的缘故配合在欧洲疯狂的希特勒发布反对犹太移民的白皮书后，管理成熟军事制度完备的哈加纳彻底崛起，又依靠偷运非法犹太难民的机会收获了大量人心。当然顺理成章的，这个强势的组织最终因北非战争全面爆发得到了英国人的认可，约有30000人在英军进行服役，这些军事骨干构成了对战后巴以冲突的阿拉伯国家的完全的军事优势。
其实以色列的建国经历和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经历非常相似，两者都是前殖民地的社区民兵且加入了大英军队吸取先进的作战经验，都是偏向于右翼（华盛顿是弗吉尼亚人）的军事团体占了战时的主导地位，宗教信仰对兵源征募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经验。

以色列的民主，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之上的。
你想让1~5%的男性公民随时准备拿枪听指挥维持自己的统治，那强人政治专制独裁是最有效率的，朝鲜苏联俄罗斯中国就是例子。搞配给制紧紧裤腰带甚至能到20%。
你想让接近50%的男性公民随时准备拿枪听指挥，且维持这一状况很长时间不收枪，那你不搞民主是不可能的，否则首先你搞集权就会养不起兵，其次也没人真的去当兵，第三你把枪发下去内部能干点的军官组成的造反派就能把你突突死了。罗马共和国、日耳曼蛮族部落、几百年来的瑞士、一战后芬兰、二战后以色列都是典型的例子，公民权利直接和战争义务挂钩。罗马转向帝制伴随的也是从公民兵向私兵的转变。

现代民主一个早期的祖宗就是军事民主，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光从政治角度分析是不完备的。
以色列如果维持不住这个军事体制，马上就会被伊斯兰国家撕碎吃掉。如果要国家给每个公民都发枪且不收走，保证招之即来来则能战，那不搞这套军事民主那是不可能的。

“以色列如同香港”我觉得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香港能不能想象一下自己坐落在一圈穆斯林国家中间，把周围穆斯林军事大国挨个揍一圈，打到再也不敢还手？
以色列人手上的血那可是很多的，拉宾这种政治人物都要被自己人干死（当然了人家也不是很在乎，几千年狠习惯了，对此从道德上无法赞同，但这就是现实政治，which is 钱袋子+坦克）
香港搞民主能借鉴的经验有不少，但是以色列真的没太大参考价值。

当然了，专制体制在几年内维持高动员也是可以的。但是时间长了必须要收枪。否则大家都有枪却不搞基层民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以色列和瑞士的民主，以不收枪且大部分公民都准备好了拉出去干架为前提。（指的是瑞士体制形成的时期）

基于同样的原理，在中美建交之后，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中国的基层民兵建设必须要放羊，必须要成为地方武装部长开打靶生意赚外快的手段，必须腐败，否则基层搞民主只是时间问题。

本來跑過去的就學歷不低

我說解放前的台灣人，無論跑到台灣的中國人還是當地台灣人，人家畢竟日本治下，沒錯日本對台灣人比對本地日本人差， 但是教育那塊人家還是抓的緊沒有問題。  反正台灣人當時整體素質，比在中國的中國人有錢學歷又好，各位覺得我是羞辱當時的中國人還是說事實。    

回歸以色列，能在holocaust活下來的猶太人，本身學歷應該相當亮眼。 加上俄羅斯移民過去的，更加個個學歷漂亮，一個招牌砸下來，俄羅斯移民裡十個裡面總有九個是醫生。  不懂猶太人對醫生的迷戀，不過人家開心就好完全尊重。  這種素質起點，幾個國家能夠有

这就和历史上第一个大众民主国家美国，是由清教徒建立起来的一样。在美国以前，民主制一直被认为只能存在于城邦制的小国。是美国清教徒对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信仰，创立了代议制，成为人类民主的新开端。
以色列的犹太民族(注意是犹太民族不是犹太人)是一个具有强烈信仰的特殊群体，他们的信仰让彼此间的团结与平等坚不可摧，这是文明开拓者特有的美好品质，也是民主的基石，注重美德的团体是难以被暴君所统治的。
晚期文明堕落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人都选择了囚徒困境中的最优解，导致集体的环境变得更加艰难。这也是为什么帝国统治崩溃后难以建立民主的主要原因。政治体制首先是建立在社会体制上的，像是以色列这类社会体制注重美德与开拓的团体即使外界环境艰难也能建立民主。反之，信奉强权即公理的社会，教育水平再高，也只是给独裁者做嫁衣。长期专制国家建立民主不仅面临了建立政治体制的问题，还面临重建社会的问题。而社会体制比政治体制惯性大的多。
注重美德的社会是能否建立民主的主要原因，领导人和教育水平到还在其次。教育可以通过一代人就转变，但社会体制的重建却是缓慢的过程。像是列宁党创建"新人"的社会重建，必然只能是破坏性的。真正的社会重建只能向五月花的清教徒一样从基层社会自下而上慢慢积累。

