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符海朝:金世宗燕人上层“诡随”论(即北京地区的官民缺乏忠诚、见风使舵、谁强降顺于谁)探析
简评:何止金朝、何止古代,后面的元明清、义和团、八国联军、再后来的北洋(包括直系、奉系、皖系等轮流坐庄)、国民政府、日本占领期、国府光复期、中共统治期(开国大典、镇反、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八九六四、亚运会(血案一年后欢庆亚运,还喜迎裕仁天皇访问)、奥运会),北京从精英到百姓,其价值观、道德、言行,还是这样。口诛笔伐异族、袭扰外国使馆/使团,和喜迎各路王师与帝王,轻车熟路,代代相传。
金世宗虽然是异族殖民者,但是其评价还是挺有道理的。不过这里边不仅包括汉人、辽人,金人、蒙古人、其他迁徙而来厚成为“北京人”的人,大抵皆是如此。见风使舵、谎言、阴谋、暴力、流氓行径,自上而下。
(当然,这是一部分,不是全部。但是即便一部分(当然是很大一部分),也能反映民风)
[摘要]对燕人上层在历史关键时刻选择的评价,金世宗曾经留下一段“诡随”的论断。金世宗此一极端评价的出台既和辽、宋、金激烈争夺下幽云地区燕人上层的选择有关,又和海陵时期金朝恶劣政治生态所导致的燕人上层的表现有关,也与女真文化和汉文化的差异有关。为了纠正燕人的“诡随”行为,培养其忠君爱国的理念,以维护自己的统治,金世宗虽采取许多纠偏举措但收效甚微。其实金世宗对燕人上层的此一极端评价既不客观也不全面。
[关键词]关键词金世宗;燕人上层;诡随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6)07-0068-10
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长时段主要是结构,中时段主要是局势,短时段主要是事件。笔者认为可将辽、宋、金三政权围绕燕云地区的争夺及统治时期定位为中时段,“燕人”上层奸猾的历史形象,首先由耶律隆运(汉名韩德让)提出,統和九年(991年)他在上奏中指出“燕人挟奷苟免赋役,贵族因为囊橐”八三聊律运),从而主张打压“燕人”中部分实力强大的上层人物。
用中时段眼光考察燕人上层的民族心理金世宗曾经留下一段“至理名言”:
“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
其实,这段话前半段的类似表述,此前已见于燕人马植之口,宣和五年(1123年)三月,马植在和北宋同知枢密院事郑居中谈论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后如何守卫这一带时说道:(燕人)契丹至则顺契丹,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
金世宗名言虽然指向所有燕人,但由于在少数民族主导建立的王朝中,能够和少数民族的皇帝和各级掌权人物有实质性接触机会的,主要是以官僚、宗教领袖和士人身份岀面的汉人上层人物,特别是官僚,因此其具体指向应该指燕人上层。文章为了行文的方便有时候使用燕人上层一词,有时候使用臣僚一词,但内涵一样。
“诡随”行为实际上反映旳是燕人上层的民族心理,学界曾对此问题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探讨。王德忠曾从民族歧视的角度述及此问题,“金朝作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民族政策中的歧视、压迫色彩势所难免,但在历代皇帝中像金世宗那样把对本民族以外的民族的猜忌、防范乃至仇视赤裸裸地形之于言表尚不多见”;李秀莲则以韩企先为例,分析燕人的“诡随”心理,她认为“诡随”并非贬损燕人,实则是认识到了燕人在特殊政治环境中识时务灵活务实的共同性格”。其实,在金代,诡随一词,在政治场合,为绝对的贬义词,除金世宗那句“至理名言”外,还见于《金史·孙即康传》,(孙即康)诡隨,乃骤至宰相。古所谓斗筲之人,即康之谓矣”。
对金世宗燕人上层“诡随”论评价的研究尚需要综合性的探讨,分析其出笼的背景、标准和目的,为了纠正燕人上层的“诡随”行为,金世宗又持之以恒地做了哪些纠偏举措?其效果如何?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年鉴学派的时段理论和心态史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对此问题作一番较为全面、深刻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辽代燕人上层中的奸人与忠直者
辽代燕人上层中的奸人与忠直者,孰多孰少,且看《辽史》的记载:
1.奸诈者
先看奸人的例子∶
杨遵勗,字益诫,涿州范阳人。辽兴宗重熙十九年(1050年)进士,耶律乙辛诬陷皇太子时,杨为南府宰相,皇帝下诏让他和燕哥调查此事,杨“不敢正言,时议短之”。
辽末重臣析津李氏家族李俨。“执政十余年,善逢迎取媚”,其侄子李处温,因为萧奉先为其靠山,“倾心阿附,以固权位,而贪污尤甚,凡所接引,类多小人”。
2.忠直者
再看忠直者的例子:
张砺,磁州人,原为后唐翰林学士,后唐亡国后到辽国。“临事必尽言,无所避”。
马得臣,南京人,辽景宗保宁年间为翰林学士。“常预朝议,以正直称”。
室昉,辽圣宗时期的汉人名臣。担任南京副留守期间,晋国公主“建佛寺于南京,上许赐额”,室昉上奏表示反对,因为此前,皇帝刚刚下诏处罚无名寺院、现在因为公主的缘故,皇帝就违反刚刚发布的诏令,“不惟违前诏,恐此风愈炽”,直接反对皇帝的朝令夕改举措,也不怕得罪公主。
武白原为北宋国子博士被俘后到辽国。有人告宰相刘慎行与儿媳姚氏私通,当时刘慎行几个儿子都在要害位置为官,因此,司法部门不敢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辽圣宗让武白重新审理此案,武白“正其事”,自己随后即受到刘家的打击报复。
王士方,“正直敢言”。辽道宗相信枢密使耶律乙辛的话,“谗杀其太子世无敢白其冤者”,王士方后“击义钟以诉,辽主感悟,卒诛乙辛”。
张俭,宛平人统和十四年(996年)进士。某年,“有司获盗八人,既戮之,乃获正贼”,显见是一起重大司法冤案,家人诉冤,无人理睬,张俭三次请求皇帝申理,第三次提议后,辽兴宗勃然大怒地说道“卿欲朕偿命耶”!从此言可见皇帝发怒的程度,见此情景涨俭却没有害怕,坚持自己的主张,“八家老稚无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没”,由于他的坚持,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刘伸,字济时,宛平人,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进士。辽道宗曾经对大臣说“今之忠直,耶律玦、刘伸而已!”
3.忠奸辨析
可见在辽代,燕人上层中的忠直者还是多于奸人,即使奸人杨遵勗和李俨、李处温叔侄,也要考虑他们为奸的政治环境。
虽然皇帝下诏让杨遵勗和燕哥调查太子被诬陷一事时,杨“没敢正言,时议短之”,但要考虑到道宗朝的政治生态,皇后被处死后,乙辛党羽弹冠相庆,“谗谤沸腾,忠良之士斥逐殆尽”,而在耶律乙辛诬陷太子的过程中,恐怕皇帝怀疑,“引数人庭诘,各令荷重校,绳系其颈,不能出气,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当时北人谚云:“宁违敕旨,无违魏王(耶律乙辛封魏王)白帖子”,辽道宗却对魏王非常信任,连大批正直的契丹贵族都被他杀害,在此背景下杨遵勗别说仗义执言,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李氏叔侄掌权主要在道宗朝晚期和天祚帝时期,道宗朝晩期“谤讪之令既行,告讦之赏日重。群邪并兴,谗巧竟进。贼及骨肉”;天祚帝时期,“既丁末运,又觖人望,崇信奸回,自椓国本,群下离心”,江河日下的时刻,出现李氏叔侄这样的奸人,也不奇怪。
4.辽朝燕人上层品性形成的必然趋势
辽朝的政治生态,允许臣僚说真话、直言极谏的机会并不多,作为汉人臣僚处于这样的政治生态中,心理上的顾虑更多,且看《辽史》对辽兴宗的结论性评价,即可看出兴宗朝的政治生态。
“兴宗即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母,以致临朝专政,贼杀不辜,又不能以礼几谏,使齐天死于弑逆,有亏王者之孝,措哉!若夫大行在殡,饮酒博鞠,叠见简书。及其谒遗像而哀恸,受宋吊而衰絰,所为若岀二人。何为其然欤?于时左右大臣,曾不闻一贤之进,一事之谏,欲庶几古帝王之风,其可得乎?”
