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与康乃馨》第一章 叶海亚·辛瓦尔
译者：知乎长月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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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The Thorn and the Carnation--Yahya Al-Sinwar（丁香之刺））
1967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它迟迟不肯离去，欲与春天争相斗艳。春天试图以明媚的阳光唤醒万物，但冬天却不肯示弱，以浓厚的乌云笼罩天空，继而掀起滂沱大雨。雨水肆意倾泻，洪流漫过加沙城的阿尔沙蒂难民营，拥进了各家房屋，将居民们挤在低矮的房间里。
一次又一次的洪水从小院子里涌进了我们家里。自1948年我们离开被占领的法卢贾镇后，我们一家一直住在这里。每一次洪水袭来，我和我的三个哥哥姐姐都沉浸在恐惧之中。父亲和母亲会冲过来把我们一把从地上抬起来，母亲急忙把床垫抬起，以免洪水浸湿床垫。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紧紧抱住母亲的脖子，而身旁边就是我的妹妹，她还是一个婴儿，所以被母亲抱在怀里。
我经常在夜里醒来，看到母亲把我轻轻挪开，将一个铝锅或一个大陶碟放在她的床上，用来接住从铺着瓦片的屋顶缝隙中渗入小房间的水滴。这里一个锅，那里一个陶碟，另一边再放一个容器。我试着重新入睡，有时刚刚睡着了，却又被水滴有节奏地敲击容器内积水的声音吵醒。当容器装满或接近满时，每滴水落下都会溅起水花。然后母亲会起身，换上新的容器，再把满了的容器拿到外面倒空。
在我五岁的那个冬日的早晨，春光重新照耀着这个地方，抹去了黑暗冬夜侵袭的一切痕迹，年长我两岁的哥哥默罕默德牵着我的手，穿过难民营的街道，来到难民营边缘一个埃及军队的营地。
那里的埃及士兵对我们很是喜爱，其中一个士兵认出了我们，每当我们出现时，他都会喊道：“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过来…“我们低着头走到他的身边，等待着想往常一样给我们一些东西。他从军裤的口袋里掏出了两块果仁糖，给我们一人一块。我和哥哥接过糖，迫不及待的将它剥开吃了起来。那个士兵拍了拍我们的肩膀，然后又摸了摸我们的头，让我们回家去。我们不舍的拖着脚步，穿过了难民营的街道向家走去。凛冬已去，天气转暖，雨也不再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年幼的我想到，严冬应该不会很快回来了。但是，家里的空气却弥漫着不安与迷茫，家中的气氛竟比冬日雨夜时更加沉重。我看不懂发生了什么，只是知道这并不寻常。母亲忙着将所有水缸都打满了水，放在院子里。父亲则邻居那里借来一把石镐，和我十二岁的哥哥马哈茂德在我们屋前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又大又长的坑。
坑挖好了，父亲开始往上架木板，又将本来搭在院子里的锌皮拿来盖在上面。我看出父亲心中有些犹疑，似乎在寻找什么。接着，我见他拆下厨房的门板，去遮盖那个洞口。然而就在这时，我看到母亲和马哈茂德钻进了洞里，透过尚未封闭的开口，缓缓地下去。这时，我才明白，活儿已算是完工了。我鼓起勇气走近那洞口，往下探头一望，只见地下仿佛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房间。年幼的我虽不明所以，但分明感到我们是在等待着什么严峻而不同寻常的东西，比那风雨交加的夜晚还要可怕得多。
