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网友匿名用户转发的文章《阿姨学：政治哲学、宣传与历史（转）》
这篇文章初看起来是对刘仲敬及其学说的诠释，但是越是到后面，尤其是评论区置顶的那条帖主留言，就明显是讨伐刘仲敬的檄文了，这一段如果去掉话可能观感会更好一点。不过整体而言，感觉作者的学识非凡。
我以下对刘仲敬的点评当然做不到这位作者那样的全景式俯瞰分析，我只能是从一个读者微不足道的立场给出一些反馈。
刘仲敬自创的姨学门派所针对的问题，主要就是晚清以来，宪政理想在中国的举步维艰以至于难产，最终被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子窃取了政权，酿成了自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最证据确凿的人道主义灾难。刘仲敬本人的学术水平或者说话术操弄暂且不论，他至少带起来一股回望清末民（中华民国）初的风潮，吸引了更多的人注意到这段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
晚清新政为什么会失败，马列理论为什么能受到当时很多中国精英的青睐，以至于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山村里面过着朝不保夕的游击生活。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流派也有很多，马列理论只是其中的一支。毛泽东最初也不是马列理论的信奉者。如果把晚清以来的中国智识阶层和现在的中国做对比，可以略微地发现一些隐晦的共同点。那就是企图以完全复刻的方式把西方文明的大厦整个搬到中国本土，而不是以更加精确地方式将西方大厦的建筑原材料，以适合自身审美的方式，在华夏大地上做一点一点构筑的努力。晚清时期的汉人已经失去了以中文语境理解和诠释西方宪政理想以及附属学说的能力。
a.西方列强没有能够像后来的美军那样，也把民主制度强加给清国。既然外力没有，而内在的主动学习积极涉猎外部文明和信息的传统又没有被很好地培养起来，那么结果就是宪政在中国落地困难。这样子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不去接触有关西方的知识，甚至相反，是各种西方时新的或者是过时的理论在中国的智识界清洗了一遍，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社会思潮看起来是很自由的，实则是茫茫荡荡没有主见。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会儿追捧民族解放，一会儿又转向地方自治，一会儿又是德先生赛先生。在这种状态下，马列理论伴随着前苏联帝国的枪炮援助很轻易地就俘获了当时中国的精英群体。（毛泽东虽然是湖南小地主出身，但是他成年以后领导过湖南的地方自治运动，也是湖南学生运动中风起云涌的人物。在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党内部官运亨通，做到了很高的地位。所以，毛泽东是标准的社会精英）
b.晚清末年中华民国初年不是一个单独割裂开来的时期，很多后来人反思这段历史，觉得宪政难产，所以辛亥革命就是错误的，孙中山黄兴等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在之前的留言里面提到过，居住在大陆的汉人被洗脑的历史不能仅仅只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统治时期，满清人奴役汉人殖民汉地的近三百年历史也应当被算在内。满清对中国的伤害，不仅仅只是外形上的改变，比如剃发易服，虽然在心理上，这种政策对民族（尤其是士大夫群体）自尊心的损害也是难以估量的。更加要紧的是，满清人为了压制汉人的独立意识，大搞文字狱，钳制思想自由，又搞言论审查，使得汉人自宋明以来兴办书院讲学的风气荡然无存。虽然清廷在临近灭亡之际稍微放松了对言论的管制，甚至在末代太后慈禧主政时期，也搞起来了满汉融合政策，但是整体效果上，还是来的太晚了.奔放开放包容活跃的学习风气需要很长时间的培育才能成长起来的，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c.中华民国初年，以胡适等人为首的名流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推动白话文的普及。除此之外，乏善可陈。文章的书写风格越来越接近日常口语，这本身就是宋代明代以来中国智识界的潮流。如果有阅读过明代书籍的人，应当可以理解我所说的这一点。明代在文化上最大的成就是其经学，明代经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语言朴素，如果以传统文言文得标准来看，称得上是朴拙，但是这却恰好是它的优势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明代经学成就远远地超过了前人，也超过了以文化繁荣著称的南北两宋。比如那本中国古代成就最显著的兵书是诞生于明代，作者戚继光运用了非常口语化的方法书写了他的用兵心得。戚继光总是在书里面谦逊地仰慕古代兵家人物名言，也正如大多数的明代经学家一样，他们对于前人留下的经验总是怀着一种谦卑的态度，虽然他们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早就已经超越了前人。至于那些流行于市井的小说，它们的语言风格就更加是口语化（增加了一些文学修饰性的口语化），明清四大小说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虽然四大小说被归类于明清小说，但是根据现在已经披露的真相，这四部小说的作者都是明代的人，他们的生活经验源自于明代的社会实践，《红楼梦》就是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遗民群体所书写的一部著作。所以，明清四大小说更加准确地说，应该是明人四大小说。总之，胡适等人推进白话文地普及只是顺应了宋明以来书面文字越来越口语化地趋势。而他们留学海外接触西洋文明则是使这种转变来得更加彻底。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被钳制思想达到了三百年之久的汉人已经没有能力独立建立道统，也没有能力以东方精神诠释西方经典，既然做不到，那么就只能奉行拿来主义。只要是一个样子看上去还像理论的东西，不管是肥的瘦的香的臭的，一概塞进嘴里。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暴饮暴食的后果，看上去最新奇最奇特最离经叛道的共产主义理论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美味佳肴。而马列理论中国化的特点则是，毛泽东等中共将领又模仿起了明末张献忠的那一套流动作战实践（毛泽东应该是很熟悉明代历史，因为他经常根据《明史》的内容来点评明朝人物），那么张献忠执政（以大西军在成都称帝为标志）以后的问题在中共身上是一点没少。比如对地方势力的敌视，甚至是在取得政权以后对他们的政治报复。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以后，在统治范围之内大肆捕杀代表地方势力的乡绅。理由也不外乎是，当年他们在各地流动作战的时候，经常遭遇到这些地方势力的阻碍和反击。以张献忠的角度，如果没有这些有知识和威望的地方乡绅的话，大西军的流动（流寇）作战生涯会更加顺利。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共军队也是如此，邓小平曾经评价过毛泽东（当然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认为此人的气量狭窄。那么中共军队在各地流动作战所吃到的苦头，难免也会被毛泽东记在他的小本本上，等到窃取政权以后再一个一个地施加报复。
g.如果把满清统治和中共统治时间合算起来，生活在大陆的汉人前前后后一共被洗脑了将近三百七十年（刨去了中间短暂的中华民国时期）。现在的华人，不管是滞留在汉地的还是星散到全球的，如果要有所行动的话，我觉得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总不能指望海外的民运人士订一张回国的机票，然后在中国发起和平示威。因为这样子做正好可以展示他们的反抗精神，而不是顺服的奴隶）。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恢复明代讲学的风气。大陆的情况，想必大家也都了解，现在最大的优势在于互联网。由于防火长城的存在，自由讲学的风气只能在海外进行。在海外建立线上的书院，将讲学或者华人智识方面的成果都存储在海外的服务器，这也是参考明代的学者通常也会将书院里面进行的对话记录保留下来，比如王阳明的弟子编纂的《传习录》的例子。
d.功利主义在西方的政治哲学实践里面占据很关键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标准。功利主义的本意是，保护每一个人唯利是图的权利，最终会促进整体的利益。这其实有其适用性和局限性。专制中国越来越强大，就和西方国家对这种原则的滥用有莫大关系。发达国家的国民所享用的廉价高质量的产品都是从中国的血汗工厂里出产的，而在血汗工厂劳作的中国工人的大部分所得都被权贵阶层抢走。西方政治家积极和中共政权展开合作，虽然他们打交道的中国政府在人权记录方面声名狼藉。他们纵容中国政府不断地作恶，正如他们在本国纵容非法移民和少数族裔横行霸道以展现大爱的人道主义精神一样。
还有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初期，欧洲国家虽然口头上谴责俄罗斯，但是行为上却不断地购买俄罗斯的能源，间接资助了俄罗斯的战争开销。虽然一些评论家会认为，欧洲国家的反应迟钝恰恰是他们的优势，因为这反应了民主的程序，欧洲国家领导人不能随意地切除国民使用廉价俄罗斯能源的福利待遇。是的，就和他们的领导人不能随意切除国民使用中国血汗工厂出产的廉价商品的福利待遇一样。他们宁愿资助俄罗斯的侵略，也宁愿间接资助人权纪录糟糕的社会主义中国。
e.“觉醒文化”会在美国社会发生，也和这点不无关系。当一个社会的生活非常富足，而它的指导原则是功利至上。而当物质利益被极大的满足之后，剩下的大概就是如何打发沉闷乏味的富足而平庸的生活了。“觉醒文化”是西方的左派发起的，是不是在西方世界掌握了话语权的左派预感到了，被功利至上主导的社会，当所有的普世价值都已经得到最大的满足以后，他们的下一个猎物要到哪里去找呢？找不到的话自然会陷入恐慌当中，因为这会显得他们的职业变得毫无价值。当然，这种关于人生价值的问题并不只是存在现在的西方世界，即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西方人也尝试到东方寻找一些灵感。他们有一段时间追捧过日本的禅学，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追随过日本的禅学大师。他们现在倒是可以适当接触一些中国古代的宋明理学，也许这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不过话说回来，西方的左派会这么大力推动对他们眼中的所谓弱势群体进行特殊照顾，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某种补偿性心理。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源高效配置，也就是发掘每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形成产业链上的优势互补。然后见不得的人一面就这样暴露出来了，其实他们的全球化配置只是想寻找最廉价的生产成本，在那些人力资源丰富的贫穷国家大范围地兴建血汗工厂。他们所使用的每一件进口而来的性价比高的商品，都浸染了劳动者的血汗。如果他们真的富有他们所说的人道主义关怀，那么首先要做的应当是立即停止购买和使用这些产品。