辽道宗即位后即感叹道“朕以眇冲,获嗣大位,夙夜忧惧,恐弗克任。欲闻直言,以匡其失。今已数月,未见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之意”无奈之下,只好下诏,“其令内外百官,比秩满,各言一事。仍转谕所部,无贵贱老幼,皆得直言无讳”。
辽朝末年,燕云一带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辽、宋、金三国激烈争夺,北宋欲雪汉人近二百年割地之耻,不惜玩弄“以夷制夷”的鼠目寸光之策,辽国欲保住最后的一块地盘,希望联宋抗金,金国则希望联宋灭辽之后从该地掠夺大量的财富。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燕人上层的民族心理,肯定不同于辽宋关系较为和缓时期的民族心理,显示岀剧烈的动荡性甚至不是渐变,而是毎天都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此种民族心理应该是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必然。
二、金世宗燕人上层“诡随”论提出的背景
1.金世宗对燕人臣僚品性的评断
金世宗说此话的背景是右司郎中段珪去世,世宗评价他“甚明正可用”,旋即说巨构“每事但委顺而已”。
案:巨构,字子成,薊州平谷(今北京市平谷区)人,二十岁登进士第,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除南京副留守,此前世宗曾就此任命对宰臣说“巨构外淳质而内明悟,第乏刚鲠耳。佐贰之任贵能与长官,辨正恐此人不能尔;《金史》如此评价巨构,“性宽厚寡言,所治以镇静称,性尤恬退,故人既贵不复往来,先遗以书则裁答寒温而已”,可见其为人处世之谨慎。金世宗在另一个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是当面赞扬贺扬庭的。
案:贺扬庭,曹州济阴(今山东省菏泽市)人,天德三年(1151年)经义进土,曾任范县主簿兼县尉大定十三年(1173年)由安肃令补尚书省令史后授沁南军节度副使,入为监察御史历右司都事、户部员外郎、侍御史、右司员外郎等官职。金世宗喜其刚果,说“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
金世宗应该不止两次以他们二人为例,来评价燕人和南人臣僚,《金史》卷九十七在贺扬庭传后的赞语中说道:“巨构骯骸贺扬庭骨鲠大定于二人而屡评南北士习之优劣”。金世宗此处所说的汉人,也即燕人。
金世宗以他们二人为例,屡屡对燕人和南人臣僚的心理,作出如此绝对的评价,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说法。金世宗拿段珪和巨构作为例子来评价燕人和南人臣僚时,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六月,时年他六十岁,这样的评价,出自作了二十三年皇帝的六十岁的老人之口,应该是他相当长时间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金世宗并非对汉文化了解肤浅之人,从《金史·世宗本纪》来看,他对汉朝和唐朝的历史书籍阅读的很多,理解的也很深刻。也不应该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应该是作为民族属性中的他者(女真贵族),作为旁观者在对燕人和南人臣僚中的一定数量的人的做人与做事,做了较长时期考察后的评价,且不仅为其个人的观点,应该是代表一定数量人的看法。
2.完颜亮的血腥暴政对燕人臣僚品性的影响
金世宗出于什么心理如此用心地考察燕人和南人臣僚呢?需要从金世宗即位的背景开始考察。
完颜亮通过弑君的血腥手段上台,上台之后自然要采用各种手段除掉残余的对手及对自己统治不满意的臣僚。据《金史》记载,有三次大规模的杀戮。第一次是天德二年(1150年)四月,被杀者包括太宗之子宗本等一百五六十人。第二次发生在同年十月,被杀者包括太皇太妃萧氏等一百二三十人。第三次发生在贞元二年(1154年)正月,被杀者包括完颜亮昔日弑君时候的重要帮凶萧裕等多人。这些被杀者大多是女真贵族;残酷的杀戮,使政治生态空前恶化,作为异族的燕人和南人臣僚,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更是噤若寒蝉。再加上完颜亮“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的性格,导致他们自身也常常有遭到杀戮或者被杖责的危险。
张浩,字浩然,辽阳渤海人,天会八年(1130年)进士。贞元三年(1155年)三月,身为左丞相的张浩和平章政事张晖,因为“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被杖二十下。
翟永固,字仲坚,中都良乡人,天会六年(1128年)进士。海陵王考试贞元二年(1154年)进士,翟永固出《尊祖配天赋》题,海陵王认为他猜度己意,召翟永固问他说“獄题不称朕意。我祖在位时祭天拜乎”?翟永固回答说“拜”,海陵王说‘岂有生则致拜,死而同体配食者乎”?翟永固又回答说“古有之,载在典礼”,海陵王说若桀、纣曾行,亦欲我行之乎”?从海陵王和翟永固的三问三答,即可看出海陵王纯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翟永固和张景仁皆被杖二十;进士张汝霖赋第八韵中有“方今将行郊祀”一句话海陵质问道“汝安知我郊祀乎?”也被杖三十。
完颜亮即将发动对南宋的战争之前,张浩在上奏中指出“诸将皆新进少年,恐误国事。宜求旧人练习兵者,以为千户谋克”完颜亮“恶闻其言,乃杖之”,张浩第二次被杖责。
贞元三年(1155年)八月,因为主管“尚食烹饪失宜”,庖官各被杖二百,左宣徽院敬嗣晖也被杖责。
韩锡,字难老,天会十年(1132年)进士。正隆二年(1157年)正月,完颜亮将韩锡的官职由工部侍郎改为同知宣徽院事,韩锡没有当场表示谢意,被“杖百二十夺所授官”五。
正隆三年(1158年)正月,完颜亮因为其子矧思阿补病死,杀太医副使谢友正及其乳母等人,谏议大夫杨伯雄入值禁中,因与同值人议论此事,杨伯雄说道:宿王(指矧思阿补)之死,盖养于宫外,供护虽谨,不若父母膝下。岂国家风俗素尚如此,有人将他的话告诉了完颜亮,杨伯雄被杖四十下。
正隆四年(1159年)十二月,太医使祁宰上疏反对对南宋发动战争被杀。
正隆六年(1161年)前后,金国国内矛盾激化,各族人民的起义风起云涌,完颜亮“恶闻盗贼事,言者辄罪之”。
3.金世宗的反思
金世宗初即位后和移剌履的一段对话也说明了这个问题,金世宗问:“朕比读《贞观政要》,见魏征嘉谋忠节,良可称叹。近世何故无如征者”?移剌履回答说“忠嘉之士,何代无之,但上之人用与不用耳”,金世宗说:“卿不见刘仲诲、张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尝居谏职,屡有忠言故也”,移剌履说“臣未闻其谏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缄口,以成风。愿陛下惩艾前事,开谏诤之门,天下幸甚”。
有鉴于此,金世宗即位后,屡屡要求臣下讲真话,且希望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矫正燕人上层中存在已久、影响较大的“诡随”行为,以培养忠君爱国的理念来巩固自己的帝位,确保女真贵族统治的长治久安。
三、金世宗矫正燕人上层“诡随”行为的努力
1.金世宗提倡的忠直品性
大定七年(1167年)十二月,东京留守徒单合喜、北京留守完颜谋衍、肇州防御使蒲察通朝辞,金世宗赐予蒲察通金带,然后对他说:“卿虽有才,然用心多诈,朕左右须忠实人,故命卿补外”,可见,对女真人中的奸诈者,金世宗照样批评。
接着,金世宗又对在场的左宣徽使敬嗣晖说“如卿不可谓无才,所欠者纯实耳”!
