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那些心存善念的人

文/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我曾被中共邪党非法判刑。关在看守所里的日子虽然艰苦不易,但期间我也遇到了许许多多善良的人,包括一些善良的公检法人员。他们中许多人其实并不愿意迫害法轮功学员,只是在中共这台邪恶的机器中,他们自己也无能力摆脱罢了。

派出所队长:“我真的不想抓你!”

L队长是带头绑架我的人。他们从我家中抄走许多东西。在所谓审讯中,我一字未说,对所有的问话保持沉默,也没有签任何字。

后来L在单独见我时说:“我看了你的材料,我非常欣赏你的为人。如果在外面,我们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我说:“我们现在也可以成为朋友啊!”他说:“不行,你是炼法轮功的,我是(中共)党员,如果他们知道我和炼法轮功的是朋友,那就……”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高德佛法,不是什么“邪教”,中共政府公布的十四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大法,对我的绑架是违法的。他不信,我让他上百度搜索。他拿起手机准备搜,想了想又说他回家再搜。

我还给他讲“公务员办案终身负责制”,说他抓我,将来法轮大法平反时,他会受到法律惩罚的。他说:“不是我抓你的,是上面分局某某某叫我抓你的。”我说:“上面让抓的,你有证据吗?即使是上面让抓的,但实际抓我的是你,能说与你没有关系吗?!到时候还得找你问罪。”

隔了一天,他又来见我。近五十岁的大男人了,一见我面就哭丧着说:“我都要哭了。我三十六个小时没吃没喝没睡了,为你的案子我都要崩溃了!我真的不想抓你啊!你说你去发那几份资料干啥?你要不发资料能有这事儿吗?”我说:“我发资料是为广大不明真相的众生好,也不犯法!”

在我被派出所拘押的四、五天中,我能看出他备受心灵的折磨,一方面作为他个人来讲,他不愿意抓我;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不敢对抗上级的指令,而且他的下属很多也是不配合他的工作的。我想,师父正法到今天,许多警察也多少明白了一些大法真相,这些人都不想迫害法轮功。

可能为了弥补他心里的不安,看到我不吃不喝,他便经常自费买蛋糕、牛奶等食物给我,当然我也没吃也没喝他买的。

等我冤狱期满后,我去找他要我的东西,谈话中,我说:“是你带头抓我的!”他颇感委屈,分辩说:“不是我带头抓的你,是谁谁谁,他已经调走了。我只是出面的人。”我说:“你说的那个人我不知道,我自始至终看到都是你在带头抓我。”

他为自己辩解四次,我都堵住他。最后他看辩不过我,就说:“算了,你说是我就是我吧。”当然是他!

多么可悲啊!虽然他心里一百个不情愿迫害我,还是被动的做了别人的枪手!因此造成的事实是永远也改写不了的。

他默默把东西拿开

是L领着一帮人骗我打开家门的。他们搜了我的家。虽然我记不得那个搜我家的警察的脸,但他的动作我一直记得。

别人要搜时,他拦住说:“让我搜吧。”我看到他从柜中搜出一个透明的塑料盒,盒里有一些未过塑的护身符,他看了看,又不动声色的放回柜中,并没有拿出来。

有一个警察把我的iPad、移动硬盘及MP4(这几样里面都是大法相关的资料)从书桌抽屉中拿出来,放在茶几上,说这些也要收走。我看到他把它们一一转移到茶几下层的隔板上,说这些不用。另一个警察又拿上来,他默默的又把移动硬盘及MP4放回下层隔板,意思是不让收走。后来这些东西也真的没被收走。

他搜查的地方,除了明面上的东西外,其它的大部份没有动。如:一台用坏的笔记本电脑,虽然多年不用了,但里边的东西并没有消掉,而且这台电脑不是做的全盘加密;还有大裁纸刀;大订书机、订书钉等等,都原样未动,家里的东西也基本保持原样,没有搞乱。

看守所人员:“把她给放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被派出所的人拉到A看守所。看守所管接收的人员看了我的资料后,当众训斥办案警察:“疫情期间抓什么法轮功啊?吃饱了撑的?!告诉你们所长把她放了!”

那个办案警察很无奈地说:“不是我们要抓的,是分局让抓的!”看守所的人说:“让你们所长跟分局打电话,说疫情期间不收法轮功,把她放了!”

