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難以飛越的瘋人院
大學乃是未來的應許之地。大學乃是現代文化生活和國家生活的最偉大的和最重要的中心。——雅羅斯拉夫·帕欽利（Jaroslav Jan Pelikan Jr.）
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華盛頓爆發支持川普、質疑拜登陣營在大選中舞弊的數萬人抗議示威活動，左派趁機導演了一出美國版的「國會縱火案」。
在馬塞諸塞州大學紀念醫院工作的特瑞莎·杜克（Therese Duke）參加了這次活動，在自由廣場上遭到一名非裔女子揮拳打傷，其血流滿面的視頻在網上廣為傳播——民眾和平示威遭到暴力襲擊，對「自由廣場」之名構成莫大諷刺。事後，這名非裔女子因故意攻擊他人面臨刑事控訴，她堂而皇之地宣佈在社交媒體上籌集律師費，很快就籌集到七萬五千美元——助紂為虐是善心之舉嗎？
任何人在網上看到一位中年女子被打得頭破血流，都會對受害者產生憐憫之心，並譴責施暴者。然而，受害者的女兒、十八歲的大學生海倫娜·杜克看到視頻之後，立即在在置頂推文中寫到：「媽媽，還記得你告誡我不要參加黑命貴抗議，因為他們暴力嗎？現在看看你自己。」此後她的一系列推文更顯示，她非但沒有同情母親，反而為此感到「羞恥」——她的母親並非暴力襲擊他人的人，而是暴力襲擊的受害者，何過之有？
「我舉報！我媽參加了國會暴亂，臉上被打出血的那個人就是她！」海倫娜·杜克在社交媒體上除了指認母親，還公布跟母親一起參與抗議活動的舅舅和舅母的名字，用中國話說就是「大義滅親」——「暴亂」一詞也是中共和納粹的常用詞。
參加J6抗議集會而遭左翼激進分子毆打的特瑞莎·杜克（右）和舉報她的女兒海倫娜（左）
特瑞莎·杜克在過去十六年來一直在大學紀念醫院工作，因女兒的「無私」檢舉，遭到醫院解僱。醫院方發表聲明稱，涉事員工已「不屬於我們組織」。受害者受到嚴厲懲罰，美國是一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嗎？
媒體將海倫娜·杜克視為奇貨可居的英雄，立即安排作長篇訪問。她聲稱：「我媽以前是一位高尚的民主黨人，大約三年前，在川普上臺一年後，卻被『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洗腦，突然改變政治觀點，開始喜歡川普！」她譴責母親說：「她因為我去參加黑命貴遊行將我趕出家門，她認為這是暴力的。她卻去騷擾一個警察（攻擊特瑞莎的非裔美國女子雖身穿貌似警察的服裝，卻並非警察），襲擊國會大廈。這樣的行為是如此虛偽！」她聲稱，自己是一名「自由派女同性戀者」——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任何人一旦聲稱是同性戀者，立即身價百倍。
類似的多起告密事件在美國各地放生，有兒子舉報父親、妻子舉報丈夫的。一場鼓勵告密、鼓勵骨肉相殘、剝奪部分公民的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美式告密運動正在大張旗鼓地上演。中國文革時期學生毆打老師、子女毆打父母的慘劇，很快將以「正義」和「平權」的名義在美國重演——當年，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學生活活打死，少年薄熙來以一記飛毛腿將父親、受批判的中共元老薄一波的肋骨踢斷；如今，中國紅衛兵在美國有傳人了，「美國紅衛兵」不是單獨出現的，他們是一個龐大群體，背後還有捐款資助的「惡之平庸」的民眾、政客、財閥及提供理論闡述的左派文人。
經濟學家熊彼得說過，一個人為他的理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撒謊。如今，撒謊還遠遠不夠，告密成了一種伸張正義的方式。培養出這種自以為正義在握的作惡者，說明美國的大學病了，且病入膏肓。大學圍墻內的危機與大學圍墻外的危機互相關聯、互相激化。從歷史上看，至少某幾個世紀的更大的問題都是由大學裡的危機引起的，反過來又推動危機升高。
美國大學何以培養告密者？美國大學何以淪為瘋人院？一切並非始於今日。
常春藤大學的前世今生：從神學院到弒神的學院
二〇二一年一月，美國紀錄片導演艾米·霍羅威茨（Amy Horowitz）赴耶魯大學調查，驚訝地發現：百分之六十五的受訪學生贊同廢除美國憲法，認為它是「一份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文件」。根據《哈佛深紅報》（Harvard Crimson）最近一項研究發現，學生群體中無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的比例從二〇二七年的百分之三十二點四增長到二〇一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九，愈來愈多學生不認同任何特定的信仰。
二〇二一年九月，新學期開學之際，四十四歲的格雷格·愛潑斯坦（Greg Epstein）當選哈佛校牧團主席。這個由清教徒時代創立的為學生提供信仰上的指導的機構，近年來已經變成一個基督教色彩不斷弱化的多元信仰機構，它包括了二十個不同信仰和精神傳統，如基督教、猶太教、佛教、巴哈伊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格雷格·愛潑斯坦生長於猶太家庭，是《紐約時報》暢銷書《沒有上帝的善：十億非宗教人士相信多少》的作者，他當選後直言：「不指望從神那裡得到答案，我們就是彼此的答案。」然而，一個無神論者能夠對學生的信仰提供指引嗎？投票支持他的哈佛大學校園基督徒團契研究生及教師事工的團隊負責人和哈佛大學校牧皮特·威廉姆森（Pete Williamson）居然撰文聲稱這樣可以「在一個跨宗教的空間里建立信任……對基督教信仰的排他性主張是一種幫助，而不是一種阻礙」。
一九五三年，虔誠的聖公會信徒內森·普西（Nathan Marsh Pusey）出任哈佛大學新校長，他上任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應邀在哈佛大學神學院為一九五三年的首屆畢業同學會發表演講。普西注意到，這所大學的校長最後一次出席神學院活動的時間是一九〇九年——接近半個世紀之前。可見，哈佛校方幾乎不把神學院當做哈佛的一部分。普西在演講中強調：「神學不應當被視為一種次要的學術訓練；它的意義肯定不會僅限於此。它可以回應我們最深切的渴望和需要」。他還說，這個時代最迫切需要的東西更多是「信仰，這種信仰是意識到道德價值和靈魂性經歷具有神聖性的特徵」。他希望將走上歧途的哈佛帶回起初的正道上，即便不能如此，至少要要鞏固哈佛神學院的地位。
然而，普西很快迎來一次挫敗。一九五八年，他決定推行一項政策：把哈佛大學的紀念教堂作為基督教的禮拜場所，不允許其他宗教團體在那裡舉行活動。這座紀念教堂是一九三〇年代修建的，為的是紀念一戰中犧牲的哈佛學子。這一政策在師生中引發激烈爭論，一群地位顯赫的教授向校長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教堂向所有宗教信仰開放。持不可知論的教授佩里·米樂批評說，哈佛大學的基督教是創建這所大學的清教徒留下的「一個暗淡的影子」。有趣的是，他又表示，一想到他可能無法在自己的大學教堂舉行葬禮便感到憤怒不已。
第二週，大學董事會向哈佛大學的多元現實作出讓步，宣佈教堂向所有宗教信仰的個人活動開放。教堂是基督徒敬拜上帝的地方這個常識被顛覆了，而無神論者惦記著要在教堂舉辦葬禮，這又不知道在唱哪齣戲。若有一天（肯定會有那麼一天），哈佛大學修建一所清真寺，這些自詡為堅持多元化觀念的教授們，敢向清真寺的阿訇們提出在清真寺舉行基督教活動的要求嗎？
常春藤大學已然「失魂落魄」——他們並不覺得「失魂落魄」有什麼不好，而以「放逐上帝」然後自己成為上帝為榮。
