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码与中国的就业和生育

被绿码筛选的一代人：

关于中国当前的高失业率和低生育率，主流的解释通常指向几个方向：经济下行、房价高企、教育成本、社会观念变化。这些因素都是真实的，但它们都是疫情之前就存在的长期趋势，无法解释2020年之后失业率和生育率的加速恶化。

本文提出一个不太被讨论的假说：三年健康码体系通过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市场筛选机制，完成了一次静默的、不可逆的经济结构重组，这种重组的后果在解封后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在持续深化——而且它同时打击了就业和生育，不是通过两个独立的路径，而是通过同一个机制。

一、从武汉封城说起：全面停工为什么不会造成结构性失业

要理解健康码的影响，需要先理解一个反事实：如果三年防疫不是按健康码模式而是按武汉封城模式进行，就业结构会怎样。

武汉封城是全面停工。所有企业同时关门，所有工人同时回家。这种模式的经济代价巨大，但它有一个被忽视的特征——它不产生结构性失业。因为全面停工不提供筛选机制，企业无法在停工期间区分"需要的人"和"不需要的人"。复工时所有人一起回来，因为生产需要恢复到停工前的水平。就业结构在停工前后基本不变。

全面停工是集体性的、临时性的、平等的。它像按了一个暂停键——暂停期间很痛苦，但按下播放键后一切恢复原状。

健康码改变了这一切。

二、健康码的筛选机制

健康码的核心功能是把人分成两类：绿码（可以工作）和非绿码（不能工作）。这看起来只是一个防疫管理工具，但它在劳动力市场中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副作用——它把一个本来是集体处境的问题（疫情导致所有人不能工作）变成了一个个体处境的问题（你个人的码有问题所以你不能工作）。

在这个筛选机制下，企业被迫进行了一次非自愿的"压力测试"。当一部分员工因为赋码问题无法到岗时，企业发现了一件事：用更少的人也能维持基本产出。一个原来1000人的工厂可能在反复封控中发现600人就够用了。

这个发现不是企业主动追求的——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企业会随机地让三分之一员工突然消失来测试自己还能不能运转。但健康码替他们做了这个实验。而一旦实验结果出来了——我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人——这个认知就不会被遗忘。

三、和经济下行导致的裁员有什么不同

通常的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影响是需求侧的：订单减少→产能过剩→裁员。这种影响是周期性的——经济复苏后需求恢复，企业重新招人。被裁掉的人虽然暂时失业，但他们的岗位在概念上还存在，只是暂时不需要。

健康码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它不是减少了需求，而是让企业发现了一个新的、更低的效率边界。你用更少的人做同样多的事——不是因为需求变少了，而是因为你被迫重新组织了工作流程、淘汰了冗余环节、让留下来的人承担更多职责。这种组织效率的提升一旦完成就是不可逆的。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经济下行裁员像是把一个房间里的人临时请出去——门还开着，经济好了他们可以回来。健康码的效应像是重新装修了房间，发现其实不需要那么大——墙已经砌好了，你不会为了让更多人进来再把墙拆掉。

而且两种机制打击的人群也不同。经济下行中企业裁员，通常裁的是两类人：成本最高的高薪员工和最容易替代的新人。中间层的熟练工相对安全。

健康码下企业的选择则是保留熟练工、停止招聘。这是一个完全理性的选择——在反复封控的不确定环境中，你不知道明天谁会被赋码不能来上班，所以每一个在岗的、已经熟悉工作流程的员工都更珍贵。你绝不会主动裁掉他们。但你也不会招新人——因为新人意味着培训成本，而你不知道他在培训完成之前会不会因为码的问题消失，甚至整个公司因为新人而被封控进而被迫停产。

结果就是：在职的中年熟练工被保留了（虽然工作量增加了），而试图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被挡在门外了。不是被裁掉的——他们从来没有被雇用过。

四、隐形的失业

这种"从未被雇用"的失业比传统的裁员更难被看见、更难被统计、也更难被解决。

一个被裁掉的35岁工人，他有明确的失业时间点、有工作经历可以写在简历上、有前同事的社交网络可以帮忙介绍新工作、有失业保险可以领取。他的失业在统计上会被捕捉到，在社会上会引起关注。

一个从未被雇用的22岁毕业生，他没有工作经历、没有职业网络、没有被"裁掉"的记录。他的状态是"一直在找工作但找不到"。如果他放弃了找工作（"躺平""摆烂"），他甚至不算"失业"——因为失业的统计定义通常要求你"正在积极寻找工作"。

三年健康码期间，每一年都有大约一千万毕业生试图进入就业市场，同时还有大量从农村进城的年轻劳动力。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撞上了一个已经不再招人的就业体系。这些人被分散在三年的时间线上，彼此不认识、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不会形成集体身份认同，也不会产生集体诉求。他们各自认为自己运气不好、能力不足、时机不对——而不会意识到他们是一个系统性筛选机制的牺牲品。

2023年青年（16-24岁）失业率在超过20%后官方暂停了发布。即使后来恢复发布时调整了统计口径（排除了在校学生），数字仍然不好看。这和上述分析完全吻合——受打击最严重的不是在职者，而是试图入场的新人。

