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原创:让冷风吹吹热浪——关于《后浪》、青年和正能量

    
想必很多人已经看过了《后浪》,没看过的应该也有所耳闻,在这部b站为五四青年节献礼的宣传片中,52岁的国家一级演员何冰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对着镜头念了一大段独白,表达了老一辈对年轻人的认可与鼓励。相比于以往主流媒体对年轻人的喊话,《后浪》的文案已经足够低调诚恳,没有拿腔作势的说教,将幸福生活归功于人类文明而非国家的恩赐,结尾更是喊出了“表达自我,拥抱世界”的口号,只可惜贯穿始终的主旋律配乐和鲜衣怒马的青春剪影,最终还是暴露了主创团队的审美与真实目的。

这个看似为后浪代言的短片实际上是一张渴望获得前浪垂青的投名状,那些被筛选出来呈现于滤镜后的画面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后浪们,什么样的青春才会被主流社会认同,就像一颗颗色彩斑斓的巧克力豆,在多元价值的糖衣下,对年轻人的评价标准从来都是统一而明确的——只有充满正能量积极拼搏的青春才值得被赞扬和展示。其余的人要么努力向主流靠拢赶上时代的浪潮,要么自认倒霉闭嘴欣赏他人的精彩。无论哪一种,正能量的标杆已经立在那里,如果不能为其添彩至少也要匍匐于地。然而绝对正确的“正能量”究竟指的是什么,是民族国家的中国梦,还是崇尚自我的消费主义,是为社会所做的贡献,还是成王败寇的个人奋斗,想要理解前浪对后浪的规训必须从“正能量”的历史说起。

曾几何时,正能量还只是一种类似新闻联播的官方表演形式:气势恢宏的背景音乐,字正腔圆的播音体旁白,高饱和度的配色,再加上激动人心的画面,虽然那时没有“正能量”这个词,但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样一套从头到脚散发着伟光正光芒的流程肯定不会陌生,几乎全国的青少年都曾被强制观看或参与到这样的集体表演中去。或许是过去几十年的动荡让社会长了记性,那时候大部分人对这些政治任务并不上心,官方经常也是走个过场,就像现在的春晚假唱,看戏的和听戏的一起糊弄谁也不会较真。当年的“五道杠少年”即使不被周围同学排挤,至少也被视作异类。直到最近几年,随着网络的发展,尤其是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人们获取信息发布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时间精力更加充沛的年轻人显然更容易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政府也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宣传。如果说以前主要是被动地对敏感言论和新闻进行封锁,如今在加强审查和网络防火墙的同时,宣传部门常常主动出击,试图引导和塑造年轻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种转变显然是及时且有效的。“太阳花学运”和“反送中”让我们看到,生长于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和行动力丝毫不亚于父辈甚至犹有过之,这些运动也让当局更加坚定了弘扬“正能量”的决心。

当我们谈论“正能量”时应该明确一个前提,所谓的“正能量”本质上是官方意识形态在世俗文化中的延伸,是政府通过教育舆论操控民众思想的重要组成,和八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不同,如今在社会上流行的正能量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官方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自上而下推广的。只是相比于其它意识形态,“正能量”本身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同时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喜好,官方有意识地避免形式主义,将自己打扮得更加亲民接地气,这使得“正能量”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多人就算不认同政府的某些言论,也会认为宣扬正能量是对的。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通过中国对综艺节目的审查了解一下正能量是如何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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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的综艺节目不能出现劣迹艺人,不准爆粗口,也不允许夸张的染发和纹身,这些正能量大家早已习惯,其中最有中国特色和想象力的还要数“改歌词”。就在五四之后的一场晚会上,内地演员韩雪翻唱了杨千嬅的《处处吻》,原来的“一吻便杀一个人”被改成了“一吻便刷一个人”,“让你旧情人又惠顾他人”变成了“让你的亲人又备注他人”,“他吻她吻他吻她”则成了“他问她问他问她”……这种修改绝非个例,在内地最火的一档歌唱类综艺《歌手》中,很多歌词的修改更是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将“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改成“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只眼”,“太多生命无一幸免”改成“太多生命无疑心愿”,“潜规则的世界”改成“浅瑰色的世界”,甚至连原本的歌名《疯人院》都直接改成了《强迫症》……这些微不足道又莫名其妙的修改恰恰体现了“正能量”背后的荒谬之处。

