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再造失去的王国》：在俄罗斯，「伟大爱国战争」成为普亭政权的建国神话

近期在网上看到这篇网文，水平挺高，分析透彻，故转之

来源：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5454/fullpage

俄罗斯与战争

2014年2月23日，俄罗斯大肆庆祝「祖国保卫者节」（原称「红军节」），同一天，世界各地都有电视观众收看索契冬季奥运的闭幕仪式。索契素有俄罗斯亚热带首府之称，俄罗斯借着这场冬季奥运出尽锋头。它不仅把活动办得有声有色，还取得自我超越：在4年前的温哥华冬季奥运，它的得奖牌数仅仅居第11名，这一次却一跃而为第1名，成绩还领先第2名的挪威和第3名的加拿大不少。

闭幕仪式让俄罗斯首屈一指的合唱团、管弦乐团和艺术家向世人展示这个国家的欢腾与自豪，一开始是由一个儿童合唱团高歌俄罗斯国歌。那些不会说俄罗斯语但观赏过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的电视观众（2014年的表演充满了对1980年奥运会象征的暗示），不会听得出来1980年的苏联国歌和2014年俄罗斯国歌有什么分别。但这无关要紧。反正普亭殷切想传达给国人和世人的只是这个讯息：俄罗斯已经恢复大国地位。

这个讯息的代价高昂。俄罗斯花在主办冬奥的钱让人瞠目结舌，一共是520亿美元——是原始预算的4倍和温哥华冬奥支出的7倍。据一些人估计，这笔钱有一半是给政府官员和与他们勾结的商人污走。很多建筑项目直至奥运举行之时尚未竣工。但亲自监督建筑和筹备工作的普亭不以为意，对取得的成果倍感满意。他已经证明了，2014年的俄罗斯就像1980年的苏联那样，有财力和能力举办世界级赛事。

为了向世人表达善意，这位俄罗斯总统在冬季奥运开幕前几个月把一批知名囚犯从前古拉格集中营释放出来。其中之一是被关了超过十年的商业巨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释放的还有女权主义庞克摇滚乐团「暴动小猫」的成员，他们是上一年企图在莫斯科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演出而被捕。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指控逃税，「暴动小猫」的罪名是耍流氓和煽动宗教仇恨，但很少有人怀疑，他们会被抓，真正的理由是挑战普亭的独裁专制。

许多人都预期普亭会在冬季奥运结束后继续保持善意，至少是摆出一个自由化的门面。但这些乐观派失望了。逮捕反对派的行动重新恢复，其中一个被捕者是反贪腐斗士纳瓦尔尼，他声称有一半的冬奥经费被中饱私囊。索契冬季奥运是经过精心布置，是要显示俄罗斯已经强大到足以重返国际舞台，而且并非以西方合作伙伴的身分重返，而是以桀骜不驯的方式重返。这一点在冬季奥运结束4天后随着俄罗斯展开兼并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而变得明显，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在1954年转移给乌克兰，而俄罗斯和国际社会也在1991年之后承认它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亭后来承认，「拿回克里米亚」的决定是他在索契奥运的最后一天2月23日凌晨亲自做出。

为兼并克里米亚，俄罗斯对乌克兰东南部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引起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关系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兼并行动违反了国际规范和包括《布达佩斯备忘录》在内的条约。《布达佩斯备忘录》是1994年在美国和英国的见证下签订，在其中，俄罗斯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以换取乌克兰返还苏联时代的核子武器（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核武库存）。这场危机源于俄罗斯人身分认同和俄乌关系的纠结，普亭曾反覆声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族人民。

