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中國學界:美對中戰略由軟到硬分3派 貿易戰難避免
在美中關係陷入緊張下,中方高度關注美國政學兩界如何看待美中關係。在中國學界日前發表的文章中,就將美國學界對中戰略分為制勝派、管理派及合作派等3派,並認為11月美國不論拜登或川普當選總統,都很難避免美中貿易戰發生。
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5月30日發表題為「美國想從中國得到什麼?」(What Does America Want From China?)的論文集,內含5篇涉及美中關係及戰略的文章,分別由4組作者撰寫,包含鴿派及鷹派主張。
針對上述論文集,復旦大學旗下的「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6月14日發表題為「對華政策辯論:世代交替背景下美國對華戰略與競爭終局之辯的『三足鼎立』」的長篇解讀文章,剖析論文集中所反映的美國政學兩界對中政策差異。
復旦這篇解讀文章指出,依論文集撰稿者在基本認識、戰略措施和預期效果的立場,他們的對中政策可劃分為制勝派、管理派和合作派等3個主要派別。其中,立場強硬的「制勝派」,代表人物為博明(Matt Pottinger)和蓋拉格(Mike Gallagher),主張通過「決定性行動」確保美國的主導地位。
立場居中的「管理派」,則以杜如松(Rush Doshi)為首,提倡對美中關係進行「戰略性管理」,強調美國的競爭力提升;至於立場溫和的「合作派」,由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史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和海爾(Paul Heer)為代表,主張通過外交和國際合作緩和美中緊張關係。
這篇文章指出,觀察美中關係,既有元首外交引領航向和雙邊特定議題合作,如人工智慧、金融、禁毒等積極面,又有拜登(Joe Biden)政府對中經貿脫鉤、拉攏盟友圍堵中國、「操弄涉中內政議題」等消極面。
文章提到,美國對中政策反覆的背後,指向白宮高層內部對中戰略的不確定與模糊,這與上述3派力量的博弈緊密相關。而這一論文集的刊發,提供了美國對中戰略界的公開論戰。
根據文章,「管理派」是美國民主黨對中路線的代表,杜如松認為,博明等人主張美國應該放棄管理與中國的競爭,轉而無限制地轉向對抗,這種策略是「危險和不切實際的」。與美蘇的冷戰歷史不同的是,美中之間的競爭有其獨特性,需要基於現實的預期制定對中策略,而不是期待「簡單的勝利」。
杜如松提出了3點戰略方針:一是強化美國國內基礎與國際聯盟。美國的競爭力源於內部投資及與全球盟友和夥伴的緊密聯盟;二是透過管理競爭避免衝突升級。與其尋求直接對抗,不如透過管理競爭減少與中國的直接衝突風險,這包括透過外交和戰術性溝通處理具體問題,例如在科技和台灣議題上的政策透明化;三是保持戰略的靈活性與反應能力,包括在必要時採取明確和直接的措施保護美國的利益。
文章指出,「合作派」的白潔曦和史坦伯格指出,蓋拉格和博明提出的直接對抗策略不僅不現實,且具有高風險,可能導致極端後果。但這只會加劇中美之間的敵對狀態,卻不會促使中國屈服。同時,「制勝派」的戰略誤判是,忽視了中國領導層在面對外部壓力時,可能採取的民族主義和強硬政策,而對中國採取對抗立場只會加深這一趨勢。
兩人認為,美中關係不應僅被視為零和對抗關係,合作在許多全球性和雙邊問題上是必要的。透過合作可降低戰爭風險,同時在諸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關鍵問題上取得進展。他們並提出三點戰略:一是避免直接對抗,強調對話和合作;二是增強國際合作和多邊機構的角色;三是保持開放性和透明度。
而海爾更樂觀認為,中國的目標並非「推翻西方或建立反民主秩序」,而是「在多極世界中贏得支持」。中國的戰略是「尋求穩定的外部環境,以便解決國內問題」。
「制勝派」的博明和蓋拉格則認為,「管理派」的杜如松對中國挑戰的緊迫性和嚴重性的理解不足。中國已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代理戰爭,企圖破壞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和信譽,而杜如松及拜登政府的政策並未能有效因應這一挑戰。
