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网友“路过一下”的一篇文章《鲁迅，以前看不懂，现在看泪流满面》

其原文如下：

鲁迅的文章，中小学生都是不大爱读的，所以听说教科书一直在去鲁迅化，毕竟鲁迅的思想距离祖国的花朵们实在太远。至于大学生，除了学中国文学的，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人主动去找鲁迅的书看。只有我们这些成人，在沾染社会太久并自以为得的时候，再来读读鲁迅的话，也许才能明白鲁迅的智慧，体会鲁迅早在八九十年前就对我们种下的悲悯之心。

1、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一九三三年

2、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长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随感录二十五》一九一八年

3、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一九二五年

4、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鎗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可恶罪》一九二七年

5、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看镜有感》一九二五年

6、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论睁了眼看》一九二五年

7、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北京通讯》一九二五年

8、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一九二五年

9、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海上的儿童》一九三三年

10、说话到真人厌恶，比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坟」题记》一九二六年

11、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牠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牠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和苍蝇》一九二五年

12、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13、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我要骗人》一九三六年

14、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hú sù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

15、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16、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两地书之廿九》一九二五年

17、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

18、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一九一九年

19、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六年

20、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一九三四年

21、「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忽然想到．七》一九二五年

22、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外国也有》一九三三年

23、「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病后杂谈之余》一九三四年

24、「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九二七年

25、「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今天的两种感想》一九三二年

鲁迅的文字跨越了时代

自他以后，我们国家经历过多少风雨多少血腥多少思想改造，一百年过去，鲁迅的目光通过他的文字穿越到今天的社会依然犀利无比，纵观百年中国文坛，可以说是独步天下无人可及



以下是我的评论：

鲁迅的文章里面处处看中国人不顺眼，不具有革命性的中国人是有奴性的。所以“文化大革命”是最能体现中国人是没有奴性的一个例子，成立吗？一定需要流血来革命吗？也许在革命党看来，围着刑场的看客是在吃人血馒头，但是在看客们看来，这些煽动暴力的党徒搅乱了他们正常的的生活。在革命党看来，随波逐流的大众只有愚昧，只有顺从；在普罗大众看来，鼓吹革命的党徒是一群恐怖分子。国民党或者共产党都干过绑票的事情，周恩来也曾经亲手制造了灭门惨案。很少有人会说国民党或者共产党是有奴性的政党，通常人们会说土匪是有匪性的，既然鲁迅的批判没有涉及到匪性，那么他的国民性批判就是顾此失彼的。匪性和奴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

漫威电影里面的台词，“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反过来说，权力越小，责任越小。几乎没有政治权力的普通中国平民，何必在他们身上做着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事情呢？有这个时间，为什么不去多多指摘党政要员的个人品德以及他的主张政策呢？现代的批判性作家，如果想要继承鲁迅的衣钵，有条件地最好是能直接指明不良行为的主要承载人，因为笼统地攻击像是在拿着机关枪做无差别扫射。

当然以上是从大的方面来笼统地概括，但是，反过来，从细节上来说，鲁迅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的指摘还是很尖锐的。粗略地列举帖主给出的例句。

1，原文的前面，作者讲到了社会上存在的底层互相伤害，“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且被诬陷之后，没有地方说理去，“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打官司要对官员行贿才能讨回公道（即使道理在你这边）。所以在这种风气下面，“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鲁迅指出，造成这种恶劣风气的根源在于当权者的腐化，“但因豺狼当道”，人们因此吃到了很多教训，所以看到别人摔倒，愿意去扶一把手的寥寥无几，看到别人遭遇灾难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

权力如果没有被关进铁笼子，权力就成为了吃人的野兽，吃掉了礼义廉耻，也吃掉了社会的正义和良心。《狂人日记》里面，主人公在“仁义道德”的文字缝隙的背后看出了“吃人”，不是礼教本身有多么危害巨大（实在看不出“仁义道德”从文字表面上看有什么问题），实在是传统礼教自始自终都没有能够解决权力制衡的问题。谁来制衡大家族的族长的权力，谁来制衡基层官员和高级官员的权力，谁又来制衡帝王的权力。在孔子生活的时期，诸侯国互相制衡，诸侯之下的大夫（相当于更小一级的诸侯）也彼此相争，帝制时代的中国人遇到的权力制衡问题要远远超过春秋时期。孔孟之道不断地劝人向善，“人之初，性本善”，但是现实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不断吞噬善良的人性和淳朴的风气。“打到孔家店”固然能发泄一时的气愤，但是只要权力制衡没有建立起来，“孔家店”照样能改头换面成“马家店”（马列主义），而且更加的富丽堂皇出来一种唬人的气势（人民大会堂的富丽堂皇程度要超过孔庙）。

2，鲁迅是讽刺国人的育儿理念非常野蛮落后，只知道“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却从来没有把小孩当作是独立的个体，也就谈不上对小孩的爱护和教养了。对于小孩，从来是“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鲁迅因而忧心，从孩童们的缺乏教养可以一窥中国的灰暗未来。

