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章】中共“抗战”的真实过程 下（芦笛 著）
12 月 4 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认为“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去年反磨擦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日本的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之办法是先斩后奏，斩而不奏”，坦承“华中各处的根据地”是靠“去年反磨擦斗争”创立的。而且，明知“日本的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却蓄意雪上加霜，再次命令与日军夹击国军。
6 日，毛致电周、叶并告叶、项、彭、左：“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打通苏皖，以便我黄克诚部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我苏北部队必须从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打通后即可向皖东增援。”
19 日，毛、朱、王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及刘少奇等，下令开辟内战新战场：“综合各方面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我决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黄左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到达彭雪枫地区；望陈罗令教导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23 日，毛、朱、王致电刘少奇等人，下令利用日本友军的策应，趁国军处于困难之际消灭韩部：“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积极准备一切，包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要他们“首先解决韩德勤”，第二步再向淮北、皖东出动。
12 月 25 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得意地宣布：“在此次反磨擦中我们的收获主要是取得苏北。”
1941 年 1 月 6 日，毛、朱、王覆电彭雪枫并转刘少奇、陈毅、赖传珠，提醒他们注意使用卞庄刺虎之计，尽可能利用日本友军去杀伤国军，只在国军背后捅刀子：“不可进得太急妨碍敌顽决战。我只在敌顽作战地区以外之间隙部分乘机发展，对地方顽固派可消灭之。”
中共不顾国亡无日，趁国军全力对付日寇之际，大规模消灭国军，攻占国军防区，激化了国共两党的矛盾，为皖南事变作了充分铺垫。这里只简略转述杨奎松教授发掘的有关史实，评论则由我作出，文责自负，与杨教授无关。
早在一年前，国府就在华北地区对中共破坏抗战的犯罪行为作了调查。据统计，从 1939 年 1 月至 1940 年 2 月，八路军与各地国军较大的冲突就有数十起，除晋西事变夺取山西新军之外，还有 1939 年 2 月 20 日前后消灭史省三、周朝贵所属的河北保安第二、三旅；4 月 26 日重创河北民军王子耀之第 15 团；4 月 28日围歼张静元之第 14 团；6 月 21 日重创河北民军第二军分区乔明礼部；8 月中旬围歼河北民军第 11 旅王志和部；同月围歼第二战区第三游击师张诚德等部；10 月消灭白志沂部；11 月消灭山东保安第二中队；12 月初消灭河北游击第三支队孙仲文部； 1940 年 1 月 2 日歼灭河北民军第七纵队赵侗所部；1 月 10 日消灭胡安烈部；1 月 11 日消灭夏维礼纵队之李本卿部和侯如墉部；11 月 12 日消灭乔明礼部；1 月 22 日消灭王学礼部和于珩部；2 月 9 日至 11 日重创石友三部，并消灭孙良诚部一团；1 月底至 2 月初全歼山西金宪章部，2 月下旬消灭第 97 军朱怀冰部，等等。自 1938 年 12 月下旬至 1939 年 8 月 29 日，张荫梧所部河北民军已先后被歼，张被迫只身离开河北。山东省自 1939 年 9月至 1940 年 1 月亦先后有博兴保安八旅、鲁东第九梯队、招远保安第 27 旅，以及莱芜、东平、峄县及郓城等县的保安队被八路军歼灭，等等。
这一系列破坏抗战、消灭国军的汉奸行为，引起了各地军人、官员和民众的极大愤慨，自然要反应到国民党中央那儿去。 1939 年 1 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根据会议代表的要求，经蒋介石同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针对中共在国府 “权力所及之区”内的秘密活动，拟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9 月间，国民党中央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拟具了《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最高原则》以及《对某党应取态度之原则》等秘密文件，主张“不宜全般破裂”，但“赞成各地方之局部斗争”，强调“在中央立场上对各地方之磨擦冲突均视为地方事件，采取个别处理之方式”，要求“各地区之国军于暗中划一地境线，不许十八集团部队自由越境，若不服制止，即将其侵越之部队剿灭”，“默许各机关战区及沦陷区之国军采取任何方法肃清其内部之不良分子”。
这些都是一个主权政府对中共破坏抗战的犯罪活动的最起码的应对措施。国民党本该先公布上述调查结果，再以法令和军令形式公开发布那些规定。然而国府却生怕在汪逆投敌之际在日寇面前暴露内部矛盾，故而只作内部秘密规定，反而授人以柄，被毛泽东收在《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中，用为诋毁国府的“搞磨擦”的“反共罪证”，成功地倒果为因——本来那些规定是中共“反磨擦”引出来的被动防御，却成了“磨擦”的由来。
1940 年初，鉴于冲突不断，国民党高干上书蒋介石，建议：“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发表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气，雷厉风行，禁绝并剿灭中共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其目的是“免去中共部队与国军杂处之状态，并坚固自己阵容”，“使中共转向其锋，与倭寇及伪组织直接冲突” 。据此，1940 年 7 月 21 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将《中央提示案》送达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试图逼共抗日，却被中共拒绝。
黄桥战役成了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府至此忍无可忍。1940 年 10 月 19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致电朱彭叶（史称“皓电”），指责八路军与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二）不遵编制，各部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日人，专事军事吞并。故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军令都是合理必要的，只是来得太晚了。从法理上说，国府军委是领导卫国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有权调动属下任何一部，而下属部队只能绝对服从。从最大限度地动员全民抗战的角度来说，共军握有 50 万重兵，逼共抗日为国家民族整体利益所必需。从确保抗战不被内奸破坏来说，它也是绝对必要的：军令所举每条都是事实。共军不但不遵军令，不守编制，任意流窜，擅自扩军扩地，还不打日本人，不是与日军夹攻国军，便是武力颠覆地方政府，攘夺国军根据地，而且还越打越大，越攻越广，从陕西打到山东，从河北打到安徽与江苏。为了确保抗战不遭破坏，当然必须制止这叛国行径。到了 1940 年底，中央提示案指定地域内的国军已被共军歼灭殆尽。若让共军悉数撤到那一带去，他们就再也无法暗算国军了。如果中共真是 “民族中流砥柱”，那就正好获得了杀敌报国的广阔疆场，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要“发展”，敌后的东四省有的是地方。
然而中共在此期的战略目标是与国府划江而治，建立事实上的南北朝。如果国共破裂就“大举向南”，又岂会同意开到黄河以北？于是中共一面以朱、彭、叶、项的名义覆电，公开拒绝服从军令，只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以实行早就谋划好了的与苏北新四军会合，一面策划“大举向南”。11 月 1日，毛致电周恩来等，与之商量是否发动全面内战，以重兵突袭国府后方：
“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只在反共军进到我根据地时反击之，我军不打入彼后方。待彼方投降实现，人民明白真相时，再用反汉奸旗帜打入彼后方。采此方案其利是政治上我占上风，其害是军事上不但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而且必被彼方数十万军队将我驱至陇海路以北构筑纵深封锁线，我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军事上危险是很大的。（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入彼后方。如采此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
共军公开抗命，给国府出了个难题：若不言出法随，则中央威信扫地，从此再不能号令部队，还怎么抗日？因此，军令部随即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 11 月 14 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
但若真要以武力驱逐共军过河，国府就有可能遭到日军与共军大规模内外夹击，要想生存下来，就只有向日本乞和。因此，军令部的计划报上去后，蒋介石迟迟不批。直到 12 月 7 日才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又指示“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以后又下令将期限后延，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别在 12 月底和次年 1 月底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在 12 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
国军高级将领愤激于共军明目张胆颠覆抗战，强烈主张武力镇压。何应钦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Ｎ 4Ａ（新四军）予以解决”；白崇禧、徐永昌、胡宗南等人也提出了激烈主张。但蒋介石顾全抗日大局，坚持“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的基本方针，指望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通过谈判让共军撤到指定防区。为此，他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非常激动而且坦率地告以共军吞并苏北给他本人造成的困境：“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遂于 12 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匪巢”。但因蒋介石延迟了下令时间，计划已无可能按期完成。顾祝同本人也只想礼送共军至江北。因此，他不仅同意展期北移，主张如数发给被扣发的该军的 10 月、11 月经费（黄桥战役后，国军暂停发给新四军薪饷，以为惩诫）与弹药，建议增加该军北移路线，指定该军临时集结区，还力主该军秘密潜渡，逐次跃进，乘日军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损失，影响北移时间。