再也没有人牵着我的手，带我去埃及军营讨要果仁糖了。哥哥一再的拒绝，这种变化令我和穆罕默德感到莫名其妙。哈桑也不知道我们的秘密，或许他知道，但他并非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不明白昨天他为什么没有和我们一道。然而，我的堂兄易卜拉欣——那个和我年纪相仿又住在隔壁的人，却是知晓此事的。
当穆罕默德再次拒绝带我一起去埃及军营时，我便去了我叔叔家，想要和易卜拉欣在一起。我推开门，走进了那间屋子，叔叔坐在那里，手中握着一支步枪，正专心修理着它。我一时记不清他脸上是何种表情，只记得那支步枪。它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的思绪便全然被它占据，无法移开。
叔叔叫我过去，把我拉到他身边，将那支步枪放到我的手上。他开始跟我说些什么我听不懂的话，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头，示意我出去。我拉着易卜拉欣，离开了叔叔家，向着难民营外那个埃及军营走去。
当我们到那里时，一切都变了。曾经热情招呼我们的士兵不见了。眼前的情形显得格外异常。于是，我们失望地转身离去，拖着那份未得到的果仁糖的遗憾。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母亲从家里拿了些铺盖，铺在院前洞里。她搬了几桶水和一些食物，带着我们全部都下到洞里，坐在那里。然后叔叔的妻子和她的孩子们，哈桑和易卜拉欣，也加入了我们。那个逼仄的空间让我感到异常难受，我们被挤进了这个地方。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离开了房间、院子和街道，被迫来到这里，每一步都不由自主。每当我想离开，冲向洞口时，母亲就会拉住我，重新把我坐回到原位。偶尔，她会给我一块面包和几颗橄榄。随着太阳渐渐西沉，白昼的光线渐渐消失，黑暗在我们躲避的洞里弥漫开来，恐惧悄悄地爬进了我们幼小的心灵。我们开始哭泣，拼命推挤想要出去，但母亲和叔叔都制止了我们。他们大声喊道：“孩子们，外面是战争！你们知道战争是什么吗？”那时，我并不懂得战争的含义，但我明白了，它是那样可怕、异常、黑暗、窒息的东西。
我们一次次试图离开，而他们一次次阻止我们，我们的哭声越来越大，但他们的安抚却无济于事。就在这时，马哈茂德说道：“妈妈，需要我去拿灯吗？”（“妈妈，我去拿灯点开吗？”）她回答道：“去吧，马哈茂德。”然而，正当他急忙准备离开壕沟时，母亲的手伸出来抓住了他，阻止了他出去，说：“别出去，马哈茂德。”（“别出去，妈妈。”）
母亲让穆罕默德坐下，然后起身走出了沟渠，回来的时候手里多出了一盏煤油灯。她点燃了煤油灯。她点燃了煤油灯，为拥挤又狭小的空间带来了明亮，也带来了一丝平和与宁静。不久后我和兄弟表亲们被睡意席卷，昏昏睡去。母亲和婶婶强忍着睡意，但睡意还是战胜了他们。第二天依旧平淡无奇，我们依旧在战壕里逮了一整天。我们的邻居艾莎是一名老师，为了能够让她的收音机不断的收到信号不得不离沟外近一点。她不断的告诉母亲和婶婶收音机里新的消息，让本就狭小的空间里的气氛更加悲伤与沉重。虽然我听不懂，但是一举一动中她们的手似乎更沉重了。她们打手势让我们保持安静。来自开罗的阿拉伯之声电台评论员艾哈迈德.赛伊德那些诸如要把犹太人扔进海里和威胁以色列的激烈言辞日渐减弱消失，与此同时，我们从流亡地回到祖国的梦想也如小时候堆的沙堡一样崩塌了。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回到我们来时的地方，为了这个梦，我的叔叔加入了巴勒斯坦的解放军，我的父亲加入了游击队。艾莎还在听着她的收音机，气氛也更加的沉闷和紧张，更多的祈祷的手伸向天空，祈祷我的父亲和叔叔能平安回到我们身边。日复一日，爆炸声变得更大、更近也更加强烈。母亲偶尔会离开避难所，回到房子一会，然后给我们带一点吃的和睡觉盖的东西回来，或是告诉婶婶我的祖父在房子里怎么样了，我的祖父坚持住在房子里，他不想和我们一起待在战壕里。
