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32周年---如果没有学生运动,中共是否能够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写在前面:
六四学生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是以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实行公有制改造,各种反右权力斗争以后,中国饿死几千万人,国内积贫积弱的背景下,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打倒了江青为首的毛泽东家属及御用文人,夺取了继任者华国锋的权力,事实上建立了第二共和国。开始”拨乱反正“,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在八十年代,全国乃至全世界对中共的信心和善意都是空前的,所有人都相信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能够真正走向民主政治,或者说首先真正实行中共建国初期设计的一套民主制度,首先在一党制的基础下落实民主监督,为以后多党轮替做准备。然而胡耀邦的罢免,“426社论”的出炉,到最后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使得很多知识分子和自由派清醒:原来中共还是那个中共,以暴政独裁进行统治的政权。

六四学生运动的前因后果和背景很多书籍都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相信很多朋友也十分清楚。本文重点从各类书中记载的史料和观点来假设,如果“六四”并未发生,中共的政治改革之路是否能够走下去,或者说是否由于学生运动使中共彻底无限期搁置了政治改革。历史当然不容假设,但是过去四十年并不久远,资料充足,可以通过分析各个人物的政治倾向来一定程度预测结果。相信不少朋友在熟悉这段历史之后有更加清醒深刻的认识。

本文主要面向对那段历史认识不深,或者还在找寻答案的朋友,帮助他们分析,故语言较为浅显,加上写得比较仓促(工作太忙啦...)难免出现一些漏洞或者感性描述,如有需要补充的或观点错误欢迎指正。

邓小平其人:

要想搞清楚关于文革以后中共的改革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背后拍板一切,决定权最大的人。总所周知,中共在第二共和国建立以后,实行的是“中共八元老投票”,邓小平“拍板”的政治体制。胡耀邦,包括后面的赵紫阳,江泽民在明面上是总书记,实际上在八元老死前,或者邓死前,是实际的执行者,政策的设计者。所以邓被称作“总拍板师”而非总设计师。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其回忆录中”三峡是怎样上马“一章写道:周恩来评价邓是个”举重若轻“的人。毛生前一直想要修三峡大坝而不肯罢休,最后是张爱萍将军以”不能建造一个战争目标“为由而被说服作罢。但邓对张爱萍的回应是”他胆子太小“而力主上马三峡,最后拍板。这里可以看出,邓实际在一些方面比毛更加强硬的政治家。文革中被人令儿子致残,导致当时70高龄的邓每天为自己儿子擦拭身体,照顾起居。李锐描述说当时不清楚邓心里是何感受,但从后来可以看出,在文革结束,对江青等人处置的问题上力主杀头,而在各位元老力谏下作罢。对毛的后人也是极其冷酷,致毛与江青的女儿李讷在街边捡拾菜叶,苦求能否继承一小部分毛主席稿费改善生活而被邓以国家财产而冷酷拒绝。

在决定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任用一批懂得经济的官员,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当时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中赵紫阳和万里更是在当地发展责任承包制而被民谣歌颂”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赵紫阳“。

是什么原因导致胡耀邦,赵紫阳下台:

而胡耀邦是一个公认的没有什么城府,为官清廉,对知识分子较宽容,在文革结束平反冤假错案,讨论真理检验标准,都是他力主解决的。他主张民主,打击腐败,而当时经济改革开始后在已邓为首的元老子女纷纷下海,产生了权贵资本。而胡耀邦打击贪污腐败,势必动到了元老们的家眷,借用八元老之一的李先念说:胡耀邦把我们搞得人人自危!加之胡本身不擅长权力斗争,所以他的结局就注定不会善终。

而彼时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台上依然是八元老执政的时代,由权力来推动经济,必然他们的子女会率先嗅到商机,以权力的优势来获得极大的利益,从而成为那些”首先富起来的人“。所以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这些权贵十分不满,出现了一些抗议。胡意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要有政治体制的保证,否则只会产生出贪污腐败和权贵资本。事实上从今天来看,胡的预测非常准确。然而胡只是邓的手下干将,更是其他元老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怎么可能让他进一步削减他们的权力,而邓,更是对”夺权“嗅觉极其灵敏。先前说过,胡的性格和举动决定他的悲剧,加上对当时”六八学潮“的温和处置,实际上引发了邓的忌惮,害怕又像毛时代一样被发动群众推翻下台。所以邓召集了各大元老讨论了废胡的决定。其他元老当然一致欲除之而后快。获得肯定后,为了将此时影响降低到最小,于是派人向胡耀邦转达意见,希望他能自行辞职。