当时新四军主要分两部，大部在江苏，小部在皖南。毛早就想让皖南新四军或移至苏南，或移至皖东，将两部合在一起。要去与新四军主力会合，只有两条路：或在铜陵、繁昌间之间渡江到皖北后再东进；或是东进去苏南渡江北上。国府原来同意新四军东进去苏南。但新四军继黄桥战役后，又在 11 月底发起曹甸战役，以重兵围攻韩德勤部，极大地刺激了国府。12 月 3 日，何应钦向蒋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去苏南，“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蒋批准了何的提议，顾祝同因此转令皖南新四军就地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12 月 8 日，顾祝同要求 “有关部队尽力予以协助，俾顺利迅速转移完毕” 。 12 日，蒋介石明令皖北国军李品仙部配合新四军于 12 月底前由皖南移江北之行动。李品仙随即作出部署，为新四军北渡让路。
然而国军指定的北移路线却引起了中共疑心病发作。12 月 30 日，毛、朱致电叶、项：“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项英等人于是向顾祝同要求走苏南，但顾祝同只同意走一个团，主力仍须渡江北上。项英等人乃决定：既不北上，也不直接东进，而是“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
但此前国军已决定以武力威逼皖南新四军北上，顾祝同已饬各部在茂林以南构筑封锁线。项英和叶挺完全知道这情况。1941年 1 月 1 日，他俩致电中央：“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很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134 1 月 3 日，中共中央覆电项英等，批准了这一计划：“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次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秘密出动，南下茂林。
以上文电说得明明白白：尽管国府为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指定了路线，并明令皖北国军让道，中共却决定既不走上级指定的北路，也不走原来提出过、但后来因中共发动曹甸战役而被国府禁止走的东路，却选了一条国军根本想不到的路，秘密南下。明知“发生战斗可能性很大”，却准备好武力威胁国军，“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完全是蓄意挑起武力冲突。
对新四军的秘密计划，蒋介石与顾祝同都一无所知。他们还在考虑是否同意新四军部份部队改走苏南，以及要不要再度为新四军适当展期136。第 32 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直到 5 日才得知新四军主力业已开拔，遂派出部队星夜搜索。6 日上午，国军搜索部队在麻岭与新四军遭遇，短暂开火后退回。顾祝同闻报后，当晚下令给上官云相：“为整饬纪纲，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于进剿。”
1 月 7 日，战斗在茂林地区打响。次日顾祝同才向蒋介石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报告，说明新四军不遵指定路线北渡，其意图“非向镇江一带渡江，参加攻击我韩德勤军，即系绝不渡江准备窜扰后方”。蒋介石与白崇禧商量后，决定批准“积极肃清”。1 月 14 日，战斗结束，新四军被歼七千余人。
在此期间，白崇禧等国军将领极力主张扩大战果，乘势全面进剿陕北、华中、华北等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但蒋介石不同意，他虽批准了“积极清剿”，但目的还是以此强制执行北移命令，因此明确表示：“对皖南新四军，余只求其遵命渡江”， “只要其求饶而能从命”，则尽可放其北移，并再度重申新四军应以无为地区为集结地，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进入指定地区。直到顾祝同来电报告已全歼新四军军部、俘虏军长叶挺等之后，蒋才打消此念。
国府军委会讨论此案时，白崇禧提出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大部份与会者都赞同，但蒋介石却持慎重态度。直到 16 日晚，经过反复考虑，他才最终同意了白崇禧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说：“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消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 “若无最后制裁决心，则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挟，而俄国之已允拨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为容共之要求。以后我之国权全操之于人矣。故乘俄械将运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决不因俄国有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所迁就。”
总之，蒋的考虑是，既不想再让中共藉苏俄挟制国府，得寸进尺，又不愿在此国脉如丝之际开罪苏俄，丧失唯一的外援，更怕与中共全面破裂予日本以渔人之利，以致国亡无日。其投鼠忌器、左右为难、忍辱负重、老成谋国之心跃然纸上。
中共的反应却与此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等人，指出，我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同日另电告刘、陈：我们已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之抗议，申明如不撤围，破裂之责在彼。中央决定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
1月14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八路军各师，新四军，各战区并周恩来、叶剑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我军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队须遵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应付最严重事变。
1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朱、王，指出：“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这稳健态度遭到毛的痛斥，他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指出：“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
1月23日，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应坚持华北为八路军生息之所，将八路军基干兵团转移晋西北以对付蒋之决裂。同日，毛泽东覆电：17日以后，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现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根本决裂问题，唯军事方针还只能取守势，目前还不能下调动大部队的决心。要求彭答复：目前我能集中多少兵力？三个月内能否从华北抽五万兵力，筹五个月经费？
同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称：“我们与蒋合作已经没有好处，对我们没有好处，对蒋因日本停止进攻，也没有好处，因此这种合作已无存在之可能。”“如果日军与国民党反共军配合，那我党有很大危险，将会受到损失。”同日，他致电刘少奇：“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计不适用了。”
1月26日至3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八路军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挺进军司令员萧克，一二零师师长贺龙，鲁南八路军将领徐向前、朱瑞，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等连电中央及朱彭，请缨南下驰援新四军，讨伐亲日派，驱逐国贼何应钦，并要求召回重庆代表，撤回各地办事处，拒绝考虑继续撤退等任何条件。30日，彭德怀致电各师并报毛泽东、朱德：因蒋介石消灭新四军，应讨伐亲日派，以八路军主力向西北突入四川。
毛泽东同意攻入四川，认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但他又觉得，中共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夺取西北，控制中苏西北交通枢纽，就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因此，他强烈要求苏联停止对国府的军援，立即准备“公开援助我们”，特别是设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以便通过兰州接通苏联，接取援助。他明确表示： “如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群体歇斯底里。皖南事变完全是项英等人故意违抗军令，不惜挑起误会引出来的冲突——顾祝同的担忧确有道理：皖南部队既不走北路，也不走东路，却突然秘密南下，那当然有可能不是准备从镇江一带渡江，去参加攻击韩德勤军，就是根本不准备渡江，却想打到国军后方去，国防军当然只能以武力制止。更何况项英事前就准备以战斗消灭国军，那打起来又能怪谁？哪怕是国军蓄意歼灭之，那共军也不过损失了区区七千人，而光是在此前的黄桥战役与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就消灭了国军一共两万余人。若是再把此前新四军在苏南、苏北、皖东等地消灭的国军以及八路军在华北各地消灭的国军算上，少说也有十几万。和这比起来，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袖还有什么气不平的？却“只认进，不认出”，竟然不惜孤注一掷，欲以重兵突袭抗战大后方四川，甚至不惜为此去乞求苏联派兵援助自己，与日军共同推翻国府。这种丧心病狂的卖国勾当，岂能是中国人（遑论 “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想得出来的？
可惜斯大林不听毛的指挥。他只要中国拖住日本，以便他心无旁骛地与希特勒瓜分欧洲，于是毛泽东只好悻悻决定推迟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
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河南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毛泽东欣喜若狂。2月2日，他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地下属的电报指出：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之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已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各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闹到亡国。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收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周恩来坚决拒绝。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 哪怕形势危如累卵，蒋介石为保存民族血脉，忍气吞声谋求与中共妥协，他仍然要“坚持尖锐斗争立场”。
同日，毛和朱德、王稼祥电令新四军与八路军领导人：敌向豫北进攻有六个师团之众，汤恩伯五个军受大损失，尽撤向平汉路以西，汤恩伯、胡宗南、卫立煌主力有被击溃可能，桂系八十四军亦受损失，正在混乱中。敌有占洛阳可能，你们应不失时机集中大力向河南发展。八路军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要他们再度趁火打劫，与日本友军夹攻国军，并再度强调“全力以赴”，不留半分余力给日本人。刘少奇立即响应了毛的这一号召，2 月8 日，他电令下属： “汤恩伯部已狼狈西撤，损失极大。敌占太和、项城、南阳、镇平等地，并有向洛阳进攻之势。我彭雪枫部主力已西进至阚集及其以西板桥集、口孜集、江口集等地，设法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并相机以一部渡过新黄河，向平汉路东发展。彭部现正肃清皖北地方顽固势力。我李先念部已北进向豫南发展。皖东四、五支队及游击纵队应密切注意敌人对大别山的‘扫荡’，而不失时机的向皖西发展。目前你们在战略上的任务是建立桐城、庐江、舒城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加强无为阵地。”“同时你们要负责到江南芜湖附近建立根据地。”