每一所常春藤大學最初都是由清教徒創建的神學院。為什麼在最初的幾十年裡，新英格蘭是當時世界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之一呢？那是因為在清教徒的觀念裡，創辦高等教育是建設文明社會的當務之急。由於教育和識字是新教徒道德觀中的根底，清教徒們一旦在新大陸安定下來，馬上開辦波士頓文法學校；一六三六年——清教徒抵達馬薩諸塞的第六年，馬薩諸塞灣公司撥款四百英鎊（超過一六三五年該殖民地的賦稅），成立哈佛學院——學校以清教徒牧師約翰·哈佛（John Havard）之名來命名，他在臨死之前將財產和藏書全都捐給這所機構。
哈佛的目標是為馬薩諸塞提供一批本地長大和受教育的基督教牧師，這樣就沒有必要從英格蘭找來靠不住的聖公會神職人員。從英國移居尼德蘭並成為弗蘭克大學校長的清教徒教育家威廉·艾姆斯一度曾計劃到美洲，雖未能成行，但其巨著《神學精髓》成為哈佛學院的神學教材，他在弗蘭克大學就職演講的題目成為哈佛學院印章上的箴言——「基督與教會」。哈佛的章程寫道：「應該清楚地教導、努力敦促每位學生，使之認真思考，人生及學習的主要目的是認識上帝和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因此，人生應當以基督為根基，為全部純正知識和學識的唯一根基。」
那些在十九世紀晚期為美國大學制定最初規則的人是在強大的新教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幾乎每所新大學的領導者都具有新教背景，都擁有新教精神所塑造的觀念，都時常讚美基督教傳統。美國大學在創建之初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世俗機構，而是宗教文化的組成部分。
進入二十世紀，急劇的現代化進程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觀念——上千年來被當做「萬古磐石」的基督教信仰動搖了。舊時學院建立的基礎是虔誠，其領導者和後來的文化倡導者之間最明顯的差別是貶低基督教神學的新趨勢。宗教不再是學術觀無可迴避的核心，學者們從神學轉向倫理學。
二十世紀美國大學精神的演變經由兩個步驟來實現：第一步是去掉大學傳統中基督教的宗派色彩；第二步是將被自由派神學和世俗主義腐蝕的、弱化的、無宗派的基督教連鍋端掉。就如同先去掉一名戰士的武器和盔甲，對付他就容易了。
一九〇九年，《大都會》雜誌刊登了由海若德·伯爾克撰寫的關於美國高校教學內容的系列報道，一篇文章題目叫《對萬古磐石的攻擊》。文章寫道：「對於那些和美國的重要大學之間沒有密切聯繫的人來說，這些大學的教師們正在暗自灌輸的信條將會令他們感到驚訝。在成百上千的課堂上，教師們每天都在傳授這樣的信息：摩西十誡並不比一份教學大綱更加神聖；家庭制度是注定要消亡的；沒有絕對的邪惡；不道德僅僅是一種違背社會所接受的準則的行為；倫理規範是過時的陳詞濫調；正確與錯誤的觀念就像服裝的潮流一樣不穩定……沒有婚姻關係的結合是可以存在的，而且可以是更加神聖的。」他引證的觀點大都出自這個國家最有名氣和最有影響的學者。
左派知識分子將聖經和基督教視為眼中釘。在大學裡，正式的宗教要麼遠遠隱於幕後，要麼被公開否認。耶魯和布朗的教授們都主張，如果要在大學裡教授《聖經》，就必須將它看作普通的文獻，要用通常的學術方法來分析。埃德溫·伊爾普教授宣稱，社會學已證明道德觀念是經驗進化的產物，「把上帝想像成一位曾經在石頭上刻出十誡的石匠是不科學的和荒謬的」。赫伯特·威利特教授說，人們需要對《舊約》加以剪輯，以加強它的道德色彩。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在耶魯大學發表的演講：「我們仍然不可能把人看成那位將地球創造成了一個暫時居所的上帝的孩子。我們寧願把人視為地球表面上的一個偶然存在物，他被那種使鐵器生鏽、使玉米成熟的力量粗心地拋進了兩個冰河期之間的時代。」一場強大的反基督教的世俗化運動正在來臨。
在大學裡，攻擊基督教傳統變成一種顯示虛假勇氣的時髦行為——基督教並無還手之力。社會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對早期殖民地歷史中關於「獵巫」的記載津津樂道，由此譴責說，「新英格蘭的精神病人正是清教徒自己」——這個結論，米歇爾·傅柯最願意聽到。儘管大學標榜「多樣性和互相寬容」，但在大學中公開承認基督教信仰變得相當困難，小威廉·巴克利在《耶魯的上帝與人》一書中道出其親身經歷，在大學裡嚴肅討論宗教信仰的師生受到公然的歧視。左派認為，既然傳道的觀念是以基督教優越論的假說為前提，那麼彰顯基督教信仰本身就構成對其他宗教信仰者及無神論者的「冒犯」。反之，東方宗教、新興宗教和巫術卻在大學和文化界贏得空前多的追隨者，這些東西以及毒品、性解放和搖滾文化，與政治激進主義結合，迅速成為主流文化。
美國的高等教育為何學習「知識即目的」的德國模式？
大學本應是西方文明的最後堡壘，如今卻成為西方文明的殺手。學者麥隆·馬格尼特指出，西方文化是伴隨著基督教神學、古典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科學研究以及崇尚自由、民主的個人主義思想而發展的。這種發展始於歐洲，最終在美國達到高峰。學校的任務，就是通過教學是這種傳統延續下去。教師在這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今天的大學和大學教師偏偏致力於摧毀這一傳統。
與美國大學去基督教化幾乎同步，德國的大學模式和教育思想成為美國大學的模板——這種情形在二戰之後來自德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進入美國之前半個多世紀就發生了。
一九○○年，從政治、經濟方面來說，大不列顛是地球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但在思想世界的主宰是德國，更為確切地說是講德語的國家。大學是德國在思想王國處於卓越地位的理由之一。從十八世紀起，德國大學在歐洲大陸居於領先地位，尤其是當普魯士的柏林大學於一八一○年創辦之後。從化學到考古學，德國大學都取得經典性的一流學術地位，更不用說哲學博士這個概念就誕生於德國了。
在回憶一八八〇年代美國的學術和思想氛圍時，喬西亞·羅伊斯（Josiah Royce）指出：「這一代人只夢想著德國的大學。英格蘭被忽略了。人們認為它沒有足夠的學者風度。法國也被忽略了。德國學者是我們的大師和指導者。」康德、黑格爾和歌德的老德國為不太親英的人文主義者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在大學教育方面，德國對美國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具有壓倒一切的象徵意義。美國人對德國大學非常崇敬。在一八五○年以前的幾十年裡，有超過四分之一美國有志於做牧師的年輕人就讀於德國一流大學的新教神學院——當時仍屬於正統新教神學的德國神學正在經歷唯心主義的改造。更保守的美國人，尤其是接受過蘇格蘭常識哲學支持的正統喀爾文主義教育的美國人常常發現他們很難接受德國人的觀點。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從德國傳入的思想正在改變居於主導地位的喀爾文主義傳統。
美國大學中的研究生院制度是參考德國的專家培養方案建立起來的。第一所此類研究院即約翰·霍普金斯研究生院的確立，以及為獲得德式博士學位而採取的種種激勵措施，在美國教育史上是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吉爾曼校長打算由此將德國的「科學精神」、「嚴格的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美國學生的知識生活。教育史家勞倫斯·維賽（Laurence R. Veysey）評論說：「霍普金斯直接象徵著德國研究，它的存在觸手可及，給人新奇而戲劇化的感覺。」