切，这算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才成立，却建立起了世界最稳定的专制极权制度

历史证明了开国精英的选择非常重要，以色列开国精英素质不用多说，建立的民主制度也非常合理，但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遵守了开国时确立的法度也没有冒出来赖在高官位置上不走的独裁者，开国者确立并执行了法律，以此而建立的国家就不会再倒车回去了。
亚洲其他的国家，韩国是军事政府体制，新加坡是开明独裁制，日本表面是被美国新建的自由民主体制，实际上人没变过，还是二战时候那一批门阀家族，怎么可能真正民主化。
这就跟如果华盛顿选择当皇帝或者在总统位置上干到死，现在的美国根本就不会存在。
如果腊肉那帮人只干两届就退休，现在大陆估计就是社民体系，甚至直接自由化了。

瀏覽了一下各樓的分析，很是受益

以色列人起源於人類起源地的兩河流域
如果看過《聖經》舊約
也就是猶太教的《塔拉赫》
就知道以色列人的歷史無處不充滿神的作爲
神揀選以色列人作為自己的子民
讓世人通過以色列的历史看到神的作為
從而認識神，歸向神

從舊約和以色列現代/當代的歷史看
只要以色列人全心归向神
神就帶領這個民族興盛
只要以色列人悖逆犯罪
神就興起一個勢力
來懲罰和管教以色列

《舊約》記載的以色列歷史如下
族群在古埃及族群壯大
神差遣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
（迦南基本也就是今天以色列囯的位置）
其後以色列人經歷士師時代
接著建立統一的以色列王國
經由掃羅王，大衛王和所羅門王的統治
其後王國分裂直至分別亡國和被擄
接下來以色列人經歷了
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拜占庭等國的統治

這些歷史就是不斷在應證
順服神，民族興盛
悖逆神，遭受苦難
甚至有学者认为
以色列人被納粹殺害
是因爲謀害耶穌的原因
在《馬太福音》27章記載
猶太人要求釘死耶穌的時候說
流這人血的罪
歸到自己和自己的子孫頭上

然而無論以色列人如何悖逆
神如何懲罰他們
神仍然堅守和以色列人訂立的約
从舊約中以色列所贏的戰爭也能看到
很多戰爭在人的角度完全是勝利的匪夷所思
只能是神的作爲
例如以色列人奪取耶利哥，艾城的戰役
如果查考一下1948年以色列復國后
五次中東戰爭的一些詳情
也不得不驚嘆
這只能是神跡

以色列，真的是一個被神眷顧的民族。

因为圣经才是以色列立国的基石。以色列根本不需要脱亚入欧。认为以色列脱亚入欧的，是要多么的无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顺便给不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葱友科普一下：美国的立国思想是基督新教，欧洲的天主教是基督新教的爸爸，而以色列的犹太教是天主教的爸爸。

因为圣经撒母耳记中：以色列人想要上帝给他们立个王，撒母尔先知反对，上帝才是真正的王。最后上帝对撒母尔说：

你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吧，因为他们不是拒绝你，而是拒绝我做他们的王。 自从我把他们从 埃及 领出来以后，他们就常常背弃我，去供奉其他神明。现在，他们也这样对待你。 你就照他们所求的去做吧！但你要警告他们，让他们知道将来王会怎样管辖他们。”  撒母耳 就把耶和华的话转告给那些请求他立王的民众，说： “将来管辖你们的王会征用你们的儿子做他的战车兵、骑兵，要他们跑在他的战车前面。 他会派一些人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一些人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一些人制造兵器和战车的装备。 他会把你们的女儿带走，要她们给他造香膏、煮饭和烤饼。 他会夺去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和橄榄园，送给他的臣仆。 他会从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的出产中收取十分之一，送给他的官员和臣仆。 他会征用你们的仆婢及最好的牛 和驴来为他效劳。 将来你们会因所选之王的压迫而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会垂听你们。”
撒母耳记上 8:6‭-‬16‭, ‬18 CCB
https://bible.com/bible/36/1sa.8.6-18.CCB