究竟在普亭入侵乌克兰的几个月或几年前发生了什么事，乃至于会导致这场危机？

普亭对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愿景及其在后苏联的作用极大地促成了战争的根源和行动。这位俄罗斯总统一直希望乌克兰加入「欧亚联盟」，一个以俄罗斯为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集团。创建欧亚联盟是普亭在2011年年底想要达成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他正准备回锅当第3次总统。这一次乌克兰大有希望会点头。这不仅因为普亭的老门客亚努科维奇已经在2010年当选总统，还因为俄罗斯在2009年1月中断供应乌克兰天然气之后，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被迫签下了一项对乌克兰不利的贸易协议，导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债务飙升。乌克兰政府不想步上白罗斯的后尘：白罗斯政府在2007年被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供应之后，同意把供气管线的50%股权卖给了俄罗斯（明斯克后来在2011年失去了全部管道的控制权）。亚努科维奇政府却是另一种做法：同意把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租借给俄罗斯的时间延长25年，以获得新天然气的价格折扣。

这位俄罗斯总统想要的更多：他的目标是乌克兰加入欧亚联盟。虽然欧亚联盟的地缘战略目标是继承自普里马科夫，他当初建议利用独立国协确保俄罗斯在「近邻」的支配地位，但它的思想基础却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一些俄罗斯流亡者主张的「欧亚主义」。在后苏联的俄罗斯，政治哲学家杜金吸收「欧亚主义」，形成一套新欧亚主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杜金的思想有着强烈右倾乃至法西斯主义色彩，让1990年代的政治菁英避之唯恐不及，但他却获得普亭的顾问们青睐，从此在新的千年里常常有机会在媒体亮相。杜金想要在全新的基础上打造一个欧亚帝国，反观普亭是设法要把旧的帝国重新整合起来。意识形态对杜金来说是关键，在普亭来说是次要。虽然他们彼此有很多差异，但两人却在一件事情上有志一同：都想利用西方社会的分裂，包括它们的自由派与极左／极右派的分裂，来凸显俄罗斯是世界上保守价值观的灯塔，是一个捍卫传统欧洲价值观的国家和文明，使之不受后现代的颓废自由主义所扭曲。俄罗斯这个世界新角色的愿景在东正教知识分子提出的「俄罗斯世界」的理念中找到了一个亲密的盟友。

在乌克兰，亚努科维奇虽然已公开宣布放弃加入北约或欧盟的愿望，但乌克兰政府继续准备与欧盟签署一项伙伴协定。普亭在2013年7月造访基辅，而他为「单一俄罗斯民族」的背书（这是指前一章最后提到的，普亭在基辅发表讲话时声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族人民」）正是他阻止乌克兰和欧盟走近的策略之一。第二个月，他在意识形态武器之外又祭出经济武器：宣布对某些乌克兰产品进行贸易战。

2013年11月下旬，迫于普亭的压力，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他早先答应过人民要签署的欧盟——乌克兰伙伴协议。这种突然变卦让基辅街头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情形类似十年前发生的「橘色革命」。2014年2月20日，数十名示威者被警方射杀，议会随即废除总统使用武力的权力。随着防暴警察撤出基辅，亚努科维奇和他的顾问出逃到克里米亚，在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登上俄罗斯军舰，前往俄国。他们随身带着一大笔不义之财——几星期前普亭汇到乌克兰作为不签署欧盟协议贿款的30亿美元。

看见自己人马在基辅失势和乌克兰新政府宣称推动乌克兰融入欧洲经济结构，普亭和他的顾问团决定分裂该国。这计画在冬季奥运最后一天获得俄罗斯总统批准，2014年2月27日在克里米亚首府辛菲洛普付诸行动。一批军服上没有军徽的武装分子旋即占领了议会，自治共和国被拥立的新总理是亲俄派政客，从前竞选克里米亚议会议员时只获得4%的选票。在俄罗斯军事单位和雇佣兵的支持下，克里米亚新政府策画了一次禁止乌克兰和西方观察员监督的全民公投。

