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个很好理解的博弈问题

“斯德哥尔摩”不是什么综合征，就是人在潜意识中综合考量下的博弈问题。做出这样的反应才是正常的。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中国大陆那些无脑拥护党国的人的心理。
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这样一种关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鲨鱼身边总是伴游着一群小鱼，有鮣鱼、鯵鱼、隆头鱼等。它们以鲨鱼嘴边的残渣剩饭为食，帮助鲨鱼清理身上的寄生虫。作为回报，鲨鱼承诺不吃它们，并成为它们的庇护。
我暂称这种关系为“鮣鱼效应”吧: 当遭遇一个实力极其悬殊的掠食者，既无法逃脱，又无法反抗时，依附就是有利于生存的最优解。随着捕食关系完全转化为共生/寄生关系，弱者自身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反而难以脱离那个掠食者独立生存了。
在中国，毫无疑问共产党就是那个鲨鱼，物竞天择变成了人竞党择，中国人“做奴隶还做出美来”“扭曲如蛆虫”，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为适应这个稳定的生态系统而发生的特化。这些性状随着教育和社会归训在代际间传递和加强，发展到极端就变得像虱子一样，寄生不同的动物而演化出了狗虱、鸟虱、人虱，每一种虱子特化到依赖特定的寄主才能生存，甚至寄生不同部位的虱子已经分化出了头虱和阴虱，阴虱跑到头上就不能成活。
中国人之所以选择这种策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将“必然有一个极权统治者处于绝对支配地位”默认为大前提。从这一点上讲粉红与反华者他们都默认这个大前提，都认为改变它的成本趋近于正无穷。现在回到斯德哥尔摩，之所以这个事会在自由开放的西方社会被当成反常，是因为没有认识到银行的金库是一个密室，在这里抢匪和人质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系统。在警察突入进来改变力量对比之前，持枪的抢匪就立刻成了具备绝对优势的强权，基于威胁的权力立即建立起来，人质也在短时间内选择了生存策略，有些人迅速完成了转化。其实人们报警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权力的转移，从小鲨鱼的肚皮底下转移到大鲨鱼的肚皮底下。
我不知道自己这算不算社达，但我觉得中国粉红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生物学问题，还够不上社会学政治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