此时胡耀邦早已明白,自己无论如何都再也无法回到权力的中心,自己没兵没实权,生死从来都是邓的一句话而已。所以胡耀邦提出了辞职。

在胡耀邦被罢免和去世以后,赵紫阳接替胡继任总书记。赵和胡的共同点是:都曾是邓手下搞经济得力的干将,但赵比胡处事更为圆融,手下更是有鲍彤等一众能力出色的智囊。很多人认为赵和胡一样,力主党内政治改革,想要打破共产党一党专制。但根据当时他人包括赵本人的回忆录,没有看到具体体现,直到被软禁后期,在失去所以权力和自由,独自思考和观察之后终于明白要想拯救中国,只有议会民主式的政党交替制度。在六四事件后他被罢免,赵直到死也没有承认错误,成为中共历史上少有的被罢免后没有做过检讨的总书记。

关于赵被罢免的经过,各类资料书籍很多, 不再引用。但最直接的导火索依然是犯了邓的大忌:同情学生,主张温和处理学生运动,让邓感觉到大权被夺的危机。

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共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从胡耀邦,赵紫阳相继被罢免,可以看出的是,邓虽然主张经济改革,但对政治体制改革,从来都是十分保守和警惕,一旦触及到中共统治或者说他个人的统治,必然辣手扼杀。而对学生运动的观点,依然是文革时期的看法, 认为是被政敌煽动,目的是颠覆政权的动乱。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在眼里,而是通过观察对学运的态度来判断官员是否忠于自己,只要表现出同情,便坚决地撤换。

学生运动的发起,可以说从过程到结果可以看出,根本没有所谓党内势力的煽动,而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抗议官员腐败为导火索。否则不可能呈现出后来谈判时的意见不一和各种乱象。而以邓为首的中共八大元老的眼里,从来没有把不掌握兵权的学生放在眼里,更不用说一些人认为的学生运动导致中共高层对政治改革的停滞。如果没有学生运动,赵没有被邓罢免,政治改革也不可能顺利推行。因为邓一开始发展经济的前提,从来都是坚持中共绝对的领导权。

有的人说,那么先不要一下换成多党,落实党内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不可以。我对此看法依然是不可能。中共建政之初的本质,就是依靠掌握军队暴力夺取权力的政权,事实上的军国政府。无论如何改革,只要军权在谁手上,谁就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权力的反噬作用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而任何人一旦拥有了党内最高的决策权,是绝对不可能让出的,所以期待明君出现的”圣君情节“完全没有意义。

最后想引用一下在党内一手考察提拔了“第三梯队”,长期从事党内干部考察的李锐的一句话:

”人有了权以后是会变化的,这样的人我接触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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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1-06-05

4 个评论

ollapse"> 不能,支性使然。
大概不行 抗争了尚且如此不抗争更没戏

党国不希望中国人认识到的一个事实:六四其实多少改进了后来人们的境遇
(所谓的用发展换稳定) 今天这个效力已经没有所以党国可以放心的不忘初心
zc227190 新注册用户 (待解除)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走向民主宪政的改革是不可想象的。他确实考虑的是一党专制之下的富国强兵。这个党对权力的迷信、迷恋是极为病态的,这是列宁本人的首创。他多次说过,布尔什维克绝不能同人分享权力,他对专政的定义就是:“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暴力而非依靠法律的政权”。所以当今中国领导人宣称,决不搞司法独立,说明他是真正坚持列宁主义的。毛学列宁,宣称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这就把取得权力当成了目的,权力本来是服务于国家、人民的,而现在人民与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于权力,这是本末倒置。共产党不能让权,这是邓的底线,可以说是共产党的遗传病。不过,中共与苏共还是有区别的,布尔什维克武装暴动推翻合法政府,一掌权就立即建立秘密警察,所谓契卡,什么民主自由,免谈。而中共有一个漫长的夺取权力的过程,直到它掌权之前,嘴上从没少说过自由民主,比如像这种话:“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这话是谁说的?它是毛泽东1944年6月13日答中外记者团时说的话。赵紫阳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和毛当年的诺言并无差别,却惨遭整肃,高墙圈禁十几年。邓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也和他文革中的遭遇有关,但他不能像赵紫阳那样,把个人遭遇同他所信奉的这个制度联系起来,看清共产体制内人人自危的局面,是这个体制的应有之义,所以他不能认同赵要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而是习惯于走老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以至调动军队,对付平民。六四开枪后的第一个定性是反革命暴乱,这就清楚说明,在镇压派的心目中,学生市民都是阶级敌人。

邓小平:中国不允许乱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

  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估计形势,要看到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学生是拥护改革的。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
  台湾集中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
  当然,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
  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


注意一下时间,这时候胡耀邦都没去世。
你还指望这样的人能有多大动作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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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族的概念終究會不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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