公投在2014年3月16日举行，开票结果让人联想到前苏联时代的选举：92%选票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赞成票数更是一次对民主和常识的侮辱：123%。俄罗斯裔固然是克里米亚人口的大宗，操俄罗斯语的人口更多，但从仅仅一个月前的另一次投票结果判断，大部分克里米亚人其实宁愿留在乌克兰。但不管怎样，克里米亚新政府还是在2014年3月17日即公投第2天宣布脱离乌克兰而独立。同一天，普亭签署了两份文件，一份表示承认克里米亚独立，另一份草拟俄罗斯联邦和独立的克里米亚国家之间的兼并条约。其实，至少在2008年布达佩斯的北约高峰会议之后，俄罗斯便备有兼并克里米亚和动摇乌克兰其他地区的腹案，当时普亭曾告诉美国总统布希，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而只是一些地区的集合体，又说如果北约接纳乌克兰，将会引起乌东和乌南地区的反抗。

不过，引发2014年兼并行动的并不是北约或欧盟的扩张，而是乌克兰坚持要与欧盟签署伙伴协定。普亭这一次敢放胆大干，明显是受到他在2008年取得的成功鼓励：当时他入侵乔治亚，实质上兼并了其部分领土，却全身而退。乌克兰和欧盟签署伙伴协定并不保证其会成为欧盟或北约的成员国，却会对普亭的欧亚联盟计画大受威胁，因为少了乌克兰，他的欧亚联盟将会变得残缺。为此，普亭不惜采取激烈措施要阻止乌克兰漂向西方。许多人相信，他的行动产生了反效果，促使乌克兰以本来在克里米亚被兼并之前不能想像的程度更往西方靠过去。

2014年3月18日的莫斯科寒冷阴沉，但大克里姆林宫中，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9世纪中叶所建的圣乔治厅，却被巨大的水晶吊灯照映得金碧辉煌。讲台上已经布置好两面旗帜，一面是俄罗斯联邦的三色国旗，一面是绣有双头鹰和「屠龙者」圣乔治的总统旗。在场的有俄罗斯联邦会议（上议院）议员、国家杜马（下议院）议员、各部部长和政府控制的民间组织的代表。客人是最近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之克里米亚新政府的几位领导人。

俄罗斯政治菁英的成员和他们的客人正在等待普亭现身，现在是普亭执政期间的第3个任期，也是他待在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尖端的第15年——先是当了两届总统，再当了两届总理，现在再次为总统。他走进来时，大家都站起来迎接他。普亭请他们坐下，开始致词。从西方的观点看，摆在他前头的——提供接管克里米亚的理由——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被一个欧洲强权兼并。但普亭看来并不觉得这任务有什么难的。他大部分的论据都无关法理，而是有关历史与文化。

他宣称，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便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分裂开来。他把苏联的垮塌视为一段俄罗斯人民受到极不公不义对待的时期：「偌大一个国家消失了。不过，要等到克里米亚成为别的国家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才惊觉他们不仅遇到了抢劫，还遇到了洗劫。」他接着说：

我听克里米亚的居民说，在1991年，他们就像一袋马铃薯那样被送给了别人。你很难不同意此说。对这件事，俄罗斯国家是什么态度，俄罗斯人是什么态度？是低声下气地接受现实。当时这个国家处于极度艰困之中，所以现实上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人民却始终无法对历史这种荒唐的不公不义释怀。经过多年之后，公民们和许多公众人物重新提起这个问题，他们说，克里米亚历史上是俄罗斯土地，塞瓦斯托波尔历史上是俄罗斯城市。

我听克里米亚的居民说，在1991年，他们就像一袋马铃薯那样被送给了别人。你很难不同意此说。对这件事，俄罗斯国家是什么态度，俄罗斯人是什么态度？是低声下气地接受现实。当时这个国家处于极度艰困之中，所以现实上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人民却始终无法对历史这种荒唐的不公不义释怀。经过多年之后，公民们和许多公众人物重新提起这个问题，他们说，克里米亚历史上是俄罗斯土地，塞瓦斯托波尔历史上是俄罗斯城市。