起初，祖父希望我们快点回到法卢贾的房子和土地上，他相信阿拉伯军队会粉碎犹太人，但随着局势清晰起来，优势并不在阿拉伯军队，他开始觉得生活索然无味。祖父想知道我们何时才能结束继续逃避躲藏的命运，“活着和死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他说到。
夜幕再次降临，我们昏昏睡去，有时又被越来越响的爆炸声惊醒。第二天的早晨，爆炸声越来越大。那一天除了一件事外并没有什么大事：一大群人蜂拥而入，大喊着：“间谍！间谍！”
很显然，人们追捕的那所谓的间谍，有一辆有轮子的交通工具，他们相信那个人和犹太人有什么关联。轰炸的的频率更高了，强度也更大了，从西边的房子传来爆炸声离我们也更近了。每一次的轰炸都会给我们增加恐惧和尖叫。有时，艾莎会走到避难所的洞口去听新闻，并传达给母亲和婶婶。就这样又过了几天，母亲再也不能想前几天一样到房子外去了。艾莎听到一则新闻广播后，她开始哭泣，哀嚎，然后晕倒了，嘴里不停念叨着犹太人占领了我们们的国家。妹妹玛利亚姆的尖叫打破了沉默，她再也忍受不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接着我们全都哭了起来，再之后，母亲的眼泪也落了下来。
爆炸声和轰炸停止了，只能依稀分辨零星的枪声。随着夜幕到来，枪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篇寂静。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邻居们的声音渐响，他们开始走出这段时间待在的避难所或他们的家中。艾莎迅速的离开了避难所，在外面转了一圈，快步走回避难所，“战争结束了...出来吧...”母亲和婶婶最先走出去，然后招呼我们也快出来。尽管空气中掺杂着火药味和附近房屋被炸毁后散发的尘土的味道，但这是这几天里第一次呼吸到的新鲜空气。在母亲把我拉回家之前，我环顾一地狼藉，许多邻居的房子都被炮弹击中，而我们的房子却安然无恙。回到家，我的祖父庆祝我们回来，拥抱和亲吻着每一个人，不停念叨着上帝保佑，并祈祷我们的父亲安全归来。
婶婶和我们一群孩子们共度了一个夜晚。那一晚，父亲和叔叔没有回来，而且看起来他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第二天早上，营地的小巷开始浮现生机。每一个人都在一边寻找他们的孩子、亲戚还有邻居一边向上帝祈求平安，并去询问那些家园被毁的人的命运。
由于大多数人都逃到了附近的海滩、果园那些开阔的地方，或者躲进了他们挖的避难所里，所以我们这里并没有出现多少伤亡。占领军在一个地区遭到了抵抗军的激烈抵抗后撤退了，但不久以后，一群悬挂着埃及国旗的坦克和吉普车出现了。抵抗军的战士们上前向“埃及军队”寻求帮助，他们从废墟中的藏身之处走了出来，聚在一起向空中鸣枪以示对“埃及军队”的欢迎。但等着他们的，只有无情且猛烈的扫射，许多抵抗军战士应声倒地。硝烟散去，“埃及军队”撤去了埃及国旗，然后再坦克和车辆上升上了以色列国旗。
人们纷纷涌向附近的学校，这些学校曾是战前埃及军队驻扎的军营，他们前往那里，搜寻并捡拾遗留下来的物品。一些人将椅子、桌子、一袋粮食和厨房用品等物品捡走，而不是把他们留给那些以色列占领军；一些人趁乱洗劫了附近的商店的商品与货物；另一些人则专捡遗落在营地中的武器与弹药。这种糟糕的混乱状态持续了好几天，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疲于奔命。昨天中午，一个遥远的声音用蹩脚的阿拉伯语宣布要实行宵禁，这个声音警告着这里的任何人离开自己的家都将判处死刑。当装有大喇叭的吉普车四处巡逻宣布宵禁时，人们纷纷赶回家并待在了家里。占领军命令所有18岁以上的男子在附近的学校集合，若有不服从的将要被就地处决。