显然这种语句不通的歌词不可能是创作者的本意,归罪于媒体平台也不合适,就算媒体有自我审查过度的嫌疑,那也是因为官方审查的红线模糊不清且不容侵犯。实际上我们在大陆看到的所有合法作品,都要经过官方、媒体平台、作者本人的多重审查,这其中官方审查是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平台和作者的自我审查都是为了最终可以顺利过审,而那些没有通过的,要么遭到删除,要么压根无法发表直到修改合格为止。不管你喜不喜欢正能量都要承认一个事实,我们所感受到的正能量氛围是政府通过强力审查营造的虚假文化。就像这次的《后浪》,表面上看作为一部宣传片,b站享有如何制作的绝对自由,然而在实际创作中,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必须经过反复检查确保在红线以下,b站真正拥有的是如何展现正能量以及展现哪种正能量的自由,稍有逾越那些面目全非的歌词便是前车之鉴。一旦习惯了这种高强度审查,我们在阅读和表达时就会自然而然地自我审视,甚至看到了不符合标准的言辞会本能地产生反感,人们误以为自己在做选择,殊不知这只是在野蛮制度下形成的应激反应。

此外从内容上看,大多数审查无非政治暴力色情三个方面。政治不用多说,威权体制更加注重政权的稳定和思想的统一,所以在文化上往往偏向保守,这也可以理解。然而宣扬正能量似乎并不能让政府直接受益,为何当局如此执着地“抵制低俗,弘扬正气”,就连几句歌词也要上纲上线,真的只是为了维护社会风气?这么想的人就算有所怨言往往也只会抱怨审查部门太死板,好心办了坏事,甚至还会主动体谅政府的不易,换句话说宣扬正能量的初衷是好的,问题只是执行标准有待商榷,这种思维已经陷入了“正能量”的陷阱。当人们在网上煞有介事地讨论某些修改是否合适,能不能实行分级制度时,好像自己真的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似的,相比于几部电影和歌曲对社会的危害,不受监督又无孔不入的公权力难道不是更值得警惕吗?

以正能量的名义监管国民,让人们对真正利害攸关的问题视而不见,无论多么矛盾荒谬的现实也只能在限定的框架内寻求解决,这才是弘扬正能量的真实目的。

正能量就像一座监禁民众思想的房子,人们可以在里面装饰墙面置办家具,但是不准出门,也不能把头伸出窗外,政府还要人们相信这栋房子是所有人共同建造的,大家应该举报并惩罚那些试图凿开墙壁的人。长此以往人们便会形成相似的逻辑和价值观,就连反思和争论都被局限在同一个逼仄的角落,彼此间的差异只是更加愚昧还是更加残忍。想要认清现实不仅需要知道这所房子由谁所建为谁而建,更要明白四周的高墙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对人的思想又有哪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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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认可的正能量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台面上虚伪的集体主义,另一个是台面下被阉割的个人主义,两者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最终服务于同一个目标——维稳。

其中集体主义是正能量的核心和底线。中国政府把政权和国家民族捆绑在一起,通过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巩固自己的统治。在长期的爱国教育下,国家利益成了最重要的正能量,任何矛盾一旦上升到国家层面就再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必须无条件支持。然而国家利益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根本没有政治权利,所有媒体和言论都要受到管控,统治者又凭什么代表人民去定义何为爱国。这样的爱国不可能反应公民意志,更不可能保障公民权益。任何集体都是由人组成的,只有当个体有权利参与到集体构建中时,集体主义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国家也好民族也罢,都是一个危险的谎言,是愚昧人民统治人民的工具。在当今的中国,谁能掌握教育和舆论谁就可以定义集体主义,谁能定义集体主义谁就拥有正能量的最终解释权。普通人支持正能量就等于把自己的权益拱手让人,放任政府名正言顺地以集体之名侵犯个人。

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补充,也是正能量最大的伪装。表面上看正能量允许甚至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不要忘记了,正能量也是分等级的,只要还没有彻底放弃自我,没有完完全全地服从政府,就随时有可能站在正能量的对立面。一个人平时热爱国家努力生活当然正能量,可是当他透露消息让周围人防范未知病毒时,立刻会被国家以散播流言的名义训诫,等到疫情爆发染病去世后又因为舆情被评为烈士,与此同时无数为他鸣不平的同事和网友正在被维稳禁言。说到底,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个人价值,更没有完整的法治保障个人权益,政府容忍个人主义更多是为了推卸责任转移矛盾。当“集体”的谎言无法奏效,人们将社会弊端的源头指向体制时,正能量劝导大家不要怨天尤人,必须靠个人奋斗才能改变命运。政府先是剥夺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再用正能量蛊惑人们主动放弃改造社会的理想,不要关注公平正义和他人的命运,把所有精力放到个人的汲汲营营上。除了为集体做贡献,所谓的奋斗特指追求消费享乐的快感,任何刺耳的呐喊与偏离轨道的抗争都会遭到污名和打压。