兩人並針對「合作派」的白潔曦和史坦伯格直指,現實情況是美國「已無可避免地處於與中國的『新冷戰』之中」。中國在全球推動其戰略目標,試圖削弱西方聯盟,美國必須採取「更堅定的措施」因應。
文章指出,「制勝派」始終秉持新冷戰認知視角,認為美中與美蘇的冷戰歷史類似,中國的政策和戰略意圖是全面的,且對美國及其全球利益構成了「現實和直接的威脅」。美國需要從冷戰中汲取教訓,採取更為果斷和靈活的政策,確保自由國家的最終勝利。
這篇文章認為,上述3派力量的對中戰略主張能否被採納,與美國白宮高層的決策與決定緊密聯繫。在美國總統大選前最後的4個多月,拜登對中國的態度總體上偏向強硬。在他第一個任期的最後階段,對中國的負面認知繼續給予「管理派」更多發揮空間,也讓「制勝派」看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文章指出,如果川普(Donald Trump)當選,對中政策是否會採納「制勝派」的觀點,以及採納程度如何,可能要打上問號。屆時,他的重點將是國內政治,在全球範圍內的力量將明顯收縮。
這篇文章認為,在對中議題上,川普大概率將延續前一任期的經貿制裁與脫鉤,推動美國製造業和供應鏈回流,至於「制勝派」提出的其他對中策略「或許不感興趣」,但這要視「制勝派」力量在他新任期幕僚中的比重而定,而這將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
文章指出,若拜登連任,他的第2個任期很可能也會開啟對中國的貿易戰,這對於希望避免直接對抗與衝突,強調「聯盟遏中」和國內投資的「管理派」,將是一場政治考驗。但其對中政策可能仍將沿用「管理派」路線,只是競爭與對抗因素可能會加大。
文章最後強調,美中關係能否轉危為安,不僅取決於戰略選擇的智慧,更在於雙方是否能夠準確理解對方的意圖與限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對美國政策辯論的關注和理解,是中國全球戰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需要根據國際政治經濟的風向靈活調整策略,確保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以及促進地區乃至全球的穩定。
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5月30日發表題為「美國想從中國得到什麼?」(What Does America Want From China?)的論文集,內含5篇涉及美中關係及戰略的文章,分別由4組作者撰寫,包含鴿派及鷹派主張。
針對上述論文集,復旦大學旗下的「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6月14日發表題為「對華政策辯論:世代交替背景下美國對華戰略與競爭終局之辯的『三足鼎立』」的長篇解讀文章,剖析論文集中所反映的美國政學兩界對中政策差異。
復旦這篇解讀文章指出,依論文集撰稿者在基本認識、戰略措施和預期效果的立場,他們的對中政策可劃分為制勝派、管理派和合作派等3個主要派別。其中,立場強硬的「制勝派」,代表人物為博明(Matt Pottinger)和蓋拉格(Mike Gallagher),主張通過「決定性行動」確保美國的主導地位。
立場居中的「管理派」,則以杜如松(Rush Doshi)為首,提倡對美中關係進行「戰略性管理」,強調美國的競爭力提升;至於立場溫和的「合作派」,由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史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和海爾(Paul Heer)為代表,主張通過外交和國際合作緩和美中緊張關係。
這篇文章指出,觀察美中關係,既有元首外交引領航向和雙邊特定議題合作,如人工智慧、金融、禁毒等積極面,又有拜登(Joe Biden)政府對中經貿脫鉤、拉攏盟友圍堵中國、「操弄涉中內政議題」等消極面。
文章提到,美國對中政策反覆的背後,指向白宮高層內部對中戰略的不確定與模糊,這與上述3派力量的博弈緊密相關。而這一論文集的刊發,提供了美國對中戰略界的公開論戰。
