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始末
陈毅的暴论
三年来，由于上海人民不断的努力，上海已由一个依赖帝国主义经济而生存的城市，改变为不依赖帝国主义经济而独立发展的城市；已由一个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服务的城市，变成为人民、为生产服务的城市了．上海已大大清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遗留下来的污毒，开始走上正常而健康的发展道路．
市长陈毅，上海， 1952.5.28
李德胜的由来
1947 年春天胡宗南对延安发动了进攻，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化名李德生逃跑。但到了当年8月，毛泽东的部队就在沙家店进行了反击并歼灭了胡宗南突进的两个旅，7个月后又在宜川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第 十九军剩下的 2.8 万名士兵。这为毛泽东越过黄河、将革命传向全中国打开了道路。
共军鼓励献忠行为
该报告汇报了中共在攻占了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后所出现的过火行为一
人民解放军鼓励城市里的暴徒攻击私人住所并处死城市精英。
南下干部们
中共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要训练 部来接收华中、华南地区的城市。1948 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告诉东北局，必须建立“大党校、大军校”以及一个大学来训练从事城市 作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 1948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西柏坡（中共临时的衣村总部）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一项决议，要求为新解放区训练三万到四万名干部。两个月之
后的 11 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了“从济南、淮县及徐州职员工人中抽调大批比较进步的人员进行短期政治训练，准备将来接收“南京、上海、杭州与其他城市。 中共华东局已经为这一任务做好了准备，一个原因是该局想要从希望升职的 十多万名老干部中提拔 部分人上来，另一个原因是该局已经招收了许多已经急切盼望南下的产业工人与青年知识分子。
1948 年秋，中共中央认识到接管城市所需的干部在数董上仍然不够。毛泽东自己向第二野战军与第 野战军发了一封电报，命令其司令员停止一切事务，”三月仍须整训，井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井管理大城市。…… 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 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了一份《中共中央关千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的
决议》。这些干部中的一万五千名将由华东局训练并在 1949 年3月之前集合。华东局随后于12 月25 日决定，将从山东的三个地区招收所有这些干
部。鲁中南区负责挑选和准备 4,430 名干部来接收上海、浙江与福建。
中共中央在 1949 年新年时宣布，挺进江南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随后将会 即进行干部挑选工作并进行预演攻击。挑选山东解放区的主要标准是“为南方挑选强壮的干部，让身体虚弱的干部留在家”。“南下干部“很快就成为“老革命”的同义词。南下干部并不愿意进入江南地区。许多山东人过去在上海做过苦力。他们返回家乡时都抱怨江南地
区气候潮湿、方言奇怪、当地人既精明又瞧不起农村人、食物糟糕、扬子江 角洲还有许多毒蛇。
1949 日，鲁中南区党委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县都召开为期两天的动员大会，并上交了一份南下干部的最终名单。一周后这些南下干部在台儿庄集合，学习了解他们将被分配去的地方的情况。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杨帆率领六十多名干部（包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到淮阴搜集情报并在上海进行“策反＂。除了向准备进入上海的中共干部发放印刷资料，淮阴工作队还组织了干部来分析由上海地下党送回的军事和民事情报，随后准备了介绍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情况的详细材料，并印刷分发给“解放干部“。有关上海的材料题为《上海调查材料》，共有二十六卷，在 1949年4月末完成。
沦陷前夕
4月20 日，上海市区的人们从下午 点起就开始听到了中共部队的炮火声，而且炮声变得越来越密集，这一开火比中共规定的和谈最后结束时间提前了七个小时。”当中共部队于 20 日开始渡江时，负责防御南京的江阴要塞国民党将领却命令他的部队停火。一名忠千蒋介石的青年军官从背后射伤了这位将领，但此时已为时已晚：人民解放军已在长江南岸登陆。中共军队现在面对的是国民党 22 个军共 35 万人的军队。其中 14 个军布置在南京到上海之间的地带，”这种布置很明显地表明，汤恩伯的主要意图是要逃跑。., 当中共东线集团军的 35 万名士兵占领了从靖江到上海之间这一地区时，在浙江到安庆地区一带为数 30 万人的中共部队则越过了八十英里长的长江战线向腹地推进，同时另有 24 万人的解放军部队穿过了安庆到芜湖二十五英里的地带，兵锋直指青阳。 4月23 日夜与到 24 日凌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到 25 日，针对已经退入上海到杭州之间江浙口袋地区的汤恩伯 30 万国民党部队，中共的部
队已经“迅速闭合了陷阱＂。当时陈毅的部队故意绕过了上海，转而夺取了距离 海西南只有 53 英里的嘉兴。这使得沪杭铁路与苏嘉铁路都落入了中共手中，切断了正在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最后 条南下铁路线。 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上海警备司令钱大钧坚持要誓死保卫上海。
逃难者们
来自衣村的难民塞满了通向城市的道路，直到这些道路不能通行为止。一些人自己带着小袋的大米；其他人则抢夺他们可以找到的所有东西：“一辆装着某位小市民储藏的五袋大米的轻型卡车，被塞在了外滩一头的外白渡大桥上。在汽车能够开动之前， 一拥而上的乞丐刺破了每个袋子，并用帽子、口袋，甚至用手盛走了他的大米。,, 4月23 日上海进行了军管，并从晚上 10 点开始进行宵禁。装甲车守卫着主要桥梁。汽车司机儿乎在每个拐弯处都被带着刺刀的士兵停车盘问。
