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学院】到底什么样的特征是属于带路党的行为和思维模式？
选自陈医师访谈刘仲敬第19集
你不能够看他的派系，假定说是某一派是红统就是中共的人或者绿独就不是。实际情况是，每一派内部都有中共的人，都有匪谍在内。他的用途不是说搞舆论宣传，而是在关键时刻扰乱你，使你采取对自己不利的行动。不利的行动也包括采取过于冒进的行动，使你的政治力量遭到重大的损失。因此，表现得最积极的人反倒特别有可能是匪谍。我们经常所谓的匪谍指的是宣传上面带舆论的那种人，那种人其实都是不重要的，文宣部门的人都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人是不搞文宣的，而且多半他是一个很能干的干才。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他大概就是冯胜平那种人。我在刚刚开始举办大蜀民国的时候就曾经考虑过，恐怕有朝一日，我的左膀右臂、我认为最能干的人就是冯胜平那样的人，就是匪谍。当年王炳章在纽约准备搞活动的时候，他招来的人大多数都是出于各种各样乱七八糟、鸡毛蒜皮的理由想要骂一骂共产党，但是除了骂以外什么也不会干，而且根本不打算让自己冒一点风险或者承担一点代价。这种人跑过来以后也就是跟你开会和吹水，什么用处也没有。真正能干活的人极少极少，真正能干活而且又不业余、很专业的人又是极少极少（冯胜平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深得王炳章的信任，最后把王炳章出卖了，而那些看上去没有用处甚至公开骂王炳章的人反倒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真正的间谍工作是这样搞的。
什么样的人能够被舆论带着走呢？那就是吃瓜群众。吃瓜群众按人数永远是最多的，但是他们是最容易被牵着走的。而且把他们牵走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到关键时刻他们还是会跟风行事。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曾经有一篇小说很讽刺地描绘过：有一个瑞士的警察官员在三十年代狠狠打了一个纳粹官员的耳光，于是当时周围的人说这个人野蛮得不像瑞士人；然后等到1945年他们又面不改色地说，这是一个瑞士人能够采取的唯一行动。这时候你再问他，你们在三十年代战争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不是觉得这种事情很野蛮吗？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从来没有这种事情，我们瑞士人怎么可能跟纳粹同流合污呢？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记忆重新编辑过了。本来那个人在当时是一位很孤独的先驱者，但是战后他并没有享受到先驱者的荣誉，因为当时那些什么都不明白的吃瓜群众等到希特勒已经死以后就面不改色地站出来说是，我自古以来就是正义人士。人类就是这样的，吃瓜群众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这样的人，包括神话当中被自己的文宣说成是从来没有出过叛徒的波兰照样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民族神话或者任何政治神话都是经过编辑处理的，而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像孔子所谓的风行草偃的。
有些匪谍是文宣人员，就是在带这个节奏的，但是他们带了并没有什么用处。到关键时刻，比如说到最后关头，希特勒失败了或者毕苏斯基成功了以后，大多数墙头草都会自然而然地重新发明一遍自己，说我自古以来就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所谓正确的一边就是当时已经取得胜利的一边，尽管最初的时候我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就像是鲁迅小说里面的阿Q，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他就很奇怪地说，为什么大家不知道我早就想投降革命党呢？但是反过来说，革命党根本不认他。革命党要认什么人呢？就是赵老太爷，他是本地的大地主，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把总，他是前朝的军官，手里面带着兵；还有假洋鬼子，他好歹是读过几本西洋书的，还认识黎元洪，照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大V，是一位舆论领袖。这几个人虽然不是我们革命党，但是他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有一定统战价值的对象，所以我们就统战他们一下。他们说他们早就参加革命了，虽然实际上没有这回事，但是我们还是认了。你阿Q算老几，你一个流氓无产者，什么用处也没有，你也跑来学他们，给我滚。于是阿Q就被革命党人赶了出去。大多数吃瓜群众到最后的下场也是这样。真正操纵吃瓜群众的人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你们的用处只有这一点，你投资多少就得到多少，也就是这样。
真正关键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真正关键的人必须是真正能干的，而且多半是左膀右臂，是你离不开的人。他在关键时刻在背后戳你一刀或者是误导你一下，就把你整个给搞垮了。但是这样的人你是判断不出来的，你不可能通过他的言论来判断出来，因为它包含着任何一种言论。所有可能发挥影响力或者在某一天会发挥政治作用的团体内部都会有这样的匪谍安插进去，因为共产党唯一超过世界其他政治组织的就是匪谍这方面，它是全世界特务工作的鼻祖，世界上任何人搞特务工作都不像它这样肯投资和规模大。投资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投资是浪费掉的。有一位美国广告公司说过这句话，我们知道我们的广告有一半是浪费的，但是麻烦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一半是浪费的，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就只花有用的那一半，就不去白花钱了。匪谍工作也是这样的。你必须在所有可能的潜在威胁或者是有潜在作用的团体内部安插匪谍，但是你事先就知道85%或者95%的钱是浪费掉的。但就是这样，你还得安插进去。共产党的优点和弱点都是在这一点，在这方面它花的钱和投资特别多，用的人才特别多，这意味着它在其他方面的人才特别少。世界是平衡的，如果比如说你在偷技术方面用的资金特别多，那你在开发技术方面用的资源就相应少了，反过来也是一样。能创造的人总是免不了被人偷的，钱多的人总是要被人惦记的；反过来，去偷别人、惦记别人，自己的钱是不多的。这其实都是具有内在亚稳态的阶级策略，所谓的穷人的战争和富人的战争就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像我从小就长在的机关单位里面，这种机关单位总是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是男性，他永远会说，中国不民主，世界太坏了，领导不断地迫害他，而且这些话往往是有一定依据的。但是他是用真话来说假话，他实际上是在掩饰他自己由于性格乖戾、业务能力低下以及对工作根本不感兴趣，因此是一个永远没有出息的人。但是由于他说中国不民主以及社会黑暗这些又是事实存在的，他这么一说以后，比较外行的人就会觉得他可能是无辜、受迫害的，本来是很NB的人物，于是他就很廉价地获得了这方面的满足。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你会看到他一年、两年……十年全都在干这一件事情，就会怀疑他到底真正是什么样的人。就像是奥威尔说的那样，大卫·科波菲尔如果长大了以后就会看出，米考伯先生其实只是一个混饭吃的小混混，根本不是什么可爱的人。另一种人是女性，她的全部精力都是在找各种各样的坏女人和狐狸精，不断地去说她们的坏话。这两种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好像有无限的时间，他们的时间全都用来说话了。然后你会以为说话说得最多的人显然是影响力最大的，然而不是。