似乎就现在来说，中国的不合格父母也是居多，不是丝毫不管的，就是过度控制，这两者的出发点都是一个，不是想着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少年维特（歌德一篇小说中的人物）在给友人威廉的书信中表达了他对于儿童的看法，“每次当我从旁边观察他们，从细小的事情中发现他们有朝一日所需要的种种品德与才能的萌芽，从他们今天的固执任性中看出来将来的坚毅和刚强，从今天的顽皮放肆中看出将来的幽默乐观以及轻松愉快地应付人世危难的本领。。。。这些我们的同类，这一些原本应当被我们看作楷模的人，我们对待他们却像奴隶，竟然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意志！- 我们难道没有自己的意志吗？我们凭什么应该享受这个特权呢？。。。。因而都在照着自己的模样教育自己的孩子。。。。”

这部小说在1774年面世，西方人对孩童的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如此人道主义的同情是非常珍贵的，也代表了当时西方教育界最新的潮流（这部小说本身所掀起的狂飙突进浪潮），然而，东方的教育，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传统里，却非常罕见这种对儿童富于人性的态度。唯一的特例是王阳明的教育观念。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认识到了儿童喜爱玩耍的天性，“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所以，教育要顺应儿童的天性，以人性化的方式引导他们，使得他们受到鼓舞，心中欢乐（现在中国的“小镇做题家”能有什么欢乐？），“故凡诱之歌诗者”，之所以教授他们诗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学会通过诗歌来抒发个人感情。“导之习礼者”，引导他们学习礼仪，在“周旋揖让”中“动荡其血脉”，实践基本的礼仪动作还有锻炼身体的好处。所以，最终能够达到“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的教学效果，在春风化雨般的实践中，让学生逐渐学习和掌握礼仪和义理。既然是循序渐进，那么就注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所以填鸭式的知识灌输手法首先会被扬弃。接下来，王阳明又极大地抨击了当时流行的教育，“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只是在严厉地督促学生，拘束学生，却不是引导他们到达礼仪（“引导”本身就带有互动的意思），然而所督促学生学习的，也大抵离不了“日惟督以句读课仿”，把死知识一个劲地往学生脑袋里面塞，因为是用“督”的方式，对于学生而言，这样的板起面孔教学当然是很枯燥的，也十分抵触，浇灭了学习的兴趣。更有甚者，“鞭挞绳缚，若待拘囚”，教师用鞭子抽打不满意的学生，用绳子绑住看不顺眼的儿童，就好像对待囚犯一样，这已经是从人格上摧毁学生的自尊心，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导致的结果就是，师生关系异常紧张，使得学生“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沾染了各种欺骗伪诈的应付老师的手段。教师上梁不正，所以学生下梁也逐渐歪斜。如果王阳明所处时代的教育水平是这样的话，那么推而广之，古老中国逡巡不进，“偷薄庸劣，日趋下流”不就是理所应当了吗？

3，这是一篇回复许广平的书信。许广平的来信里面对教育提出质疑，教育的目的“是否要许多适应环境的人，可不惜贬损个性以迁就这环境”，还是“设法保全每人的个性呢？”。而这造成的结果则是，她周遭的同学“就是要文凭好看”，“对于学问就不忠实了”，所想的不是“是非”，而是“利益”。或者有的同学就是“死捧着线装本”，“而于现在的书报，绝不一顾”，许广平认为，如果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地只读古人写的书籍，那么就真的成了老气横秋的书呆子了（可以想象一下，出口“之乎者也”），“于国于家无望”（这个是我加的）。

鲁迅在回信里面认为，中国的理想家，不是在怀念过去，就是在希望未来，唯独对于现在，却总是忽略的。

因为没有想过脚踏实地，所以才会怀念过去，才会憧憬未来，才会对虚假的梦境如此着迷。唯独对当下缺乏理解力。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好骗的原因吗？被共产主义给带进了沟里。中国盛产骗子，这个倒是真的，有为了利益在市场上公然欺骗的无良企业家，政府内部一层又一层的欺骗，宣传喇叭（职业诈骗犯）对民众夜以继日的欺骗。欺骗在当下，活在当下就要欺骗。对于中国人而言，很要紧的事情就是今天应该怎么去构思好欺骗别人的剧本。有一些欺骗别人入魔的人最后是连自己也给绕进去了的。

鲁迅的回信里面也提到，他自己的作品“太黑暗了”，也比较偏激，“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他也谦虚地认为，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做法，“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他以偏激的方式揭露黑暗现实的动机是为了鼓励青年人要“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不要觉得污浊的环境是理所当然的，要“常抗战而亦自卫”，但是在实践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鲁迅是主张打“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就是在壕堑里面照样可以饮酒跳舞举办艺术展等享乐活动，虽然壕堑外面可能随时都会有炮火袭来。

4，所以中国的司法黑暗是自清朝以来就有的，也并不是中共建立政权以后才有的。

鲁迅觉得，很多法律上的罪名都是肇事者为了陷害某个可恶的人而临时添加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运动之前，信奉共产主义的青年会污蔑某个看不顺眼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反革命”(这种整人手法原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出现的，而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清党”事变以后，则可以污蔑他是“亲共派”。总之，就是没有法治。有罪无罪，全凭一己好恶。哪怕这个人是品行良好，在意识形态的飓风面前都可以倒伏成为一个“小人”。

5，食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如果这个社会上有比较权威的食品监管或者信息发布中心，那么即使是身体衰弱的人也可以放心大胆地食用食材了。（此处是玩笑话）

鲁迅认为，越是衰弱的民族，在吸收外来优秀文明的时候越是战战兢兢，瞻前顾后。生怕学完了之后会变成夷狄，会背叛祖宗（祖制），这个正是没有自信的表现。鲁迅举的例子是汉唐时期的对外包容（这个时期国力强盛）和宋朝的固步自封繁文缛节（尤其是残山剩水的南宋，对外戒备心更大）。