f.总之，中国的民主化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仅仅只是更换一套政治制度这么简单。当务之急是恢复明代的那种讲学务实的风气，学术流派要承接自明末的学者所积攒下来的成果，以此为基础，重新认识和诠释西方的经典（包括普世价值），从而引发中国由内而外地变革，接力晚清志士们所没有完成的缺憾。如果做不到这点，恐怕将来即使中国民主转型成功，也最终只能是一个乏味而且平庸的国家。或者更加不幸，变成像俄罗斯那样空有民主的形式而实际上是威权独裁的政体。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警惕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姨学其实也可以算作是这种心态的产物。借用宋明理学的一句格言，“勿忘勿助”，不要散漫无所归处，也不要揠苗助长以求速成铸成大错。
这位网友的文章地址：https://pincong.rocks/article/2138
我以下对刘仲敬的点评当然做不到这位作者那样的全景式俯瞰分析，我只能是从一个读者微不足道的立场给出一些反馈。
刘仲敬自创的姨学门派所针对的问题，主要就是晚清以来，宪政理想在中国的举步维艰以至于难产，最终被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子窃取了政权，酿成了自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最证据确凿的人道主义灾难。刘仲敬本人的学术水平或者说话术操弄暂且不论，他至少带起来一股回望清末民（中华民国）初的风潮，吸引了更多的人注意到这段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
晚清新政为什么会失败，马列理论为什么能受到当时很多中国精英的青睐，以至于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山村里面过着朝不保夕的游击生活。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流派也有很多，马列理论只是其中的一支。毛泽东最初也不是马列理论的信奉者。如果把晚清以来的中国智识阶层和现在的中国做对比，可以略微地发现一些隐晦的共同点。那就是企图以完全复刻的方式把西方文明的大厦整个搬到中国本土，而不是以更加精确地方式将西方大厦的建筑原材料，以适合自身审美的方式，在华夏大地上做一点一点构筑的努力。晚清时期的汉人已经失去了以中文语境理解和诠释西方宪政理想以及附属学说的能力。
a.西方列强没有能够像后来的美军那样，也把民主制度强加给清国。既然外力没有，而内在的主动学习积极涉猎外部文明和信息的传统又没有被很好地培养起来，那么结果就是宪政在中国落地困难。这样子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不去接触有关西方的知识，甚至相反，是各种西方时新的或者是过时的理论在中国的智识界清洗了一遍，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社会思潮看起来是很自由的，实则是茫茫荡荡没有主见。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会儿追捧民族解放，一会儿又转向地方自治，一会儿又是德先生赛先生。在这种状态下，马列理论伴随着前苏联帝国的枪炮援助很轻易地就俘获了当时中国的精英群体。（毛泽东虽然是湖南小地主出身，但是他成年以后领导过湖南的地方自治运动，也是湖南学生运动中风起云涌的人物。在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党内部官运亨通，做到了很高的地位。所以，毛泽东是标准的社会精英）
b.晚清末年中华民国初年不是一个单独割裂开来的时期，很多后来人反思这段历史，觉得宪政难产，所以辛亥革命就是错误的，孙中山黄兴等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在之前的留言里面提到过，居住在大陆的汉人被洗脑的历史不能仅仅只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统治时期，满清人奴役汉人殖民汉地的近三百年历史也应当被算在内。满清对中国的伤害，不仅仅只是外形上的改变，比如剃发易服，虽然在心理上，这种政策对民族（尤其是士大夫群体）自尊心的损害也是难以估量的。更加要紧的是，满清人为了压制汉人的独立意识，大搞文字狱，钳制思想自由，又搞言论审查，使得汉人自宋明以来兴办书院讲学的风气荡然无存。虽然清廷在临近灭亡之际稍微放松了对言论的管制，甚至在末代太后慈禧主政时期，也搞起来了满汉融合政策，但是整体效果上，还是来的太晚了.奔放开放包容活跃的学习风气需要很长时间的培育才能成长起来的，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c.中华民国初年，以胡适等人为首的名流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推动白话文的普及。除此之外，乏善可陈。文章的书写风格越来越接近日常口语，这本身就是宋代明代以来中国智识界的潮流。如果有阅读过明代书籍的人，应当可以理解我所说的这一点。明代在文化上最大的成就是其经学，明代经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语言朴素，如果以传统文言文得标准来看，称得上是朴拙，但是这却恰好是它的优势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明代经学成就远远地超过了前人，也超过了以文化繁荣著称的南北两宋。比如那本中国古代成就最显著的兵书是诞生于明代，作者戚继光运用了非常口语化的方法书写了他的用兵心得。戚继光总是在书里面谦逊地仰慕古代兵家人物名言，也正如大多数的明代经学家一样，他们对于前人留下的经验总是怀着一种谦卑的态度，虽然他们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早就已经超越了前人。至于那些流行于市井的小说，它们的语言风格就更加是口语化（增加了一些文学修饰性的口语化），明清四大小说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虽然四大小说被归类于明清小说，但是根据现在已经披露的真相，这四部小说的作者都是明代的人，他们的生活经验源自于明代的社会实践，《红楼梦》就是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遗民群体所书写的一部著作。所以，明清四大小说更加准确地说，应该是明人四大小说。总之，胡适等人推进白话文地普及只是顺应了宋明以来书面文字越来越口语化地趋势。而他们留学海外接触西洋文明则是使这种转变来得更加彻底。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被钳制思想达到了三百年之久的汉人已经没有能力独立建立道统，也没有能力以东方精神诠释西方经典，既然做不到，那么就只能奉行拿来主义。只要是一个样子看上去还像理论的东西，不管是肥的瘦的香的臭的，一概塞进嘴里。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暴饮暴食的后果，看上去最新奇最奇特最离经叛道的共产主义理论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美味佳肴。而马列理论中国化的特点则是，毛泽东等中共将领又模仿起了明末张献忠的那一套流动作战实践（毛泽东应该是很熟悉明代历史，因为他经常根据《明史》的内容来点评明朝人物），那么张献忠执政（以大西军在成都称帝为标志）以后的问题在中共身上是一点没少。比如对地方势力的敌视，甚至是在取得政权以后对他们的政治报复。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以后，在统治范围之内大肆捕杀代表地方势力的乡绅。理由也不外乎是，当年他们在各地流动作战的时候，经常遭遇到这些地方势力的阻碍和反击。以张献忠的角度，如果没有这些有知识和威望的地方乡绅的话，大西军的流动（流寇）作战生涯会更加顺利。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共军队也是如此，邓小平曾经评价过毛泽东（当然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认为此人的气量狭窄。那么中共军队在各地流动作战所吃到的苦头，难免也会被毛泽东记在他的小本本上，等到窃取政权以后再一个一个地施加报复。
g.如果把满清统治和中共统治时间合算起来，生活在大陆的汉人前前后后一共被洗脑了将近三百七十年（刨去了中间短暂的中华民国时期）。现在的华人，不管是滞留在汉地的还是星散到全球的，如果要有所行动的话，我觉得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总不能指望海外的民运人士订一张回国的机票，然后在中国发起和平示威。因为这样子做正好可以展示他们的反抗精神，而不是顺服的奴隶）。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恢复明代讲学的风气。大陆的情况，想必大家也都了解，现在最大的优势在于互联网。由于防火长城的存在，自由讲学的风气只能在海外进行。在海外建立线上的书院，将讲学或者华人智识方面的成果都存储在海外的服务器，这也是参考明代的学者通常也会将书院里面进行的对话记录保留下来，比如王阳明的弟子编纂的《传习录》的例子。
d.功利主义在西方的政治哲学实践里面占据很关键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标准。功利主义的本意是，保护每一个人唯利是图的权利，最终会促进整体的利益。这其实有其适用性和局限性。专制中国越来越强大，就和西方国家对这种原则的滥用有莫大关系。发达国家的国民所享用的廉价高质量的产品都是从中国的血汗工厂里出产的，而在血汗工厂劳作的中国工人的大部分所得都被权贵阶层抢走。西方政治家积极和中共政权展开合作，虽然他们打交道的中国政府在人权记录方面声名狼藉。他们纵容中国政府不断地作恶，正如他们在本国纵容非法移民和少数族裔横行霸道以展现大爱的人道主义精神一样。
还有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初期，欧洲国家虽然口头上谴责俄罗斯，但是行为上却不断地购买俄罗斯的能源，间接资助了俄罗斯的战争开销。虽然一些评论家会认为，欧洲国家的反应迟钝恰恰是他们的优势，因为这反应了民主的程序，欧洲国家领导人不能随意地切除国民使用廉价俄罗斯能源的福利待遇。是的，就和他们的领导人不能随意切除国民使用中国血汗工厂出产的廉价商品的福利待遇一样。他们宁愿资助俄罗斯的侵略，也宁愿间接资助人权纪录糟糕的社会主义中国。