美國學者亨利·特潘（Henry Philip Tappan）對普魯士和柏林大學的教育理想懷有一種近乎神秘的崇敬心理。他從普魯士帶回的一條重要經驗是，教育改革應該由國家來發動。德國大學處在德意志各個邦國的有力控制之下，大學被視為崇高的文化理想的象徵，但受國家利益的限制，其發展仰賴於國王的開明。
最致命的一種德國神學思想是所謂的「高等批判」，它假設聖經充滿歷史性和科學性的謬誤，嘗試以現代思想和語言學分析方法重新詮釋聖經。他們認為科學已推翻神蹟的可能性，拒絕聖經中有關神蹟的描述，包括耶穌道成肉身與死裡復活。這種思想迅速在很多神學院造成相當權威的影響，進而在整個美國的高等教育領域佔據統治地位。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早期，宗教課程在大學已淪為課程體系中可有可無的部分。在學生所學習的大部分課程中都聽不到宗教的觀點，宗教研究遭到主流學術界邊緣化。宗教學沒有被視為一門「正式」的人文科學，而被視為二流學科，其他人文科學很少嚴肅對待它的意見。為了擺脫這種窘況，愈來愈多宗教學家開始利用科學術語來定義這門學科。只有在神學院裡，基督教的學術研究才能得到同情，但在綜合性大學中，神學院就像湯汁中的胡椒一樣只是點綴，它因為不符合科學原則而被視為古代殘留下來的文物。
這種科學主義本身就有重大缺陷，如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追問：「德國人在此時期的巨大失敗難道不就在於過分相信思想性的機制與設備嗎？」或者用美國歷史學家雅羅斯拉夫·帕利欽（Jaroslav Pelikan）的話來說，德國信奉的那種「知識本身即目的」的原則導致二十世紀的大屠殺——德國哲學中的這一定義既是簡單化的，又是危險的，為了獲得精確的「知識」可能導致對見證人施以折磨，或者藥物學的操縱。因此，「知識即目的」的原則必須和更大的、更具綜合性的一套基本原則結合起來，這些基本原則可歸納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智性美德」。
美國學者赫斯利普（Robert D. Heslep）承認，「基於美國人現時面臨道德生活即將崩潰的觀察」，美國人急需進行道德教育，但他主張道德行為是基於理性的，是無上帝的，「相信道德原則必須體現上帝意志的只是佔總人口三分之一的福音派基督教」。約翰·巴斯康姆也宣佈：「宗教不是道德的基礎，同樣，道德也不是宗教的基礎。」
當科學取代信仰，當相對主義取代真理和善，當實用主義取代精神追求，大學何以成為大學？歷史學家、「有信仰的傑出學者」雅羅斯拉夫·帕利欽（Jaroslav Pelikan）如此質疑從德國學來的杜威和本尼迪克特的世俗化方案：
如果這個世界並不存在任何以上帝創造的自然法則為基礎的不證自明的第一原則，那麼當這些所謂的關於「善」的科學定義產生衝突的時候，將會出現什麼情況？例如，如果一個人不承認人類是上帝創造出來的，那麼他如何才能證明人類是「受造而平等的」呢？既然在這個正在滑向極權主義的世界裡，「科學」正在迅速地變成一種宣傳工具，那麼人們是否還能找到任何可以申訴的法庭？美國人對於科學、社會科學和實驗的信仰，是不是他們在一個虛無的黑暗世界裡為壯膽而吹的口哨呢？
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指出：「我們必須從生活哲學中提取教育理論，最終，這一問題是個宗教問題。」如果沒有真理，大學何來存在之必要？大學之所以是大學，如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所說，就是因為大學應當研究某種「高深的學問」，「它可以形成一種有魔力的或宗教性的信仰體系，或是神話、神學、哲學或科學體系」，進而「組成那種文明實質的內核，並賦予文明以獨有的特徵，使其與眾不同」。大學是一個「以生命價值和榮譽的存在而生效的團體」，在此處「這種高深的學問體現為一種基本原則和永恆真理的系統化，……它如上帝般遠離我們的日常世俗功利，以超然的態度俯視蒼生」。這種古典的大學理想，變得曲高和寡。
將十八歲的青少年培養成反噬父母的告密者和毫無同情心的「正義使者」的機構，不是大學，而是瘋人院。納粹德國從來不缺少這樣的機構，希特勒成功地利用大學的「洗腦」工作將整整一代青少年從父母那裡奪走，讓他們成為「希特勒的孩子」。美國不需要這樣的機構。美國大學生死存亡的關鍵在於——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那些仍然擁有真正的宗教使命的學院、大學或者試圖成為大學的學院應該得到繼續履行這樣的使命的自由。即使在一流大學裡，也應該容忍包括宗教言論在內的各種不同的學術討論。那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
在左派看來，學術自由首先要將右派排除在外
進步主義、左翼自由主義與蘇俄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共鳴或合流，進而佔據大學講台，始於大蕭條時期。大蕭條沉重打擊了從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美國社會的樂觀情緒和自豪感。新教思想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歎息說，「我們的西方社會顯然正處於崩潰與瓦解的過程之中」、「曾經在短時間內全面主宰現代資本主義的盲目樂觀哲學已經終結」、「現代自由主義文化根本無法為正處於迷茫之中的一代人指明方向」。
大蕭條造成的經濟環境和生存危機重創大學和知識階層。一九三三年，一千五百所高等院校破產或關閉，大學入學人數下降二十五萬，這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部分教師的工資都被拖欠。買書的人寥寥無幾，圖書銷售下降百分之五十。《憤怒的葡萄》的作者、左翼作家斯坦貝克（John E. Steinbeck Jr.）抱怨說：「當人們破產的時候，他們放棄的第一樣東西就是書。」
作家、教授和知識分子陷入貧困狀態，貧困必然影響其政治立場。他們急劇向左轉，拋棄傳統，向外尋找出路：有人開始關注蘇聯的發展模式，羨慕其有能力對連續幾年的發展規劃進行部署，從而迅速實現現代化，趕超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還有人對蘇聯的無產階級社會結構感興趣，誰不羨慕按需分配的大同世界呢？
從二十年代末到三〇年代，美國出現了「紅色十年」。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是美國知識分子歷史上一個大的分水嶺。十八世紀，美國的思想者和文人都跟開國元勛們的共和主義同調合拍。十九世紀，他們基本上都認可個人主義，這是美國人生活方式的核心——十九世紀中葉典型的知識分子愛默生就是一個在中西部到處兜售自立精神的巡迴推銷員。然而，一九二〇年代的文人，帶動學術界菁英和媒體工作者一起，紛紛轉變立場，開始批評並敵視美國民意的結構性理念：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個人主義、進取、獨立和個人責任。他們把政府視為救星，把平等當做理想。這種知識階層與美國普通人價值立場的截然對立，一直延續至今。
