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调查记者，被跨省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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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成都锦江警方通报：对刘某、吴某涉嫌诬告陷害罪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通报很短，但舆论场却炸了锅。而且与往常不同的点在于，对一个被刑事立案的人，却不断有人发出声援。

这种反常的现象值得玩味。发出声音的人，他们不是“傻”，而是“怕”。至于怕什么？也许是怕“诬告陷害”这顶帽子太大，大到以后谁举报官员，谁就可能“进去”；或是怕“非法经营”这个口袋罪太宽，宽到自媒体监督成了“陷害诬告”。

所以，这个刘虎究竟是谁？

公开资料显示，刘虎现年51岁，曾任《新快报》等媒体调查记者，因多次实名举报官员涉嫌贪污腐败而知名。近年，刘虎转战自媒体，持续进行重大案件和舆论监督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刘虎常年采写劲爆题材，这并不仅仅是个人“喂食单”，而是深度调查这一报道类型本身所决定的。调查报道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如果选题本身不具备足够的冲击力和冲突性，很难为后续投入找到正当性。

所以对调查记者而言，所谓的“猛”并不是猎奇，而是它天然触及权力、利益和制度的痛点。这能够撬动公众关注，也迫使问题浮出水面。刘虎当年的光芒，得益于相对宽松的媒体小气候，也得益于曾经的那一批敢于用人的报社领导。

2013年，他实名举报华润董事长宋林，随后被跨省抓捕，羁押346天。346天，这简单一笔带过的数字，却是一个人整整一年的自由。后来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该案还入选了“2015年度中国十大传媒法事例”。出来之后，刘虎去了当时势头正盛的《长江商报》担任新闻部副主任，继续在这个江湖里仗义执言。但没多久，《长江商报》被下令整顿，他也从此告别了机构媒体。

那种宁折不弯的性格让他吃尽了苦头。告别体制后，再没有一家新闻机构敢正式聘用他，但他依然没怂，继续写深度报道，只是只能用化名给媒体投稿。这种“死磕”姿态，在调查记者群体日渐凋零的今天，成了稀缺品。很多人挺刘虎，不是挺他这个人，是挺那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头。毕竟这年头敢说真话的人真的不多了，打死一个也就少了一个。

刘虎的命运也是调查记者这个群体的缩影。回看十几年前，中国的调查记者们曾有过一段黄金般的日子。他们自诩为新时代的“扒粪者”。所谓“扒粪”，发轫于19世纪末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正高歌猛进，经济体量超越英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同时各种乱象频出，如贪污腐败、贫富差距、食品卫生问题等。为此，美国的调查记者们掀起了扒粪运动，写了两千多篇揭黑报道。

而在中国，调查记者面临的职业风险显然更高，采访难度也更大。直到2011年，国内第一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发布，报告由香港城市大学沈飞以及复旦大学张志安两位博士合作完成。这份报告第一次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调查记者的生存状况。而主笔之一的张志安言及，使用最宽松的标准去定义，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

当年他联系到了334名调查记者，其中半数以上的调查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是6至10年，30%不到的调查记者从业1至5年，15%的调查记者从事了10至15年的新闻工作。而在调查问卷里：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的调查记者表示不确定，愿意继续从事1至5年调查记者的只有13%左右。

张志安在他的研究中哀叹中国调查记者的困境。当时的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群体正在走向消亡，但只是没想到消亡的过程却是如此的讽刺。之后的事情很多人也知道，随后的几年里，当各方力量想尽办法摧毁调查记者时，本受惠于调查报道的民众，却没有站在记者一边，反而在一波接一波的“污名化记者”风潮中向他们投去了冰冷的石块。调查记者就这样被砸得遍体鳞伤，仓皇离场。

到了2017年，张志安在撰写《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时，只能联系到175名调查记者。六年时间，调查记者数量腰斩了一半。2018年，根据张志安估算，从事一线深度调查的记者不过数十人。而真正有空间、有能力操作调查报道的记者更是寥寥可数。然而又过去了八年，如今这个数字也许就剩下了零头。

在一些人的逻辑里，媒体的职责应该是宣传美好、“讲好故事”的，那些才是记者；调查记者也好，揭露现实不公问题的记者也罢，都不能称之为记者，而是“叛国者”。就像当年揭露油罐车拉食用油的新闻报道，记者卧底调查、承担风险，才出了这个会让无数民众免于受害的报道，结果迎接他的是“抹黑国企”、“制造分裂”这一顶大帽子，记者韩福涛的微博账号也随之消失。

