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静水流深》--- 纪实文学连载(1) 第一部 隔世为人

谨以此书献给 走向未来纪元的人们

自序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从小学开始我就很怕写作文,进大学后学的是理科,曾欢呼雀跃再也不用写作文。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会萌发写一本书的念头。

但生活的变迁常出人意料。大学毕业12年之后,我因“利用国际互联网为法轮功鸣冤叫屈”而被判处一年劳教,送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那里的生活条件恶劣得难以想象。为了生存,我们发明和发现许多生活小窍门,大家笑说要写一本关于“调遣处生活小窍门”的书,拿到北京各拘留所去卖,一定畅销。从“调遣处”移监劳教所后,有时也说要写书,但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第一次认真想写书是2000年10月,那时我的劳教期已过了一半。我所目睹和经历的残酷和黑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承受力。我心中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将这一切揭露出去。从那以后,我时时在心里写这本书。

有人曾建议,这本书从我第一次被抓开始写,因为被抓是一个非正常事件,从这里开始写容易吸引人。我仔细地考虑过,发现不可行。因为这是一个与修炼法轮功有关的故事。修炼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没有前面的思想和修炼基础,我绝对做不到在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能够不畏生死,冒着被抓、被打、被迫害致死的危险,去捍卫我所认定的真理。

我很“幸运”,是北京市第一批因法轮功问题而被大面积判劳教的人,又是第一批送到专为对付法轮功而成立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我目睹了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二百人扩展到近一千人的过程,目睹了因法轮功学员的大量到来,而给劳教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目睹了法轮功问题给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带来的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的影响。

围绕着法轮功所发生的事,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有句老话“静水流深”。我知道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写这本书仿佛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

2001年春节期间,电视突然播放了几个“法轮功”人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场面。当时我还在劳教所,除了官方的电视,没有任何外界信息。面对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镜头,我欲哭无泪。不管这件事有怎样复杂的背景,它对于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无异是雪上加霜,它一定会使人们对法轮功产生更大的误会。

由于官方媒体的造谣和陷害,有的修炼人背离了他们的信仰,有的人在无知地助纣为虐,还有更多无辜的人被欺世的谎言蒙蔽。我为这些生命的未来深切担忧。

我一方面想告诉世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的心态,他们会不会在压力面前选择自焚这样的方式来“护法”等;一方面想与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一起努力不懈,使这场残酷的镇压早日结束,救度更多的生命。这时我又觉得,写这本书同时也是现实赋予我的使命。

2001年4月解除劳教后,为躲避警察的追杀,我离开北京,回到几千公里外的家乡四川。我才知道妹妹也因法轮功问题流落在外好几个月。她尚不满一岁半的女儿,刚开始牙牙学语。我和母亲一起去看她,她绕过熟识的外婆,以踉跄的脚步扑入我怀中,不管别人怎么让她喊我“大姨”,她却执拗地反复喊我“妈妈”。她的表情是那么欢快,声音是那么稚嫩。

我怀抱着这个小小的生命,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表。

我的丈夫是个坚强和优秀的人,从来没为我被劳教的事而埋怨过;我八岁的女儿两次到劳教所来看我,也没掉过一滴泪。我对破碎的家庭没有具体的概念,因为我没见过我不在家时我的家是什么样子。而此时此刻,当妹妹的孩子在我怀中顽固地一声声叫我“妈妈”,妹夫在一旁低头不语但心里一定在滴血时,一个破碎家庭的痛楚和哀伤,是那么真切地展现在我眼前。我的心也跟着一起泣血。

我也去探望许多因我和妹妹而受到不同程度牵连的亲戚。这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多少世代以来都没跟警察打过交道,现在却动不动就有警察到家里来搜查“逃犯”。他们一直在担惊受怕和为我们焦虑的双重煎熬中度日。

还有我们的许多朋友….