新左派對大學影響最巨之處在於馬克思主義登堂入室，由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變身為代表平等、正義和自由的正面價值和學說。半個世紀前，馬克思主義幾乎完全不存在於美國校園裡，如今卻被細分而劃歸進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學理論及其他領域之中，並在大多數的主要大學裡得到傳授。據《華爾街日報》調查，二十世紀末期，有一萬兩千名馬克思主義者在大學裡任教。政治學教授伯特爾·歐爾曼（Bertell Ollman）與身兼教師與編輯的愛德華·維爾諾夫（Edward Vernoff）合作，編纂了三冊調查報告《左派學園：美國校園中的馬克思學術》（The Left Academy: 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他們一個學科一個學科地逐一審視左翼教授的作品。他們的結論是：「馬克思主義文化革命正發生於美國大學裡。……那是場和平而民主的革命，主要是用書本和演說來奮戰。」思想史家羅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感歎說，新左派藉著建立起一個具有可信度的激進分子、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的學術體系，來對自身領域中具有威信的、當道的種種釋義，發動猛烈攻擊，在美國學術史上堪稱空前。
美國學界出現了一個可以跟歐洲人爭鋒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此人受封為「當今最具原創性與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其代表作《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政治無意識》獲得圈內極高評價。有趣的是，詹明信的寫作並非針對公眾，而是針對研究課程，他對如何營造學術明星的技巧非常嫻熟。新左派不知不覺地被體制化和資本主義化，就好像格瓦拉和毛澤東的頭像被作為時髦的商業標誌印刷在奢侈品上一樣。
相對於羅斯福新政的餘威和六〇年代鋪天蓋地而來的左派思潮以及八〇年代之後激進分子佔據大學講台，保守主義在美國主流社會特別是知識界和大學備受孤立。哈耶克因其理論無人問津而患上嚴重的抑鬱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復著述。直到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的出現——柴契爾夫人隨身攜帶海耶克的著作，雷根閱讀的是《讀者文摘》版本的海耶克理論——大局才出現翻轉。
被譽為「美國保守主義之父」的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不見容於大學，在一所中部州立大學當了幾年講師之後，辭職回到老家當農夫並獨立寫作——這是梭羅、愛默生和惠特曼的傳統。然而，在二十世紀的美國，知識分子的標誌是一個大學的地址和使用印刷有精美大學校徽的信紙、信封。
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這對師生的境遇也好不到哪裡去。美國史權威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以主流學界代言人的口氣說：「學術界對施特勞斯派有普遍的敵意。」這種敵意使得施特勞斯在美國的著述方式仍如同在納粹德國，保持著某種「受迫害者的寫作」的隱秘風格。
艾倫·布魯姆的《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寫成後，被多家出版社退稿，在得到其摯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作序推薦後才被出版社勉強接受。後來意外地暢銷數十萬冊，卻被權威書評人本傑明·哈柏稱之為「一本有史以來最深刻的反民主的書」，布魯姆被視為美國知識界的頭號公敵。
布魯姆、索爾·貝婁（Saul Bellow）及威廉·本內特（William J. Bennett），三人的姓氏都以B字母開頭，被左派稱為「三B殺手集團」（the killer B』）——雷根主義在美國知識界的代言人和「最兇惡的打手」，這不是一個好的綽號。布魯姆任職的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被看作保守主義的「反動堡壘」——再加上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是保守派在一流大學中碩果僅存的據點。
二〇二〇年末，若干哈佛學生發起請願，要求哈佛在川普總統離任後，禁止川普政府任內的官員到哈佛求職或者進入校園演講。在哈佛大學流傳的這封請願信要求校方制定一套新的「問責標準」，以審查在川普任內効力的官員，如果卸任後向哈佛應徵職位，例如申請做教授或做研究工作或要求安排演講等，都必須按照新的「指導方針」評估和考慮。
這封請願信認為，與其他總統任內的官員相比，效力川普的官員應受到更多審查，理由是「完全無視真理是本屆政府許多決定的根本特徵」，「僅此一項就足以劃清界限」。那些川普的同僚「已經沒有資格被學校聘為教職員工或研究員。」言下之意，這些極左翼的學生自認為他們代表了絕對的「真理」，一旦他們獲得權力，便可不擇手段打擊不追隨他們的人。
哈佛大學還出現了另一份更離譜的請願連署信，要求校方撤銷三位政治人物的學位，因他們支持川普的選舉舞弊的說法及「煽動國會山莊暴動」（跟中共將天安門民主運動定位為「暴亂」何其相似）。這三個政治人物包括從哈佛畢業的白宮新聞秘書麥肯內尼（Kayleigh McEnany）、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及眾議員克倫紹（Dan Crenshaw）。
這份撤銷川普支持者學位的請願連署，由四個哈佛學生發起。請願書指出，因他們不願服從選舉結果，煽動川普支持者參與國會暴動，並造成五人死亡，必須為其行為付出代價。請願書認為，哈佛的學位是特權，並不是權利，如果畢業校友違反民主普世價值，應被撤銷學籍。如果哈佛大學不撤銷這些不服選舉結果、煽動暴力的人的學位，等同於支持白人至上主義。
這兩份請願書為醜聞纏身的哈佛再增添兩個笑料。此前，哈佛大學歷史學者斯蒂芬·特恩斯特倫因在課堂上使用「印第安人」而非「美國原住民」的說法，被停止教授本科生課程。若是觸犯「政治正確」的教條，即便校長也不能得到豁免——言論審查被強行施加在校長薩默斯身上，他是在演講中提及「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女性進入科學研究領域」，惹惱了女權主義者們。左派教授們認為校長的話欠考慮，在一次秘密投票中，校長被貼上「對哈佛教授缺乏信心」的標籤加以譴責。薩默斯被迫為此道歉。哈佛大學教授哈威·曼斯斐爾德（Harvey C. Mansfield）感歎說，這一幕讓人「驚恐和絕望」，顯示言論自由在哈佛已蕩然無存。索維爾則嘲笑說，期望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擁有常識，這可能是一種過高的期望，當他們在生活中的全部作用都建立於他們的非同尋常之上時，也就意味著他們所說的是不同於其他人正在說的東西。
在大學中，尤其是一流大學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觀點並不處於平衡狀態。所謂利用第一修正案來保護言論自由，其實是：他們不會保護右派的言論自由，他們認為右派根本就不應該在大學中出現。美國名牌大學中保守派教授幾乎絕跡的事實，左派根本不在乎。誰在戕害大學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呢？又是誰在捍衛它們？哈威·曼斯斐爾德在《言論自由的代價》一文中指出，實際上，「保守主義比自由主義更接近大學的宗旨」。自由派相信消除社會的偏見是可能的——當偏見沒有了，真理就占主導地位了。但保守派相信消除偏見是不可能的，他們期待社會是個真理和非真理的混合體，所以他們比自由派更寬容。保守派或許自己有偏見，因而對別人的偏見更容易寬容。即便在左派的威脅之下，保守派並沒有完全沉默下來，即便他們說話就要付出代價。保守派被迫沉默，不是因為語言規範而是因為不被雇傭、不被邀請在大學發表演講或作報告。有些保守派演講者遭到抗議者的威脅，但最多的情況是，保守派根本就到不了會場，人家不邀請他。用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的說法就是：「你不能成為保守派，如果你是，你馬上就聲名狼藉。」