其实这位记者也可以“讲好故事”的。例如发大水不讲发大水的问题，只将镜头对准领导奔忙的画面，称赞几句“领导辛苦了”，这就是讲的好故事。既能让那些追捧者鼓掌，又能获得领导赏识。但问题是，大水是如何让一个城市瘫痪掉的？地铁车厢都灌满水的实质问题就被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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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最近的又一个社会问题，要是没有调查记者报道，我们恐怕是根本想不到的。日前，记者以护工的身份卧底了湖北襄阳和宜昌的两家精神病院。这些精神医院声称药费和生活费全免，甚至还会下乡宣传招揽。精神病院里有很多看起来没病的老年人，进来是因为医院和他们说“免费养老”。一旦进去，没病也被写成精神病，连护工和保安都办了住院。

没想到大家呼吁了很久的“免费医疗”，会以这种荒诞的方式上演。为什么医院要这么做呢？原来是医护人员利用他们的住院信息，虚构治疗项目套取医保资金。人们交的医保资金，就被这些人一点点套取了。这些人钻了国家政策对有严重精神障碍的病人免费治疗的空子。而精神病不同于外科、内科疾病，没有量化指标，很多时候只凭医生一张嘴就可以决定能不能出院。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那就找人来冒充。医院拿着病人的医保卡疯狂刷钱，虚构各种高价治疗。而且是进得去、出不来。特别是对于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医院把大门一锁，病人不听话就挨打，想跑就关禁闭。还有医院让病人充当“免费护工”干苦力，很多精神病患者都有了心理阴影，宁愿在家待着也不敢再踏足医院一步。

他们算幸运的，因为已经出来了。医院会阻挠病人出院，不少已经康复的病人被迫住院数年。据不完全统计，光湖北襄阳就有二十多家精神病院，当地人称跟牛肉面馆一样遍地都是。甚至有的精神病院将养老院功能嫁接到自己身上，用这些老人冒充精神病套取医保资金。可能是有人看到别人用这个方法赚了钱，就有样学样，于是就开了这么多家精神病院。开了这么多精神病院，而且每家的入驻率都挺高。精神病院多了，还有专门的“市场专员”去开发病人，介绍一个病人还有四百至一千的提成。

很难想象，这么一条路居然被他们给走通，还形成了产业链。缅甸和柬埔寨的电诈园区看了恐怕都要自愧不如。电诈园区还要每天打电话去诈骗，他们只需要把人骗进精神病院，然后就把这些人当作套取医保的工具。精神病的鉴定在这里显然不过就是一纸空谈，只要想让你成为精神病，你立马就是精神病了。如此在过去的多年里，我们看到很多人说自己是正常的，但却被关押在了精神病院。现在看来，让一个正常人成为精神病，其实非常简单。

所以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精神病院？记者仅仅是在湖北几个城市卧底就发现这么多的问题，那没去过的更多地区呢？如果都是如此，那么是不是说，精神病院这个别致且独立的大院，黑幕是一堆又一堆的？

到这里，回到今天的主线：只讲好故事的记者和揭露真实的记者。我们不否认社会需要讲好故事的记者，但问题是，一个社会更应该得到尊重的是揭露真实的记者。因为这些记者承担的风险更高，对民众的帮助也更大。地沟油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油罐车食用油事件、包括现在的这个精神病院将好人关押起来骗取钱财事件，这些角落如果没有记者的报道，那么将会有多少普通人被影响？

但悲哀的是，看看现在的网络，整天关注国外那些破事的那些人，被称之为“大义”、“青史留名”、“新时代的先生”；而记者也好，普通人也罢，关注的是自己脚下这片大地，却因为说了一句真话戳到痛处，等待他们的便是“公知”、“走狗”。

再回到刘虎身上。蒲江县那篇文章的罪名太模糊，警方说诬告陷害，但全文不过是转述商人的投诉：项目被强制停工、官员索贿……这些是真是假，查清楚便是，何必急着抓人？

其实类似的剧本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次：记者曝光，当地先报警抓人，罪名总是“寻衅滋事”或“诬告陷害”。但以刘虎以往的经历，他一定比谁都清楚文字的分量。那篇文章删得太快，阅读量不高，影响力其实也不大。但现在不一样了，他被抓反而点燃了舆论，国内外都在关注。媒体必定会去深挖他究竟写了什么，为什么涉嫌诬告陷害和非法经营。

换句话说，那篇被删除的文章，如今会被放在放大镜下一字一句地解剖。结局也许无非两种：要么证明那位县委书记是清白的，要么证明刘虎是清白的。

抓人容易，服众难。若不能给一个交代，诬告陷害只会不断反噬自身。一个政府是否值得信任，不在于他有没有问题，而在于他如何对待提出问题的人。刘虎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失去单位的老记者，固执地守着一点本分。如果任由这样的光一盏盏熄灭，那么黑夜来临时，没有谁能够幸免，包括那些掌控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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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院这段我是笑着听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