所以，现在“反日“这么兴盛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中国从上到下都越来越没有自信了，以至于出台了什么”反间谍法“，这都更加彰显了中共权贵们的底气不足，对外尽显”羊性“。

6，“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赞美忠臣和烈女的人会是谁呢？为什么人们在褒奖岳飞的时候从来只是拿着秦桧说事，而不是把那个真正下命令的宋高宗赵构拿出来鞭笞呢？在西湖边下跪的人应该是赵构，秦桧只能靠后。农夫如果懒惰，那么他将不会收获足够的粮食；商人如果懒惰，那么他很可能会渐渐收支不平衡以至于破产。政权内部的人如果懒惰，好像啥事也没有。

鲁迅很反感中国历来的小说所刻意营造的大团圆结局，比如面对婚姻制度的问题，就用才子佳人那一套来敷衍过去。关羽岳飞死于非命，就编造出来身后成神（命运前定，该遭此难）或者给封一个精忠爱国的美名，对于问题的根源是丝毫没有想着去追究的。“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作者希望能在新时代里革除这个弊病，他希望中国的作家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但是鲁迅又对那一种偏执于战斗的檄文也保持警惕，“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他认为这也是一种欺骗，因为虽然他不再“歌吟花月”了，“可怜他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结果说的还不是真实的话。（这个完全可以照搬到现在的“战狼外交”，或者“大国崛起”）。

7，鲁迅觉得中国是一座大的监狱，因为中国人没有自由。不过鲁迅既然能自由地发表文章，那么至少那个时期言论自由多少还是有一些的。鲁迅好像很少提及人民选举之类地议题，那么他所指的大概率也不是政治自由。从他对封建礼教的种种诘难来看的话，他指的不自由倒像是在以三纲五常为名目下的封建礼教所束缚下的不自由。也就是思想的不够自由，不够解放。换言之，打倒封建礼教就可以自由了。这个隐含的意思是，信仰先进的理念是自由的，固守落后的理念是不自由的。可是自由的意思不是包含着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力吗？（这里的自由选择仅仅是指思想上的，另外，“洗脑”这种行为当然是剥夺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当然，鲁迅把整个中国比喻成为一座大的监狱是很有创意的，监狱里面最重要的角色是狱警，帝制中国最重要的管理角色是警察，这个倒是很应景的。难怪袁世凯改革政府的优先事项就是新建一支警察队伍。

原文里面，鲁迅认为自由通常伴随着风险，鼓励青年要勇于冒险，除了“要生存”和“要温饱”的基本需求以外，还有“要发展”的追求。至于追求什么，大概就是以主动的精神介入社会吧。

8，国立北京女子学校的几个学生想要组织自治会，结果遭到校长的打击，这让鲁迅觉得，在中国想要办成要什么新事情都极其困难。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或者惯性在阻挠这一切，使得那些敢于出头的人反而成为了别人的笑话。鲁迅不禁感慨“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黑暗的现实在理想的光明之下越发显得刺眼，所以，即时是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社会风气也并没有如后世的人所想象的那么开放，它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局部要开放自由一些（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

9，谈到教育观念的问题，所举的例子是比较极端的，一个是溺爱，另外一个是冷暴力，总之就是没有能正常和孩子沟通的。通常情况下，地痞流氓对自己的子女是偏向前面的，然而考科举的世家（那个年代的小镇做题家）是比较偏向后面的。前者是导致匪性，后者是容易引发出奴性。

原文里面，鲁迅在上海的大马路上散步，“轩昂活泼”的外国孩子和“衣裤郎当，精神萎靡”的中国小孩形成强烈反差，使得鲁迅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非常失败，以前的中国父母“为儿孙作马牛”虽然是错误的，但是现如今的父母“任儿孙作马牛”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可以结合前面的第2点来看。

10，鼓励讲真话，说实话，不需要为“尊者讳”。

《坟》是一本杂文集合，收录了鲁迅“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鲁迅自己认为写的不怎么好，“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翻看了第一篇《人之历史》，是文言文的句法，不是很好读。《娜拉走后怎样》是讲妇女权利的问题，横亘在妇女平权前面的很现实的障碍是获取劳动报酬的不平等，即使如娜拉一样离开了家庭，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生计问题，意思就是妇女不大容易能养活自己。虽然讨论的内容是偏向于沉重的社会议题，但是文章的总体风格却是诙谐得以至于玩世不恭的，“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

在最后一篇里面，作者表达了对这本杂文集的一些感想，也就是在这里，鲁迅再次劝诫青年人少读古书（或者不要把古代书籍当作自己的入门书），他以自己的读书经历作为例子，“因此耳濡目染”，“摆脱不开，時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在白话文刚刚兴起的时候，难免“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应该是自嘲），但是以后的学生就没有必要再承受这样的负担了。他也淳淳告诫，他的文章“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如果他的文章“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却将活人的唇舌做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气”，也就是胡适说的“我手写我口”，那么他的愿望就达到了。

对于现代中国人而言，如何处理深奥难懂的文言文？完全抛弃似乎太过于可惜，现在比较折中的做法是将它们全部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少精良优秀的翻译本，是不是考虑把古文翻译工作也作为一项正当的翻译工作呢，就和翻译外文一样（遵循信雅达的标准），也遴选出来优秀的译本和翻译家呢（重新翻译古文不亚于再创作）？

