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向所指，和共产党保命求生的目标完全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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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1191事实上，要保住共产党本身的利益，是最好避免危险和出错的，最好永远当缩头乌龟。但那不行，那会被视为畏惧胆怯，不能够支撑这种梦想，身体力行这种意识形态的任何政权，都将被抛弃，并在大中国主义的车轮下碾碎。邓小平也只敢讲韬光养晦，江、胡两人乘着经济快舟，可以少说一点，但绝不能不说。经济变差时候的习近平就必须要讲强起来，更不要说习近平本人最受大中国主义影响。
和动员力可达95%的大中国主义比起来，毛主义，毛左理想的实际动员能力，连零头都不到。各位只要想一想，在汶川地震时，要帮助同胞的热情，让多少人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就能理解到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是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即便人人对共产党的救灾腐败失望，对这种意识形态塑造的理想也无损分毫。
时间往前一百多年，清朝也靠大中国主义多活了几十年，直到甲午海战。但就算甲午战败，大中国主义反而更加强化，十几年后便排除了已经成为障碍的满清帝国，迎来新的继承者民国，又落到蒋介石独裁政权身上，然后随着国民党退到台湾，由占领大陆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继承。
现在习近平要继承毛泽东，大中国主义肯定起了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影响习近平个人，二是共产党在文革之后，共产主义白日梦的现实效果已经消失，只能靠经济赢取人心。意识形态又是必须品，所以大中国主义成为共产党合法性在精神层面的唯一的立足点。
不过，大中国主义不等同于共产党极权的存活可能性。共产党和大中国主义，两者的目标不一致，方向经常相反。目前，在共产党表现出可以推进大中国主义的情况下，它可以继续保持执政。但这方面假装是不行的，必须行动。因为共产党的真正噩梦，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认同者普遍将共产党视为“一雪民族耻辱”的障碍。
就像满清皇庭一旦无法满足大中国主义（甲午战败），很快就被推翻一样，共产党一旦出现同类的失误，比如一场惨败的海战，那么就算美国来救结果也会一样。偏偏这一用耻辱为基调的意识形态，是由共产党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如一日，动用全部的洗脑设施和制度才培养起来的。不可能放弃，因为这是任何力量统治当今中国的必要前提。
那些怀疑意识形态的真实威力的人，不妨回忆自己读书时的岁月，特别是那些一看爱国字眼就萌生的激动，一听到关于中国的坏话就怒上心头的真实情感。对人的效果不需要我来向谁证明，就像各位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自己能说汉语。
日本、德国都因为惨败而放弃这种大帝国民族主义。法国则是屡败屡战，二战后又重新开始，冷战之后又稍缓，如今马克宏又再度开始“强大的法国”，所以北约必须脑死。
俄罗斯在苏联完蛋后，只放弃了极短的时间又重拾这种大帝国民族主义。中国如何，只有待时间揭示后续的发展。
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句话难道不是在淡化毛泽东的责任？连毛的名字都不提，仅仅是错误发动这么简单？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反革命？典型的扣帽子，成王败寇尔
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人民排到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人民反而是最不重要的
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危害？又在美化文革，用灾难更合适吧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反革命？典型的扣帽子，成王败寇尔
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人民排到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人民反而是最不重要的
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危害？又在美化文革，用灾难更合适吧
“当时人民都造反，正如这之前人民都革命，之后人人又都悔言造反，或干脆忘掉这段历史，人人又都成了大灾大难的受害者，忘了在灾难没落到自己身上之前，也多多少少当过打手，历史就这样一再变脸。你最好别去写什么历史，只回顾个人的经验。……
而且说不准什么时候，等人忘了，又卷土重来，没疯过的人再疯一遍，没受过迫害的再去迫害或受迫害，也因为疯病人生来就有，只看何时发作。”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P151,159
另推荐一本哈佛历史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严肃通史。
而且说不准什么时候，等人忘了，又卷土重来，没疯过的人再疯一遍，没受过迫害的再去迫害或受迫害，也因为疯病人生来就有，只看何时发作。”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P151,159
另推荐一本哈佛历史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严肃通史。
文革死的人，和肃反、镇反、大跃进、拔白旗等各种运动比起来，并不算多，光镇反就杀了相当于好几个南京大屠杀的量
唯有文革才能救中国。
——发自中南海
简明文革史线索
作者：爱吃肉 整理者：爱喝饮料
当今的大家通用的文革史叙述模式，存在一个俄罗斯套娃式的陷阱。很多人当然不相信外围飞碟系/教科书宣传的“一场由猫juicy发动，被反geming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于是相信了深水飞碟系和民小的说法，比如什么“文革是毛juicy迫害有良心老干部的浩劫”“文革的暴行都是红卫兵暴民干的，红卫兵很残忍”“幸亏老干部拨乱反正，结束了这场暴民运动”等等。实际上恰恰落入了更大的叙事陷阱。与之相反的是，尽管毛左的反人类程度高于民小，但是却比民小更有格局感，毛左认为“文革暴行都是走资派（即飞碟系）干的坏事”，恰恰是通过愚蠢的逻辑得出了正确结论。文革史叙事可信度排名如下：
右狗文革史>毛左文革史>外围飞碟/教科书式文革史>深水飞碟文革史>民小文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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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实际定义如下：文革其实有三种交织进行的运动。一是匪内两派高层撕逼，二是底层真毛左和五毛狗咬狗，三是各族民众反抗列宁派暴政的伟大起义。下面开始按照时间线索整理文革史。
（一）文革的前奏（1921–1966）
我匪打天下一向由两个传统组成。一为张献忠式费拉土匪，腊肉彭德怀贺龙许世友之流，简称为梁山系；二为列宁主义黄俄，张国焘刘少奇周太监歌利亚之流，简称为飞碟系。腊肉作为梁山系首脑，在苏联英明的指点与慷慨地馈赠下，不仅成为了名义上的支匪领袖，而且还得到了几乎所有的大清帝国领土遗产。但是腊肉这个人本身保留了桂枝费拉的不少性格特点，就是他对强者怯懦，无限跪舔斯大林。但是对于态度好一点的人比如赫鲁晓夫之类的，就会本能认为对方的好态度是一种懦弱的体现。苏联在旅顺保留有驻军时还能震慑一下腊肉，但赫鲁晓夫为了讨好腊肉主动做出撤军姿态后，苏联便再也无法控制腊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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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肉的野心瞬间膨胀到了想当国际共运的教皇的地步，但共运老大肯定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你得拿出苏联“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之类的干货吧。于是腊肉就搞出了一场大跃进，但是腊肉这种人本身就是一个丝毫不懂经济的门外汉，他负责幻想推行“土高炉炼钢政策”，飞碟系官僚负责指导农民砍树与炼钢，顺带执行没收种子粮与枪决饥民的任务，双方完美地配合直接让腊肉的计划成为了世界级笑话。按照飞碟系的眼光，如果说乌克兰农民的尸体能帮助斯大林超工业化，那么巴蜀利亚千万人的尸体则只炼出了一些铁屎。大跃进的失败直接导致腊肉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威信处于最低潮与刘邓势力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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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上的毛邓
腊肉在飞碟系官僚的包围下，感觉如芒在背。腊肉为了坐稳位置，师常凯申捏造“日本帝国主义蓄意灭亡中国”谎言的故智，一方面在外交上进一步与苏联决裂，蓄意挑起中苏摩擦，编造了“苏修逼债卡脖子造成了三年困难”、“赫鲁晓夫想以建立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控制中国”的谎言。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习惯，消灭苏联的飞碟系班底就是取消苏联政策的最可靠方式。而在七千人大会中，林彪为了自己的野心，师刘少奇在七大前捧毛打“国际派”的故智，毅然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出来反众人一片检讨的潮流，捧毛打刘邓。说什么一切错误都是没听毛的话的结果。等他讲完了话，毛带头起立鼓掌。至此，腊肉与林彪达成暂时的联盟，双方共同准备对刘邓的飞碟系技术官僚动手，毛有了林的支持，才敢于对刘邓派系动手；林有了毛的帮助，从而成功清洗匪军内的政敌，做到将解放军系统纳入自己的班底。
（二）北京的交火（1966下半年）
腊肉收拾刘少奇之前，首先采取攻其侧翼的迂回手段，铲除刘少奇的羽翼。刘少奇带有列宁主义人格的迟钝，自然无法面对这种温水煮青蛙攻势的危险性。待将刘少奇羽翼铲除得差不多，腊肉再采取反右运动的故智，“引蛇出洞”。1966年文革初兴，毛先同意刘邓派工作组，无视刘邓请他回京领导运动的反复请求，在南方无故稽留不归。等到他觉得刘邓“犯的错误”已经足够，立刻回到北京，主持八届11中全会，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指控刘邓“实行白色恐怖”，一招就把刘少奇打入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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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达，文革开始；飞碟系官僚看不懂腊肉此举的意义，以为腊肉此举不过清洗少数几个干部，为了搪塞腊肉的号召，遂把自己子女塞进红卫兵。干部子弟老红卫兵出现。
