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和《金瓶梅》里面的地痞流氓

在明代汉人创作的几部有名的小说里，《西游记》算是比较诙谐，可读性比较好，适合作为大众消遣读物。《水浒传》的整体基调靠近《西游记》，散发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里面的人物不大可能是现实中会出现的，投射着作者所塑造的某种理想人格。在景阳冈赤手打虎的行者武松，宛如天神。倒拔垂杨柳的花和尚鲁智深。还有轮两把斧头的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在解救宋江的行刑法场上砍人如砍瓜切菜一般。

《水浒传》我推荐明代金圣叹评注版本。金圣叹是明末的文学批评家，是“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他在明代活得好好的，但是在满清窃取政权以后却触了清廷的霉头，成了满清文字狱的刀下亡魂。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有多种形式，明代的帝王朱元璋成为一名专制统治者之后也是独断专行，对那些被认为触犯了自己权威的精英群体杀伐果决，但是这种行为毕竟是朱元璋的临时起意，应当归咎于帝王个人的好恶。不仅是帝王，如果是权臣当道，比如张居正摄政时期，也会打击那些触犯自己权威的个人或者群体，拆毁民间的书院机构。但是和满清这样的制度性的文字狱完全是两回事，满清的文字狱是有很多人把关的，整个满人群体都是潜在的文字狱的参与者和制造者，所以它就成为一种可以持续运行的制度，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入日常生活。

金圣叹的遇害是汉文化的重大损失，一个金圣叹，抵得上三个屈原和十个李白。金圣叹坦言，他自己以前上学时候想读《离骚》，但是苦于生字太多难以理解文本的意思。他也对四书五经不怎么感兴趣，唯独对《水浒传》《西游记》等市井小说爱不释手（大概类似于现在的学子沉迷于武侠小说一样）。当时《水浒传》有各种版本，他在这些版本的基础做了删改的工作，将宋江等梁山泊好汉被朝廷招安的情节裁剪，只剩下七十回。并认为，后面被招安的情节是罗贯中擅自加上去的，大大地降低了文本的可读性和情节的连贯性。我也赞同金圣叹的观点。所以毛泽东以为的《水浒传》里宋江等好汉被招安以后的情节写得好（因为它作为反面的案例抨击了“投降主义”，正好可以作为他对国民党不妥协政策的宣传依据）则是毛东东孤陋寡闻的体现，或者是他有意为之。金圣叹在《水浒传》评注里面大量地揭露和抨击宋江是一个奸诈的两面人物，他还在当地方小吏的时候就通过大把撒钱收买人心（他的家庭比较富裕），人前人后塑造自己忠孝的名声。上了梁山泊以后，又四处招揽英雄人物上山，又以将来会接受朝廷招安为幌子，哄骗被俘虏的朝廷军官投降成为他的爪牙，为他打江山。编织自己的势力同时，顺势架空了坐第一把交椅的晁盖。所以，可能是由于金圣叹对宋江等人的尖刻揭露，使得像毛泽东这样的中共领导人很是忌惮。电子期刊《新语丝》以前有一期，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中共党员胡风和民国时期文人的各种恩怨，有一点值得注意，胡风也显示出对金圣叹十分的不屑。所以，很显然，毛泽东既然也渴望像梁山泊里的好汉一样能在山区里面割据一方作山大王，而中共的起家方式也很容易代入梁山泊山贼的角色，那么中共的意识形态部门确实有理由排斥金圣叹批注的七十回《水浒传》。

梁山泊最初的基业是白衣秀士汪伦创建的，托塔天王晁盖入伙之后，在智多星吴用的操盘下，伙同豹子头林冲，在阮氏兄弟的协助下，火并了汪伦。晁盖时代的梁山泊开始步入扩张的阶段，广结英雄豪杰，直到及时雨宋江加入，梁山泊逐步迈入鼎盛期。梁山泊的座次排名不是按照加入的先后顺序，而是根据草寇入伙之前的江湖名声。玉麒麟卢俊义是最后才加入的，但是由于他的名声在外，所以刚刚进入山寨就坐了第二把交椅。所以还是要依靠现成的旧的社会体系的评价标准。在金圣叹的版本里面，卢俊义似乎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虽然他的出场时间很晚，但是有理由认为，如果要续写《水浒传》，那么卢俊义应当会成为后续情节发展的主人公。这样子的话，梁山泊的权力传承就会是这样，晁盖取代汪伦，宋江取代晁盖，卢俊义取代宋江，情节就比较连贯。对应的梁山泊发展阶段分别是，开创期，扩张期，鼎盛期，衰落期。