黑警在行动
在上海警察部队内部，中共地下干部已经开始为接收做准备。尽管当时国民党严密监视警察的“督察处”的特别系统已经逮捕了五十多名的警官，其中至少有三名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地下党成员，但在总数超过二万人的上海警察中共有十九个中共党小组。
1930 年代末开始，中共就已经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上海市警察局与上海市的上海警察局中建立了有组织的小组。…抗日战争为中共党组织的扩张提供了机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上海警察部队中共有大约四十名中共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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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共的地下工作非常机警，但是占领上海的日本宪兵十分怀疑与之合作的伪警是否可靠，他们误以为伪警们仍然忠实于曾领导过上海市警察局的西方人。千是日本人经常要求他们“铲除英美思想”。到了1944 年，有两千多名警察从伪警中被清洗出去。被清洗的警察中有一些是共产党人，这些人离开警察队伍之后就离开上海加入到新四军或是八路军队伍中。但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在上海警察部队中的一个前线组织仍然有二百名成员。
…
中共不仅招收新的党员，还与上海警察部队中党外的中共同情者或同路人保持密切联系。当时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处督察长陆大公就是这样一个人。陆大公既不是国民党党员、也未参加帮派活动，更没有什么“靠山”。这种背景令陆大公在上海警界领导人的更迭中地位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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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邵健与中共警察局党委的指示，上海警察中的五百名共产党员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任务：与全上海各区党委联系、并准备在共产党人到上海后动员超过两千名的“外围积极分子”以支持上海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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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与朱德于4月25 日发布《约法八章》（这后来成为上海市新政府的章程）后，中共上海警察局党委在邵健的指挥下立刻投入工作，印刷了大量《约法八章》并寄到国民党警察与特务的家里。
上海沦落
虽然汤恩伯将军在这天早上举行了一次胜利集会，并检阅了各种声称“我们将奋战到只剩下最后 滴血、上海将是共产党人的坟墓”的大海报，但是到了下午人们就已经看不到他的踪影了。
…
到了5月24日中午，陈毅麾下的年轻士兵们已经抵达了上海西郊和市中心之间用木头做成的马其诺防线一外国人将其戏称为“尖桩篱笆”或“ 海长城" (Great Wall of Shanghai) 。“国民党军队排成长长的纵队、开始沿着大路向法租界撤退。各个警察局前都停满了卡车，大批警察及其家属大包小裹地爬上卡车、急急忙忙前往停在吴凇的撤退船只。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人撤退时，上海家家户户都挂出了国民党的旗帜，因为根据某条法令，这 天是“胜利庆祝日”。”人们在街上行走时会有这样的印象－—－一座大坝坰塌了。
…
全面掌权之后，陆大公与代理市长赵祖康通了电话，后者建议他尽其所能维持上海的秩序。陆大公立刻宣布宵禁。他的第二个行动是派遣警备科官员与肖大成一起到机动车队确保这个准军事机构处在中共控制之下。一些中共特工在夜里进入警察总局来协调接收工作。中共建立的管理委员会也在每个警察分局开始运作，他们降下了国民党党旗并准备挂上投降的白旗。 50 陆大公还向各分局局长发布命令，在接待前来接收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时要高举双手、大喊“投降”。
外国人的观察
征服者是一支由青少年人组成的部队。那一天，当时才 12 岁的小女孩索菲娅·所罗君 (Sophie Souroujon) 被她的白俄父亲警告说，当部队经过时不要从窗户向外看，因为这些可怕的共产党人也许会出于敌意或好玩向她开枪。但是家住莫里哀路（今上海香山路）的她忍不住好奇，轻轻撩开了她家的窗帘向外偷看。令她吃惊的是，她看见的是一群穿着草鞋、武装不齐的孩子，他们表情严肃地沿着她家门前的大路前进。
菲律宾驻上海总领事马里亚诺·埃斯佩拉塔 (Mariano Ezpeleta)有类似的反应：
我原来预计要看到凶神恶煞、饱经风霜、气势汹汹的士兵，他们十分蛮栈，态度上粗暴、刻薄而好斗．我还预想他们会吹毛求疵，至少会象土匪一样斜戴着钢盔，腋下夹着冲锋枪，腰间扲着手枪，口袋里的手雷晃来晃去，身上挂着一排排子弹，嘴里叨着刀子．但是我错了．他们就在那儿，那些共产党士兵绝大多数都是十几岁、一见人脸就红的年轻人，体形与男孩子差不多，步态犹豫；另一些是来自农村的乡下人，正在尝试沉稳地一步一步前进．他们在大路的十字路口上，随意端着卡宾枪，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很明显对这座城市华丽而宏伟的建筑十分好奇．人们很容易把他们铸当成来自农村地区的、好奇的军校学生，正在学习进行警戒的基本知识。
登堂入室的匪谍
在杨帆被任命为警察局局长的同时，潘汉年也正好完成了他在香港的安全工作并返回了上海。这位相貌堂堂的前共产国际代表现在已经四十六 岁，回国后他在 1949 年与 1950 年初担任了许多职务，其中包括上海人民政府副市长与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人，并陪同他的老朋友和诗友陈毅在 5月28 日登上了礼台一陈毅作为市长接过了上海的钥匙。潘汉年的声望让上海的资本家们十分放心，这些资本家认为潘汉年“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得体、风度翩翩。他没有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狡黯与威胁性的气质。”的潘汉年精通上海话，态度诚恳随和，与商人金融家（其中许多人是他身为广东银行家的岳父的朋友）相处融洽，这些都使得他看起来是领导上海统一战线与安全工作的最好人选；而且许多人认为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市长。相较长着一双“凶眼”、外表冷酷、看起来象一个强壮匪徒的陈毅，许多上海资本家都认为潘汉年更为可亲。