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華盛頓爆發支持川普、質疑拜登陣營在大選中舞弊的數萬人抗議示威活動，左派趁機導演了一出美國版的「國會縱火案」。
在馬塞諸塞州大學紀念醫院工作的特瑞莎·杜克（Therese Duke）參加了這次活動，在自由廣場上遭到一名非裔女子揮拳打傷，其血流滿面的視頻在網上廣為傳播——民眾和平示威遭到暴力襲擊，對「自由廣場」之名構成莫大諷刺。事後，這名非裔女子因故意攻擊他人面臨刑事控訴，她堂而皇之地宣佈在社交媒體上籌集律師費，很快就籌集到七萬五千美元——助紂為虐是善心之舉嗎？
任何人在網上看到一位中年女子被打得頭破血流，都會對受害者產生憐憫之心，並譴責施暴者。然而，受害者的女兒、十八歲的大學生海倫娜·杜克看到視頻之後，立即在在置頂推文中寫到：「媽媽，還記得你告誡我不要參加黑命貴抗議，因為他們暴力嗎？現在看看你自己。」此後她的一系列推文更顯示，她非但沒有同情母親，反而為此感到「羞恥」——她的母親並非暴力襲擊他人的人，而是暴力襲擊的受害者，何過之有？
「我舉報！我媽參加了國會暴亂，臉上被打出血的那個人就是她！」海倫娜·杜克在社交媒體上除了指認母親，還公布跟母親一起參與抗議活動的舅舅和舅母的名字，用中國話說就是「大義滅親」——「暴亂」一詞也是中共和納粹的常用詞。
參加J6抗議集會而遭左翼激進分子毆打的特瑞莎·杜克（右）和舉報她的女兒海倫娜（左）
特瑞莎·杜克在過去十六年來一直在大學紀念醫院工作，因女兒的「無私」檢舉，遭到醫院解僱。醫院方發表聲明稱，涉事員工已「不屬於我們組織」。受害者受到嚴厲懲罰，美國是一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嗎？
媒體將海倫娜·杜克視為奇貨可居的英雄，立即安排作長篇訪問。她聲稱：「我媽以前是一位高尚的民主黨人，大約三年前，在川普上臺一年後，卻被『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洗腦，突然改變政治觀點，開始喜歡川普！」她譴責母親說：「她因為我去參加黑命貴遊行將我趕出家門，她認為這是暴力的。她卻去騷擾一個警察（攻擊特瑞莎的非裔美國女子雖身穿貌似警察的服裝，卻並非警察），襲擊國會大廈。這樣的行為是如此虛偽！」她聲稱，自己是一名「自由派女同性戀者」——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任何人一旦聲稱是同性戀者，立即身價百倍。
類似的多起告密事件在美國各地放生，有兒子舉報父親、妻子舉報丈夫的。一場鼓勵告密、鼓勵骨肉相殘、剝奪部分公民的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美式告密運動正在大張旗鼓地上演。中國文革時期學生毆打老師、子女毆打父母的慘劇，很快將以「正義」和「平權」的名義在美國重演——當年，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學生活活打死，少年薄熙來以一記飛毛腿將父親、受批判的中共元老薄一波的肋骨踢斷；如今，中國紅衛兵在美國有傳人了，「美國紅衛兵」不是單獨出現的，他們是一個龐大群體，背後還有捐款資助的「惡之平庸」的民眾、政客、財閥及提供理論闡述的左派文人。
經濟學家熊彼得說過，一個人為他的理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撒謊。如今，撒謊還遠遠不夠，告密成了一種伸張正義的方式。培養出這種自以為正義在握的作惡者，說明美國的大學病了，且病入膏肓。大學圍墻內的危機與大學圍墻外的危機互相關聯、互相激化。從歷史上看，至少某幾個世紀的更大的問題都是由大學裡的危機引起的，反過來又推動危機升高。
美國大學何以培養告密者？美國大學何以淪為瘋人院？一切並非始於今日。
常春藤大學的前世今生：從神學院到弒神的學院
二〇二一年一月，美國紀錄片導演艾米·霍羅威茨（Amy Horowitz）赴耶魯大學調查，驚訝地發現：百分之六十五的受訪學生贊同廢除美國憲法，認為它是「一份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文件」。根據《哈佛深紅報》（Harvard Crimson）最近一項研究發現，學生群體中無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的比例從二〇二七年的百分之三十二點四增長到二〇一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九，愈來愈多學生不認同任何特定的信仰。
二〇二一年九月，新學期開學之際，四十四歲的格雷格·愛潑斯坦（Greg Epstein）當選哈佛校牧團主席。這個由清教徒時代創立的為學生提供信仰上的指導的機構，近年來已經變成一個基督教色彩不斷弱化的多元信仰機構，它包括了二十個不同信仰和精神傳統，如基督教、猶太教、佛教、巴哈伊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格雷格·愛潑斯坦生長於猶太家庭，是《紐約時報》暢銷書《沒有上帝的善：十億非宗教人士相信多少》的作者，他當選後直言：「不指望從神那裡得到答案，我們就是彼此的答案。」然而，一個無神論者能夠對學生的信仰提供指引嗎？投票支持他的哈佛大學校園基督徒團契研究生及教師事工的團隊負責人和哈佛大學校牧皮特·威廉姆森（Pete Williamson）居然撰文聲稱這樣可以「在一個跨宗教的空間里建立信任……對基督教信仰的排他性主張是一種幫助，而不是一種阻礙」。
一九五三年，虔誠的聖公會信徒內森·普西（Nathan Marsh Pusey）出任哈佛大學新校長，他上任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應邀在哈佛大學神學院為一九五三年的首屆畢業同學會發表演講。普西注意到，這所大學的校長最後一次出席神學院活動的時間是一九〇九年——接近半個世紀之前。可見，哈佛校方幾乎不把神學院當做哈佛的一部分。普西在演講中強調：「神學不應當被視為一種次要的學術訓練；它的意義肯定不會僅限於此。它可以回應我們最深切的渴望和需要」。他還說，這個時代最迫切需要的東西更多是「信仰，這種信仰是意識到道德價值和靈魂性經歷具有神聖性的特徵」。他希望將走上歧途的哈佛帶回起初的正道上，即便不能如此，至少要要鞏固哈佛神學院的地位。
然而，普西很快迎來一次挫敗。一九五八年，他決定推行一項政策：把哈佛大學的紀念教堂作為基督教的禮拜場所，不允許其他宗教團體在那裡舉行活動。這座紀念教堂是一九三〇年代修建的，為的是紀念一戰中犧牲的哈佛學子。這一政策在師生中引發激烈爭論，一群地位顯赫的教授向校長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教堂向所有宗教信仰開放。持不可知論的教授佩里·米樂批評說，哈佛大學的基督教是創建這所大學的清教徒留下的「一個暗淡的影子」。有趣的是，他又表示，一想到他可能無法在自己的大學教堂舉行葬禮便感到憤怒不已。
第二週，大學董事會向哈佛大學的多元現實作出讓步，宣佈教堂向所有宗教信仰的個人活動開放。教堂是基督徒敬拜上帝的地方這個常識被顛覆了，而無神論者惦記著要在教堂舉辦葬禮，這又不知道在唱哪齣戲。若有一天（肯定會有那麼一天），哈佛大學修建一所清真寺，這些自詡為堅持多元化觀念的教授們，敢向清真寺的阿訇們提出在清真寺舉行基督教活動的要求嗎？
常春藤大學已然「失魂落魄」——他們並不覺得「失魂落魄」有什麼不好，而以「放逐上帝」然後自己成為上帝為榮。
每一所常春藤大學最初都是由清教徒創建的神學院。為什麼在最初的幾十年裡，新英格蘭是當時世界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之一呢？那是因為在清教徒的觀念裡，創辦高等教育是建設文明社會的當務之急。由於教育和識字是新教徒道德觀中的根底，清教徒們一旦在新大陸安定下來，馬上開辦波士頓文法學校；一六三六年——清教徒抵達馬薩諸塞的第六年，馬薩諸塞灣公司撥款四百英鎊（超過一六三五年該殖民地的賦稅），成立哈佛學院——學校以清教徒牧師約翰·哈佛（John Havard）之名來命名，他在臨死之前將財產和藏書全都捐給這所機構。