案:敬嗣晖,字唐臣,易州人,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进士。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年)八月,因为“尚食烹饪失宜”,海陵王将庖官各杖二百,左宣徽使敬嗣晖与同知宣徽院事乌居仁也各被杖责。但后来又升任参知政事。敬嗣晖的升迁,估计主要和其善于逢迎有关,因为金世宗即位后,厌恶敬嗣晖的巧佞,御史大夫完颜元又劾奏他和许霖等六人不可再用,敬嗣晖被降为通议大夫,放归田里。但是由于敬嗣晖非常熟悉朝仪,进止应对闲雅,后又起复为丹州刺史,但是金世宗当面戒谕他说:“卿为正隆执政,阿顺取容,朕甚鄙之。今当竭力奉职,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罚无赦,”当面如此训斥他,颜面全无,后又起复他为左宣徽使。但以后又有人“榜匿名书于通衢”称海陵时期的旧臣不被重用者,背地有怨望世宗之心,且将图不轨,金世宗接报后说道“岂有是哉”?又对敬嗣晖说“正隆时,卿为执政,今指卿以为怨望,朕极知其不然。卿性明达能辨,但颇自眩,钓众人之誉,所以致此媒蘖,后当改之”,这一次的训斥,较为和缓。大定八年(1168年)二月,金世宗又对敬嗣晖说“凡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誉,必亏忠节,卿宜戒之!”一个燕人臣僚敬嗣晖,金世宗几次和他谈做人、为宦方面忠实的问题,可见金世宗对此问题的重视。
大定八年(1168年)十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海陵时,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书多不实。可访求得实,详而录之”,参政孟浩回答说“良史直笔,君举必书,自古帝王不自观史,意正在此”。
大定九年(1169年)正月,金世宗与宣徽使敬嗣晖、秘书监移剌子敬讨论古今史事,说道“如海陵以张仲轲为谏议大夫,何以得闻忠言。朕与大臣论议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对,岂人臣之道也!”张仲轲,幼名牛儿,市井无赖,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为业,从张仲轲仕宦前的职业看来,应该是燕京一带的民间艺人。
正隆二年(1157年),海陵王以张仲轲为左谏议大夫,修起居注,当海陵意欲取江南前夕,屡次“先设禨祥以讽群臣,是以仲轲每先逢其意,导之南伐”。海陵王时期的张仲轲又一个让金世宗非常厌恶的燕人臣僚。大定九年(1169年)四月金世宗对宰臣说“朕观在位之臣初入仕时竟求声誉以取爵位亦既显达即徇默苟容为自安计朕甚不取。宜宣谕百官使知朕意。”该年九月金世宗对台臣说“比闻朝官内有揽中官物以规贷利者汝何不言”? 台臣回答说“不知”。金世宗气愤地说:“道朕尚知之汝有不知者乎?朕若举行,汝将安用”。
大定十年(1170年)四月,金世宗和新任命的参知政事宗叙谈做人、做官的原则问题并对在场的左丞石琚说“女直人径居达要,不知闾阎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民间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陈。”金世宗同样希望牵涉女真贵族事宜的时候,汉人臣僚能大胆直言。十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朕凡论事有未能深究其利害者卿等宜悉心论列,无为面从而退有后言”,金世宗甚至指出如果是自己的错误臣僚们也要及时指出,且不能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同年十二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今观所奏事皆依条格殊无一利国之事。…卿等尤当注意”,尽管世宗一再要求宰臣们大胆直言,但是他们的奏状还是让世宗失望,只好继续鼓励直言。
大定十一年(1171年)六月金世宗在一封诏令中说道“诸路常贡数内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劳民尔自今罢之。朕居深宫劳民之事岂能尽知?似此当具以闻”看语句应该也是对高级臣僚们说的。八月由于太白金星白日出现金世宗对朝臣说“朕尝谕汝等国家利便治体遗阙皆可直言外路官民亦尝言事汝等终无一语。凡政事所行岂能皆当?自今直言得失册有所隐”朝臣们还是不敢直言世宗很失望也很无奈但还是在鼓励。该月金世宗又在和宰臣的谈话中说道“五品以下缺员甚多而难于得人。三品以上朕则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无一言见举者。欲画久安之计兴百姓之利而无良辅佐所行皆寻常事耳虽日日视朝何益之有。卿等宜勉思之。口素这一次的训话,世宗看来很生气,“无一言见”、“无良辅佐所行皆寻常事耳,虽日日视朝何益之有”语气说的很重,就差说换人了。十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朕已行之事卿等以为成命不可复更但承顺而已一无执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尝不从。自今朕旨虽出宜审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书省所行未便亦当从而改之毋拒而不从”;该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衍庆宫图画功臣已命增为二十人。如丞相韩企先自本朝兴国以来宪章法度多出其手。至于关决大政但与大臣谋议终不使外人知觉。汉人宰相前后无比若褒显之亦足示劝慎无遗之”,金国立国之初的汉人宰相韩企先“前后无比”,在座的汉人宰臣听后不知有何感。由于该月初一敬嗣晖刚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在场的肯定有他。十一月金世宗当着群臣的面对皇太子说“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谓其子高宗曰‘尔于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伪为。受恩于父,安有忘报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诚实耳。”即使是一代明君李世民,世宗认为他在该问题上的做法也不足效仿表示自己要带头诚实做人。
大定十二年(1172年)二月金世宗对诸王府长史说朕选汝等,正欲劝导诸王,使之为善。如诸王所为有所未善当力陈之,尚或不从则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随之又下达专门的诏令“自今官长不法其僚佐不能纠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十一月,曹国公主家奴犯事,受到宛平县令刘彦弼的杖罚,曹国公主于是折辱县令,金世宗听说后,既深刻责罚公主,“又以台臣徇势偷安畏忌不敢言,夺俸一月”:该月金世宗与宰臣议事,记注官按例退下金世宗说“史官记人君善恶朕之言动及与卿等所议,皆当与知。其于记录无或有隐,可以朕意谕之。”金世宗希望从此之后,给史官秉笔直书的机会。
大定十六年(1176年)十二月金世宗对宰臣说“凡已经奏断事有未当,卿等勿谓已行不为奏闻改正。朕以万几之繁,岂无一失?卿等但言之朕当更改必无吝也!”金世宗对于自己由于日理万机所导致的已有过失也希望宰臣们及时指出,以便弥补。
大定十七年(1177年)六月金世宗对宰臣说“朕年老矣!恐因一时喜怒,处置有所不当,卿等即当执奏毋为面从成朕之失。”时年五十四岁的世宗,面对迈入老年的现实直言自己由于老年人常见的喜怒无常的性格变化所导致的犯错误概率增加希望宰臣们不要为了维护皇帝的面子而助长自己的过失。该年十月金世宗对宰臣说“近观上封章者,殊无大利害。且古之谏者既忠于国,亦以求名,今之谏者为利而已。如户部尚书曹望之、济南尹梁肃皆上书言事盖凯觎执政耳其于国政竟何所补。达官如此况余人乎!昔海陵南伐,太医使祁宰极谏,至戮于市,此本朝以来一人而已。”对于臣僚的奏章世宗很不满意这种徒具形式的文字。而对出于利益动机的劝谏者金世宗同样讨厌,直接点了户部尚书曹望之、济南尹梁肃的名字。而对祁宰舍生取义的行为则高度评价。
案:曹望之字景萧其祖上为临潢人辽代迁移到宣德。天会年间以秀民子选充女直字学生,后进土及第。曹望之曾经与监修国史纥石烈良弼、同修国史张景仁、刘仲渊一起主持修《太宗实录》,修成之后金世宗赐纥石烈良弼金带一、重彩二十端曹望之等皆赐予不等的银币。曹望之感叹赏薄,对人说:“栽花接木乃加爵命勤劳者不迁官”,没多久,张景仁迁翰林学士曹望之又发牢骚说道“止与他人便遣独不及我哉”金世宗听说后出曹望之为德州防御使,对他说汝为人能干而心不忠实。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无事君之义。朕敕臣下有过即当谏争。汝但面从退则谤议此不忠不孝也。汝自五品起迁四品,《太宗皇帝实录》成优赐银币不思尽心竭力惟官赏是凯。今出汝于外,宜改心涤虑。不然,则身亦莫保”,传金世宗讨厌曹望之背后发议论,认为这是对皇帝不忠实并严厉警告了曹望之。曹望之到德州后,有惠政百姓为立生祠”后改同知西京留守事在此任上,曹望之上了一封较长的奏折,“多见采纳”;后召拜为户部尚书金世宗数落他说“汝前为侍郎,以不忠外补颇能练习钱谷故任以尚书之重宜改前非以图新效也”虽然提拔了他还是警告他要痛改前非。由于曹望之久习吏事,“有治钱谷名性刚愎颜沾沾自露希觊执政”而刑部尚书梁肃出使南宋回来后,金世宗尝欲以为执政,但是“久而未用亦颇眩耀求进”,金世宗于是对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说“曹望之、梁肃急于见知涉于躁进”遂出梁肃为济南尹,曹望之则官位原地不动直到去世。
梁肃字孟容奉圣州(今河北省涿鹿县)人,天誊二年(1139年)进士。从《金史·梁肃传》看来其为官时候的政绩还是很不错的。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梁肃因年老请求致仕,金世宗对宰臣说:“梁肃知无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实鄙之。”
2.金世宗对燕人臣僚的理想品性
专制体制下的帝王,其言论和行动经常反复无常,有时候一句话就把臣僚的功劳全部抹杀优点全部忽略缺点则大肆张扬。
大定十九年(1179年)三月金世宗与宰臣讨论史事时说道“朕观前史多溢美。大抵史书载事贵实,不必浮辞谄谀也”此前大定十二年(1172年)十一月世宗已经谈论过一次史官的秉笔直书问题这次则对前史的溢美问题又提出批评。该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联观前代人臣将谏于朝与父母妻子诀,示以必死。同列目睹其死亦不顾身又为之谏。此尽忠于国者人所难能也。”