《水浒传》富于浪漫色彩，整个故事缺乏事实支持。梁山泊后期的士兵人数膨胀超过一万人，这么多人挤在一个所谓水泊里面是不大现实的（总不能都靠打渔为生吧），即使靠山上的果树充饥，恐怕树皮都会被啃光。所以，如果北宋官军想要剿匪，可行的一种方式是坚壁清野，使用铁网困兽战略，将梁山泊好汉困死在水泊里面。

《金瓶梅》里的故事虽然是从《水浒传》里面演绎出来的，但是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故事氛围。《金瓶梅》是完全写实的。如果说《水浒传》是为绿林好汉作传，那么《金瓶梅》就是为地痞流氓作表。西门庆虽然是破落户，但是有经商头脑。他在清河县的黄金地段开张了一家卖生药的店铺，生意做得很红火。他结交官府，政商两界通吃，县衙门的实权人物都是他的好哥们，维持关系的手段则是不断地行贿和收买。从知县到底层的胥吏都被他一网打尽。仗着公权力的保护伞，他专门在县里兜揽公事，在司法腐败的温床里面大肆捞钱。比如两家打官司，他就在原告和被告两处里索贿，比如对原告说，他有政府关系，可以帮助他赢得官司。然后又跑到被告那里做同样的事情。里外通吃。西门庆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地方政治秩序允许的，或者这样说，县衙里的司法部门（包括知县）巴不得有西门庆这样的手腕灵活的人替他们贪污敛财创造收入。所以结果是西门庆相当于把持了官府，成为了官府在民间的代理人。西门庆和一般的市井无赖不同，这又是一个讲规则的人，利用规则致富，钻制度的漏洞来为自己敛财。皇权制度下最大的制度漏洞是它是一个人治政府。