e.“觉醒文化”会在美国社会发生，也和这点不无关系。当一个社会的生活非常富足，而它的指导原则是功利至上。而当物质利益被极大的满足之后，剩下的大概就是如何打发沉闷乏味的富足而平庸的生活了。“觉醒文化”是西方的左派发起的，是不是在西方世界掌握了话语权的左派预感到了，被功利至上主导的社会，当所有的普世价值都已经得到最大的满足以后，他们的下一个猎物要到哪里去找呢？找不到的话自然会陷入恐慌当中，因为这会显得他们的职业变得毫无价值。当然，这种关于人生价值的问题并不只是存在现在的西方世界，即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西方人也尝试到东方寻找一些灵感。他们有一段时间追捧过日本的禅学，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追随过日本的禅学大师。他们现在倒是可以适当接触一些中国古代的宋明理学，也许这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不过话说回来，西方的左派会这么大力推动对他们眼中的所谓弱势群体进行特殊照顾，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某种补偿性心理。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源高效配置，也就是发掘每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形成产业链上的优势互补。然后见不得的人一面就这样暴露出来了，其实他们的全球化配置只是想寻找最廉价的生产成本，在那些人力资源丰富的贫穷国家大范围地兴建血汗工厂。他们所使用的每一件进口而来的性价比高的商品，都浸染了劳动者的血汗。如果他们真的富有他们所说的人道主义关怀，那么首先要做的应当是立即停止购买和使用这些产品。
f.总之，中国的民主化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仅仅只是更换一套政治制度这么简单。当务之急是恢复明代的那种讲学务实的风气，学术流派要承接自明末的学者所积攒下来的成果，以此为基础，重新认识和诠释西方的经典（包括普世价值），从而引发中国由内而外地变革，接力晚清志士们所没有完成的缺憾。如果做不到这点，恐怕将来即使中国民主转型成功，也最终只能是一个乏味而且平庸的国家。或者更加不幸，变成像俄罗斯那样空有民主的形式而实际上是威权独裁的政体。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警惕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姨学其实也可以算作是这种心态的产物。借用宋明理学的一句格言，“勿忘勿助”，不要散漫无所归处，也不要揠苗助长以求速成铸成大错。
这位网友的文章地址：https://pincong.rocks/article/2138
18 个评论
开头就是颠倒歧视链，就这也好意思说看过姨学，这智力被习主席按在地上摩擦也确实是很正常了。
“主要就是晚清以来，宪政理想在中国的举步维艰以至于难产，最终被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子窃取了政权，酿成了自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最证据确凿的人道主义灾难”
什么傻逼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有文字记录以来最证据确凿的人道主义灾难？你特么看过中国历史吗？大饥荒、文革、三反五反在中国历史上算个屁呀，恰恰相反，苏联的共产主义是你老中几千年都没达到的高度。
用你姨的话就是，首先你们不应该赶走西方帝国主义，有西方帝国主义在的时候，你们打仗就跟拉美一样，死几千人就差不多了，其次你们不应该赶走苏联帝国主义，有苏联帝国主义在的时候，饿死你们几千万也就差不多了，要是都赶走了，你们在朱元璋和张献忠的统治下，不得死几亿人？哪一个更好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还特么好意思吹明帝国，吃人吃的最多的不就是你大明吗？清军难道不是在明末费拉汉人的夹道欢呼中迎接来了？朱元璋几百万后代是被满洲人给吃掉的吗？
这种认知，你姨估计都懒得理，这种所谓的温和派中国人，我很确定，他们已经是死定了。
“主要就是晚清以来，宪政理想在中国的举步维艰以至于难产，最终被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子窃取了政权，酿成了自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最证据确凿的人道主义灾难”
什么傻逼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有文字记录以来最证据确凿的人道主义灾难？你特么看过中国历史吗？大饥荒、文革、三反五反在中国历史上算个屁呀，恰恰相反，苏联的共产主义是你老中几千年都没达到的高度。
用你姨的话就是，首先你们不应该赶走西方帝国主义，有西方帝国主义在的时候，你们打仗就跟拉美一样，死几千人就差不多了，其次你们不应该赶走苏联帝国主义，有苏联帝国主义在的时候，饿死你们几千万也就差不多了，要是都赶走了，你们在朱元璋和张献忠的统治下，不得死几亿人？哪一个更好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还特么好意思吹明帝国，吃人吃的最多的不就是你大明吗？清军难道不是在明末费拉汉人的夹道欢呼中迎接来了？朱元璋几百万后代是被满洲人给吃掉的吗？
这种认知，你姨估计都懒得理，这种所谓的温和派中国人，我很确定，他们已经是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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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就是颠倒歧视链，就这也好意思说看过姨学，这智力被习主席按在地上摩擦也确实是很正常了。“主要...
又开始洗白毛泽东了
苏联的人道主义灾难远没有中国严重，苏联肃反征粮都是有明确目的的，虽然你按照苏联历史来看，确实是扩大化了，但放在中国历史上那就是正常的党争，中国历史上对敌对政客从上至下全部牵连整个集团入狱灭族都是常有的事，苏联的灾难放在中国历史其实是常态，征粮更不必说
但放眼古今中外，为了吹牛放卫星就抢走百姓的粮食让他们饿死和为了让自己恢复权力就让发动圣战让整个国家陷入猎巫战争的，应该屈指可数，再集中到同一个人身上那简直可以载入史册了
中共造成的灾难无论是动机的低劣程度和要影响的人口数量都是史无前例的，苏联比中共厉害在哪？
不行啊，还得沉淀，浮于表面，有些地摊文学砸吧凑的感觉，一切驱使人动力都是利益，一切运动后面的问题都是经济的问题，民众只是工具，财阀新贵才是源动力。
真的，对历史感兴趣还是多沉淀沉淀吧，抖音历史味道太浓了，人有时候真的不重要，利益资源的流动才重要，历史要看利益流动的，历史表面的东西都是做戏。
博主写了这么多字，总结一句话——皇汉当兴。我一句话——下去沉淀吧。真的真的太幼稚的想法了，抖音历史味道太浓了。
真的，对历史感兴趣还是多沉淀沉淀吧，抖音历史味道太浓了，人有时候真的不重要，利益资源的流动才重要，历史要看利益流动的，历史表面的东西都是做戏。
博主写了这么多字，总结一句话——皇汉当兴。我一句话——下去沉淀吧。真的真的太幼稚的想法了，抖音历史味道太浓了。
大清律规定：“凡汉人30人以上集会者，皆以谋反罪处斩”。宋明时代，汉人创建书院目的是为了聚众讲学，满清皇帝恐惧于汉人聚集谋划叛乱，禁止汉人集会，当然也不会允许民间兴办书院，因为以求知为目的书院就是要聚众讲学的。
“清代書院的數量爲歷代之最，然而在高壓文化政策背景下，世宗、高宗兩代帝王發展書院教育的主要目的其實是將書院改變爲官辦性質，從而使其成爲朝廷鉗制文士思想、監控其言行的平台和工具，目的是以愚民化的方法來增强君主專制權力。兩代帝王先後通過增加提督學政的監察權，提高山長束脩及生員膏火銀，嚴格月課考核，改科舉策論文爲試帖詩，提倡程式化的八股文寫作，廣泛而深入地宣講《聖諭廣訓》等方式，實現對廣大士子思想的鉗制與禁錮。就其實質而論，乃建州落後的奴隸制宗法體系之金字塔式的主奴關係爲其根本，假借儒家倫理觀念爲其外衣，形成社會思想控制的嚴密體系，爲居於頂端之皇權服務。這一系列的措施雖獲得了王朝的一時穩定，但是極大地損害士風和學風，爲晚清的貧弱狀況埋下了禍根，也嚴重地阻止了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進程。”（引用网址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21/iss1/6/）
明代士子创办书院的目的是为了钻研和切磋圣贤之道，书院主办方会经常邀请各路学者过来讲学，一些学派的创办人也会自己创建书院以传播学派思想，王阳明在山里面讲学，招收门生，切磋学问，也是以书院为依托场所。明代的书院存在时间很早就有，楼上说什么解禁之类，纯属胡扯，正德年间就已经有私人创办书院的风气。明代的书院和清朝书院有很大的不同。满清的书院主要是为科举士子学习八股文提供切磋和学习的场所的，怎么可能真的是思想交流和切磋的舞台呢？如果满清皇帝扶持书院也能算作一种功绩，那么中共国的各类大专院校也是数量繁多，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学府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洗脑人民，也是愚民体制的一个环节。
其实从满清和明朝的对比也可以看出来，虽然都是实行的皇权官僚体制，但是呈现出来的政治文明程度是截然不同的。这倒是可以给那些迷信制度万能论的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制度再怎么完美，如果身处其中的人的头脑不行，意识形态上比较自私落后的，那么制度也会被糟蹋和腐蚀，成为一个钳制自由的深坑。
“清代書院的數量爲歷代之最，然而在高壓文化政策背景下，世宗、高宗兩代帝王發展書院教育的主要目的其實是將書院改變爲官辦性質，從而使其成爲朝廷鉗制文士思想、監控其言行的平台和工具，目的是以愚民化的方法來增强君主專制權力。兩代帝王先後通過增加提督學政的監察權，提高山長束脩及生員膏火銀，嚴格月課考核，改科舉策論文爲試帖詩，提倡程式化的八股文寫作，廣泛而深入地宣講《聖諭廣訓》等方式，實現對廣大士子思想的鉗制與禁錮。就其實質而論，乃建州落後的奴隸制宗法體系之金字塔式的主奴關係爲其根本，假借儒家倫理觀念爲其外衣，形成社會思想控制的嚴密體系，爲居於頂端之皇權服務。這一系列的措施雖獲得了王朝的一時穩定，但是極大地損害士風和學風，爲晚清的貧弱狀況埋下了禍根，也嚴重地阻止了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進程。”（引用网址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21/iss1/6/）
明代士子创办书院的目的是为了钻研和切磋圣贤之道，书院主办方会经常邀请各路学者过来讲学，一些学派的创办人也会自己创建书院以传播学派思想，王阳明在山里面讲学，招收门生，切磋学问，也是以书院为依托场所。明代的书院存在时间很早就有，楼上说什么解禁之类，纯属胡扯，正德年间就已经有私人创办书院的风气。明代的书院和清朝书院有很大的不同。满清的书院主要是为科举士子学习八股文提供切磋和学习的场所的，怎么可能真的是思想交流和切磋的舞台呢？如果满清皇帝扶持书院也能算作一种功绩，那么中共国的各类大专院校也是数量繁多，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学府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洗脑人民，也是愚民体制的一个环节。
其实从满清和明朝的对比也可以看出来，虽然都是实行的皇权官僚体制，但是呈现出来的政治文明程度是截然不同的。这倒是可以给那些迷信制度万能论的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制度再怎么完美，如果身处其中的人的头脑不行，意识形态上比较自私落后的，那么制度也会被糟蹋和腐蚀，成为一个钳制自由的深坑。
>> 不行啊，还得沉淀，浮于表面，有些地摊文学砸吧凑的感觉，一切驱使人动力都是利益，一切运动后面的问...