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指出日本人为什么要进攻河南： “日本人不愿意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若共军撤到黄河以北，失去了在国军根据地内扩张的可能，当然要“破坏日本利益”，却能增进中国利益；而中共留在黄河以南大规模歼灭国军，破坏了中国的利益，却增进了日本的利益。所以，当国府试图逼共抗日时，日本人当然不能坐视，要对中共慷慨施以援手，使国府逼共抗日的政策不得不流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针对国军在河南的重兵集团下手，而不能在国共杂处的华中地区发动进攻，以免不慎摧毁共军，使得那事实上的第五纵队再也无法从内部颠覆国府。日本人从来精通这一套，当年在日俄战争爆发时资助列宁，纵容孙中山颠覆大清以及先总统袁公，等等，早就是轻车熟路了。毛泽东不学有术，对日本人毫无了解，这才会“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只知道庆幸日本人代他粉碎了国府逼共抗日的计划，为此幸灾乐祸：“（蒋介石）又没有料到华中大举剿共的军队会遭到敌人的扫荡，破坏他原来的计划。”
但毛将抗战时国内的三大势力看成是“蒋、日、我，三国志”，说得确实很准确。不过，那是中共和日本人形成事实上的蜀吴联盟，彼此默契策应，共抗国府那“魏国”。在对下级的指示中，毛多次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敌我友关系的实质。
1940年11月30日，毛致电周恩来等，指出蒋介石“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其外部不稳固。”，明确地把中共与日寇一道划为国府的“外部”。
1941年4月5日，毛泽东等致电八路军与新四军领导，对山东、华中的战略部署提出意见，指出：“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给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以有利条件。”“但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因此你们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
这就是说，“三国”的实力达成了一种均衡，谁也无法迅速吃掉谁，至少在山东与华中如此。既然如此，将“顽、我”的力量加在一起，不就能压倒“敌”的实力，将日寇至少从这些地区中驱逐出去么？“砥柱”为何不愿这么干？很明显，若是这么干，我党便再也没有机会发国难财了。同理，“我”若和“敌”连手彻底灭了“顽”，则也就无法再养寇自重、籍寇自肥，只怕还要被“敌”彻底扫荡。因此，最有利于“我”的办法，还是利用日蒋矛盾“巩固扩大根据地”，将“敌”视为统战对象，实行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将“顽”视为打击对象，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1941年8月17日，毛泽东与王稼祥致电陈毅、刘少奇：“对待伪军应采用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对伪军中的两面派分子，应控制使他们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们。”“我们应耐心地采取七擒孟获政策。”
由此可见，中共对“顽军”与伪军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对 “顽军”是“全力打击”、 “全力以赴”、“全力对付”、 “不怕破裂”、“猛烈反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对伪军则示之以威，结之以恩，只需让其承认并尊重自己的实力即可，不能“结成生死冤仇”。这种“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令侵华日军极大受益。国军地方部队受不了两面夹击，纷纷投降日本人。“顽军”长官们这么干，倒不是出于其“阶级本性”，而是共党不给他们别的选择：投靠日军后反倒成了“孟获”，能享受中共的“恩德”，从而保存实力，而若投靠共军就只会被我党将其部队彻底消化后，把他们当作粪便排出去。
据冈村宁次说，他在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了解到防区内的国军没有中央军，都是地方军，乃是各派系旧军阀，虽接受中央政府军饷，但对蒋介石未必忠诚，只求保存实力，因此他要求部下对这些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有效。从1942年春开始，那些将领陆续投降，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日军。据他估计，到战争末期，投降日军的地方军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约30万。他说，这些将领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初次见到他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道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如所周知，除了个别例外如何键外，抗战前还真没有几个地方军阀与我党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都对剿共毫无兴趣，更对共党本性毫无认识，因此多与我党密谋倒蒋，是我党的统战对象，事实盟友。陈济棠、蔡廷锴、陈铭枢、李宗仁、刘湘、杨虎城、张学良、阎锡山等人，都曾与我党有过勾结。抗战爆发后，许多杂牌部队开头还打得非常勇敢顽强，然而滞留在敌后的军阀们到后来却与我党成了仇人。这仇恨竟然大过了国仇，以致连在台儿庄战役中拼死杀敌、死不后退、因此立下大功而被举国爱戴的名将庞炳勋都投降了日本人，您说我党“反摩擦”的威力大不大？
（三）后期：蛰伏待变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凶焰顿敛，不敢再像过去那样“不怕破裂”、“全力打击”国军了，以二十万精兵分路打入四川的宏伟计划更是收了起来。中共的“抗战”因此进入了“蛰伏待变期”，亦即在华北停止扩张，精兵简政，蛰伏待变，在华中则坚持“反磨擦”，但以不致全面破裂为度。
毛泽东过去对国府态度强硬，是因为他有恃无恐，自觉有苏联做他的强大靠山。这就是蒋介石为何觉得中共“藉外力要挟”他。确实如此。毛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那意思是，这两点就是老蒋的死穴，我们大可照准了死捏，只需放手打内战就是，他们再吃天大的亏也只能敢怒不敢言、敢言不敢行。因此朱德才会在内战大获全胜后说：“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苏德战争爆发使得毛骤失后盾，原来壮如西班牙斗牛的一口底气顿时泄了。他迅即调整了战略，放弃了与国府划江而治、必要时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目标，无论对日本人还是对国府都尽量保守既有地盘，绝不容许国军进入他的独立王国，但一般不再对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他知道，没有苏联援助就不可能推翻国府。现在苏联已自身难保，中共唯一明智的战略就是苦撑待变，待苏联打赢了战争，再挟苏援与蒋争天下。
在内部文电中，他把这方针讲得十分清楚。1941年7月12日，刘少奇、陈毅致电毛泽东，说：“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当号召全国向日寇进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军亦必须独立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18日，毛泽东覆电，指出：“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也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
因为这“战略退却”，他先后几次对共军的“反磨擦”略加约束。例如1941年8月17日致电彭德怀，同意其派一个团带干部去中条山十县发展游击战争，“但以不使卫立煌感到威胁为度”
162。同日，他致电刘少奇、陈毅，同意其将“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但不能大举向西发展。目前中苏英美、国共两党均亟需联合对付法西斯，桂系李、白亦与何应钦有区别，故不宜大举西向。”1944年4月5日，他和朱彭致电罗荣桓等，指出“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打日，是目前政策中心。你们大举部署打顽，极不合宜。除非顽部进攻，我可以在自卫立场上打之。具体作战，须取得中央同意。”
但毛的“战略退却”非常有限，也就只是放弃建立南北朝，不再主张“不怕破裂”、“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而已。遍查中共要人年谱，他约束部下发起进攻也就只有过这么几次，其退让的底线非常明确而且坚定。1941年7月30日，他致电黄克诚并告刘少奇，预想“如日冒险攻苏，蒋迫我北上，我之方针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仍然是长期的游击战争。”“华中山东部队决不北上，对蒋之进迫则取自卫政策，对国民党的每一反共宣传与反攻行动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所以，哪怕在他假想的最黑暗的局面出现时，毛的战略目标仍是积蓄力量准备最终推翻国府，其坚决拒绝北上抗日的决心坚持不变。
既然不敢像过去那样大规模进攻国军，而且华北的“土顽”也给“磨”光了，又不敢去对伪军进行“反磨擦”，再加上百团大战惹恼了日军，开始扫荡华北共军，中共便只能韬光养晦，决定“目前敌后抗战的总方针是熬时间储力量”。苏德战争爆发前夕，毛便命令部下“曲线救国”， 保存实力：
“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引者注：冀南平原一类地区），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应该因势利导成为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荫蔽自己）。”
苏德战争爆发后，他重申这一命令：
“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开始把各地干部召到延安去，以“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只在嘴上抗日：“但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应广为宣传，尤其对海外的宣传，应当加强。”此后中共中央更鉴于“在敌后发展的顶点，早经过去；由于根据地和军队的减缩，在数量上亦允许从现在的工作中抽调一部出来”，决定“华北及华中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条件下，应抽调大批干部送来延安保留培养。”“选送的干部，军队中应该是营级及其以上的干部；地方应该是县（级）及其以上的干部。”
营级以上的干部都送到延安去“保存培养”，还打什么仗？从 1941 年年底到中共七大，除了豫湘桂战役爆发后一段时间内，华北共军实际上是处在停战状态，提前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毛泽东利用这段休战期，发动延安整风，彻底整垮整服其竞争对手，建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苏联驻延安的情报人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其日记中对此作了大量记述，指出：“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自 1941 年起就停止了对日作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发生在 1940 年（即大家知道的百团大战）。”
毛泽东为何能与日寇休战？周佛海 1943 年的几则日记意味三月二日筱月来，谈共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欲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约改期再谈。
三月七日筱月来报告毛泽东密派代表冯龙来沪见余，表示共产党愿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事出意外，考虑再四，授以原则数点，嘱其接洽后再与余会谈。