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四月金世宗对宰臣说“朕之言行岂能无过?常欲人直谏而无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从而行之,又何难也。”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二月御史台进所察州县官罪,金世宗看后说道‘卿等所廉皆细碎事,又止录其恶而不举其善,审如是其为官者不亦难乎?其并察善恶以闻,”御史台考察官员不能全面收集资料,同样不能让世宗满意。闰十一月,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徐伟上朝奏事金世宗对宰臣说“斯人纯而干有司郎中郭邦杰直而颇躁。”为人虽然直,但脾气急躁同样不能让世宗满意。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二月金世宗对宰执说“朕自即位以来,言事者虽有狂妄,未尝罪之。卿等未尝肯尽言何也?当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无疑,则谓之嘉会。事有利害,可竭诚言之。朕见缄默不言之人不欲观之矣。”金世宗能够做到言者无罪对于一味沉默的官员,金世宗见都不愿见了。十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朕观唐史惟魏征善谏所言皆国家大事甚得谏臣之体。近时台谏惟指摘一二细碎事姑以塞责未尝有及国家大利害者,岂知而不言欤?无乃亦不知也,”还是无言以对。
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十月金世宗对右丞张汝霖说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张汝霖回答说“世乱则忠言进承平则忠言无所施”,金世宗反驳说“何代无可言之事,但古人知无不言,今人不肯言耳”!面对金世宗的驳难张汝霖无言以对。
金世宗曾经问宰臣说‘御史中丞马惠迪与张亨人才孰优”?平章政事张汝霖回答说“惠迪为人虽正,于事不敏亨吏才极高”,金世宗听后说道如汝父(张)浩,于事明敏少有及者,但临事多徇若无此过则诚难得之贤相也”,当着张汝霖的面,即指出其父为臣多顺从的缺陷。案:张亨,字彦通大兴郭阴(今北京市通州区)人,皇统六年(1146年)进士。马惠迪,字吉甫,郭阴人,天德三年(1151年)进士。累迁至左司郎中此前邓俨居是职世宗喜欢邓俨的明敏马惠迪一日奏事退下,金世宗对宰臣说“人之聪明,多失于浮炫,若惠迪聪明而朴实,甚可喜也。朕尝与论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几,超授御史中丞,拜参知政事。在明敏与朴实中间,金世宗宁愿选择为人朴实的大臣。
金世宗虽然是异族殖民者,但是其评价还是挺有道理的。不过这里边不仅包括汉人、辽人,金人、蒙古人、其他迁徙而来厚成为“北京人”的人,大抵皆是如此。见风使舵、谎言、阴谋、暴力、流氓行径,自上而下。
(当然,这是一部分,不是全部。但是即便一部分(当然是很大一部分),也能反映民风)
[摘要]对燕人上层在历史关键时刻选择的评价,金世宗曾经留下一段“诡随”的论断。金世宗此一极端评价的出台既和辽、宋、金激烈争夺下幽云地区燕人上层的选择有关,又和海陵时期金朝恶劣政治生态所导致的燕人上层的表现有关,也与女真文化和汉文化的差异有关。为了纠正燕人的“诡随”行为,培养其忠君爱国的理念,以维护自己的统治,金世宗虽采取许多纠偏举措但收效甚微。其实金世宗对燕人上层的此一极端评价既不客观也不全面。
[关键词]关键词金世宗;燕人上层;诡随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6)07-0068-10
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长时段主要是结构,中时段主要是局势,短时段主要是事件。笔者认为可将辽、宋、金三政权围绕燕云地区的争夺及统治时期定位为中时段,“燕人”上层奸猾的历史形象,首先由耶律隆运(汉名韩德让)提出,統和九年(991年)他在上奏中指出“燕人挟奷苟免赋役,贵族因为囊橐”八三聊律运),从而主张打压“燕人”中部分实力强大的上层人物。
用中时段眼光考察燕人上层的民族心理金世宗曾经留下一段“至理名言”:
“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
其实,这段话前半段的类似表述,此前已见于燕人马植之口,宣和五年(1123年)三月,马植在和北宋同知枢密院事郑居中谈论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后如何守卫这一带时说道:(燕人)契丹至则顺契丹,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
金世宗名言虽然指向所有燕人,但由于在少数民族主导建立的王朝中,能够和少数民族的皇帝和各级掌权人物有实质性接触机会的,主要是以官僚、宗教领袖和士人身份岀面的汉人上层人物,特别是官僚,因此其具体指向应该指燕人上层。文章为了行文的方便有时候使用燕人上层一词,有时候使用臣僚一词,但内涵一样。
“诡随”行为实际上反映旳是燕人上层的民族心理,学界曾对此问题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探讨。王德忠曾从民族歧视的角度述及此问题,“金朝作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民族政策中的歧视、压迫色彩势所难免,但在历代皇帝中像金世宗那样把对本民族以外的民族的猜忌、防范乃至仇视赤裸裸地形之于言表尚不多见”;李秀莲则以韩企先为例,分析燕人的“诡随”心理,她认为“诡随”并非贬损燕人,实则是认识到了燕人在特殊政治环境中识时务灵活务实的共同性格”。其实,在金代,诡随一词,在政治场合,为绝对的贬义词,除金世宗那句“至理名言”外,还见于《金史·孙即康传》,(孙即康)诡隨,乃骤至宰相。古所谓斗筲之人,即康之谓矣”。
对金世宗燕人上层“诡随”论评价的研究尚需要综合性的探讨,分析其出笼的背景、标准和目的,为了纠正燕人上层的“诡随”行为,金世宗又持之以恒地做了哪些纠偏举措?其效果如何?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年鉴学派的时段理论和心态史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对此问题作一番较为全面、深刻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辽代燕人上层中的奸人与忠直者
辽代燕人上层中的奸人与忠直者,孰多孰少,且看《辽史》的记载:
1.奸诈者
先看奸人的例子∶
杨遵勗,字益诫,涿州范阳人。辽兴宗重熙十九年(1050年)进士,耶律乙辛诬陷皇太子时,杨为南府宰相,皇帝下诏让他和燕哥调查此事,杨“不敢正言,时议短之”。
辽末重臣析津李氏家族李俨。“执政十余年,善逢迎取媚”,其侄子李处温,因为萧奉先为其靠山,“倾心阿附,以固权位,而贪污尤甚,凡所接引,类多小人”。
2.忠直者
再看忠直者的例子:
张砺,磁州人,原为后唐翰林学士,后唐亡国后到辽国。“临事必尽言,无所避”。
马得臣,南京人,辽景宗保宁年间为翰林学士。“常预朝议,以正直称”。
室昉,辽圣宗时期的汉人名臣。担任南京副留守期间,晋国公主“建佛寺于南京,上许赐额”,室昉上奏表示反对,因为此前,皇帝刚刚下诏处罚无名寺院、现在因为公主的缘故,皇帝就违反刚刚发布的诏令,“不惟违前诏,恐此风愈炽”,直接反对皇帝的朝令夕改举措,也不怕得罪公主。
武白原为北宋国子博士被俘后到辽国。有人告宰相刘慎行与儿媳姚氏私通,当时刘慎行几个儿子都在要害位置为官,因此,司法部门不敢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辽圣宗让武白重新审理此案,武白“正其事”,自己随后即受到刘家的打击报复。
王士方,“正直敢言”。辽道宗相信枢密使耶律乙辛的话,“谗杀其太子世无敢白其冤者”,王士方后“击义钟以诉,辽主感悟,卒诛乙辛”。
张俭,宛平人统和十四年(996年)进士。某年,“有司获盗八人,既戮之,乃获正贼”,显见是一起重大司法冤案,家人诉冤,无人理睬,张俭三次请求皇帝申理,第三次提议后,辽兴宗勃然大怒地说道“卿欲朕偿命耶”!从此言可见皇帝发怒的程度,见此情景涨俭却没有害怕,坚持自己的主张,“八家老稚无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没”,由于他的坚持,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刘伸,字济时,宛平人,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进士。辽道宗曾经对大臣说“今之忠直,耶律玦、刘伸而已!”
3.忠奸辨析
可见在辽代,燕人上层中的忠直者还是多于奸人,即使奸人杨遵勗和李俨、李处温叔侄,也要考虑他们为奸的政治环境。
虽然皇帝下诏让杨遵勗和燕哥调查太子被诬陷一事时,杨“没敢正言,时议短之”,但要考虑到道宗朝的政治生态,皇后被处死后,乙辛党羽弹冠相庆,“谗谤沸腾,忠良之士斥逐殆尽”,而在耶律乙辛诬陷太子的过程中,恐怕皇帝怀疑,“引数人庭诘,各令荷重校,绳系其颈,不能出气,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当时北人谚云:“宁违敕旨,无违魏王(耶律乙辛封魏王)白帖子”,辽道宗却对魏王非常信任,连大批正直的契丹贵族都被他杀害,在此背景下杨遵勗别说仗义执言,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李氏叔侄掌权主要在道宗朝晚期和天祚帝时期,道宗朝晩期“谤讪之令既行,告讦之赏日重。群邪并兴,谗巧竟进。贼及骨肉”;天祚帝时期,“既丁末运,又觖人望,崇信奸回,自椓国本,群下离心”,江河日下的时刻,出现李氏叔侄这样的奸人,也不奇怪。
4.辽朝燕人上层品性形成的必然趋势
辽朝的政治生态,允许臣僚说真话、直言极谏的机会并不多,作为汉人臣僚处于这样的政治生态中,心理上的顾虑更多,且看《辽史》对辽兴宗的结论性评价,即可看出兴宗朝的政治生态。
“兴宗即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母,以致临朝专政,贼杀不辜,又不能以礼几谏,使齐天死于弑逆,有亏王者之孝,措哉!若夫大行在殡,饮酒博鞠,叠见简书。及其谒遗像而哀恸,受宋吊而衰絰,所为若岀二人。何为其然欤?于时左右大臣,曾不闻一贤之进,一事之谏,欲庶几古帝王之风,其可得乎?”