11，这里的战士指的应该是为了某项利它性事业而奋斗的人，“士”通常是一个比较有荣誉感的称呼，一个处在战斗过程的“士”，是值得人们尊敬和佩服的。即使他有着一些缺点，人们也通常愿意去包容而不会过分的求全责备。不过话说回来，处在聚光灯下的人物，他身上的缺点也同样地会被放大。如果苍蝇的攻击是难免的，就随他去吧。

12，“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鲁迅地这句可以送给那些数落中国人的素质不适合民主的鬼话。

鲁迅讽刺中国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春秋笔法（参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里面也不敢说什麼。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著什么褒貶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來猜闷葫芦”。这个真是抨击得痛快，他也觉得官方修订的所谓正史是“裝腔作勢”，不值一看，它们的价值还不如一些信笔直书的稗官野史。

鲁迅鼓励中国的年轻人要多有“不耻最后”的精神，从不耻最后里，“知耻而后勇”。他为中国人缺少这种精神而深感惋惜，“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鲁迅在观看学生运动会的时候，觉得真正可敬的运动员是那些“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体现了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以及“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这里的“看客”难得被赋予了正面意义。

13，诚实是华人社会的稀缺品，所以你跟别人说一件事情，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在扯谎。

一个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款”，鲁迅带她“进了电影院”，捐了一块钱，“付給她一块钱”，“她这回是非常高兴了”，小女生很高兴，但是鲁迅却觉得这点捐款于事无补，“是连給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他明知道如此，但是看到小女孩天真烂漫的笑容，“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也完全可以照搬到当下中国的红十字会的丑闻，真的是“太阳底下无新事”）。

14，这是收录在《坟》里面的一篇文章，还是在表达中国社会的陈旧落后的习俗难以改变，仁人志士的发声无法在社会上引起持久的呼应。这很好理解，如果只是有人在报纸发一下声音就指望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剧烈的变革，这未免有点脱离现实了。最要紧的一点是，民众要有参政议政的渠道（给立法议会的代表们施压），有参与，才会有动机和条件介入公共生活。不然的话，就只能组织一场游行，但是谁有那么多的时间一天到晚参加游行的？除了学生吧。

15，鲁迅承认了自己是在攻击中国社会，不过他愿意“横眉冷对千夫指”，那么想必他已经做好了作为一名孤独战斗的勇士的觉悟了，他的理想也很直接，“俯首甘为孺子牛”，孺子通常是指幼儿或者未成年的人，所以他愿意为了中国的孩子们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环境而奉献燃烧自我。官样文章通常把“俯首甘为孺子牛”解释为鲁迅表达了为民众谋福利的理想，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一方面辛辣地攻击社会的民众，一方面又说甘愿服务于民众，面对同一个民众，要怎么做到既是“横眉”又是“俯首”的？如此“前倨后恭”的？

16，鲁迅觉得外国人的文明体现在他们可以自由指摘自己的国家，仔细回想一下，在鲁迅之前，好像中国真的很少有这种人（最早的像堵在孔子马车前喊着“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楚国狂人，不清楚这位楚国狂人信奉什么理念，或者屈原，庄子，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流行的玄学，之后的李贽，八大山人等，他们还是楚文化孕育下的士人居多），代表一种地域文化的信仰余脉，最多也就是反主流（非暴力不合作不信奉），仅此而已。然而时间辗转到近代，“狂人”（非主流）文化传统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大放异彩，登峰造极，终于出现了像是鲁迅这种全方位“诋毁”自己国家的人。所以，鲁迅（吴越狂人）也是赶上了比较特殊的时期，因为西洋文明的传入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参照物。

17，中国人喜欢折中，和稀泥，也就是不讲原则。遵守原则的动机通常是出于一种荣誉感。中国人什么时候讲过原则呢？如鲁迅提到的，元朝和清朝明明是被侵略和殖民的历史，却硬是要被说成是汉文化同化了少数民族。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得上是“精神胜利法”呢？虽然讲原则的人却被耻笑在中国并不算新鲜，春秋时期的宋襄公就是一例。相比之下，一衣带水的日本人比较讲原则，比较讲原则的民族，通常是国体比较稳定，世界观和道德感也随之趋向于比较单一的共识。即使是朝鲜历史上的李氏王朝，前前后后延续了505年，差不多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长的西周王朝时期的三分之二了，也超过明朝（277年）和清朝（296年）。韩国人有非常强的荣誉感，这是500多年稳定政体所累积的国民素养。在日本殖民亚洲的时期里，几次成功刺杀日本军政要员的重大行动都是由韩国人策划和实施的。他们分别是韩国义士安重根和尹奉吉，为什么是朝鲜人？难道偌大的中国就找不出来这样的像是荆轲一样的死士？可能真的找不出来。这样子说可能不够公平，汪精卫也策划过暗杀清朝大员的行动，可惜失败了。

