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讲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同一年冬天季节里，雅典人按照他们每年的习俗，为阵亡将士安排公葬。葬礼的安排如下：先收集木柴燃烧尸体，然后取得剩下的骨头，收集起来放置在一个柏木制造的棺材里，“同一个部落成员的遗骨都放在一个棺材里面”。用四个轮子的车子运载着装着尸骨的棺材，举行游行，同时还要抬着一个空荡荡的棺材架子，“这是为那些在战争中失踪而尸体没有找着的人设的”。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这个国葬的游行队伍，公葬地点是“郊外风景最美的地区”。希腊人敬重死去的为国捐躯的将士，非常实际地把风景最好的土地用作埋葬他们的地点。埋葬好遗骨之后，当时雅典最享有盛名的伯里克利也就是执政官在现场发表了演说。
伯里克利“到了一个适当的时候，他从坟地跑向前去，站在一个高台上，尽量使多数人能够听到他说的话”。他不是走过去的，或者踱步过去的，而是跑过去的，应该是小跑过去。雅典公职人员的办事讲求效率，所以是跑过去，尽量不耽搁大家时间。
他首先谦虚地表示自己的演说并不会影响阵亡将士的为国捐躯的光荣，“我们相信，这许多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毫不因为一个人对他们说好说歹而有所变更”，民众之所以愿意倾听他的演讲，是因为“那个知道事实和热爱死者的人，以为这个发言还没有他自己所知道的和他所愿意听的那么多”。同时“这个制度是我们的祖先所制定的和赞许的”，他的义务只是遵循传统，“尽我的力量所及来满足你们每个人所希望和预期的”。
他首先歌颂雅典人的祖先，“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这种敬意不是空穴来风的，“因为他们的勇敢和美德，他们把这块土地当作一个自由国家传给我们”。尤其是他们这一代的父辈，“更加值得我们歌颂”，“因为他们还扩张成为我们现在的帝国，他们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经过流血和辛勤劳动的”。也就是说，雅典帝国在伯里克利的父辈那一代才开始迎来扩张性的繁荣，差不多是在希腊和波斯发生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的宪法和使得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那个时代的希腊人就有关于宪法的概念。
“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的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任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隔壁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
民主政治，平等的法律地位，根据才能担任公职的机会，政治生活公开透明。这些在现今的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政治原则，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希腊的雅典就已经如此明确地被提出来，并且在一次演讲中被加以总结。而且他们之所以遵守法律是因为“这种法律使得我们心悦诚服”，和中国古代法家所倡导的法律有根本上的不同。法家的法律是根据个别人的意思制定和修改的，没有经过全体国民的讨论，所以它的法律通常是恶法，更遑论使人心悦诚服。商鞅制定的秦国法律是反映商鞅本人和秦孝公本人的意愿，丝毫不考虑其它秦国贵族世家的利益，至于给予底层百姓的蝇头小利（打战和种地都有可以获得封爵的机会）更像是一种单方面的施舍。民众如果不小心触犯这种恶法，只有认栽的份，没有提起诉讼的机会，更不用说有权力质疑法律本身的合法性了。雅典人在公共事务中遵守法律，但是在私人事务中却是自由和讲宽恕的。这又和中国法家治理下的民间生态完全不同，中国人在公共事务中经常是违背法律的，不尊重法律判决结果（法律本身是恶法，合理性欠缺），但是在私人事务中却又是专制和讲报复的（没有法律的共识，人与人之间无法保持稳定持久的关系，当然也就无法和睦相处）。法家理念是在培育专制的土壤，在这种土壤里面，支配人际关系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以在中国古代，为什么儒家这么重要，儒家流派的如此非凡的生命力是和法家的主宰地位息息相关的。一个完全由法家主宰的政治制度，国家根本连自身都无法长久地维持下去。这一点已经被中国历史上那些短命的王朝反复证明。所以，以法家治理国家的独裁者，必须要同时提倡儒家，把儒家精神注入到日常行政中去，独裁者迫不得已地成为了开明专制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法家，那么儒家作为国教存在的必要也会大打折扣。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同时启用法家和儒家，儒家在明，法家在暗，儒家在台上，法家在台下，儒家是明规则，法家是潜规则，儒家是温情脉脉，法家是面目狰狞。所以，孔家店挂着“礼义廉耻”的招牌，但是偏偏有人发现，招牌里面做着的都是吃人的勾当。其实如果了解到两者的关系，那么对这种两种面孔的混合体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所以，打倒孔家店的最好的方式是先打倒法家，法家不除，孔家店只会死灰复燃，或者别的什么店又会取而代之。除掉了法家，儒家流派也能回归到它的本位，从而获得解放。