如果你什么都不相信，那就不要相信，没人阻止你，也没人妨碍你，所以就不要在别人帖子底下留言了。
修改了a,b,c,d,e,f,g段落
我这里指的书院是学人以求知为目而创办的传播学派理念的书院，体现的是格物致知的求学精神，这和那种以科举为目的以训练八股文遣词造句为主要手段的应试类书院不是一回事情。
我这里指的书院是学人以求知为目而创办的传播学派理念的书院，体现的是格物致知的求学精神，这和那种以科举为目的以训练八股文遣词造句为主要手段的应试类书院不是一回事情。
题主和那个獠猿之火是品葱上出了名的皇汉🤣自问自答还在这装理中客呢。
>> 如果你什么都不相信，那就不要相信，没人阻止你，也没人妨碍你，所以就不要在别人帖子底下留言了。 ...
费拉右派除了颠倒历史就是自问自答。
等支那被盟军围攻的恍然大悟原来习包子是个皇汉，然后去填线结束了弱智的一生。
>> 大清律规定：“凡汉人30人以上集会者，皆以谋反罪处斩”。宋明时代，汉人创建书院目的是为了聚众讲...
支那猪一天不造谣就要死了，来来来，大清律例436条，说说看你的“凡汉人30人以上集会者，皆以谋反罪处斩”，是在哪一律哪一条？找不出来，你妈妈的大血逼就要被大清操烂了。
要不要看看你野爹猪爸爸在《御制大诰》、《大明律》里是如何迫害韭菜，钳制言论的，私用天文书籍都要被治罪，《大清律例》就是源自《大明律》，在其基础上改得更详细了而已，还什么大清的书院就是洗脑八股，大明的书院就是格物致知，都给你意淫完了，专制的大清，开明的大明，是吧？
屁眼是被猪爸爸开过光了吧，天天在这儿胡编乱造的尬吹大明，跟蝗汉群体互相拉屎互相喂，以为这样就能形成逻辑闭环了是吧（一点进去，岭南学报，懂了，果然又是广猴獠口在玩马来代汉的游戏：全支都被满大人驯化成奴才了，就广猴傲世独立，最终继承了支那正统）。就因为大明是汉人建立的，共产支那也是汉人建立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也都不是满人啊，你这猪猡怎么在这儿反共呢？是什么让你变成这样子的？是共产党用了西方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没有儒家经典；还是猪老四没把你全家送进官窑去接待丘八，最后被丘八轮奸橄榄了抬出去着狗吃导致的？
都说了大清是加强版大明，吹一贬一的是纯傻逼，你清再怎么不济，至少把你明这废物各种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全都干完了，你明北方修长城防蒙古，南方修长城防苗人，你清北方打烂蒙古各部，南方赶苗拓业，把长城彻底变成废物，把西藏新疆纳入版图，对台湾正式实施统治。没有大清，你这贱畜现在就只能蹲在汉地十八省里脑补支那猪是如何的优越，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崛起的准噶尔蒙古橄榄了你心心念念的大明，汉人又双叒叕给蛮夷跪了，而你不出意外的会在这里赖蒙古人耽误了好事。
如果说民小是无产阶级流民做题蛆在Cosplay儒家士大夫，你这样的，大概属于脑瘫农逼在Cosplay，所以还是你姨说的在理，排支宜早不宜迟，支那解体唯一出路，彻底断绝支那猪的疯狂意淫才是正道。
满清的政治文明程度就和在我的帖子下面出现的满清粉的个人素养是一致的，不仅无知无礼无耻还以此为荣。另外一种情况，这也有可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挑拨离间（可能性相对比较小）。他们提供的一些反驳的资料也都是从我之前的一些论述里面获得的，他们自己难道就不会去多做一点功课再来质疑我吗？比如我曾经提到过，明朝在中后期形成了具有政治结社性质的东林党团体，然后他们就想当然地以为，一定是明朝中后期言论解禁了，皇室权力也衰落了，所以民间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结社是长期酝酿的结果，贯穿明代的言论和思想自由是东林党能生根发芽的土壤，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毕竟是处于皇权官僚体制，所以言论自由的尺度多少会有所起伏。但是总体而言，鉴于帝王本人可以被言官无情地痛骂，这是很能折射当时言论和思想奔放的程度的。
满清所兴建的书院数量为历代之最，这是不正常的。即使以现在外国的例子，那些最优秀的学府大都是私人兴办的，以中央政府名义出钱出力兴办的教育机构，尤其是反观到满清人奴役和殖民汉人的历史，满清权贵阶层的动机无外乎是给臣民们洗脑，再配合系统性的文字狱国策，期望彻底泯灭汉人的反抗意志和抹除他们的历史记忆。说到毛泽东对明清的态度，毛泽东对明朝多有贬低，言外之意就是对满清人尤其是满清皇帝的“勤政”多有赞赏。我们现在当然可以确定地说，毛泽东被满洲人编写编造的历史书籍给洗脑和欺骗了。但是从毛泽东个人来讲，他在情感上更加倾向于附和满洲统治者。所以，在毛泽东掌权以后所发动的各类政治运动中，满洲人后裔总是损失最小的（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做这一方面的资料收集和研究），这就导致了在毛泽东去世以后直到现在，满洲人才有足够的实力垄断了中国国内媒体对明清历史叙述的垄断。中共也从满洲人的极权统治力汲取了不少的经验，就像我提到的，光是禁止汉人三五成群地聚集就模仿的是满清人的做法。毛泽东本人就是一名满清粉，满清粉到处横飞也算是毛泽东种下的恶果，毛泽东在有意无意间为中共的统治定下了朝着满清统治者看齐的基调。
满清人编造的历史书籍里，满清皇帝勤政的形象总是被津津乐道。如果这种事情是真实的，我反而觉得这是极其不寻常的。通常来讲，就王朝政治来说，通常是前几代帝王比较勤政，以后的帝王由于常年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出现懈怠是很正常的，也是符合人性的。但是满清皇帝却是始终如一的“勤政”，只能说明，在满清皇室内部，始终弥漫着一股不安全的氛围。他们时刻担心汉人会起来谋反（有外国使团在和满清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察觉到满人权贵阶层内部总是在不时地嘲笑和贬低汉人），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入关前后犯下了数不清的种族灭绝的暴行（满洲人还盘踞辽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屠杀当地的汉人），所以僭主心态无法摆脱。他们勤政的目的，无外乎是能始终牢牢把持住生杀予夺的政治权力，它的动机绝不是为了给汉人臣民谋福利。“自古得国之不正者，莫如满清”。真正得国正道的皇室宗族，他们的后代就不会整天琢磨着自己的皇位会不会被质疑。所以宋明两代的皇室宗族子弟大都会出现不务正业的情况，比如沉迷于书法绘画的宋徽宗赵佶，尊师重道的朱允文，喜好围棋的朱棣，喜欢斗蛐蛐的朱瞻基，沉迷于修仙的朱厚骢，沉迷于做木工的朱由校。宋朝明朝的帝王都能发展自己的业余兴趣爱好，只能是处于在安心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那么也可以说，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伦理下，由于汉人皇室是对自身权力的的一种自信（可能一些人又会跳出来说，这反应了当时人们的奴性。依我看，是这些人自己总是带着奴性的有色眼镜去看万物万事），所以他们才能不那么压制民间言论和思想自由，对官僚集团的自主性行为也是听之任之。帝王们对结党结社之类根本就不怎么管。宋代就很激烈的党政，明代延续了这种汉人政治传统的特色。
只有在宽松的政治环境里面才有党争生存的空间。这很好理解，因为只有在宽松的政治环境里，人们才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会有所差别，围绕着不同意见的交锋就会形成多个党派群体。党派竞争就这样形成了。只有在那些专制的政权里，独裁者才会视党派竞争为洪水猛兽。肃杀的政治气氛里，独裁者发话，众人唯唯，自然就形成了“定于一尊”的和谐假象，
满清所兴建的书院数量为历代之最，这是不正常的。即使以现在外国的例子，那些最优秀的学府大都是私人兴办的，以中央政府名义出钱出力兴办的教育机构，尤其是反观到满清人奴役和殖民汉人的历史，满清权贵阶层的动机无外乎是给臣民们洗脑，再配合系统性的文字狱国策，期望彻底泯灭汉人的反抗意志和抹除他们的历史记忆。说到毛泽东对明清的态度，毛泽东对明朝多有贬低，言外之意就是对满清人尤其是满清皇帝的“勤政”多有赞赏。我们现在当然可以确定地说，毛泽东被满洲人编写编造的历史书籍给洗脑和欺骗了。但是从毛泽东个人来讲，他在情感上更加倾向于附和满洲统治者。所以，在毛泽东掌权以后所发动的各类政治运动中，满洲人后裔总是损失最小的（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做这一方面的资料收集和研究），这就导致了在毛泽东去世以后直到现在，满洲人才有足够的实力垄断了中国国内媒体对明清历史叙述的垄断。中共也从满洲人的极权统治力汲取了不少的经验，就像我提到的，光是禁止汉人三五成群地聚集就模仿的是满清人的做法。毛泽东本人就是一名满清粉，满清粉到处横飞也算是毛泽东种下的恶果，毛泽东在有意无意间为中共的统治定下了朝着满清统治者看齐的基调。
满清人编造的历史书籍里，满清皇帝勤政的形象总是被津津乐道。如果这种事情是真实的，我反而觉得这是极其不寻常的。通常来讲，就王朝政治来说，通常是前几代帝王比较勤政，以后的帝王由于常年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出现懈怠是很正常的，也是符合人性的。但是满清皇帝却是始终如一的“勤政”，只能说明，在满清皇室内部，始终弥漫着一股不安全的氛围。他们时刻担心汉人会起来谋反（有外国使团在和满清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察觉到满人权贵阶层内部总是在不时地嘲笑和贬低汉人），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入关前后犯下了数不清的种族灭绝的暴行（满洲人还盘踞辽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屠杀当地的汉人），所以僭主心态无法摆脱。他们勤政的目的，无外乎是能始终牢牢把持住生杀予夺的政治权力，它的动机绝不是为了给汉人臣民谋福利。“自古得国之不正者，莫如满清”。真正得国正道的皇室宗族，他们的后代就不会整天琢磨着自己的皇位会不会被质疑。所以宋明两代的皇室宗族子弟大都会出现不务正业的情况，比如沉迷于书法绘画的宋徽宗赵佶，尊师重道的朱允文，喜好围棋的朱棣，喜欢斗蛐蛐的朱瞻基，沉迷于修仙的朱厚骢，沉迷于做木工的朱由校。宋朝明朝的帝王都能发展自己的业余兴趣爱好，只能是处于在安心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那么也可以说，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伦理下，由于汉人皇室是对自身权力的的一种自信（可能一些人又会跳出来说，这反应了当时人们的奴性。依我看，是这些人自己总是带着奴性的有色眼镜去看万物万事），所以他们才能不那么压制民间言论和思想自由，对官僚集团的自主性行为也是听之任之。帝王们对结党结社之类根本就不怎么管。宋代就很激烈的党政，明代延续了这种汉人政治传统的特色。