尹奉吉是高丽将领尹瓘后裔，安重根是朝鲜两班贵族出身。两班是“是古代高丽国和朝鲜国的贵族统治阶级与学者官吏”，“很多贵族家庭有500年或者500年以上贵族历史，大约50%以上的贵族家庭有300年到400年以上贵族历史，只有不到2%的贵族家庭成为贵族不超过一百年。”古代朝鲜虽然有科举制，但是有实权的“正统科举”，“只有两班子弟才可以报考“。朝鲜王朝是名副其实的门阀贵族把持的国家，自然容易培育出来源远流长的贵族精神（贵族责任，庶民表率）。“安重根的母亲在得知他被判死刑后，立即派安重根的两个弟弟送去口信说：‘你是为国家做正确之事后被判刑，所以不要卑贱救生，应当遵从大义而死，这才是对母亲的孝道’”。同时，“ 朝鲜王朝规定，两班贵族生活来源为朝廷赐予的土地收入。即使不当官员，成为在地两班，也不能从事商业活动，不能种地，不能做手工业，只能研习儒学（朱子学）”。也就是说，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要恪守本分（自制），不可以与民争利，而是要专心地研习学问。同样是朱子学，朝鲜人是非常认真地在对待的，但是在同时期的明朝和清朝，朱子学只是小镇做题家们获取权力的敲门砖。

b.朝鲜的两班贵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同时地位和权力世袭，所以李氏朝鲜虽然尊明朝为宗主国，但是它的内部政治结构和中国西周时期的诸侯分封制度相比较起来，我看不出两者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有人统计过，李氏朝鲜几乎每隔50年就发生一次政变，如果不是有着实力等同于诸侯的实力派的支撑，这种频繁把皇权正统打翻在地的行为是难以想象的)。难怪近代的朝鲜人有着中国春秋战国时候才有的士人遗风（荆轲刺秦），看来这个不是偶然的（有恒产才有恒心）。所以，在民主政体传入朝鲜半岛之前，激烈的党争维持了朝鲜政治的活力（“1882年和1884年”连续发生“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尤其是“甲申政变”最为血腥，但是不管怎么说，主张全盘向日本学习的开化党政变成功，虽然不久因为清朝的强力干涉而功败垂成）。

d.李氏朝鲜内部政变如此频繁，但是却也延续了500年之久，如果不是遇到了全球化这个时间节点，它的政权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这不免让人心生疑惑，稳定和混乱为什么能如此矛盾地纠缠在一起呢？其实这个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了封建制度（权力制衡）的韧性要强于帝制，贵族制度既然是西方文明孕育初期的摇篮，当然也可以是朝鲜半岛文明孕育初期的摇篮。李氏朝鲜只是在重演中国西周时期的封建故事。说来也算是黑色幽默，古代中国人的政治理想都不约而同地在周边国家得到了实现和延续，甚至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而不自知。

贵族制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在物质不丰富的古代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大家都还很穷困的情况下，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某种机缘掌握了比较多的社会资源，这份物质保障以及连带的优越的社会地位给他们提供了其它生活的可能性，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熏陶下，培育出了所谓的贵族精神(庶民的表率)。越是时间长久，这份积淀就越是深厚。文明的果实或者说成果往往是先他们那里开始结出的（开一代风气之先，伏尔泰，孟德斯鸠，拜伦，相比平民阶层，他们有更加合适的舞台来推广他们的学说，从而也有能力帮助推广其它启蒙思想家的成果），也至少是培育出果实的土壤（美第奇家族）。

贵族制度最大的问题是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朝鲜的李氏王朝不允许两班贵族从事于商业和农业等营利性业务，从而在制度层面极大缓解了阶层之间对立，也间接给贵族精神的培育创造了比较稳定的环境。这里提一下，鲁迅认为中国的所谓分分合合的皇朝历史就是一段劳苦大众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坐不稳奴隶的时代的交替混合，这种划分不一定准确，甚至很粗糙。等级制度和奴隶制度不是一回事。鲁迅对“奴隶”或者“奴性”的使用更多的是基于形容性的修辞，并不符合社会学的定义。

欧洲的贵族的瓦解和工业革命的出现几乎是同时的，也就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物质极大的丰富，那么掌握很多物质财富的人就不再仅仅局限在贵族阶层，发财的企业家或者贸易商也得到了丰厚的物质回报，既然社会财富发生了转移，那么贵族制度也就逐渐趋向于微弱，最后消失。但是不管怎么说，贵族制度又确实是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文明酝酿初期的摇篮”。

中国现在的权贵只能算作是权力动物，寡廉鮮恥的行径自然和贵族不搭边。贵族精神和匪性是完全相反的两级。如果说匪性和奴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么在贵族精神的另外一面，想必就是公民精神了。封建时代，贵族精神昌盛的国度，荣誉感会催生出责任感，继而是关注公共事务，贵族治下的平民也连带着享有比较尊严的个体生活（公民精神的普及），从而最终使得两者形成合力，将国家势力往前推进。英国法国德国的贵族阶层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尤其是英伦三岛（有“绅士之国”的美誉），东亚的日本也不例外（享有俸禄的武士阶层需要恪守极为严格的“武士道”）。如果说，文明是需要积累的，那么，上下相安的阶层秩序当然为这种积累创造了条件。积累到一定程度，在一定条件的催化下，文明会迎来跃升（工业革命，明治维新）。