我们是同一族人民。不管我们双方有多少民族主义者会受到这种说法冒犯，它都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我们是同一族人民，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聂伯河受洗，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历史根源和共同命运，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宗教。我们也有着非常相似的文化、语言、传统和心灵样态……。当然，我们也有自身的独特性和族裔色彩。顺道一说，乌克兰人的文化，包括他们的语言、舞蹈和音乐都非常美妙，总是让人觉得赏心悦目─我就是其中一个。

普亭既主张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族人民，又给不如此认同的人贴上民族主义者标签。但这样一种主张却有违那个行之有年的苏联和后苏联传统观点：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历史和文化上关系密切，却是不同的民族，各自独立。因此，普亭的说法不仅挑战了乌克兰人的民族认同，还挑战了现代俄罗斯人的身分认同。认定俄罗斯人构成一个独立民族乃是俄罗斯得以在1991年起而反抗垂死苏联的正当性基础，也是在那之后的俄罗斯联邦的正当性基础。

普亭有关俄－乌一体的思维方式，可回溯至俄罗斯自由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司徒卢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思路。司徒卢威在1912年写道：「我开始相信有一种『全俄罗斯文化』和作为其喉舌的『全俄罗斯语』存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俄罗斯』一词不是三个（前缀『大』、『小』和『白』）『语词』的某种抽象『平均值』，而是一股充满文化活力、巨大、发展茁壮中的民族力量。」司徒卢威不反对发展乌克兰语或民俗文化，但认为应该让这种发展局限在地方和乡村的层次，不应让其影响到高级文化、教育和城市生活。2014年，普亭等于是让司徒卢威这些观念在最高的政治层次轮回转世。

兼并克里米亚之后，普亭的民意支持到达高峰，从他在2011年12月准备回锅总统时的66%陡增至2015年6月的89%。政府控制主要媒体，以及骚扰和镇压反对派，都是这次支持度陡增的原因。不过，普亭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几乎毫无疑问得到俄罗斯大众的支持。在2014年3月18日发表的讲话中，普亭引用在正式吞并克里米亚前夕得到的俄罗斯民调数据指出：「我们的公民中，有95%的人认为俄罗斯应该保护俄罗斯裔和其他生活在克里米亚的族裔的利益。超过83%的公民认为，即使俄罗斯此举会破坏我们和某些其他国家的关系，照样应该为之。总计有86%的公民仍然将克里米亚视为俄罗斯人的土地和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普亭在讲话中不仅用历史理据和民族文化理据合理化其侵略克里米亚的行为，还向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世人保证：克里米亚是一个特例，俄罗斯联邦将不会对乌克兰其他地区提出领土要求。他对那个领土刚被他占去一些的国家的公民这样说：「我希望你们能听到我说话，亲爱的朋友们。不要相信那些想让你们害怕俄罗斯的人，不要相信他们所谓其他地区将会步克里米亚后尘的叫嚣。我们不想要分裂乌克兰，我们没必要那样做。」

这番话说于2014年3月，普亭相信，他不需要进一步蚕食乌克兰领土便足以达到把乌克兰留在俄罗斯势力范围的目标。失去克里米亚的震撼被认为足以让乌克兰的菁英阶层回心转意归回莫斯科，因为通过这个例子已经让该国其他地区明白，不听话可能会有什么后果。本着这种心理，普亭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要求乌克兰进行联邦化，赋予乌国某些地区否决中央政府外交政策的权力。看见基辅拒绝，俄罗斯情报部门从2014年4月开始在乌东和乌南的俄罗斯语区煽风点火。反基辅的宣传运动是在保护俄罗斯语和反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称为「新俄罗斯」的缓冲国，新俄罗斯一度是俄罗斯帝国在该地区的一省。除了诉诸俄罗斯帝国的往昔，宣传运动还诉诸可回溯至「伟大爱国战争」时期的修辞——在俄罗斯，该战争已成了普亭政权的建国神话：凡是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人不仅会被说成民族主义者和颓废西方的代理人，还会被说成法西斯主义者。