辽道宗即位后即感叹道“朕以眇冲,获嗣大位,夙夜忧惧,恐弗克任。欲闻直言,以匡其失。今已数月,未见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之意”无奈之下,只好下诏,“其令内外百官,比秩满,各言一事。仍转谕所部,无贵贱老幼,皆得直言无讳”。
辽朝末年,燕云一带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辽、宋、金三国激烈争夺,北宋欲雪汉人近二百年割地之耻,不惜玩弄“以夷制夷”的鼠目寸光之策,辽国欲保住最后的一块地盘,希望联宋抗金,金国则希望联宋灭辽之后从该地掠夺大量的财富。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燕人上层的民族心理,肯定不同于辽宋关系较为和缓时期的民族心理,显示岀剧烈的动荡性甚至不是渐变,而是毎天都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此种民族心理应该是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必然。
二、金世宗燕人上层“诡随”论提出的背景
1.金世宗对燕人臣僚品性的评断
金世宗说此话的背景是右司郎中段珪去世,世宗评价他“甚明正可用”,旋即说巨构“每事但委顺而已”。
案:巨构,字子成,薊州平谷(今北京市平谷区)人,二十岁登进士第,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除南京副留守,此前世宗曾就此任命对宰臣说“巨构外淳质而内明悟,第乏刚鲠耳。佐贰之任贵能与长官,辨正恐此人不能尔;《金史》如此评价巨构,“性宽厚寡言,所治以镇静称,性尤恬退,故人既贵不复往来,先遗以书则裁答寒温而已”,可见其为人处世之谨慎。金世宗在另一个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是当面赞扬贺扬庭的。
案:贺扬庭,曹州济阴(今山东省菏泽市)人,天德三年(1151年)经义进土,曾任范县主簿兼县尉大定十三年(1173年)由安肃令补尚书省令史后授沁南军节度副使,入为监察御史历右司都事、户部员外郎、侍御史、右司员外郎等官职。金世宗喜其刚果,说“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
金世宗应该不止两次以他们二人为例,来评价燕人和南人臣僚,《金史》卷九十七在贺扬庭传后的赞语中说道:“巨构骯骸贺扬庭骨鲠大定于二人而屡评南北士习之优劣”。金世宗此处所说的汉人,也即燕人。
金世宗以他们二人为例,屡屡对燕人和南人臣僚的心理,作出如此绝对的评价,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说法。金世宗拿段珪和巨构作为例子来评价燕人和南人臣僚时,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六月,时年他六十岁,这样的评价,出自作了二十三年皇帝的六十岁的老人之口,应该是他相当长时间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金世宗并非对汉文化了解肤浅之人,从《金史·世宗本纪》来看,他对汉朝和唐朝的历史书籍阅读的很多,理解的也很深刻。也不应该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应该是作为民族属性中的他者(女真贵族),作为旁观者在对燕人和南人臣僚中的一定数量的人的做人与做事,做了较长时期考察后的评价,且不仅为其个人的观点,应该是代表一定数量人的看法。
2.完颜亮的血腥暴政对燕人臣僚品性的影响
金世宗出于什么心理如此用心地考察燕人和南人臣僚呢?需要从金世宗即位的背景开始考察。
完颜亮通过弑君的血腥手段上台,上台之后自然要采用各种手段除掉残余的对手及对自己统治不满意的臣僚。据《金史》记载,有三次大规模的杀戮。第一次是天德二年(1150年)四月,被杀者包括太宗之子宗本等一百五六十人。第二次发生在同年十月,被杀者包括太皇太妃萧氏等一百二三十人。第三次发生在贞元二年(1154年)正月,被杀者包括完颜亮昔日弑君时候的重要帮凶萧裕等多人。这些被杀者大多是女真贵族;残酷的杀戮,使政治生态空前恶化,作为异族的燕人和南人臣僚,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更是噤若寒蝉。再加上完颜亮“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的性格,导致他们自身也常常有遭到杀戮或者被杖责的危险。
张浩,字浩然,辽阳渤海人,天会八年(1130年)进士。贞元三年(1155年)三月,身为左丞相的张浩和平章政事张晖,因为“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被杖二十下。
翟永固,字仲坚,中都良乡人,天会六年(1128年)进士。海陵王考试贞元二年(1154年)进士,翟永固出《尊祖配天赋》题,海陵王认为他猜度己意,召翟永固问他说“獄题不称朕意。我祖在位时祭天拜乎”?翟永固回答说“拜”,海陵王说‘岂有生则致拜,死而同体配食者乎”?翟永固又回答说“古有之,载在典礼”,海陵王说若桀、纣曾行,亦欲我行之乎”?从海陵王和翟永固的三问三答,即可看出海陵王纯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翟永固和张景仁皆被杖二十;进士张汝霖赋第八韵中有“方今将行郊祀”一句话海陵质问道“汝安知我郊祀乎?”也被杖三十。
完颜亮即将发动对南宋的战争之前,张浩在上奏中指出“诸将皆新进少年,恐误国事。宜求旧人练习兵者,以为千户谋克”完颜亮“恶闻其言,乃杖之”,张浩第二次被杖责。
贞元三年(1155年)八月,因为主管“尚食烹饪失宜”,庖官各被杖二百,左宣徽院敬嗣晖也被杖责。
韩锡,字难老,天会十年(1132年)进士。正隆二年(1157年)正月,完颜亮将韩锡的官职由工部侍郎改为同知宣徽院事,韩锡没有当场表示谢意,被“杖百二十夺所授官”五。
正隆三年(1158年)正月,完颜亮因为其子矧思阿补病死,杀太医副使谢友正及其乳母等人,谏议大夫杨伯雄入值禁中,因与同值人议论此事,杨伯雄说道:宿王(指矧思阿补)之死,盖养于宫外,供护虽谨,不若父母膝下。岂国家风俗素尚如此,有人将他的话告诉了完颜亮,杨伯雄被杖四十下。
正隆四年(1159年)十二月,太医使祁宰上疏反对对南宋发动战争被杀。
正隆六年(1161年)前后,金国国内矛盾激化,各族人民的起义风起云涌,完颜亮“恶闻盗贼事,言者辄罪之”。
3.金世宗的反思
金世宗初即位后和移剌履的一段对话也说明了这个问题,金世宗问:“朕比读《贞观政要》,见魏征嘉谋忠节,良可称叹。近世何故无如征者”?移剌履回答说“忠嘉之士,何代无之,但上之人用与不用耳”,金世宗说:“卿不见刘仲诲、张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尝居谏职,屡有忠言故也”,移剌履说“臣未闻其谏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缄口,以成风。愿陛下惩艾前事,开谏诤之门,天下幸甚”。
有鉴于此,金世宗即位后,屡屡要求臣下讲真话,且希望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矫正燕人上层中存在已久、影响较大的“诡随”行为,以培养忠君爱国的理念来巩固自己的帝位,确保女真贵族统治的长治久安。
三、金世宗矫正燕人上层“诡随”行为的努力
1.金世宗提倡的忠直品性
大定七年(1167年)十二月,东京留守徒单合喜、北京留守完颜谋衍、肇州防御使蒲察通朝辞,金世宗赐予蒲察通金带,然后对他说:“卿虽有才,然用心多诈,朕左右须忠实人,故命卿补外”,可见,对女真人中的奸诈者,金世宗照样批评。
接着,金世宗又对在场的左宣徽使敬嗣晖说“如卿不可谓无才,所欠者纯实耳”!
