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美国前总统卡特曾经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中国制裁

中国是美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最困难、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与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保持持续的贸易与合作极为宝贵，因为它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对该地区的稳定、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结局及其后果，这一事件导致数百名示威者的死亡。

当邓小平总理与我在1978年决定实现两国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时，为两国在商业和地缘政治事务上的合作以及无限制的私人和官方访问创造了新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便是大规模的学生交流计划。

超过六万名中国学生已经来到美国的大学，并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目前仍有四万名学生留在这里继续深造或从事专业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困惑。他们几乎一致地对中国保持忠诚，并希望履行他们所签署的书面承诺回国。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他们在最近几个月批评了政府政策，他们不希望因此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同时希望在探望家人后继续留在国外学习的权利得到保障。

最近，我受邀前往中国，结束四年前由卡特中心发起的残疾人主要项目。我非常渴望完成这一任务，但又不愿让我此行的意义被解读为对中国政府领导人在人权政策上的支持。

因此，我要求获准在外交学院发表演讲，这是一所培养年轻外交官的精英学府。此外，我还要求在人权议题上与领导人进行每次会晤，这些要求均得到了满足。

我明确表示，我是以私人身份、以中国人民朋友的身份发表讲话。我反复提出的公开和私下建议相对简单明确。其中一个建议是，保障中国学生能够安全地访问祖国，不受拘留或法律追究，并被允许返回国外继续学习。另一个建议是，对1989年6月事件中未实施暴力犯罪的参与者予以大赦。我还提议，不再举行进一步的审判，已经作出的判决应予以减刑或赦免。

我希望当局能够认识到，他们已经充分恢复了秩序，中国在法律上保证的言论自由权必须得到尊重，所有国家在基本人权上都应承担相同的义务，而像我这样的请求并不是对其内政的不当干涉。

总理李鹏、总书记江泽民、外交部长钱其琛、教育部长李铁映及其他人耐心而认真地倾听了这些建议。他们向我保证，学生可以自由访问中国并返回国外，并没有完全拒绝其他建议。

他们（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正确地指出，人权的范围很广，其中一些权利在他们的国家得到了尊重，而在美国却被忽视。这些权利包括拥有体面的住房、工作以及足够的医疗保障的权利。

我们美国人满足于将言论、新闻、宗教和集会自由视为唯一重要的人权，这种观念是片面的。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权利，甚至是责任，不仅要纠正自身在维护人权方面的不足，还要关注其他国家存在的问题。

两国间的和解至关重要。最惠国贸易地位应予以延续，并应鼓励贸易和人员往来。

然而，中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采取创新且慷慨的措施，把天安门广场的悲剧抛诸身后，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