【日记编者蔡德金注：冯龙，冯少白。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科长。筱月，即邵式军，冯龙的姑夫。时冯龙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军长陈毅之命，往上海侦察敌情和采购物资，通过邵式军的关系，与周佛海进行了接触。】
三月八日
筱月带冯龙来见，告以对外和平、对内统一之大义，并分析国际形势，谓英、美对苏终不永久合作，日、苏或有提携以对付英、美之一日。渠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当返延安报告等语。谈一小时辞去。其用（意）何在，殊难揣测，当一面与之周旋，一面监视其发展也。公博对此事亦注意，允与冯晤谈。
冯少白带来的口信，与毛泽东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对国内外 “阶级阵线”的划分（详见下）惊人的一致：国际上指望日、苏 “提携以对付英、美”，而国内则仇“顽”亲伪。可证他与周佛海秘密接触确实是“奉毛之命令”，告诉周的确实是“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的毛的意图。
“奉毛之命令”与敌伪来往的更有中共特工头子潘汉年。 “高饶事件”发生后，潘汉年向陈毅谈了 1943 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且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交中央。陈毅将材料直接转送毛，毛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潘汉年被判刑 15 年，檕狱至死，死后多年才获得平反。
潘被抓起来时，罗青长担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受命调查此案。他们查阅了 1939 年 3 月到 1948年 8 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发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据此，中共另一特务头子李克农于 1955 年 4 月 29 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其中与敌伪秘密来往有关的三条是：
“（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 1941 年 6 月 13 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
触即发，延安于 6 月 20 日收到。（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是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都是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
潘汉年的身份，对日伪根本不是秘密。倘若中共是抗日组织，他怎么可能“打入敌伪组织”，不被抓起来？然而他不但能深入虎穴，还能“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甚至利用到袁殊、胡均鹤、李士群、汪精卫那些顶级汉奸以及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等人头上去，并被李士群、胡均鹤等人如此器重，以致倒屐相迎，要“挟持”他去见汪精卫，还向他提供极为准确的重大战略情报。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日伪高官会向一个抗日组织的高干慷慨单向赠送绝密情报？就算李士群乃至汪精卫都想投诚，总不至于连日本副领事也想加入中共吧？如此高价值的战略情报，当然只可能用价值相当的情报去交换。请问那又是什么？总不可能是美军的吧？中共间谍能拿出来的专业产品，不就是国府的战略绝密么？
罗青长同志还披露：
“过去毛主席是很赞赏潘汉年的，30 年代潘汉年同福建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以及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毛主席都是参与领导或直接领导的。延安时期潘汉年发回的电报，毛主席都看过。潘汉年做的几项重要工作，如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等情报，策反敌伪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中央都知道。毛主席多次称赞上海的情报工作。“七大”时，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上海的地下工作，对刘晓、潘汉年都称赞过。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既然如此，为何潘汉年对陈毅说出他去见汪精卫的事，毛便
龙颜震怒，要把他抓起来呢？李士群、周佛海、陈公博、日本领事都见得，汪精卫却见不得，这是什么道理？级别越高，获得高价值战略情报的可能性不也就越高么？为什么潘汉年从此不能信用？是不是因为此事只能由中共“最上层三四人”得知，而潘居然将此事泄露给并不知情的陈毅？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黑的一页，中共与日伪到底做了些什么肮脏交易，大概世人永无可能得知详情了。尽管如此，根据中共的实际表现，不难推知他们和日伪结成了攻守同盟，互换战略情报。除此之外更有“互相提携，共存共荣”。弗拉基米洛夫在 1943 年 1 月 29 日的日记中写道：
“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生意。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第 120 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在第 120 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中共正重新部署其精锐部队。它们要撤离华北地区。新驻区是特区。”
在其日记中，他大量记述了中共的鸦片生产与贸易，说具体负责出售鸦片的是中共特工头子李克农，他利用与秘密会党的联系倾销鸦片。1944年4月，因为外国记者团要访问延安，中共还紧急动员了359旅和第一旅，去把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道路两旁几百公顷的罂粟铲了。
对中共历史上这无比肮脏的一页，已有独立研究《红太阳下的罂粟花》作了介绍。这里只想指出，弗拉基米洛夫所说中共与日伪大做生意的事，得到了当时负责财经工作的邱会作的证实。
他在回忆录中说，约在1939年11月间，山东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从胶东进口日货，可以取得大量税收，建议中央派一批财经干部到山东建立税收工作，每月可为中共中央筹到5-10万法币。毛、周、李富春等人对此极感兴趣，派邱会作率近百人的财经工作团去山东，后来去了豫皖苏边区，“汤恩伯大量进口日货的通道被我们控制，我们立即组织淮上地区的税收，开辟财政来源。在淮上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税收工作，每月能搞到数万元，甚至十余万元。”
与日伪和平共处，友好通商，使得延安那穷山恶水在全国 “先富了起来”。邱会作在离开延安4年后回到延安，惊喜地发现：
“1944年4月间，我到了延安，进党校学习。本来对延安并不陌生，但延安一切都变了，变化最大的是大家都丰衣足食，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状态很好。延安保存了很大一批干部，大家都在精神焕发地攻读马列主义，整风学习。”“边区的生产发展起来了，享受到了延安的丰衣足食。中央能集中数以千计的干部到延安学习，也是在有饭吃的条件下，才能办的事”“党校的生活也是不错的，同三七年抗大的生活相比成了明显的对照。抗大时期几乎天天吃不饱饭。现在，党校不仅有饭吃，而且吃得比较好。”
当然，和平共处、友好通商、平等互利的对象只限于日伪军。对国军，共军的大规模进攻虽然在此期停了下来，但华中 “打顽”从未停止。下面只举《毛泽东军事年谱》与《陈毅年谱》中的几例内战记录：
1941年8月3日，毛、朱、王、叶致电陈毅、刘少奇、赖传珠：顽军霍守义师奉蒋介石令北窜鲁南并趁机扩占其活动地区，望相机消灭之于北上途中。
1941年10月14日，为阻止国军韩德勤部接应汤恩伯东进，陈毅集中6团兵力发起程道口战役，先后攻克国军驻防的史家集、仰化集、丁庄、毕庄、张庄、大行庄等外围据点，21日攻克程道口。此役共毙伤韩部保安第七旅旅长兼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等部 190余人，俘获1230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同年11月7日，新四军九旅击溃顽军耿聋子部，缴获甚多。陈毅闻讯于次日致电赖传珠，谓击溃耿聋子是打了东进反共军的先锋。
同年12月1日，李品仙、韩德勤部拟于9日开始东西合进，约 15日到达归仁集后交接子弹。赖传珠电告陈毅，决定先打李后打桂系。连国军在抗战中交接弹药都要以武力制止。
1942年3月22日，陈毅闻皖东北顽军又有东进消息，指示四师设法打击之。
1943年3月17日，新四军进攻山子头一带的韩德勤部，战至18日上午，俘韩德勤以下官兵一千余人，迫使已越过津浦路的王仲廉部以及韩部第89军仓惶退至津浦路西。4月1日，在签订了与韩会谈的备忘录十条后，新四军礼送韩德勤出境。至此，韩德勤身为江苏省主席，在江苏省内的唯一辖地就只剩下陈毅慷慨送给他的一个乡。
弗拉基米洛夫等人也向莫斯科报告：
“毛泽东有些片面地和明显不适当地评价了国共关系和他们所参加的这场对日战争。毛泽东电报的数字是从有倾向性地刻意为最近到延安来的外国记者团准备的材料中拿来的。事实上，特区领导层相信，蒋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敌人。”特区领导人现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国共冲突做好一切准备。而这样的作战实际上一直都在进行，仅仅在 1943 年里，“新四军就对中央军进行了 724次战斗，结果，击毙击伤 8181 人，俘获 9879 人，夺取了 34个据点，以及 8622 支步枪，507 支散弹枪，以及 200 挺机关枪。”因此，日本在 4 月 17 日发动的针对河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欢迎。“中共无意在这一地区帮助中央军防御日本人的进攻”。
这儿说的是日寇在1944年4月间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国军一溃千里，再次为我党创造了捡洋捞机会。4月 22日，毛致电指示縢代远、邓小平等：在敌南犯空虚时，应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为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的基础。 10月间，中共中央令八路军组成南下部队，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建立河南根据地；派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陈先瑞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与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令新四军南下发展苏浙，西进发展豫东、皖北；并在广东发展游击战争。这当然又意味着消灭滞留敌后的国府地方政权、地方部队与人民自卫武装。共军将领彭雪枫就是在指挥消灭驻防河南-江苏交界地区八县的“顽军”时阵亡的。
随着苏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毛的底气又粗了起来。1945年 4 月 1 日，他和周恩来、朱德特地向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打招呼，希望美国在中国发生内战时，对国共双方都采取不插手政策。待到七大开过，他便再度准备打到国府的后方去。根据邱会作回忆录，七大以后不久，约在 1945 年 6 月间，中央组织部召集会议，彭真传达了毛的指示：
“他说，毛主席决定要向南方发展，这是对抗日战争正确路线新的发展。过去我们只强调了深入日本占领区的敌后，这是对的，但又不全面，现在要向另一个敌后，即国民党占领区的敌后，这就全面了。国民党占领区就全国来说，湘、鄂、赣是国民党的薄弱环节。日本人的势力也不雄厚。蒋经国在赣南能够站住，我们也一定能站住！我们党内，过去有些人（指王明等人）怕得罪蒋介石，不敢到他的‘家里’去搞革命，吃了大亏。现在这些人都改变了认识，纠正了错误，我们的事就好办了。我们只要坚定地不怕日本人，不怕国民党，我们就一定胜利！中央已经决定，由陈毅同志率数百名团以上干部，其中要有相当数量的高级干部，向南方发展，恢复湘、鄂、赣、闽四省苏区老根据地，南方会成为大的革命根据地。”