案:敬嗣晖,字唐臣,易州人,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进士。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年)八月,因为“尚食烹饪失宜”,海陵王将庖官各杖二百,左宣徽使敬嗣晖与同知宣徽院事乌居仁也各被杖责。但后来又升任参知政事。敬嗣晖的升迁,估计主要和其善于逢迎有关,因为金世宗即位后,厌恶敬嗣晖的巧佞,御史大夫完颜元又劾奏他和许霖等六人不可再用,敬嗣晖被降为通议大夫,放归田里。但是由于敬嗣晖非常熟悉朝仪,进止应对闲雅,后又起复为丹州刺史,但是金世宗当面戒谕他说:“卿为正隆执政,阿顺取容,朕甚鄙之。今当竭力奉职,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罚无赦,”当面如此训斥他,颜面全无,后又起复他为左宣徽使。但以后又有人“榜匿名书于通衢”称海陵时期的旧臣不被重用者,背地有怨望世宗之心,且将图不轨,金世宗接报后说道“岂有是哉”?又对敬嗣晖说“正隆时,卿为执政,今指卿以为怨望,朕极知其不然。卿性明达能辨,但颇自眩,钓众人之誉,所以致此媒蘖,后当改之”,这一次的训斥,较为和缓。大定八年(1168年)二月,金世宗又对敬嗣晖说“凡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誉,必亏忠节,卿宜戒之!”一个燕人臣僚敬嗣晖,金世宗几次和他谈做人、为宦方面忠实的问题,可见金世宗对此问题的重视。
大定八年(1168年)十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海陵时,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书多不实。可访求得实,详而录之”,参政孟浩回答说“良史直笔,君举必书,自古帝王不自观史,意正在此”。
大定九年(1169年)正月,金世宗与宣徽使敬嗣晖、秘书监移剌子敬讨论古今史事,说道“如海陵以张仲轲为谏议大夫,何以得闻忠言。朕与大臣论议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对,岂人臣之道也!”张仲轲,幼名牛儿,市井无赖,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为业,从张仲轲仕宦前的职业看来,应该是燕京一带的民间艺人。
正隆二年(1157年),海陵王以张仲轲为左谏议大夫,修起居注,当海陵意欲取江南前夕,屡次“先设禨祥以讽群臣,是以仲轲每先逢其意,导之南伐”。海陵王时期的张仲轲又一个让金世宗非常厌恶的燕人臣僚。大定九年(1169年)四月金世宗对宰臣说“朕观在位之臣初入仕时竟求声誉以取爵位亦既显达即徇默苟容为自安计朕甚不取。宜宣谕百官使知朕意。”该年九月金世宗对台臣说“比闻朝官内有揽中官物以规贷利者汝何不言”? 台臣回答说“不知”。金世宗气愤地说:“道朕尚知之汝有不知者乎?朕若举行,汝将安用”。
大定十年(1170年)四月,金世宗和新任命的参知政事宗叙谈做人、做官的原则问题并对在场的左丞石琚说“女直人径居达要,不知闾阎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民间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陈。”金世宗同样希望牵涉女真贵族事宜的时候,汉人臣僚能大胆直言。十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朕凡论事有未能深究其利害者卿等宜悉心论列,无为面从而退有后言”,金世宗甚至指出如果是自己的错误臣僚们也要及时指出,且不能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同年十二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今观所奏事皆依条格殊无一利国之事。…卿等尤当注意”,尽管世宗一再要求宰臣们大胆直言,但是他们的奏状还是让世宗失望,只好继续鼓励直言。
大定十一年(1171年)六月金世宗在一封诏令中说道“诸路常贡数内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劳民尔自今罢之。朕居深宫劳民之事岂能尽知?似此当具以闻”看语句应该也是对高级臣僚们说的。八月由于太白金星白日出现金世宗对朝臣说“朕尝谕汝等国家利便治体遗阙皆可直言外路官民亦尝言事汝等终无一语。凡政事所行岂能皆当?自今直言得失册有所隐”朝臣们还是不敢直言世宗很失望也很无奈但还是在鼓励。该月金世宗又在和宰臣的谈话中说道“五品以下缺员甚多而难于得人。三品以上朕则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无一言见举者。欲画久安之计兴百姓之利而无良辅佐所行皆寻常事耳虽日日视朝何益之有。卿等宜勉思之。口素这一次的训话,世宗看来很生气,“无一言见”、“无良辅佐所行皆寻常事耳,虽日日视朝何益之有”语气说的很重,就差说换人了。十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朕已行之事卿等以为成命不可复更但承顺而已一无执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尝不从。自今朕旨虽出宜审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书省所行未便亦当从而改之毋拒而不从”;该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衍庆宫图画功臣已命增为二十人。如丞相韩企先自本朝兴国以来宪章法度多出其手。至于关决大政但与大臣谋议终不使外人知觉。汉人宰相前后无比若褒显之亦足示劝慎无遗之”,金国立国之初的汉人宰相韩企先“前后无比”,在座的汉人宰臣听后不知有何感。由于该月初一敬嗣晖刚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在场的肯定有他。十一月金世宗当着群臣的面对皇太子说“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谓其子高宗曰‘尔于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伪为。受恩于父,安有忘报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诚实耳。”即使是一代明君李世民,世宗认为他在该问题上的做法也不足效仿表示自己要带头诚实做人。
大定十二年(1172年)二月金世宗对诸王府长史说朕选汝等,正欲劝导诸王,使之为善。如诸王所为有所未善当力陈之,尚或不从则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随之又下达专门的诏令“自今官长不法其僚佐不能纠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十一月,曹国公主家奴犯事,受到宛平县令刘彦弼的杖罚,曹国公主于是折辱县令,金世宗听说后,既深刻责罚公主,“又以台臣徇势偷安畏忌不敢言,夺俸一月”:该月金世宗与宰臣议事,记注官按例退下金世宗说“史官记人君善恶朕之言动及与卿等所议,皆当与知。其于记录无或有隐,可以朕意谕之。”金世宗希望从此之后,给史官秉笔直书的机会。
大定十六年(1176年)十二月金世宗对宰臣说“凡已经奏断事有未当,卿等勿谓已行不为奏闻改正。朕以万几之繁,岂无一失?卿等但言之朕当更改必无吝也!”金世宗对于自己由于日理万机所导致的已有过失也希望宰臣们及时指出,以便弥补。
大定十七年(1177年)六月金世宗对宰臣说“朕年老矣!恐因一时喜怒,处置有所不当,卿等即当执奏毋为面从成朕之失。”时年五十四岁的世宗,面对迈入老年的现实直言自己由于老年人常见的喜怒无常的性格变化所导致的犯错误概率增加希望宰臣们不要为了维护皇帝的面子而助长自己的过失。该年十月金世宗对宰臣说“近观上封章者,殊无大利害。且古之谏者既忠于国,亦以求名,今之谏者为利而已。如户部尚书曹望之、济南尹梁肃皆上书言事盖凯觎执政耳其于国政竟何所补。达官如此况余人乎!昔海陵南伐,太医使祁宰极谏,至戮于市,此本朝以来一人而已。”对于臣僚的奏章世宗很不满意这种徒具形式的文字。而对出于利益动机的劝谏者金世宗同样讨厌,直接点了户部尚书曹望之、济南尹梁肃的名字。而对祁宰舍生取义的行为则高度评价。
案:曹望之字景萧其祖上为临潢人辽代迁移到宣德。天会年间以秀民子选充女直字学生,后进土及第。曹望之曾经与监修国史纥石烈良弼、同修国史张景仁、刘仲渊一起主持修《太宗实录》,修成之后金世宗赐纥石烈良弼金带一、重彩二十端曹望之等皆赐予不等的银币。曹望之感叹赏薄,对人说:“栽花接木乃加爵命勤劳者不迁官”,没多久,张景仁迁翰林学士曹望之又发牢骚说道“止与他人便遣独不及我哉”金世宗听说后出曹望之为德州防御使,对他说汝为人能干而心不忠实。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无事君之义。朕敕臣下有过即当谏争。汝但面从退则谤议此不忠不孝也。汝自五品起迁四品,《太宗皇帝实录》成优赐银币不思尽心竭力惟官赏是凯。今出汝于外,宜改心涤虑。不然,则身亦莫保”,传金世宗讨厌曹望之背后发议论,认为这是对皇帝不忠实并严厉警告了曹望之。曹望之到德州后,有惠政百姓为立生祠”后改同知西京留守事在此任上,曹望之上了一封较长的奏折,“多见采纳”;后召拜为户部尚书金世宗数落他说“汝前为侍郎,以不忠外补颇能练习钱谷故任以尚书之重宜改前非以图新效也”虽然提拔了他还是警告他要痛改前非。由于曹望之久习吏事,“有治钱谷名性刚愎颜沾沾自露希觊执政”而刑部尚书梁肃出使南宋回来后,金世宗尝欲以为执政,但是“久而未用亦颇眩耀求进”,金世宗于是对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说“曹望之、梁肃急于见知涉于躁进”遂出梁肃为济南尹,曹望之则官位原地不动直到去世。
梁肃字孟容奉圣州(今河北省涿鹿县)人,天誊二年(1139年)进士。从《金史·梁肃传》看来其为官时候的政绩还是很不错的。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梁肃因年老请求致仕,金世宗对宰臣说:“梁肃知无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实鄙之。”
2.金世宗对燕人臣僚的理想品性
专制体制下的帝王,其言论和行动经常反复无常,有时候一句话就把臣僚的功劳全部抹杀优点全部忽略缺点则大肆张扬。
大定十九年(1179年)三月金世宗与宰臣讨论史事时说道“朕观前史多溢美。大抵史书载事贵实,不必浮辞谄谀也”此前大定十二年(1172年)十一月世宗已经谈论过一次史官的秉笔直书问题这次则对前史的溢美问题又提出批评。该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联观前代人臣将谏于朝与父母妻子诀,示以必死。同列目睹其死亦不顾身又为之谏。此尽忠于国者人所难能也。”
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四月金世宗对宰臣说“朕之言行岂能无过?常欲人直谏而无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从而行之,又何难也。”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二月御史台进所察州县官罪,金世宗看后说道‘卿等所廉皆细碎事,又止录其恶而不举其善,审如是其为官者不亦难乎?其并察善恶以闻,”御史台考察官员不能全面收集资料,同样不能让世宗满意。闰十一月,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徐伟上朝奏事金世宗对宰臣说“斯人纯而干有司郎中郭邦杰直而颇躁。”为人虽然直,但脾气急躁同样不能让世宗满意。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二月金世宗对宰执说“朕自即位以来,言事者虽有狂妄,未尝罪之。卿等未尝肯尽言何也?当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无疑,则谓之嘉会。事有利害,可竭诚言之。朕见缄默不言之人不欲观之矣。”金世宗能够做到言者无罪对于一味沉默的官员,金世宗见都不愿见了。十月金世宗又对宰臣说“朕观唐史惟魏征善谏所言皆国家大事甚得谏臣之体。近时台谏惟指摘一二细碎事姑以塞责未尝有及国家大利害者,岂知而不言欤?无乃亦不知也,”还是无言以对。