单位里面真正重要的人是那种，平时在领导的办公室和单位根本不出现，偶尔行色匆匆、突然出现一两下以后又飞快地跑掉，平时也不大说话，别人也不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人。那种人才是领导的心腹，而这些说话说得特别多的人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人。社会上的情况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反过来说，为什么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行为策略呢？答案就是，有winner的行为策略也有loser的行为策略。winner的行为策略的目的在于获得高额利润，是利润导向而不是成本导向的。如果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话，他不在乎投入极大成本，甚至甘愿冒输光的危险。而loser的行为模式是怎么样呢？他为了避免重大的风险和过高的投入，总是选择把无限的时间投入成本极低甚至没有成本的事业上面来，这样他即使是输了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当然意外事故总是有，但是撇除意外，大概率的现象就是，两种策略造成了两种不同的人。一种人甘愿犯法违规、干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事情，但是他可以使领导少不了他，在各种江湖人物中间牵线，他总是时间极其珍贵，疯狂地跑来跑去，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什么夸张的动作；另一种就是永远说他自己对而社会不对，但是他永远是失败者。
共产党为什么采取大外宣策略和匪谍策略呢？因为它是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创造者的策略者不是这样的。像我在我这一行就等于是创造者，我是不断发明新的范式的。如果我不断停下来跟这个质疑者吵一架跟那个质疑者吵一架，那就完蛋了。这些人的数目比我要多出几万倍，我一天就是有4800个小时也不够用，我再也不能干其他事情了。或者我也不能跳出去说，施展说的某一句话其实是我说的，谁谁谁说的话其实是我首先提出来的，那就没完没了了。这样做的效益还不如我自己索性写一本新书，让别人偷一点就偷一点吧。以前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奥斯曼帝国打仗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大将和炮兵大将都是基督徒的叛教徒，但是罗马教廷也像后来冷战时期的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一样下各种禁令，痛苦地谴责万恶的基督徒贪图财宝和美色，背叛了我们基督教世界，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是永远没有办法停止。但是最后土耳其人还是不能赢，因为偷总是不如创造的多。而创造者如果停下来专门去封锁偷，那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创造需要有一种开放的环境，有开放的环境就容易被人偷；但是如果你害怕被别人偷、自己把门关起来的话，你在产出方面受到的损失是超过你减少被偷而得到的利益的。这个道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穷人的战争有穷人的打法，富人的战争有富人的打法。共产党打的是无产阶级的战争，所以你看到的匪谍战术和大外宣战术都是无产阶级特色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当五毛或者是可以大量地洗版呢？答案是，稍微识几个字又什么活也干不来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多多少少得派一点用场。但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匪谍，像冯胜平那种人，那是不多的。他必须真能干活，而真能干活的人又是不一定非给你干不可，在其他地方他也能够捞到一定的好处，你必须给他以相当大的好处，才能够稳定他的忠心。而且这样的精英骨干像军队或者警察里面的技术骨干一样，是非常珍贵、不能随便损失的。可以用大量的在外围引导舆论的匪谍去牺牲来掩护他们，但是他们不能轻易出现，他们在平时的时候甚至是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的。
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是由后来叛逃到西方的斯大林本人的政治秘书巴让诺夫(Boris Bazhanov)逃到英国以后向英国情报部门披露的。苏联有一位间谍是伊朗国王的朋友。伊朗国王原来是袁世凯那种人，在前朝当新军的统帅，后来天下大乱以后他就篡了位，只是比袁世凯成功，他就真的当上国王了。在他还没有发迹以前，他有一位银行家朋友曾经资助过他，发迹以后那就是苟富贵勿相忘。苏联专门去收买了这个人，不让契卡、克格勃和格别乌这样的专业情报机关去接触他。所以，你即使是渗透到克格勃里面，你也不知道他是间谍。他一辈子不做任何事情，平时都在忠心耿耿地为伊朗国王服务，而且他跟伊朗国王是最可靠的朋友，苏联不让他做任何事情。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只有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布哈林和斯大林本人的秘书这几个人，雅戈达那一拨人都不知道他的存在。然后他在苏联和伊朗建交的关键时刻在国王身边说了一句话，于是这件事情就办成了。他一辈子总共就为苏联办过这一件事情，只有这一件事情。以后可能遇上重大事件他本来也会办的，但他没有机会了，因为后来巴让诺夫叛逃以后就把他揭发出来，揭发出来以后伊朗人就把他做掉了。他只做这一件事情，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这种人在孙子兵法中往往叫做死间，世界上是有这种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情或者几件重大事情而长期潜伏的间谍的。