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提出征收跨境资本流动税，大家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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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遭到沉重打击，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推出了规模巨大的货币刺激政策。以往每当美国推行宽松政策，热钱就会涌入利率更高的新兴经济体，而一旦宽松结束，这些资本又会抛售海外资本回流美国，也就是所谓的“薅羊毛”，从而造成新兴国家的金融危机。那么对疫情控制得力，利率仍然保持健康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次冲击？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政客急于甩锅中国，又带来了哪些潜在风险？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对观察者网分享了他的思考。

观察者网：鞠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最近在清华大学唯真讲坛的演讲中提到，中国应该推出跨境资本流动税，来应对疫情之后的金融安全问题。您能详细介绍一下资本流动税的设计吗？

鞠建东：我先简单解释一下，跨境资本流动税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以及为什么要征税。

首先，我们设计的跨境资本流动税是一个防危机的税，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状态下也要征的税，这和以前的托宾税有非常大的区别。

什么叫正常状态？什么叫异常状态？正常状态的时候，跨境资本流量相对来说是平稳的。但是在危机时期，出现资本外逃，或者是出现金融攻击的时候，比如说97年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对泰国进行金融攻击的时候，都伴随着异常的、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因为它需要买进、卖出同时进行。

为了应对异常状态，现在我们有个红绿灯制度，比如说流量大概超过正常值的两倍以上，就到警戒水平了，如果是三倍，可能红灯就亮了。这是目前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一个税制，只不过税率是零或无穷大。在一定量之下没税，超过一定量就叫停了，就不能做了。

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税，什么时候启动，可以去讨论，但一般也是在异常量达到两倍三倍的时候，超过三倍肯定就启动了。

第二，我们的跨境资本流动税是个累进税。

以前的托宾税是固定税率，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都用过，巴西曾经征过2%的资本流动税，但是效果并不好。原因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通常资本跨境流动的收益差会大于税收。

比如索罗斯对你进行攻击的时候，他期望的获利15~25%，也就是说它的收益会超过你收的税。所以你收税他不在乎，防不住。或者你的税太高，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和把资本市场关掉没区别了。所以我们这个税是累进税，边际税率可以不断地向上走。我们通过模拟认为，边际税率最高到30%就够了。

第三个方面，你既然是累进税，就有个逃税的问题。因为同样一个投资人，他可以开好几个账户，这样就把边际税率降下来了。为了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设计分成两部分，除了累进税率，还有一个开户费，是固定的成本，你开一个账号，就要交一笔钱。把开户费和累进税率结合在一起，理论上可以严格证明，任何一个投资人，他不管有多大的流量，不会超过5个账户，因为账户开得多也划不来了。即使开户费没有多高，投资人开更多的账户也是划不来的。

开户费和累进税加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资本的跨境流量不会达到均衡的两三倍以上。不达到3倍以上，危机的均衡就不会发生，因为危机均衡需要发生挤兑。大家都在跑，大家都挤兑，然后危机均衡才会发生。你保证了流量正常，危机就不会发生了。

我们所设计的跨境资本流动税，其目的是为了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去管理开放的风险。

这样一个新的设计，实际上我们在2014-2015年，也就是5年前的时候就讨论过。当时是上海自贸区开放，出台金融40条的时候，我们当时曾经讨论过，希望在自贸区之内，资本账户是开放的。资本账户怎么开放，才能不冲击国内的资本市场，它就需要一些政策设计。

但后来，主要是2015年的8·11汇改之后，我们的资本外流非常严重，差不多大半年我们就用了1万亿美元左右的外储，所以国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变得很严格，防范危机是摆在第一位的。而防范危机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让资本向外流了。所以关于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管理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就没有向前走。

后文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