这种正能量是对社会理性的践踏。在正能量的标准里,“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样是通过暴力和游行争取民主权利的香港人却被指责为暴徒。政府为了解释政权合法性赞扬“五四”,同时为了维稳谴责“反送中”,两者显然自相矛盾。然而正能量就像一张好用的标签,政府不希望人民探究背后的逻辑和真相,只需要依照标签站队。在网络封锁和新闻管制的时代,公共讨论的空间本就日渐萎缩,正能量标签更是让无数人噤若寒蝉。任何事件一旦被官方钦点为正能量就立刻成为舆论禁区,即便只是陈述事实也有可能被扣上传播负能量的罪名。作为一种精神维稳,正能量不仅是官方意志的体现,更是强行灌输给国民的思维方式。政府通过强权消除所有反对的声音,强迫人们生活在统一的是非标准里,时间一久大部分人就忘记了周围舆论都是被筛选过的,反而认为世界本该如此,当人们完全相信正能量,不再有任何怀疑时,便会自觉地用观点取代事实,用情绪替换逻辑,这时候即使有人讲述真相他们也不会反思只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这样的社会不仅缺乏理性,就连宣扬理性本身都成为一种罪过。

这种正能量也是对人类良知的亵渎。正能量一边告诉人们任何成就都离不开国家要心存感恩,一边又强调所有失败都是因为个人不够努力不要埋怨社会。这种论调否定了通过体制改革实现公平正义的可能性,放任所有人在不平等的规则下互相倾轧。不是“弱小的人才习惯嘲讽与否定”,而是弱小的人总是遭到嘲讽与否定,强大的人只允许别人赞美与鼓励。在正能量的照耀下,我们创造了一个社达和犬儒主义横行的世界,很多鼓吹正能量的人,在积极向上的外表下隐藏着极端功利自私的灵魂,他们崇拜强权鄙夷弱者,并且用正能量自我麻痹,为自己的懦弱冷漠寻找借口。可笑的是,一个抛弃弱者的社会必然会成为人人皆是弱者的丛林。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社会不公,渴望道德回归时,却发现道德早已被权力绑架,就算篡改了所有歌词世界也不可能变得美好,反而越是宣扬正能量社会就越是堕落,因为权力永远不会反对自己。

除了对理性和良知的破坏,正能量的流行更是一场审美灾难。政府希望将正能量树立成唯一的价值典范,让人们自觉地戴着正能量的眼镜观察世界。那些把正能量当作道德准绳和审美标准的人可能会失望地发现,除了政府自己的宣传,世界上大多数被认可的思想和艺术并没有多少正能量。究其原因在于伟大的作品往往包含对现实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这些恰恰是正能量禁止的。中国人希望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然而没有自由和思想的感情只是谄媚的假笑和哭丧的干嚎。在正能量的影响下,原本强调个人体验和想象力的审美变成了枯燥的流水线作业,每个人手中都举着同一份标准答案,爱父母总是好的除非爸妈和国家作对,爱情人总是坏的除非中途丧偶结婚生子,乐观是对的悲观是错的,黑暗应该被驱逐光明必须被歌颂,麻雀活该被打死青蛙需要被保护……狭隘的审美和强力的审查让文化变成一片荒漠,人们沉浸于低劣而同质化的作品中,就像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一开始是被别人剥夺了审美的自由,后来就完全失去了审美的能力,人们不仅需要权威指明真理,还要告诉他们什么是美的什么是高尚的。任何文明一旦清除了所有杂音,只会变得越来越死板越来越危险,认为正能量积极向上,想要用它统一审美的人不妨看看身后——那些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小将,还有唱着《君之代》的昭和青年,他们正在不远的过去望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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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喜欢引用鲁迅的一段话教导年轻人要有正能量,要“摆脱冷气向上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不必理会冷笑和暗箭”。然而这段话本是针对那些反对改革对社会运动冷语之人,鲁迅还说过:“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引用第一段话的人多数不知道或者不愿意告诉别人后一段,即使说了政府也决不允许像前一段话那样广为流传。