虽然有俄罗斯的帝国神话和苏联词令的加持，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运动并未能风靡设想中的整个新俄罗斯地区，而仅能在乌东的顿巴斯地区大有斩获─该地区是前苏联的一部分，与俄罗斯联邦接壤，是除克里米亚以外乌克兰俄罗斯裔人口最多的地方。俄罗斯情报部门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联手在这地区煽风点火——这种联手具体体现在化名斯特列尔科夫的吉尔金一人身上，因为他既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退休官员，又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媒体的活跃撰稿者。吉尔金后来声称，正是通过他的努力，顿巴斯地区的冲突才会白热化，演变成全面性的军事对抗。事实上，就是他和他来自克里米亚的人马率先用自动步枪开火，打死了一名乌克兰安全部门的官员，引发乌克兰做出第一次军事回应。

吉尔金和他的响应者在2014年春夏两季大举涌入顿巴斯地区，鼓吹的是一种帝俄品牌的民族主义，即主张无分族裔，只要是操俄罗斯语者就一律是俄罗斯人。他们这种观念的最佳陈述者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报纸《明日报》的主编普罗哈诺夫，吉尔金也是该报的作者之一。普罗哈诺夫认为，乌东和乌南的操俄罗斯语的乌克兰公民业已受到种族灭绝的威胁，因此有权起而反抗，而俄罗斯政府也有责任保护他们。他不认为俄罗斯裔在一个统一的乌克兰里有未来可言，因为那样的乌克兰必然是反俄罗斯人而亲西方的。他坚持，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分裂乌克兰。

这一类观念在2014年的几年前便被带进乌克兰，让许多人受到感染。他们后来成了「俄罗斯之春」的活动家，俄罗斯之春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顿巴斯地区起义的称呼，受到莫斯科的指导和资助。他们其中一人是30岁的古巴廖夫。他原是历史学者，后来改行经商，成了小企业家；年轻时参加过一个称为「俄罗斯民族统一党」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也有论者称之为法西斯组织。2014年4月，在一个有200名活动家参加的聚会上，古巴廖夫当选顿巴斯地区主要城市顿内茨克的「人民市长」。无论是古巴廖夫抑或吉尔金都不认为顿巴斯未来应该独立建国：他们的愿景是让它成为新俄罗斯的一部分，未来的新俄罗斯当然又会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古巴廖夫把顿巴斯地区的冲突看成反对乌克兰财阀的革命的一部分，这些财阀就像俄罗斯的财阀一样，控制了乌克兰经济最有油水的部分，引起广大贫穷人民的嫉妒和恨意。在古巴廖夫看来，该革命也是「俄罗斯世界」与腐败的西方进行更大斗争的一部分。在2014年6月的军事冲突高峰时期，古巴廖夫这样告诉顿巴斯地区的民兵：「我们所发动的战争得到俄罗斯教会祝福。它是为『俄罗斯世界』而战，是为『新俄罗斯』而战。」

2014年春天，经常批评普亭优柔寡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改而全力支持普亭和他的政策。普亭也乐于有他们效劳，并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中间最危险的极端分子送出国，让他们死在乌克兰的采矿小城或荒郊野外。但到了2014年夏天，随着建立新俄罗斯的愿景迟迟未能实现，当初俄国政府和激进派民族主义者借着「俄罗斯世界」观念建立起来的联盟关系开始动摇，这时顿巴斯地区两个自行宣布独立建国的共和国（分别称为顿内茨克共和国和卢干斯克共和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一个以城市顿内茨克为中心，另一个以城市卢干斯克为中心。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俄罗斯政府把更多的雇佣兵、志愿军、武器和弹药运过乌克兰边境。被送入乌克兰的武器还包括地对空飞弹。这些据说是由俄罗斯人员发射的「山毛榉」飞弹，其中一枚击落了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航客机MH17，包括80名儿童和15名机组员在内，机上283名乘客全数罹难。由澳洲、比利时、马来西亚、荷兰和乌克兰组成的联合空难调查团查出了飞弹的发射地点、飞弹型号和飞弹发射器从乌克兰撤回俄罗斯的路径。