父亲和叔叔还未归家，我的哥哥马哈茂德还没到18岁。正当外祖父出门想要去学校时，一名士兵看他年老体衰，就让他回家了。不久之后，一大批全副武装的占领军士兵开始挨家挨户搜查，寻找那些没有去学校的人。一旦发现这些人，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
男人们聚集在附近的学校里，占领军让他们紧挨着坐成一团，士兵紧紧的包围着他们，用黢黑的枪口指着地上男人们。确认完所有男人都到齐后，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一名身着便服的男子走下了车，开始对士兵们下号施令，然后命令这些男人们一个一个的站起来走近吉普车。男人们遵循着他们的命令，一名士兵指挥着这些人走向卡车。偶尔有人通过是会有喇叭声(zamour)响起，士兵便会粗暴的将这个人拖到学校后面守卫森严的地区。很显然，那些引起喇叭声的人被占领军当做危险分子抓了起来。这个过程持续到了最后一个男人完成后，没有让喇叭响的人则坐在了庭院的另一边。
任务完成后，身着便衣、自称为“阿布艾尔.迪布”的男子用那蹩脚但依稀可辨的阿拉伯语对坐着的人讲述了阿拉伯军队战败的现实，然后他表达了对和平和秩序愿望。他警告所有人，任何试图破坏稳定的人都将被处决或监禁，并邀请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帮助的人到他的办公室。说完话后，他指挥男人们一个一个安静的离开，以免引发混乱。这些人离开学校后回到家了，感觉自己逃过了一劫，大约有一百多人被占领军士兵分离开。
军官将吉普车开到了后院，这里聚集着那些被拖走的人。他命令这些人一个一个站起来，从吉普车前面走过。每当喇叭响起，走过的人都会被再次抓住，并被命令在墙边朝墙站着，其他人则继续坐在院子边上。
占领军那些又被抓住的人里选出了15个人，让他们背靠墙站成一排。军官命令士兵们瞄准他们，士兵用跪姿射击的方式，在男人们痛苦的哀嚎声中处决了这些他们。其余的人受到这种惊吓后汗流浃背，双手也被反绑，蒙上眼后被装上了一辆开往埃及国境的车。羁押他们的士兵命令他们进入埃及并警告他们说，任何犹豫或者回头看到人都将被原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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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The Thorn and the Carnation--Yahya Al-Sinwar（丁香之刺））
1967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它迟迟不肯离去，欲与春天争相斗艳。春天试图以明媚的阳光唤醒万物，但冬天却不肯示弱，以浓厚的乌云笼罩天空，继而掀起滂沱大雨。雨水肆意倾泻，洪流漫过加沙城的阿尔沙蒂难民营，拥进了各家房屋，将居民们挤在低矮的房间里。
一次又一次的洪水从小院子里涌进了我们家里。自1948年我们离开被占领的法卢贾镇后，我们一家一直住在这里。每一次洪水袭来，我和我的三个哥哥姐姐都沉浸在恐惧之中。父亲和母亲会冲过来把我们一把从地上抬起来，母亲急忙把床垫抬起，以免洪水浸湿床垫。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紧紧抱住母亲的脖子，而身旁边就是我的妹妹，她还是一个婴儿，所以被母亲抱在怀里。
我经常在夜里醒来，看到母亲把我轻轻挪开，将一个铝锅或一个大陶碟放在她的床上，用来接住从铺着瓦片的屋顶缝隙中渗入小房间的水滴。这里一个锅，那里一个陶碟，另一边再放一个容器。我试着重新入睡，有时刚刚睡着了，却又被水滴有节奏地敲击容器内积水的声音吵醒。当容器装满或接近满时，每滴水落下都会溅起水花。然后母亲会起身，换上新的容器，再把满了的容器拿到外面倒空。
在我五岁的那个冬日的早晨，春光重新照耀着这个地方，抹去了黑暗冬夜侵袭的一切痕迹，年长我两岁的哥哥默罕默德牵着我的手，穿过难民营的街道，来到难民营边缘一个埃及军队的营地。