6月，刘少奇、歌利亚派工作组进驻各院校，试图复制反右，将此次运动搪塞过去。两人向各高校派出的工作组都是由飞碟系组成的，将提意见的刺头学生划成右派、小爬虫大肆批斗。
7月，腊畅游长江，认为刘少奇“犯的错误”已经够多，突然翻脸批判工作组、支持红卫兵。
8月，腊回北京，发表《炮打司令部》，称刘邓压制学生运动，刘邓靠边站；腊接见红卫兵，于是各校红卫兵崛起，赶走工作组。
8至9月，红卫兵运动初起时，由飞碟系官二代组成的老红卫兵把持。老红卫兵破四旧、抢杀黑五类、打老师，在北京制造“恐怖的红八月”屠杀两千人，并到各地串联，把恐怖屠杀传播的各地。腊对于老红卫兵一开始很支持，在天安门三次接见红卫兵。打死八个人的宋要武就是老红卫兵。老红卫兵的后台是周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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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卫兵的理论依据是血统论，只有他们这些“天潢贵胄”才配造反，其总后台是周。等到11月，北京的八万黑五类已经被杀光、赶光，腊就翻脸，指责老红卫兵转移斗争大方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北京老红卫兵组织“联动”，高呼刘少奇万岁、打倒江青，六冲公安部，最后被逮捕，关几个月就放了。飞碟系操纵的“联动”组织彻底覆灭。
（三）两系的正面对决（1967.1–3）
老红卫兵退场后，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事，发动“一月风暴”夺取政权。王洪文因为在“一月风暴”中表现优异，因而受到了腊的重点栽培。梁山系外围的毛左红卫兵“造反派”兴起。
同时，倾向飞碟系的军队系统集体抗命，在北京的老军头大闹怀仁堂怒骂江青，被腊痛斥，腊肉以“上井冈山”相威胁，绑架匪军头口头效忠。各地军头则纷纷直接镇压造反派，进行大逮捕，青海发生军队针对造反派的大屠杀。此事梁山系称为“二月逆流”，飞碟系称为“二月抗争”、“二月镇反”。3月，腊宣布老帅的行为是“逆流”，老帅靠边站。4月，北京由平民子弟组成的新红卫兵（又叫造反派红卫兵）登场，很快分裂成保守的天派和四四派、激进的地派和四三派武斗。腊与康生发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清洗刘少奇系干部。
由于北京的大军头被腊下令靠边站，军队不敢继续直接镇压，纷纷释放被捕造派。腊肉赢得胜利，张春桥等文人翘首以盼希望腊肉实现其乌托邦理想，彻底改造国家机器。但腊肉毫无治国能力，不懂得国家机器运转的奥秘，只能采取军管方式解决问题，命令军队介入各地“支左”，在全国实行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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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围群众的混战（1967.4–1968.7）
飞碟官僚、军头另出一计，分化造派，在其中扶持忠于自己的组织，也就是五毛保匪派。于是造派分裂为保造两派。两派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反毛，以冷兵器武斗。由于军队多倾向五毛保党派，暗中给他们发枪，毛左造派屡屡吃亏。
1967年6月，梁山系的文痞王力、关锋、戚本禹（后台为腊肉）与林彪联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林彪开始清洗杨成武，并大肆提拔自己自信。
1967年6月18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琪、北京外语学院刘令凯等人组织了红卫兵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矛头直指周太监，攻击周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516兵团作为梁山系探针，很快遭到了腊肉的出卖。
1967年7月，“七二〇事件”，腊肉视察武汉，其亲信被保匪派绑架，并险些被犯上作乱的军人酿出“敌在东湖宾馆”的悲剧，腊肉狼狈逃回北京，认识到保派势力很可怕。江青发表“文攻武卫”讲话，要求造派不能被保派压着打，要抢夺枪支武力还击。
于是在此一年内，造派频频冲击军队抢夺武器。双方各种武器俱全，展开“全面内战”。各省情况不同，到1968年下半年，保派控制11个省、双方拉锯8个省、梁山系造派控制9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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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关、王、戚煽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被腊肉打倒，腊肉通过牺牲几个文痞来缓解军头的愤怒。
9月，腊肉表态公开抛弃516分子，而后陈伯达江青等人跟进宣布516反动，周太监遂实施“清查516运动”，对反周分子展开残酷的清洗与屠杀。
10月，腊要求各省对立各派尽快“大联合”，组织革委会。
1968年5月，飞碟系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遭屠杀。林彪飞军、康生与周太监飞碟共计杀人近五十万。
（五） 秩序恢复（1968.7–1971.9）
此段时期为东亚大批对你匪心怀不满的群众借你匪内讧的时机，参加造反派反匪，被认识到真相的你匪残酷镇压的过程。这段时间，腊林周三人对于地方主义明显的造派下手之狠毒坚决，保持极大的一致性。
由于各省战事迟迟不决，腊失去信心和耐心。1968年7月，文革的“热月”，周太监发表七三、七二四布告，禁止造派进一步冲击军队、武斗，保派控制的省份发生了对造派的大屠杀（造派没法抢枪，保派继续有人偷偷发枪，结果不言而喻）。
7–8月，与此同时，由于北京两派红卫兵仍在继续武斗，腊和林联手，派出由工人、军队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占各高校（简称工宣队、军宣队”），逮捕红卫兵领袖，稳定局势。
9月，东土鸡、图博革委会成立，至此所有省市成立革委会，是为“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委员会都是军人作主任，使得当时桂枝一度成了军人统治的国家，而这些军人只能基本上是林彪派系的人，因为在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中，腊肉整肃了老军头们，当然不能再用这些人的手下，遑论贺龙那种惨死者的部下，林彪势力空前扩张。李志绥声称：“早在九大之前毛就对身边全是军人而极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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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彻底瓦解。
1969年
3月，苏支珍宝岛冲突
4月，你匪九大，林彪成为副统帅，九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林彪派系的人竟然占了12名之多，大批军头成为中央委员，刘被永远开除出党。周太监的飞碟系边缘化，周变成三把手。
10月，林要求全军对苏战备，引发腊肉警觉，腊肉感到林彪对他构成了远比刘少奇更实在、更可怕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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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刘少奇死于开封。
1970年
1月，一打三反开始，军队屠杀造派。
4月，林提出由腊出任国家主席，被腊拒绝。
8–9月，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与林系人员要求设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攻击张春桥。腊肉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南巡，向地方军头摊牌打好招呼，准备毁灭林彪集团，声称林彪集团“分裂党，急于夺权”，“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陈伯达被打倒。
12月，腊会见斯诺，提出愿与美国接洽。
1971年
3月，林立果制定“五七一工程”，谋刺腊肉
4月，美支乒乓外交
7月，基辛格访支
9月12日下午，腊肉最后一次下达倒林动员令：将林彪一伙定性为“坏人”、“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行动”，宣判林的政治死刑。晚上9点20分，林豆豆电话举报林立果暗杀计划。
9月13日，九一三事件，林彪死。死后匪军系统大洗牌，林彪派系“四大金刚”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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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循环报复（1971–1976）
林彪事件堪称文革的一大转折点，腊派势力在林彪事件之后，逐渐不敌飞碟势力。腊肉为了实现他的乌托邦蓝图，他不惜毁党造党，把飞碟老干部集团打下去，把林彪抬出来，却发现林彪威胁甚于刘少奇。毛林决裂，导致被文革打下去的飞碟老干部们借机反扑。腊肉都不能不几次在接见飞碟高干时亲口承认自己错了，并把非平反不可的人放出来。这样一来便改变了权力的天平，光靠中央文革小组的表演型文痞，绝对镇不住身经百战的老飞碟，翻文革的案乃是迟早的事。腊肉受此打击病倒了，甚至一度自暴自弃，拒绝治疗。直到后来尼克松要来访问中国，给他带来外交革命的机会，他才又发现了活下去的意义，再度振作起来。随着林彪那挡风墙的倒塌，老三位置的周太监重新成为了老二，就此变成腊肉攻击的主要对象，毛对周的迫害不久就开始了，并逐步升级，越演越烈。
1972年2月，桂枝推行四三方案，你飞从西方引进轻重工业技术，真正的“改革开放”开始；同年，尼克松访支。腊肉完成外交革命，彻底将桂枝与飞碟系绑架在美国反苏的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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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医疗专家们发现周太监患膀胱癌，向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尽快动手术。腊肉通过汪东兴下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致使检查治疗工作被耽误了整整9个月。
1972年7月，歌莉娅被恢复党组织生活。
8–9月，周太监大举批判林为“极左”
10月，腊指出林是“极右”，不准批极左。
1973年
4月，歌莉娅复出为副总理
8月，林集团成员被开除党籍；你匪十大，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大批老干部复出为中央委员。毛仍然指望造反派在匪军系统失败后发挥自己的作用。