这种间谍，除非你真的像巴让诺夫那样掌握内幕，否则你不可能从他的言行上分析出来。假如这个人现在就存在的话，我不可能从他的言行上辨认出来，而且他绝对不会做出任何可疑的或者对你有害的言行。另外一种比较差劲一点的、比刚才的级别低的间谍，那就是像传说中米兰·昆德拉或者瓦文萨曾经当过的那种人，比如说在团结工会这样的组织里面我是很能干的左膀右臂，或者是东正教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神父，但是实际上我平时不断把秘密消息提供给克格勃。这样的人只有在苏联倒台以后档案公布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民主运动的主要领袖其实就是匪谍。这两种人，你都不能通过他在网上或者在公开场合的言行来判断他，这些言行跟其他有同样的言行、但是没有背景的人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你从言行上来判断的话，你只能判断出非常外围的那种匪谍。
真实的情况，要看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假如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导舆论的话，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根本不要考虑。你在引导舆论的时候，某些匪谍是你最得力的帮手，他比那些没有经验的外围群众更内行，做工作做得更好。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要引导群众，但是你也要清楚地知道，在关键时刻，随风倒的群众是不管用的，你需要精英突击队员。你平时引导一下舆论，算是聊胜于无，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必顾忌那些匪谍，那些匪谍甚至可以是给你帮忙的。甚至你以为是匪谍、你觉得特别讨厌的那种人，可能只不过是一个被匪谍引导的吃瓜群众，因为伤了你的自尊心，你才会恶意地说他是匪谍，但是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引导舆论是一个很无聊的、阶级地位很低的活儿，是适合业余爱好者或者阶级地位很低的人，你如果专业干这一行的话是不合适的。自古以来，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舆论引导这一行，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人，他的阶级地位都是很低的，都是用过即扔，像手纸一样。但匪谍有一个重大用处就是，假如你的周围有匪谍活动的话，其实你可以欣慰地说你已经有一定的重要性了，因为你是属于那种在将来可能发挥破坏作用、因此有必要插一个暗桩在你身边暂时不用的那种人。
例如，就拿我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我心目中就有疑似匪谍的对象，但是我一点也不打算去揭发他们或者想搞他们，因为我现在的实际能力还不如王炳章当时。假如到了王炳章当时那种情况，再做这方面的打算不迟。在那以前，有冯胜平这样的人在我周围替我搞机构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哪怕他是匪谍也没有关系，因为实际上现在我起的作用等于是一个情报分析员，还有附带引导一下舆论，真正的政治动作全是搞的空架子，不存在实际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有匪谍进来的话，那就说明其实尽管我的空架子现在是不值一文，但是将来有极大的发展余地，因此有必要先下手防范一下。这从反面就证明我原先的推论是正确的，这等于是一个有效的反馈，证明我选择的这个打击方向是对的。如果打击方向是错的、没有价值或者跟其他人选择的方向是重叠的、可有可无的话，那么没有必要派这些人来。所以这是一个可靠的测试。这是我所在的生态位，所以我根本不说谎，因为说谎对我没有好处，我就是要制造一个类似李承晚一样的空架子。因为这个空架子现在还没有制造出来，是有法统而没有实际的空架子，而制造出来以后也还不涉及任何具体行动，在这个阶段，匪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但是台湾的情况不一样。真正的匪谍和死间是你无法预测的，除非你真的就在中共内部有一个姬胜德这样的人能够反过来揭发。这是极其专业的情报工作，外人干不来，你只能指望美国人或者日本人插一插手替你干。但是你站在民间，你可以有反制的措施。匪谍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产生作用呢？就是在比如说伊朗那种刚刚近代化推行的国家，近代化的集团差不多就是国王身边的那个集团，周围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什么的都是不跟他配合的。你在这个核心集团内部插一个人是很有用处的，但是你插的这个人有别的什么伊斯兰教法学家、霍梅尼或者其他什么人在旁边，那些人是你控制不了的。那么在关键时刻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像1979年真的就是这种事情：你控制的匪谍在伊朗国王倒台的时候很有希望夺取政权，但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从外围打过来，把伊朗国王的势力、自由主义的势力和匪谍的势力全部杀光了，于是你就前功尽弃了。你站在民间，你所要做的就是伊斯兰教法学家做的那种事情。
我可以把它称之为李登辉策略，就是说，假如你不知道你周围人的忠诚度、也靠不住的话，你合理的做法就是把种子撒向人民。人民当中有很多是不中用的，但是要想收买全体人民的成本是极高的。甚至你可能没有必要爱人民，仅仅是因为原来某些要害的东西只掌握在小圈子手里面，你把仅仅掌握在小圈子手里面的东西突然拿出来扔到人民手里面，仅仅这一点就会对该小圈子构成极其重大的伤害。对你妨碍的人遭到重大的伤害，就极大地增加了你的活动自由。很多所谓的民主化的推进者实际上打的就是这个算盘，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是孤立的，用反制策略来对付这个小圈子。民间出现的民团和诸如此类的组织就是起这种作用的。你事先要采取粗放型的策略，预先假定他们有30%是废物，30%会叛变，只要有30%能用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弄得特别精，就像是用粗放式耕作、刀耕火种的方法撒种，重要的是种子撒得多，有一部分能够长出来就行了，然后你等到长得差不多的时候再稍微筛选一下也没有关系了。只要你撒的种子足够多，那么尽管大多数东西的质量都很差，但是他们形成的骚扰作用足以使极少数精英匪谍难以扰动。这就是羁绊策略或者叫做渔网策略，它的用处是制造障碍。制造障碍，靠的是有一定实力和声望、但是意见不可能一致、参差不齐的土豪。参差不齐的土豪的力量指向不同方向，不可能有统一的部署。结果是，任何一个方向的匪谍的策略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