哈佛的目標是為馬薩諸塞提供一批本地長大和受教育的基督教牧師，這樣就沒有必要從英格蘭找來靠不住的聖公會神職人員。從英國移居尼德蘭並成為弗蘭克大學校長的清教徒教育家威廉·艾姆斯一度曾計劃到美洲，雖未能成行，但其巨著《神學精髓》成為哈佛學院的神學教材，他在弗蘭克大學就職演講的題目成為哈佛學院印章上的箴言——「基督與教會」。哈佛的章程寫道：「應該清楚地教導、努力敦促每位學生，使之認真思考，人生及學習的主要目的是認識上帝和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因此，人生應當以基督為根基，為全部純正知識和學識的唯一根基。」
那些在十九世紀晚期為美國大學制定最初規則的人是在強大的新教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幾乎每所新大學的領導者都具有新教背景，都擁有新教精神所塑造的觀念，都時常讚美基督教傳統。美國大學在創建之初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世俗機構，而是宗教文化的組成部分。
進入二十世紀，急劇的現代化進程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觀念——上千年來被當做「萬古磐石」的基督教信仰動搖了。舊時學院建立的基礎是虔誠，其領導者和後來的文化倡導者之間最明顯的差別是貶低基督教神學的新趨勢。宗教不再是學術觀無可迴避的核心，學者們從神學轉向倫理學。
二十世紀美國大學精神的演變經由兩個步驟來實現：第一步是去掉大學傳統中基督教的宗派色彩；第二步是將被自由派神學和世俗主義腐蝕的、弱化的、無宗派的基督教連鍋端掉。就如同先去掉一名戰士的武器和盔甲，對付他就容易了。
一九〇九年，《大都會》雜誌刊登了由海若德·伯爾克撰寫的關於美國高校教學內容的系列報道，一篇文章題目叫《對萬古磐石的攻擊》。文章寫道：「對於那些和美國的重要大學之間沒有密切聯繫的人來說，這些大學的教師們正在暗自灌輸的信條將會令他們感到驚訝。在成百上千的課堂上，教師們每天都在傳授這樣的信息：摩西十誡並不比一份教學大綱更加神聖；家庭制度是注定要消亡的；沒有絕對的邪惡；不道德僅僅是一種違背社會所接受的準則的行為；倫理規範是過時的陳詞濫調；正確與錯誤的觀念就像服裝的潮流一樣不穩定……沒有婚姻關係的結合是可以存在的，而且可以是更加神聖的。」他引證的觀點大都出自這個國家最有名氣和最有影響的學者。
左派知識分子將聖經和基督教視為眼中釘。在大學裡，正式的宗教要麼遠遠隱於幕後，要麼被公開否認。耶魯和布朗的教授們都主張，如果要在大學裡教授《聖經》，就必須將它看作普通的文獻，要用通常的學術方法來分析。埃德溫·伊爾普教授宣稱，社會學已證明道德觀念是經驗進化的產物，「把上帝想像成一位曾經在石頭上刻出十誡的石匠是不科學的和荒謬的」。赫伯特·威利特教授說，人們需要對《舊約》加以剪輯，以加強它的道德色彩。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在耶魯大學發表的演講：「我們仍然不可能把人看成那位將地球創造成了一個暫時居所的上帝的孩子。我們寧願把人視為地球表面上的一個偶然存在物，他被那種使鐵器生鏽、使玉米成熟的力量粗心地拋進了兩個冰河期之間的時代。」一場強大的反基督教的世俗化運動正在來臨。
在大學裡，攻擊基督教傳統變成一種顯示虛假勇氣的時髦行為——基督教並無還手之力。社會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對早期殖民地歷史中關於「獵巫」的記載津津樂道，由此譴責說，「新英格蘭的精神病人正是清教徒自己」——這個結論，米歇爾·傅柯最願意聽到。儘管大學標榜「多樣性和互相寬容」，但在大學中公開承認基督教信仰變得相當困難，小威廉·巴克利在《耶魯的上帝與人》一書中道出其親身經歷，在大學裡嚴肅討論宗教信仰的師生受到公然的歧視。左派認為，既然傳道的觀念是以基督教優越論的假說為前提，那麼彰顯基督教信仰本身就構成對其他宗教信仰者及無神論者的「冒犯」。反之，東方宗教、新興宗教和巫術卻在大學和文化界贏得空前多的追隨者，這些東西以及毒品、性解放和搖滾文化，與政治激進主義結合，迅速成為主流文化。
美國的高等教育為何學習「知識即目的」的德國模式？
大學本應是西方文明的最後堡壘，如今卻成為西方文明的殺手。學者麥隆·馬格尼特指出，西方文化是伴隨著基督教神學、古典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科學研究以及崇尚自由、民主的個人主義思想而發展的。這種發展始於歐洲，最終在美國達到高峰。學校的任務，就是通過教學是這種傳統延續下去。教師在這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今天的大學和大學教師偏偏致力於摧毀這一傳統。
與美國大學去基督教化幾乎同步，德國的大學模式和教育思想成為美國大學的模板——這種情形在二戰之後來自德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進入美國之前半個多世紀就發生了。
一九○○年，從政治、經濟方面來說，大不列顛是地球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但在思想世界的主宰是德國，更為確切地說是講德語的國家。大學是德國在思想王國處於卓越地位的理由之一。從十八世紀起，德國大學在歐洲大陸居於領先地位，尤其是當普魯士的柏林大學於一八一○年創辦之後。從化學到考古學，德國大學都取得經典性的一流學術地位，更不用說哲學博士這個概念就誕生於德國了。
在回憶一八八〇年代美國的學術和思想氛圍時，喬西亞·羅伊斯（Josiah Royce）指出：「這一代人只夢想著德國的大學。英格蘭被忽略了。人們認為它沒有足夠的學者風度。法國也被忽略了。德國學者是我們的大師和指導者。」康德、黑格爾和歌德的老德國為不太親英的人文主義者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在大學教育方面，德國對美國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具有壓倒一切的象徵意義。美國人對德國大學非常崇敬。在一八五○年以前的幾十年裡，有超過四分之一美國有志於做牧師的年輕人就讀於德國一流大學的新教神學院——當時仍屬於正統新教神學的德國神學正在經歷唯心主義的改造。更保守的美國人，尤其是接受過蘇格蘭常識哲學支持的正統喀爾文主義教育的美國人常常發現他們很難接受德國人的觀點。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從德國傳入的思想正在改變居於主導地位的喀爾文主義傳統。
美國大學中的研究生院制度是參考德國的專家培養方案建立起來的。第一所此類研究院即約翰·霍普金斯研究生院的確立，以及為獲得德式博士學位而採取的種種激勵措施，在美國教育史上是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吉爾曼校長打算由此將德國的「科學精神」、「嚴格的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美國學生的知識生活。教育史家勞倫斯·維賽（Laurence R. Veysey）評論說：「霍普金斯直接象徵著德國研究，它的存在觸手可及，給人新奇而戲劇化的感覺。」
美國學者亨利·特潘（Henry Philip Tappan）對普魯士和柏林大學的教育理想懷有一種近乎神秘的崇敬心理。他從普魯士帶回的一條重要經驗是，教育改革應該由國家來發動。德國大學處在德意志各個邦國的有力控制之下，大學被視為崇高的文化理想的象徵，但受國家利益的限制，其發展仰賴於國王的開明。