未来如果人工智能成功应用，把大部分人从繁琐的劳动里面解放出来，同时人工智能的高效率使得物质进一步丰富，在解决了财富分配的问题后，那么人人皆有可能达到像古代贵族那样生活水准，也就是有充裕的闲暇时间，同时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当然在这之前，优质教育的普及也是需要的，将广大的学子从片面的刷题中解放出来。

c.中国的现代教育直接照搬自西方，不知道现在西方的教育体制怎么样，但是在爱因斯坦生活的时代，他就对瑞士的教育（爱因斯坦当时就读于瑞士的苏黎世工业大学）颇有微词：“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这些废渣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得我如此畏缩不前，导致我在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新。”同时，他也公道地认为，由于一共只有两次考试，瑞士教育在这方面的强制相比其它地方已经少了很多。西方人很早就认识到填鸭式教育的弊病，但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先驱们在引进时候却有些囫囵吞枣了，弊病也一直流传到现在。

做题或者试卷考核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在单一知识点上重复的次数过多最后陷于没有意义的耐力比拼。劣质的题目通常是太多，题型也过多（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主观题）以至于让人眼花缭乱从而不知所措，优质的考试题目应该是少而且精，如果试卷出得不知所以，那么又怎么能指望学生能简明扼要地把握住学习要点呢？所以语文考试只是需要考核作文就可以了，数学考试只是需要做几道大而且全的综合体（一道大题里面，开始先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条件，然后逐渐增加条件，使得难度呈现阶梯式上升。也就是说，条件和条件之间是可以有联系的），物理考试或者化学考试只是需要考核几道实验题，包括设计实验来证明既存的定理（需要死记硬背的概念或者选择题和填空题全部删除），外语考试在写作的基础上增加听力（听力题目要尽量贴近外国人实际的口语，绝对不要拘泥于语法是否正确的陈旧规则），生物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历史学等人文科目就参照语文考核模式。所以，考核的重点不在于是否把握住了书本上的所有知识点，而是在于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学生扬弃没有必要或者不感到兴趣的知识点。

a.所以，既然已经不再要求学生记住所有的知识点，考核方向也发生了改变，那么在设置一些考试题目时候，出题者就在卷首主动列出需要用到的一些基础知识点，以数学考试为例，将要用到的数学定理明白地开列出来，然后学生再根据这个提示来解答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解答者的起跑线都是公平的，都了解最基础的知识点，差别只是在于它们的运用上罢了。这个有点像是现在流行的即时战略电子游戏《英雄联盟》，一开始双方玩家的条件都是差不多。但是，随着游戏的进行，双方逐渐拉开差距，最终决出胜负。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同在于玩家如何运用手里的英雄角色。以此类推，化学考试也需要在卷首罗列要用到的化学公式，化学物质的性质，甚至进行简单的背景描述（可以是化学家本人的经历）；历史考试则需要给出相当详细的历史背景叙述，从而让考生能够在充分的历史资料上面来抒发自己的观点（历史考试和语文考试一样，都只是考核写文章就足够了）；英语考试落脚点也在英语作文和听力，在作文开始前，给出各种提示性的描述，务必足够详细足够翔实，给的素材或者资料越多，越是有利于考生进行理解和发挥（对不常见的英语单词提供英语注释，以比较简单常见的英语来解释不常见和比较高级复杂的英语，类似于中文里面，用大白话解释成语一样）；语文作文也是同样的道理。总之，就理工科来说，出题者就是把需要死记硬背的基础知识点都开列出来放在卷首，或者将这些知识点另外整理成一个手册供学生查阅。至于文科考试，既然主要的题目就是作文，那么在作文之前，就先让学生进行一阵阅读的时间(引导性阅读)，再让学生抒发自己的观点（写作文）。

有一些人可能会反驳，认为这样出考题会更加有利于享有更多优秀资源的学生，农村或者乡镇的学生缺少更加全面的教育（价格不菲的体育设施和课外书籍），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优秀的父母在这方面能提供有益的指导。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即使是现在的这种教育方针，名牌大学的应届大学生也依然是来自农村乡镇学子的人数逐渐变少。所以，与其为了照顾欠发达地区而使得试卷考核保持在一个低劣的水平，还不如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信息技术至少能填补获取知识的鸿沟，提高乡镇教师待遇，更新硬件设施，让广大的学子都能比较公平地站在一条起跑线上。所以，所谓的为了照顾欠发达地区更加像是一个拙劣的借口，为了掩盖教育投入的长期不足的尴尬局面。并且，如果教育变得劣质化，跟不上时代的需求，那么教育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一些观点认为，学生在课堂上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因为老师也只是在应付差事，拿着腔调在台上照本宣科，底下的学生虽然也是一本正经地坐着，似乎是在竭尽全力地吸收从授课老师那里倾倒出来的知识点，双方似乎都是在装模作样，为的只是把时光哄骗过去，显得真的有在不辜负美好年华。虽然其中不乏某些富有抱负的老师，他们的讲课生动活泼，讲授起课堂来似乎是在指挥一场交响乐，能让学生沉浸其中。但是这样的优秀老师极其稀少。既然大部分课堂其实都是乏味的，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减少课堂时间，把闲暇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寻找乐子（参加社团或者团体比赛）。当然，用海量的题目把学生的课余时间填满，看起来却只是在把课堂上的乏味延续到课堂之外而已。