我们通常讲，中央高度集权意味权力分配体系是头重脚轻的，最优质的人力和物质资源都向头部集中，所以在官方修订的历史书里面，高层政治动态会占据很大的篇幅。所以那些在讨论中国历史周期律的人，因为他们一直妄图是从官修历史书里面找出解决答案的线索，所以通常都是徒劳无功。像是一些所谓的亡国经验，比如西汉外戚专政，所以后世就打击外戚势力。东汉宦官专政，所以后世打击宦官势力。唐朝是武官骄横跋扈，所以后世推崇文官治国。宋朝是君主和士大夫共治天下，但是还是亡国了，所以明朝又开始压制士大夫扶持宦官。明代宦官权力很大，但是亡国了，所以清代又打击宦官。如此周而复始，老调重弹。因为历代的历史书很少把视角从高层权力版图中移开而专门聚焦于基层权力秩序运行。而《金瓶梅》填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白。不管皇权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版图如何变动，顶层设计所推行的政策不管看起来是如何富丽堂皇，宏大高远，在它落地的那一个时刻总是会打滑，跌一个趔趄。决定帝国命运的是政权内部和社会直接接触的部门，也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基层胥吏和官员，是历史书里面看不上眼的小官小吏。因为他们和社会对接，同时职位不高，可以将其看作是政权的毛细血管，姑且称之为毛细血管岗位。如果一个流动的官员（比如知县知府）想要贪污腐败，他不可能跑到县衙门的大街上对众人说他想捞钱，希望大家给他行贿。他还是要借助现成的毛细血管般的基层官僚体系来收取贿赂。所以当一个县官能够贪污腐败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县的基层吏治来说，腐败应当就已经是常态了。以《金瓶梅》里的明代基层吏治为例，当西门庆已经可以在清河县司法系统横行的时候，那么和司法相关的人员，像县长，县丞，主簿，典史，司吏这些岗位就铁定是全体沦陷为腐败窝案了。所以，为什么在这种体制下，反腐败越腐败？姑且不论腐败程度是不是加深了，因为腐败所惩处的只是位于权力主动脉处（相比于毛细血管岗位）的岗位，真的要想使得惩治腐败有效果，处理毛细血管岗位才是最釜底抽薪的。但是如果这样做，相当于把政权的执政基础给重新翻一遍，不亚于是一场革命了。如果这样做，没有了成熟稳定的毛细血管层的缓冲，政权相当于是狠狠地直接摔在了地面上。宋朝时期虽然发展出了比较成熟的流官体制，但是内嵌在权力基层的毛细血管岗位（胥吏）通常是比较稳定的，雷打不动。无法快速流动的权力细微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注定是要逐渐腐化的，腐败的（缺少监督又使得这种情况雪上加霜）。在一个权力基层完全腐败的情况下，处在权力等级中游或者上游的几个外派官员的清廉是不济事的，而且所谓的清廉，如果以明朝的情况，通常是这样的。就是像海瑞这样的清官，拒绝接受工资以外的其它灰色收入，那么在毛细血管岗位上的吏员看来，海瑞就是不识抬举，他们该贪污腐败还是照样贪污腐败，只是不再从腐败的收益里面分出部分好处输送给海瑞而已。既然腐败是贯穿整个明代吏治的，那么明朝前期的腐败和明朝后期的腐败的差别在于，一个是收钱办事，一个是收钱不办事，或者说，收了贿赂没有能力把事情办成，却把事情搞砸了。原因应当是这样的，在腐败横行的官场里，官员职位自然也被当作一项商品被明码标价，那么获得职位的人既然是德不配位的，他的能力不足以胜任这个岗位的基本要求。那么长久下去，每一个职位都是被没有业务能力的人占有。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整个国家遇到一些有挑战性的灾难时候，应对体系即使不是土崩瓦解想必也是不远了吧。所以，在亡国前夕，虽然可能也会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将才或者是儒家标准下传统的士大夫，但是由于他们所赖以凭藉的基层吏治（毛细血管岗位）已经是一团烂泥，所以，他们的救亡图存只能湮没在历史无情车轮的尘埃之下。

皇权官僚体制下也有所谓分权，就像上面提到的，清河县光是和司法相关的岗位就包括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司吏，还有孔目。但是这些花样繁多的岗位有什么用呢，西门庆如果要贿赂官府，当然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究其实，这种所谓的分权和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分权不是一回事。三权分立是三个独立的权力中心，但是皇权官僚体制下的分权，像清河县这样的，更像是某一个权力中心（可能是地方上的豪强，也可能是知县）的分身，徒然增加财政负担。像现在中共国，也有所谓法院，检察院，和行政院并列，看起来也是有三个权力机构，但是偏偏又鼓捣出来一个政法委，把司法体系又重新纳入到行政院的权力管辖之下。

