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难解第五次失业潮

2022年中国经济走势衰蔽之际，又叠加（一）“失业潮”，例如RFA认为去年中国房企“爆雷”、教培机构被团灭、跨境电商规模被压缩就导致至少一千万人顿失生计；（二）新增求职大军，例如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创下两个历史新高（毕业生人数首次过千万，且增数最大，2020年和2021年仅分别增加40万和35万），这就致使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这时，中共媒体又来开药方、唱赞歌了。2月9日，《人民日报》刊文宣传所谓“灵活就业”，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其中从事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160多万人，较2020年增加近3倍；又援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数据，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

这是哄老百姓和老外的，中共当局自己也不信。例如，1月19日，李克强在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忧称今年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实现比较充分就业”。

其实，“就业难”已是最近几年中共当局的心腹大患。2018年7月，当局首次提出“六稳”，第一个是“稳就业”。2020年4月，当局又提“六保”，第一个还是“保居民就业”。就业问题贯通“六稳”和“六保”，说明这再也藏不住，已经成为中共经济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了。

而从历史看，中共治国无能，就业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发生过四次失业潮。第一次，1950至1970年代，政治运动制造灾难，大量城市人口无法就业，中共组织上山下乡运动，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文革中知青高达1600万），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第二次，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同时知青返城，出现了几千万人的失业潮。第三次，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年，国企改革又遭遇东南亚金融风暴，光是1995年到2002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精简了6000多万名职工。第四次，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经济遭重创，两千万农民工返乡。

鉴于就业问题之严重，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全面纳入政府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第一次将“新增就业”列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第一次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表明其已认识到解决就业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一项长期任务。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将“社会就业比较充分”明确列为到2020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9大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这是中共“好话说尽”的一面，做到做不到就不管了。

不过，总的来说，因为胡锦涛的10年（2002～2012）中国保持了高经济增长率（国家统计局数据，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10.7%），就业问题被掩盖了。

而习近平2012年年末上台后，长期带病运行的中国经济，病症终于总发作了，2012当年中国GDP增速“破8”，然后一直呈下滑状态，每况愈下。这就使就业问题再也掩盖不住了。

同时，自2017年川普就职美国总统后，中共的国际处境根本性逆转。2018年的美中贸易战、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2020年以来的疫情横扫世界，更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就业问题空前严峻。自2020年始，中共窃国以来的第五次失业潮正在形成。这也是中共当局推“六稳”和“六保”的直接背景。

而与前几次的失业潮不同的是，第五次失业潮看不到化解的希望。

第一次失业潮时，毛如日中天，施政杀气腾腾，整个中国是个黑屋，失业潮被死硬地按下去了。而今，当局即使要学毛，也学不了，因为既没有毛的控制力，也没有毛那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了。

第二次失业潮时，当局搞“改革开放”，个体户、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经济起飞，失业潮消失于无形。而今，“改革”早已死亡，政局和整个社会“向左转”，已无当年的活力，经济在下坡路上越滑越快。

第三次失业潮时，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外贸迅猛，巨额外资流入，民企发展迅速，经济高增速，失业潮只是一时的。而今，当局严“监管”，民企受打压，外商撤离潮，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共被看穿、看衰，已无蛊惑人心的能力了。

第四次失业潮时，中共搞“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规模开展铁路、公路、机场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把GDP增速从6%上拉到12%；而今，中共已不再具备当年的救市能力，即使想故技重施，恐怕也有心无力。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的研究（下文数据皆出自于《张晓晶：中国的债务积累与可持续性》一文），当前中国债务率超过270%，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这积聚着巨大的债务风险，尤其考虑到如下两点：

其一，利率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地方隐性债务成本很高，使得中国的债务利息负担很重。2012年以来，利息支付已经超过增量GDP；2015年利息支付与增量GDP之比超过150%；2015年以后，在政府去杠杆的努力下，该比例有所下降；但2019年再次上升到200%；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该倍数已经接近400%。而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虽也不断上升，但利息支付占GDP的比例却是下降的。

其二，中国的债务风险更多向公共部门集聚。实体经济债务中，企业部门占比约60%；而企业债中，国企占比60%～70%，其中平台债又占国企债务的50%左右。如果重构债务结构，将其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就会看到私人部门（居民部门加上非国有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重约为110%，而公共部门（政府部门加上国有企业）是160%。也就是说，公共部门杠杆率远高于私人部门。而国际对比来看，世界主要国家私人部门债务都远高于公共部门债务（除日本外）。G20国家总债务占GDP的比重是239%，其中私人部门债务占比149%，公共部门债务占比仅80%～90%（图5），与中国公共部门债务率相差70～80个百分点。

债务负担和债务风险竟如此惊人而巨大！显然，这大大限制了中共通过大规模基建提振经济的能力。而除了“铁公基”这招式，中共也就黔驴技穷了。

通过以上概略的对比分析，第五次失业潮对中共来讲，基本上是无解的了。而失业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中共最关心的政权稳定。在第五次失业潮的冲击下，2022年的中国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人如何自救？这是需要每个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