这便是中国青年所面临的现状,不仅学到的知识看见的信息是被挑选出来的,就连平时的喜好和言论都被人时刻惦记着。年轻人爱打游戏就要全面审查加强引导,年轻人喜欢动漫就要宣传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精日可耻,年轻人追星便要让那些明星活成正能量模板,稍有逾越立刻祭出“国家面前无偶像”的大旗进行封杀。正常国家把年轻人视作未来的希望,鼓励他们更自由地探索和表达,在中国年轻人是危险的统战对象,政府生怕他们看多了走远了偏离了头顶的正能量。青年本该是思想最为活跃行动力最强的群体,中国却希望所有青年都未老先衰,除了几句爱国口号再也不要有任何政治诉求,看见他国的学生运动就像老干部一样自觉地摇手。

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写道:
“任何腐化堕落的事都使他感到充满希望……凡是能够腐化、削弱、破坏的事情,他都乐意做!”


我祈祷中国的青年不必经历这种绝望,但是如果有一天,当美好的词语全部被他人占用,善恶的标准都已被权威定义,我希望那时尚未被驯服的年轻人可以勇敢而坚决地与这个世界决裂。无法参与的集体不值得效忠,真实的心意更不容伪善者玷污,我们要爱就用自己的语言去诉说,我们要恨就用青年的姿态去反抗。我们要用白眼对抗崇高,用讪笑反驳戒条,用口哨嘲讽赞歌,用呐喊掀翻盛宴,如果骄阳还不肯退场,我们就吹遍冷风支起大伞,誓要把凉爽的夏夜带回人间。

哪怕未来遥不可及,哪怕时代的洪流身不由己,我们也要努力成为河底的暗涌,绝不为此刻的巨浪推波助澜。



原文发表于:https://matters.news/@dacongya/%E8%AE%A9%E5%86%B7%E9%A3%8E%E5%90%B9%E5%90%B9%E7%83%AD%E6%B5%AA-%E5%85%B3%E4%BA%8E-%E5%90%8E%E6%B5%AA-%E9%9D%92%E5%B9%B4%E5%92%8C%E6%AD%A3%E8%83%BD%E9%87%8F-bafyreibmawp6berrh5xommpjz6gyikosvmplwees4rlle62nvpqljag7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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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5-16

12 个评论

老實說,有時候真的很佩服中共的宣傳部門,到底是怎麼想到和執行出這些做法的,或許不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組織,只要反覆一直做一件事,就會爐火純青吧。

如果自由是已經被挑選過後的自由,那還是自由嗎?
老實說,有時候真的很佩服中共的宣傳部門,到底是怎麼想到和執行出這些做法的,或許不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組...

也是戈培尔玩剩下的,结合了现代技术罢了。只能说环境对人的影响太大了。
如此优秀的文章却仅仅个位数的点赞,让人感到忧虑。
https://i.imgur.com/1NZ6cwr.jpg
好文章支持一下
支持!正能量就是最大的负能量
所以說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想要在獨裁者的眼皮底下搞點新的奇的幾乎無望 這也就解釋了為了什麼孫悟空哪吒這些6幾年就用過且成熟的題材到現在還在壓榨 而且還有一大幫叫好的 一個14億人的國家 一個自稱5000年文明的國度 進20年都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文化作品滿足精神狀況日益匱乏的靈魂 更別提對外輸出了
说到综艺节目改歌词还真是我近几年觉得最恶心的一件事,直接倒车回40年前台湾的净化歌曲时期,真讽刺~

那次《我是歌手》某选手唱一首范晓萱的歌,其中一句歌词是“不管什么音乐~~每天都是情人节 圣诞节”   直

接现场唱改成“不管什么音乐~~每天都是元宵节 中秋节”  风马牛不相及破坏意境不尊重词作者~而且不是号称

文化自信的强大么?而实际是有多自卑?作呕。
好文章,写得非常精心。
这篇文章让人从另一个角度认识所谓正能量。
武汉人si全家 新注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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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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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写的很棒,深入剖析正能量三个字。我自己虽然厌恶它,但却只知道这是政府强推的行为,想要让人正能量来缓和社会残酷的现实给底层带来的问题,其它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给楼主点赞吧。
本质就是,

无论共产党吹的天花乱坠,其实最终就是,压迫剥削韭菜税鸡嘛。

共产党官僚集团当然非常爽啊,万岁万万岁啊。

问题是韭菜税鸡们也是前赴后继的生孩子,子子孙孙当韭菜税鸡,13亿韭菜啊,共产党能爽很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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