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型锁事件（西安反日游行中日系车主被砸伤事件）”

关于U型锁事件（西安反日游行中河南籍打工者蔡阳，使用U型锁殴打日系车主致其脑损伤和残疾），这些年来一直成为各路人士批判中国“极端爱国/极端民族主义”的靶子，当事人也被作为恶劣负面典型批判。
但其实，许多批判者陷入了和五毛小粉红一样的逻辑，不看前因后果和背景，陷入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泥潭。

首先，砸车砸人当然不对，犯法了也应该受罚。
但是，如果简单将之视为“无脑爱国”、“野蛮暴力”，就失之简单偏颇了。
在以前，我对这类行为也是类似的、完全否定的态度，并强烈鄙夷之。
但现在，我觉得应该更加客观全面的看待U型锁事件和蔡阳。
根本上说，U型锁事件反映的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底层的绝望反抗、一种方向错误但情感可以理解的底层奋起行为。

中共建政数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贫富差距巨大、阶级分化固化，底层有大量赤贫人口，社会不公极为严重，弱势群体饱受欺压。
而另一方面，中共政权对外国人实行“超国民待遇”，无论日港台欧美各种外国人/境外人，皆以高规格礼遇之，在物质、权利、地位、尊严上都获特权、有特供。而中国大陆居民反而成了二等公民甚至更低层次公民。中国平民尤其底层饱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中国也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日本又不愿意承担历史责任，还侵害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才在2012年爆发了大规模反日游行及其他激进行为。
其实，表达爱国感情和对历史的追思，完全是正当的、正义的行为。当然，不应该伤及无辜平民，不应该打砸抢烧。但在长久的压迫欺凌之下，许多平民尤其底层，就借着反日游行爆发出了强劲的暴力动能。而U型锁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人们只看到了他们使用暴力，却忽略了他们长期遭受的制度性、阶级性、固定性的剥削压迫。这些内外敌人的压迫所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伤害，是一百亿个U型锁攻击都不及的。中国劳苦大众日日夜夜都在遭受各种有形无形的“U型锁”锤击，却乏人关心、同情、帮助。
当然，他们并没有将矛头直接对准统治阶层和入侵殖民者（及其得利后代）。
但这也情有可原。无论现实条件，还是知识储备，他们都是不足的，不能求全责备。

何况，具体到西安U型锁事件上，其实是日系车主李建利首先砸人的。当然此前有人砸他的车，他才拿砖砸砸车的人。但是面对成千上万愤怒的民众，他应该选择规避，就像其他车主一样，而不是拿砖头去砸砸车的人。他拿砖砸了砸车者，那砸车者下意识就拿U型锁反击他了。
当然，伤人肯定不对，U型锁使用者蔡阳也被判刑了。

U型锁使用者蔡阳被判十年徒刑，受到了足够的惩罚。可那些让亿万蔡阳们遭受国内特权集团和国外殖民势力双重剥削压迫、只能打工苦苦度日的更大的凶手们，却毫发无损。而日系车主李建利，成为了冲突的牺牲品。
这根本上当然是中共权贵集团和包括日本入侵者及其后代殖民阶层制造的恶果，而非蔡阳这样的打工者。

U型锁事件让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感到恐怖，他们也十分排斥反日游行中的种种暴力行为，甚至连游行本身也否定了。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蔡阳及中国亿万工农，尤其农民工，常年都生活在压迫和暴力中。他们并没有能力发出声音，所以就被大众忽略和遗忘，只有暴力才让人们关注到。

当然，也有打工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如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
“一只只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的蚂蚁
一滴滴在打工路上走动的血
被城管追赶或者机台绞灭的血
沿途撒下失眠，疾病，下岗，自杀
一个个爆炸的词汇
在珠三角，在祖国的腹部
被介错刀一样的订单解剖着”
可这样声音太边缘微小，也于现实无补。许立志自己后来也在困顿和痛苦中绝望自杀了。可又有多少人关注，关注又有多少实际作用？那些忍气吞声的农民工，还不如像蔡阳这样发泄愤怒，毕竟产生了影响，哪怕是负面的。这世界只听得懂暴力。

还有，如果和美国、欧洲、印度、拉美、非洲的各种抗议游行中的暴力相比，中国反日游行中的暴力其实已经比较少了，更没有出人命，U型锁都是上限了。其他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一旦游行往往都会有很多人受伤，演变为骚乱基本都要死人。中国并没有死人，这其实说明中国人民还是温和克制的。

像南非的排外示威，许多莱索托、马拉维的侨民被打死；印度宗教抗议演变为暴力屠杀的不胜枚举；马来西亚和印尼排华屠杀事件的引子，往往也是原本和平的示威游行。
相对而言，中国反日游行及其他排外活动，外国人基本没有受伤更无死亡。这说明中国人民尤其汉族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国人受伤死亡的情况存在，当然这的确不好。但其实烈度也不及外国。U型锁被拿出来说那么多次，恰恰因为这种恶性事件很少。

当然，无论是U型锁使用者蔡阳，还是其他参与打砸抢的民众，其行为的确是错误的，伤害了他人生命和利益。他们也没有真正去反抗那些剥削压迫他们的权贵和外国殖民者。
但是，他们不应该被过度的泼污责难，而是应该被同情理解。各界都应该努力去通过促进国家变革，改善民权民生，去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不是简单的指责底层野蛮暴力。

而现实里，无论是自由派人士，还是建制派人士，无论亲共反共，都一味指责这些底层民众。如中共权贵后代“战争史研究”闫京生，一边鼓吹虚假的排外民族主义、仇穆主义，一方面又鄙夷人民的抗争，对西安反日游行冷嘲热讽。而造成这些“暴民”的，难道不恰恰是他们的强取豪夺吗？

自由派人士中，除了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等人曾经说过一些相对中肯的言论，其他人都是鄙夷民众、恐惧底层的奋起。他们简单的将这些参与反日游行及打砸抢的民众当成暴民，却并不仔细了解来龙去脉，缺乏同情心悲悯心。即便有些认识和同情，也只是资产阶级虚伪和片面的人道主义，而不能完整、辩证、深彻的看待之，更不会投入到帮助人民获得解放、促进民权民生的现实运动中。

很多人简单的将这些底层人视为“义和团”。可对造成“义和团”暴行和悲剧的根源，却缺乏批判。
其实，即便“义和团”，也比那些权贵精英和利己分子要好的多。

孙中山先生就曾经评价过义和团，他虽然批评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卑贱愚昧，但也赞扬了义和团敢于反抗的勇气：
“然而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而相对于虽然野蛮但有着朴素民族精神和阶级感情的反日游行示威者，中共权贵阶层和日本侵略者后代中的既得利益殖民者，才是更该痛恨的。

当然，义和团无法救中国。能救中国的是革命党，是以救亡启蒙为目标、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先进力量。
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失败了，五四运动走入歧途了，进步理念被挪用了，革命果实被窃取了。但中国人民不会屈服，虽然又沉沦了百年，但早晚会涅槃重生，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到那时，中国曾经发生的许多事件，也能够得到更加公正合理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