清理低端人囗
中共认为社会无秩序的典型代表就是上海混乱而吵闹的交通
1927-1945 年国民党接收上海的时候也出现了同样的混乱。马路因为小摊贩的货摊而拥挤不堪，水路也被各种船只堵塞，因此中共不得不强制
执行交通秩序。 在公安局、警备区、海关等部门的领导下，各个专门的交通管制站强制执行了新的水陆运输规定与条例。与国民党的警察接管工作相反，共产党十分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宣传；第二，将摊贩组织成各区马路联合会。7月11 日，在天蝉舞厅召开了整个上海市的马路摊贩联合会会议。经过全体投票，该次大会决定登记所有摊贩，向他们颁发许可证在指定地方营业，并组织各种卖主小组来定期巡视情况。同时还将摊贩的总体数蜇削减了将近 ，只剩下约 8.4 万人，此外还制定了各种计划来规范和减少人行道上非法货亭的数量。
人民警察与管制游民
解放后，上海的警察拥有完全自由的权力来羁押与裁决各种罪犯。他们可以进行对小偷、赌徒、妓女、皮条客、鸦片吸食者、游民进行大规模的“管理性“围捕，并在长期禁闭期间对这些人采取了“非刑事犯罪”的改造措施。 虽然上海的警察立刻就开始行使自己这些新权力，但是第一波真正的围捕是在一次上海人民“各界群体”代表会议之
后进行的，这次会议采纳了民政局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作为“冬季赈灾计划”中遣返难民的一部分，要对所有乞丐、小偷和扒手进行“收容并改造“。 1949年12月12 日夜里公安局开始执行这一命令。
在之后的三天中，超过五千多名乞丐、扒手被送往“劳动生产教养所”。 在这些人中， 3,700 名适合从事劳动的“流氓”被挑选出来接受“改造“。绝大多数被收容的人都愿意这样，因为他们可以获得食物并有地方睡觉。但其他人并不情愿，因为他们是被强迫的，并担心会被送往台湾作战或被送往东北去开荒。他们的看押者向他们解释说：“人民解放军是光荣的人民武装，非常壮大，不要游民去打台湾。……东北需要人才，但需要的是专家和技术人才，也不要游民。”这些被羁押者因为自信自己是懒散无能的，所以这才放了心。
扒手这个制造城市各种小苦难的源泉，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公安局的新行动是逮捕了几个扒手，将他们带到公安局，记录他们的重要信息，之后向他们宣传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行为得当。当这些扒手说他们愿意悔过自新后，他们会在一张悔过表格上填上他们的名字并注明将会放弃罪行。这些扒手总是一回去就从事他们的老本行。显而易见，警察通过检查这些扒手的悔过表格就会列出 个最恶劣违反者的名单。当这些人被再次抓起来时，他们会被审讯并受到严厉的威胁；最好的合作办法就是提供关千各个区域扒手活动的信息、招收与训练新手的方法等等。作为扒手群体的改过“头目“，这些扒手被要求召集其同伙开会。当其同伙到达后，一位警官拿着扩音器宣布政府要对他们进行一项特殊训练。虽然这些扒手认识到被抓就意味着坐牢，但是由于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被押进一个羁押中心。他们被分为小组进行下列“训练”：认罪，写自我经历，接受社会主义基础教育，唱歌，发言，自我批评，审判。当训练结束后，他们被送回家。由于警察现在已经了解他们所有的一切，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扒窃。而那些又重操旧业的人则被逮捕并被直接送往远方的劳教所，此后再未露面。当这一打击在上海全市展开后，扒窃活动立刻终止。
政府打击的另一个欺诈活动是人力车夫对在上海北站下车的旅客的抢劫。这些强盗的头子是一个名叫刘守礼的人，他有两个流氓当副手，将这些人力车夫组织成一个诈骗团伙，专门诈骗刚刚到达上海的“土包子”。 1950 日，一位来自安徽名叫卢劲挺的旅客在北站下车，他带了 270 万元来治疗他的一条伤腿。不幸的是他挑了由刘守礼拉的人力车，后面跟着另一辆人力车。刘将卢拉进了山西北路的一条小巷．在那里他与他的两个同伙打劫了卢。由于这次抢劫的数目是如此之大，公
安局北站分局坚持将这个案子追查到底，井在两个多月之后逮捕了刘守礼和他的两个副手。人力车工会十分感谢警察的介入，声称这让工会成
员今后可以平平安安地做生意了。
垄断暴力
中共干部来自上海以外的地区，并不了解当地情况，而“旧人员”又经常因为与上海犯罪分子有着各种社会与经济的历史联系而睁 只眼闭一只眼。在 6月到 12 月的 7个月间．上海发生了 737 起武装抢劫案件：一些匪徒是穿着西装、打劫歌舞剧院
的持枪歹徒， 些是内河的强盗， 些是假装成中共军官或者公安人员的国民党前士兵与特工。他们中的一些，例如由刘吟秋在太湖沼泽地区率领的一个组织，是国民党特务与地方匪徒合作成立的；许多匪徒都有机关枪。 但是在民众的帮助下，到年底公安局已经将这 737 件抢劫案件中的 665 件设法破获或解决，逮捕了 1,667 名打劫者，并收缴了大量枪支弹药。
对这种土匪活动的根基一~退伍士兵和难民— 同时进行打击也很重要。 1949 13 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命令前国民党士兵和游兵散勇到上海几个集中点进行登记自首。那些拒绝登记的将受到惩罚。在接下来的 个星期里，包括一名将军、十名少将、十七名上校在内的 7,832人自首。另外还有三千名前国民党士兵也进行了登记。他们上缴了武器并被送回他们原籍地从事社会生产活动。 同时从 29 日开始，数万名贫民窟居民与难民被遣返回他们的老家。
镇压境外势力
1949年5月29 日，为了指挥对土匪与散兵游勇进行的扫荡，中共建立了吴凇上海警备司令部。这 一扫荡运动面对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与国民党秘密特务组织有联系的徐同、简汉雄、陈大同、康艺均等人都已经聚集了许多无业游民、游兵散勇与地病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很快被逮捕，但是其他组织仍不断形成。
根据中共发布的消息，这些组织包括了前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组”，这是 个由焦建和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戴笠建立的前半军事性的、由吴子宾（音译）领导的交通警察总局地下分支：毛森掌握的、由上海警察构成的特工组织，其中有一个专门进行暗杀与破坏活动：“江浙皖特别敢死队”的 个分遣队，由蒋经国建立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前司令陈毓庆领导。 此外还有许多单个的间谍，例如范庆熙被命令建立新的间谍网、从解放军驻地与警察部门搜集情报、汇集人民政府官员的住址与证件号码、刺探钢铁厂地址，以便进行暗杀活动、空袭与工业破坏。