这些毛细血管岗位和社会是直接接触的，那么当政权的权力末梢部分探入社会的肌理时候，社会里面也会相应推出一个对接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有时候就是像西门庆这样的地痞流氓可以把握住机会捷足先登。（这种演示过程里，是把政权看作是一座漂浮在社会土壤上空的岛屿，而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体制也确实如此）。西门庆是暴发户，但是如果这种权势地位可以延续几代人的话，那么就自然形成地方上的豪门（一个地方的豪门望族的形成有多种形式，西门庆的例子只是其中一种）。中共国权力秩序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在没有政治选举权力的国家里，偏偏允许村长选举呢？中共国的村长选举现场普遍是通过行贿收买选票，比如几百块钱买一户人家的选票，或者送一些小礼品给有选举权的村民。那么在这种规则下，当然是家底比较厚的人有更大希望被选上，或者说，家底比较厚的人通过资助某位被选举人上台，从而能够通过代理人来支配村里的事务。一些网友可能会觉得好笑，区区一个村而已，至于搞得这么有声有色吗？不对的，中国这二三十年的房地产爆发增长时期，农村土地价值飙升，地方豪强通过编织的村干部权力关系网来置换土地所有权，把村里他人的土地置换到自己名下，偷天换日，从而在征地的时候获得巨额补偿金。所以，这种过程也是我上面提到的，权力运行在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打滑了。政府虽然可以大手笔拆迁，但是被征收的土地所有者名单却是村里面村干部递上去的，政府工作人员是没有合适高效的渠道去核实信息真伪的，所以，村干部对土地文件做手脚是轻而易举的。然后接下来的戏码就是很熟悉的了，村民上访维权，地方政府虚与委蛇，甚至打压。所以回到为什么中共国偏偏为村长选举开了一个口子的问题，很显然，中国广大的农村里的权力秩序经过野蛮生长以后，总是会涌现出一大批“地方豪强”（这里的地方豪强是依附于大一统官僚秩序体系下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制度下的一个灰色环节，和以地方自治为特点的西周政体下的地方豪强不是一回事情。西周政体下的地方豪强是地方上原生秩序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具有维护维持秩序的主体意识），或者说是西门庆似的地痞流氓群体，地方政府通过和他们合作维持着地方秩序的运行，这样做的好处是成本比较低，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

西门庆不仅编织政商利益共同体，而且脚踏黑白两道，培植自己的江湖打手。《金瓶梅》前30回里，西门庆的狐朋狗友之一花子虚落魄而死以后，他又图谋花家的寡妇李瓶儿，眼见在生米要做成熟饭的当口，因为一次意外事件，结果是被狮子街上的行走医生蒋竹山连锅底都端走了，两人的婚事黄了。事后西门庆谋划报复，就专门到大街上雇佣了两个无赖，让他们到蒋竹山新开的药铺里找茬。特地伪造了一份借据，谎称蒋竹山欠钱不还，将他痛揍了一顿。同时买通官府将其抓捕到衙门里，以伪造的借据为要挟，一定要蒋竹山还钱。最后西门庆如愿以偿，报仇计划成功以后，回报了那两位打手，给其中一位打手兑现事前承诺的某一份美差。所以，像西门庆这样的地痞无赖居然又是一个讲信用的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在打土豪的过程中动员了相当多的地方上的无赖团伙，不知道是不是从西门庆这里得到的启发。我倾向于是，理由是这样的，毛泽东虽然是湖南村里韶山冲出身，但是他的早年生涯其实是按部就班的，求学，离开老家，结交的一些朋友也大都是校园里的同龄人。甚至最后迎娶了大学教授的女儿。他没有混黑道的经历，他也不像是和韶山冲或者湖南长沙地区的街头无赖们称兄道弟的人，所以他的关于地痞无赖的知识就应当是来自于《金瓶梅》。更加准确的说，他借用地痞无赖来打土豪的方法应当是从《金瓶梅》塑造的人物西门庆这里获得灵感的。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他的绝大部分“江湖知识”都是从这本书里面得来的（这里就不必纠结于毛泽东是半部《金瓶梅》治天下，还是整部《金瓶梅》治天下），这里不是想贬低这本书，恰恰相反，这更加印证了这部书的艺术价值，它把明代社会风俗长卷极其生动写实地描绘了出来，以至于数百年以后还是可以适用而不过时。

蒋竹山的店铺被西门庆雇佣的两个混混打砸的时候，柜台上的药物撒了一地，有些撒到店铺前面的大街上，结果引来路人的哄抢。老实说，这幅众人哄抢的画面相当震撼，因为这种哄抢的行为在当下的中共国也是司空见惯的。《金瓶梅》跨越时空的价值。