那里的埃及士兵对我们很是喜爱，其中一个士兵认出了我们，每当我们出现时，他都会喊道：“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过来…“我们低着头走到他的身边，等待着想往常一样给我们一些东西。他从军裤的口袋里掏出了两块果仁糖，给我们一人一块。我和哥哥接过糖，迫不及待的将它剥开吃了起来。那个士兵拍了拍我们的肩膀，然后又摸了摸我们的头，让我们回家去。我们不舍的拖着脚步，穿过了难民营的街道向家走去。凛冬已去，天气转暖，雨也不再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年幼的我想到，严冬应该不会很快回来了。但是，家里的空气却弥漫着不安与迷茫，家中的气氛竟比冬日雨夜时更加沉重。我看不懂发生了什么，只是知道这并不寻常。母亲忙着将所有水缸都打满了水，放在院子里。父亲则邻居那里借来一把石镐，和我十二岁的哥哥马哈茂德在我们屋前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又大又长的坑。
坑挖好了，父亲开始往上架木板，又将本来搭在院子里的锌皮拿来盖在上面。我看出父亲心中有些犹疑，似乎在寻找什么。接着，我见他拆下厨房的门板，去遮盖那个洞口。然而就在这时，我看到母亲和马哈茂德钻进了洞里，透过尚未封闭的开口，缓缓地下去。这时，我才明白，活儿已算是完工了。我鼓起勇气走近那洞口，往下探头一望，只见地下仿佛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房间。年幼的我虽不明所以，但分明感到我们是在等待着什么严峻而不同寻常的东西，比那风雨交加的夜晚还要可怕得多。
再也没有人牵着我的手，带我去埃及军营讨要果仁糖了。哥哥一再的拒绝，这种变化令我和穆罕默德感到莫名其妙。哈桑也不知道我们的秘密，或许他知道，但他并非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不明白昨天他为什么没有和我们一道。然而，我的堂兄易卜拉欣——那个和我年纪相仿又住在隔壁的人，却是知晓此事的。
当穆罕默德再次拒绝带我一起去埃及军营时，我便去了我叔叔家，想要和易卜拉欣在一起。我推开门，走进了那间屋子，叔叔坐在那里，手中握着一支步枪，正专心修理着它。我一时记不清他脸上是何种表情，只记得那支步枪。它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的思绪便全然被它占据，无法移开。
叔叔叫我过去，把我拉到他身边，将那支步枪放到我的手上。他开始跟我说些什么我听不懂的话，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头，示意我出去。我拉着易卜拉欣，离开了叔叔家，向着难民营外那个埃及军营走去。
当我们到那里时，一切都变了。曾经热情招呼我们的士兵不见了。眼前的情形显得格外异常。于是，我们失望地转身离去，拖着那份未得到的果仁糖的遗憾。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母亲从家里拿了些铺盖，铺在院前洞里。她搬了几桶水和一些食物，带着我们全部都下到洞里，坐在那里。然后叔叔的妻子和她的孩子们，哈桑和易卜拉欣，也加入了我们。那个逼仄的空间让我感到异常难受，我们被挤进了这个地方。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离开了房间、院子和街道，被迫来到这里，每一步都不由自主。每当我想离开，冲向洞口时，母亲就会拉住我，重新把我坐回到原位。偶尔，她会给我一块面包和几颗橄榄。随着太阳渐渐西沉，白昼的光线渐渐消失，黑暗在我们躲避的洞里弥漫开来，恐惧悄悄地爬进了我们幼小的心灵。我们开始哭泣，拼命推挤想要出去，但母亲和叔叔都制止了我们。他们大声喊道：“孩子们，外面是战争！你们知道战争是什么吗？”那时，我并不懂得战争的含义，但我明白了，它是那样可怕、异常、黑暗、窒息的东西。