未来的教育如果要发起一场变革，它的落脚点除了考题题目，另外一个则是课堂上的授课模式。学生们不能只是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像雕塑一样一言不发。老师和学生要尽可能地互动起来。老师的授课要灵动，也要给学生创造即时反馈的机会。给学生提问的机会，回答的机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学习和交流场所。那么从课堂氛围上来说，就不是“静”，而是“闹”。学校和课堂有义务保护好学生会闹腾的天赋，保护好学生们焕发出来的活力。这种闹当然不是市集上的那种熙熙攘攘，而是有方向性的，有引导性的活动。虽然老师授课能力参差不齐，但是可以编写一本优秀的教材（或者教师手册）来引导出这种活动，对老师或者学生都起到循循善诱的作用。正是因为要组织起来一节有活力有价值的课堂是如此之难，所以更加需要压缩课堂时间，增加课外活动时间来恢复彼此的体力。上午上课半天（课程尽量单一，不要过度的交叉上课，我就见过一个上午上四门不同的课程的，比如语文数学物理英语，把学生搞得头昏脑胀应接不暇），下午课外活动半天，傍晚之前早早放学，对于学生来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就能仰头看见灿烂瑰丽的晚霞该是何等的幸事。

要留意的一点是，这个并非什么“快乐教育”。教育就是以一种人性化的方式（遵循科学的前提）培育未成年人，哪里有什么快乐悲伤之说的。这种教学模式只是在尽可能地让学生以一种身心平衡的方式度过成长期，又能学习到真正有用的知识（不是被灌输的）。等到他们真的踏入或者半踏入（大学）社会的时候，能够坦然面对种种接踵而至的考验吧(或者是直面黑暗，正如鲁迅所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考试题目的设置对课堂授课模式有很大的影响，漫无章法劈头盖脸的知识扫描样式的考题只会让教学者手足无措，从而只能借助填鸭式教学企图向学生灌输所有的知识点。更不用说有一些出题者总是挖空心思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题目，这是不可取的。回答题目的人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应对，甚至是另辟蹊径的，但是出题却是要求堂堂正正的，要符合大众审美，不然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18，中国人比较自私，虽然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这一套行为准则是为西周贵族们量身定制的。贵族精神也随着周王朝的覆灭而消失了吧。

这是鲁迅为一部叫做“一个青年的梦”的戏剧翻译所做的序言，因为第一次的连载被当局禁止了，所以专门作了第二次的序言。这部戏剧是反战的，当时有人认为这部戏剧应该给日本人看（当时日本吞并了朝鲜），但是鲁迅从这些人对朝鲜轻佻的口吻（“朝鲜本我藩属”）里得出结论，他们反对这部戏剧不是因为反对战争本身，而是因为他们不是战争的胜利者罢了（言外之意，如果赢了侵略战争，那么就应该歌颂和赞同战争）。这也完全可以照搬到现在的乌克兰战争，俄国人叫嚣的类似“乌克兰本我藩属”之类的（乌克兰在历史上曾经被称为“小俄罗斯”）。

19，天才的意思，应该是在某个领域表现出了非同凡响的成就的人（往往具有独创性）。徐霞客，李时珍应该都算吧，鲁迅应该不会称呼自己是天才。

原文里面，鲁迅觉得坑害天才产生的社会土壤有两点，其一是过于保守，看到不一样的新思潮进来，就害怕地钻进故纸堆里面去。鲁迅认为大可不必，国学家其实也可以像贩卖古董的商人，当然可以自夸“他的古董如何好”，但是“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没有必要攻击外来学术和知识，两者完全可以在一个公平的舞台上互争长短，各放异彩。其二是盲目“崇拜创作”，鲁迅认为，与其总是表达一些“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的传统思想，不如直接翻译外国优秀作品(包括海外汉学家的优秀作品)，优秀翻译家的作品就是培育天才的土壤。

另外，鲁迅认为，一些批评家对新生代作家过于苛责，“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更是不利于天才的产生，“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那个时候的批评家可能还不是很专业）

20，鲁迅认为，文言文导致中国的识字率太低，“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主张中国的文字应该拉丁化，提倡大众化的白话文。按照这种说法，那么白话文之于中国有再造华夏的意义，类似于谚文之于朝鲜人。

21，中国人被人诟病的一个突出品性就是欺软怕硬（恃强凌弱），欺软怕硬来自于人们趋利避害的原始本能，只是在中国人身上更加明显和普遍，主要原因当然是中国人还处在丛林法则支配的国度里，政治环境也在鼓励着人们朝着这方面退化。鲁迅给出的建议是如果能把这两个颠倒过来，那么中国人就能够从这种国民性洼地里面彻底挣脱出来，将“吃人”文化彻底颠倒湮灭。

22, 这个说辞好像就是专门堵嘴那些说中国人的劣质国民性是全世界共有的说法的，看来鲁迅的国民性攻击在当时就受到了很多质疑。鲁迅的意思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国民性，还是严格一些较好，不要和别人比烂。

23，中国人最会坑害的就是自己人，丛林法则的社会，底层互相坑害，各个阶层之间也没有所谓的共识，权贵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唯一的纽带是通过警察来连接的（以前叫官差）。