研究中国历史上权力秩序的人，真的不应该忽略这本奇书。铁打的西门庆，流水的帝王。不管王朝的开创者是谁，是斩白蛇起义的刘邦，还是唐宗宋祖，还是“驱除鞑虏”的朱元璋，像西门庆这样的人总是能够在帝王将相创建的体制里面一直赢。中国近两千年的体制，如果以个人自由度而论，分封体制下的周朝是最自由的，其次是西汉东汉。以后的话由于统治者的专制技术和专政经验不断累加，所以看起来，总体的自由度应当是往下走的。但是其中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衡量自由的指标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项，像是迁徙自由，职业自由，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等等。还有一个自由指标，就是持械自由。汉朝时期，民间持有武器还是合法的。元朝时期就不是了。异族统治下，由于族群对立情绪，统治者尤其提防民间汉人的持械自由，满清时期还要提防结社自由和思想自由。关于迁徙自由（主要是出国这块）这一项，以后有机会会专门探讨这方面的内容。

a.《红楼梦》在很多的地方借鉴了《金瓶梅》，或者说，处处都有《金瓶梅》的影子。光是从前三十回来看，光是人名就有很多地方相似。比如西门庆的小厮来旺来兴，丫鬟迎春（迎春在《红楼梦》里是一位千金小姐）。西门庆奴仆来旺儿被陷害，在被发配到外地的时候，临行前被押解到西门庆府邸前，拜托了同一条街道上的邻居贾仁清，伊面慈去向西门庆求情。这里的这个邻居名字贾仁清，伊面慈显然是一种讽刺，（贾仁清）假人情，假和贾互用，这不就是《红楼梦》里贾宝玉（假宝玉）甄宝玉（真宝玉）用法的源头吗？《金瓶梅》里面，西门庆的妻妾围着西门庆团团转，他们都以获得西门庆的宠爱为生活的意义。西门庆有钱有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贾府众人也是围着他团团转，虽说是含着金汤匙的公子哥，但是贾宝玉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他是皇权的象征。有知乎（或者b站）网友在解读《吴氏石头记》的文章里面谈到了，贾宝玉是口里含着通灵宝玉出生，口中含玉，那就是国。他又是喜欢女儿的胭脂，喜欢红色胭脂泥的，那当然只能是传国玉玺了（印章需要沾染印泥才能使用）。通灵宝玉上面刻制的铭文也和传国玉玺多有重合。《金瓶梅》的人物对话的语言艺术堪称是登峰造极，尤其是西门庆的头号宠妾潘金莲，出语泼辣爽利，很怀疑《红楼梦》里的王熙凤的人物塑造应当是借鉴了潘金莲。不仅是潘金莲和王熙凤，她们两人的丫鬟在形象上也有重合的影子。潘金莲的心腹春梅，聪敏伶俐，举动惊人，和潘金莲两人“外结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潘金莲将其视为养女一般看待。王熙凤的大丫鬟平儿也是如此待遇。《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的结局都不好，死的死散的散，王熙凤的最终结局应当是英年早逝，如果参照春梅为横死的潘金莲安排祭奠的场景，那么幸存下来的平儿也应当在王熙凤身后安排类似的吊念的场景。《金瓶梅》里和潘金莲一起住在花园里面的李瓶儿，虽然是西门庆迎娶的第六个妾，但是由于她是带着巨额家财进入西门庆家里，而且为人有仁义，又谦让有礼，所以得到西门庆家里上下上下的敬重（除了喜欢争锋吃醋的潘金莲）。李瓶儿死去以后，西门庆安排的葬礼非常风光，可以说是西门庆按照所能拿出来的最高等级的礼仪来安排的，包括像是棺木的原料的稀有珍贵程度，来吊唁的宾客囊括清河县的名流甚至惊动了省一级的高官等。做法事所邀请的法师都是有名气的，连那位能通鬼神的法师都被邀请到。整条街道的街坊邻居以及路人都在围观或者参与丧事以及酒席，显得整个清河县都在为西门庆的第六个姨太太的去世举哀一样。《红楼梦》里面的秦可卿也是差不多的同样的人物特点，也是同样在英年早逝以后，宁国府贾珍操办丧礼的前前后后也是不遑多染。