中共领导下的新公安局一建立起来，中共政权就以军管会的命令宣布反动组织违法、所有特工组织必须解散、其非法武器与无线电台必须上缴。 《申报》生动描述了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中共是如何抓获了 1,499名国民党间谍、并缴获了数百套电台与枪支弹药的。一些特务是国民党撤退时留下来的，一些是来自仍被国民党控制的台湾与舟山。准备刺杀陈毅的刺客被逮捕，许多执行各种破坏任务一抢劫银行、杀害战士与警察等一的国民党特务也被抓获。
1949年6月6日上海军管会发布一项公告，勒令解散所有国民党特工组织。 但是当局相信国民党特工会继续尝试制造混乱，以此来实施他们制造“奇迹来挽救他们走向灭亡”的计划。 报纸随后列出了许多持假文件、武器与其他犯罪物资前国民党军官或秘密特工被逮捕的案例。
因此，在 6月29 日早晨4点，军管联合办事处对全上海的嫌疑场所发动了一系列“行动”“捕搜匪特和散兵游勇＂。他们成功逮捕了 317名国民党士兵和秘密特务，搜缴了大批武器与手枪。第二天进行了更多的突袭，又有 328 名颠覆者被抓获。审判完这些人后他们又抓获了六千多名“匪徒特务”。 1这些逮捕以及随后的公开处理，在上海给人们制
造了这样一种感觉：敌人到处都是，持续保持警惕是非常重要的，你的邻居很可能就是一个间谍。当然这种态度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并
导致那个可怕时期出现了许多莫须有的指控。
浦东当年
浦东这个位千上海外滩黄浦江对岸的贫穷衣村地区，是敌对力量的温床，就像几年前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所面对的情况一样。浦东反抗者的领导人是朱石山，此人曾是戴笠军事统计局第二处副处长。朱石山在上海解放后不久被俘，但很快被释放，他随后到浦东组织了一支抵抗共产党的部队。但这一努力毫无成效。
…
由于部队与干部联手进行了军事扫荡行动与群众政治动员行动，一个联合的剿匪司令部因此成立。武装的工作队被派往地方各个区，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发动对“余匪”的政治攻势，另一个目的是要通过帮助农民秋收来提高衣民的福利和教育文盲等。在进行这一活动的同时，工作队还在三十三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 10 月底，一支军警联合部队击败了“海北民众反共纵队”与“东南国民救亡军”，这些组织据猜测都听令于国民党保密局、而实际上由浦东四个匪首指挥。 11 月末，国民党
军队的残余或投降，或退到海上与在浦东和杭州之间横行的地方土匪和海盗进行联合。
镇反终临
1950年7月23 日，总理周恩来发布了使用终身监禁或死刑来镇压反革命的一系列命令。 这些命令在 1950 年10 月举行的 一次大会上得到支持，该次会议 布过去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太过宽宏大置。 1951年2月20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 21 日该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发布。 随后开展的这一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 上海，这 运动让上海人民认识了“各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制度化暴力程序，这些程序是中共当局政治形式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像后来的运动一 样，镇反运动削弱了城市居民之间最为基本的彼此忠诚，让人们认识了什么是“阶级斗争”。 根据 1951年 12 月14 日潘汉年的说法，上海在组织了这次运动之后，一共举行了三千二百多次控诉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搜集了四万多人的资料。 其中数百人后来被杀， 千人被投入监狱。
这些群众运动中的一个代表性机构就是居民委员会，通俗地讲就是里弄委员会。到 1952 年， 海的里弄委员会组织了各种报纸阅读小组来宣讲党的政策、解释外国局势、拓宽居民眼界、鼓动政治热情。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居民共捐款 165 亿元来购买飞机大炮。在镇反运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中，居民委员会的成员被号召对邻居进行爱国主义式的监视、甚至是对自己的父母进行公开谴责。 1950 年代中期，“通过居民委员会的有效工作，上海里弄的政治 社会生活秩序得以实现。,,
当然，在公众敌人被消灭之后，这种生活“秩序”可以以一种良好的社会民主重建方式来实现。 对于梅风里（音译）这个位于上海西南部普陀区贫穷工人阶级聚居区里的一条小里弄来说，进行“清理整顿”意味着首先要除掉对邻居们进行恐吓威胁的“头号骗子与坏蛋”徐友良（音译）。”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下，这个坏蛋作为保甲制度下的保
长，强迫一位青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这位青年的父亲最后为此忧虑而死。这个坏蛋是被人民所痛恨的许多帮派团伙的头子。但是不久之前徐就被押到 个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公审大会上，人民政府根据人民的要求对其进行了他应得的惩罚。,, 在解放前，居民们曾尝试要安装垃圾箱和建造公共厕所，但是徐永良将这些钱纳入了自己的腰包。现在这个里弄“完全变了样。马路现在铺上了石板，墙壁也被粉刷 净。里弄还安装了许多路灯，还有消防龙头、垃圾箱与公共厕所”。据说孩子们是最幸福的。之前整条里弄只有 十个孩子进入学校读书，现在有一百多孩子都有机会上学。居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居委会则解决他
们的安全与健康问题。“民主的确创造了奇迹，这条里弄里的居民现在生活在 个快乐的大家庭里。”我们被告知，梅风里这个故事”说明了上
海人民在建设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这同时也是现代雅各宾主义 相信可以通过极权主义的行动来改变社会一的历史。
引自-
《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第二章 “清理整顿”：上海的新秩序
作者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译者 姚显 等
三年来，由于上海人民不断的努力，上海已由一个依赖帝国主义经济而生存的城市，改变为不依赖帝国主义经济而独立发展的城市；已由一个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服务的城市，变成为人民、为生产服务的城市了．上海已大大清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遗留下来的污毒，开始走上正常而健康的发展道路．