原文里面，俞正燮举出了明朝永乐帝对依附建文帝的所谓叛党的秋后算账是异常残忍的，所以鲁迅似乎在呼应似的发出了这一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的感慨，但是在“但俞正燮的歌頌清朝功德“之后，鲁迅话锋一转，“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因为全体汉人都成为了少数民族的奴隶，曾经的奴隶主也成为了奴隶，所以奴隶之间都是一视同仁的。另外他也指出，满洲人在主宰了汉人的命运之后，以编写《四库全书》的名义，大肆删改古书内容，同时发动持续的因言获罪的文字狱来钳制言论。所以后人在查阅明清鼎革时期的资料时候，会偶尔看见清朝统治者似乎装模作样地感叹，为什么明朝末年变节的士人是如此之多（就是他们说投降清朝的明末士人太多了，虽然他们又经常自诩“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我朝”）。那是因为坚持抵抗的事迹已经被千方百计地删除和掩盖了，“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們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鲁迅于是认为，俞正燮对清朝统治者的歌功颂德只是说明了清朝的“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也就是说，在缺乏其它资料补充的条件下，被洗脑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24，“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观察那些一门心思作恶的大人物，他们在获得巨大的权力之前也不乏体验过人间冷暖和人心阴暗的一面的。掌握权力以后，以一种更大的恶意报复整个人类社会。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个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像刘晓波这样有菩萨心肠的人终归是少数，韩国政坛的金大中也是少数，所以让政治世家把持较大份额的政治权力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至少能减少因为人心叵测而造成的政治德性上的风险。据说日本的政坛就具有类似的世袭性质，不知道确切情况如何。不过在一个政党轮替成熟的民主国家，一个带着恶意的执政者在台上也呆不长，早晚会被轰下去。

25，“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这句话很有预言性质，“某种是毒物不能吃”，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可是有人就是想再吃一遍，希望这次牺牲的仅仅是他自己吧。

原文里面，鲁迅批评中国人做事不认真（和日本人比较起来），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有鼓吹民族主义的，“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也者”，但是一旦日本兵来了，“马上就不见了”。西方的艺术家即使在讲一些很难懂的东西，也是“很认真的在那里讲”，“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例子”。在文章最后，鲁迅希望中国人要多多关心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关注公共事务，而不是仅仅只关心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同时“但不可放的太大”，不要过于关注虚无缥缈的事情（什么共产主义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的大而无当的东西）。

结语：“少年是意识觉醒的开端，青年把意识充分发展了起来；它的根源永远是苦涩的，而它甘美的果实则是为了未来的世代，就好像祖先要把辛辛苦苦得来的财富留给后代一样。” - 别林斯基

附1：毁掉一个历史人物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竭尽所能地丑化，泼脏水，将其污名化，仿佛这个人身上没有任何的优点和长处（秦桧夫妇），一个就是声嘶力竭地美化，不容许半点反驳，将其神话，搬运上膜拜的神坛（孔子）。前者是造鬼，后者是造神，那么对于鲁迅，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他呢？中国文化传统里面似乎总是有将人物脸谱化的冲动，为了制造这样戏剧性的效果，总是无视事实，随便往里面添油加醋，编造的或者臆想的材料都使劲往里面扔。文化垃圾被当作宝贝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作为一名清洁工，鲁迅在清除这种文化垃圾的工作里面是做的比较出色的（去芜存真）。

附2：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似乎只是停留在文言文本身的文辞复杂性，光是指明一朵梅花（来自一位品葱网友的举例），就有不下二三十种名称说法（暗香，疏影），但是这种复杂只是表面的，复杂难懂深奥的文字底下，却是简陋不堪的思想浅滩，稍微复杂一些的理论巨轮，往往还在没有靠岸的时候就搁浅了，无法上岸。可以这么说，越是文辞表达简单明了的语言，反而越是具有建构复杂结构的优点。围棋的棋子都是最简单一致的（唯一的不同在于黑白两种不同的颜色），但是就是这些单一的棋子能够组合而成的阵型却是千变万化，以至于无穷，环环缠绕的黑白激流的花色甚至能飘荡出迷人的诗歌意境（围棋规则和二进制语言有相似之处）。衡量语言简单明了程度的标准之一就是它和日常口语的距离，越是相近，越是简明（这点在之前的“论汉字”里面也有所涉及）。可以参考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以及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和中国传统文人诗歌的繁复雍容形成鲜明对比，是属于上乘的美玉佳作。

附3：封建制度下的政治主体（掌握了较大的政治权力份额）是诸侯（贵族），帝国体制下的政治主体是皇室家族。就东亚来说，封建制度的原型是周王朝的分封制，但是在之后的历史潮流中又衍生出了很多变体，如东汉末年的豪族（司马懿家族，东吴的四大家族），东晋的门阀。中国之外，则是李氏朝鲜的两班贵族，日本幕府时期的武士阶层。它们的共同点是贵族阶层拥有很大权力，帝王只是名义上最高的象征（如汉献帝，日本天皇），李氏朝鲜的贵族就经常发动政变（他们的国王更像是贵族们推选出来的），中国西周时期也经常发生周王被国人（贵族）驱赶的事件。在民主政体被发明和了解以前，这套体制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的内部政治权力的制衡（相比于帝国体制下的独木难支）。

附4：帝制时代的科举制度是公务员制度的前身，对于“鲤鱼跃龙门”成功的读书人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权力来源于皇帝的授权和信任，因而，士大夫阶层天然具有依附性，和贵族截然不同（类比于上市公司，贵族阶层是公司股东，士大夫阶层是职业经理人，帝国体制下，皇帝持股百分百）。现代社会的公务员制度是中立性质的（类似于工匠所使用的趁手工具），在民主国家，它所服务的对象是国会，在专制国家，它所服务的对象则是独裁者。“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叶子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但是结出的果实的味道却是非常不同，虽然都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但是国家政体的不同导致了它取向的不同的，工具是一样的，但是使用工具的权力主体所贯彻的权力意志却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