这个土豪策略是对社会组织度的一个有效测量。比如说，有像印度或者马六甲的天主教会，或者是像印尼的伊斯兰教教士联合会这样强大的土豪组织，那么匪谍策略是不管用的。匪谍策略有它的先天弱点。它能够攻破的社会，是那种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精英团体手里面、少数精英团体遭到破坏和渗透以后民间势力极度脆弱、可以迅速土崩瓦解的社会。如果不是这种社会，而是封建性比较强的社会，匪谍策略是不成功的，是付出了极大成本以后反而会反咬到自己身上来的。这是共产党自身组织特点的先天弱点。共产党自身的渗透是有筛选作用的，像秃鹰吃尸体一样。秃鹰不会吃凶猛的动物，只会吃快死的动物和尸体。凡是能够被它渗透进来的或者是被它列为渗透目标的社会，都是脆弱型社会。脆弱型社会当中的一个大宗就是士大夫社会。你自己没有问题，是不会被贼惦记的。所以，你要是被贼盯住的话，那你自己一定是有一定的问题，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假如你代入匪谍的角色，我有很多地方可以渗透，我必然要像斯大林那样，在波兰身上伸一伸手，在土耳其身上伸一伸手，在伊朗身上伸一伸手，在蒋介石身上伸一伸手，在张作霖身上伸一伸手。他在张作霖身上伸手，就觉得张作霖像佛朗哥；在蒋介石身上伸手，就觉得蒋介石像法国激进社会党。于是这就有软硬的区别，然后他的工夫就全都下在蒋介石身上了，本来可能用在凯末尔身上的资源都用在蒋介石身上了。
这就是一个测试的问题。如果你让他测试出你很脆弱的话，那么你肯定会引来更多的攻击；如果你让他测试出你的成本价位不合适的话，那么你以后就会很难遭到攻击。台湾尽管比印尼富裕，但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讲很明显已经被匪谍测试出、而且已经被我测试出是一个弱点更大、更松散的社会。用我的术语来说，它就是士大夫的性质更强一些，土豪的性质更弱一些，所以它会引来更多的匪谍攻击。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等于是社会组织度的一个现成的测试。当然，社会组织度不是一切。例如，波兰的社会组织度其实比意大利要强，但是波兰垮台而意大利没有，这主要是因为势力范围的缘故。苏联强行用武力把波兰镇压下去，西方国家坐视不救；而西方国家硬着头皮把意大利和希腊的共产党镇压下去，斯大林也坐视不救。如果西方和东方都不进行干涉的话，那么二战以后波兰白军会把红军杀光，而意大利共产党则会成立一个意大利苏维埃政权，希腊会变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而台湾是处于这种情况：它的社会组织度是比较弱的，但是它处在希腊和意大利的那种状态。在共产党不高兴跟西方决裂的情况下，西方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匪谍杀光而不做任何反应，因为势力范围的边界就在这里；如果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台湾会像比利时那样，是西方一定要拿到手的东西。所以对台湾的测试就是，会不会搞出比如说像希腊共产党那样直接出现游击队占领一部分领土，或者像是意大利共产党那样想从联合政府内部搞破坏，诸如此类。看它采取哪一种策略，能够做到哪一种级别，也就可以测验出你的社会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当然，从台湾本身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一个破坏大小的问题。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破坏的，但是你越硬破坏越小，越软破坏越大。如果像希腊共产党那样搞得全国都快要沦陷了、然后英国军队直接登陆来镇压的话，第一你的社会破坏很大，第二就是以后你可能就像菲律宾那样了，美国基地在那里镇住你，迫使你肯定要留在西方阵营，但是你的社会经济继续落后，跟第三世界一个样子，那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落到共产党手里面，你爱怎么穷就怎么穷；相反，你自己如果足够硬的话，那你的地位就升级了，你可以变成一个主要盟友，像以色列那样，你自己的安全有保障，同时你在产业上和各方面也是一个发达国家。这件事情严格来说只是跟台湾有关系，比如说跟我就没有关系。从我的角度来讲，只要共产党在台湾身上花掉足够多的钱，而且因为台湾的缘故而跟美国结成生死冤家，我就欢天喜地。至于台湾人要死多少或者会不会变得跟菲律宾人一样穷，这其实是不干我的事情的。台湾有一种说法就是，反正美国人不会让共产党得逞，所以我们先去一去，发一发财。其实这件事情也只对台湾人不利，对其他人都是无所谓的。它的意思就是说，让你的子孙比现在要更穷一些，你吃了子孙饭。吃子孙饭是有的，就是根据我以前提出的那个祖父学，你的命运是由你祖父一代决定的。
例如，我不说别的，我说我自己经常见到过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国有企事业单位那个体系里面的单位。单位内部当然有好好干的也有不好好干的，但是不好好干的也很难解雇，你多半是一辈子混饭吃，但是你吃了子孙饭。比如说国土资源部下属单位，就是我长大的那样的地方，它是一个负责测绘地图、勘探矿产之类的技术性单位，那么总会有一些人是技术骨干。在大锅饭、国有企业下面所有人的工资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他比那些懒汉——总是找借口、“社会对不起我”的那种人，不一定是对国家和社会、但至少是对本单位领导做出了很多贡献，超出了他的工资和职位所能报酬的部分。但是他是不会白干的，领导必须想办法安插他的子女。假如他的子女是一个笨蛋，高考很不NB，做不了公务员或者其他什么人，领导必须得照顾他的子女，在本单位弄些闲差出来安置他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这样的人有动力替他混下去。或者是设立很多奖项，用比如说我们单位如果出了大学生就给他的家庭若干奖励这样的土政策来鼓励他。相反，另外那些懒着或者跟领导作对的人，他们论职务也是同样的技术员和工程师，领导也没办法迫害他、把他赶出去或者解雇他，但是这样的人如果要想安插自己的子女，领导就不会答应了。这样的人做了一辈子以后，他就把他的子女在本单位的路给走绝了，他的子女在长大的时候必须到外面去闯荡江湖。而有贡献的人的子女可以坐直通车，一路上去。有没有这个直通车，那是关系很大的。就好像说，如果你生下来就是小布什，有很差的成绩也能够到耶鲁去毕业，或者说你是一个非洲移民，全靠自己的努力才能上大学，差别就有这么大。
那么这两种人，按照我的祖父学理论来说，第一种人就是留下了无形的遗产给他的子孙；第二种人就是，在他的子孙出生以前，他就开始吃自己的子孙了。甚至还有这样的人，他自己不行，是安插不了自己的子孙的，子孙比如说到别的外单位去行了以后，他又想办法利用我跟他有亲缘关系，到外单位去走后门，甚至把子女的事业做垮，这种事情就是典型的吃子孙饭。有些人是像华盛顿将军这种人，留下了历史积分给自己的子孙；有些人则预先把自己的子孙吃掉了。有很多地方起不来，是因为你在还没有出生以前就被你的祖先吃了；有些地方的条件不怎么样的企业能活下来，是因为祖先给你留了很多遗产。当然，这也是一个责任感的体现。像刚才那种“反正美国人会管，我们先赚快钱再说”，这种人就是吃子孙饭的人。世界上只有一种事情你没有办法：跟你同一代的人，任何人你都有办法对付；但是如果是你的祖先要坑你，如果是你爷爷或者你爸爸要坑你的话，那你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你出生这件事情就已经注定你被他坑了。