后来我从网上得知,因法轮功问题而被迫害至死的已有数百人,被劳教的有数万人;至于被判刑、被拘留、被强行拉去参加“转化班”、被派出所看管而事实上失去人身自由的、流离失所的、被无端开除而失去生计来源的,这样的人更不可胜数。因种种原因被牵连的人何止千万!……

我这一本书,也是为这些成亿上万的人写的。我愿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都来关注今天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都向这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伸出援助的双手,救他们,也救自己。为此,我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走笔至此,我已泪流满面辞不达意。我想起“泣血顿首”这个词。我想向所有读这本书的人“泣血顿首”,用我全部的力量,用我全部的生命,捧出我的书,捧出我的心,捧出我用生命证悟的一切。

因为不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人类浩劫,什么时候才会终止;所以书中提到的人名大部分是化名;但所有的事情都绝对、绝对地真实。

曾铮
2001年5月24日于中国大陆


楔 子

我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也就是1966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父亲就读“文革”前政法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绵阳市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教书,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发配到偏远的绵竹县汉旺镇。我跟着父亲到了这个人口只有三万的小镇,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

八十年代初,国家重建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父亲重新调回绵阳市,在新成立的市司法局工作。我跟随父亲到了绵阳市南山中学读高中。

1984年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大学三年级时成为全班第一个中共党员,1988年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而免试录取为本校研究生。

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97年转调投资顾问公司从事证券投资工作。

我和我先生是在北大武术队认识的。在茫茫人海中,我们互相一眼就看中了对方,很快就双双坠入爱河。1988年我还是研究生时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们生活可说幸福美满,朋友们都非常羡慕我们,直到1992年。

那年我分娩时因医疗事故两次大出血,险些跨进鬼门关。两次输血又使我感染医学上尚无法治愈的C型肝炎。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治疗和住院生涯。我吃过各种药,打过昂贵的干扰素,练过气功,都没怎么管用。95年做超音波检查时,医生看出我已有早期肝硬化的迹象。

产后四年我都不能上班,身体虚弱得风一吹就会倒,直到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的健康,心灵,世界观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第一部 隔世为人


第一章 信仰的迷雾

典型“五分加绵羊”

我是一个典型“文革”时所批判的那种“五分加绵羊”,也就是学习成绩五分满分,又像绵羊一样乖巧听话。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及“造反有理”的年代,“五分加绵羊”等于落伍与不“革命”的代名词。

在父亲工作的那个小工厂里,我们一家几乎是唯一的“臭老九”,不大能与其他“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为避免是非,母亲不鼓励我与其他小朋友玩,所以我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看我所能搞到的课外书。为了看书,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筒看、盛夏的夜晚躲在密不透风的蚊帐里看、上体育课装病留在教室里看、用竹竿将父亲放得很高的书捅下来看、上课时从课桌的裂缝里偷看、从伙食费里省下钱来租书看……。那个年代可看的书并不多,用“饥不择食”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看书是我那时期最大的快乐。

虽然看了很多书,但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思想都非常单纯,除了想着好好学习,以后当个科学家,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进入北京大学这所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无疑是我生活和思想的新起点。思想的独立、自由和前卫,是北大最大的特点。在这样的环境,我的自我意识自然而然地觉醒了,一如许多北大人,我开始思考许多问题。

长大又变小

千古以来,哲学家一直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北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让我如鱼得水,记得我几乎涉猎了我能接触到的所有中、西方的哲学门派:卢梭、叔本华、尼采、康德、黑格尔、沙特、佛洛以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犬儒主义……每一个门派都剧烈地冲击着我,这些哲学大师将我的思想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我似乎明白了好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冲击淡去,我又觉得自己还是一样迷茫,对于“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还是未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一天天长大,又一天天变小,永远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这句话,是我大学毕业时写在同学留言本里的赠言,它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对人生的感觉。

中国气功热

成为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出色的科学家,是我少年时期的理想。进入大学,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后,我开始思考:从爱因斯坦以后,科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的飞跃;现今许多进步,都只是技术上的,而非科学上的。在新的世纪,科学如果能有什么进展,应该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因为表面上人类虽然可以上天入地,但对于自身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我相信正因这种了解太少,才留给我们发展的空间。

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热,北大生物系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教授、自然科学处处长陈守良和他的同事侯教授,从1979年中国出现耳朵认字的第一例,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陈守良教授1979年8月提出论文《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2卷11期、12期。

他们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潜心研究十几年,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钻研相关古籍,并合开了一门全校共同选修课“人体特异功能与气功研究”。我在研究生期间选修了这门课。两位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还记得,他们谈到气功界出现弄虚作假的败类,败坏气功的名声,在讲台上气得发抖的样子。

我与同学一起参与过许多设计得非常严密的实验。这些实验证明人体特异功能不但存在,而且在某个年龄还很容易被诱发。两位教授在北大附小四年级做过诱发手心识字功能的实验,结果60%以上的小学生都能被诱发出这种功能。他们还做过思维传感、意念致动、遥视、催眠等许多其他的实验。