会后成立了南下干部工作团。毛、朱、彭德怀、康生等接见了南下干部代表，毛还鼓励邱会作：“兴国佬，打回老家去！”只是因为苏联出兵东北，干部团才在派出后又改被派往东北。综上所述，中共的“抗战”，从头到尾都是伪装了的内战，
其真正的作战对象一直是国军，其要旨始终是“专门袭击国民党，不救中国助东洋”，对日伪军像春天般温暖，对“顽军”如严冬一般残酷无情，靠“反摩擦”来壮大自己。这其间毛虽因苏德战争爆发一度稍事收敛，但那不过是“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罢了。
6 日，毛致电周、叶并告叶、项、彭、左：“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打通苏皖，以便我黄克诚部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我苏北部队必须从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打通后即可向皖东增援。”
19 日，毛、朱、王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及刘少奇等，下令开辟内战新战场：“综合各方面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我决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黄左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到达彭雪枫地区；望陈罗令教导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23 日，毛、朱、王致电刘少奇等人，下令利用日本友军的策应，趁国军处于困难之际消灭韩部：“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积极准备一切，包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要他们“首先解决韩德勤”，第二步再向淮北、皖东出动。
12 月 25 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得意地宣布：“在此次反磨擦中我们的收获主要是取得苏北。”
1941 年 1 月 6 日，毛、朱、王覆电彭雪枫并转刘少奇、陈毅、赖传珠，提醒他们注意使用卞庄刺虎之计，尽可能利用日本友军去杀伤国军，只在国军背后捅刀子：“不可进得太急妨碍敌顽决战。我只在敌顽作战地区以外之间隙部分乘机发展，对地方顽固派可消灭之。”
中共不顾国亡无日，趁国军全力对付日寇之际，大规模消灭国军，攻占国军防区，激化了国共两党的矛盾，为皖南事变作了充分铺垫。这里只简略转述杨奎松教授发掘的有关史实，评论则由我作出，文责自负，与杨教授无关。
早在一年前，国府就在华北地区对中共破坏抗战的犯罪行为作了调查。据统计，从 1939 年 1 月至 1940 年 2 月，八路军与各地国军较大的冲突就有数十起，除晋西事变夺取山西新军之外，还有 1939 年 2 月 20 日前后消灭史省三、周朝贵所属的河北保安第二、三旅；4 月 26 日重创河北民军王子耀之第 15 团；4 月 28日围歼张静元之第 14 团；6 月 21 日重创河北民军第二军分区乔明礼部；8 月中旬围歼河北民军第 11 旅王志和部；同月围歼第二战区第三游击师张诚德等部；10 月消灭白志沂部；11 月消灭山东保安第二中队；12 月初消灭河北游击第三支队孙仲文部； 1940 年 1 月 2 日歼灭河北民军第七纵队赵侗所部；1 月 10 日消灭胡安烈部；1 月 11 日消灭夏维礼纵队之李本卿部和侯如墉部；11 月 12 日消灭乔明礼部；1 月 22 日消灭王学礼部和于珩部；2 月 9 日至 11 日重创石友三部，并消灭孙良诚部一团；1 月底至 2 月初全歼山西金宪章部，2 月下旬消灭第 97 军朱怀冰部，等等。自 1938 年 12 月下旬至 1939 年 8 月 29 日，张荫梧所部河北民军已先后被歼，张被迫只身离开河北。山东省自 1939 年 9月至 1940 年 1 月亦先后有博兴保安八旅、鲁东第九梯队、招远保安第 27 旅，以及莱芜、东平、峄县及郓城等县的保安队被八路军歼灭，等等。
这一系列破坏抗战、消灭国军的汉奸行为，引起了各地军人、官员和民众的极大愤慨，自然要反应到国民党中央那儿去。 1939 年 1 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根据会议代表的要求，经蒋介石同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针对中共在国府 “权力所及之区”内的秘密活动，拟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9 月间，国民党中央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拟具了《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最高原则》以及《对某党应取态度之原则》等秘密文件，主张“不宜全般破裂”，但“赞成各地方之局部斗争”，强调“在中央立场上对各地方之磨擦冲突均视为地方事件，采取个别处理之方式”，要求“各地区之国军于暗中划一地境线，不许十八集团部队自由越境，若不服制止，即将其侵越之部队剿灭”，“默许各机关战区及沦陷区之国军采取任何方法肃清其内部之不良分子”。
这些都是一个主权政府对中共破坏抗战的犯罪活动的最起码的应对措施。国民党本该先公布上述调查结果，再以法令和军令形式公开发布那些规定。然而国府却生怕在汪逆投敌之际在日寇面前暴露内部矛盾，故而只作内部秘密规定，反而授人以柄，被毛泽东收在《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中，用为诋毁国府的“搞磨擦”的“反共罪证”，成功地倒果为因——本来那些规定是中共“反磨擦”引出来的被动防御，却成了“磨擦”的由来。
1940 年初，鉴于冲突不断，国民党高干上书蒋介石，建议：“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发表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气，雷厉风行，禁绝并剿灭中共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其目的是“免去中共部队与国军杂处之状态，并坚固自己阵容”，“使中共转向其锋，与倭寇及伪组织直接冲突” 。据此，1940 年 7 月 21 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将《中央提示案》送达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试图逼共抗日，却被中共拒绝。
黄桥战役成了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府至此忍无可忍。1940 年 10 月 19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致电朱彭叶（史称“皓电”），指责八路军与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二）不遵编制，各部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日人，专事军事吞并。故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军令都是合理必要的，只是来得太晚了。从法理上说，国府军委是领导卫国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有权调动属下任何一部，而下属部队只能绝对服从。从最大限度地动员全民抗战的角度来说，共军握有 50 万重兵，逼共抗日为国家民族整体利益所必需。从确保抗战不被内奸破坏来说，它也是绝对必要的：军令所举每条都是事实。共军不但不遵军令，不守编制，任意流窜，擅自扩军扩地，还不打日本人，不是与日军夹攻国军，便是武力颠覆地方政府，攘夺国军根据地，而且还越打越大，越攻越广，从陕西打到山东，从河北打到安徽与江苏。为了确保抗战不遭破坏，当然必须制止这叛国行径。到了 1940 年底，中央提示案指定地域内的国军已被共军歼灭殆尽。若让共军悉数撤到那一带去，他们就再也无法暗算国军了。如果中共真是 “民族中流砥柱”，那就正好获得了杀敌报国的广阔疆场，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要“发展”，敌后的东四省有的是地方。
然而中共在此期的战略目标是与国府划江而治，建立事实上的南北朝。如果国共破裂就“大举向南”，又岂会同意开到黄河以北？于是中共一面以朱、彭、叶、项的名义覆电，公开拒绝服从军令，只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以实行早就谋划好了的与苏北新四军会合，一面策划“大举向南”。11 月 1日，毛致电周恩来等，与之商量是否发动全面内战，以重兵突袭国府后方：
“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只在反共军进到我根据地时反击之，我军不打入彼后方。待彼方投降实现，人民明白真相时，再用反汉奸旗帜打入彼后方。采此方案其利是政治上我占上风，其害是军事上不但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而且必被彼方数十万军队将我驱至陇海路以北构筑纵深封锁线，我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军事上危险是很大的。（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入彼后方。如采此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
共军公开抗命，给国府出了个难题：若不言出法随，则中央威信扫地，从此再不能号令部队，还怎么抗日？因此，军令部随即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 11 月 14 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
但若真要以武力驱逐共军过河，国府就有可能遭到日军与共军大规模内外夹击，要想生存下来，就只有向日本乞和。因此，军令部的计划报上去后，蒋介石迟迟不批。直到 12 月 7 日才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又指示“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以后又下令将期限后延，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别在 12 月底和次年 1 月底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在 12 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
国军高级将领愤激于共军明目张胆颠覆抗战，强烈主张武力镇压。何应钦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Ｎ 4Ａ（新四军）予以解决”；白崇禧、徐永昌、胡宗南等人也提出了激烈主张。但蒋介石顾全抗日大局，坚持“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的基本方针，指望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通过谈判让共军撤到指定防区。为此，他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非常激动而且坦率地告以共军吞并苏北给他本人造成的困境：“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遂于 12 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匪巢”。但因蒋介石延迟了下令时间，计划已无可能按期完成。顾祝同本人也只想礼送共军至江北。因此，他不仅同意展期北移，主张如数发给被扣发的该军的 10 月、11 月经费（黄桥战役后，国军暂停发给新四军薪饷，以为惩诫）与弹药，建议增加该军北移路线，指定该军临时集结区，还力主该军秘密潜渡，逐次跃进，乘日军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损失，影响北移时间。
当时新四军主要分两部，大部在江苏，小部在皖南。毛早就想让皖南新四军或移至苏南，或移至皖东，将两部合在一起。要去与新四军主力会合，只有两条路：或在铜陵、繁昌间之间渡江到皖北后再东进；或是东进去苏南渡江北上。国府原来同意新四军东进去苏南。但新四军继黄桥战役后，又在 11 月底发起曹甸战役，以重兵围攻韩德勤部，极大地刺激了国府。12 月 3 日，何应钦向蒋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去苏南，“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蒋批准了何的提议，顾祝同因此转令皖南新四军就地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12 月 8 日，顾祝同要求 “有关部队尽力予以协助，俾顺利迅速转移完毕” 。 12 日，蒋介石明令皖北国军李品仙部配合新四军于 12 月底前由皖南移江北之行动。李品仙随即作出部署，为新四军北渡让路。