“对于那些放在当权地位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不仅有成文法，还有“未写成文字”的未成文法，是根据流传下来的习惯或者案例的法律，大概就是法律学里面的习惯法。那些处在当权地位的人是由民众选举上台的，所以民众需要服从他们的决定；但是归根结底，服从法律优先于服从当权者，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所以，伯里克利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关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观念，调节他们之间关系的是偏袒于被压迫者的法律，让法律为他们发声，为他们撑腰。这个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使用暴力手段（冠之以革命名义的打砸抢等手段）来处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是不是当法律手段已经无法很好的调整双方关系的时候，那么就只能诉诸于革命手段了呢？但是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仅仅处理眼前的不合理关系，而是为了建立一套更加合理的法律体系（司法体系），如果不需要使用革命手段就能实现，那么当然是最好不过了（民主是比较理想的手段）。
“现在还有一点。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
雅典公民的上班族下班之后可以享受各种娱乐。有定期的竞技比赛日期和祭祀日期，可以买到各种赏心悦目的设备（用于娱乐的用途）。同时，远洋贸易发达（相对那个时候的），能买到优质的进口商品。（非常接近于现代化的国家里的民众日常生活）
“在我们对于军事安全的态度方面，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间也有很大差别。下面就是一些例子：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我们没有定期的放逐，以防止人们窥视或者发现我们那些在军事上对敌人有利的秘密。这是因为我们所依赖的不是阴谋诡计，而是自己的勇敢和忠诚。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别。从孩提时代起，斯巴达人即受到最艰苦的训练，使之变为勇敢；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切这些限制，但是我们和他们一样，可以随时勇敢地对付同样的危险。这一点由下面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当斯巴达人侵入我们的领土时，他们总不是单独自己来的，而是带着他们的同盟者和他们一起来到；但是当我们进攻的时候，这项工作是由我们自己来做；虽然我们是在异乡作战，而他们是为保护自己的家乡而战，但是我们常常打败了他们。事实上，我们的敌人从来没有遇着过我们的全部军力，因为我们不得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于我们的海军和在陆地上我们派遣军队去完成的许多任务。但是如果敌人和我们一个支队作战而胜利了的时候，他们就自吹，说他们打败了我们的全军；如果他们战败了，他们就自称我们是以全军的力量把他们打败的。我们是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来应付危险，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但是我们真的遇着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我们自己正和那些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崇拜的一点。当然还有其他的优点。”
雅典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按照现在的话来讲，是一个自由港。雅典人也丝毫不担心内部的城防设施会被敌对的一方所窥视，因为他们坚信着自身的军事力量和公民们对国家的忠诚。雅典的军事部门分为海军和陆军，作战的习惯通常不会倾巢而出，只是派出部分的军队。斯巴达人以成为一名战士为天职，但是雅典人不这么看，他们觉得战士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雅典人“爱好美丽的东西”，“爱好智慧”，但是不会因此变得奢侈和柔弱。就是说，雅典人认为自身是懂得节制的，知道辛劳的工作才是获得报酬的合情合理的方式。爱好智慧之余，也不忘锻炼身体，所以才有形式多样的竞技比赛。伯里克利认为贫穷不是耻辱，“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他认为，雅典的公民们，不仅关心自己的事物，“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物”，关心政治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关心政治的目的是“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他觉得公开的讨论是他们雅典人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所以雅典人既有冒险精神，又能深思熟虑。他对真正勇敢的人是这样下定义的，“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
伯里克利认为，雅典人结交外邦的朋友并且给予恩惠的时候，“不是因为估计我们的得失而这样作的，乃是由于我们的慷慨”。并且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因为每一个雅典公民都表现出了优良的素养，不仅“独立自主”，而且是以一种“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的方式表现出来，足够作为他人学习和效仿的楷模。雅典的软实力还表现在，当敌对的一方攻击雅典时，“入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辱”，也就是说，即使是敌人，也钦佩于雅典人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伯里克利还预测，“不但现代，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表示赞叹”（确实如此），雅典的伟大甚至都不需要荷马这样的大文豪的歌颂也能够流芳后世。这里，伯里克利对雅典民主政体的自信和推崇到了何种高昂的地步。