大量的实验证明人体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但在理论上,两位教授却无重大突破,上课讲授的主要是古藉中的记载。我记得他们老实对我们说,现在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提出人体特异功能为何存在的理论,所以一直致力搜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期望为后人继续研究铺路。在科学上,这个阶段称做“唯象阶段”,即只搜集资料,不做解释。

后来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我学练了好几种气功。每一种都很投入,每天都做笔记,记录练功体验。我想学习两位教授,积累一点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经历让我相信人体的奇妙,更加确信科学的下一次突破,一定是从生命科学领域取得。我也体认现有的科学理论,离真正透彻、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还太遥远了。

然而,不知从何时,我开始思考科学的社会作用。我认为,人类不应该为了发展科学而发展科学,科学的发展应该是服务人类,为人类谋求更大的幸福。诚然,今天的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人类正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舒适和便捷。但一千多年前的诗人陶渊明能写出“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而今天的流行歌曲在唱什么呢?“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孤独”“我忧伤”“我寂寞”,古人在文学、音乐、美术作品中流露出的闲适、安宁、和谐、优雅和美好,今人不再拥有;今天人们内心充满了焦虑、不安以及对于未来和世界的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地紧张,飞速发展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拚命往前赶,旧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受到强烈的冲击,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新的平衡还来不及建立,就有新的问题出现……

科学的发展究竟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相对应的幸福呢?幸福应是人内心深处的感受,而不是人拥有了多少物质或技术。如果科学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幸福,我们还要科学干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科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术数死胡同

我第一次接触的佛家著作,是用毛笔正楷手书的《金刚经》。当时借这本书是为了练字。当我一遍遍地临摹这本经书时,“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些话像一团云雾在我的脑里飘来荡去,我试图去抓住这团云雾背后的东西,却总是差那么一点。

后来我又试图徜徉道家的世界,仔细阅读《道德经》等著作,老子、庄子那绝无仅有的东方智慧和圆熟,让我叹为观止。再后来,从上研究生起,我又对《周易》起了兴趣,买了许多参考书,煞有介事地钻研。这种痴迷一直持续到我分娩之前。

怀孕期间我一共起过三次卦,来预卜自己的分娩是否顺利。三次卦象都很凶险,但我并没有太在意,更没想过要怎样去回避,因为那时我怀着半研究半游戏的心情,还不明白应不应该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人的命运是不是出生时就已注定的?这些问题都很大,牵涉到整个宇宙观的问题,我暂时还做不了决定。

后来我分娩时真的出了事,差点命丧黄泉。这时我内心充满了对命运之神的惊怖和臣服,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一切确有定数。如果人的命运真的存在某种必然性,我们还能不能改变它呢?

困惑之际,我遇到了台湾道教协会理事长。他建议我研究奇门遁甲。我买了很多书照着演练,但很快就颓然而废了。在术数的迷宫钻了好几年后,我对这种繁琐和冗杂,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厌倦。

我很早就想过:整个宇宙有规律地运行着,大至星系,小至微观粒子,都有自身的运动轨迹,连烂泥巴我们都能写出它的分子式来,为什么独独就人的这个层次显得那么杂乱无章呢?

我相信宇宙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的和谐与稳定,一定是因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在遵循着某种共同规律,也就是说,宇宙中应该存在着一个终极真理,而这个真理应该是简单的。

正如释迦牟尼在苦修六年后,突然发现苦修不是道而决定放弃一样,我也认为想透过术数来认识宇宙的真理是徒劳的,也不是道,所以我也放弃了。我对于宇宙真理的探寻和人生的思考停滞不前,每天忙于应付日常事务,不再想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我的世界观渐向佛家靠拢。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宇宙的真理一定是在这里。但那团“迷雾”的后面是什么?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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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转法轮》悟天机


● 瞎子开眼

1997年7月2日,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那年7月1日中国收回对香港的主权,全国破例放一天假,2号才上班。一上班,一位同事就把一套书往我桌上放,说「《转法轮》!」原来是妹妹从四川老家寄来给我的。几天前我给她打电话,她告诉我她开始炼法轮功了。我听「法轮功」有点耳熟,好象曾在书摊看过这种书,又似乎有人向我推荐过,但我都没往心里去。妹妹说要寄一套法轮功的书给我看,我没有反对,因为我对气功有过一段喜好,事实上为了健身也一直还在练着一种气功。