我们一次次试图离开，而他们一次次阻止我们，我们的哭声越来越大，但他们的安抚却无济于事。就在这时，马哈茂德说道：“妈妈，需要我去拿灯吗？”（“妈妈，我去拿灯点开吗？”）她回答道：“去吧，马哈茂德。”然而，正当他急忙准备离开壕沟时，母亲的手伸出来抓住了他，阻止了他出去，说：“别出去，马哈茂德。”（“别出去，妈妈。”）
母亲让穆罕默德坐下，然后起身走出了沟渠，回来的时候手里多出了一盏煤油灯。她点燃了煤油灯。她点燃了煤油灯，为拥挤又狭小的空间带来了明亮，也带来了一丝平和与宁静。不久后我和兄弟表亲们被睡意席卷，昏昏睡去。母亲和婶婶强忍着睡意，但睡意还是战胜了他们。第二天依旧平淡无奇，我们依旧在战壕里逮了一整天。我们的邻居艾莎是一名老师，为了能够让她的收音机不断的收到信号不得不离沟外近一点。她不断的告诉母亲和婶婶收音机里新的消息，让本就狭小的空间里的气氛更加悲伤与沉重。虽然我听不懂，但是一举一动中她们的手似乎更沉重了。她们打手势让我们保持安静。来自开罗的阿拉伯之声电台评论员艾哈迈德.赛伊德那些诸如要把犹太人扔进海里和威胁以色列的激烈言辞日渐减弱消失，与此同时，我们从流亡地回到祖国的梦想也如小时候堆的沙堡一样崩塌了。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回到我们来时的地方，为了这个梦，我的叔叔加入了巴勒斯坦的解放军，我的父亲加入了游击队。艾莎还在听着她的收音机，气氛也更加的沉闷和紧张，更多的祈祷的手伸向天空，祈祷我的父亲和叔叔能平安回到我们身边。日复一日，爆炸声变得更大、更近也更加强烈。母亲偶尔会离开避难所，回到房子一会，然后给我们带一点吃的和睡觉盖的东西回来，或是告诉婶婶我的祖父在房子里怎么样了，我的祖父坚持住在房子里，他不想和我们一起待在战壕里。
起初，祖父希望我们快点回到法卢贾的房子和土地上，他相信阿拉伯军队会粉碎犹太人，但随着局势清晰起来，优势并不在阿拉伯军队，他开始觉得生活索然无味。祖父想知道我们何时才能结束继续逃避躲藏的命运，“活着和死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他说到。
夜幕再次降临，我们昏昏睡去，有时又被越来越响的爆炸声惊醒。第二天的早晨，爆炸声越来越大。那一天除了一件事外并没有什么大事：一大群人蜂拥而入，大喊着：“间谍！间谍！”
很显然，人们追捕的那所谓的间谍，有一辆有轮子的交通工具，他们相信那个人和犹太人有什么关联。轰炸的的频率更高了，强度也更大了，从西边的房子传来爆炸声离我们也更近了。每一次的轰炸都会给我们增加恐惧和尖叫。有时，艾莎会走到避难所的洞口去听新闻，并传达给母亲和婶婶。就这样又过了几天，母亲再也不能想前几天一样到房子外去了。艾莎听到一则新闻广播后，她开始哭泣，哀嚎，然后晕倒了，嘴里不停念叨着犹太人占领了我们们的国家。妹妹玛利亚姆的尖叫打破了沉默，她再也忍受不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接着我们全都哭了起来，再之后，母亲的眼泪也落了下来。
爆炸声和轰炸停止了，只能依稀分辨零星的枪声。随着夜幕到来，枪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篇寂静。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邻居们的声音渐响，他们开始走出这段时间待在的避难所或他们的家中。艾莎迅速的离开了避难所，在外面转了一圈，快步走回避难所，“战争结束了...出来吧...”母亲和婶婶最先走出去，然后招呼我们也快出来。尽管空气中掺杂着火药味和附近房屋被炸毁后散发的尘土的味道，但这是这几天里第一次呼吸到的新鲜空气。在母亲把我拉回家之前，我环顾一地狼藉，许多邻居的房子都被炮弹击中，而我们的房子却安然无恙。回到家，我的祖父庆祝我们回来，拥抱和亲吻着每一个人，不停念叨着上帝保佑，并祈祷我们的父亲安全归来。