只有在宽松的政治环境里面才有党争生存的空间。这很好理解，因为只有在宽松的政治环境里，人们才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会有所差别，围绕着不同意见的交锋就会形成多个党派群体。党派竞争就这样形成了。只有在那些专制的政权里，独裁者才会视党派竞争为洪水猛兽。肃杀的政治气氛里，独裁者发话，众人唯唯，自然就形成了“定于一尊”的和谐假象，
补充：宋明帝王个人兴趣的转变，扩张的市民阶层
历来对宋明朝代帝王的着墨比较少，儒家士大夫阶层有自己的审美偏好，他们更加推崇的是唐玄宗李世民或者汉武帝刘彻这样的建立了宏大的武功或者文治业绩的帝王。但是这种偏好在明代迎来了大幅度的转变。帝王本人的兴趣类型的转变就很能体现这点。如果说在北宋时期，宋徽宗赵佶爱好书法和绘画等传统文人技艺还是没有离开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审美偏好的轨道，然而明代的帝王的业余爱好类型的转变却预示了几点根本性的不同。明代帝王们的这种选择的转变当然是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思潮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明熹宗朱由校爱好做木工，是不是可以说明，明末的时候，木匠技艺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项专业化的技能，社会上的市民阶层对精美的木工制品趋之若鹜。所以，掌握高超技术的木匠受到追捧。换言之，木匠是有社会地位的，想必收入也不会差。又由于精美的木制品，比如晚明家具制品，也很能体现使用者的审美，所以朱由校放着帝王的职业不好好做，宁愿选择投身于制造工艺行业。朱由校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帝王本人对社会性的工种趋之若鹜。明代帝王的业余兴趣爱好不仅有庶民化的特征，还有精英化的类型。比如那位喜欢做大将军的明武宗朱厚照，他认为自己可以以古代的军事名家作为追求的楷模。至于那位喜欢修仙的嘉靖帝朱厚骢，看来他是向那些古代传说中的仙人看齐的。如果再考虑一下明代大儒王阳明所发起的社会性心学运动，那么现代人不禁要问，到底是王阳明主动让高深的知识播散于社会，还是他本人也受到明代市民阶层文化的影响，也在试图让儒家伦理世俗化，使之成为普罗大众都可以接受和学习的一种伦理观呢？
明代帝王候选人的选拔有些不同之处，由于在地方上广泛地建立了藩王制度，当中央王储没有合适的人选之时，就会从地方上的藩王里面择优录取。嘉靖帝朱厚骢就不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嫡长子，却被挑选为皇位继承人。这一类型的候选人由于有地方上生活的经验，所以他们执政的风格会带有更多的社会性常识。
明代工商业发达，民间私人经济和思想活跃。各类求新求异的社会思潮一波接着一浪，这点单单从市井文学的兴起就可见一斑。一些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将这种活跃繁荣的庶民经济视为不正常，因为他们见不得在皇权官僚体制下，被内忧（流寇）外患（建州人）合力颠覆的汉人朝代，它们不应该是繁荣的，生活在这种社会制度的里的汉人应该每天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过着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如果它是繁荣的，那么就一定就是异类，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马列理论的审美偏好。就像他们抨击中华民国时期，东南沿海外国租界的经济繁荣一样。他们一概将这种现象斥之为畸形，甚至将这种判断写进了教科书。到底是这种现象畸形呢，还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是畸形的呢？带着畸形的有色眼镜，当然无论看什么都是畸形的。
历来对宋明朝代帝王的着墨比较少，儒家士大夫阶层有自己的审美偏好，他们更加推崇的是唐玄宗李世民或者汉武帝刘彻这样的建立了宏大的武功或者文治业绩的帝王。但是这种偏好在明代迎来了大幅度的转变。帝王本人的兴趣类型的转变就很能体现这点。如果说在北宋时期，宋徽宗赵佶爱好书法和绘画等传统文人技艺还是没有离开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审美偏好的轨道，然而明代的帝王的业余爱好类型的转变却预示了几点根本性的不同。明代帝王们的这种选择的转变当然是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思潮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明熹宗朱由校爱好做木工，是不是可以说明，明末的时候，木匠技艺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项专业化的技能，社会上的市民阶层对精美的木工制品趋之若鹜。所以，掌握高超技术的木匠受到追捧。换言之，木匠是有社会地位的，想必收入也不会差。又由于精美的木制品，比如晚明家具制品，也很能体现使用者的审美，所以朱由校放着帝王的职业不好好做，宁愿选择投身于制造工艺行业。朱由校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帝王本人对社会性的工种趋之若鹜。明代帝王的业余兴趣爱好不仅有庶民化的特征，还有精英化的类型。比如那位喜欢做大将军的明武宗朱厚照，他认为自己可以以古代的军事名家作为追求的楷模。至于那位喜欢修仙的嘉靖帝朱厚骢，看来他是向那些古代传说中的仙人看齐的。如果再考虑一下明代大儒王阳明所发起的社会性心学运动，那么现代人不禁要问，到底是王阳明主动让高深的知识播散于社会，还是他本人也受到明代市民阶层文化的影响，也在试图让儒家伦理世俗化，使之成为普罗大众都可以接受和学习的一种伦理观呢？
明代帝王候选人的选拔有些不同之处，由于在地方上广泛地建立了藩王制度，当中央王储没有合适的人选之时，就会从地方上的藩王里面择优录取。嘉靖帝朱厚骢就不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嫡长子，却被挑选为皇位继承人。这一类型的候选人由于有地方上生活的经验，所以他们执政的风格会带有更多的社会性常识。
明代工商业发达，民间私人经济和思想活跃。各类求新求异的社会思潮一波接着一浪，这点单单从市井文学的兴起就可见一斑。一些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将这种活跃繁荣的庶民经济视为不正常，因为他们见不得在皇权官僚体制下，被内忧（流寇）外患（建州人）合力颠覆的汉人朝代，它们不应该是繁荣的，生活在这种社会制度的里的汉人应该每天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过着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如果它是繁荣的，那么就一定就是异类，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马列理论的审美偏好。就像他们抨击中华民国时期，东南沿海外国租界的经济繁荣一样。他们一概将这种现象斥之为畸形，甚至将这种判断写进了教科书。到底是这种现象畸形呢，还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是畸形的呢？带着畸形的有色眼镜，当然无论看什么都是畸形的。
豆瓣上搜索黄一浓著作《红夷大炮和明清战争》，底下出现这么一条留言，该留言的题目是“关于明清火器的那些谣言该休矣！”。依据内容来看，这位评论者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倾向于为满清辩护。他的辩论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扔出那些看上去就比较荒谬的反方论点，然后再结合自己掌握的历史资料，再配合倾向于替满清辩护的立场来完成自己的批驳。
他的文章的大概意思是，满清人在入关前后都是极其重视火器技术的，理由也不外乎是，满清八旗部队在对明国较量中吃了很多火力不足的亏，所以非常重视火器部队的发展。在皇太极主政后金时期，后金军队发展出了步兵炮兵骑兵相互配合的战术。
首先，没有哪个国家或者政权会忽视培养军队战斗力的，即使是那些专制政权，也会极力发展军备。满洲人很重视火器技术，在明清战争中也是积极吸取明国甚至是朝鲜的火器技术，这种重视和他们在晚清时期所发起的洋务运动的想法是一致的。问题在于，满清人只会把最精良的火器装备优先分配给嫡系的八旗子弟，他们也是严厉防止火器技术在民间的流传。明清可能都有禁止民间制造火器的规定（待验证），但是禁止相关的知识在社会上流传应当是满清人独有的，证据之一就是文字狱期间，对相关火器技术书籍的销毁。所以，只有小圈子内很少的一部分人才有机会（也可能没有机会，因为可能被彻底销毁了）接触到明国时代留下的火器技术相关的知识。
另外，这位作者刻意隐瞒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如果一个政权的施政风格是暴力暴戾的，那么它所掌握的武器技术越是先进，它就可以更加有恃无恐地镇压民众，可以更加放胆地干坏事了。所以问题的关键点不仅仅在于军备技术的先进与否，而是在于政权施政的底色。满洲人掌握了先进的火器技术，但是同时又在大搞文字狱，压迫汉人以及其它少数族群，更不必说凭借杀伤力巨大的武器，在征服过程中对汉人和西北（今新疆）准格尔部队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
这位作者还提到，中国的火器技术自明代中期以后就已经落后于西方世界。嘉靖时期，就已经放弃了传统的火器，转而仿制西洋人的鸟铳、佛郎机。明代将领第一次见识到鸟铳的威力应当是在东南沿海爆发倭寇之乱的时候，此后明国将领就开始制度性地在部队中配置鸟铳等火器技术。然后这位作者还提到，火器思想也是完全依靠引进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信教士大夫从西方传教士和雇佣洋员那里获得西方火器知识并开始传播，还出现了孙元华的《西方神机》，焦勖的《火攻挈要》等讲述西方火器铸造、使用的名著，将模数概念、弹道知识、铳规使用等先进思想引进了中国，传统的火器思想开始向西方科学的火器思想转变”。一些为满清洗地的人总是会刻意忽略一些对自己论证最不利的部分，就拿引用的这段句子，这不是正好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的明国的对外交流是通畅的吗？明国并没有像通常所描述的那样是闭关锁国的，海外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可以比较容易的传入中国。反观满清，却只能等到西洋人轰开了国门以后才忙不迭地向对手学习。