邮件的包装有些破损,我打开一看,共有四本书:《转法轮》、《转法轮(卷二)》、《精进要旨》和《法轮大法义解》。我按照妹妹的建议先打开《转法轮》。

这时我的心情就像《转法轮》中讲的那种学了很多种气功,结业证拿了一摞子,自以为对气功没什么不知道的那种人一样,心想我倒要看看这本书又说点什么。看到第一页「在国内外,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时,还淡淡地想:这个人口气还不小呢。我有心无肠地看着,看到第四页讲到人的生命的来源时,突然一下子就被书中的内容抓住了。

接下来两个星期里,我一口气将这四本书读了两遍,那种迫不及待甚至让我顾不得停下来惊叹一声:「天哪!原来是这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四本书带给我的冲击超过了在此之前所有其他的书带给我的冲击的总和。我像一个多年的瞎子突然开了眼,又似乎是有一层窗户纸一下子被捅破了,窗外无穷无尽的天机蜂拥而至,几乎撑破了我的脑袋。那么多年苦苦思索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全部都找到了答案;原来所有不懂的事情,我一下子全明白了。

以前困扰过两位北大教授的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的机理问题,包括天目、遥视、意念致动、思维传感、气功治病的机理等,以及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在探讨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原来神秘不解,《转法轮》都阐述得清清楚楚。还有以前我弄不懂为什么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坐上七七四十九天就能「大彻大悟」,如果我也去坐上四十九天能不能也大彻大悟呢?「大彻大悟」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是释迦独有的呢,还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通过某种方法也能达到?道家所说的「识神死、元神生」是指什么?人到底有没有前生和来世?人类能不能战胜疾病、衰老、愚昧和死亡?宇宙有没有终极真理?终极真理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全都找到了。

不仅如此,我突然发现自己能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和俯瞰整个人类和人类的历史,包括人类文明的历史、宗教的历史、社会制度变迁的历史等。以宗教为例,在此之前,我跟许多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教育的人一样,认为神是人造的,是人在科学不够发达的时想象出来的精神偶像和寄托,而宗教不过是这种群体意识活动的强化,进一步发展为统治阶级愚弄和麻醉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现在我才明白:「其实宗教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真正使那些不错的能修炼上去的人得道;再一个就是能够使人类社会的道德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都是宗教要做的两件事。」(《转法轮(卷二)》)

再比如,当我试图从术数的迷宫找到一条改变人生道路的出口时,那么多的变量令我无所适从;而现在,一切变得如此简单和清晰:多行善、少作恶,多积德、少造业,就什么都有了。

最重大的发现在于,我终于明白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转法轮》说:「我们看人的生命,不是在常人社会中产生的。人的真正生命的产生,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所以人拥有生命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当人而当人,而是在人的这个迷的空间中,通过修炼返回人的先天本性和先天来源的地方。《转法轮》整本书,讲的都是如何修炼的道理。

短短几天内,整个世界在我眼里全部变了样。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我不但相信宇宙存在着佛、道、神这样的高级生命,更体认我们每个人只要想修炼,就都能达到佛、道、神那样的境界,以更加美好、更加永恒的方式存在。

这个过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不过是不断去掉自己不够好的思想和执著,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不断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做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转法轮》)。

我终于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了。多少年寻寻觅觅的东西,原来全都在这里!

当我第一次合上这四本书,两眼木然盯着眼前计算机屏幕上起起伏伏的股市行情时,我内心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我本能地感到,虽然我已知道「天上」的事,但我在「地上」这个泥潭待得太久了,如果我不立刻将这四本书再看一遍,说不定又被拉下水了。

我一秒钟也没敢停留,再次将《转法轮》打开一口气读完合上最后一页时,我的心终于安定,不再有危机感。我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我确知我是来干什么的了,我是来修炼的,而且我确信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拉下水。

● 修真善忍去执著

合上书,我立刻抓起电话打给妹妹,问她北京哪里可以找人学炼法轮功。她说各大公园都有炼功点义务教功,让我自己去找。

我找到天坛公园的炼功点,教功果然是免费的,五套动作也不是太难,四套动功,除了第二套站桩是根据自己能站多久就站多久,其余三套各用十分钟就可做完。另外一套静功就是打坐,也是看自己能坐多长就坐多长。炼功没有什么方位和时间的要求,何时何地都可以炼,不一定要去炼功点。有时间多炼,没时间少炼,自己掌握。我在炼功点上跟着其他人比划了一个星期,就全会了。