然而国军指定的北移路线却引起了中共疑心病发作。12 月 30 日，毛、朱致电叶、项：“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项英等人于是向顾祝同要求走苏南，但顾祝同只同意走一个团，主力仍须渡江北上。项英等人乃决定：既不北上，也不直接东进，而是“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
但此前国军已决定以武力威逼皖南新四军北上，顾祝同已饬各部在茂林以南构筑封锁线。项英和叶挺完全知道这情况。1941年 1 月 1 日，他俩致电中央：“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很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134 1 月 3 日，中共中央覆电项英等，批准了这一计划：“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次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秘密出动，南下茂林。
以上文电说得明明白白：尽管国府为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指定了路线，并明令皖北国军让道，中共却决定既不走上级指定的北路，也不走原来提出过、但后来因中共发动曹甸战役而被国府禁止走的东路，却选了一条国军根本想不到的路，秘密南下。明知“发生战斗可能性很大”，却准备好武力威胁国军，“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完全是蓄意挑起武力冲突。
对新四军的秘密计划，蒋介石与顾祝同都一无所知。他们还在考虑是否同意新四军部份部队改走苏南，以及要不要再度为新四军适当展期136。第 32 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直到 5 日才得知新四军主力业已开拔，遂派出部队星夜搜索。6 日上午，国军搜索部队在麻岭与新四军遭遇，短暂开火后退回。顾祝同闻报后，当晚下令给上官云相：“为整饬纪纲，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于进剿。”
1 月 7 日，战斗在茂林地区打响。次日顾祝同才向蒋介石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报告，说明新四军不遵指定路线北渡，其意图“非向镇江一带渡江，参加攻击我韩德勤军，即系绝不渡江准备窜扰后方”。蒋介石与白崇禧商量后，决定批准“积极肃清”。1 月 14 日，战斗结束，新四军被歼七千余人。
在此期间，白崇禧等国军将领极力主张扩大战果，乘势全面进剿陕北、华中、华北等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但蒋介石不同意，他虽批准了“积极清剿”，但目的还是以此强制执行北移命令，因此明确表示：“对皖南新四军，余只求其遵命渡江”， “只要其求饶而能从命”，则尽可放其北移，并再度重申新四军应以无为地区为集结地，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进入指定地区。直到顾祝同来电报告已全歼新四军军部、俘虏军长叶挺等之后，蒋才打消此念。
国府军委会讨论此案时，白崇禧提出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大部份与会者都赞同，但蒋介石却持慎重态度。直到 16 日晚，经过反复考虑，他才最终同意了白崇禧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说：“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消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 “若无最后制裁决心，则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挟，而俄国之已允拨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为容共之要求。以后我之国权全操之于人矣。故乘俄械将运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决不因俄国有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所迁就。”
总之，蒋的考虑是，既不想再让中共藉苏俄挟制国府，得寸进尺，又不愿在此国脉如丝之际开罪苏俄，丧失唯一的外援，更怕与中共全面破裂予日本以渔人之利，以致国亡无日。其投鼠忌器、左右为难、忍辱负重、老成谋国之心跃然纸上。
中共的反应却与此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等人，指出，我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同日另电告刘、陈：我们已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之抗议，申明如不撤围，破裂之责在彼。中央决定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
1月14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八路军各师，新四军，各战区并周恩来、叶剑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我军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队须遵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应付最严重事变。
1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朱、王，指出：“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这稳健态度遭到毛的痛斥，他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指出：“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
1月23日，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应坚持华北为八路军生息之所，将八路军基干兵团转移晋西北以对付蒋之决裂。同日，毛泽东覆电：17日以后，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现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根本决裂问题，唯军事方针还只能取守势，目前还不能下调动大部队的决心。要求彭答复：目前我能集中多少兵力？三个月内能否从华北抽五万兵力，筹五个月经费？
同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称：“我们与蒋合作已经没有好处，对我们没有好处，对蒋因日本停止进攻，也没有好处，因此这种合作已无存在之可能。”“如果日军与国民党反共军配合，那我党有很大危险，将会受到损失。”同日，他致电刘少奇：“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计不适用了。”
1月26日至3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八路军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挺进军司令员萧克，一二零师师长贺龙，鲁南八路军将领徐向前、朱瑞，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等连电中央及朱彭，请缨南下驰援新四军，讨伐亲日派，驱逐国贼何应钦，并要求召回重庆代表，撤回各地办事处，拒绝考虑继续撤退等任何条件。30日，彭德怀致电各师并报毛泽东、朱德：因蒋介石消灭新四军，应讨伐亲日派，以八路军主力向西北突入四川。
毛泽东同意攻入四川，认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但他又觉得，中共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夺取西北，控制中苏西北交通枢纽，就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因此，他强烈要求苏联停止对国府的军援，立即准备“公开援助我们”，特别是设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以便通过兰州接通苏联，接取援助。他明确表示： “如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群体歇斯底里。皖南事变完全是项英等人故意违抗军令，不惜挑起误会引出来的冲突——顾祝同的担忧确有道理：皖南部队既不走北路，也不走东路，却突然秘密南下，那当然有可能不是准备从镇江一带渡江，去参加攻击韩德勤军，就是根本不准备渡江，却想打到国军后方去，国防军当然只能以武力制止。更何况项英事前就准备以战斗消灭国军，那打起来又能怪谁？哪怕是国军蓄意歼灭之，那共军也不过损失了区区七千人，而光是在此前的黄桥战役与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就消灭了国军一共两万余人。若是再把此前新四军在苏南、苏北、皖东等地消灭的国军以及八路军在华北各地消灭的国军算上，少说也有十几万。和这比起来，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袖还有什么气不平的？却“只认进，不认出”，竟然不惜孤注一掷，欲以重兵突袭抗战大后方四川，甚至不惜为此去乞求苏联派兵援助自己，与日军共同推翻国府。这种丧心病狂的卖国勾当，岂能是中国人（遑论 “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想得出来的？
可惜斯大林不听毛的指挥。他只要中国拖住日本，以便他心无旁骛地与希特勒瓜分欧洲，于是毛泽东只好悻悻决定推迟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
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河南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毛泽东欣喜若狂。2月2日，他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地下属的电报指出：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之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已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各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闹到亡国。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收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周恩来坚决拒绝。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 哪怕形势危如累卵，蒋介石为保存民族血脉，忍气吞声谋求与中共妥协，他仍然要“坚持尖锐斗争立场”。
同日，毛和朱德、王稼祥电令新四军与八路军领导人：敌向豫北进攻有六个师团之众，汤恩伯五个军受大损失，尽撤向平汉路以西，汤恩伯、胡宗南、卫立煌主力有被击溃可能，桂系八十四军亦受损失，正在混乱中。敌有占洛阳可能，你们应不失时机集中大力向河南发展。八路军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要他们再度趁火打劫，与日本友军夹攻国军，并再度强调“全力以赴”，不留半分余力给日本人。刘少奇立即响应了毛的这一号召，2 月8 日，他电令下属： “汤恩伯部已狼狈西撤，损失极大。敌占太和、项城、南阳、镇平等地，并有向洛阳进攻之势。我彭雪枫部主力已西进至阚集及其以西板桥集、口孜集、江口集等地，设法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并相机以一部渡过新黄河，向平汉路东发展。彭部现正肃清皖北地方顽固势力。我李先念部已北进向豫南发展。皖东四、五支队及游击纵队应密切注意敌人对大别山的‘扫荡’，而不失时机的向皖西发展。目前你们在战略上的任务是建立桐城、庐江、舒城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加强无为阵地。”“同时你们要负责到江南芜湖附近建立根据地。”