你不能够看他的派系，假定说是某一派是红统就是中共的人或者绿独就不是。实际情况是，每一派内部都有中共的人，都有匪谍在内。他的用途不是说搞舆论宣传，而是在关键时刻扰乱你，使你采取对自己不利的行动。不利的行动也包括采取过于冒进的行动，使你的政治力量遭到重大的损失。因此，表现得最积极的人反倒特别有可能是匪谍。我们经常所谓的匪谍指的是宣传上面带舆论的那种人，那种人其实都是不重要的，文宣部门的人都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人是不搞文宣的，而且多半他是一个很能干的干才。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他大概就是冯胜平那种人。我在刚刚开始举办大蜀民国的时候就曾经考虑过，恐怕有朝一日，我的左膀右臂、我认为最能干的人就是冯胜平那样的人，就是匪谍。当年王炳章在纽约准备搞活动的时候，他招来的人大多数都是出于各种各样乱七八糟、鸡毛蒜皮的理由想要骂一骂共产党，但是除了骂以外什么也不会干，而且根本不打算让自己冒一点风险或者承担一点代价。这种人跑过来以后也就是跟你开会和吹水，什么用处也没有。真正能干活的人极少极少，真正能干活而且又不业余、很专业的人又是极少极少（冯胜平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深得王炳章的信任，最后把王炳章出卖了，而那些看上去没有用处甚至公开骂王炳章的人反倒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真正的间谍工作是这样搞的。
什么样的人能够被舆论带着走呢？那就是吃瓜群众。吃瓜群众按人数永远是最多的，但是他们是最容易被牵着走的。而且把他们牵走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到关键时刻他们还是会跟风行事。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曾经有一篇小说很讽刺地描绘过：有一个瑞士的警察官员在三十年代狠狠打了一个纳粹官员的耳光，于是当时周围的人说这个人野蛮得不像瑞士人；然后等到1945年他们又面不改色地说，这是一个瑞士人能够采取的唯一行动。这时候你再问他，你们在三十年代战争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不是觉得这种事情很野蛮吗？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从来没有这种事情，我们瑞士人怎么可能跟纳粹同流合污呢？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记忆重新编辑过了。本来那个人在当时是一位很孤独的先驱者，但是战后他并没有享受到先驱者的荣誉，因为当时那些什么都不明白的吃瓜群众等到希特勒已经死以后就面不改色地站出来说是，我自古以来就是正义人士。人类就是这样的，吃瓜群众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这样的人，包括神话当中被自己的文宣说成是从来没有出过叛徒的波兰照样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民族神话或者任何政治神话都是经过编辑处理的，而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像孔子所谓的风行草偃的。
有些匪谍是文宣人员，就是在带这个节奏的，但是他们带了并没有什么用处。到关键时刻，比如说到最后关头，希特勒失败了或者毕苏斯基成功了以后，大多数墙头草都会自然而然地重新发明一遍自己，说我自古以来就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所谓正确的一边就是当时已经取得胜利的一边，尽管最初的时候我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就像是鲁迅小说里面的阿Q，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他就很奇怪地说，为什么大家不知道我早就想投降革命党呢？但是反过来说，革命党根本不认他。革命党要认什么人呢？就是赵老太爷，他是本地的大地主，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把总，他是前朝的军官，手里面带着兵；还有假洋鬼子，他好歹是读过几本西洋书的，还认识黎元洪，照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大V，是一位舆论领袖。这几个人虽然不是我们革命党，但是他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有一定统战价值的对象，所以我们就统战他们一下。他们说他们早就参加革命了，虽然实际上没有这回事，但是我们还是认了。你阿Q算老几，你一个流氓无产者，什么用处也没有，你也跑来学他们，给我滚。于是阿Q就被革命党人赶了出去。大多数吃瓜群众到最后的下场也是这样。真正操纵吃瓜群众的人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你们的用处只有这一点，你投资多少就得到多少，也就是这样。
真正关键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真正关键的人必须是真正能干的，而且多半是左膀右臂，是你离不开的人。他在关键时刻在背后戳你一刀或者是误导你一下，就把你整个给搞垮了。但是这样的人你是判断不出来的，你不可能通过他的言论来判断出来，因为它包含着任何一种言论。所有可能发挥影响力或者在某一天会发挥政治作用的团体内部都会有这样的匪谍安插进去，因为共产党唯一超过世界其他政治组织的就是匪谍这方面，它是全世界特务工作的鼻祖，世界上任何人搞特务工作都不像它这样肯投资和规模大。投资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投资是浪费掉的。有一位美国广告公司说过这句话，我们知道我们的广告有一半是浪费的，但是麻烦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一半是浪费的，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就只花有用的那一半，就不去白花钱了。匪谍工作也是这样的。你必须在所有可能的潜在威胁或者是有潜在作用的团体内部安插匪谍，但是你事先就知道85%或者95%的钱是浪费掉的。但就是这样，你还得安插进去。共产党的优点和弱点都是在这一点，在这方面它花的钱和投资特别多，用的人才特别多，这意味着它在其他方面的人才特别少。世界是平衡的，如果比如说你在偷技术方面用的资金特别多，那你在开发技术方面用的资源就相应少了，反过来也是一样。能创造的人总是免不了被人偷的，钱多的人总是要被人惦记的；反过来，去偷别人、惦记别人，自己的钱是不多的。这其实都是具有内在亚稳态的阶级策略，所谓的穷人的战争和富人的战争就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像我从小就长在的机关单位里面，这种机关单位总是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是男性，他永远会说，中国不民主，世界太坏了，领导不断地迫害他，而且这些话往往是有一定依据的。但是他是用真话来说假话，他实际上是在掩饰他自己由于性格乖戾、业务能力低下以及对工作根本不感兴趣，因此是一个永远没有出息的人。但是由于他说中国不民主以及社会黑暗这些又是事实存在的，他这么一说以后，比较外行的人就会觉得他可能是无辜、受迫害的，本来是很NB的人物，于是他就很廉价地获得了这方面的满足。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你会看到他一年、两年……十年全都在干这一件事情，就会怀疑他到底真正是什么样的人。就像是奥威尔说的那样，大卫·科波菲尔如果长大了以后就会看出，米考伯先生其实只是一个混饭吃的小混混，根本不是什么可爱的人。另一种人是女性，她的全部精力都是在找各种各样的坏女人和狐狸精，不断地去说她们的坏话。这两种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好像有无限的时间，他们的时间全都用来说话了。然后你会以为说话说得最多的人显然是影响力最大的，然而不是。