伯里克利通过歌颂城邦的伟大，从而间接歌颂了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伟大和荣耀。但是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有缺点的”（他可能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但是“他们抵抗敌人，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的优点抵消了他们的缺点，“没有人因为想继续享受他们的财富而变为懦夫”，他们所需要的也不是“以图偷生脱离穷困而获得富裕”，“这是最光荣的冒险”，也是“光荣的顶点”。
伯里克利不希望还活着的人们遭遇着和阵亡将士同样的命运，但是当城邦面临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同样的勇敢精神”。对于城邦，“当你们认识到它的伟大的时候”，“你们应当热爱它”，城邦的伟大在于“有冒险精神的人们”。对于阵亡将士们，“他们尽可能把最好的东西贡献给国家”，“他们的光荣永远留在人心的地方”，而不是仅仅“雕刻在有形的石碑上”。他鼓励人们，“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要自由”。可怜人和不幸的人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他们没有幸福生活的希望”。勇敢的人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他们的幸福生活有“变为完全相反的危险”。
伯里克利抚慰阵亡将士们的父母们，但是他自觉“很难说服他们”，因为这样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真正悲伤是因为丧失了他惯于享受的东西才会被感觉到的"，“当你们看到别人快乐的时候，你们也会想起过去一些常常引起你们快乐的事情来”。然后他给出的建议也相当直白，不是太年老的人，可以继续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因为有儿女的生命作为保证的话，才能“对于我们的事务提出公允而诚实观点”，同时新生儿可以填补死者的空位。至于那些“已经太老，不能生育了”的人，他请求他们“心中要想开些”，因为在他们剩余不多的年份里，他们会得到同胞足够的尊敬。
伯里克利慰藉阵亡将士的儿子们和兄弟们，勉励他们不要因为不能和阵亡将士所获得的名誉相提并论从而自惭形秽，人们并不会因为颂扬死者的荣耀从而贬低活着的人的，阵亡将士们是受到人们真诚的尊敬，还活着的将士们不要有心理负担。
伯里克利抚慰阵亡将士的遗孀们，“你们的大光荣没有逊于女性所应有的标准”，同时宣布了对遗孀子女的优待政策，“”将来他们的儿女们将有公费维持，直到他们达到成年时为止“，作为对他们“经得住考验的报酬”。
伯里克利“到了一个适当的时候，他从坟地跑向前去，站在一个高台上，尽量使多数人能够听到他说的话”。他不是走过去的，或者踱步过去的，而是跑过去的，应该是小跑过去。雅典公职人员的办事讲求效率，所以是跑过去，尽量不耽搁大家时间。
他首先谦虚地表示自己的演说并不会影响阵亡将士的为国捐躯的光荣，“我们相信，这许多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毫不因为一个人对他们说好说歹而有所变更”，民众之所以愿意倾听他的演讲，是因为“那个知道事实和热爱死者的人，以为这个发言还没有他自己所知道的和他所愿意听的那么多”。同时“这个制度是我们的祖先所制定的和赞许的”，他的义务只是遵循传统，“尽我的力量所及来满足你们每个人所希望和预期的”。
他首先歌颂雅典人的祖先，“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这种敬意不是空穴来风的，“因为他们的勇敢和美德，他们把这块土地当作一个自由国家传给我们”。尤其是他们这一代的父辈，“更加值得我们歌颂”，“因为他们还扩张成为我们现在的帝国，他们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经过流血和辛勤劳动的”。也就是说，雅典帝国在伯里克利的父辈那一代才开始迎来扩张性的繁荣，差不多是在希腊和波斯发生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的宪法和使得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那个时代的希腊人就有关于宪法的概念。
“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的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任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隔壁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