看守所看了我的资料后说资料不全,挑了许多毛病,拒绝收我。但是派出所连夜整理资料,第二天硬把我投入看守所。

看守所狱警:“你可以炼功,也可以教他们炼功。”

第二天下午我被关入A看守所。大约一个小时后,一个女狱警过来看我,简单聊了几句。我本来要跟她明说:我在这儿每天要炼功。谁知还没等我开口,她就说了一些让我吃惊的话:“你(在这儿)可以炼功,也可以教她们(指其他在押人)炼功,也可以跟她们讲(法轮功),但是你不能强迫她们接受。”我说:“放心吧,我不会强迫她们的!”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背《转法轮》、炼功、发正念,有空跟另外几个在押人讲真相。每天除了规定的睡觉时间外,我几乎从来没有闲过。

外面巡视的小警察也都很善良,有的故意过来跟我聊几句,听我讲几分钟法轮功真相后走开了。看守所不允许他们在一个监室窗口久留。过不大会儿,又过来跟我聊几句,值一个班他要反复过来好多次。有的看我每天不是打坐,就是在那儿背法,总会好心的问我一句:“大姐,你累不累啊?休息一下吧。”在那儿,许多小警察都叫我“大姐”。

后来我被转到另外一个所,这里的一个小警察也转了过去,我当时不知道。第二天,我在监室里,他从门口巡视时看到我,就当着所有在押人的面叫我“大姐”,跟我打招呼,并和我聊天。他离开后,其他在押人很惊讶,问:“他叫你大姐?你们以前认识啊?”我说不认识,是关进来后认识的。

我知道,不管邪恶怎么迫害法轮功,人们心里却是明白是非的。

狱警对他的领导说:“她人很好!”

我在B看守所过了几天。有一个男狱警巡视时,看到监室门口贴的在押人员的简况、案由等,就专门叫我过去跟我聊了一会儿。他说,他很不忍心看我在这儿。他说,法轮功学员如果不放弃信仰的话,判刑是很重的,他亲眼看到有博士、硕士大法弟子被判刑五年、八年的,他感到很惋惜。他说:“如果你能放弃,我保证你能很快出去,你愿意不愿意?”我说我不会放弃。他表示“太遗憾了”。

第二天,他拉个椅子坐在监室门口,说要跟我聊天。他试图转变我,问了我许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我一一解答,并跟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等等。当天聊了半个多小时后他走了。过了一天,他又过来跟我聊,聊了大半个小时后,他搬起椅子走了,说:“不能再跟你聊了,再聊我都要炼法轮功了!”

我一开始在这个看守所炼功的时候,他们来了好几个人,包括所领导,说让我不要对着摄像头做大幅度的动作,说他们的摄像头直接连到公安部,如果被“上面”发现有人炼法轮功,他们就要写检查。说请我为他们考虑考虑。于是炼功我就以打坐为主。

过了一天,那个狱警过来,指着挨着门口的铺位说:“我真是服了你了!你既然这么喜欢打坐,那你就坐这儿吧,想什么时候打坐,就什么时候打坐。”后来,他们一个领导来巡视,他陪同。到关我的监室门口时,他指着我跟他的领导说:“这个是某某某,炼法轮功的,她人很好的!”

狱警:“你只要问心无愧就好!”

我和另外几个大法弟子又被关在C看守所。这是一个关重刑犯的地方,以前从来没有关押过大法弟子。所以对于我们的到来,这些狱警都有些好奇。

有一天,一个狱警找我,说他们领导让她跟我聊聊,了解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很善良、斯文又很有主见的人。

在随后的大约一个月中,她先后找我聊了四次,每次都聊大约两个小时,甚至更久。从我为什么炼法轮功,到法轮功是什么,我之前所经历的种种迫害,及我的教育、家庭背景都问了。每次跟我聊,她都不舍得停止,就想一直聊下去,几次都是她的同事等的急了,催她说下班吃饭了,让她赶紧把我送回监室。她还说:“我特别喜欢跟某某(我)聊。”又聊几分钟后才把我送回监室。

她一直很善待我,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关心、照顾我。期间我们监室被打散从新调仓时,大多数在押人都愿意去她管的仓。但最后,她只把我和另一个有信仰的人调到她管的仓。

在我被调進去不久,仓里的“大姐大”和她谈话后回来跟我说:“她(那个狱警)对你可真好,她跟我聊了半个多小时,基本上一直都在说你。她说你人很好,很单纯、很善良,她很喜欢你。她让我多照顾你,不要让别人欺负你。”其实即使她不特意交待,这个“大姐大”对我也非常好。

这个“大姐大”虽是因贩毒被判死刑,但内心还是很善良的。在生活上,她给了我许许多多别人没有给的帮助,我很感谢她,也发自内心的称她为“姐姐”。

每次官派律师来见我,她都很惦记。我一回监室,只要她在值班,就第一时间来找我,了解案情。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律师,律师说,如果我坚持“无罪辩护”、不认罪的话,可能要判三年半到四年的刑期;如果我认罪认罚,可能是两年半到三年。当然我不会妥协。但心里还是有负担的,我担心年迈的父母受不了,怕给大法造成不好的负面影响。

她感受到了我心里的结,就说了一句:“某某,如果你觉的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话,就去做,你只要问心无愧就好!”“问心无愧”四个字一下使我轻松了许多,我说:“对的,就是这样的,问心无愧!”