动作对我而言,只是修炼法轮功的一小部分。《转法轮》说只练动作不修心性的人不算真正修炼人,也就是在思想境界上对自己的要求更重要。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彻底改变,拥有全新的生活目标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对自己的要求和生活方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

说起来似乎很玄,做起来却很具体。

比如炼功后没几天,有一天先生煮好面条,我帮他捞面不小心洒了一地,他揶揄:「怎么那么笨!」话音刚落,他立刻紧张地看着我,以为自己又闯祸了。

前面我曾谈到,产后因医疗事故,我的身体糟得一塌糊涂。疾病毁了我的身体,也毁了我的事业,更毁了我的生活和心情。

我住院很久,天天扎点滴扎得手背满是针眼,像筛子一样,血管全变形,都找不到地方下针了;医学上对付C型肝炎的最后一招――打干扰素――也用完了,病毒还是阳性,医生也不再坚持让我住院。

出院后先生陪我回单位报销药费。从同事那里,我得知跟我一起分到单位的那几名研究生要么已被提拔为局级干部、当了代理市长,要么出国、分上房子、评上职称了;只有我,这一病什么都耽误了,除了每月领一点基本生活费,什么都没我的份。

回家的路上,我闷声不响呆坐车上。先生看我情绪不好,一边开车一边安慰我,你看街上的花多漂亮,为什么不开心点?

我将头扭向窗外,眼泪却夺眶而出。想起人们都将女人比作鲜花,而我这朵「鲜花」呢?还没来得及完全绽放就雕谢了。从小到大,我什么事落在别人后面过?现在回来报销一点药费都得看人脸色,成了人见人嫌的累赘!

有一天,我告诉先生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单位领工资,先生顺口说:「那你别吃饭了。」

我岂不知他是开玩笑?但我立即掩面悲泣。与其说他的话刺激了我自伤自怜和争强好胜的两颗心,不如说我是为未来的无望而哭。

为了治病,我看了很多医书和医学杂志,「自学」没让我「成材」,反倒让我觉得自己已被判了死刑,只不过是缓刑十年八年:文献上说,C型肝炎这种病毒刚被发现,目前连从血液中分离、提取都做不到,遑论研制直接抑制它的新药;且C型肝炎还有个特点,比别的类型更容易转为肝硬化、肝癌。

我哭了好几天,先生好不容易才将我「哄」转过来。从那以后,他变得非常小心,唯恐一句话说不好再惹我生气。但我的心情总是很坏,所以他是常常戒惧恐惧,因而这时说了一句「怎么那么笨!」,才会紧张地担心会不会又招来好几天都散不了的阴云。

我的第一反应确实是想将手里的碗扔下就走。但不到一秒我便想起自己已是修炼法轮功的人,炼功人要做到「真、善、忍」,当然就不能发脾气;不但不能发脾气,还要无条件对别人好,要心胸豁达――再说他本来就没有恶意。

虽然有些困难,但我还是对他笑说:「谁让你找了个笨老婆」,然后我不动声色将洒出来的面条收拾好。先生在一旁像看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暗暗称奇。

《转法轮》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炼后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许多以前看似简单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情,现在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我以前岂不想对先生好些?可是每当我向他发脾气、使性子时,我就是管不住自己,只能发完脾气再去恨自己,陷入恶性循环。

● 脱胎换骨

我还记得炼功后不久,赶上公司申请第一批中国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投资顾问公司资格,要报五个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名单上去。批下来的话对公司对这五个人都是很大的荣誉——「中国首批」啊。顶着这头衔在这行准够吃一辈子。公司领导通知准备报我上去。

我按时准备申报资料。多日后突然听同事说,五人早已报上去了,不但根本没有我,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为什么把我取消都没有通知一声。

若是以前,我不知该多么不平衡,就算不去找公司领导理论,也一定要憋很久的气。可是这时《转法轮》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是你的东西丢不掉,不是你的东西争不来;炼功人求的是心性的提高,是怎样把不好的执著心去掉,而不是世间的「名」与「利」。

想到这里,我很快平静下来,照样兢兢业业工作,不再挂怀。先生很快就发现我真的变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我的性格和心境的确判若两人。我的情绪不再大起大落,看世界的眼光也不再悲观,更关键的是我获得从未有过的开朗和大度,不但没有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烦恼」,还能在先生烦恼时开导他――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

先生告诉别人,世界上的书多得看不过来,但真能改变人的却很少。《转法轮》这本书改变了我妻子。了不起,就算只改变她一个人,也是了不起!