11月，基辛格访华。一次他求见周恩来，毛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周未取得毛同意便接见了基辛格。后者提议为中国提供旨在防备苏联的核保护伞，周未置可否，说要请示毛之后才能答复。会谈后周立即向毛汇报。毛当时没说什么，但过后以此为周的把柄，无限上纲，指责周在中美会谈中说错了话，被美国人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有失中国人的尊严，犯了右倾错误，并命令政治局开会批周。
12月，腊实行八大军区对调。
1974年
1月，腊发动批林批孔
6月，江青提出，党内有一个最大的儒（指周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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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王洪文向腊告状，称周反腊，准备以四人帮组阁。
12月，腊周长沙密谈，周度过危机。
期间，腊已经意识到飞碟系尾大不掉，自己已经无力铲除，甚至希望周太监帮他稳住飞碟系。为此腊肉写诗赠送太监。“当年忠贞为国愁，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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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1月，歌莉娅出任军委副主席
2–3月，歌莉娅以铁路系统为突破口，开始“治理整顿”，打击造派。
8月，腊发动评《水浒》运动，指责“宋江架空晁盖”，扬言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映射攻击周太监、歌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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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腊开始批判歌莉娅
12月，康生死前，明白梁山系大势已去，向周太监和腊肉同时揭发，自己有张春桥、江青黑材料，二人是叛徒。
1976年
1月，周太监因膀胱癌死，死前高呼“我不是投降派”；腊肉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歌利亚与叶剑英结盟，此时干部、特务、军队三大柱石都已经在歌利亚掌控之下，毛派只剩下激进文痞和外围群众。
2月，腊肉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4月，四五事件，歌莉娅被再次形式被打倒。
（七）飞碟系的全面胜利
1976年9月，腊肉死。腊肉死前指望华国锋在毛派与飞碟系之间搞平衡，给毛派争取充实羽翼的时间，四人帮不知轻重，猛烈攻击华国锋，将华国锋赶进飞碟系怀抱。
10月，华国锋、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之变，四人帮团灭；上海造派向中央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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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 1978年，揭批查运动对造派进行大清洗，毛左造派在被大规模枪毙、逮捕后彻底毁灭。
1981年 — 1982年，继造派灭亡后，五毛保派成为弃子，飞碟系实行“清理三种人”运动，保派残余被大规模逮捕、关押、判刑后毁灭。
（八）文革暴行的真凶
文革著名的几次大屠杀“恐怖的红八月”“道县屠杀”“广西大屠杀”的背后黑手都是周太监的飞碟系而非毛左造反派。
“恐怖的红八月”的行凶主体都是老飞碟崽子，高效地杀光了北京八万黑五类。
道县屠杀是怎么回事？该县梁山系外围组织“革联”，攻占县城。飞碟系外围组织“红联”退守农村，称革联内黑五类众多，是黑五类想篡权，于是依靠匪民兵组织，对农村黑五类展开灭绝性屠杀，与“暴民”毫无关系。
广西大屠杀，是周太监支持下的韦国清动用军队对广西抗暴平民、黑五类、造派进行的系统性大屠杀。飞碟系在林、周指挥下，腊默许下，对造派进行了极其恐怖的大清算，烈度远远远远超过文革前期造派的造反行为。广西杀害最少11万人、广东杀害最少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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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碟系的暴行还有周亲自操刀的北京清查五一六行动，一次就牵连了几万人，外交部4000人有17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当年围攻中south海、揪斗刘少奇的新红卫兵领袖，也被周打成“围攻中south海、谋害总理”的反革命分子，全被逮捕关押。
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以及一些地方飞碟官僚或军头对造派的清洗也是很高效的，飞碟作为职业肉猪屠户，成功批量处死几十万人毫无压力。而造反派只能在毛的扶植下斗一下几个老飞碟，而且甚至连李井泉这种恶贯满盈的匪徒，造反派小将都没有把他斗死。
所以说，整场文革，腊肉对飞碟系进行的迫害是极不成功的，而且死了上百万各路外围群众。
在搬倒刘少奇的过程中，飞碟系就先后放出工作组、老红卫兵，死的人主要是“右派”、黑五类。
在造派崛起、武斗开始后，飞碟系先以绿皮上阵，然后又组织保派外围，死的人主要是造派和黑五类。
1968年7月到1972年之间，腊向飞碟系妥协，周、林放手屠杀、反攻倒算，死的人主要是造派。
（九）破解飞碟文革叙事体系
大家要记住，从来不存在一个思想、行动统一的，叫做“红卫兵”的组织。老红卫兵，及新红卫兵的两派，一共三派，人员构成、政治主张、行为模式都全然不同。谈红卫兵，一定要区分其派别，否则会坠入飞碟系话术。
几乎所有控诉造反派暴行的材料中，都能很容易地看出，暴力实施者不是造反派，而是工作组、老红卫兵、康生的内务系统飞碟或绿皮。
一般来说，所谓控诉造反派“非理性暴民”的文章，要么出自弱智民小，要么出自刻意误导人的飞碟。这里讲一个简单的破解方式：
一、如果称一个人在1966年5到7月间被迫害，那么就是工作组在迫害此人。
二、如果称一个人在1966年8到9月间被虐杀，那么此人就死于“恐怖的红八月”。
三、如果称一个人被逮捕以后、遭到严刑拷打，死于1967、1968年，那么要么死于绿皮之手、要么死于飞碟内务系统。
四、如果称一个人于1968年7月以后，死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或清查五一六，且此人不在上海，那么就死于飞碟官僚或军头对造派的清洗。
飞碟系的文革宣传，是把文革这一场复杂而激烈的你飞内讧漫画化、弱智化。
简而言之，文革史的高层斗争过程，就是早期腊肉林彪康生联盟攻击刘少奇党务官僚系统，周太监的飞碟系统一直暗中作梗。而后腊肉林彪决裂，导致党务官僚系统反扑。腊肉后来多次针对周太监的个人打击，实际上属于明知大难临头却无能为力的泄愤式挣扎。林彪灭亡，康生死亡后，毛派大势已去。歌利亚与叶剑英的同盟对毛派的胜利属于飞碟系对梁山系的身后胜利，腊肉叛苏投美的路线被歌利亚继承下去属于腊肉的个人胜利。腊肉可以通过SM手段逐渐摧毁周的个人，但对周阳奉阴违指使派系屠杀毛左小将的行为却无能为力。双方怀着对彼此的虐恋与仇恨在同一年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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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意义
文革不需要反思，为文革道歉只会有害处。文革小将批斗的飞碟对象，基本都是老波尔布特似的列宁主义者。参加老红卫兵屠杀无数黑五类和老师的飞二代，高叫反思文革的“非理性暴行”，组织保党派外围屠杀造派的老干部控诉自己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你飞的文革“反思”，就是这么回事。民小跟随飞碟反思文革，只会落入人质为绑匪内讧反思的陷阱。
文革的无辜者只有几种人：被飞碟系杀害的资产阶级黑五类，对你匪不满而加入造派抗暴的群众（如党言川（郑州造反头目）之流）。毛左为了给自己贴金，把造反派的英雄事迹包装成了自己的神话。但实际上腊肉放出造反派的本意是打击列宁派，但这么大的运动他不可能完全掌控，许多民族凝结核就自己长出来了。实际上四川，广东，广西和图博的很多造反派小将都不是单纯的毛左精神病，而是出于对李井泉、吴芝圃、陶铸、韦国清等匪干无比痛恨的心情才揭竿而起的。然而1968年后，在匪谍系的大屠杀下，上百万人殉难，但最后的反抗者在北支（幽燕）战斗到1978年，在南支（桂尼士兰）战斗到1982年，堪称东亚各邦的小野田宽郎。
作者：爱吃肉 整理者：爱喝饮料
当今的大家通用的文革史叙述模式，存在一个俄罗斯套娃式的陷阱。很多人当然不相信外围飞碟系/教科书宣传的“一场由猫juicy发动，被反geming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于是相信了深水飞碟系和民小的说法，比如什么“文革是毛juicy迫害有良心老干部的浩劫”“文革的暴行都是红卫兵暴民干的，红卫兵很残忍”“幸亏老干部拨乱反正，结束了这场暴民运动”等等。实际上恰恰落入了更大的叙事陷阱。与之相反的是，尽管毛左的反人类程度高于民小，但是却比民小更有格局感，毛左认为“文革暴行都是走资派（即飞碟系）干的坏事”，恰恰是通过愚蠢的逻辑得出了正确结论。文革史叙事可信度排名如下：
右狗文革史>毛左文革史>外围飞碟/教科书式文革史>深水飞碟文革史>民小文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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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实际定义如下：文革其实有三种交织进行的运动。一是匪内两派高层撕逼，二是底层真毛左和五毛狗咬狗，三是各族民众反抗列宁派暴政的伟大起义。下面开始按照时间线索整理文革史。
（一）文革的前奏（1921–1966）
我匪打天下一向由两个传统组成。一为张献忠式费拉土匪，腊肉彭德怀贺龙许世友之流，简称为梁山系；二为列宁主义黄俄，张国焘刘少奇周太监歌利亚之流，简称为飞碟系。腊肉作为梁山系首脑，在苏联英明的指点与慷慨地馈赠下，不仅成为了名义上的支匪领袖，而且还得到了几乎所有的大清帝国领土遗产。但是腊肉这个人本身保留了桂枝费拉的不少性格特点，就是他对强者怯懦，无限跪舔斯大林。但是对于态度好一点的人比如赫鲁晓夫之类的，就会本能认为对方的好态度是一种懦弱的体现。苏联在旅顺保留有驻军时还能震慑一下腊肉，但赫鲁晓夫为了讨好腊肉主动做出撤军姿态后，苏联便再也无法控制腊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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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肉的野心瞬间膨胀到了想当国际共运的教皇的地步，但共运老大肯定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你得拿出苏联“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之类的干货吧。于是腊肉就搞出了一场大跃进，但是腊肉这种人本身就是一个丝毫不懂经济的门外汉，他负责幻想推行“土高炉炼钢政策”，飞碟系官僚负责指导农民砍树与炼钢，顺带执行没收种子粮与枪决饥民的任务，双方完美地配合直接让腊肉的计划成为了世界级笑话。按照飞碟系的眼光，如果说乌克兰农民的尸体能帮助斯大林超工业化，那么巴蜀利亚千万人的尸体则只炼出了一些铁屎。大跃进的失败直接导致腊肉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威信处于最低潮与刘邓势力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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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上的毛邓