市长陈毅，上海， 1952.5.28
李德胜的由来
1947 年春天胡宗南对延安发动了进攻，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化名李德生逃跑。但到了当年8月，毛泽东的部队就在沙家店进行了反击并歼灭了胡宗南突进的两个旅，7个月后又在宜川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第 十九军剩下的 2.8 万名士兵。这为毛泽东越过黄河、将革命传向全中国打开了道路。
共军鼓励献忠行为
该报告汇报了中共在攻占了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后所出现的过火行为一
人民解放军鼓励城市里的暴徒攻击私人住所并处死城市精英。
南下干部们
中共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要训练 部来接收华中、华南地区的城市。1948 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告诉东北局，必须建立“大党校、大军校”以及一个大学来训练从事城市 作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 1948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西柏坡（中共临时的衣村总部）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一项决议，要求为新解放区训练三万到四万名干部。两个月之
后的 11 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了“从济南、淮县及徐州职员工人中抽调大批比较进步的人员进行短期政治训练，准备将来接收“南京、上海、杭州与其他城市。 中共华东局已经为这一任务做好了准备，一个原因是该局想要从希望升职的 十多万名老干部中提拔 部分人上来，另一个原因是该局已经招收了许多已经急切盼望南下的产业工人与青年知识分子。
1948 年秋，中共中央认识到接管城市所需的干部在数董上仍然不够。毛泽东自己向第二野战军与第 野战军发了一封电报，命令其司令员停止一切事务，”三月仍须整训，井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井管理大城市。…… 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 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了一份《中共中央关千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的
决议》。这些干部中的一万五千名将由华东局训练并在 1949 年3月之前集合。华东局随后于12 月25 日决定，将从山东的三个地区招收所有这些干
部。鲁中南区负责挑选和准备 4,430 名干部来接收上海、浙江与福建。
中共中央在 1949 年新年时宣布，挺进江南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随后将会 即进行干部挑选工作并进行预演攻击。挑选山东解放区的主要标准是“为南方挑选强壮的干部，让身体虚弱的干部留在家”。“南下干部“很快就成为“老革命”的同义词。南下干部并不愿意进入江南地区。许多山东人过去在上海做过苦力。他们返回家乡时都抱怨江南地
区气候潮湿、方言奇怪、当地人既精明又瞧不起农村人、食物糟糕、扬子江 角洲还有许多毒蛇。
1949 日，鲁中南区党委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县都召开为期两天的动员大会，并上交了一份南下干部的最终名单。一周后这些南下干部在台儿庄集合，学习了解他们将被分配去的地方的情况。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杨帆率领六十多名干部（包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到淮阴搜集情报并在上海进行“策反＂。除了向准备进入上海的中共干部发放印刷资料，淮阴工作队还组织了干部来分析由上海地下党送回的军事和民事情报，随后准备了介绍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情况的详细材料，并印刷分发给“解放干部“。有关上海的材料题为《上海调查材料》，共有二十六卷，在 1949年4月末完成。
沦陷前夕
4月20 日，上海市区的人们从下午 点起就开始听到了中共部队的炮火声，而且炮声变得越来越密集，这一开火比中共规定的和谈最后结束时间提前了七个小时。”当中共部队于 20 日开始渡江时，负责防御南京的江阴要塞国民党将领却命令他的部队停火。一名忠千蒋介石的青年军官从背后射伤了这位将领，但此时已为时已晚：人民解放军已在长江南岸登陆。中共军队现在面对的是国民党 22 个军共 35 万人的军队。其中 14 个军布置在南京到上海之间的地带，”这种布置很明显地表明，汤恩伯的主要意图是要逃跑。., 当中共东线集团军的 35 万名士兵占领了从靖江到上海之间这一地区时，在浙江到安庆地区一带为数 30 万人的中共部队则越过了八十英里长的长江战线向腹地推进，同时另有 24 万人的解放军部队穿过了安庆到芜湖二十五英里的地带，兵锋直指青阳。 4月23 日夜与到 24 日凌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到 25 日，针对已经退入上海到杭州之间江浙口袋地区的汤恩伯 30 万国民党部队，中共的部
队已经“迅速闭合了陷阱＂。当时陈毅的部队故意绕过了上海，转而夺取了距离 海西南只有 53 英里的嘉兴。这使得沪杭铁路与苏嘉铁路都落入了中共手中，切断了正在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最后 条南下铁路线。 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上海警备司令钱大钧坚持要誓死保卫上海。
逃难者们
来自衣村的难民塞满了通向城市的道路，直到这些道路不能通行为止。一些人自己带着小袋的大米；其他人则抢夺他们可以找到的所有东西：“一辆装着某位小市民储藏的五袋大米的轻型卡车，被塞在了外滩一头的外白渡大桥上。在汽车能够开动之前， 一拥而上的乞丐刺破了每个袋子，并用帽子、口袋，甚至用手盛走了他的大米。,, 4月23 日上海进行了军管，并从晚上 10 点开始进行宵禁。装甲车守卫着主要桥梁。汽车司机儿乎在每个拐弯处都被带着刺刀的士兵停车盘问。
黑警在行动
在上海警察部队内部，中共地下干部已经开始为接收做准备。尽管当时国民党严密监视警察的“督察处”的特别系统已经逮捕了五十多名的警官，其中至少有三名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地下党成员，但在总数超过二万人的上海警察中共有十九个中共党小组。