最致命的一種德國神學思想是所謂的「高等批判」，它假設聖經充滿歷史性和科學性的謬誤，嘗試以現代思想和語言學分析方法重新詮釋聖經。他們認為科學已推翻神蹟的可能性，拒絕聖經中有關神蹟的描述，包括耶穌道成肉身與死裡復活。這種思想迅速在很多神學院造成相當權威的影響，進而在整個美國的高等教育領域佔據統治地位。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早期，宗教課程在大學已淪為課程體系中可有可無的部分。在學生所學習的大部分課程中都聽不到宗教的觀點，宗教研究遭到主流學術界邊緣化。宗教學沒有被視為一門「正式」的人文科學，而被視為二流學科，其他人文科學很少嚴肅對待它的意見。為了擺脫這種窘況，愈來愈多宗教學家開始利用科學術語來定義這門學科。只有在神學院裡，基督教的學術研究才能得到同情，但在綜合性大學中，神學院就像湯汁中的胡椒一樣只是點綴，它因為不符合科學原則而被視為古代殘留下來的文物。
這種科學主義本身就有重大缺陷，如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追問：「德國人在此時期的巨大失敗難道不就在於過分相信思想性的機制與設備嗎？」或者用美國歷史學家雅羅斯拉夫·帕利欽（Jaroslav Pelikan）的話來說，德國信奉的那種「知識本身即目的」的原則導致二十世紀的大屠殺——德國哲學中的這一定義既是簡單化的，又是危險的，為了獲得精確的「知識」可能導致對見證人施以折磨，或者藥物學的操縱。因此，「知識即目的」的原則必須和更大的、更具綜合性的一套基本原則結合起來，這些基本原則可歸納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智性美德」。
美國學者赫斯利普（Robert D. Heslep）承認，「基於美國人現時面臨道德生活即將崩潰的觀察」，美國人急需進行道德教育，但他主張道德行為是基於理性的，是無上帝的，「相信道德原則必須體現上帝意志的只是佔總人口三分之一的福音派基督教」。約翰·巴斯康姆也宣佈：「宗教不是道德的基礎，同樣，道德也不是宗教的基礎。」
當科學取代信仰，當相對主義取代真理和善，當實用主義取代精神追求，大學何以成為大學？歷史學家、「有信仰的傑出學者」雅羅斯拉夫·帕利欽（Jaroslav Pelikan）如此質疑從德國學來的杜威和本尼迪克特的世俗化方案：
如果這個世界並不存在任何以上帝創造的自然法則為基礎的不證自明的第一原則，那麼當這些所謂的關於「善」的科學定義產生衝突的時候，將會出現什麼情況？例如，如果一個人不承認人類是上帝創造出來的，那麼他如何才能證明人類是「受造而平等的」呢？既然在這個正在滑向極權主義的世界裡，「科學」正在迅速地變成一種宣傳工具，那麼人們是否還能找到任何可以申訴的法庭？美國人對於科學、社會科學和實驗的信仰，是不是他們在一個虛無的黑暗世界裡為壯膽而吹的口哨呢？
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指出：「我們必須從生活哲學中提取教育理論，最終，這一問題是個宗教問題。」如果沒有真理，大學何來存在之必要？大學之所以是大學，如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所說，就是因為大學應當研究某種「高深的學問」，「它可以形成一種有魔力的或宗教性的信仰體系，或是神話、神學、哲學或科學體系」，進而「組成那種文明實質的內核，並賦予文明以獨有的特徵，使其與眾不同」。大學是一個「以生命價值和榮譽的存在而生效的團體」，在此處「這種高深的學問體現為一種基本原則和永恆真理的系統化，……它如上帝般遠離我們的日常世俗功利，以超然的態度俯視蒼生」。這種古典的大學理想，變得曲高和寡。
將十八歲的青少年培養成反噬父母的告密者和毫無同情心的「正義使者」的機構，不是大學，而是瘋人院。納粹德國從來不缺少這樣的機構，希特勒成功地利用大學的「洗腦」工作將整整一代青少年從父母那裡奪走，讓他們成為「希特勒的孩子」。美國不需要這樣的機構。美國大學生死存亡的關鍵在於——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那些仍然擁有真正的宗教使命的學院、大學或者試圖成為大學的學院應該得到繼續履行這樣的使命的自由。即使在一流大學裡，也應該容忍包括宗教言論在內的各種不同的學術討論。那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
在左派看來，學術自由首先要將右派排除在外
進步主義、左翼自由主義與蘇俄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共鳴或合流，進而佔據大學講台，始於大蕭條時期。大蕭條沉重打擊了從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美國社會的樂觀情緒和自豪感。新教思想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歎息說，「我們的西方社會顯然正處於崩潰與瓦解的過程之中」、「曾經在短時間內全面主宰現代資本主義的盲目樂觀哲學已經終結」、「現代自由主義文化根本無法為正處於迷茫之中的一代人指明方向」。
大蕭條造成的經濟環境和生存危機重創大學和知識階層。一九三三年，一千五百所高等院校破產或關閉，大學入學人數下降二十五萬，這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部分教師的工資都被拖欠。買書的人寥寥無幾，圖書銷售下降百分之五十。《憤怒的葡萄》的作者、左翼作家斯坦貝克（John E. Steinbeck Jr.）抱怨說：「當人們破產的時候，他們放棄的第一樣東西就是書。」
作家、教授和知識分子陷入貧困狀態，貧困必然影響其政治立場。他們急劇向左轉，拋棄傳統，向外尋找出路：有人開始關注蘇聯的發展模式，羨慕其有能力對連續幾年的發展規劃進行部署，從而迅速實現現代化，趕超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還有人對蘇聯的無產階級社會結構感興趣，誰不羨慕按需分配的大同世界呢？
從二十年代末到三〇年代，美國出現了「紅色十年」。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是美國知識分子歷史上一個大的分水嶺。十八世紀，美國的思想者和文人都跟開國元勛們的共和主義同調合拍。十九世紀，他們基本上都認可個人主義，這是美國人生活方式的核心——十九世紀中葉典型的知識分子愛默生就是一個在中西部到處兜售自立精神的巡迴推銷員。然而，一九二〇年代的文人，帶動學術界菁英和媒體工作者一起，紛紛轉變立場，開始批評並敵視美國民意的結構性理念：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個人主義、進取、獨立和個人責任。他們把政府視為救星，把平等當做理想。這種知識階層與美國普通人價值立場的截然對立，一直延續至今。
新左派對大學影響最巨之處在於馬克思主義登堂入室，由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變身為代表平等、正義和自由的正面價值和學說。半個世紀前，馬克思主義幾乎完全不存在於美國校園裡，如今卻被細分而劃歸進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學理論及其他領域之中，並在大多數的主要大學裡得到傳授。據《華爾街日報》調查，二十世紀末期，有一萬兩千名馬克思主義者在大學裡任教。政治學教授伯特爾·歐爾曼（Bertell Ollman）與身兼教師與編輯的愛德華·維爾諾夫（Edward Vernoff）合作，編纂了三冊調查報告《左派學園：美國校園中的馬克思學術》（The Left Academy: Marxist Scholarship on American Campuses），他們一個學科一個學科地逐一審視左翼教授的作品。他們的結論是：「馬克思主義文化革命正發生於美國大學裡。……那是場和平而民主的革命，主要是用書本和演說來奮戰。」思想史家羅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感歎說，新左派藉著建立起一個具有可信度的激進分子、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的學術體系，來對自身領域中具有威信的、當道的種種釋義，發動猛烈攻擊，在美國學術史上堪稱空前。