腊肉在飞碟系官僚的包围下，感觉如芒在背。腊肉为了坐稳位置，师常凯申捏造“日本帝国主义蓄意灭亡中国”谎言的故智，一方面在外交上进一步与苏联决裂，蓄意挑起中苏摩擦，编造了“苏修逼债卡脖子造成了三年困难”、“赫鲁晓夫想以建立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控制中国”的谎言。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习惯，消灭苏联的飞碟系班底就是取消苏联政策的最可靠方式。而在七千人大会中，林彪为了自己的野心，师刘少奇在七大前捧毛打“国际派”的故智，毅然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出来反众人一片检讨的潮流，捧毛打刘邓。说什么一切错误都是没听毛的话的结果。等他讲完了话，毛带头起立鼓掌。至此，腊肉与林彪达成暂时的联盟，双方共同准备对刘邓的飞碟系技术官僚动手，毛有了林的支持，才敢于对刘邓派系动手；林有了毛的帮助，从而成功清洗匪军内的政敌，做到将解放军系统纳入自己的班底。
（二）北京的交火（1966下半年）
腊肉收拾刘少奇之前，首先采取攻其侧翼的迂回手段，铲除刘少奇的羽翼。刘少奇带有列宁主义人格的迟钝，自然无法面对这种温水煮青蛙攻势的危险性。待将刘少奇羽翼铲除得差不多，腊肉再采取反右运动的故智，“引蛇出洞”。1966年文革初兴，毛先同意刘邓派工作组，无视刘邓请他回京领导运动的反复请求，在南方无故稽留不归。等到他觉得刘邓“犯的错误”已经足够，立刻回到北京，主持八届11中全会，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指控刘邓“实行白色恐怖”，一招就把刘少奇打入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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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达，文革开始；飞碟系官僚看不懂腊肉此举的意义，以为腊肉此举不过清洗少数几个干部，为了搪塞腊肉的号召，遂把自己子女塞进红卫兵。干部子弟老红卫兵出现。
6月，刘少奇、歌利亚派工作组进驻各院校，试图复制反右，将此次运动搪塞过去。两人向各高校派出的工作组都是由飞碟系组成的，将提意见的刺头学生划成右派、小爬虫大肆批斗。
7月，腊畅游长江，认为刘少奇“犯的错误”已经够多，突然翻脸批判工作组、支持红卫兵。
8月，腊回北京，发表《炮打司令部》，称刘邓压制学生运动，刘邓靠边站；腊接见红卫兵，于是各校红卫兵崛起，赶走工作组。
8至9月，红卫兵运动初起时，由飞碟系官二代组成的老红卫兵把持。老红卫兵破四旧、抢杀黑五类、打老师，在北京制造“恐怖的红八月”屠杀两千人，并到各地串联，把恐怖屠杀传播的各地。腊对于老红卫兵一开始很支持，在天安门三次接见红卫兵。打死八个人的宋要武就是老红卫兵。老红卫兵的后台是周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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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卫兵的理论依据是血统论，只有他们这些“天潢贵胄”才配造反，其总后台是周。等到11月，北京的八万黑五类已经被杀光、赶光，腊就翻脸，指责老红卫兵转移斗争大方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北京老红卫兵组织“联动”，高呼刘少奇万岁、打倒江青，六冲公安部，最后被逮捕，关几个月就放了。飞碟系操纵的“联动”组织彻底覆灭。
（三）两系的正面对决（1967.1–3）
老红卫兵退场后，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事，发动“一月风暴”夺取政权。王洪文因为在“一月风暴”中表现优异，因而受到了腊的重点栽培。梁山系外围的毛左红卫兵“造反派”兴起。
同时，倾向飞碟系的军队系统集体抗命，在北京的老军头大闹怀仁堂怒骂江青，被腊痛斥，腊肉以“上井冈山”相威胁，绑架匪军头口头效忠。各地军头则纷纷直接镇压造反派，进行大逮捕，青海发生军队针对造反派的大屠杀。此事梁山系称为“二月逆流”，飞碟系称为“二月抗争”、“二月镇反”。3月，腊宣布老帅的行为是“逆流”，老帅靠边站。4月，北京由平民子弟组成的新红卫兵（又叫造反派红卫兵）登场，很快分裂成保守的天派和四四派、激进的地派和四三派武斗。腊与康生发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清洗刘少奇系干部。
由于北京的大军头被腊下令靠边站，军队不敢继续直接镇压，纷纷释放被捕造派。腊肉赢得胜利，张春桥等文人翘首以盼希望腊肉实现其乌托邦理想，彻底改造国家机器。但腊肉毫无治国能力，不懂得国家机器运转的奥秘，只能采取军管方式解决问题，命令军队介入各地“支左”，在全国实行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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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围群众的混战（1967.4–1968.7）
飞碟官僚、军头另出一计，分化造派，在其中扶持忠于自己的组织，也就是五毛保匪派。于是造派分裂为保造两派。两派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反毛，以冷兵器武斗。由于军队多倾向五毛保党派，暗中给他们发枪，毛左造派屡屡吃亏。
1967年6月，梁山系的文痞王力、关锋、戚本禹（后台为腊肉）与林彪联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林彪开始清洗杨成武，并大肆提拔自己自信。
1967年6月18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琪、北京外语学院刘令凯等人组织了红卫兵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矛头直指周太监，攻击周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516兵团作为梁山系探针，很快遭到了腊肉的出卖。
1967年7月，“七二〇事件”，腊肉视察武汉，其亲信被保匪派绑架，并险些被犯上作乱的军人酿出“敌在东湖宾馆”的悲剧，腊肉狼狈逃回北京，认识到保派势力很可怕。江青发表“文攻武卫”讲话，要求造派不能被保派压着打，要抢夺枪支武力还击。
于是在此一年内，造派频频冲击军队抢夺武器。双方各种武器俱全，展开“全面内战”。各省情况不同，到1968年下半年，保派控制11个省、双方拉锯8个省、梁山系造派控制9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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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关、王、戚煽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被腊肉打倒，腊肉通过牺牲几个文痞来缓解军头的愤怒。
9月，腊肉表态公开抛弃516分子，而后陈伯达江青等人跟进宣布516反动，周太监遂实施“清查516运动”，对反周分子展开残酷的清洗与屠杀。
10月，腊要求各省对立各派尽快“大联合”，组织革委会。
1968年5月，飞碟系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遭屠杀。林彪飞军、康生与周太监飞碟共计杀人近五十万。
（五） 秩序恢复（1968.7–1971.9）
此段时期为东亚大批对你匪心怀不满的群众借你匪内讧的时机，参加造反派反匪，被认识到真相的你匪残酷镇压的过程。这段时间，腊林周三人对于地方主义明显的造派下手之狠毒坚决，保持极大的一致性。
由于各省战事迟迟不决，腊失去信心和耐心。1968年7月，文革的“热月”，周太监发表七三、七二四布告，禁止造派进一步冲击军队、武斗，保派控制的省份发生了对造派的大屠杀（造派没法抢枪，保派继续有人偷偷发枪，结果不言而喻）。
7–8月，与此同时，由于北京两派红卫兵仍在继续武斗，腊和林联手，派出由工人、军队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占各高校（简称工宣队、军宣队”），逮捕红卫兵领袖，稳定局势。
9月，东土鸡、图博革委会成立，至此所有省市成立革委会，是为“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委员会都是军人作主任，使得当时桂枝一度成了军人统治的国家，而这些军人只能基本上是林彪派系的人，因为在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中，腊肉整肃了老军头们，当然不能再用这些人的手下，遑论贺龙那种惨死者的部下，林彪势力空前扩张。李志绥声称：“早在九大之前毛就对身边全是军人而极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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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彻底瓦解。
1969年
3月，苏支珍宝岛冲突
4月，你匪九大，林彪成为副统帅，九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林彪派系的人竟然占了12名之多，大批军头成为中央委员，刘被永远开除出党。周太监的飞碟系边缘化，周变成三把手。
10月，林要求全军对苏战备，引发腊肉警觉，腊肉感到林彪对他构成了远比刘少奇更实在、更可怕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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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刘少奇死于开封。
1970年
1月，一打三反开始，军队屠杀造派。
4月，林提出由腊出任国家主席，被腊拒绝。
8–9月，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与林系人员要求设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攻击张春桥。腊肉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南巡，向地方军头摊牌打好招呼，准备毁灭林彪集团，声称林彪集团“分裂党，急于夺权”，“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陈伯达被打倒。
12月，腊会见斯诺，提出愿与美国接洽。
1971年
3月，林立果制定“五七一工程”，谋刺腊肉
4月，美支乒乓外交
7月，基辛格访支
9月12日下午，腊肉最后一次下达倒林动员令：将林彪一伙定性为“坏人”、“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行动”，宣判林的政治死刑。晚上9点20分，林豆豆电话举报林立果暗杀计划。