然后这位作者还暗示，明国和清国一样，都是只是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才会放开火器技术的研发，这里他引用了王兆春的判断，“当新王朝夺权战争和统一战争基本结束，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各地统兵将领发生不测事件和人民起来造反，······他们会本能地推行限制火器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然后他给出的例子是《大清律例》中的规定，“私铸红衣等大小炮位者，不论官员、军民人等及铸炮匠役，一并处斩”，还顺便加了一句“明清两朝皆不能免”，偏偏只引用满清的法律规定，既然你说明清都是一样的，那么你为什么不找出明代时候相关的规定呢？既然他只能给出清国的规定，这是不是说明，其实他根本就找不出来明代相关的规定，是想当然的。而且，根据这位作者提供的例子，明国在中后期一直都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火器技术的，嘉靖时期的明国也没有处于什么灭顶之灾，这个时候距离明国亡国还有一百多年，所以这套什么“都是只是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才会放开火器技术的研发”是站不住脚的。它可能是适用于满清，但是不适用于明国。
这位作者还煞有介事地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明朝延续，火器发展就会继续领先世界，至少持平，近代战争就能获胜”。他给出的反驳论据有四点。
其一是，他引用了王兆春等人总结出的结论，“封建王朝在稳定后都会推出限制火器发展的政策。”，给出的论据是“明洪武十三年以后，历届朝廷都有限制地方军政部门制造火器的命令”，但是怎么个限制又没有明说。再者，以王朝政治来说，中央层面掌握了更大的财政话语权，所以中央政府更有实力研发先进的火器技术。明代京师的神机营想必耗费不少，只有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才能达成。满清在包围江南地区的江阴城的时候，双方都抬出了规模宏大的火炮互相对轰。那么作为地方上的一个县城的江阴城，它如果拥有这么多的火器，那么又何来限制地方发展火器之说呢？再者，在王朝政治体制下，权力中枢为了防止地方上的叛乱势力占据坚固城池固守，所以限制地方发展具有优势的火器技术，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其二是，他认为“明朝火器自中期以后就不再领先世界了“，”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火器发展是走上坡路的“。然后他得出结论，“很难想象，这种发展上的差异在200年后会出现明朝把西方打败的结果”。这种结论就很奇怪，难道中国和西方之间除了打来打去就没有其它的交流方式了吗？为什么明国需要这么执着地把西方打败呢？英国人之所以用大炮轰开了清国的大门，是因为满清闭关锁国，只在广州一地开放了一个细小的缝隙。反观明代，内外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是越来越旺盛的，这点可以从郑芝龙家族的崛起历史可以得到印证。既然中外交流顺畅，那么英国人又何必动刀动枪呢？而且，客观上来讲，西方人轰开清国大门反而帮助解放了汉人被奴役的命运。正是在内忧外患之下，满清权贵才不得不重用汉人士大夫，甚至在慈禧主政时期开始尝试取消满汉隔离政策。汉人实力的壮大也为后来辛亥革命的爆发铺平了道路。所以，对于满清权贵而言，西方人入侵可能是国耻，但是对于被奴役了近三百年的汉人来说，却是绝好的翻身机会，汉民族也终于重新开始睁眼看世界了。
其三是，他认为器物发展的关键是背后蕴含着的科学思想，然后他又痛批明代，认为明代只是徒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火器技术，却对科学思想拒之门外。这位作者显然又是想当然地把明清混为一谈了，他把晚清洋务运动的那一套失败的经验又照搬到了明国身上。他自己明明在前面不是举例过了吗，“徐光启、李之藻等信教士大夫从西方传教士和雇佣洋员那里获得西方火器知识并开始传播，还出现了孙元华的《西方神机》，焦勖的《火攻挈要》等讲述西方火器铸造、使用的名著，将模数概念、弹道知识、铳规使用等先进思想引进了中国，传统的火器思想开始向西方科学的火器思想转变”。然后到了这里，他就装作看不见了。徐光启等人不仅仅是引进火器技术和火器制造思想，而且他们还和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这本书在西方人文历史上处于何种地位想必不用我介绍了。
其四是，他又特别抨击了明国的保守势力。然后他所列举的保守势力的例子一共有三个，分别是湖广道御史温皋谟，礼科给事中卢兆龙，左都御史刘宗周。这三个人所处的职位都是专门负责监察任务的，那么对于他们而言，对于觉得不对劲的事情提出反对意见本就是职责所在，即使这会使得“崇祯帝大为光火”。这三个所谓的被扣上保守势力的人最终没有能够阻止明国大力引进葡萄牙人的火炮技术和相关的技术人才，那么可以说，整个明国的大环境是鼓励借鉴和采用西方技术和思想的。而一些所谓的被扣山保守帽子的人的反对声音，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出现反对的声音不也是很正常的吗？如果朝野没有一个人反对，这反而是不寻常的。而且把三个人的反对理由举出来看的话，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也算是言之有理。比如礼科给事中卢兆龙给出的理由是，“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事外招远夷······更笑我天朝之无人”，这位官员显然没有亲眼见识过西方火器和相关人才的巨大优势。至于左都御史刘宗周，给出的理由是，“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他觉得制造火器的成本太高了，国家应当节省财政支出。从御史的角度来说，为了应付建州女真的战争开销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与其无限制得投入人力物力，不如节省开支，收缩兵力，施行仁政。不管怎么说，和军事相关的部门（比如兵部）却是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反对的人员大都集中在监察御史之类的部门（至少从这位作者所举出的例子来看）。
最后，这位作者在给出以上四点原因之后，又开始装模作样地做起总结。然后他的总结的风格是这样，故意把那种看上去就很荒唐的观点拿出来进行抨击。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制服洋人“之类的，为什么要用传统文化来制服洋人呢？传统文化是被用来制服别人的？谁告诉你传统文化是这样被拿来用的？只有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才会一门心思地把传统文化武器化，比如中共统战部在海外大力兴建的孔子学院，以传播汉文化为幌子，私底下做起了情报收集和给外国学员洗脑的勾当（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帜去渗透当地）。这位作者刻意挑出这种荒谬的反方观点也可能是在挑拨中外矛盾，是整个仇恨教育的一个环节。然后他又批评另外一个观点，这个被抨击的观点是这样的，什么满清压制了火器，所以导致火器技术落后。首先，满清人作为统治者，没有理由压制火器技术的发展，他们应该是巴不得把全天下最优良的火器装备都集中在八旗子弟手里。他们只是极力防止火器技术在民间的汉人中间流传，这样做的后果是拖累了火器技术整体的进步。而且所谓的压制不是仅仅压制火器技术那么简单，满清彻底切断了民间的汉人和海外交流沟通的渠道，这种政策取向才是毁灭性的。至于那个广州的十三行，他们只是负责把西洋人圈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也不允许他们和汉人交流（除了十三行）。西方传教士也没有机会深入士大夫群体和民间，而成为了只能服务于帝王本人的猎奇爱好的可悲的角色。然后这位作者又抬出了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所给出的批判观点，”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满清统治者和士大夫们看来，就是法统不张，导致林则徐这样的贤臣被迫害，琦善这样的奸臣大行其道，因此失败原因就是老祖宗留下的统治文化衰落，办法就是加强法统，重君子远小人“。满洲人的老祖宗的统治文化原本就是一堆糟粕，林则徐也许是一名贤臣，但是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没有给他一个更好的机会，所以他无法取得像徐光启那样的成就。至于什么”重君子远小人“就更是莫名其妙，对被奴役的族群讲这一套也是很可笑的。
这本书在豆瓣的留言里面，基本看不到质疑满清的评论，却只能看到像这位作者这样的极力为满清洗地的言论，这再一次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那就是满人势力垄断了国内媒体对明清历史叙述的话语权，他们凭借着这种特权，在国内平台大肆地发布颠倒黑白的言论（毕竟反对一方的言论都被删除了），同时又在海外的平台上把自己打扮成受到汉人欺压的少数族裔。两头通吃。又一天到晚鼓吹社么满洲人的优势，说得好像满洲在历史上的经济发达和他们满人有什么关系似的。满洲也就是在日据时期迎来过大发展，但是这主要应当归功于日本人的聪明智慧，满洲人在日本人的励精图治中最多是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及本地的一些矿产资源而已。满洲人真正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时机只能等到将来中国民主化或者诸夏体制落地以后，在地方自治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有这样的时机。在此之前，再怎么鼓吹也没有说服力。
另外，这位作者的文章里也不忘给那些反对者扣上诸如”狭隘的民族主义“这顶帽子（看来这位作者《毛选》没少读），这其实和西方世界的那套政治正确有异曲同工之处。揭露满洲人的不好的地方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要把满洲人供奉起来呢，一点非议能不能提，提了就是破坏民族团结？而满洲人自己却在国内国外的媒体上不断地抹黑攻击造谣汉人群体，怎么这时候就不提民族融合了呢？真相被掩盖之下的所谓民族融合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不仅扭曲事实，也扭曲人性，注定无法长久地维持。