虽然有克里姆林宫暗中支持，叛军仍不足以承受乌克兰军队的压力。就像克里米亚的情形一样，如果「俄罗斯之春」想要成功，则俄罗斯必须出兵。经过若干犹豫后，俄国政府在2014年8月和9月两次派出部队参战，让面临战败关头的叛军转危为安。2015年头几个月，休假离开单位的俄国士兵被重新派往战场，在顿内茨克和卢干斯克的关键区域、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铁路枢纽德巴尔切夫击退乌克兰部队。两个叛军成立的共和国固然得救了，但要怎样处理它们却是个难题。它们的存在不仅会继续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国际声望不利，还会危及「俄罗斯世界」方案的未来以及俄罗斯在「近邻」的政策。

顿内茨克和卢干斯克两个共和国一样对「俄罗斯世界」感到幻灭，因为它们发现自己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而且不管是加入俄罗斯或靠独力存活都希望渺茫。事实上，克里姆林宫有鉴于新俄罗斯方案成本过高，私底下已放弃该计画。「俄罗斯世界」在顿巴斯地区的死心塌地信徒诸如如古巴廖夫之流被解除实权，两个分离主义共和国的权力被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其支持者那里转移到一些没有明确意识形态纲领但完全忠于莫斯科的人手上。当古巴廖夫胆敢挑战一个莫斯科指派的共和国领导人时，他遭到行刺，但幸运逃过一劫。

单是2015年1年，就有3个在前一年协助过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闹事的著名地方军阀遭到暗杀，原因是不愿意配合克里姆林宫的新政策。考虑到维持顿巴斯地区的经济负担过重，克里姆林宫已经决定把它推回给乌克兰，但会另想办法让它成为一个对外交政策拥有否决权的联邦单位。古巴廖夫还是不甘心，声称顿巴斯——现在他称之为新俄罗斯，是一支火炬，可引领乌克兰的其余部分回到「俄罗斯世界」。这可是比登天还难的愿景。

兼并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战争结束于2016年年底，导致近一万人被杀，至少近两万人受伤，数万人无家可归，也让留在战区的几百万人成为难民。这场灾难让「俄罗斯世界」方案在乌克兰和其邻国白罗斯失去所有吸引力。本来亲俄的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2015年1月表示：「如果现在这里还有任何人会认为说白罗斯土地是『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乃至近乎是俄罗斯本身一部分的话，忘掉这种说法吧。……以前没有〔独立的白罗斯〕这回事，但现在有了，这是必须记住的。我们不会把我们任何一片领土让与任何人。」

现在，「俄罗斯世界」一词不仅会让人联想到普希金和俄罗斯语，还会联想到那场让几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生活陷入混乱的土地争夺战。

兼并克里米亚和把顿巴斯地区搞得天翻地覆之后，普亭发言时继续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族人民。然而，这种说法不仅在国外受到驳斥，在俄罗斯国内也愈来愈不讨喜。2005年11月和2015年3月的两次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公民相信两个民族是同一族人民的比例从81%掉到52%。虽然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有过互有好感的阶段，但到了2014年3月，由于俄罗斯媒体大幅报导发生在乌克兰的事件，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对乌克兰人产生了负面态度。

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乌克兰：到了2014年秋天，由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作为，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普遍持负面态度。顿巴斯冲突也减低了一般俄国人对出兵国外的兴趣。2014年3月，在克里米亚顺利被兼并的兴奋高峰期，58%的俄罗斯人赞成使用武力保护当地的俄裔，但这个数字在一年后掉至34%。1998至2015年之间，赞成透过兼并领土扩大本国版图的俄罗斯人更是从75%陡降为18%。