9月13日，九一三事件，林彪死。死后匪军系统大洗牌，林彪派系“四大金刚”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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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循环报复（1971–1976）
林彪事件堪称文革的一大转折点，腊派势力在林彪事件之后，逐渐不敌飞碟势力。腊肉为了实现他的乌托邦蓝图，他不惜毁党造党，把飞碟老干部集团打下去，把林彪抬出来，却发现林彪威胁甚于刘少奇。毛林决裂，导致被文革打下去的飞碟老干部们借机反扑。腊肉都不能不几次在接见飞碟高干时亲口承认自己错了，并把非平反不可的人放出来。这样一来便改变了权力的天平，光靠中央文革小组的表演型文痞，绝对镇不住身经百战的老飞碟，翻文革的案乃是迟早的事。腊肉受此打击病倒了，甚至一度自暴自弃，拒绝治疗。直到后来尼克松要来访问中国，给他带来外交革命的机会，他才又发现了活下去的意义，再度振作起来。随着林彪那挡风墙的倒塌，老三位置的周太监重新成为了老二，就此变成腊肉攻击的主要对象，毛对周的迫害不久就开始了，并逐步升级，越演越烈。
1972年2月，桂枝推行四三方案，你飞从西方引进轻重工业技术，真正的“改革开放”开始；同年，尼克松访支。腊肉完成外交革命，彻底将桂枝与飞碟系绑架在美国反苏的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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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医疗专家们发现周太监患膀胱癌，向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尽快动手术。腊肉通过汪东兴下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致使检查治疗工作被耽误了整整9个月。
1972年7月，歌莉娅被恢复党组织生活。
8–9月，周太监大举批判林为“极左”
10月，腊指出林是“极右”，不准批极左。
1973年
4月，歌莉娅复出为副总理
8月，林集团成员被开除党籍；你匪十大，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大批老干部复出为中央委员。毛仍然指望造反派在匪军系统失败后发挥自己的作用。
11月，基辛格访华。一次他求见周恩来，毛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周未取得毛同意便接见了基辛格。后者提议为中国提供旨在防备苏联的核保护伞，周未置可否，说要请示毛之后才能答复。会谈后周立即向毛汇报。毛当时没说什么，但过后以此为周的把柄，无限上纲，指责周在中美会谈中说错了话，被美国人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有失中国人的尊严，犯了右倾错误，并命令政治局开会批周。
12月，腊实行八大军区对调。
1974年
1月，腊发动批林批孔
6月，江青提出，党内有一个最大的儒（指周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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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王洪文向腊告状，称周反腊，准备以四人帮组阁。
12月，腊周长沙密谈，周度过危机。
期间，腊已经意识到飞碟系尾大不掉，自己已经无力铲除，甚至希望周太监帮他稳住飞碟系。为此腊肉写诗赠送太监。“当年忠贞为国愁，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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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1月，歌莉娅出任军委副主席
2–3月，歌莉娅以铁路系统为突破口，开始“治理整顿”，打击造派。
8月，腊发动评《水浒》运动，指责“宋江架空晁盖”，扬言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映射攻击周太监、歌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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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腊开始批判歌莉娅
12月，康生死前，明白梁山系大势已去，向周太监和腊肉同时揭发，自己有张春桥、江青黑材料，二人是叛徒。
1976年
1月，周太监因膀胱癌死，死前高呼“我不是投降派”；腊肉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歌利亚与叶剑英结盟，此时干部、特务、军队三大柱石都已经在歌利亚掌控之下，毛派只剩下激进文痞和外围群众。
2月，腊肉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4月，四五事件，歌莉娅被再次形式被打倒。
（七）飞碟系的全面胜利
1976年9月，腊肉死。腊肉死前指望华国锋在毛派与飞碟系之间搞平衡，给毛派争取充实羽翼的时间，四人帮不知轻重，猛烈攻击华国锋，将华国锋赶进飞碟系怀抱。
10月，华国锋、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之变，四人帮团灭；上海造派向中央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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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 1978年，揭批查运动对造派进行大清洗，毛左造派在被大规模枪毙、逮捕后彻底毁灭。
1981年 — 1982年，继造派灭亡后，五毛保派成为弃子，飞碟系实行“清理三种人”运动，保派残余被大规模逮捕、关押、判刑后毁灭。
（八）文革暴行的真凶
文革著名的几次大屠杀“恐怖的红八月”“道县屠杀”“广西大屠杀”的背后黑手都是周太监的飞碟系而非毛左造反派。
“恐怖的红八月”的行凶主体都是老飞碟崽子，高效地杀光了北京八万黑五类。
道县屠杀是怎么回事？该县梁山系外围组织“革联”，攻占县城。飞碟系外围组织“红联”退守农村，称革联内黑五类众多，是黑五类想篡权，于是依靠匪民兵组织，对农村黑五类展开灭绝性屠杀，与“暴民”毫无关系。
广西大屠杀，是周太监支持下的韦国清动用军队对广西抗暴平民、黑五类、造派进行的系统性大屠杀。飞碟系在林、周指挥下，腊默许下，对造派进行了极其恐怖的大清算，烈度远远远远超过文革前期造派的造反行为。广西杀害最少11万人、广东杀害最少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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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碟系的暴行还有周亲自操刀的北京清查五一六行动，一次就牵连了几万人，外交部4000人有17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当年围攻中south海、揪斗刘少奇的新红卫兵领袖，也被周打成“围攻中south海、谋害总理”的反革命分子，全被逮捕关押。
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以及一些地方飞碟官僚或军头对造派的清洗也是很高效的，飞碟作为职业肉猪屠户，成功批量处死几十万人毫无压力。而造反派只能在毛的扶植下斗一下几个老飞碟，而且甚至连李井泉这种恶贯满盈的匪徒，造反派小将都没有把他斗死。
所以说，整场文革，腊肉对飞碟系进行的迫害是极不成功的，而且死了上百万各路外围群众。
在搬倒刘少奇的过程中，飞碟系就先后放出工作组、老红卫兵，死的人主要是“右派”、黑五类。
在造派崛起、武斗开始后，飞碟系先以绿皮上阵，然后又组织保派外围，死的人主要是造派和黑五类。
1968年7月到1972年之间，腊向飞碟系妥协，周、林放手屠杀、反攻倒算，死的人主要是造派。
（九）破解飞碟文革叙事体系
大家要记住，从来不存在一个思想、行动统一的，叫做“红卫兵”的组织。老红卫兵，及新红卫兵的两派，一共三派，人员构成、政治主张、行为模式都全然不同。谈红卫兵，一定要区分其派别，否则会坠入飞碟系话术。
几乎所有控诉造反派暴行的材料中，都能很容易地看出，暴力实施者不是造反派，而是工作组、老红卫兵、康生的内务系统飞碟或绿皮。
一般来说，所谓控诉造反派“非理性暴民”的文章，要么出自弱智民小，要么出自刻意误导人的飞碟。这里讲一个简单的破解方式：
一、如果称一个人在1966年5到7月间被迫害，那么就是工作组在迫害此人。
二、如果称一个人在1966年8到9月间被虐杀，那么此人就死于“恐怖的红八月”。
三、如果称一个人被逮捕以后、遭到严刑拷打，死于1967、1968年，那么要么死于绿皮之手、要么死于飞碟内务系统。
四、如果称一个人于1968年7月以后，死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或清查五一六，且此人不在上海，那么就死于飞碟官僚或军头对造派的清洗。
飞碟系的文革宣传，是把文革这一场复杂而激烈的你飞内讧漫画化、弱智化。
简而言之，文革史的高层斗争过程，就是早期腊肉林彪康生联盟攻击刘少奇党务官僚系统，周太监的飞碟系统一直暗中作梗。而后腊肉林彪决裂，导致党务官僚系统反扑。腊肉后来多次针对周太监的个人打击，实际上属于明知大难临头却无能为力的泄愤式挣扎。林彪灭亡，康生死亡后，毛派大势已去。歌利亚与叶剑英的同盟对毛派的胜利属于飞碟系对梁山系的身后胜利，腊肉叛苏投美的路线被歌利亚继承下去属于腊肉的个人胜利。腊肉可以通过SM手段逐渐摧毁周的个人，但对周阳奉阴违指使派系屠杀毛左小将的行为却无能为力。双方怀着对彼此的虐恋与仇恨在同一年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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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意义
文革不需要反思，为文革道歉只会有害处。文革小将批斗的飞碟对象，基本都是老波尔布特似的列宁主义者。参加老红卫兵屠杀无数黑五类和老师的飞二代，高叫反思文革的“非理性暴行”，组织保党派外围屠杀造派的老干部控诉自己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你飞的文革“反思”，就是这么回事。民小跟随飞碟反思文革，只会落入人质为绑匪内讧反思的陷阱。
文革的无辜者只有几种人：被飞碟系杀害的资产阶级黑五类，对你匪不满而加入造派抗暴的群众（如党言川（郑州造反头目）之流）。毛左为了给自己贴金，把造反派的英雄事迹包装成了自己的神话。但实际上腊肉放出造反派的本意是打击列宁派，但这么大的运动他不可能完全掌控，许多民族凝结核就自己长出来了。实际上四川，广东，广西和图博的很多造反派小将都不是单纯的毛左精神病，而是出于对李井泉、吴芝圃、陶铸、韦国清等匪干无比痛恨的心情才揭竿而起的。然而1968年后，在匪谍系的大屠杀下，上百万人殉难，但最后的反抗者在北支（幽燕）战斗到1978年，在南支（桂尼士兰）战斗到1982年，堪称东亚各邦的小野田宽郎。
包子迟早是要再发动一次的，也许过两年天安门城楼上就没有老毛的画像了。
不过现在网络发达，人们也不像之前那样好糊弄。但到时候后人评价八成又是一次“追求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次小小错误”吧，可悲.....