秦可卿和王熙凤的关系也很近，两人义结金兰，情同姐妹，而潘金莲和李瓶儿虽然是有对垒的意思，但是毕竟两人都居住在西门庆府邸里的大花园里面，这是其他人所没有的待遇，又是比邻而居，所以也预示了两人之间不寻常的关系。秦可卿逝世以后向王熙凤托梦，托付的内容也算是富有远见，李瓶儿去世以后也有着托梦的情节，同样也是点醒后事，富有远见。《金瓶梅》里面，西门庆购买了隔壁邻居花子虚的房产之后，着手改建工程。将两家相邻的院墙拆除，原址上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大花园。《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也是在宁国府荣国府的相邻处，通过拆毁院墙而在原址上建造的。三十回以后，李瓶儿生养的儿子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夭折，李瓶儿悲痛欲绝，每日以泪洗面，“也是前缘前世里少欠下你冤家债不了，轮着我今生今世为你眼泪也抛流不尽”，以今生的眼泪来还前世的冤家债，这不就是《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还泪之说的出处吗？《金瓶梅》里面酒席上有诗句“白玉生香花解语”，《红楼梦》里的一处章回标题，“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b.《红楼梦》里贾府最终败落，《金瓶梅》里西门庆死去以后，他生前经营的眩赫势力也是如秋风扫落叶风流云散，奴仆婢女都趁着机会在这个倒塌的过程谋利。去浙江购买丝绸的韩道国等人半路上将货物发卖，瞒着月娘（西门庆遗孀）偷偷转移财产。孙雪娥勾结来旺儿偷取月娘房中的金银首饰，然后在一个无人注意的晚上，买通看门人，两人私奔，越墙而逃。西门庆的发小应伯爵，西门庆在世的时候，应伯爵利用和西门庆的关系，蹭吃蹭喝，拿了西门庆不知道多少好处。西门庆一死，转而就投到其他人门下，帮他们挖西门庆家的墙角，从中收取好处。《红楼梦》中也体现了这种世态炎凉，像王熙凤的女儿被亲舅舅卖到妓院。但是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应伯爵的这种行为又是多么的合理自然，作者丝毫没有因此而对这个人物投上多少的道德优越感。作者只是在试图刻画出，所谓的世界，芸芸众生的动机无非是一环扣一环，最后都会落脚到衣食父母的问题上。应伯爵有一家子要养活，而他又不务正业，没有特殊的谋生技艺，所以就周璇在各个权势人物之间谋得一星半点银子。潘金莲和女婿陈经济的通奸事迹败露，潘金莲被赶出府第，陈经济和月娘的关系决裂，这又埋下了潘金莲的被仇杀的厄运。潘金莲之前为了进入西门庆府第，毒杀了卖烧饼的亲夫武大（武松的亲哥）。武松遇到大赦回家，以报仇的名义，以非常狠毒的手段杀死了潘金莲和媒人王婆。在《水浒传》里面，由于全书弥漫着一股浪漫主义的气息，所以武松的仇杀行为多少有被肯定的部分。但是到了《金瓶梅》里面，浪漫主义退场，只剩下非常裸露的血腥场面。不管武松秉持何种大义名分，潘金莲惨死过程不亚于遭受了非常不人道的酷刑。作者虽然在评语里表达了古典著作里常见的善恶因果循环的劝世寓言，但是丝毫不会刻意隐瞒屠杀现场的残暴，而是真实的记录下来，这是非常难得的。其实这种叙述可以扩展开来，不管以何种公义正义的名义，杀人现场的残暴性终究不是可以轻轻地遮掩过去的。就个人刑事案件而言，事实和价值判断，兰陵笑笑生选择了前者，所以才成就了《金瓶梅》不朽的人道主义精神。《红楼梦》中贾府的结局既然也是树倒猢狲散，那么它的场景和西门庆府应当是差不多的。《红楼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在常见的个人命运兴衰的基础上又打上了朝代更替的隐喻，这就赋予了这部小说以沧海桑田的历史沉重感。兼具家族和国家命运的双重演奏的乐章，不过在王朝政治的家天下体制下，家国一体，这倒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