民众却不肯听从 撒母耳 的话。他们说：“不，我们想要一个王治理我们， 这样我们就会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王来统治我们，率领我们，为我们作战。” 撒母耳 把这些人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耶和华。 耶和华对 撒母耳 说：“照他们说的去为他们立一个王吧。”于是， 撒母耳 对 以色列 人说：“你们各人回自己的城去吧。”

犹太人学到了历史教训，明白上帝的圣洁公义。
君主立宪起源于圣经。上帝是王，
总统，首相，是众人选出来治理国家的。

已隐藏

因为以色列大部分国民来自二战时期在欧洲大陆居住的犹太人，本身受西欧的民主和开明的氛围熏陶，大部分国民切身体会到了“民主的空气”，再加上大部分犹太人在西欧经商，良好的民主制度对自身财产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到了自主建国时期使用民主制度也是众望所归，以及不少犹太人遭受过纳粹德国残暴统治的洗礼（其中还有一部分又受到了苏联独裁统治的洗礼），意识到了捍卫民主的重要性，因此才得以顺利民主化
所以要想顺利的民主化，首先得让大部分国民了解民主、认同民主、捍卫民主才行，这三点是顺利实现民主化的基石，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三点

首先以色列主体民族阿肯纳西犹太人属于德意志文化的一部分，其次以色列并不以自由民主主义为目标，国内政局在77年后长期被利库德集团统治。
以色列的存在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生存，利库德集团长期被认为持有锡安主义立场，但他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同时愿意主动和伊斯兰国家签订和平条约。正因为以色列避开理想主义才得以成为最理想的国家，无法忘记一主一国的土耳其和伊朗只能逐步走向人间炼狱。如果人们能够忘记最好的理想，至少能够得到次于理想的美好现实。

爲什麽你覺得早建國就會比較容易建立成熟的民主制度？
事實上越晚反而越容易建立民主制度，因爲沒有專制歷史包袱拖累
與其改造，砍了重練還更簡單
有一定年代的國家往往有專制歷史，要改造就難
新國家整個砍了重練，就傾向於使用當代最先進的理論然後未來這個理論會落後並總有一天成爲包袱，就容易民主
以色列的中東鄰居們都是古的不能再古的古國，改朝換代也換湯不換藥（這部分和中國比較像）包袱重的要命

什么犹太人？现在的大鼻子犹太人都是假的，是可萨人。真正的犹太人不会这么丑。

国家的伟大与否取决于人民。
这就是为何我奔走启蒙的原因

以色列不是亚洲国家，是欧洲移民在欧洲边上建立的地中海国家，亚洲是一个伪概念，印度和中国的差异比印度和欧洲的差异大的多

地理上是亚洲 国民很多来自欧洲 文化更是欧洲文化起源之一 不能和传统的亚洲相提并论的 甚至算做欧洲也是可以的

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犹太人自己本身是有能力的人，他们能自给自足，条件就是公平竞争下，他们这群人建国，思路就是保证公平，公平治国情况下，民主制度就非常坚实。

中国则是反面教材，中国的毛泽东，朱元璋，赵匡胤之流，他们就是无能之辈，他们从未见识过真正的公平环境，也不知道如何建立，他们只是扭曲世界产物，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一开始就设定了非常不公平的制度。
国家长期受到这种制度危害下，国家就会止步不前。后期有人想改前人制度的话，就将面临不公平既得利益者的反扑，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人能改变前人制度先例。 就如当今的中国国企利益，习包子当初有想改想法，但也只是想法，他根本就不会改的，也无能改。

总之，建国者的眼界越开阔，在加上建国者喜欢公平环境，那么建立的民主制度就十分强大。就是如此简单道理。

简单来说，是人的问题。

如果由一千个高智商高素质信仰普世价值崇尚自由民主的人来负责建立一个国家，大概率建成一个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