不过现在网络发达，人们也不像之前那样好糊弄。但到时候后人评价八成又是一次“追求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次小小错误”吧，可悲.....
张博树：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重审文革 【長文】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用文化大革命通史展览文字说明的形式概述这段历史，包括序言、起源、开场、收盘、惊变、残局、文革的世界影响、文革与当代中国等8个部分的小前言，既阐释文革是毛泽东动员式极权主义与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结合这一定义，展示10年文革所包含的高层政争、民间互动、经济演变、内政外交间的相互作用等多方面复杂内容，也透析文革灾难的哲学人类学含义及其对世界和当下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 动员式极权主义 人性改造的乌托邦工程
序 言
1966年至1976年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绝后的人类悲剧。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文革定义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一个并不彻底的历史反省。它回避文革所以发生的深刻的社会与政治背景，试图把文革与产生文革灾难的制度根源割裂开来；它荒谬地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的“晚年错误”，在否定“晚年错误”的同时遮蔽了文革逻辑中真正深刻的东西；它出于文革后重新崛起的官僚集团的需要而故意曲解文革中高层政治斗争的性质及真实联系，让历史堕于官方编织的五里雾中；它漠视底层民众和文革中各类“政治贱民”经历的苦难，漠视中国文化经此浩劫遭遇的根本性摧毁。
显然，必须突破官方的局限而重新审视文革，让历史还其本来面目。
那么，这个重审又为什么必须“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
放眼整个20世纪，左翼极权主义的猖獗曾经是一种人类现象，它的发生学根源则是卡尔·马克思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的理论，以及列宁、斯大林的苏维埃铁血实践。毛泽东激进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本来是这个逻辑在中国的延伸，只不过做得更为持久、更为彻底。毛甚至远超斯大林。文革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背景则是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迅速面临腐化、变质的危险。这个深刻的命题在毛泽东那里竟然是以如此特殊的形式处理的，那就是他亲手打碎自己建构的国家机器，试图通过动员群众、重构政权和改造人性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唯此一例，没有第二。文革是毛泽东的动员式极权主义与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结合，此之谓也。历史已经证明了毛的彻底失败。但这个失败颇具悲剧意蕴，仍有待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反思与挖掘。
“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反思文革，还意味着对文革苦难原因的进一步反省。就20世纪人类而言，纳粹右翼极权主义和斯大林左翼极权主义造成的灾难已经引起世人充分的警惕；但毛泽东的动员式极权主义造成的灾难则远未清理、并引申出同样深刻的历史教训。以文革普遍存在的暴力为例，如果说纳粹是用毒气杀人，文革就是用“阶级斗争”杀人。文革中毛号召红卫兵和底层民众“造反”，阶级偶像化与阶级妖魔化并行、且被推至极致。文革中出现的“群众专政”、对“政治贱民”的凌辱甚至屠杀，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可以说，蔑视法治和人的基本尊严乃是毛式“阶级革命”和乌托邦社会改造逻辑的必然结果。
文革时代又是一个短缺经济时代，这是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毛相信精神的力量，相信“抓革命”可以“促生产”，相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斗私批修”就可以达到“人皆舜尧”的境界，这些构成典型的毛泽东式神话。考虑到市场经济及其利益驱动原则至今仍是文明无法超越的现实，文革对人性的挑战可谓深远。中国改革开放年代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及产生的全部丑恶，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证明了这一点。可叹的是8亿中国人为此付出了10年贫困的代价。
文革时代奇特而扭曲的精神景观同样深具人类学警示意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那个年代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既是独裁者的需要，又是有着深刻文化原因的全民共舞；文革创造了极权主义美学的全新形式，在不少方面超越了纳粹和苏俄而颇具“中国特色”；文革中许多人既是被迫害者也是迫害者，基于理性自保的人类互害在文革时代几乎比比皆是。这同样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应该怎样理解这带血事实背后深刻的人类学含义？
文革还提醒人们重新关注当代中国人政治行为模式中的前现代文化遗存。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把现代革命党的组织手段和前现代皇权文化的操纵术揉在一起，对臣下、子民的驾驭确实令中国古代最强有力的帝王自叹不如。这一切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同样有上乘表现。然而，这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情么？独裁者必定与产生独裁者的土壤并存，且与后者互为条件。我们又当如何理解文革既在大革“文化”的命、同时却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部分沉渣泛起这样一种看似荒谬的现象？
文革应该否定，必须否定，但又不能简单地否定。这可怕的炼狱是否也促成了人类精神的某种提升？比如，恰恰是个人崇拜的走火入魔从反方向促成独立意识的萌动和觉醒，文革中无数“地下文学”的创作和1976年四五运动的爆发就是证明。文革后金钱社会的盛行其实也是对文革逻辑的矫枉过正，试问，如果没有10年文革的禁欲主义，又如何想象“潘多拉盒子”打开后中国人发财欲望的喷发和涌流？
文革创下了20世纪左翼极权主义和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记录，但类似的活动在20世纪人类史上并非孤例。古巴的“新人”试验、红色高棉的“极品版”共产改造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都带来了惨烈后果。站在道德高点谴责私有制罪恶，寄望人类找到超越、至少是“扬弃”私有产权制度及其精神衍生品的道路，曾经是世界范围内左翼运动的共同基点，这样一种高尚的动机何以最终导致如此骇人听闻的极权主义灾难性结果？是文明人类必须面对的一道“天问”。
起源（1956~1965）
早在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开始不满苏联官僚社会主义模式而试图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迅速完成中国工业化、争当国际共运领袖的野心促使毛泽东仓促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为毛式激进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第一个高潮。1960年代初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为克服大饥荒带来的困难而提出某些温和主张（如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触动了毛的敏感神经，被解读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忠诚意义上的双重背离。同期展开的与苏联的论战使毛泽东获得马列原教旨理论与战略的制高点，也强化了他对“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的恐惧。另一方面，中共建政以来出现的革命意志衰退、腐败、特权、等级化、社会不公、官民矛盾等早已引起毛的不满和高度警惕，而在他看来，唯有“继续革命”，才能永葆革命党的青春和战斗本性。1965年毛已经72岁，面对各种现实的危险（共产党蜕变趋势）和想象的危险（有人觊觎他的权力），毛选择了孤注一掷，要彻底打碎原来的坛坛罐罐、推倒重来——这就是毛式激进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第二个高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开场（1966~1967）
文革锋芒所向首先是“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号召红卫兵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似乎真要在中国重演巴黎公社壮举，遍及全国的夺权、武斗迅速使这个国家陷于内乱。“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让文化蒙羞、文化精英颜面扫地；1949年以来的传统“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庭成员）则构成新的政治绞杀的另一类陪绑者。毛“恩赐”的“大民主”的确激发出青年学生、底层民众的参政热情，并让积压已久的社会不满表面化，以致有“人民文革”之说，文革发动者与被动员民众之间奇妙怪异的互动构成文革特有的社会景观。然而，运动的近乎失控最终迫使毛泽东动用军队以求平衡，军队介入文革为运动后来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收盘（1968~1969）
在发动者的最初设想中，文革不会超过3年。各地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夺权”任务的完成，其实只是换汤不换药，一党专权的党国体制换了一副新面孔而已。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是认真的，以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亦充斥城乡所有舞台。红卫兵们完成了“造反”任务，现在要上山下乡去“接受再教育”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则预示着原来的造反派开始倒霉。刘少奇在1968年12月被公布为“叛徒、内奸、工贼”，是党内清洗的最高点；作为“胜利者的大会”，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本来已经预示运动即将收盘。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那就是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珍宝岛的枪声迫使毛泽东重构世界棋局，国内政治和外交之间产生新的异动。
惊变（1970~1972）