单位里面真正重要的人是那种，平时在领导的办公室和单位根本不出现，偶尔行色匆匆、突然出现一两下以后又飞快地跑掉，平时也不大说话，别人也不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人。那种人才是领导的心腹，而这些说话说得特别多的人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人。社会上的情况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反过来说，为什么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行为策略呢？答案就是，有winner的行为策略也有loser的行为策略。winner的行为策略的目的在于获得高额利润，是利润导向而不是成本导向的。如果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话，他不在乎投入极大成本，甚至甘愿冒输光的危险。而loser的行为模式是怎么样呢？他为了避免重大的风险和过高的投入，总是选择把无限的时间投入成本极低甚至没有成本的事业上面来，这样他即使是输了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当然意外事故总是有，但是撇除意外，大概率的现象就是，两种策略造成了两种不同的人。一种人甘愿犯法违规、干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事情，但是他可以使领导少不了他，在各种江湖人物中间牵线，他总是时间极其珍贵，疯狂地跑来跑去，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什么夸张的动作；另一种就是永远说他自己对而社会不对，但是他永远是失败者。
共产党为什么采取大外宣策略和匪谍策略呢？因为它是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创造者的策略者不是这样的。像我在我这一行就等于是创造者，我是不断发明新的范式的。如果我不断停下来跟这个质疑者吵一架跟那个质疑者吵一架，那就完蛋了。这些人的数目比我要多出几万倍，我一天就是有4800个小时也不够用，我再也不能干其他事情了。或者我也不能跳出去说，施展说的某一句话其实是我说的，谁谁谁说的话其实是我首先提出来的，那就没完没了了。这样做的效益还不如我自己索性写一本新书，让别人偷一点就偷一点吧。以前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奥斯曼帝国打仗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大将和炮兵大将都是基督徒的叛教徒，但是罗马教廷也像后来冷战时期的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一样下各种禁令，痛苦地谴责万恶的基督徒贪图财宝和美色，背叛了我们基督教世界，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是永远没有办法停止。但是最后土耳其人还是不能赢，因为偷总是不如创造的多。而创造者如果停下来专门去封锁偷，那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创造需要有一种开放的环境，有开放的环境就容易被人偷；但是如果你害怕被别人偷、自己把门关起来的话，你在产出方面受到的损失是超过你减少被偷而得到的利益的。这个道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穷人的战争有穷人的打法，富人的战争有富人的打法。共产党打的是无产阶级的战争，所以你看到的匪谍战术和大外宣战术都是无产阶级特色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当五毛或者是可以大量地洗版呢？答案是，稍微识几个字又什么活也干不来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多多少少得派一点用场。但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匪谍，像冯胜平那种人，那是不多的。他必须真能干活，而真能干活的人又是不一定非给你干不可，在其他地方他也能够捞到一定的好处，你必须给他以相当大的好处，才能够稳定他的忠心。而且这样的精英骨干像军队或者警察里面的技术骨干一样，是非常珍贵、不能随便损失的。可以用大量的在外围引导舆论的匪谍去牺牲来掩护他们，但是他们不能轻易出现，他们在平时的时候甚至是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的。
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是由后来叛逃到西方的斯大林本人的政治秘书巴让诺夫(Boris Bazhanov)逃到英国以后向英国情报部门披露的。苏联有一位间谍是伊朗国王的朋友。伊朗国王原来是袁世凯那种人，在前朝当新军的统帅，后来天下大乱以后他就篡了位，只是比袁世凯成功，他就真的当上国王了。在他还没有发迹以前，他有一位银行家朋友曾经资助过他，发迹以后那就是苟富贵勿相忘。苏联专门去收买了这个人，不让契卡、克格勃和格别乌这样的专业情报机关去接触他。所以，你即使是渗透到克格勃里面，你也不知道他是间谍。他一辈子不做任何事情，平时都在忠心耿耿地为伊朗国王服务，而且他跟伊朗国王是最可靠的朋友，苏联不让他做任何事情。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只有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布哈林和斯大林本人的秘书这几个人，雅戈达那一拨人都不知道他的存在。然后他在苏联和伊朗建交的关键时刻在国王身边说了一句话，于是这件事情就办成了。他一辈子总共就为苏联办过这一件事情，只有这一件事情。以后可能遇上重大事件他本来也会办的，但他没有机会了，因为后来巴让诺夫叛逃以后就把他揭发出来，揭发出来以后伊朗人就把他做掉了。他只做这一件事情，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这种人在孙子兵法中往往叫做死间，世界上是有这种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情或者几件重大事情而长期潜伏的间谍的。这种间谍，除非你真的像巴让诺夫那样掌握内幕，否则你不可能从他的言行上分析出来。假如这个人现在就存在的话，我不可能从他的言行上辨认出来，而且他绝对不会做出任何可疑的或者对你有害的言行。另外一种比较差劲一点的、比刚才的级别低的间谍，那就是像传说中米兰·昆德拉或者瓦文萨曾经当过的那种人，比如说在团结工会这样的组织里面我是很能干的左膀右臂，或者是东正教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神父，但是实际上我平时不断把秘密消息提供给克格勃。这样的人只有在苏联倒台以后档案公布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原来民主运动的主要领袖其实就是匪谍。这两种人，你都不能通过他在网上或者在公开场合的言行来判断他，这些言行跟其他有同样的言行、但是没有背景的人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你从言行上来判断的话，你只能判断出非常外围的那种匪谍。