民主政治，平等的法律地位，根据才能担任公职的机会，政治生活公开透明。这些在现今的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政治原则，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希腊的雅典就已经如此明确地被提出来，并且在一次演讲中被加以总结。而且他们之所以遵守法律是因为“这种法律使得我们心悦诚服”，和中国古代法家所倡导的法律有根本上的不同。法家的法律是根据个别人的意思制定和修改的，没有经过全体国民的讨论，所以它的法律通常是恶法，更遑论使人心悦诚服。商鞅制定的秦国法律是反映商鞅本人和秦孝公本人的意愿，丝毫不考虑其它秦国贵族世家的利益，至于给予底层百姓的蝇头小利（打战和种地都有可以获得封爵的机会）更像是一种单方面的施舍。民众如果不小心触犯这种恶法，只有认栽的份，没有提起诉讼的机会，更不用说有权力质疑法律本身的合法性了。雅典人在公共事务中遵守法律，但是在私人事务中却是自由和讲宽恕的。这又和中国法家治理下的民间生态完全不同，中国人在公共事务中经常是违背法律的，不尊重法律判决结果（法律本身是恶法，合理性欠缺），但是在私人事务中却又是专制和讲报复的（没有法律的共识，人与人之间无法保持稳定持久的关系，当然也就无法和睦相处）。法家理念是在培育专制的土壤，在这种土壤里面，支配人际关系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以在中国古代，为什么儒家这么重要，儒家流派的如此非凡的生命力是和法家的主宰地位息息相关的。一个完全由法家主宰的政治制度，国家根本连自身都无法长久地维持下去。这一点已经被中国历史上那些短命的王朝反复证明。所以，以法家治理国家的独裁者，必须要同时提倡儒家，把儒家精神注入到日常行政中去，独裁者迫不得已地成为了开明专制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法家，那么儒家作为国教存在的必要也会大打折扣。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同时启用法家和儒家，儒家在明，法家在暗，儒家在台上，法家在台下，儒家是明规则，法家是潜规则，儒家是温情脉脉，法家是面目狰狞。所以，孔家店挂着“礼义廉耻”的招牌，但是偏偏有人发现，招牌里面做着的都是吃人的勾当。其实如果了解到两者的关系，那么对这种两种面孔的混合体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所以，打倒孔家店的最好的方式是先打倒法家，法家不除，孔家店只会死灰复燃，或者别的什么店又会取而代之。除掉了法家，儒家流派也能回归到它的本位，从而获得解放。
“对于那些放在当权地位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不仅有成文法，还有“未写成文字”的未成文法，是根据流传下来的习惯或者案例的法律，大概就是法律学里面的习惯法。那些处在当权地位的人是由民众选举上台的，所以民众需要服从他们的决定；但是归根结底，服从法律优先于服从当权者，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所以，伯里克利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关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观念，调节他们之间关系的是偏袒于被压迫者的法律，让法律为他们发声，为他们撑腰。这个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使用暴力手段（冠之以革命名义的打砸抢等手段）来处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是不是当法律手段已经无法很好的调整双方关系的时候，那么就只能诉诸于革命手段了呢？但是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仅仅处理眼前的不合理关系，而是为了建立一套更加合理的法律体系（司法体系），如果不需要使用革命手段就能实现，那么当然是最好不过了（民主是比较理想的手段）。
“现在还有一点。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
雅典公民的上班族下班之后可以享受各种娱乐。有定期的竞技比赛日期和祭祀日期，可以买到各种赏心悦目的设备（用于娱乐的用途）。同时，远洋贸易发达（相对那个时候的），能买到优质的进口商品。（非常接近于现代化的国家里的民众日常生活）
“在我们对于军事安全的态度方面，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间也有很大差别。下面就是一些例子：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我们没有定期的放逐，以防止人们窥视或者发现我们那些在军事上对敌人有利的秘密。这是因为我们所依赖的不是阴谋诡计，而是自己的勇敢和忠诚。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别。从孩提时代起，斯巴达人即受到最艰苦的训练，使之变为勇敢；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切这些限制，但是我们和他们一样，可以随时勇敢地对付同样的危险。这一点由下面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当斯巴达人侵入我们的领土时，他们总不是单独自己来的，而是带着他们的同盟者和他们一起来到；但是当我们进攻的时候，这项工作是由我们自己来做；虽然我们是在异乡作战，而他们是为保护自己的家乡而战，但是我们常常打败了他们。事实上，我们的敌人从来没有遇着过我们的全部军力，因为我们不得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于我们的海军和在陆地上我们派遣军队去完成的许多任务。但是如果敌人和我们一个支队作战而胜利了的时候，他们就自吹，说他们打败了我们的全军；如果他们战败了，他们就自称我们是以全军的力量把他们打败的。我们是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来应付危险，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但是我们真的遇着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我们自己正和那些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崇拜的一点。当然还有其他的优点。”
