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的阿猫阿狗，组织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极端低下，怪不得几十年一事无成——以余杰为例的管窥

2012年1月，余杰正式流亡美国。在2012年到2022年这十一年间，余杰总共出了四十多本书，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读后感类：《解毒国民教育：通往心灵自由的五十本书》（此为港版，台版改名为《流亡者的书架：认识中国的五十本书》）、《刀尖上的中国：透视中国的五十道窗》、《纳粹中国》、《看哪，勇敢者——台湾民主人物第一卷》。

二、赞歌类：《在那明亮的地方：台湾民主地图》、《从顺民到公民：与民主台湾同行》、《我也走你的路：台湾民主地图第二卷》、《拆下肋骨当火炬：台湾民主地图第三卷》、《正义的追寻：台湾民主地图第四卷》、《中国乃敌国也：台湾与中国关系新解读》、《不屈服的岛：台湾民主地图完结卷》、《香港独立》、《我无罪：刘晓波传》、《不自由国度的自由人：刘晓波的生命与思想世界》、《用常识治国：右派商人川普的当国智慧》、《川普向右，习近平向左》。

三、中共党魁类：《河蟹大帝胡锦涛》、《中国教父习近平》、《走向帝制：习近平与他的中国梦》、《习近平：丧尸治国》。

四、中国震撼类：《卑贱的中国人》、《今生不做中国人》、《病毒、谎言、大外宣：中国造假如何毁灭全世界》、《大脱钩：中国是文明海洋中的孤岛》、《恶托邦祭：独裁是一种病》、《坠入深渊的中国》、《西朝鲜：为奴之地》。

五、民国史类：《1927：民国之死》、《1927：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台湾和中国都不提起的近现代史》、《暗黑民国史：两岸历史课本刻意回避的空白30年》。

六、基督教类：《大地上的麦子》、《我听见斧头开花：信仰、艺文与生活》、《从今时直到永远：基督与生命系列访谈》。

七、其他：《萤火虫的反抗：这个世纪的知识分子》、《我是右派，我是独派》、《大光：宗教改革、观念对决与国族兴衰》、《德意志的美与罪》、《伪装的改革者：破解邓小平和蒋经国神话》、《美国左祸与自由危机》。

最近闲来无事，陆续翻看了其中的一些，竟迅速找到了爷青回的感觉：那耳熟能详的议论、寡淡如水的文风、自鸣得意的心态、层出不穷的硬伤……都让我有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当然了，论点、文风与心态的评判标准向来都是多元化的，余杰完全可以说自己的议论是透辟的，文风是犀利的，心态是谦卑的，所以我仅在下文中列举略读时发现的若干硬伤，借此来一窥余杰的成色：

余杰曰：“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而且是其中唯一的清醒者。”（引自《流亡者的书架：认识中国的五十本书》，下同）

1945年6月初，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要访问延安。此举的主要推动者是一干试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的民盟策士，蒋介石则采取默许的态度，推举云云，大概出自“民主斗士”余杰的想象。访问团成员成行者共有6人，分别是：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访问团于1945年7月1日下午抵达延安，7月5日离开，此时抗战尚未胜利。另外，“国民参议会”应为“国民参政会”。

余杰云：“邱在回忆录中描述了此一场景：一九七六年，军委办事处成立后，邱负责支左干部选派工作。……周来了，邱背对着周，没有看见。周悄悄走到他身后，揪住他的耳朵，开玩笑说：‘你给不给我派人来？’”

余杰为我们讲了一个神话故事：1976年的邱会作还能“负责支左干部选派工作”，周恩来还有力气揪住邱会作的耳朵。随便翻翻《邱会作回忆录》就可以发现，“军委办事处”实为“军委办事组”，成立于1967年9月24日。我们或许可以据此得出一个推论：余杰在使用剪刀加浆糊进行事关良知与正义的严肃创作时出现了头晕眼花、犯迷糊等状况，而这一定是共匪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带来的后遗症。

余杰梦呓道：“二十世纪七〇年代末，陷入四面楚歌的毛泽东转而拥美抗苏……”

众所周知，毛主席他老人家驾崩于1976年，压根儿就没活到“二十世纪七〇年代末”。我思来想去也想不通余杰何出此言，莫非余杰才是“毛主席万岁”这一口号的忠实拥护者？

余杰曰：“《黑道风云》里最重要的几名主人公、黑帮大哥大级别的人物赵红兵、沈公子、张岳、李四等人，无一例外都是越南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引自《刀尖上的中国：透视中国的五十道窗》，下同）

看过《黑道风云二十年》的人都知道，张岳并未上过越南战场。“无一例外”一词恰好凸显出余杰行文的粗疏与草率。

余杰云：“春秋战国时候，齐国权臣崔杼杀害齐庄王，不愿留下乱臣贼子的罪名，找来史官太史伯，让他将齐庄王写成是病死的。”

齐国国君称王始自田齐的齐威王，而被崔杼杀害的是姜齐的齐后庄公，将齐后庄公写成齐庄王显然是不严谨的。

余杰瞎编道：“陈独秀说过，监狱是研究室，没有进过监狱的人成不了一流的思想家。”

陈独秀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篇幅很短，不妨照录于此：“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余杰曰：“名士冒襄曾作《赠柳敬亭》一诗称：‘游侠髯麻柳敬亭，诙谐笑骂不曾停；重逢快说隋家事，又费河亭一日听。’”

