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六四屠杀的基辛格死了，看看当年他是如何给邓小平辩护的

THE CARICATURE OF DENG AS A TYRANT IS UNFAIR


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在经过异常草率的辩论之后，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对中国实施制裁，远远超出了布什总统已经采取的措施。如此一边倒的投票结果，直接与一位在中国事务上颇有经验的受欢迎的总统背道而驰，令人瞩目。这次投票也是史无前例的。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都未曾针对一个完全属于其国内管辖范围的事件对一个大国实施过制裁。南非一案涉及的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边缘角色。唯一可比的先例--旨在刺激犹太人移居苏联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却适得其反。而且，它只是扣留了额外的利益，并没有像国会对中国的制裁那样取消现有的利益。此外，国会没有为最终取消对华制裁制定任何标准。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请允许我总结一下自己对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看法。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容忍其首都的主要广场被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占领长达八周之久，这些示威者阻止当局接近政府主楼前的区域。在中国，在首都表现出的软弱无能将释放潜伏在各省的地方主义和军阀主义。因此，镇压是不可避免的。但镇压的残酷程度令人震惊，而随后的审判和斯大林式的宣传更是令人震惊。

尽管如此，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仍然非常重要，不能因为一时的情绪而危及两国关系。美国需要中国作为在亚洲抗衡苏联野心的可能制衡力量，也需要中国在日本眼中保持相关性，成为亚洲事件的关键塑造者。中国需要美国作为制衡苏联和日本野心的力量。作为回报，中国将在东南亚和朝鲜发挥温和的影响力，而不会在世界其他地区挑战美国。这些现实并未因天安门事件而改变。如果这种互惠关系消失，苏联的政策将变得更加灵活，而日本则会怀疑美国在亚洲的作用。

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尤其是朝鲜--的地位可能会变得很不稳定。因此，任何熟悉中国历史和态度的人都会和布什总统一样，不愿意让美国走上一条既危险又难以确定的道路。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a) 为什么美国国会要挑战一个近二十年来一直得到两党支持的关系？(b) 美国国会多数派所主张的路线要达到什么目的？激情的部分原因是电视报道的影响。媒体对事件的描述足够准确，但电视--就其媒体性质而言--无法提供历史或政治背景（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的特别报道是一个重要的例外）。

但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出简单的道德剧。冲突之所以变得棘手，是因为严肃的个人在重要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一开始是学生抗议民众更多地参与政府管理，后来演变成以被罢免的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派系与围绕在中国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周围的团体就经济改革的步伐和政治变革的必要性展开斗争。我认识赵紫阳近十年了。在他与我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概述了一项价格改革计划，该计划既是向市场经济迈进所不可或缺的，又具有政治风险，因为它势必会提高物价。但是，我也知道邓小平是一位改革家和美国的好朋友。我记得 1975 年我访问北京时，他为了与美国的关系而挺身而出反对四人帮--这是对那些现在声称无论制裁与否中国都无处可去的人的一个警告。

虽然我从未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怀疑布什总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同样经历的影响。因此，在我看来，美国人在讨论中把邓小平讽刺为掠夺中国青年的暴君是不公平的。过去十五年来，邓小平一直是中国改革的推动者。他引入了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并寻求建立一个更可预测的司法体系。他的悲剧在于，他在经济领域过于成功，而在政治领域却过于犹豫不决。他对共产主义过于执着，不愿意面对一个极权的共产党无法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事实；但他又过于执着于进步，不愿意放弃一个必然会破坏一党执政的方针。

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也陷入了类似的两难境地，他试图在共产党体制之外，特别是在最高苏维埃中建立权力基础。相比之下，长征的幸存者邓小平则试图通过改革来防止共产党权力的衰落。他试图让每个党员都接受审查，当审查失败后，他又将共产党的领导层限制在基本上是概念性的任务上。这两种做法都没有奏效。对 3 000 万党员的清除失败了，因为这项工作必须由需要清除的人来执行。共产党作用的削弱造成了真空，尤其是在邓小平将赵紫阳从总理职位调任中共总书记以取代胡耀邦之后。

