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时是中共 有钱时仍是中共 中共永远是中共

文: 笔道

【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二月五日】围绕张又侠被审查的讨论，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中国政治运作逻辑的关注。若将这一事件置于更长的历史与制度脉络中考察，其意义并不局限于个案本身，而在于它所反映的政治思路和治理方式的延续性。《九评共产党》一书恰恰提供了一个分析这种连续性的理论视角：即中国共产党并非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政党，它是西方共产主义始祖马克思、苏俄的现代版，始终着保持其固定的组织特征、行为模式和权力逻辑。
如果能接受体制改革，能反垄断，能容纳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民生自由，能放弃“不断清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这种极端思想和暴力行为，中共就不成其为中共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它：“没钱时是中共，钱多了还是中共，中共永远是中共。”

一、从《九评共产党》看中共的“敌我区分”

《九评共产党》的核心论点之一，是将中共视为一种以斗争为核心机制的政治组织，而非以道义、法律或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现代政党。在这一视角下，政治并非利益协调的过程，而是通过不断制造“敌我区分”，来维系组织活力与权力的合法性。

这一组织逻辑决定了：权力优先于法治，对个人的忠诚优先于能力与专业，立场选择必须绝对以党为中心，党的利益永远优先于民生。

因此，“审查”并不只是法律或纪律问题，而是一种政治筛选机制，其目的在于确认个人在任何问题上都处于“组织可控”的范围之内，以维持党的权力和垄断控制。

二、文化大革命：组织逻辑的极端呈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并非历史偶然，它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而只是利用了“无产阶级”，以实现党的利益，是上述组织本质在特定条件下的一次极端释放。《九评共产党》指出，文革并不是失控，而是党的斗争哲学的制度化实践。

在文革时期，“审查”以政治运动形式展开；指控无需明确事实基础；结论先于证据，定性先于调查。其本质并非司法过程，而是权力斗争与忠诚考验的工具。个体命运完全服从于党的政治需要。

三、当代审查机制：形式变化，逻辑不变

与文革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已进入高度技术化、利益化、精细化的控制阶段：公开暴力与群众动员早已转移到公众视线之外；以控制舆论来驯化民众的思想。即，党的宣传手法早已东西兼容，正如苏共成为中共的地方化过程，但《九评共产党》所揭示的党的核心逻辑从未改变，只是以更制度化、更隐蔽的方式运行。

现年75岁的张又侠，是除习近平之外，中国解放军中实际排名最高的将领。在张又侠被审查这一类事件中，可以观察到以下连续性特征：审查标准模糊，解释权高度集中；程序缺乏透明性与可预测性；个案具有明显的示范与震慑功能。杀鸡给猴看，一切只为党。

不同于文革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群众批斗”，党的当代审查更多依赖行政权力、舆论控制与资源剥夺，但其目标仍是通过不确定性来强化服从。“今朝座上宾，明日阶下囚。”你是否忠于党、该死该活，结论不取决于事实和证据，更不看业绩和历史。

四、经济发展未能改变权力逻辑

中共并非因贫穷而极权，也不是因掌握了全球供应链才想成为世界霸主。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导向中共改变本质，只会让中共停止韬光养晦，更有资源实现其终极目的。这一点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它在金钱匮乏时期，斗争以生存为名；在金钱充裕时期，斗争以安全为名。

“没钱时是中共，钱多了还是中共”的说法，实质上指出了一个制度事实：财富的增加，只是为中共的控制和称霸野心提供了更多工具、资源而已。这种连续性带来的后果具有结构性而非偶发性：法律不会成为真正的约束机制，更不会带来公平和正义；民众、社会成员被迫基于恐惧而进行长期自我审查，视野狭窄，被局限在党主导的话语圈之内；信任、公德与理性思考能力持续流失。

当政治安全始终凌驾于民生发展之上，个体只能通过鸵鸟避险的模式来换取安全感，整个社会难以避免在低风险、低信任、低底线的异化状态中越陷越深。

结论

将张又侠被审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内斗相对照起来看，模式清晰，逻辑未变，是党的制度行为模式在不同时代、不同党魁手中的延续。

形式可以听起来更法治，但本质上还是人治。话语可以调整到更精细、不再那么文革，但只要中共还在，其斗争哲学仍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核心原则，中国就会一直是这个世界上的异类国家。

作为中国人，无论自家钱多钱少，如能放弃幻想，有百利而无一害：只要共产党还在主政，不管谁上台，中国都逃不出“共产邪灵”的人治魔爪。只有真正抛弃中共，才有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