他的文章的大概意思是，满清人在入关前后都是极其重视火器技术的，理由也不外乎是，满清八旗部队在对明国较量中吃了很多火力不足的亏，所以非常重视火器部队的发展。在皇太极主政后金时期，后金军队发展出了步兵炮兵骑兵相互配合的战术。
首先，没有哪个国家或者政权会忽视培养军队战斗力的，即使是那些专制政权，也会极力发展军备。满洲人很重视火器技术，在明清战争中也是积极吸取明国甚至是朝鲜的火器技术，这种重视和他们在晚清时期所发起的洋务运动的想法是一致的。问题在于，满清人只会把最精良的火器装备优先分配给嫡系的八旗子弟，他们也是严厉防止火器技术在民间的流传。明清可能都有禁止民间制造火器的规定（待验证），但是禁止相关的知识在社会上流传应当是满清人独有的，证据之一就是文字狱期间，对相关火器技术书籍的销毁。所以，只有小圈子内很少的一部分人才有机会（也可能没有机会，因为可能被彻底销毁了）接触到明国时代留下的火器技术相关的知识。
另外，这位作者刻意隐瞒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如果一个政权的施政风格是暴力暴戾的，那么它所掌握的武器技术越是先进，它就可以更加有恃无恐地镇压民众，可以更加放胆地干坏事了。所以问题的关键点不仅仅在于军备技术的先进与否，而是在于政权施政的底色。满洲人掌握了先进的火器技术，但是同时又在大搞文字狱，压迫汉人以及其它少数族群，更不必说凭借杀伤力巨大的武器，在征服过程中对汉人和西北（今新疆）准格尔部队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
这位作者还提到，中国的火器技术自明代中期以后就已经落后于西方世界。嘉靖时期，就已经放弃了传统的火器，转而仿制西洋人的鸟铳、佛郎机。明代将领第一次见识到鸟铳的威力应当是在东南沿海爆发倭寇之乱的时候，此后明国将领就开始制度性地在部队中配置鸟铳等火器技术。然后这位作者还提到，火器思想也是完全依靠引进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信教士大夫从西方传教士和雇佣洋员那里获得西方火器知识并开始传播，还出现了孙元华的《西方神机》，焦勖的《火攻挈要》等讲述西方火器铸造、使用的名著，将模数概念、弹道知识、铳规使用等先进思想引进了中国，传统的火器思想开始向西方科学的火器思想转变”。一些为满清洗地的人总是会刻意忽略一些对自己论证最不利的部分，就拿引用的这段句子，这不是正好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的明国的对外交流是通畅的吗？明国并没有像通常所描述的那样是闭关锁国的，海外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可以比较容易的传入中国。反观满清，却只能等到西洋人轰开了国门以后才忙不迭地向对手学习。
然后这位作者还暗示，明国和清国一样，都是只是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才会放开火器技术的研发，这里他引用了王兆春的判断，“当新王朝夺权战争和统一战争基本结束，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各地统兵将领发生不测事件和人民起来造反，······他们会本能地推行限制火器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然后他给出的例子是《大清律例》中的规定，“私铸红衣等大小炮位者，不论官员、军民人等及铸炮匠役，一并处斩”，还顺便加了一句“明清两朝皆不能免”，偏偏只引用满清的法律规定，既然你说明清都是一样的，那么你为什么不找出明代时候相关的规定呢？既然他只能给出清国的规定，这是不是说明，其实他根本就找不出来明代相关的规定，是想当然的。而且，根据这位作者提供的例子，明国在中后期一直都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火器技术的，嘉靖时期的明国也没有处于什么灭顶之灾，这个时候距离明国亡国还有一百多年，所以这套什么“都是只是在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才会放开火器技术的研发”是站不住脚的。它可能是适用于满清，但是不适用于明国。
这位作者还煞有介事地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明朝延续，火器发展就会继续领先世界，至少持平，近代战争就能获胜”。他给出的反驳论据有四点。
其一是，他引用了王兆春等人总结出的结论，“封建王朝在稳定后都会推出限制火器发展的政策。”，给出的论据是“明洪武十三年以后，历届朝廷都有限制地方军政部门制造火器的命令”，但是怎么个限制又没有明说。再者，以王朝政治来说，中央层面掌握了更大的财政话语权，所以中央政府更有实力研发先进的火器技术。明代京师的神机营想必耗费不少，只有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才能达成。满清在包围江南地区的江阴城的时候，双方都抬出了规模宏大的火炮互相对轰。那么作为地方上的一个县城的江阴城，它如果拥有这么多的火器，那么又何来限制地方发展火器之说呢？再者，在王朝政治体制下，权力中枢为了防止地方上的叛乱势力占据坚固城池固守，所以限制地方发展具有优势的火器技术，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其二是，他认为“明朝火器自中期以后就不再领先世界了“，”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火器发展是走上坡路的“。然后他得出结论，“很难想象，这种发展上的差异在200年后会出现明朝把西方打败的结果”。这种结论就很奇怪，难道中国和西方之间除了打来打去就没有其它的交流方式了吗？为什么明国需要这么执着地把西方打败呢？英国人之所以用大炮轰开了清国的大门，是因为满清闭关锁国，只在广州一地开放了一个细小的缝隙。反观明代，内外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是越来越旺盛的，这点可以从郑芝龙家族的崛起历史可以得到印证。既然中外交流顺畅，那么英国人又何必动刀动枪呢？而且，客观上来讲，西方人轰开清国大门反而帮助解放了汉人被奴役的命运。正是在内忧外患之下，满清权贵才不得不重用汉人士大夫，甚至在慈禧主政时期开始尝试取消满汉隔离政策。汉人实力的壮大也为后来辛亥革命的爆发铺平了道路。所以，对于满清权贵而言，西方人入侵可能是国耻，但是对于被奴役了近三百年的汉人来说，却是绝好的翻身机会，汉民族也终于重新开始睁眼看世界了。
其三是，他认为器物发展的关键是背后蕴含着的科学思想，然后他又痛批明代，认为明代只是徒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火器技术，却对科学思想拒之门外。这位作者显然又是想当然地把明清混为一谈了，他把晚清洋务运动的那一套失败的经验又照搬到了明国身上。他自己明明在前面不是举例过了吗，“徐光启、李之藻等信教士大夫从西方传教士和雇佣洋员那里获得西方火器知识并开始传播，还出现了孙元华的《西方神机》，焦勖的《火攻挈要》等讲述西方火器铸造、使用的名著，将模数概念、弹道知识、铳规使用等先进思想引进了中国，传统的火器思想开始向西方科学的火器思想转变”。然后到了这里，他就装作看不见了。徐光启等人不仅仅是引进火器技术和火器制造思想，而且他们还和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这本书在西方人文历史上处于何种地位想必不用我介绍了。
其四是，他又特别抨击了明国的保守势力。然后他所列举的保守势力的例子一共有三个，分别是湖广道御史温皋谟，礼科给事中卢兆龙，左都御史刘宗周。这三个人所处的职位都是专门负责监察任务的，那么对于他们而言，对于觉得不对劲的事情提出反对意见本就是职责所在，即使这会使得“崇祯帝大为光火”。这三个所谓的被扣上保守势力的人最终没有能够阻止明国大力引进葡萄牙人的火炮技术和相关的技术人才，那么可以说，整个明国的大环境是鼓励借鉴和采用西方技术和思想的。而一些所谓的被扣山保守帽子的人的反对声音，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出现反对的声音不也是很正常的吗？如果朝野没有一个人反对，这反而是不寻常的。而且把三个人的反对理由举出来看的话，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也算是言之有理。比如礼科给事中卢兆龙给出的理由是，“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事外招远夷······更笑我天朝之无人”，这位官员显然没有亲眼见识过西方火器和相关人才的巨大优势。至于左都御史刘宗周，给出的理由是，“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他觉得制造火器的成本太高了，国家应当节省财政支出。从御史的角度来说，为了应付建州女真的战争开销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与其无限制得投入人力物力，不如节省开支，收缩兵力，施行仁政。不管怎么说，和军事相关的部门（比如兵部）却是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反对的人员大都集中在监察御史之类的部门（至少从这位作者所举出的例子来看）。
最后，这位作者在给出以上四点原因之后，又开始装模作样地做起总结。然后他的总结的风格是这样，故意把那种看上去就很荒唐的观点拿出来进行抨击。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制服洋人“之类的，为什么要用传统文化来制服洋人呢？传统文化是被用来制服别人的？谁告诉你传统文化是这样被拿来用的？只有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才会一门心思地把传统文化武器化，比如中共统战部在海外大力兴建的孔子学院，以传播汉文化为幌子，私底下做起了情报收集和给外国学员洗脑的勾当（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帜去渗透当地）。这位作者刻意挑出这种荒谬的反方观点也可能是在挑拨中外矛盾，是整个仇恨教育的一个环节。然后他又批评另外一个观点，这个被抨击的观点是这样的，什么满清压制了火器，所以导致火器技术落后。首先，满清人作为统治者，没有理由压制火器技术的发展，他们应该是巴不得把全天下最优良的火器装备都集中在八旗子弟手里。他们只是极力防止火器技术在民间的汉人中间流传，这样做的后果是拖累了火器技术整体的进步。而且所谓的压制不是仅仅压制火器技术那么简单，满清彻底切断了民间的汉人和海外交流沟通的渠道，这种政策取向才是毁灭性的。至于那个广州的十三行，他们只是负责把西洋人圈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也不允许他们和汉人交流（除了十三行）。西方传教士也没有机会深入士大夫群体和民间，而成为了只能服务于帝王本人的猎奇爱好的可悲的角色。然后这位作者又抬出了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所给出的批判观点，”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满清统治者和士大夫们看来，就是法统不张，导致林则徐这样的贤臣被迫害，琦善这样的奸臣大行其道，因此失败原因就是老祖宗留下的统治文化衰落，办法就是加强法统，重君子远小人“。满洲人的老祖宗的统治文化原本就是一堆糟粕，林则徐也许是一名贤臣，但是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没有给他一个更好的机会，所以他无法取得像徐光启那样的成就。至于什么”重君子远小人“就更是莫名其妙，对被奴役的族群讲这一套也是很可笑的。