修炼另一个副产品,是我的身体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炼功后一个多月,单位为职工做年度体检,检查结果,我的各项血液指标完全正常,四年多都治不好的肝炎就那么不翼而飞了!

这项本来足以让我欣喜若狂的结果当时却没有令我激动,因为这早在我意料之中,我知道修炼第一个效果就是祛病健身。与我思想和心境上的收获比起来,身体上的变化反倒不足为奇。

有一次女儿发烧我带她去医院打针,看到医院形形色色的病人,一个个痛苦不堪,自己却能挥别那种痛苦时,突然懂得什么是基督教所说的「感恩」。要知道,我以前可是这里的常客啊,今后我却永远告别医院!病得死去活来的日子,像上辈子一样遥不可及,让我真切而恍惚地感觉,我已是隔世为人。

● 一院奇花

修炼如此具体而抽象,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然而我的内心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宁,也体会什么是佛家所说的「大无畏」、「大自在」。我想「大无畏」就是明白真理后的智慧所带来的勇气和理性,而「大自在」则是抛弃不正确的追求、执著和自私自利、患得患失之心后所获得的轻松和美妙。

我慢慢汇入了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一起修炼的人。我们互相之间有称「功友」的,有称「同修」的,也有就「张大妈」、「王大姐」互称名字的。我去的那个天坛公园的炼功点大约有六七十人,天天早上公园门一开我们就进去,也没多余的话,走到炼功的地方打开录音机就开始炼。时间多的一直炼完五套功法才回家,时间少的也有炼一半就走的,一切自便。

我到炼功点炼功不久,辅导员,也就是自愿出来张罗炼功点的人,介绍我参加一个「学法小组」。所谓「学法小组」就是住得靠近的人凑在一起,每星期聚到某人家里一次,一起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并讨论修炼心得。

我只去了「学法小组」一次,便没再去过了,主要是晚上要陪孩子写作业,时间安排不开。但炼功我尽量争取到公园去,虽然其实也没时间跟其他人讲话,但心里明白彼此都是修炼人,都是信仰「真、善、忍」,都在力图以无私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就觉得毋须赘言,大家都是一家人。在社会其他地方需要担心或防范的事情,这里都不会有。大家都在「修心性」、「去执著」,也就是在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去掉思想中不好的东西,在一起交流也都是如何提高自己和对于修炼的新认识。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的社会和时代,这里仿佛一片真正的净土。

除了炼功,我唯一参与的是周末的「弘法活动」,也就是到还没有炼功点的地方集体炼功,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那时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有时是偏远郊区,骑车要一两个小时,有时就在附近。不管刮风下雪还是酷暑高温,只要说好了,我们就一定会去。

有一个周末,我们去了邻近天坛公园的方庄小区购物中心。据辅导员说那天只通知天坛公园那一片的炼功点,可是来的人将购物中心前的一个足球场都占满了,至少好几千人齐刷刷地炼功,足球场四周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法轮大法义务教功」的旌旗随风飘扬,围观的、询问的、现场学功的,场面蜂拥颇为壮观。

到了1998年夏天,由于工作业务的关系,我需要不停变换上班地点,除了周末不能每天去天坛公园炼功。我打点了一个大包,装上打坐用的坐垫、录音机、炼功穿的便装,每天早上六点以前就坐上头班公共汽车来到工作地点附近,找个稍微僻静的地方炼功,炼完功再随便吃点东西上班。

很快我便发现,不管上班地点换到哪里,我总能在附近找到法轮功的炼功点,有时候有好几个,我还可以在几个时间不同的炼功点中挑选适合自己的。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四大「坛」公园,分别位于北京城的南、北、东、西四个方位,我在其中的三个「坛」都炼过。再后来我发现当我乘坐头班公共汽车驶过安静的大街,不论是路边的街心公园,还是大商场门口的空地,抑或稍微宽敞的人行大道,都有或多或少的一群人在炼法轮功,有时几乎隔不了一百米就有一群人在炼。1999年春节我回四川老家过年,发现家乡的情况也是如此。

柔和的音乐、舒缓的动作、鲜艳的法轮大法旗帜、风雨无阻的炼功人安详的表情……,这一切构成中国大地清晨的一道亮丽风景。身佩法轮功徽章的法轮功学员像是「一院奇花」,开遍了中华大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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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一次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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