1930 年代末开始，中共就已经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上海市警察局与上海市的上海警察局中建立了有组织的小组。…抗日战争为中共党组织的扩张提供了机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上海警察部队中共有大约四十名中共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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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共的地下工作非常机警，但是占领上海的日本宪兵十分怀疑与之合作的伪警是否可靠，他们误以为伪警们仍然忠实于曾领导过上海市警察局的西方人。千是日本人经常要求他们“铲除英美思想”。到了1944 年，有两千多名警察从伪警中被清洗出去。被清洗的警察中有一些是共产党人，这些人离开警察队伍之后就离开上海加入到新四军或是八路军队伍中。但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在上海警察部队中的一个前线组织仍然有二百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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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仅招收新的党员，还与上海警察部队中党外的中共同情者或同路人保持密切联系。当时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处督察长陆大公就是这样一个人。陆大公既不是国民党党员、也未参加帮派活动，更没有什么“靠山”。这种背景令陆大公在上海警界领导人的更迭中地位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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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邵健与中共警察局党委的指示，上海警察中的五百名共产党员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任务：与全上海各区党委联系、并准备在共产党人到上海后动员超过两千名的“外围积极分子”以支持上海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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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与朱德于4月25 日发布《约法八章》（这后来成为上海市新政府的章程）后，中共上海警察局党委在邵健的指挥下立刻投入工作，印刷了大量《约法八章》并寄到国民党警察与特务的家里。
上海沦落
虽然汤恩伯将军在这天早上举行了一次胜利集会，并检阅了各种声称“我们将奋战到只剩下最后 滴血、上海将是共产党人的坟墓”的大海报，但是到了下午人们就已经看不到他的踪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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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24日中午，陈毅麾下的年轻士兵们已经抵达了上海西郊和市中心之间用木头做成的马其诺防线一外国人将其戏称为“尖桩篱笆”或“ 海长城" (Great Wall of Shanghai) 。“国民党军队排成长长的纵队、开始沿着大路向法租界撤退。各个警察局前都停满了卡车，大批警察及其家属大包小裹地爬上卡车、急急忙忙前往停在吴凇的撤退船只。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人撤退时，上海家家户户都挂出了国民党的旗帜，因为根据某条法令，这 天是“胜利庆祝日”。”人们在街上行走时会有这样的印象－—－一座大坝坰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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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掌权之后，陆大公与代理市长赵祖康通了电话，后者建议他尽其所能维持上海的秩序。陆大公立刻宣布宵禁。他的第二个行动是派遣警备科官员与肖大成一起到机动车队确保这个准军事机构处在中共控制之下。一些中共特工在夜里进入警察总局来协调接收工作。中共建立的管理委员会也在每个警察分局开始运作，他们降下了国民党党旗并准备挂上投降的白旗。 50 陆大公还向各分局局长发布命令，在接待前来接收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时要高举双手、大喊“投降”。
外国人的观察
征服者是一支由青少年人组成的部队。那一天，当时才 12 岁的小女孩索菲娅·所罗君 (Sophie Souroujon) 被她的白俄父亲警告说，当部队经过时不要从窗户向外看，因为这些可怕的共产党人也许会出于敌意或好玩向她开枪。但是家住莫里哀路（今上海香山路）的她忍不住好奇，轻轻撩开了她家的窗帘向外偷看。令她吃惊的是，她看见的是一群穿着草鞋、武装不齐的孩子，他们表情严肃地沿着她家门前的大路前进。
菲律宾驻上海总领事马里亚诺·埃斯佩拉塔 (Mariano Ezpeleta)有类似的反应：
我原来预计要看到凶神恶煞、饱经风霜、气势汹汹的士兵，他们十分蛮栈，态度上粗暴、刻薄而好斗．我还预想他们会吹毛求疵，至少会象土匪一样斜戴着钢盔，腋下夹着冲锋枪，腰间扲着手枪，口袋里的手雷晃来晃去，身上挂着一排排子弹，嘴里叨着刀子．但是我错了．他们就在那儿，那些共产党士兵绝大多数都是十几岁、一见人脸就红的年轻人，体形与男孩子差不多，步态犹豫；另一些是来自农村的乡下人，正在尝试沉稳地一步一步前进．他们在大路的十字路口上，随意端着卡宾枪，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很明显对这座城市华丽而宏伟的建筑十分好奇．人们很容易把他们铸当成来自农村地区的、好奇的军校学生，正在学习进行警戒的基本知识。
登堂入室的匪谍
在杨帆被任命为警察局局长的同时，潘汉年也正好完成了他在香港的安全工作并返回了上海。这位相貌堂堂的前共产国际代表现在已经四十六 岁，回国后他在 1949 年与 1950 年初担任了许多职务，其中包括上海人民政府副市长与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人，并陪同他的老朋友和诗友陈毅在 5月28 日登上了礼台一陈毅作为市长接过了上海的钥匙。潘汉年的声望让上海的资本家们十分放心，这些资本家认为潘汉年“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得体、风度翩翩。他没有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狡黯与威胁性的气质。”的潘汉年精通上海话，态度诚恳随和，与商人金融家（其中许多人是他身为广东银行家的岳父的朋友）相处融洽，这些都使得他看起来是领导上海统一战线与安全工作的最好人选；而且许多人认为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市长。相较长着一双“凶眼”、外表冷酷、看起来象一个强壮匪徒的陈毅，许多上海资本家都认为潘汉年更为可亲。