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十月金世宗对右丞张汝霖说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张汝霖回答说“世乱则忠言进承平则忠言无所施”,金世宗反驳说“何代无可言之事,但古人知无不言,今人不肯言耳”!面对金世宗的驳难张汝霖无言以对。
金世宗曾经问宰臣说‘御史中丞马惠迪与张亨人才孰优”?平章政事张汝霖回答说“惠迪为人虽正,于事不敏亨吏才极高”,金世宗听后说道如汝父(张)浩,于事明敏少有及者,但临事多徇若无此过则诚难得之贤相也”,当着张汝霖的面,即指出其父为臣多顺从的缺陷。案:张亨,字彦通大兴郭阴(今北京市通州区)人,皇统六年(1146年)进士。马惠迪,字吉甫,郭阴人,天德三年(1151年)进士。累迁至左司郎中此前邓俨居是职世宗喜欢邓俨的明敏马惠迪一日奏事退下,金世宗对宰臣说“人之聪明,多失于浮炫,若惠迪聪明而朴实,甚可喜也。朕尝与论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几,超授御史中丞,拜参知政事。在明敏与朴实中间,金世宗宁愿选择为人朴实的大臣。
7 个评论
3.金世宗恐忧燕人臣僚“诡随”品性传染给女真人
金世宗甚至认为燕人上层不忠实的做派会传染给女真人。
大定十三年(1173年)三月金世宗对宰臣说“女直人寝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联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
四月,金世宗到睿思殿命歌者用女直语演唱然后对皇太子及诸王说“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
在金世宗的女真文化本位主义思想支配下,他从骨子里认为汉文化中有许多虚伪的成分燕人上层恰恰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心理支配着他对燕人上层的认识;而女真原始文化中则有许多纯实的东西对女真人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
为此他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五月禁女直人把自己的姓氏译为汉姓。
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诏令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
世宗希望用矫枉过正的手段来挽救受汉文化浸染越来越严重的女真文化。
大定十六年(1176年)正月金世宗与亲王、宰执、从官等讨论古今兴废事时说道“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
金世宗所说的“知而不能行”的文化明显指向的是汉文化中虚假的东西然后又一次强调自然的、纯直的女真文化的重要性。
从大定七年(1167年)到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下年金世宗去世),二十一年的岁月中,围绕臣僚应该如何忠直的问题金世宗简直是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大多时间是和宰执谈,也和其他高级臣僚谈,受批评的对象,大多为燕人臣僚。
四、金世宗燕人上层“诡随”论及其矫正行为之评价
1.金世宗对燕人臣僚道德评断的不正当之处
其实,金世宗这种对特定区域人士作出的全盘否定性的道德评判肯定不客观。金代燕人上层中,无论是金世宗即位之前还是金世宗统治时期都有敢言直谏的人甚至有忠于前朝的人。
天会年间,“皇子郎君破真定拘境内进士,立试场…大抵以徽宗无道、钦宗失信为问。…(主文)刘侍中名霄产辽咸雍中状元怨宋人海上之盟,故发此问”,刘霄产当为刘霄,刘彦宗之父大兴宛平人,辽朝灭亡后刘霄虽然改仕金朝,但对辽朝存有深厚感情。刘彦宗孙刘仲诲海陵帝时为应奉翰林文字,海陵严暴臣下应对多失次。尝以时政访问在朝官仲海从容敷奏,无惧色,海陵为此称赏他。刘仲诲平素立朝峻整,容色庄重就连金世宗都说“朕见刘仲诲尝若将切谏者。”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今山西省五台县)人,海陵王天德三年进士(1151年)。先调惇县丞,后改东京市令金世宗“改元于辽东或劝赴之,富贵可一朝遂”的关键时刻张大节却说“自有定分,何遽尔”。金世宗曾经对宰臣说“张大节赋性刚直,果于从政…惜乎用之太晚”,又屡次对近臣说“某某非不干然不及张大节忠实也”在金世宗眼里,张大节刚直、忠实。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1163年)进士。金世宗曾经对宰臣说“人有言语敏辩而庸常不正者,有语言拙讷而才智通达、存心向正者如刘仲诛颇以才行见称然而口语甚讷也”,《金史》对刘仲洙的评价是“性刚直果于从政,尤长于治民,所在皆有功迹盖一时之能吏”。马百禄字天锡通州三河人大定三年词赋进士。御史台评价他“刚直能干”。
2.金朝时南人(今山东河南之地)也未必普遍忠直
金世宗统治时期,为人奸猾的南人臣僚也有
刘玑,字仲璋,益都人(今山东省青州市),天德三年(1151年)进土。金世宗问宰臣说“玑为人何如”?参知政事程辉回答说“玑执强跋扈尝追济南府官钱,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金世宗接着说道“朕闻玑在北京,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辄放为良意欲徼福于冥冥则在己之奴何为不放”?又说“玑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刘玑这种两面派的做法,金世宗极为讨厌。
《金史》于世宗本纪的最后如此评价金世宗的求直言行为,“举贤之急求言之切不绝于训辞,而群臣偷安苟禄,不能将顺其美,以底大顺,惜哉!”
3.从人性和环境的角度来客观看待燕人臣僚的地域品性
其实汉人上层中的燕人也好南人也罢都不能用金世宗那么绝对的语言来评价因为人的性格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种正反的两极,从生物的进化角度看,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一极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极,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从个人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关系来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性的一极,又有不适应社会前进要求的否定性的一极;从人的伦理角度来看,有善的一极也有恶的一极;从人的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有真的一极也有假的一极;从人的审美角度来看,有美的一极,也有丑的一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展示悲与喜、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滑稽、必然与偶然等等的性格两极。任何性格任何心理状态都是上述两极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在女真人建立的政权中不管是燕人臣僚,还是南人臣僚社会心理都较之汉人政权中的汉人臣僚要复杂,长期在“胡化”环境中浸染的 燕人臣僚,心理更加复杂一些;相对于普通人汉人臣僚中的士人,性格所导致的心理,则更加复杂。
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张浩。案:张浩,字浩然,辽阳渤海人。天会八年(1130年)进士及第授秘书郎。海陵欲发动对南宋的战争张浩虽然不敢直谏,但还是用委婉的言词表达了对战争的反对。但是当海陵帝派遣宦官梁琉来监督汴京城营建工城,“凡一殿之成,费累巨万”,而梁琉则说“某处不如法式”,张浩于是马上命令撤掉不敢与之对抗。海陵帝如此评价他“左丞相张浩练达事务,而颇不实”,不实也即不实在奸猾。但在科举制的废立问题上,张浩则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金世宗时期,有近侍提出废除科举制的动议,金世宗就此征求张浩的意见金世宗问张浩“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者乎”?张浩回答说有”世宗问是谁张浩说“秦始皇”金世宗听后,说道:“岂可使我为始皇乎!”
再如邓俨,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今辽宁省阜新市境内),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进士。金世宗曾经对宰臣日“人言邓俨用心不正朕视俨奏事其心识甚明在太府监心亦向公”,第二天,让邓俨任吏部侍郎。但是邓俨致仕后又因缘求进此时皇帝已为金章宗他问左右说“邓俨可复用乎”?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回答说“俨有才力第以谋身为心”金章宗说“朕亦知之。然俨可以谁比”?完颜守贞说:(邓俨)临事则不后于人但多务自便耳。俨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颇黠故许之甚合众议。今使复列于朝恐风化从此坏矣”,听了此话,金章宗不许邓俨再度出仕。
掌握国家核心大权的统治民族的皇帝和臣僚,对人数较多的汉人臣僚,不能没有心理上的偏见,夸大其缺点缩小其优点因为汉人臣僚一个人的缺陷就把这种缺陷扩展到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汉人臣僚身上这种现象在辽、金、元三朝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再加上文化的差异,更易把这种评价推上极端。
幽云地区的燕人,由于长期处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导致他们“不能完美地融于辽、宋、金任何一朝政治生活之中,无论北方少数民族还是中原汉族都不将其视为己类使其在民族心理上边缘化于各民族”。北宋苏辙《出山》一诗的最后两句,“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可以说正是幽云汉人在面对各种尴尬处境时苦涩而又无奈心理的真实写照。元光二年(1223年)五月参知政事完颜毅夫说道“胁从人号“忠孝军’而置沿准者所为多不法请防闲之”,“忠孝军”是金末义军之一,参知政事完颜毅夫对他们的表现显然很不满意也很不信任金宣宗听后却说道“人心无常顾驭之何如耳。驭之有术远方犹且听命况此辈乎!不然虽左右亦难防闲。正在廓开大度而已。若是而不能致太平者,命也。”金宣宗虽非有为之君,但能将人心向背归结于统治者的胸怀与“驭之何如”而不是象金世宗那样一味地指责燕人“诡随”,对类似问题的分析多了几分自我反省的成分因此,少了民族偏见多了几分公允与客观。
参考文献
[1]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徐梦梓.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王德忠.金世宗与宋孝宗之比较研究[J们.史学月刊1999(6).