余杰所引的这首诗是《小秦淮曲（其三）》。《赠柳敬亭》一诗的原文是：忆昔孤军鄂渚秋，武昌城外战云愁。如今衰白谁相问，独对西风哭故侯。

余杰云：“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节点上，追求富强的人远远多于追求自由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是次于富强的价值。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少数正确的话。”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是列宁的名言。

余杰胡扯道：“新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是罗布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没有去过。这个面积多达五万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两个台湾）的中国最大的镇级行政区，却没有一个常住人口……”（引自《纳粹中国》，下同）

台湾的面积约为3.6万平方公里，罗布泊镇的面积约为5.1万平方公里，两个台湾的面积是7.2万平方公里。当代差不多先生余杰认为，5.1万平方公里和7.2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大。另外，据《2018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记载，2017年，罗布泊镇有常住人口4358人。

余杰曰：“那座诞生过敢于对抗希特勒的潘霍华和施道芬贝格的城市，如鲁迅所说‘非藏污纳垢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敞开怀抱拥抱远道而来的廖亦武，廖亦武也心怀感激地宣称，‘我是柏林人’。”

潘霍华出生于弗罗茨瓦夫，施陶芬贝格出生于斯图加特附近的小城耶廷根。为了论证柏林“乃报仇雪耻之乡”，余杰果断为二人重新安排了诞生地。（当然了，余杰及其拥趸可以狡辩说潘霍华和施陶芬贝格都曾在柏林生活和战斗过，说他们诞生于柏林也并无不可。问题是施陶芬贝格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战斗——刺杀希特勒——偏偏发生在位于波兰的“狼穴”。嗯，波兰诞生过敢于对抗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实锤了……）另外，“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这句话是明末文人王思任说的，鲁迅在引用时大约未查原文，写成了“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

余杰云：“一九三三年，塞克特出任蒋介石的总顾问，提出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的大纲。”

1933年，汉斯·冯·塞克特首次来华访问，提出《陆军改革建议书》，引起蒋介石注意。而他正式受聘为蒋介石政府的军事总顾问是在1934年。

余杰瞎说道：“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党内斗争中，毛通常都是从文宣领域对政敌发起致命攻击，谁能想到声势浩大的文革运动居然由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的一篇《论海瑞罢官》引发？”

谁能想到姚文元的名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余杰笔下竟连题目也发生了变异？

余杰曰：“朱元璋留下的遗诏中明确宣布：‘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引自《走向帝制：习近平与他的中国梦》，下同）

朱元璋遗诏的原文是：“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余杰所引的文字出自《皇明祖训》。《皇明祖训》初名《祖训录》，始纂于洪武二年﹐洪武六年书成﹐洪武二十八年重定﹐更名为《皇明祖训》。将朱元璋遗诏与《皇明祖训》混为一谈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另外，余杰的引文与《皇明祖训》的原文之间有不小的出入，读者可自行比对，此处不赘。

余杰云：“嵇康因写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被斩于东市……”

司马师死于公元255年，嵇康死于公元263年（一作公元262年），司马师这锅背得属实有点冤。虞预《晋书》云：“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这里的“大将军”明显是指司马昭。《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写作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景元二年（公元261年）说，另一种是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说。不论此文写于景元二年还是景元四年，司马师都不可能看到。

余杰胡诌道：“在整个社会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氛围之下，中国出现了比俄国小说《钦差大臣》还要荒诞的‘汉芯’丑闻。”（引自《习近平：丧尸治国》，下同）

一个毕业于北大的文学硕士，“在整个社会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氛围之下”，错把戏剧当成了小说，这确实是挺荒诞的。

余杰曰：“陈独秀在一九一八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陈述《新青年》的两大‘罪状’……”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

余杰云：“徐树铮未经法律程序即杀掉陆建章，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冯玉祥同样未经法律程序杀害徐树铮，亦让自己不得好死，且死得更惨──在回国投共的路上，其乘坐的轮船在黑海起火沉没，全体乘客殉难，冯氏尸骨无存。”（引自《1927：共和崩溃》）

1948年9月1日，冯玉祥搭乘的苏联“胜利号”豪华客轮起火，冯玉祥及其小女儿冯晓达等人丧生。然而，“胜利”号起火后并未沉没，船上的乘客也没有全部遇难（例如当时也在船上的冯玉祥之妻李德全就侥幸捡回了一条命）。1948年9月5日，在余杰笔下业已沉没的“胜利”号驶入了敖德萨港。经历了大火洗礼的“胜利”号在被修复后依然行驶在黑海航运局的各条航线上，直至上世纪50年代中叶仍被视为该局最好的海船之一。此外，冯玉祥在“胜利”号上并没有被烧得“尸骨无存”——他老人家是因为吸入过多浓烟而去世的。直到冯氏的遗体在莫斯科火化以后，余杰所谓的“尸骨无存”才真正变成现实……

严耕望先生告诉我们：“作者若以非研究性的态度，用简略文字表达，一般人始能较易接受。其实这种较低水准的不负绝对责任的述作，写来实较容易，只是很难谨严缜密作准确的表达，在学术水准上势必大打折扣，难入真正著作之林，不能期其有恒久的价值。”余杰一年能出好几本书，看似笔耕不辍勤奋过人，实则一直沉溺在自己的舒适区，产出的几乎都是较低水准的述作。中国思想界的天花板虽然不高，但也不是余杰这种出租车司机级别的弟中弟所能触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