入侵乌克兰让俄罗斯付出高昂人命代价，很多被派到乌克兰东部的士兵和自愿前往作战的人都一去不返。为了作战和资助穷哈哈的克里米亚及两个备受蹂躏的分离主义共和国，俄罗斯把国内需之孔殷的经济和物质资源投放到国外。尤有什者，莫斯科除了因为入侵行动而国际声望重挫，还得应付国际社会经济制裁带来的寒冬。

第一波制裁由美国在2014年3月17日启动，当天普亭下令属下草拟一分把克里米亚整合进俄罗斯联邦的条约。这些制裁最初只是针对在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协助推翻合法乌克兰政府和兼并克里米亚的个人，但在2014年7月17日，马航客机被击落的一天，扩大适用到企业。翌日，制裁措施进一步扩大，加入制裁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澳洲、纽西兰和欧盟成员国。制裁措施对苏联经济构成极大杀伤力，让俄罗斯的人均GDP从2013年的15553美元掉至2015年的9053美元。无法向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让卢布重重贬值，消费品价格飙涨，俄罗斯人民再次大吃苦头。

我们有很好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不仅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现代俄罗斯民族形塑过程的一个里程碑。它对历久不衰的「俄罗斯问题」至少带来了一个清楚的启示：要踩在同一条河流上两次不仅困难，而且是不可能（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你无法踩在同一条河流两次，因为河水已非原来的河水）。帝俄时代建构的「单一俄罗斯民族」已经一去不返，任何修复工程都不可能让它起死回生。为了这个保守乌托邦境界投入再多鲜血和财富都是枉然。

俄罗斯的民族认同？

2014年乌克兰与俄罗斯爆发克里米亚危机，国际局势转趋紧张。此一冲突，是俄罗斯欲阻止乌克兰向西方靠拢，因为一旦失去了乌克兰，俄罗斯的帝国愿景恐难以实现。

俄罗斯，从帝俄时代到苏联时期，都是无可忽视的大国。领土曾一度扩及今日波兰等地。作为冷战时代世界两强之一，如今的俄罗斯却只能艰难地挤入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当普亭上台，其一举一动，仿佛正召唤昔日的光荣与领土的野心。他曾说：「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同一个民族」，而攻打「自己同胞」乌克兰的决定，却说明了「民族意识」正是此一「野望」的核心。

普亭并不是第一个强调民族认同的统治者。在15世纪莫斯科公国脱离蒙古掌控后，从伊凡三世开启的收复「罗斯土地」愿景、18世纪凯萨琳大帝瓜分波兰，以及二战期间苏联向西扩张，都是本着基辅罗斯的名义。在俄罗斯人美好的历史记忆中，10世纪至13世纪的基辅罗斯是个伟大祖国，领土范围包含今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罗斯。更引入基督宗教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信仰。

以这段历史为底，18世纪俄罗斯接受来自西方的民族性概念，经由知识份子的努力，透过语言管控、历史教科书的书写，将民族文化结合过去的王朝世系与宗教概念，于是一个包含俄罗斯、白罗斯、乌克兰的「全俄罗斯人」概念于焉诞生。而苏联时代拆解了3个民族共通的认同，才促使今日俄罗斯菁英必须重新组装这个概念。

这个民族概念的核心是乌克兰。乌克兰首府是基辅罗斯的统治中心，少了乌克兰，俄罗斯的历史就只剩下蒙古的渊源，既无法上溯至基辅公国，也无能连结于罗马的血脉。且位于俄罗斯西边的乌克兰，在历史上是俄罗斯西化的关键，在今日也位于俄罗斯往西欧扩展的路径上。因此，不论今日俄罗斯的举动为何，其他国家又如何解读，他们都得解决以乌克兰为中心的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