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民主运动成功，中共垮台，由你的民主党派上台，你会提议哪些事情？

大家好像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共是因为什么下台的，既然他都已经下台了，那么导致他下台的原因是不是依然存在呢？大家不先想想怎么解决这些最紧迫的问题，就开始想象着进行各种各样的政治改革和政治清算了，大家真的有那时间，还是说大家只会干这些，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干？解决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企业破产、金融市场瘫痪、房地产泡沫破灭，才是大家首先要思考的，难道大家以为中共下台以后这些问题自然而然的解决了吗？说那么多的空中楼阁、做那么多的好事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任意一环出现差错，政治动荡就在眼前，军事独裁政府、威权主义政府，各种各样的政府可能会轮番登场，可能混到最后大家又会怀念起中共来，还真不是不可能。

民主党登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稳定经济，用国债的形式补贴住房持有者购买房屋价格30%的比例，同时宣布居民住房、商品住房、小产权房全部私有化，而这部分资金并不直接给到有贷款的购房者手中，而是流入到金融系统，直接对冲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所带来的风险，恢复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性，对房地产企业所拥有的土地资产按照50%的比例返还资金恢复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流动性，恢复财务安全。鼓励银行恢复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业务，恢复金融系统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允许住房贷款冻结延期还款，允许部分企业借新还旧，增强现金流。

随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开放除军工等部分行业外的所有行业，增加企业投资机会，加大吸引社会投资经营，促进就业增加，实施以更新教育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计划，促进水泥钢铁、建筑等行业的发展，促进教育的改善。

政治的民主化改革从东南沿海广东开始，以10年到20年为期缓慢推进，构建以县级政府自治为基础，省级政府为核心，市级政府为补充的地方自治体系，实施以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为基础的选举制度，直接选举是以县级政府直接选举产生的县级选举制度，间接选举是以人口为基数的每千人选举出一个大投票人，有该投票人来代为选举市级政府、省级政府、中央政府的制度，而市级政府领导人的竞选人只能从其辖区下的县级领导人中选举产生，县级政府领导人想要竞选市级政府领导人，首先要获得本县级政府议会机构的赞成并可以获得本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才具备参选市级政府领导人的资格，参选过程中要由各县大投票人投票选出，赢得某个县半数以上票数即可获得本县的全部大投票人选票，直到所获票数排名本市第一即可组建市级政府机构，省级政府领导人要从本省所辖市级政府领导人中选举产生，市级政府领导人想要竞选省级政府领导人必须获得本市立法机构和曾任县级政府领导人的县级政府议会赞成并可以获得资金支持，依然是由大投票人投票选举省级政府领导人，每胜选一个县即可获得该县的全部大投票人的选票，当在一个市辖区内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时即可得到该市的全部大投票人选票，选举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时候需要由省级政府领导人中选出，而省级政府领导人需要获得曾任职的县、市、省级立法机构赞成方可以参选并可以获得资金支持，由各县的大投票人选举出中央政府领导人。同时，按照各县级政府的地理面积、财政贡献增加部分大选举票，充分考虑财政转移较多地区面积较大省份的权利，县、市、省、中央等各级立法机构的议员均从县级辖区选举产生，部分特殊地区特殊考虑，检查、司法体系独立于行政体系存在。


不写了，感觉有些长，又有些啰嗦了，总体的思路是由能力突出的政客一层层地选举产生，而不是任一人员均可以参选，同时领导人必须切实对于地方负责，如果随意施政或者不顾长远后果、追寻短期业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其想要更进一步的时候，曾经任职的地方依然可以对其形成强大的制约，而不是拍拍屁股下台不用承担责任，当其任意不负责任时其政治生涯也会随之终结，立法、司法、行政、监察系统的各自独立更多的也是为了谋求权力的制衡，而不是成事，太过麻烦不说了。

一定要依法行事，一定要保证独立的司法和立法，一定要保护好基本的自由。

不要把让中国共产党彻底消失作为一个目标。

建立市县省议会，省改邦，培养省内人民自治意识，自己邦内资源，邦内自主。

共产党接受转型正义，请世界共产派重组国际组织改造。土地自有，但按价值交税，权贵的土地、资源，保证生活，多于充归各邦政府。

建立监督权很重要，而是要裂解现财团。

可以参照麦克阿瑟的日本改革。最重要的，各地人民自决，投票加入新华汉联邦还是自主建国

毛病难改，积恶成习，我国想走出现在的怪圈，参照台湾，至少要30到40年

先开放互联网，然后媒体和司法一定要独立出来。然后国内必须存在反对党

民主，法治，自由，保障底层人民生活，政府透明化，允许工会，罢工，游行，废除死刑，改成真正的无期徒刑。

先颁布除垢法

**该用户被封禁，内容已自动替换**

Plantinga的自由意志辩护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item_id-535463
上帝的全能是在逻辑之内可能而不是超越于逻辑之外。比如上帝不能创造出方形的圆，或者祂举不起来的石头——以上两者性质的内在矛盾使得它们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

善与恶的存在依赖于自由意志。人因有自由意志而具有判断善恶的能力，同样，人因为自由意志也具有了行善和作恶的可能性。
这就使得“具有自由意志且永远不作恶”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自由意志和永不作恶是互相否定的。这种不可能是一种逻辑上的不可能，因此正如同上帝不能创造出方形的圆一样，纵使上帝具有全知全能全善的属性，也不能创造出这样的世界：一个由自由的造物构成的只有善良而没有邪恶存在的世界。