1970年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标志着高层的再次分裂。本是毛泽东左膀右臂的林彪军人集团和极左文人集团之间发生冲突，毛对九大刚确定的接班人产生怀疑。“九一三”林彪出逃、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摧毁了“伟大领袖”的神话，改变了高层政治生态，构成文革演变的分水岭。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则是文革中期的另一个惊变，中国的外交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内政也从激进走向温和。官场和民间，旧的东西（包括特权、腐败）正在回笼，它和各类“文革新生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文革“小热月”的特有景观。
残局（1973~1976）
进入生命暮年的毛泽东已经无力驾驭自己发动的这场“革命”。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山整顿、恢复经济秩序，很快与坚持文革原教旨的“四人帮”极左文人集团发生冲突。毛两头安抚、两头批评，最后仍以“反击右倾翻案风”表明不会放弃文革初衷。但，民众已经厌恶无休止的“革命”，1976年春借悼念周恩来而发生的天安门四五运动，标志着中国民间的觉醒。5个月后，毛泽东去世；又不足一个月，毛的遗孀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抓捕，民间报以发自内心的欢呼，这是从民意角度对文革的盖棺论定。
文革的世界影响
文革确曾产生短暂的世界影响，“毛主义”不但是许多亚非拉美国家革命者的旗帜，也被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反战人士和青年学生奉为“指针”乃至抗议、造反的“利器”。在那个极度贫穷的年代，中国居然拿出大量真金白银“支援世界革命”；中美关系解冻后，中国又在“三个世界”理论框架内试图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然而，文革年代的中国又是一个极度封闭的国家，普通老百姓几乎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贫困、无知与自大并存。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时代，这种状况才彻底改变。
文革与当代中国
十年文革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而长远的破坏，它把极权体制的所有悖谬深刻展现出来，并以自己的彻底失败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但文革后的中共领导人并未真正汲取文革教训，在有限度承认市场经济的同时继续维护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势必造成权钱结合、权贵资本疯长，其规模、动能与体量已远超文革前17年。这是毛左派兴起的大背景，他们似乎相信，只有再来一次文革，才能彻底铲除这些“新生资产阶级”；而宪政自由主义者则断言，问题的根源在于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没有政治结构和与之相互依托、互为条件的大众政治文化的根本变革，中国不可能步入现代文明。
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新极权的崛起，人们在担忧文革的某种重演：中国重新回到个人独裁的时代。
是的，历史前行的路上仍荆棘遍地，充满变数。但愿中国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在经历了50年前那场悲剧后，不再陷于另一场自我毁灭的闹剧。
出处：天问联合学会：《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2018年9月20日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用文化大革命通史展览文字说明的形式概述这段历史，包括序言、起源、开场、收盘、惊变、残局、文革的世界影响、文革与当代中国等8个部分的小前言，既阐释文革是毛泽东动员式极权主义与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结合这一定义，展示10年文革所包含的高层政争、民间互动、经济演变、内政外交间的相互作用等多方面复杂内容，也透析文革灾难的哲学人类学含义及其对世界和当下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 动员式极权主义 人性改造的乌托邦工程
序 言
1966年至1976年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绝后的人类悲剧。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文革定义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一个并不彻底的历史反省。它回避文革所以发生的深刻的社会与政治背景，试图把文革与产生文革灾难的制度根源割裂开来；它荒谬地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的“晚年错误”，在否定“晚年错误”的同时遮蔽了文革逻辑中真正深刻的东西；它出于文革后重新崛起的官僚集团的需要而故意曲解文革中高层政治斗争的性质及真实联系，让历史堕于官方编织的五里雾中；它漠视底层民众和文革中各类“政治贱民”经历的苦难，漠视中国文化经此浩劫遭遇的根本性摧毁。
显然，必须突破官方的局限而重新审视文革，让历史还其本来面目。
那么，这个重审又为什么必须“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
放眼整个20世纪，左翼极权主义的猖獗曾经是一种人类现象，它的发生学根源则是卡尔·马克思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的理论，以及列宁、斯大林的苏维埃铁血实践。毛泽东激进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本来是这个逻辑在中国的延伸，只不过做得更为持久、更为彻底。毛甚至远超斯大林。文革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背景则是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迅速面临腐化、变质的危险。这个深刻的命题在毛泽东那里竟然是以如此特殊的形式处理的，那就是他亲手打碎自己建构的国家机器，试图通过动员群众、重构政权和改造人性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唯此一例，没有第二。文革是毛泽东的动员式极权主义与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结合，此之谓也。历史已经证明了毛的彻底失败。但这个失败颇具悲剧意蕴，仍有待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反思与挖掘。
“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反思文革，还意味着对文革苦难原因的进一步反省。就20世纪人类而言，纳粹右翼极权主义和斯大林左翼极权主义造成的灾难已经引起世人充分的警惕；但毛泽东的动员式极权主义造成的灾难则远未清理、并引申出同样深刻的历史教训。以文革普遍存在的暴力为例，如果说纳粹是用毒气杀人，文革就是用“阶级斗争”杀人。文革中毛号召红卫兵和底层民众“造反”，阶级偶像化与阶级妖魔化并行、且被推至极致。文革中出现的“群众专政”、对“政治贱民”的凌辱甚至屠杀，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可以说，蔑视法治和人的基本尊严乃是毛式“阶级革命”和乌托邦社会改造逻辑的必然结果。
文革时代又是一个短缺经济时代，这是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毛相信精神的力量，相信“抓革命”可以“促生产”，相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斗私批修”就可以达到“人皆舜尧”的境界，这些构成典型的毛泽东式神话。考虑到市场经济及其利益驱动原则至今仍是文明无法超越的现实，文革对人性的挑战可谓深远。中国改革开放年代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及产生的全部丑恶，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证明了这一点。可叹的是8亿中国人为此付出了10年贫困的代价。
文革时代奇特而扭曲的精神景观同样深具人类学警示意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那个年代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既是独裁者的需要，又是有着深刻文化原因的全民共舞；文革创造了极权主义美学的全新形式，在不少方面超越了纳粹和苏俄而颇具“中国特色”；文革中许多人既是被迫害者也是迫害者，基于理性自保的人类互害在文革时代几乎比比皆是。这同样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应该怎样理解这带血事实背后深刻的人类学含义？
文革还提醒人们重新关注当代中国人政治行为模式中的前现代文化遗存。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把现代革命党的组织手段和前现代皇权文化的操纵术揉在一起，对臣下、子民的驾驭确实令中国古代最强有力的帝王自叹不如。这一切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同样有上乘表现。然而，这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情么？独裁者必定与产生独裁者的土壤并存，且与后者互为条件。我们又当如何理解文革既在大革“文化”的命、同时却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部分沉渣泛起这样一种看似荒谬的现象？
文革应该否定，必须否定，但又不能简单地否定。这可怕的炼狱是否也促成了人类精神的某种提升？比如，恰恰是个人崇拜的走火入魔从反方向促成独立意识的萌动和觉醒，文革中无数“地下文学”的创作和1976年四五运动的爆发就是证明。文革后金钱社会的盛行其实也是对文革逻辑的矫枉过正，试问，如果没有10年文革的禁欲主义，又如何想象“潘多拉盒子”打开后中国人发财欲望的喷发和涌流？
文革创下了20世纪左翼极权主义和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记录，但类似的活动在20世纪人类史上并非孤例。古巴的“新人”试验、红色高棉的“极品版”共产改造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都带来了惨烈后果。站在道德高点谴责私有制罪恶，寄望人类找到超越、至少是“扬弃”私有产权制度及其精神衍生品的道路，曾经是世界范围内左翼运动的共同基点，这样一种高尚的动机何以最终导致如此骇人听闻的极权主义灾难性结果？是文明人类必须面对的一道“天问”。
起源（1956~1965）