清理低端人囗
中共认为社会无秩序的典型代表就是上海混乱而吵闹的交通
1927-1945 年国民党接收上海的时候也出现了同样的混乱。马路因为小摊贩的货摊而拥挤不堪，水路也被各种船只堵塞，因此中共不得不强制
执行交通秩序。 在公安局、警备区、海关等部门的领导下，各个专门的交通管制站强制执行了新的水陆运输规定与条例。与国民党的警察接管工作相反，共产党十分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宣传；第二，将摊贩组织成各区马路联合会。7月11 日，在天蝉舞厅召开了整个上海市的马路摊贩联合会会议。经过全体投票，该次大会决定登记所有摊贩，向他们颁发许可证在指定地方营业，并组织各种卖主小组来定期巡视情况。同时还将摊贩的总体数蜇削减了将近 ，只剩下约 8.4 万人，此外还制定了各种计划来规范和减少人行道上非法货亭的数量。
人民警察与管制游民
解放后，上海的警察拥有完全自由的权力来羁押与裁决各种罪犯。他们可以进行对小偷、赌徒、妓女、皮条客、鸦片吸食者、游民进行大规模的“管理性“围捕，并在长期禁闭期间对这些人采取了“非刑事犯罪”的改造措施。 虽然上海的警察立刻就开始行使自己这些新权力，但是第一波真正的围捕是在一次上海人民“各界群体”代表会议之
后进行的，这次会议采纳了民政局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作为“冬季赈灾计划”中遣返难民的一部分，要对所有乞丐、小偷和扒手进行“收容并改造“。 1949年12月12 日夜里公安局开始执行这一命令。
在之后的三天中，超过五千多名乞丐、扒手被送往“劳动生产教养所”。 在这些人中， 3,700 名适合从事劳动的“流氓”被挑选出来接受“改造“。绝大多数被收容的人都愿意这样，因为他们可以获得食物并有地方睡觉。但其他人并不情愿，因为他们是被强迫的，并担心会被送往台湾作战或被送往东北去开荒。他们的看押者向他们解释说：“人民解放军是光荣的人民武装，非常壮大，不要游民去打台湾。……东北需要人才，但需要的是专家和技术人才，也不要游民。”这些被羁押者因为自信自己是懒散无能的，所以这才放了心。
扒手这个制造城市各种小苦难的源泉，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公安局的新行动是逮捕了几个扒手，将他们带到公安局，记录他们的重要信息，之后向他们宣传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行为得当。当这些扒手说他们愿意悔过自新后，他们会在一张悔过表格上填上他们的名字并注明将会放弃罪行。这些扒手总是一回去就从事他们的老本行。显而易见，警察通过检查这些扒手的悔过表格就会列出 个最恶劣违反者的名单。当这些人被再次抓起来时，他们会被审讯并受到严厉的威胁；最好的合作办法就是提供关千各个区域扒手活动的信息、招收与训练新手的方法等等。作为扒手群体的改过“头目“，这些扒手被要求召集其同伙开会。当其同伙到达后，一位警官拿着扩音器宣布政府要对他们进行一项特殊训练。虽然这些扒手认识到被抓就意味着坐牢，但是由于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被押进一个羁押中心。他们被分为小组进行下列“训练”：认罪，写自我经历，接受社会主义基础教育，唱歌，发言，自我批评，审判。当训练结束后，他们被送回家。由于警察现在已经了解他们所有的一切，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扒窃。而那些又重操旧业的人则被逮捕并被直接送往远方的劳教所，此后再未露面。当这一打击在上海全市展开后，扒窃活动立刻终止。
政府打击的另一个欺诈活动是人力车夫对在上海北站下车的旅客的抢劫。这些强盗的头子是一个名叫刘守礼的人，他有两个流氓当副手，将这些人力车夫组织成一个诈骗团伙，专门诈骗刚刚到达上海的“土包子”。 1950 日，一位来自安徽名叫卢劲挺的旅客在北站下车，他带了 270 万元来治疗他的一条伤腿。不幸的是他挑了由刘守礼拉的人力车，后面跟着另一辆人力车。刘将卢拉进了山西北路的一条小巷．在那里他与他的两个同伙打劫了卢。由于这次抢劫的数目是如此之大，公
安局北站分局坚持将这个案子追查到底，井在两个多月之后逮捕了刘守礼和他的两个副手。人力车工会十分感谢警察的介入，声称这让工会成
员今后可以平平安安地做生意了。
垄断暴力
中共干部来自上海以外的地区，并不了解当地情况，而“旧人员”又经常因为与上海犯罪分子有着各种社会与经济的历史联系而睁 只眼闭一只眼。在 6月到 12 月的 7个月间．上海发生了 737 起武装抢劫案件：一些匪徒是穿着西装、打劫歌舞剧院
的持枪歹徒， 些是内河的强盗， 些是假装成中共军官或者公安人员的国民党前士兵与特工。他们中的一些，例如由刘吟秋在太湖沼泽地区率领的一个组织，是国民党特务与地方匪徒合作成立的；许多匪徒都有机关枪。 但是在民众的帮助下，到年底公安局已经将这 737 件抢劫案件中的 665 件设法破获或解决，逮捕了 1,667 名打劫者，并收缴了大量枪支弹药。
对这种土匪活动的根基一~退伍士兵和难民— 同时进行打击也很重要。 1949 13 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命令前国民党士兵和游兵散勇到上海几个集中点进行登记自首。那些拒绝登记的将受到惩罚。在接下来的 个星期里，包括一名将军、十名少将、十七名上校在内的 7,832人自首。另外还有三千名前国民党士兵也进行了登记。他们上缴了武器并被送回他们原籍地从事社会生产活动。 同时从 29 日开始，数万名贫民窟居民与难民被遣返回他们的老家。
镇压境外势力
1949年5月29 日，为了指挥对土匪与散兵游勇进行的扫荡，中共建立了吴凇上海警备司令部。这 一扫荡运动面对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与国民党秘密特务组织有联系的徐同、简汉雄、陈大同、康艺均等人都已经聚集了许多无业游民、游兵散勇与地病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很快被逮捕，但是其他组织仍不断形成。
根据中共发布的消息，这些组织包括了前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组”，这是 个由焦建和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戴笠建立的前半军事性的、由吴子宾（音译）领导的交通警察总局地下分支：毛森掌握的、由上海警察构成的特工组织，其中有一个专门进行暗杀与破坏活动：“江浙皖特别敢死队”的 个分遣队，由蒋经国建立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前司令陈毓庆领导。 此外还有许多单个的间谍，例如范庆熙被命令建立新的间谍网、从解放军驻地与警察部门搜集情报、汇集人民政府官员的住址与证件号码、刺探钢铁厂地址，以便进行暗杀活动、空袭与工业破坏。