根據文章,「管理派」是美國民主黨對中路線的代表,杜如松認為,博明等人主張美國應該放棄管理與中國的競爭,轉而無限制地轉向對抗,這種策略是「危險和不切實際的」。與美蘇的冷戰歷史不同的是,美中之間的競爭有其獨特性,需要基於現實的預期制定對中策略,而不是期待「簡單的勝利」。
杜如松提出了3點戰略方針:一是強化美國國內基礎與國際聯盟。美國的競爭力源於內部投資及與全球盟友和夥伴的緊密聯盟;二是透過管理競爭避免衝突升級。與其尋求直接對抗,不如透過管理競爭減少與中國的直接衝突風險,這包括透過外交和戰術性溝通處理具體問題,例如在科技和台灣議題上的政策透明化;三是保持戰略的靈活性與反應能力,包括在必要時採取明確和直接的措施保護美國的利益。
文章指出,「合作派」的白潔曦和史坦伯格指出,蓋拉格和博明提出的直接對抗策略不僅不現實,且具有高風險,可能導致極端後果。但這只會加劇中美之間的敵對狀態,卻不會促使中國屈服。同時,「制勝派」的戰略誤判是,忽視了中國領導層在面對外部壓力時,可能採取的民族主義和強硬政策,而對中國採取對抗立場只會加深這一趨勢。
兩人認為,美中關係不應僅被視為零和對抗關係,合作在許多全球性和雙邊問題上是必要的。透過合作可降低戰爭風險,同時在諸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關鍵問題上取得進展。他們並提出三點戰略:一是避免直接對抗,強調對話和合作;二是增強國際合作和多邊機構的角色;三是保持開放性和透明度。
而海爾更樂觀認為,中國的目標並非「推翻西方或建立反民主秩序」,而是「在多極世界中贏得支持」。中國的戰略是「尋求穩定的外部環境,以便解決國內問題」。
「制勝派」的博明和蓋拉格則認為,「管理派」的杜如松對中國挑戰的緊迫性和嚴重性的理解不足。中國已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代理戰爭,企圖破壞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和信譽,而杜如松及拜登政府的政策並未能有效因應這一挑戰。
兩人並針對「合作派」的白潔曦和史坦伯格直指,現實情況是美國「已無可避免地處於與中國的『新冷戰』之中」。中國在全球推動其戰略目標,試圖削弱西方聯盟,美國必須採取「更堅定的措施」因應。
文章指出,「制勝派」始終秉持新冷戰認知視角,認為美中與美蘇的冷戰歷史類似,中國的政策和戰略意圖是全面的,且對美國及其全球利益構成了「現實和直接的威脅」。美國需要從冷戰中汲取教訓,採取更為果斷和靈活的政策,確保自由國家的最終勝利。
這篇文章認為,上述3派力量的對中戰略主張能否被採納,與美國白宮高層的決策與決定緊密聯繫。在美國總統大選前最後的4個多月,拜登對中國的態度總體上偏向強硬。在他第一個任期的最後階段,對中國的負面認知繼續給予「管理派」更多發揮空間,也讓「制勝派」看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文章指出,如果川普(Donald Trump)當選,對中政策是否會採納「制勝派」的觀點,以及採納程度如何,可能要打上問號。屆時,他的重點將是國內政治,在全球範圍內的力量將明顯收縮。
這篇文章認為,在對中議題上,川普大概率將延續前一任期的經貿制裁與脫鉤,推動美國製造業和供應鏈回流,至於「制勝派」提出的其他對中策略「或許不感興趣」,但這要視「制勝派」力量在他新任期幕僚中的比重而定,而這將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
文章指出,若拜登連任,他的第2個任期很可能也會開啟對中國的貿易戰,這對於希望避免直接對抗與衝突,強調「聯盟遏中」和國內投資的「管理派」,將是一場政治考驗。但其對中政策可能仍將沿用「管理派」路線,只是競爭與對抗因素可能會加大。
文章最後強調,美中關係能否轉危為安,不僅取決於戰略選擇的智慧,更在於雙方是否能夠準確理解對方的意圖與限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對美國政策辯論的關注和理解,是中國全球戰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需要根據國際政治經濟的風向靈活調整策略,確保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以及促進地區乃至全球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