[5]李秀莲.试论金初宰相韩企先与隐者政治[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9(1)
[6]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周密.癸辛杂识[M].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8]王善军.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0]纪楠楠.论辽代幽云十六州的汉人问题[D],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大历史系2006
[11]苏辙著陈宏天.苏辙集[M].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责任编辑:贺永泉
金世宗甚至认为燕人上层不忠实的做派会传染给女真人。
大定十三年(1173年)三月金世宗对宰臣说“女直人寝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联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
四月,金世宗到睿思殿命歌者用女直语演唱然后对皇太子及诸王说“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
在金世宗的女真文化本位主义思想支配下,他从骨子里认为汉文化中有许多虚伪的成分燕人上层恰恰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心理支配着他对燕人上层的认识;而女真原始文化中则有许多纯实的东西对女真人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
为此他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五月禁女直人把自己的姓氏译为汉姓。
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诏令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
世宗希望用矫枉过正的手段来挽救受汉文化浸染越来越严重的女真文化。
大定十六年(1176年)正月金世宗与亲王、宰执、从官等讨论古今兴废事时说道“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
金世宗所说的“知而不能行”的文化明显指向的是汉文化中虚假的东西然后又一次强调自然的、纯直的女真文化的重要性。
从大定七年(1167年)到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下年金世宗去世),二十一年的岁月中,围绕臣僚应该如何忠直的问题金世宗简直是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大多时间是和宰执谈,也和其他高级臣僚谈,受批评的对象,大多为燕人臣僚。
四、金世宗燕人上层“诡随”论及其矫正行为之评价
1.金世宗对燕人臣僚道德评断的不正当之处
其实,金世宗这种对特定区域人士作出的全盘否定性的道德评判肯定不客观。金代燕人上层中,无论是金世宗即位之前还是金世宗统治时期都有敢言直谏的人甚至有忠于前朝的人。
天会年间,“皇子郎君破真定拘境内进士,立试场…大抵以徽宗无道、钦宗失信为问。…(主文)刘侍中名霄产辽咸雍中状元怨宋人海上之盟,故发此问”,刘霄产当为刘霄,刘彦宗之父大兴宛平人,辽朝灭亡后刘霄虽然改仕金朝,但对辽朝存有深厚感情。刘彦宗孙刘仲诲海陵帝时为应奉翰林文字,海陵严暴臣下应对多失次。尝以时政访问在朝官仲海从容敷奏,无惧色,海陵为此称赏他。刘仲诲平素立朝峻整,容色庄重就连金世宗都说“朕见刘仲诲尝若将切谏者。”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今山西省五台县)人,海陵王天德三年进士(1151年)。先调惇县丞,后改东京市令金世宗“改元于辽东或劝赴之,富贵可一朝遂”的关键时刻张大节却说“自有定分,何遽尔”。金世宗曾经对宰臣说“张大节赋性刚直,果于从政…惜乎用之太晚”,又屡次对近臣说“某某非不干然不及张大节忠实也”在金世宗眼里,张大节刚直、忠实。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1163年)进士。金世宗曾经对宰臣说“人有言语敏辩而庸常不正者,有语言拙讷而才智通达、存心向正者如刘仲诛颇以才行见称然而口语甚讷也”,《金史》对刘仲洙的评价是“性刚直果于从政,尤长于治民,所在皆有功迹盖一时之能吏”。马百禄字天锡通州三河人大定三年词赋进士。御史台评价他“刚直能干”。
2.金朝时南人(今山东河南之地)也未必普遍忠直
金世宗统治时期,为人奸猾的南人臣僚也有
刘玑,字仲璋,益都人(今山东省青州市),天德三年(1151年)进土。金世宗问宰臣说“玑为人何如”?参知政事程辉回答说“玑执强跋扈尝追济南府官钱,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金世宗接着说道“朕闻玑在北京,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辄放为良意欲徼福于冥冥则在己之奴何为不放”?又说“玑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刘玑这种两面派的做法,金世宗极为讨厌。
《金史》于世宗本纪的最后如此评价金世宗的求直言行为,“举贤之急求言之切不绝于训辞,而群臣偷安苟禄,不能将顺其美,以底大顺,惜哉!”
3.从人性和环境的角度来客观看待燕人臣僚的地域品性
其实汉人上层中的燕人也好南人也罢都不能用金世宗那么绝对的语言来评价因为人的性格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种正反的两极,从生物的进化角度看,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一极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极,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从个人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关系来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性的一极,又有不适应社会前进要求的否定性的一极;从人的伦理角度来看,有善的一极也有恶的一极;从人的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有真的一极也有假的一极;从人的审美角度来看,有美的一极,也有丑的一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展示悲与喜、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滑稽、必然与偶然等等的性格两极。任何性格任何心理状态都是上述两极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在女真人建立的政权中不管是燕人臣僚,还是南人臣僚社会心理都较之汉人政权中的汉人臣僚要复杂,长期在“胡化”环境中浸染的 燕人臣僚,心理更加复杂一些;相对于普通人汉人臣僚中的士人,性格所导致的心理,则更加复杂。
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张浩。案:张浩,字浩然,辽阳渤海人。天会八年(1130年)进士及第授秘书郎。海陵欲发动对南宋的战争张浩虽然不敢直谏,但还是用委婉的言词表达了对战争的反对。但是当海陵帝派遣宦官梁琉来监督汴京城营建工城,“凡一殿之成,费累巨万”,而梁琉则说“某处不如法式”,张浩于是马上命令撤掉不敢与之对抗。海陵帝如此评价他“左丞相张浩练达事务,而颇不实”,不实也即不实在奸猾。但在科举制的废立问题上,张浩则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金世宗时期,有近侍提出废除科举制的动议,金世宗就此征求张浩的意见金世宗问张浩“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者乎”?张浩回答说有”世宗问是谁张浩说“秦始皇”金世宗听后,说道:“岂可使我为始皇乎!”
再如邓俨,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今辽宁省阜新市境内),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进士。金世宗曾经对宰臣日“人言邓俨用心不正朕视俨奏事其心识甚明在太府监心亦向公”,第二天,让邓俨任吏部侍郎。但是邓俨致仕后又因缘求进此时皇帝已为金章宗他问左右说“邓俨可复用乎”?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回答说“俨有才力第以谋身为心”金章宗说“朕亦知之。然俨可以谁比”?完颜守贞说:(邓俨)临事则不后于人但多务自便耳。俨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颇黠故许之甚合众议。今使复列于朝恐风化从此坏矣”,听了此话,金章宗不许邓俨再度出仕。
掌握国家核心大权的统治民族的皇帝和臣僚,对人数较多的汉人臣僚,不能没有心理上的偏见,夸大其缺点缩小其优点因为汉人臣僚一个人的缺陷就把这种缺陷扩展到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汉人臣僚身上这种现象在辽、金、元三朝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再加上文化的差异,更易把这种评价推上极端。
幽云地区的燕人,由于长期处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导致他们“不能完美地融于辽、宋、金任何一朝政治生活之中,无论北方少数民族还是中原汉族都不将其视为己类使其在民族心理上边缘化于各民族”。北宋苏辙《出山》一诗的最后两句,“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可以说正是幽云汉人在面对各种尴尬处境时苦涩而又无奈心理的真实写照。元光二年(1223年)五月参知政事完颜毅夫说道“胁从人号“忠孝军’而置沿准者所为多不法请防闲之”,“忠孝军”是金末义军之一,参知政事完颜毅夫对他们的表现显然很不满意也很不信任金宣宗听后却说道“人心无常顾驭之何如耳。驭之有术远方犹且听命况此辈乎!不然虽左右亦难防闲。正在廓开大度而已。若是而不能致太平者,命也。”金宣宗虽非有为之君,但能将人心向背归结于统治者的胸怀与“驭之何如”而不是象金世宗那样一味地指责燕人“诡随”,对类似问题的分析多了几分自我反省的成分因此,少了民族偏见多了几分公允与客观。
参考文献
[1]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徐梦梓.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王德忠.金世宗与宋孝宗之比较研究[J们.史学月刊1999(6).
[5]李秀莲.试论金初宰相韩企先与隐者政治[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9(1)
[6]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周密.癸辛杂识[M].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8]王善军.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0]纪楠楠.论辽代幽云十六州的汉人问题[D],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大历史系2006
[11]苏辙著陈宏天.苏辙集[M].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责任编辑:贺永泉
已隐藏
>>8964在北京市民抵抗军队的时候但凡河南人能上街偷几个井盖让坦克陷下去,没准都能搞成了
河南参与六四的多了,我学校不少老师当年都去了北京。其他学校也听说过不少。倒是你们,一年后就在血地里迎接亚运会,不俗
北方人爱国五毛多 让人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