但如果由一千个从土匪窝里长大的小学生来负责建立一个国家，大概率建成一个黑帮式的流氓国家。

外在，美国的支持。
内在，人种的不同。

不过这种大实话，有点种族歧视的味道了…………

以色列和美国是父子关系, 美国的精英在华尔街, 华尔街的菁英大多数是犹太人

因为他们是欧洲来的犹太人去了英国的殖民地

主要是开国者工作做得好，才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

犹太教的优秀传统 以色列的成功和美国的成功都是必然的
人类文明的珠穆朗玛峰 东亚洼地是完全无法自发产生宪政民主的 改朝换代越改越脱离人类文明
民主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目的

不是以色列特別自由民主，而是周圍的阿拉花瓜們不自由程度太誇張了。

因为250年历史国家的制度比那些几千年的文明更先进

好比windows 10自然要比几十年前的dos先进, 运行更复杂的程序

因为以色列是民主国家，民众享有广泛的自由。对人权的保障也是世界典范，巴勒斯坦人对此感恩戴德。

相比而言，美国的那点支持根本不值一提。

有人挺很重要、有人挺很重要、有人挺很重要、有人挺很重要

聯合國可以送給猶太人以色列，卻不可以送給中國人民主中國，聯合國對中國人很刻薄。

正是因为没有任何旧有利益集团所以才能建立起点相同的社会环境。不然看那些以前是王室后来政变民主的，大多都有个手里有枪有兵的强盗领袖，再不济也有个一呼百应的伊斯兰老神棍，能当老爷为什么要当人民代表？

以色列和美国类似，建国前有丰富的政治基础。犹太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买地开社团的时候，奥斯曼帝国都乐见其成，因为犹太人的商业属性，对于奥斯曼式的多元帝国主义来说是利大于弊，而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刚好制衡。奥斯曼和英国两个老板都是高度自治的，给了锡安分子良好的培养基。这点和十三州类似。

而且以色列有世俗化宗教（锡安主义）的宗教热情，和十三州的清教徒宗教宣讲类似，在建国前就武装了国民。（用共产党的话，叫做组织上和思想上武装）

中共才干了不到10年，1958年就敢乱来了，难道不是前无古人？

稳定算啥，只要领导不发疯，稳定很难吗？
林郑在香港倒行逆施，还不是没人把她怎么样？香港算不算民主？

《乌合之众》当年我买了三本。

因為猶太人並不是一個文化語言血統都一樣的民族,塞法迪猶太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米茲拉希猶太人,高加索猶太人,馬格拉布猶太人.惟一的聯繫就是宗教.
所以要建立一個獨裁國家的話,以色列必須是宗教風氣極重甚至政教合一的國家,否則國家不能團結

而很多猶太人本來就住在美國俄國西班牙,沒有必要移民一個政教合一又多戰亂的中東國家.結果就會是根本沒有移民加入以色列.猶太人立國情意雖重,但如果立的國是落後封閉的獨裁國,他們寧願留在所在國


所以以色列不能走獨裁的路,必須得民主進步,宗教上也不再保守(承認他國註冊的同性婚姻,離婚率接近歐美水平) 
以吸引+留著猶太人,並用民主制度平衡各族群

文明不同啊。美国放在亚洲依然是美国。
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嘛。。。。。。
何况以色列又不是自然演化在中东的民族国家。 那是大家筹备在那建国。
就像是你问为什么美国人刚刚去了美洲就搞起了民主制度，怎么和美洲原住民差别那么大呢。

是以色列的犹太传统创造的民主，而不是民主同化了以色列

https://youtu.be/wbOZH0eCyHY

能抱有“好神奇哦，以色列居然在没有美国输入制度的情况下实现民主”这样的想法，你的无知让人发笑。

你搞错了先后顺序，并不是“先有美国后有天”，美国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从犹太教中诞生的基督教新教之上的。

要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因果关系：民主制度只是一个表象，或者说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请不要再因果倒置了。

“在中美建交之后，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中国的基层民兵建设必须要放羊，必须要成为地方武装部长开打靶生意赚外快的手段，必须腐败，否则基层搞民主只是时间问题”这句话说的很精辟，抓住了为什么中共推行贪腐治国政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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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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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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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is a real west city in a casual East setting. 以色列如同香港，本质上是亚洲土地上的欧洲文明，甩开长州的阳明塾生老鼻子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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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犹太人的共同体以及封建关系非常的稳定，像中国人就不行。

我一直以为以色列是欧洲的，没感觉到和亚洲有关系。

犹太人觉得美国应该听自己的，凭啥要学美国
主次关系的问题
日本人听美国的
而事实上美国基本上要为犹太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