因此，赵紫阳的改革计划陷入困境，而这一计划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很难实施。赵紫阳受困于一个他不再控制的政府和一个对他的政策无动于衷的共产党之间，他向超出其正常共产党改革选区的群体发出了呼吁。

5 月初，在学生骚乱发生两周后，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与邓小平唱反调，称学生抗议并不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两周后，在欢迎戈尔巴乔夫时，赵紫阳在电视上强调所有关键决策都是邓小平作出的。这被普遍解释为试图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邓小平身上。到那时，抗议者显然已得到了学生团体所无法提供的机构的支持。如果没有食物、基本的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数以万计的抗议者不可能在首都的主要广场上日复一日地生存下去。几乎所有的记者都认为他们的通讯非常出色。

进入首都主广场不再受政府控制。这一切都表明，抗议者的大部分不满都是真实的。同时，北京政府也不可能坐视自己的灭亡。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国内政治的首要问题一直是维护国家统一。在中国人看来，自 19 世纪 40 年代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一直在有计划地煽动中国人的不团结，以达到掠夺国家的目的。1971 年，我秘密访问中国，在与周恩来总理的首次会晤中，他表示--令我惊讶的是--他坚信日本、美国和苏联的最终目的都是分裂中国。毫无疑问，邓小平及其同僚认为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游行不仅威胁到他们自己的统治，也威胁到中国的凝聚力和最终的独立。他们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创建的学生红卫兵最终在同一旗帜下催生了许多相互竞争的团体，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军队来挽救这些自治卫星国的凝聚力。

如果政府不能控制首都的主要广场，那么它治理中国其他地区的能力也会迅速削弱。我支持民主国家首脑会议的温和呼吁，也支持布什总统为表达其关切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更进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惩罚北京过去采取的现已无法挽回的行动吗？是为了促进美国可能认为的改革派吗？美国真的想致力于推翻中国政府吗？惩罚一个国家过去的行为必然会适得其反。如果在总统已经采取的措施之外再进一步，那就是在向美国展示自己的无能。惩罚性制裁迟早会失败，这仅仅是因为中国政府无法挽回其过去的行为，而地缘政治的现实将决定美中之间的和解。然而，到那时，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素可能会变得支离破碎。有人认为，美国必须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以免与中国的新兴力量对立。但是，美国是否足够了解这些力量，甚至能够识别它们或了解如何帮助它们？北京学生的成功会带来民主还是内战？法国大革命周年纪念应该提醒我们，革命的进程和结果不能从革命缔造者的宣言中推断出来。过去十年间，伊朗革命消耗了其民主代言人。

在从毛泽东到华国锋再到邓小平的过程中，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对立，但中美关系却蒸蒸日上，这是因为美国始终置身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密林之外。所有竞争者都认为美国致力于中国领土完整和人民福祉的永恒目标。这种态度现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的变革并没有随着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而结束。我相信邓小平关于他将继续致力于经济改革的说法。毕竟，这是他漫长一生的主题，也是他个人遭受苦难的原因。

镇压前八周的犹豫不决，甚至李鹏会见学生领袖的努力，赵紫阳和李鹏到医院探望绝食者，都表明中国领导人不愿采取可能损害过去十五年来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国际威望的措施。中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或者说他们的继任者将会认识到，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体，没有为北京动乱提供部分热情的工人，没有提供大部分力量的工人，经济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正如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和中国人的常识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如果美国在这种多变的时刻脱离中国，或者采取可能被北京解读为试图推翻政府的政策，那将是极其不明智的。主张增加制裁的人声称，中国对美国的帮助非常感兴趣，因此任何制裁都不会危及两国关系。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如果中国领导层得出结论--尽管很不情愿--认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预，甚至是行政部门和国会无法制定连贯的政策，抵消了本应由美国来抗衡的外部压力，那么中国就会以排华为借口来抵御美国对其内政的干预。因此，中国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天安门广场事件。从长远来看，布什总统拒绝受制于人将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所珍视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