雅典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按照现在的话来讲，是一个自由港。雅典人也丝毫不担心内部的城防设施会被敌对的一方所窥视，因为他们坚信着自身的军事力量和公民们对国家的忠诚。雅典的军事部门分为海军和陆军，作战的习惯通常不会倾巢而出，只是派出部分的军队。斯巴达人以成为一名战士为天职，但是雅典人不这么看，他们觉得战士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雅典人“爱好美丽的东西”，“爱好智慧”，但是不会因此变得奢侈和柔弱。就是说，雅典人认为自身是懂得节制的，知道辛劳的工作才是获得报酬的合情合理的方式。爱好智慧之余，也不忘锻炼身体，所以才有形式多样的竞技比赛。伯里克利认为贫穷不是耻辱，“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他认为，雅典的公民们，不仅关心自己的事物，“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物”，关心政治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关心政治的目的是“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他觉得公开的讨论是他们雅典人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所以雅典人既有冒险精神，又能深思熟虑。他对真正勇敢的人是这样下定义的，“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
伯里克利认为，雅典人结交外邦的朋友并且给予恩惠的时候，“不是因为估计我们的得失而这样作的，乃是由于我们的慷慨”。并且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因为每一个雅典公民都表现出了优良的素养，不仅“独立自主”，而且是以一种“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的方式表现出来，足够作为他人学习和效仿的楷模。雅典的软实力还表现在，当敌对的一方攻击雅典时，“入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辱”，也就是说，即使是敌人，也钦佩于雅典人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伯里克利还预测，“不但现代，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表示赞叹”（确实如此），雅典的伟大甚至都不需要荷马这样的大文豪的歌颂也能够流芳后世。这里，伯里克利对雅典民主政体的自信和推崇到了何种高昂的地步。
伯里克利通过歌颂城邦的伟大，从而间接歌颂了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伟大和荣耀。但是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有缺点的”（他可能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但是“他们抵抗敌人，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的优点抵消了他们的缺点，“没有人因为想继续享受他们的财富而变为懦夫”，他们所需要的也不是“以图偷生脱离穷困而获得富裕”，“这是最光荣的冒险”，也是“光荣的顶点”。
伯里克利不希望还活着的人们遭遇着和阵亡将士同样的命运，但是当城邦面临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同样的勇敢精神”。对于城邦，“当你们认识到它的伟大的时候”，“你们应当热爱它”，城邦的伟大在于“有冒险精神的人们”。对于阵亡将士们，“他们尽可能把最好的东西贡献给国家”，“他们的光荣永远留在人心的地方”，而不是仅仅“雕刻在有形的石碑上”。他鼓励人们，“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要自由”。可怜人和不幸的人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他们没有幸福生活的希望”。勇敢的人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他们的幸福生活有“变为完全相反的危险”。
伯里克利抚慰阵亡将士们的父母们，但是他自觉“很难说服他们”，因为这样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真正悲伤是因为丧失了他惯于享受的东西才会被感觉到的"，“当你们看到别人快乐的时候，你们也会想起过去一些常常引起你们快乐的事情来”。然后他给出的建议也相当直白，不是太年老的人，可以继续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因为有儿女的生命作为保证的话，才能“对于我们的事务提出公允而诚实观点”，同时新生儿可以填补死者的空位。至于那些“已经太老，不能生育了”的人，他请求他们“心中要想开些”，因为在他们剩余不多的年份里，他们会得到同胞足够的尊敬。
伯里克利慰藉阵亡将士的儿子们和兄弟们，勉励他们不要因为不能和阵亡将士所获得的名誉相提并论从而自惭形秽，人们并不会因为颂扬死者的荣耀从而贬低活着的人的，阵亡将士们是受到人们真诚的尊敬，还活着的将士们不要有心理负担。
伯里克利抚慰阵亡将士的遗孀们，“你们的大光荣没有逊于女性所应有的标准”，同时宣布了对遗孀子女的优待政策，“”将来他们的儿女们将有公费维持，直到他们达到成年时为止“，作为对他们“经得住考验的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