中共领导下的新公安局一建立起来，中共政权就以军管会的命令宣布反动组织违法、所有特工组织必须解散、其非法武器与无线电台必须上缴。 《申报》生动描述了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中共是如何抓获了 1,499名国民党间谍、并缴获了数百套电台与枪支弹药的。一些特务是国民党撤退时留下来的，一些是来自仍被国民党控制的台湾与舟山。准备刺杀陈毅的刺客被逮捕，许多执行各种破坏任务一抢劫银行、杀害战士与警察等一的国民党特务也被抓获。
1949年6月6日上海军管会发布一项公告，勒令解散所有国民党特工组织。 但是当局相信国民党特工会继续尝试制造混乱，以此来实施他们制造“奇迹来挽救他们走向灭亡”的计划。 报纸随后列出了许多持假文件、武器与其他犯罪物资前国民党军官或秘密特工被逮捕的案例。
因此，在 6月29 日早晨4点，军管联合办事处对全上海的嫌疑场所发动了一系列“行动”“捕搜匪特和散兵游勇＂。他们成功逮捕了 317名国民党士兵和秘密特务，搜缴了大批武器与手枪。第二天进行了更多的突袭，又有 328 名颠覆者被抓获。审判完这些人后他们又抓获了六千多名“匪徒特务”。 1这些逮捕以及随后的公开处理，在上海给人们制
造了这样一种感觉：敌人到处都是，持续保持警惕是非常重要的，你的邻居很可能就是一个间谍。当然这种态度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并
导致那个可怕时期出现了许多莫须有的指控。
浦东当年
浦东这个位千上海外滩黄浦江对岸的贫穷衣村地区，是敌对力量的温床，就像几年前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所面对的情况一样。浦东反抗者的领导人是朱石山，此人曾是戴笠军事统计局第二处副处长。朱石山在上海解放后不久被俘，但很快被释放，他随后到浦东组织了一支抵抗共产党的部队。但这一努力毫无成效。
…
由于部队与干部联手进行了军事扫荡行动与群众政治动员行动，一个联合的剿匪司令部因此成立。武装的工作队被派往地方各个区，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发动对“余匪”的政治攻势，另一个目的是要通过帮助农民秋收来提高衣民的福利和教育文盲等。在进行这一活动的同时，工作队还在三十三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 10 月底，一支军警联合部队击败了“海北民众反共纵队”与“东南国民救亡军”，这些组织据猜测都听令于国民党保密局、而实际上由浦东四个匪首指挥。 11 月末，国民党
军队的残余或投降，或退到海上与在浦东和杭州之间横行的地方土匪和海盗进行联合。
镇反终临
1950年7月23 日，总理周恩来发布了使用终身监禁或死刑来镇压反革命的一系列命令。 这些命令在 1950 年10 月举行的 一次大会上得到支持，该次会议 布过去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太过宽宏大置。 1951年2月20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 21 日该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发布。 随后开展的这一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 上海，这 运动让上海人民认识了“各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制度化暴力程序，这些程序是中共当局政治形式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像后来的运动一 样，镇反运动削弱了城市居民之间最为基本的彼此忠诚，让人们认识了什么是“阶级斗争”。 根据 1951年 12 月14 日潘汉年的说法，上海在组织了这次运动之后，一共举行了三千二百多次控诉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搜集了四万多人的资料。 其中数百人后来被杀， 千人被投入监狱。
这些群众运动中的一个代表性机构就是居民委员会，通俗地讲就是里弄委员会。到 1952 年， 海的里弄委员会组织了各种报纸阅读小组来宣讲党的政策、解释外国局势、拓宽居民眼界、鼓动政治热情。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居民共捐款 165 亿元来购买飞机大炮。在镇反运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中，居民委员会的成员被号召对邻居进行爱国主义式的监视、甚至是对自己的父母进行公开谴责。 1950 年代中期，“通过居民委员会的有效工作，上海里弄的政治 社会生活秩序得以实现。,,
当然，在公众敌人被消灭之后，这种生活“秩序”可以以一种良好的社会民主重建方式来实现。 对于梅风里（音译）这个位于上海西南部普陀区贫穷工人阶级聚居区里的一条小里弄来说，进行“清理整顿”意味着首先要除掉对邻居们进行恐吓威胁的“头号骗子与坏蛋”徐友良（音译）。”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下，这个坏蛋作为保甲制度下的保
长，强迫一位青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这位青年的父亲最后为此忧虑而死。这个坏蛋是被人民所痛恨的许多帮派团伙的头子。但是不久之前徐就被押到 个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公审大会上，人民政府根据人民的要求对其进行了他应得的惩罚。,, 在解放前，居民们曾尝试要安装垃圾箱和建造公共厕所，但是徐永良将这些钱纳入了自己的腰包。现在这个里弄“完全变了样。马路现在铺上了石板，墙壁也被粉刷 净。里弄还安装了许多路灯，还有消防龙头、垃圾箱与公共厕所”。据说孩子们是最幸福的。之前整条里弄只有 十个孩子进入学校读书，现在有一百多孩子都有机会上学。居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居委会则解决他
们的安全与健康问题。“民主的确创造了奇迹，这条里弄里的居民现在生活在 个快乐的大家庭里。”我们被告知，梅风里这个故事”说明了上
海人民在建设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这同时也是现代雅各宾主义 相信可以通过极权主义的行动来改变社会一的历史。
引自-
《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第二章 “清理整顿”：上海的新秩序
作者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译者 姚显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