不管什么结果,都无所谓,我只要“问心无愧”就好!即使被判重刑,也不是我的错,是邪党太邪恶了。我没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这一点,所有接触过我的人,都非常清楚。

狱警给大法弟子提供方便

在D看守所时,我有幸和一个年轻同修在一起。这个同修是个很开朗、乐观的人,天生喜感,非常讨人喜欢。加上她说话极其幽默、风趣,又经常给监舍里的人讲课,讲做人的道理,讲《弟子规》等,全室的人都喜欢她,连狱警也非常喜欢她。

这位年轻同修的丈夫也被关在同一个看守所。她丈夫做的也非常好。按规定他们夫妻之间是不允许联系的,但那些狱警却经常帮他俩传个信儿,让彼此知道对方的一些情况。

这位年轻同修写了她和她丈夫因修炼而相识、相恋到结婚的经历,很长的一个故事,写好传给监室的人看。大家看完后,她又给主管狱警看。主管狱警看完后,她又请主管狱警传给她丈夫的主管狱警看,都传看了,最后就传给她丈夫。很多人看了,都说写的很好。

年轻同修和她丈夫同一天释放。在他们被释放的前几天我得知,因为疫情,家人带的衣物不能被送進看守所。这个监舍的狱警就自费买了高档内衣,洗干净后带到监室给了这位年轻同修,让她出所那天穿上,并特意交待说:“已经用手洗过了,是干净的。”这个狱警还送巧克力、糖、饼干等东西给同修吃。

在年轻同修出所的前几天,这位狱警找机会把同修和她丈夫带到一起,让他们当面聊聊与出所有关的事项。她还为同修和她丈夫申请了两套全新的运动套装,让他们出所时穿。在同修出所的当天,她跑了几个监室找到两个又大又圆的红苹果(当时疫情,物资奇缺),让同修和她丈夫出所时一人拿一个,说图个吉利。

据那天在外面被提审的其他在押人回来说,看到同修和她丈夫穿着新的运动套装,象情侣装一样,又漂亮、又精神。

狱警自始至终称我“老师”

由于我在监室经常给其他在押人讲课,教她们英语,给她们讲历史故事、传统的做人道理等等,那些在押人员都非常喜欢听,她们都叫我“老师”。在她们写给所里的思想汇报中,经常会有人说,很感激我教给她们做人的道理等等。每次狱警找她们谈话,她们都会非常正面的评价我。所以,有一个主管狱警也一直称我为“老师”。

在我被释放回家的前几天,这个主管狱警亲自到监室,主持了一个欢送会,并说:“某老师要回家了,我们请她送几句话给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要说的,也趁这个机会讲一讲。”场面感人。

我前后换了多个看守所,关过十几个监室,陆续送走的人员有几十个,而由狱警亲自出面主持欢送会,还是第一次。我知道通过二十多年与大法弟子接触,她们心里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法轮大法是好的。

后记

回家后,我跟同事、同学们联系,知道了许多感人的事情:

当我被抓时,公司领导曾想去探视我,帮我请个律师什么的,当知道必须有家人出面才能请律师,外人不能代行时,他们才放弃。半年后,公司领导知道我的通讯地址后,又委托人事部以公司的名义给我写信,信中特别说,如果我需要任何帮助,可以随时给他们写信。

在我回来的当天,公司助总接到我的电话后,除了问我的情况,还特别问我是否需要帮助,缺不缺钱,如果缺钱,他可以先援助我一些。他还帮我介绍去他同学投资的一家公司工作。虽然由于另一个投资人担心我修炼法轮大法,会影响到他独资的私人公司与国企合作的业务,从而导致这份工作最终泡汤,但助总及他同学对大法弟子的善意,却是实实在在的。

还听说我的前任老总知道我被关押后,也是多方打听我的情况,基本每次和前同事见面或聚会,他都会提起我,语气中满是同情和惋惜。同事说,他非常欣赏我这个大法弟子的人品和工作能力。得知我回来后暂时住在另一城市,他安排他的助理联系了之前关系好的几个同事,准备找时间一起开车去看我、请我吃饭。后来当得知我已经回到了原城市,又立即安排在我家附近的高档饭店包间,破费四千多元请我吃饭。让我感动不已。

其他的同事也是,听到我回来,一拨一拨地安排请我吃饭。我跟他们报“平安归来”时,他们接到电话,常常一聊就是大半个小时都不肯挂电话。

种种盛情使我感动。人,真的是变了。

同学也很正义。有的同学听说我出事后多方打听,尝试找关系帮我疏通,并多次与我家人联系,要我家人给我请律师、去看我等等;也有的同学给我存生活费,并经常写信给我,虽然写的都是家常话,但对牢狱中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温暖。

有的同学听说我出来后还经常被骚扰,就从法律角度跟我讲要如何对付他们,等等,种种事情,不胜枚举。

在牢狱的日子里,虽然客观条件很苦,但我内心并没有觉的苦。相反,在那种环境中,我看到人心善良的一面,从狱警到普通人都是这样。

现在,很多人真的是明白了!或许,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但最起码,他们认识到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好人,是无辜遭受迫害的。从这一点看,中共的迫害,只不过是让民众更深的看清了它的邪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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