真实的情况，要看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假如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导舆论的话，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根本不要考虑。你在引导舆论的时候，某些匪谍是你最得力的帮手，他比那些没有经验的外围群众更内行，做工作做得更好。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要引导群众，但是你也要清楚地知道，在关键时刻，随风倒的群众是不管用的，你需要精英突击队员。你平时引导一下舆论，算是聊胜于无，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必顾忌那些匪谍，那些匪谍甚至可以是给你帮忙的。甚至你以为是匪谍、你觉得特别讨厌的那种人，可能只不过是一个被匪谍引导的吃瓜群众，因为伤了你的自尊心，你才会恶意地说他是匪谍，但是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引导舆论是一个很无聊的、阶级地位很低的活儿，是适合业余爱好者或者阶级地位很低的人，你如果专业干这一行的话是不合适的。自古以来，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舆论引导这一行，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人，他的阶级地位都是很低的，都是用过即扔，像手纸一样。但匪谍有一个重大用处就是，假如你的周围有匪谍活动的话，其实你可以欣慰地说你已经有一定的重要性了，因为你是属于那种在将来可能发挥破坏作用、因此有必要插一个暗桩在你身边暂时不用的那种人。
例如，就拿我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我心目中就有疑似匪谍的对象，但是我一点也不打算去揭发他们或者想搞他们，因为我现在的实际能力还不如王炳章当时。假如到了王炳章当时那种情况，再做这方面的打算不迟。在那以前，有冯胜平这样的人在我周围替我搞机构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哪怕他是匪谍也没有关系，因为实际上现在我起的作用等于是一个情报分析员，还有附带引导一下舆论，真正的政治动作全是搞的空架子，不存在实际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有匪谍进来的话，那就说明其实尽管我的空架子现在是不值一文，但是将来有极大的发展余地，因此有必要先下手防范一下。这从反面就证明我原先的推论是正确的，这等于是一个有效的反馈，证明我选择的这个打击方向是对的。如果打击方向是错的、没有价值或者跟其他人选择的方向是重叠的、可有可无的话，那么没有必要派这些人来。所以这是一个可靠的测试。这是我所在的生态位，所以我根本不说谎，因为说谎对我没有好处，我就是要制造一个类似李承晚一样的空架子。因为这个空架子现在还没有制造出来，是有法统而没有实际的空架子，而制造出来以后也还不涉及任何具体行动，在这个阶段，匪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但是台湾的情况不一样。真正的匪谍和死间是你无法预测的，除非你真的就在中共内部有一个姬胜德这样的人能够反过来揭发。这是极其专业的情报工作，外人干不来，你只能指望美国人或者日本人插一插手替你干。但是你站在民间，你可以有反制的措施。匪谍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产生作用呢？就是在比如说伊朗那种刚刚近代化推行的国家，近代化的集团差不多就是国王身边的那个集团，周围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什么的都是不跟他配合的。你在这个核心集团内部插一个人是很有用处的，但是你插的这个人有别的什么伊斯兰教法学家、霍梅尼或者其他什么人在旁边，那些人是你控制不了的。那么在关键时刻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像1979年真的就是这种事情：你控制的匪谍在伊朗国王倒台的时候很有希望夺取政权，但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从外围打过来，把伊朗国王的势力、自由主义的势力和匪谍的势力全部杀光了，于是你就前功尽弃了。你站在民间，你所要做的就是伊斯兰教法学家做的那种事情。
我可以把它称之为李登辉策略，就是说，假如你不知道你周围人的忠诚度、也靠不住的话，你合理的做法就是把种子撒向人民。人民当中有很多是不中用的，但是要想收买全体人民的成本是极高的。甚至你可能没有必要爱人民，仅仅是因为原来某些要害的东西只掌握在小圈子手里面，你把仅仅掌握在小圈子手里面的东西突然拿出来扔到人民手里面，仅仅这一点就会对该小圈子构成极其重大的伤害。对你妨碍的人遭到重大的伤害，就极大地增加了你的活动自由。很多所谓的民主化的推进者实际上打的就是这个算盘，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是孤立的，用反制策略来对付这个小圈子。民间出现的民团和诸如此类的组织就是起这种作用的。你事先要采取粗放型的策略，预先假定他们有30%是废物，30%会叛变，只要有30%能用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弄得特别精，就像是用粗放式耕作、刀耕火种的方法撒种，重要的是种子撒得多，有一部分能够长出来就行了，然后你等到长得差不多的时候再稍微筛选一下也没有关系了。只要你撒的种子足够多，那么尽管大多数东西的质量都很差，但是他们形成的骚扰作用足以使极少数精英匪谍难以扰动。这就是羁绊策略或者叫做渔网策略，它的用处是制造障碍。制造障碍，靠的是有一定实力和声望、但是意见不可能一致、参差不齐的土豪。参差不齐的土豪的力量指向不同方向，不可能有统一的部署。结果是，任何一个方向的匪谍的策略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