美國學界出現了一個可以跟歐洲人爭鋒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此人受封為「當今最具原創性與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其代表作《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政治無意識》獲得圈內極高評價。有趣的是，詹明信的寫作並非針對公眾，而是針對研究課程，他對如何營造學術明星的技巧非常嫻熟。新左派不知不覺地被體制化和資本主義化，就好像格瓦拉和毛澤東的頭像被作為時髦的商業標誌印刷在奢侈品上一樣。
相對於羅斯福新政的餘威和六〇年代鋪天蓋地而來的左派思潮以及八〇年代之後激進分子佔據大學講台，保守主義在美國主流社會特別是知識界和大學備受孤立。哈耶克因其理論無人問津而患上嚴重的抑鬱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復著述。直到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的出現——柴契爾夫人隨身攜帶海耶克的著作，雷根閱讀的是《讀者文摘》版本的海耶克理論——大局才出現翻轉。
被譽為「美國保守主義之父」的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不見容於大學，在一所中部州立大學當了幾年講師之後，辭職回到老家當農夫並獨立寫作——這是梭羅、愛默生和惠特曼的傳統。然而，在二十世紀的美國，知識分子的標誌是一個大學的地址和使用印刷有精美大學校徽的信紙、信封。
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這對師生的境遇也好不到哪裡去。美國史權威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以主流學界代言人的口氣說：「學術界對施特勞斯派有普遍的敵意。」這種敵意使得施特勞斯在美國的著述方式仍如同在納粹德國，保持著某種「受迫害者的寫作」的隱秘風格。
艾倫·布魯姆的《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寫成後，被多家出版社退稿，在得到其摯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作序推薦後才被出版社勉強接受。後來意外地暢銷數十萬冊，卻被權威書評人本傑明·哈柏稱之為「一本有史以來最深刻的反民主的書」，布魯姆被視為美國知識界的頭號公敵。
布魯姆、索爾·貝婁（Saul Bellow）及威廉·本內特（William J. Bennett），三人的姓氏都以B字母開頭，被左派稱為「三B殺手集團」（the killer B』）——雷根主義在美國知識界的代言人和「最兇惡的打手」，這不是一個好的綽號。布魯姆任職的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被看作保守主義的「反動堡壘」——再加上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是保守派在一流大學中碩果僅存的據點。
二〇二〇年末，若干哈佛學生發起請願，要求哈佛在川普總統離任後，禁止川普政府任內的官員到哈佛求職或者進入校園演講。在哈佛大學流傳的這封請願信要求校方制定一套新的「問責標準」，以審查在川普任內効力的官員，如果卸任後向哈佛應徵職位，例如申請做教授或做研究工作或要求安排演講等，都必須按照新的「指導方針」評估和考慮。
這封請願信認為，與其他總統任內的官員相比，效力川普的官員應受到更多審查，理由是「完全無視真理是本屆政府許多決定的根本特徵」，「僅此一項就足以劃清界限」。那些川普的同僚「已經沒有資格被學校聘為教職員工或研究員。」言下之意，這些極左翼的學生自認為他們代表了絕對的「真理」，一旦他們獲得權力，便可不擇手段打擊不追隨他們的人。
哈佛大學還出現了另一份更離譜的請願連署信，要求校方撤銷三位政治人物的學位，因他們支持川普的選舉舞弊的說法及「煽動國會山莊暴動」（跟中共將天安門民主運動定位為「暴亂」何其相似）。這三個政治人物包括從哈佛畢業的白宮新聞秘書麥肯內尼（Kayleigh McEnany）、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及眾議員克倫紹（Dan Crenshaw）。
這份撤銷川普支持者學位的請願連署，由四個哈佛學生發起。請願書指出，因他們不願服從選舉結果，煽動川普支持者參與國會暴動，並造成五人死亡，必須為其行為付出代價。請願書認為，哈佛的學位是特權，並不是權利，如果畢業校友違反民主普世價值，應被撤銷學籍。如果哈佛大學不撤銷這些不服選舉結果、煽動暴力的人的學位，等同於支持白人至上主義。
這兩份請願書為醜聞纏身的哈佛再增添兩個笑料。此前，哈佛大學歷史學者斯蒂芬·特恩斯特倫因在課堂上使用「印第安人」而非「美國原住民」的說法，被停止教授本科生課程。若是觸犯「政治正確」的教條，即便校長也不能得到豁免——言論審查被強行施加在校長薩默斯身上，他是在演講中提及「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女性進入科學研究領域」，惹惱了女權主義者們。左派教授們認為校長的話欠考慮，在一次秘密投票中，校長被貼上「對哈佛教授缺乏信心」的標籤加以譴責。薩默斯被迫為此道歉。哈佛大學教授哈威·曼斯斐爾德（Harvey C. Mansfield）感歎說，這一幕讓人「驚恐和絕望」，顯示言論自由在哈佛已蕩然無存。索維爾則嘲笑說，期望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擁有常識，這可能是一種過高的期望，當他們在生活中的全部作用都建立於他們的非同尋常之上時，也就意味著他們所說的是不同於其他人正在說的東西。
在大學中，尤其是一流大學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觀點並不處於平衡狀態。所謂利用第一修正案來保護言論自由，其實是：他們不會保護右派的言論自由，他們認為右派根本就不應該在大學中出現。美國名牌大學中保守派教授幾乎絕跡的事實，左派根本不在乎。誰在戕害大學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呢？又是誰在捍衛它們？哈威·曼斯斐爾德在《言論自由的代價》一文中指出，實際上，「保守主義比自由主義更接近大學的宗旨」。自由派相信消除社會的偏見是可能的——當偏見沒有了，真理就占主導地位了。但保守派相信消除偏見是不可能的，他們期待社會是個真理和非真理的混合體，所以他們比自由派更寬容。保守派或許自己有偏見，因而對別人的偏見更容易寬容。即便在左派的威脅之下，保守派並沒有完全沉默下來，即便他們說話就要付出代價。保守派被迫沉默，不是因為語言規範而是因為不被雇傭、不被邀請在大學發表演講或作報告。有些保守派演講者遭到抗議者的威脅，但最多的情況是，保守派根本就到不了會場，人家不邀請他。用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的說法就是：「你不能成為保守派，如果你是，你馬上就聲名狼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