这本书在豆瓣的留言里面，基本看不到质疑满清的评论，却只能看到像这位作者这样的极力为满清洗地的言论，这再一次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那就是满人势力垄断了国内媒体对明清历史叙述的话语权，他们凭借着这种特权，在国内平台大肆地发布颠倒黑白的言论（毕竟反对一方的言论都被删除了），同时又在海外的平台上把自己打扮成受到汉人欺压的少数族裔。两头通吃。又一天到晚鼓吹社么满洲人的优势，说得好像满洲在历史上的经济发达和他们满人有什么关系似的。满洲也就是在日据时期迎来过大发展，但是这主要应当归功于日本人的聪明智慧，满洲人在日本人的励精图治中最多是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及本地的一些矿产资源而已。满洲人真正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时机只能等到将来中国民主化或者诸夏体制落地以后，在地方自治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有这样的时机。在此之前，再怎么鼓吹也没有说服力。
另外，这位作者的文章里也不忘给那些反对者扣上诸如”狭隘的民族主义“这顶帽子（看来这位作者《毛选》没少读），这其实和西方世界的那套政治正确有异曲同工之处。揭露满洲人的不好的地方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要把满洲人供奉起来呢，一点非议能不能提，提了就是破坏民族团结？而满洲人自己却在国内国外的媒体上不断地抹黑攻击造谣汉人群体，怎么这时候就不提民族融合了呢？真相被掩盖之下的所谓民族融合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不仅扭曲事实，也扭曲人性，注定无法长久地维持。
补充：姨学回顾
现在再会回头看姨学概念中的那些上等人下等人的区分就觉得蛮可笑的，姨学中那些听起来煞有介事的理论，就是为了证明一个很普通的观点，其实如果以常识来做的话一样可以达成目标，而且过程可以更加让人信服。比如说大一统和军阀割据，这种比较只是在中国大陆才有意义。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假如这片土地被置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统治，那么它的权力结构从最顶部开始排起，也就是帝王，然后宰相，文武大臣，然后是地方上的督抚，州，县。它的权力结构是呈金字塔形的网状结构，在这个权力网络里面，如果将每一个权力者视为一个节点，那么金字塔网络最基层的位置一定是节点最多的。还可以得出一个适用性比较强的结论，就是距离权力顶点的权力层级越远，这个层级的权力节点数量就越多。由于在皇权官僚体制下，所有的权力只对权力顶点的帝王负责，又由于所有的权力节点所享有的权力都是帝王授予的，那么同样的，随着权力节点数量的增多，那么单个权力节点所受到的权力顶点的约束和监督也会被摊得更薄。这也是帝制政体腐败越演越烈的真相。如果中国大陆是处于军阀割据，那么每一个军阀统治的土地上的权力网状结构规模就会随之缩小，权力顶点上所担负的权力监督任务会轻松很多，而每一个权力节点所受到的监督和约束相比于大一统会高不少，那么两者的治理能力的差别就显示出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别只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一统帝制的前身通常是从某个地方军阀势力开始的，最典型的三国的曹魏，元朝末年的朱元璋势力，明末的满洲势力，等等。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强大起来的军阀要如何克制自己侵略和扩张土地的野心？答案是，他们通常是不会克制的，反而会尽可能满足自己的野心，除非他们的扩张事业碰到了铁板，比如曹魏攻略孙吴，后秦攻略东晋。原因是这样的，由于这些军阀在形成势力的过程中就是靠着不断地武力竞争和暴力获得的，那么当他们成为一方诸侯以后，难免陷入路径依赖，继续以军阀路径扩张势力，直到无法继续扩张为止。所以，姨学家与其去宣传军阀割据是多么优良，不如想办法如何去打消军阀们继续扩张的野心。
至于大洪水，指的是王朝更替过程出现的大面积人口死亡。人口死亡是因为司法体系瘫痪，暴力横行。暴民的产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看起来好像是王朝末年突然产生的，实际上可能酝酿了很长时间。酷烈的基层吏治是催生暴民的土壤。所以，大一统王朝在持续统治的几百年时间里面，内部为王朝周期律做了几种准备。首先是地方吏治的恶化导致民不聊生，于是民众揭竿而起。同时，大一统帝国为了维持内部的交流，通常又会维持维护一个全国交通网络（驿站）。那么，当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暴力集团，它就相对容易地通过现成的交通道路体系转移到全国其它地方进行劫掠（可以根据每一个朝代流寇转移的范围来大致得出这个朝代的交通网络的便捷程度）。所以，大一统朝代一方面在制造不公和仇恨，另外一方面又在客观上维护了方便叛乱势力四处流动扩散暴力的交通网络。这些因素促成了王朝末年的大洪水现象。
现在再会回头看姨学概念中的那些上等人下等人的区分就觉得蛮可笑的，姨学中那些听起来煞有介事的理论，就是为了证明一个很普通的观点，其实如果以常识来做的话一样可以达成目标，而且过程可以更加让人信服。比如说大一统和军阀割据，这种比较只是在中国大陆才有意义。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假如这片土地被置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统治，那么它的权力结构从最顶部开始排起，也就是帝王，然后宰相，文武大臣，然后是地方上的督抚，州，县。它的权力结构是呈金字塔形的网状结构，在这个权力网络里面，如果将每一个权力者视为一个节点，那么金字塔网络最基层的位置一定是节点最多的。还可以得出一个适用性比较强的结论，就是距离权力顶点的权力层级越远，这个层级的权力节点数量就越多。由于在皇权官僚体制下，所有的权力只对权力顶点的帝王负责，又由于所有的权力节点所享有的权力都是帝王授予的，那么同样的，随着权力节点数量的增多，那么单个权力节点所受到的权力顶点的约束和监督也会被摊得更薄。这也是帝制政体腐败越演越烈的真相。如果中国大陆是处于军阀割据，那么每一个军阀统治的土地上的权力网状结构规模就会随之缩小，权力顶点上所担负的权力监督任务会轻松很多，而每一个权力节点所受到的监督和约束相比于大一统会高不少，那么两者的治理能力的差别就显示出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别只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一统帝制的前身通常是从某个地方军阀势力开始的，最典型的三国的曹魏，元朝末年的朱元璋势力，明末的满洲势力，等等。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强大起来的军阀要如何克制自己侵略和扩张土地的野心？答案是，他们通常是不会克制的，反而会尽可能满足自己的野心，除非他们的扩张事业碰到了铁板，比如曹魏攻略孙吴，后秦攻略东晋。原因是这样的，由于这些军阀在形成势力的过程中就是靠着不断地武力竞争和暴力获得的，那么当他们成为一方诸侯以后，难免陷入路径依赖，继续以军阀路径扩张势力，直到无法继续扩张为止。所以，姨学家与其去宣传军阀割据是多么优良，不如想办法如何去打消军阀们继续扩张的野心。
至于大洪水，指的是王朝更替过程出现的大面积人口死亡。人口死亡是因为司法体系瘫痪，暴力横行。暴民的产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看起来好像是王朝末年突然产生的，实际上可能酝酿了很长时间。酷烈的基层吏治是催生暴民的土壤。所以，大一统王朝在持续统治的几百年时间里面，内部为王朝周期律做了几种准备。首先是地方吏治的恶化导致民不聊生，于是民众揭竿而起。同时，大一统帝国为了维持内部的交流，通常又会维持维护一个全国交通网络（驿站）。那么，当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暴力集团，它就相对容易地通过现成的交通道路体系转移到全国其它地方进行劫掠（可以根据每一个朝代流寇转移的范围来大致得出这个朝代的交通网络的便捷程度）。所以，大一统朝代一方面在制造不公和仇恨，另外一方面又在客观上维护了方便叛乱势力四处流动扩散暴力的交通网络。这些因素促成了王朝末年的大洪水现象。
梁启超胡适余茂春这样和政治走得近的学者，都是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你说的那位网红（现在好像也不网红了）不值得花时间来鞭尸啊
>> 梁启超胡适余茂春这样和政治走得近的学者，都是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你说的那位网红（现在好像也不网红...
只是做了一些总结。姨学和梁启超胡适或者余茂春等人多少不大一样，像梁启超等人都是面向比较精英主义意识的，社会动员普及方面不足。至少就宣传鼓动方面，姨学和初次进入中国的马列理论有相似性，耸动性才会有传播上的爆炸性，这两者都是只有在政治学极端落后的晚清中国和21世纪共产中国才会发生，两者共同的特点都是整个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时间的洗脑和严酷的文字狱。所以如果今天的人对马列理论在中国的流行感到不可思议的话，那么就可以参照姨学，相比于马列理论，姨学只是缺少一个像前苏联那样的赞助者而已。不过，姨学体系里面还是能提供一些与众不同的叙述，作为一种比对也未尝不可，也可以作为一条另辟蹊径的中转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