婶婶和我们一群孩子们共度了一个夜晚。那一晚，父亲和叔叔没有回来，而且看起来他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第二天早上，营地的小巷开始浮现生机。每一个人都在一边寻找他们的孩子、亲戚还有邻居一边向上帝祈求平安，并去询问那些家园被毁的人的命运。
由于大多数人都逃到了附近的海滩、果园那些开阔的地方，或者躲进了他们挖的避难所里，所以我们这里并没有出现多少伤亡。占领军在一个地区遭到了抵抗军的激烈抵抗后撤退了，但不久以后，一群悬挂着埃及国旗的坦克和吉普车出现了。抵抗军的战士们上前向“埃及军队”寻求帮助，他们从废墟中的藏身之处走了出来，聚在一起向空中鸣枪以示对“埃及军队”的欢迎。但等着他们的，只有无情且猛烈的扫射，许多抵抗军战士应声倒地。硝烟散去，“埃及军队”撤去了埃及国旗，然后再坦克和车辆上升上了以色列国旗。
人们纷纷涌向附近的学校，这些学校曾是战前埃及军队驻扎的军营，他们前往那里，搜寻并捡拾遗留下来的物品。一些人将椅子、桌子、一袋粮食和厨房用品等物品捡走，而不是把他们留给那些以色列占领军；一些人趁乱洗劫了附近的商店的商品与货物；另一些人则专捡遗落在营地中的武器与弹药。这种糟糕的混乱状态持续了好几天，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疲于奔命。昨天中午，一个遥远的声音用蹩脚的阿拉伯语宣布要实行宵禁，这个声音警告着这里的任何人离开自己的家都将判处死刑。当装有大喇叭的吉普车四处巡逻宣布宵禁时，人们纷纷赶回家并待在了家里。占领军命令所有18岁以上的男子在附近的学校集合，若有不服从的将要被就地处决。
父亲和叔叔还未归家，我的哥哥马哈茂德还没到18岁。正当外祖父出门想要去学校时，一名士兵看他年老体衰，就让他回家了。不久之后，一大批全副武装的占领军士兵开始挨家挨户搜查，寻找那些没有去学校的人。一旦发现这些人，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
男人们聚集在附近的学校里，占领军让他们紧挨着坐成一团，士兵紧紧的包围着他们，用黢黑的枪口指着地上男人们。确认完所有男人都到齐后，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一名身着便服的男子走下了车，开始对士兵们下号施令，然后命令这些男人们一个一个的站起来走近吉普车。男人们遵循着他们的命令，一名士兵指挥着这些人走向卡车。偶尔有人通过是会有喇叭声(zamour)响起，士兵便会粗暴的将这个人拖到学校后面守卫森严的地区。很显然，那些引起喇叭声的人被占领军当做危险分子抓了起来。这个过程持续到了最后一个男人完成后，没有让喇叭响的人则坐在了庭院的另一边。
任务完成后，身着便衣、自称为“阿布艾尔.迪布”的男子用那蹩脚但依稀可辨的阿拉伯语对坐着的人讲述了阿拉伯军队战败的现实，然后他表达了对和平和秩序愿望。他警告所有人，任何试图破坏稳定的人都将被处决或监禁，并邀请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帮助的人到他的办公室。说完话后，他指挥男人们一个一个安静的离开，以免引发混乱。这些人离开学校后回到家了，感觉自己逃过了一劫，大约有一百多人被占领军士兵分离开。
军官将吉普车开到了后院，这里聚集着那些被拖走的人。他命令这些人一个一个站起来，从吉普车前面走过。每当喇叭响起，走过的人都会被再次抓住，并被命令在墙边朝墙站着，其他人则继续坐在院子边上。
占领军那些又被抓住的人里选出了15个人，让他们背靠墙站成一排。军官命令士兵们瞄准他们，士兵用跪姿射击的方式，在男人们痛苦的哀嚎声中处决了这些他们。其余的人受到这种惊吓后汗流浃背，双手也被反绑，蒙上眼后被装上了一辆开往埃及国境的车。羁押他们的士兵命令他们进入埃及并警告他们说，任何犹豫或者回头看到人都将被原地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