这个土豪策略是对社会组织度的一个有效测量。比如说，有像印度或者马六甲的天主教会，或者是像印尼的伊斯兰教教士联合会这样强大的土豪组织，那么匪谍策略是不管用的。匪谍策略有它的先天弱点。它能够攻破的社会，是那种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精英团体手里面、少数精英团体遭到破坏和渗透以后民间势力极度脆弱、可以迅速土崩瓦解的社会。如果不是这种社会，而是封建性比较强的社会，匪谍策略是不成功的，是付出了极大成本以后反而会反咬到自己身上来的。这是共产党自身组织特点的先天弱点。共产党自身的渗透是有筛选作用的，像秃鹰吃尸体一样。秃鹰不会吃凶猛的动物，只会吃快死的动物和尸体。凡是能够被它渗透进来的或者是被它列为渗透目标的社会，都是脆弱型社会。脆弱型社会当中的一个大宗就是士大夫社会。你自己没有问题，是不会被贼惦记的。所以，你要是被贼盯住的话，那你自己一定是有一定的问题，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假如你代入匪谍的角色，我有很多地方可以渗透，我必然要像斯大林那样，在波兰身上伸一伸手，在土耳其身上伸一伸手，在伊朗身上伸一伸手，在蒋介石身上伸一伸手，在张作霖身上伸一伸手。他在张作霖身上伸手，就觉得张作霖像佛朗哥；在蒋介石身上伸手，就觉得蒋介石像法国激进社会党。于是这就有软硬的区别，然后他的工夫就全都下在蒋介石身上了，本来可能用在凯末尔身上的资源都用在蒋介石身上了。
这就是一个测试的问题。如果你让他测试出你很脆弱的话，那么你肯定会引来更多的攻击；如果你让他测试出你的成本价位不合适的话，那么你以后就会很难遭到攻击。台湾尽管比印尼富裕，但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讲很明显已经被匪谍测试出、而且已经被我测试出是一个弱点更大、更松散的社会。用我的术语来说，它就是士大夫的性质更强一些，土豪的性质更弱一些，所以它会引来更多的匪谍攻击。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等于是社会组织度的一个现成的测试。当然，社会组织度不是一切。例如，波兰的社会组织度其实比意大利要强，但是波兰垮台而意大利没有，这主要是因为势力范围的缘故。苏联强行用武力把波兰镇压下去，西方国家坐视不救；而西方国家硬着头皮把意大利和希腊的共产党镇压下去，斯大林也坐视不救。如果西方和东方都不进行干涉的话，那么二战以后波兰白军会把红军杀光，而意大利共产党则会成立一个意大利苏维埃政权，希腊会变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而台湾是处于这种情况：它的社会组织度是比较弱的，但是它处在希腊和意大利的那种状态。在共产党不高兴跟西方决裂的情况下，西方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匪谍杀光而不做任何反应，因为势力范围的边界就在这里；如果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台湾会像比利时那样，是西方一定要拿到手的东西。所以对台湾的测试就是，会不会搞出比如说像希腊共产党那样直接出现游击队占领一部分领土，或者像是意大利共产党那样想从联合政府内部搞破坏，诸如此类。看它采取哪一种策略，能够做到哪一种级别，也就可以测验出你的社会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当然，从台湾本身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一个破坏大小的问题。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破坏的，但是你越硬破坏越小，越软破坏越大。如果像希腊共产党那样搞得全国都快要沦陷了、然后英国军队直接登陆来镇压的话，第一你的社会破坏很大，第二就是以后你可能就像菲律宾那样了，美国基地在那里镇住你，迫使你肯定要留在西方阵营，但是你的社会经济继续落后，跟第三世界一个样子，那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落到共产党手里面，你爱怎么穷就怎么穷；相反，你自己如果足够硬的话，那你的地位就升级了，你可以变成一个主要盟友，像以色列那样，你自己的安全有保障，同时你在产业上和各方面也是一个发达国家。这件事情严格来说只是跟台湾有关系，比如说跟我就没有关系。从我的角度来讲，只要共产党在台湾身上花掉足够多的钱，而且因为台湾的缘故而跟美国结成生死冤家，我就欢天喜地。至于台湾人要死多少或者会不会变得跟菲律宾人一样穷，这其实是不干我的事情的。台湾有一种说法就是，反正美国人不会让共产党得逞，所以我们先去一去，发一发财。其实这件事情也只对台湾人不利，对其他人都是无所谓的。它的意思就是说，让你的子孙比现在要更穷一些，你吃了子孙饭。吃子孙饭是有的，就是根据我以前提出的那个祖父学，你的命运是由你祖父一代决定的。
例如，我不说别的，我说我自己经常见到过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国有企事业单位那个体系里面的单位。单位内部当然有好好干的也有不好好干的，但是不好好干的也很难解雇，你多半是一辈子混饭吃，但是你吃了子孙饭。比如说国土资源部下属单位，就是我长大的那样的地方，它是一个负责测绘地图、勘探矿产之类的技术性单位，那么总会有一些人是技术骨干。在大锅饭、国有企业下面所有人的工资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他比那些懒汉——总是找借口、“社会对不起我”的那种人，不一定是对国家和社会、但至少是对本单位领导做出了很多贡献，超出了他的工资和职位所能报酬的部分。但是他是不会白干的，领导必须想办法安插他的子女。假如他的子女是一个笨蛋，高考很不NB，做不了公务员或者其他什么人，领导必须得照顾他的子女，在本单位弄些闲差出来安置他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这样的人有动力替他混下去。或者是设立很多奖项，用比如说我们单位如果出了大学生就给他的家庭若干奖励这样的土政策来鼓励他。相反，另外那些懒着或者跟领导作对的人，他们论职务也是同样的技术员和工程师，领导也没办法迫害他、把他赶出去或者解雇他，但是这样的人如果要想安插自己的子女，领导就不会答应了。这样的人做了一辈子以后，他就把他的子女在本单位的路给走绝了，他的子女在长大的时候必须到外面去闯荡江湖。而有贡献的人的子女可以坐直通车，一路上去。有没有这个直通车，那是关系很大的。就好像说，如果你生下来就是小布什，有很差的成绩也能够到耶鲁去毕业，或者说你是一个非洲移民，全靠自己的努力才能上大学，差别就有这么大。
那么这两种人，按照我的祖父学理论来说，第一种人就是留下了无形的遗产给他的子孙；第二种人就是，在他的子孙出生以前，他就开始吃自己的子孙了。甚至还有这样的人，他自己不行，是安插不了自己的子孙的，子孙比如说到别的外单位去行了以后，他又想办法利用我跟他有亲缘关系，到外单位去走后门，甚至把子女的事业做垮，这种事情就是典型的吃子孙饭。有些人是像华盛顿将军这种人，留下了历史积分给自己的子孙；有些人则预先把自己的子孙吃掉了。有很多地方起不来，是因为你在还没有出生以前就被你的祖先吃了；有些地方的条件不怎么样的企业能活下来，是因为祖先给你留了很多遗产。当然，这也是一个责任感的体现。像刚才那种“反正美国人会管，我们先赚快钱再说”，这种人就是吃子孙饭的人。世界上只有一种事情你没有办法：跟你同一代的人，任何人你都有办法对付；但是如果是你的祖先要坑你，如果是你爷爷或者你爸爸要坑你的话，那你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你出生这件事情就已经注定你被他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