上帝可以创造自由的受造物，但他不能引导或决定他们只做正确的事。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造物毕竟不是自由的；他们不自由地做正确的事。
祂创造具有道德能力的造物，作为一个结果，祂必须创造能够道德邪恶的造物；祂不能给他们做恶的自由的同时阻止他们行使作恶的能力。
事实证明，可悲的是，上帝创造的一些自由造物在行使自由时出了问题。这是道德罪恶的根源。
然而，自由的受造物有时会出错，这一事实既不反对上帝的全能，也不反对祂的良善。因为只有消除道德善的可能性，祂才能阻止道德恶的发生。

去中心化，摒弃中央集权制度，多党制，下放权力到各个省市。
中心化的优势在于效率高，但是健壮性和容错性不忍直视，有极高的滥权风险。过去2000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央集权就是不断换人当皇帝的死循环，惟有下放权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根本性的改革（革命？），可以治好政府对于民众事务效率低下，而对于特定事务效率特别高的顽疾，顺便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让“春运”这一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集体迁徙行为成为历史。
当去中心化这个改革措施彻底完成后，就算共产党重新上台也不怕，因为实际权力早已下放。

已隐藏

改变权力结构，不让中央权力过大过细，中央只把握大方向，地方决定具体事物，成立地方中央各级议会，允许结社出版游行自由。具体的怎么做，交给社会自己讨论，相信大家都会很在乎自己权力，而不会再为一个伟大理想把所有权力交给一个党行使。而且，目前的普通中国人其实也没啥可失去的了，所有权利也被共产党剥夺干净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做回人，相信自己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

搞不好

會有一大批前共產黨員被逮捕 拘禁 處決

當然啦 如果中共是自主放棄權力，跟當時的蔣經國一樣的話

過程應該會比較平和

而且可能要等到10年或15年後，才會政黨輪替

想太多：
1.tg那会这么容易崩，不要天天做梦，只要闭关tg百毒不侵为所欲为
2.政治这东西，一旦有了利益纠葛，特别是支那人，会很混乱。万一上来个蒋介石，不还是一党制。

开禁互联网，把广电总局的各种禁令全部取消，报禁党禁媒体禁全部取消，把TG各种有争议的政策拿到媒体上进行大辩论，用公投方式决定是否保留或者取消

1.恢复土地和住宅私有制。
2. 国有企业该私有化的私有化，该破产的破产。
3. 行政规划：一定要打乱自清朝以降的传统地域格局，以免地方势力推翻民主政府。
4. 一些僵尸机构可以废除了。

+ 宗教限制法案
禁止未成年人出入宗教场所参与宗教活动
禁止成年人胁迫、诱导、教唆未成年人信仰宗教
（民国之前那个极端恶臭的《宗教基本法》了解一下）

+ 裁军
逐步裁撤大部分用于对内的武警

+ 税改
改为 国家股 的形式以维持政府运作

+ 金融
政府放弃对货币的发行、流通控制
银行业务剥离：客户存款、支付业务款项严禁用于各式投资
禁止对赌式保险：保险证券化
···

坚决清算中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痛苦，坚决将一切作恶者送上绞刑架。中国需要纽伦堡，中国的自由之树需要爱国者的鲜血浇灌，更需要暴君及其帮凶的血浇灌！

把@用爱心说诚实话 送上断头台。

建立联邦制，各省除军事和外交权利外高度自治，再将各省按经济发达程度分成五等转移支付。统一高考制度，再按各省经济发展程度依次减分，大学取消定额分配的。影视游戏分级代替影视游戏审查。允许员工成立工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与企业所有人谈判。取消4S店的授牌和经销商制度。

**该用户被封禁，内容已自动替换**

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

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说实话我觉得八个大大东进成功来实现反共的概率都高于自发民主运动成功的概率（我看中国民主人士在失去一切之前肯定是不敢联系境外势力的），我劝想着怎么当民主人士入阁的各位还与其做这种最不可能的白日梦不如学点阿拉伯语有用呢。

建议他们修建电动断头台，这是历史的教训

法国大革命成功推翻王室后，雅各賓派內部開始激烈爭鬥。羅伯斯比爾以謀反的罪名將雅各賓派中與他政見不合的丹東、埃貝爾等人處死，使雅各賓派趨於孤立，民眾也開始反對恐怖政策。隨後國會中反對羅伯斯比爾獨裁的勢力組成熱月黨，於7月27日（法國新曆共和二年熱月9日），熱月黨發動熱月政變推翻羅伯斯比爾並將他送上斷頭臺。

1793年－1794年雅各賓派專政期間，巴黎設置斷頭台，三年內被斬首的「反革命份子」，達到7萬人之多，其中包括化學家拉瓦錫、教士埃德熱沃爾特等著名人士。但是其中不少並非保王黨成員，只是反對雅各賓派的人士。斷頭台行刑遺址即今日巴黎市中心協和廣場。--维基百科

按照品葱上面小朋友们的水平，和大陆人的道德底线，加上共产党的多年教育，我绝对相信修建电动断头台是最重要的建设，一定要及早处理，免得子弹不够用，利己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