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指出日本人为什么要进攻河南： “日本人不愿意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若共军撤到黄河以北，失去了在国军根据地内扩张的可能，当然要“破坏日本利益”，却能增进中国利益；而中共留在黄河以南大规模歼灭国军，破坏了中国的利益，却增进了日本的利益。所以，当国府试图逼共抗日时，日本人当然不能坐视，要对中共慷慨施以援手，使国府逼共抗日的政策不得不流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针对国军在河南的重兵集团下手，而不能在国共杂处的华中地区发动进攻，以免不慎摧毁共军，使得那事实上的第五纵队再也无法从内部颠覆国府。日本人从来精通这一套，当年在日俄战争爆发时资助列宁，纵容孙中山颠覆大清以及先总统袁公，等等，早就是轻车熟路了。毛泽东不学有术，对日本人毫无了解，这才会“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只知道庆幸日本人代他粉碎了国府逼共抗日的计划，为此幸灾乐祸：“（蒋介石）又没有料到华中大举剿共的军队会遭到敌人的扫荡，破坏他原来的计划。”
但毛将抗战时国内的三大势力看成是“蒋、日、我，三国志”，说得确实很准确。不过，那是中共和日本人形成事实上的蜀吴联盟，彼此默契策应，共抗国府那“魏国”。在对下级的指示中，毛多次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敌我友关系的实质。
1940年11月30日，毛致电周恩来等，指出蒋介石“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其外部不稳固。”，明确地把中共与日寇一道划为国府的“外部”。
1941年4月5日，毛泽东等致电八路军与新四军领导，对山东、华中的战略部署提出意见，指出：“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给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以有利条件。”“但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因此你们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
这就是说，“三国”的实力达成了一种均衡，谁也无法迅速吃掉谁，至少在山东与华中如此。既然如此，将“顽、我”的力量加在一起，不就能压倒“敌”的实力，将日寇至少从这些地区中驱逐出去么？“砥柱”为何不愿这么干？很明显，若是这么干，我党便再也没有机会发国难财了。同理，“我”若和“敌”连手彻底灭了“顽”，则也就无法再养寇自重、籍寇自肥，只怕还要被“敌”彻底扫荡。因此，最有利于“我”的办法，还是利用日蒋矛盾“巩固扩大根据地”，将“敌”视为统战对象，实行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将“顽”视为打击对象，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1941年8月17日，毛泽东与王稼祥致电陈毅、刘少奇：“对待伪军应采用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对伪军中的两面派分子，应控制使他们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们。”“我们应耐心地采取七擒孟获政策。”
由此可见，中共对“顽军”与伪军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对 “顽军”是“全力打击”、 “全力以赴”、“全力对付”、 “不怕破裂”、“猛烈反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对伪军则示之以威，结之以恩，只需让其承认并尊重自己的实力即可，不能“结成生死冤仇”。这种“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令侵华日军极大受益。国军地方部队受不了两面夹击，纷纷投降日本人。“顽军”长官们这么干，倒不是出于其“阶级本性”，而是共党不给他们别的选择：投靠日军后反倒成了“孟获”，能享受中共的“恩德”，从而保存实力，而若投靠共军就只会被我党将其部队彻底消化后，把他们当作粪便排出去。
据冈村宁次说，他在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了解到防区内的国军没有中央军，都是地方军，乃是各派系旧军阀，虽接受中央政府军饷，但对蒋介石未必忠诚，只求保存实力，因此他要求部下对这些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有效。从1942年春开始，那些将领陆续投降，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日军。据他估计，到战争末期，投降日军的地方军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约30万。他说，这些将领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初次见到他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道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如所周知，除了个别例外如何键外，抗战前还真没有几个地方军阀与我党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都对剿共毫无兴趣，更对共党本性毫无认识，因此多与我党密谋倒蒋，是我党的统战对象，事实盟友。陈济棠、蔡廷锴、陈铭枢、李宗仁、刘湘、杨虎城、张学良、阎锡山等人，都曾与我党有过勾结。抗战爆发后，许多杂牌部队开头还打得非常勇敢顽强，然而滞留在敌后的军阀们到后来却与我党成了仇人。这仇恨竟然大过了国仇，以致连在台儿庄战役中拼死杀敌、死不后退、因此立下大功而被举国爱戴的名将庞炳勋都投降了日本人，您说我党“反摩擦”的威力大不大？
（三）后期：蛰伏待变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凶焰顿敛，不敢再像过去那样“不怕破裂”、“全力打击”国军了，以二十万精兵分路打入四川的宏伟计划更是收了起来。中共的“抗战”因此进入了“蛰伏待变期”，亦即在华北停止扩张，精兵简政，蛰伏待变，在华中则坚持“反磨擦”，但以不致全面破裂为度。
毛泽东过去对国府态度强硬，是因为他有恃无恐，自觉有苏联做他的强大靠山。这就是蒋介石为何觉得中共“藉外力要挟”他。确实如此。毛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那意思是，这两点就是老蒋的死穴，我们大可照准了死捏，只需放手打内战就是，他们再吃天大的亏也只能敢怒不敢言、敢言不敢行。因此朱德才会在内战大获全胜后说：“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苏德战争爆发使得毛骤失后盾，原来壮如西班牙斗牛的一口底气顿时泄了。他迅即调整了战略，放弃了与国府划江而治、必要时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目标，无论对日本人还是对国府都尽量保守既有地盘，绝不容许国军进入他的独立王国，但一般不再对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他知道，没有苏联援助就不可能推翻国府。现在苏联已自身难保，中共唯一明智的战略就是苦撑待变，待苏联打赢了战争，再挟苏援与蒋争天下。
在内部文电中，他把这方针讲得十分清楚。1941年7月12日，刘少奇、陈毅致电毛泽东，说：“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当号召全国向日寇进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军亦必须独立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18日，毛泽东覆电，指出：“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也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
因为这“战略退却”，他先后几次对共军的“反磨擦”略加约束。例如1941年8月17日致电彭德怀，同意其派一个团带干部去中条山十县发展游击战争，“但以不使卫立煌感到威胁为度”
162。同日，他致电刘少奇、陈毅，同意其将“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但不能大举向西发展。目前中苏英美、国共两党均亟需联合对付法西斯，桂系李、白亦与何应钦有区别，故不宜大举西向。”1944年4月5日，他和朱彭致电罗荣桓等，指出“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打日，是目前政策中心。你们大举部署打顽，极不合宜。除非顽部进攻，我可以在自卫立场上打之。具体作战，须取得中央同意。”
但毛的“战略退却”非常有限，也就只是放弃建立南北朝，不再主张“不怕破裂”、“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而已。遍查中共要人年谱，他约束部下发起进攻也就只有过这么几次，其退让的底线非常明确而且坚定。1941年7月30日，他致电黄克诚并告刘少奇，预想“如日冒险攻苏，蒋迫我北上，我之方针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仍然是长期的游击战争。”“华中山东部队决不北上，对蒋之进迫则取自卫政策，对国民党的每一反共宣传与反攻行动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所以，哪怕在他假想的最黑暗的局面出现时，毛的战略目标仍是积蓄力量准备最终推翻国府，其坚决拒绝北上抗日的决心坚持不变。
既然不敢像过去那样大规模进攻国军，而且华北的“土顽”也给“磨”光了，又不敢去对伪军进行“反磨擦”，再加上百团大战惹恼了日军，开始扫荡华北共军，中共便只能韬光养晦，决定“目前敌后抗战的总方针是熬时间储力量”。苏德战争爆发前夕，毛便命令部下“曲线救国”， 保存实力：
“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引者注：冀南平原一类地区），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应该因势利导成为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荫蔽自己）。”
苏德战争爆发后，他重申这一命令：
“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开始把各地干部召到延安去，以“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只在嘴上抗日：“但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应广为宣传，尤其对海外的宣传，应当加强。”此后中共中央更鉴于“在敌后发展的顶点，早经过去；由于根据地和军队的减缩，在数量上亦允许从现在的工作中抽调一部出来”，决定“华北及华中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条件下，应抽调大批干部送来延安保留培养。”“选送的干部，军队中应该是营级及其以上的干部；地方应该是县（级）及其以上的干部。”
营级以上的干部都送到延安去“保存培养”，还打什么仗？从 1941 年年底到中共七大，除了豫湘桂战役爆发后一段时间内，华北共军实际上是处在停战状态，提前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毛泽东利用这段休战期，发动延安整风，彻底整垮整服其竞争对手，建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苏联驻延安的情报人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其日记中对此作了大量记述，指出：“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自 1941 年起就停止了对日作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发生在 1940 年（即大家知道的百团大战）。”
毛泽东为何能与日寇休战？周佛海 1943 年的几则日记意味三月二日筱月来，谈共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欲与余相见等语，因身体不适，约改期再谈。
三月七日筱月来报告毛泽东密派代表冯龙来沪见余，表示共产党愿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事出意外，考虑再四，授以原则数点，嘱其接洽后再与余会谈。
【日记编者蔡德金注：冯龙，冯少白。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科长。筱月，即邵式军，冯龙的姑夫。时冯龙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军长陈毅之命，往上海侦察敌情和采购物资，通过邵式军的关系，与周佛海进行了接触。】
三月八日