早在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开始不满苏联官僚社会主义模式而试图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迅速完成中国工业化、争当国际共运领袖的野心促使毛泽东仓促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为毛式激进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第一个高潮。1960年代初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为克服大饥荒带来的困难而提出某些温和主张（如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触动了毛的敏感神经，被解读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忠诚意义上的双重背离。同期展开的与苏联的论战使毛泽东获得马列原教旨理论与战略的制高点，也强化了他对“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的恐惧。另一方面，中共建政以来出现的革命意志衰退、腐败、特权、等级化、社会不公、官民矛盾等早已引起毛的不满和高度警惕，而在他看来，唯有“继续革命”，才能永葆革命党的青春和战斗本性。1965年毛已经72岁，面对各种现实的危险（共产党蜕变趋势）和想象的危险（有人觊觎他的权力），毛选择了孤注一掷，要彻底打碎原来的坛坛罐罐、推倒重来——这就是毛式激进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第二个高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开场（1966~1967）
文革锋芒所向首先是“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号召红卫兵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似乎真要在中国重演巴黎公社壮举，遍及全国的夺权、武斗迅速使这个国家陷于内乱。“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让文化蒙羞、文化精英颜面扫地；1949年以来的传统“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庭成员）则构成新的政治绞杀的另一类陪绑者。毛“恩赐”的“大民主”的确激发出青年学生、底层民众的参政热情，并让积压已久的社会不满表面化，以致有“人民文革”之说，文革发动者与被动员民众之间奇妙怪异的互动构成文革特有的社会景观。然而，运动的近乎失控最终迫使毛泽东动用军队以求平衡，军队介入文革为运动后来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收盘（1968~1969）
在发动者的最初设想中，文革不会超过3年。各地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夺权”任务的完成，其实只是换汤不换药，一党专权的党国体制换了一副新面孔而已。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是认真的，以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亦充斥城乡所有舞台。红卫兵们完成了“造反”任务，现在要上山下乡去“接受再教育”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则预示着原来的造反派开始倒霉。刘少奇在1968年12月被公布为“叛徒、内奸、工贼”，是党内清洗的最高点；作为“胜利者的大会”，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本来已经预示运动即将收盘。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那就是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珍宝岛的枪声迫使毛泽东重构世界棋局，国内政治和外交之间产生新的异动。
惊变（1970~1972）
1970年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标志着高层的再次分裂。本是毛泽东左膀右臂的林彪军人集团和极左文人集团之间发生冲突，毛对九大刚确定的接班人产生怀疑。“九一三”林彪出逃、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摧毁了“伟大领袖”的神话，改变了高层政治生态，构成文革演变的分水岭。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则是文革中期的另一个惊变，中国的外交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内政也从激进走向温和。官场和民间，旧的东西（包括特权、腐败）正在回笼，它和各类“文革新生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文革“小热月”的特有景观。
残局（1973~1976）
进入生命暮年的毛泽东已经无力驾驭自己发动的这场“革命”。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山整顿、恢复经济秩序，很快与坚持文革原教旨的“四人帮”极左文人集团发生冲突。毛两头安抚、两头批评，最后仍以“反击右倾翻案风”表明不会放弃文革初衷。但，民众已经厌恶无休止的“革命”，1976年春借悼念周恩来而发生的天安门四五运动，标志着中国民间的觉醒。5个月后，毛泽东去世；又不足一个月，毛的遗孀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抓捕，民间报以发自内心的欢呼，这是从民意角度对文革的盖棺论定。
文革的世界影响
文革确曾产生短暂的世界影响，“毛主义”不但是许多亚非拉美国家革命者的旗帜，也被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反战人士和青年学生奉为“指针”乃至抗议、造反的“利器”。在那个极度贫穷的年代，中国居然拿出大量真金白银“支援世界革命”；中美关系解冻后，中国又在“三个世界”理论框架内试图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然而，文革年代的中国又是一个极度封闭的国家，普通老百姓几乎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贫困、无知与自大并存。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时代，这种状况才彻底改变。
文革与当代中国
十年文革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而长远的破坏，它把极权体制的所有悖谬深刻展现出来，并以自己的彻底失败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但文革后的中共领导人并未真正汲取文革教训，在有限度承认市场经济的同时继续维护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势必造成权钱结合、权贵资本疯长，其规模、动能与体量已远超文革前17年。这是毛左派兴起的大背景，他们似乎相信，只有再来一次文革，才能彻底铲除这些“新生资产阶级”；而宪政自由主义者则断言，问题的根源在于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没有政治结构和与之相互依托、互为条件的大众政治文化的根本变革，中国不可能步入现代文明。
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新极权的崛起，人们在担忧文革的某种重演：中国重新回到个人独裁的时代。
是的，历史前行的路上仍荆棘遍地，充满变数。但愿中国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在经历了50年前那场悲剧后，不再陷于另一场自我毁灭的闹剧。
出处：天问联合学会：《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2018年9月20日
“艰辛探索和辉煌成就”
“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
不要笑，重复一千遍这就是真理
“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
不要笑，重复一千遍这就是真理
姨品葱为什么是邪恶的？
答：这个问题应该反问：姨品葱怎么可能不邪恶？
假设，你和我是两个站，然后我对你说：“我们必须都是姨学站。”你说：“这怎么可以？”于是我说：“那我就除掉你，然后占了你的站，再告诉新伪站，说我是他爸。此外，我还会强占你的副站，产生一群姨学用戶。”
品韭刘仲敬主义者对附近各站点的暴行，正是如此。为了维护丧心病狂的大一统局面，他们在今天将数百万钢铁雄心小号封禁，将难以计数的民国民运派人姨化、封号，穷凶极恶地屠杀、迫害、污蔑葱岛岛民的正义反抗，对膜乎人极尽文攻武吓之能事。姨品葱分子能做出如此残暴的禽兽行径，怎么可能不邪恶？
事实上，刘仲敬主义者在历史上就一贯如此。品葱姨化的过程，无不是通过疯狂的屠杀、恐吓而来的，无不是通过灭绝无数中间派系而来的。今日姨品葱继承了刘仲敬主义的衣钵，又以蔍兒魔怔主义制度维持其统治，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残暴姨品葱政权。他们犯下的罪行人神共愤，正反映了姨品葱分子何等地灭绝人性！
答：这个问题应该反问：姨品葱怎么可能不邪恶？
假设，你和我是两个站，然后我对你说：“我们必须都是姨学站。”你说：“这怎么可以？”于是我说：“那我就除掉你，然后占了你的站，再告诉新伪站，说我是他爸。此外，我还会强占你的副站，产生一群姨学用戶。”
品韭刘仲敬主义者对附近各站点的暴行，正是如此。为了维护丧心病狂的大一统局面，他们在今天将数百万钢铁雄心小号封禁，将难以计数的民国民运派人姨化、封号，穷凶极恶地屠杀、迫害、污蔑葱岛岛民的正义反抗，对膜乎人极尽文攻武吓之能事。姨品葱分子能做出如此残暴的禽兽行径，怎么可能不邪恶？
事实上，刘仲敬主义者在历史上就一贯如此。品葱姨化的过程，无不是通过疯狂的屠杀、恐吓而来的，无不是通过灭绝无数中间派系而来的。今日姨品葱继承了刘仲敬主义的衣钵，又以蔍兒魔怔主义制度维持其统治，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残暴姨品葱政权。他们犯下的罪行人神共愤，正反映了姨品葱分子何等地灭绝人性！
**该用户被封禁，内容已自动替换**
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中共气数已尽的？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item_id-440535
习上台之后第一天开始，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的新闻头条，永远都是习近平的活动报道，再无真正的热点新闻。
我就是从这一点嗅出了味道不对。这种污染式的宣传和之前互联网的风气完全不同。
之后事实证明也如此，中国社会的新闻内容，在逐渐地被中共全部控制。
习之前，我还有习惯去看看新浪新闻，因为上面还真有一些热点。
习之后，人们只能通过微博热搜等间接指标，去感受到底最近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发生。
而今天，微博热搜也开始逐渐被人为操控，撤热搜是常态，而一些狂热的中国主义内容会被人为提高，灌输给民众。
中国普通民众，正在逐渐和世界脱节。
即使是中国大城市内的互联网用户，也无法得知中国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以外的人正在想什么。
农村地区更是几乎对外界一无所知。
在不知不觉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能接触的中，已经只剩下中共的宣传资料和影视娱乐。
中国的互联网正在失去交流功能，当下人唯一能在互联网上大规模组织起来的交流团体，是粉丝后援会。
（这使得粉丝经济成为互联网最后的圈钱区域）
而一切的开始，就是习上台的之后对新闻报答内容只能有他的要求，这一点就反映出他对于中国言论空间的控制需求，和对权力的不安全感。
很多人觉得中共还能挺几十年，我并不这样觉得。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习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独裁者，某种意义上，他的确是中共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