筱月带冯龙来见，告以对外和平、对内统一之大义，并分析国际形势，谓英、美对苏终不永久合作，日、苏或有提携以对付英、美之一日。渠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当返延安报告等语。谈一小时辞去。其用（意）何在，殊难揣测，当一面与之周旋，一面监视其发展也。公博对此事亦注意，允与冯晤谈。
冯少白带来的口信，与毛泽东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对国内外 “阶级阵线”的划分（详见下）惊人的一致：国际上指望日、苏 “提携以对付英、美”，而国内则仇“顽”亲伪。可证他与周佛海秘密接触确实是“奉毛之命令”，告诉周的确实是“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的毛的意图。
“奉毛之命令”与敌伪来往的更有中共特工头子潘汉年。 “高饶事件”发生后，潘汉年向陈毅谈了 1943 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且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交中央。陈毅将材料直接转送毛，毛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潘汉年被判刑 15 年，檕狱至死，死后多年才获得平反。
潘被抓起来时，罗青长担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受命调查此案。他们查阅了 1939 年 3 月到 1948年 8 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发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据此，中共另一特务头子李克农于 1955 年 4 月 29 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其中与敌伪秘密来往有关的三条是：
“（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 1941 年 6 月 13 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
触即发，延安于 6 月 20 日收到。（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是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都是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
潘汉年的身份，对日伪根本不是秘密。倘若中共是抗日组织，他怎么可能“打入敌伪组织”，不被抓起来？然而他不但能深入虎穴，还能“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甚至利用到袁殊、胡均鹤、李士群、汪精卫那些顶级汉奸以及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等人头上去，并被李士群、胡均鹤等人如此器重，以致倒屐相迎，要“挟持”他去见汪精卫，还向他提供极为准确的重大战略情报。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日伪高官会向一个抗日组织的高干慷慨单向赠送绝密情报？就算李士群乃至汪精卫都想投诚，总不至于连日本副领事也想加入中共吧？如此高价值的战略情报，当然只可能用价值相当的情报去交换。请问那又是什么？总不可能是美军的吧？中共间谍能拿出来的专业产品，不就是国府的战略绝密么？
罗青长同志还披露：
“过去毛主席是很赞赏潘汉年的，30 年代潘汉年同福建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以及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毛主席都是参与领导或直接领导的。延安时期潘汉年发回的电报，毛主席都看过。潘汉年做的几项重要工作，如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等情报，策反敌伪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中央都知道。毛主席多次称赞上海的情报工作。“七大”时，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上海的地下工作，对刘晓、潘汉年都称赞过。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既然如此，为何潘汉年对陈毅说出他去见汪精卫的事，毛便
龙颜震怒，要把他抓起来呢？李士群、周佛海、陈公博、日本领事都见得，汪精卫却见不得，这是什么道理？级别越高，获得高价值战略情报的可能性不也就越高么？为什么潘汉年从此不能信用？是不是因为此事只能由中共“最上层三四人”得知，而潘居然将此事泄露给并不知情的陈毅？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黑的一页，中共与日伪到底做了些什么肮脏交易，大概世人永无可能得知详情了。尽管如此，根据中共的实际表现，不难推知他们和日伪结成了攻守同盟，互换战略情报。除此之外更有“互相提携，共存共荣”。弗拉基米洛夫在 1943 年 1 月 29 日的日记中写道：
“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生意。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第 120 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在第 120 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中共正重新部署其精锐部队。它们要撤离华北地区。新驻区是特区。”
在其日记中，他大量记述了中共的鸦片生产与贸易，说具体负责出售鸦片的是中共特工头子李克农，他利用与秘密会党的联系倾销鸦片。1944年4月，因为外国记者团要访问延安，中共还紧急动员了359旅和第一旅，去把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道路两旁几百公顷的罂粟铲了。
对中共历史上这无比肮脏的一页，已有独立研究《红太阳下的罂粟花》作了介绍。这里只想指出，弗拉基米洛夫所说中共与日伪大做生意的事，得到了当时负责财经工作的邱会作的证实。
他在回忆录中说，约在1939年11月间，山东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从胶东进口日货，可以取得大量税收，建议中央派一批财经干部到山东建立税收工作，每月可为中共中央筹到5-10万法币。毛、周、李富春等人对此极感兴趣，派邱会作率近百人的财经工作团去山东，后来去了豫皖苏边区，“汤恩伯大量进口日货的通道被我们控制，我们立即组织淮上地区的税收，开辟财政来源。在淮上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税收工作，每月能搞到数万元，甚至十余万元。”
与日伪和平共处，友好通商，使得延安那穷山恶水在全国 “先富了起来”。邱会作在离开延安4年后回到延安，惊喜地发现：
“1944年4月间，我到了延安，进党校学习。本来对延安并不陌生，但延安一切都变了，变化最大的是大家都丰衣足食，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状态很好。延安保存了很大一批干部，大家都在精神焕发地攻读马列主义，整风学习。”“边区的生产发展起来了，享受到了延安的丰衣足食。中央能集中数以千计的干部到延安学习，也是在有饭吃的条件下，才能办的事”“党校的生活也是不错的，同三七年抗大的生活相比成了明显的对照。抗大时期几乎天天吃不饱饭。现在，党校不仅有饭吃，而且吃得比较好。”
当然，和平共处、友好通商、平等互利的对象只限于日伪军。对国军，共军的大规模进攻虽然在此期停了下来，但华中 “打顽”从未停止。下面只举《毛泽东军事年谱》与《陈毅年谱》中的几例内战记录：
1941年8月3日，毛、朱、王、叶致电陈毅、刘少奇、赖传珠：顽军霍守义师奉蒋介石令北窜鲁南并趁机扩占其活动地区，望相机消灭之于北上途中。
1941年10月14日，为阻止国军韩德勤部接应汤恩伯东进，陈毅集中6团兵力发起程道口战役，先后攻克国军驻防的史家集、仰化集、丁庄、毕庄、张庄、大行庄等外围据点，21日攻克程道口。此役共毙伤韩部保安第七旅旅长兼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等部 190余人，俘获1230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同年11月7日，新四军九旅击溃顽军耿聋子部，缴获甚多。陈毅闻讯于次日致电赖传珠，谓击溃耿聋子是打了东进反共军的先锋。
同年12月1日，李品仙、韩德勤部拟于9日开始东西合进，约 15日到达归仁集后交接子弹。赖传珠电告陈毅，决定先打李后打桂系。连国军在抗战中交接弹药都要以武力制止。
1942年3月22日，陈毅闻皖东北顽军又有东进消息，指示四师设法打击之。
1943年3月17日，新四军进攻山子头一带的韩德勤部，战至18日上午，俘韩德勤以下官兵一千余人，迫使已越过津浦路的王仲廉部以及韩部第89军仓惶退至津浦路西。4月1日，在签订了与韩会谈的备忘录十条后，新四军礼送韩德勤出境。至此，韩德勤身为江苏省主席，在江苏省内的唯一辖地就只剩下陈毅慷慨送给他的一个乡。
弗拉基米洛夫等人也向莫斯科报告：
“毛泽东有些片面地和明显不适当地评价了国共关系和他们所参加的这场对日战争。毛泽东电报的数字是从有倾向性地刻意为最近到延安来的外国记者团准备的材料中拿来的。事实上，特区领导层相信，蒋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敌人。”特区领导人现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国共冲突做好一切准备。而这样的作战实际上一直都在进行，仅仅在 1943 年里，“新四军就对中央军进行了 724次战斗，结果，击毙击伤 8181 人，俘获 9879 人，夺取了 34个据点，以及 8622 支步枪，507 支散弹枪，以及 200 挺机关枪。”因此，日本在 4 月 17 日发动的针对河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欢迎。“中共无意在这一地区帮助中央军防御日本人的进攻”。
这儿说的是日寇在1944年4月间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国军一溃千里，再次为我党创造了捡洋捞机会。4月 22日，毛致电指示縢代远、邓小平等：在敌南犯空虚时，应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为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的基础。 10月间，中共中央令八路军组成南下部队，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建立河南根据地；派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陈先瑞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与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令新四军南下发展苏浙，西进发展豫东、皖北；并在广东发展游击战争。这当然又意味着消灭滞留敌后的国府地方政权、地方部队与人民自卫武装。共军将领彭雪枫就是在指挥消灭驻防河南-江苏交界地区八县的“顽军”时阵亡的。
随着苏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毛的底气又粗了起来。1945年 4 月 1 日，他和周恩来、朱德特地向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打招呼，希望美国在中国发生内战时，对国共双方都采取不插手政策。待到七大开过，他便再度准备打到国府的后方去。根据邱会作回忆录，七大以后不久，约在 1945 年 6 月间，中央组织部召集会议，彭真传达了毛的指示：
“他说，毛主席决定要向南方发展，这是对抗日战争正确路线新的发展。过去我们只强调了深入日本占领区的敌后，这是对的，但又不全面，现在要向另一个敌后，即国民党占领区的敌后，这就全面了。国民党占领区就全国来说，湘、鄂、赣是国民党的薄弱环节。日本人的势力也不雄厚。蒋经国在赣南能够站住，我们也一定能站住！我们党内，过去有些人（指王明等人）怕得罪蒋介石，不敢到他的‘家里’去搞革命，吃了大亏。现在这些人都改变了认识，纠正了错误，我们的事就好办了。我们只要坚定地不怕日本人，不怕国民党，我们就一定胜利！中央已经决定，由陈毅同志率数百名团以上干部，其中要有相当数量的高级干部，向南方发展，恢复湘、鄂、赣、闽四省苏区老根据地，南方会成为大的革命根据地。”
会后成立了南下干部工作团。毛、朱、彭德怀、康生等接见了南下干部代表，毛还鼓励邱会作：“兴国佬，打回老家去！”只是因为苏联出兵东北，干部团才在派出后又改被派往东北。综上所述，中共的“抗战”，从头到尾都是伪装了的内战，
其真正的作战对象一直是国军，其要旨始终是“专门袭击国民党，不救中国助东洋”，对日伪军像春天般温暖，对“顽军”如严冬一般残酷无情，靠“反摩擦”来壮大自己。这其间毛虽因苏德战争爆发一度稍事收敛，但那不过是“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