五、工资为什么没有跟着工作量上升

如果企业用更少的人维持了同样的产出，那留下来的工人理应获得更高的报酬——他们干了更多的活，而且更难被替代。如果报酬真的提高了，至少被保留的那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应该改善，也许能支撑程序员式的单收入家庭模式。

但这没有发生。原因在于健康码体系系统性地压制了工人的议价能力。

在封控期间工人没有流动自由。你的码绑定了你的工作地点，跨城市流动需要面对不同地区互不兼容的健康码系统、随时可能变化的隔离政策、不可预测的赋码规则。在这种条件下，"不涨工资我就跳槽"的威胁不可信——因为跳槽的成本和风险被健康码大幅提高了。

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有利益同盟。我们需要理解，健康码的运营方——地方政府——和使用健康码管控劳动力的企业之间存在利益绑定。企业是税源和政绩来源，政府为企业提供劳动力管控的便利（包括用码限制工人流动），企业为政府贡献GDP和就业数字。在这种结构下，帮助工人提高议价能力不在任何一方的激励中。

工会的完全失能。2022年11月富士康暴动期间，郑州的工会在干什么？他们在组织"党旗飘起来、党徽亮起来"的政治宣誓活动和社区消杀。工人冲破围栏和警察对峙的时候，工会的工作内容和工人权益没有任何关系。这不是郑州工会的特殊问题——在整个中国，工会不是工人利益的代表，而是党的组织传动机构。没有任何制度化的力量帮助工人把"工作量增加"转化为"工资增加"的诉求。

所以生产率提升的收益没有流向劳动者——它变成了企业的利润留存和地方政府的税收。企业用更少的人干了同样多的活，付了更少的总薪酬，利润率上升了。这是健康码对生产派改开干部的吸引力之一——防疫不仅不妨碍他们的经济利益，反而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企业利润。

六、两极化的就业结构如何打击生育

以上分析揭示了健康码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呈现一种两极化状态：一小部分人承担了过多的工作但收入没有相应增加，大部分年轻人被排除在正规就业体系之外。

这种两极化结构从两个方向同时打击了生育。

被保留的熟练工。他们工作强度增加了，但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生产率提升的收益被企业和政府拿走了。他们感觉越来越穷，不是因为工资降了，而是因为工作量涨了但工资没涨。同时他们面临极度的不确定性——不知道自己的码什么时候会变黄、不知道工厂会不会被封、不知道下个月这份工作还在不在。在这种高压和高不确定性下，让配偶退出劳动力市场专注生育是不理性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收入什么时候会突然中断，双方都工作是一种风险对冲。

被排除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的不是"生不生"的选择题，而是连选择的前提都不具备。没有稳定工作意味着没有稳定收入、没有住房、没有社保。而且这批人在三年里的社会化过程被严重打断——线上化的生活压缩了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你很难在封控、失业、经济前景黯淡的条件下完成从认识人到建立关系到结婚到生育这一整个链条。

而且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断裂本身也在抑制生育。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劳动力市场中，年轻人通过入职、学习、晋升逐步积累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在某个时点达到"可以考虑生育"的条件。但当入口被封死时，这个积累过程被截断了。他们不是在"推迟生育"——推迟意味着以后会补上——而是从未到达过"可以生育"的起跑线。

七、为什么这些影响不会随解封而消退

2022年12月健康码下线了。按理说，限制工人流动和议价能力的物理工具消失了，劳动力市场应该逐步恢复正常。但实际上没有。

企业端的认知重置是不可逆的。企业已经知道可以用更少的人运转。这个知识不会因为健康码消失而被遗忘。它们已经按照精简后的人力配置重新设计了工作流程、调整了管理结构、重新分配了职责。恢复到疫情前的人力水平意味着推翻所有这些调整——没有任何商业理由这样做。

被排除的年轻人的能力缺口在扩大。三年里未能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不仅缺乏工作经验，更缺乏正常的职业社会化过程。他们在2020-2022年间——人生中最关键的技能形成和社交网络建立期——经历的是线上课程、取消的实习、中断的社交、碎片化的信息环境。解封后他们涌入劳动力市场，发现自己不仅面对不招人的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也远低于疫情前同龄人的水平。

而且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找不到工作→没有经验→技能进一步退化→更找不到工作→在社交媒体上花更多时间→对现实工作的认知进一步脱节→即使有机会也可能无法适应。

三年社交媒体塑造的认知方式也是持久的。封控期间年轻人的信息来源几乎完全是短视频平台。这些平台的算法奖励情绪化内容、压缩注意力时长、用碎片化的信息流替代深度思考。三年下来形成的认知习惯——碎片化、情绪驱动、缺乏因果推理——不会因为解封而自动恢复。这些认知特征在职场中是严重的劣势，进一步削弱了这批人的就业竞争力。

八、和通常讨论的失业与生育问题有什么不同

通常关于中国失业和生育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几个长期因素上：经济下行、技能错配、房价和教育成本过高、社会观念变化等。这些因素都是真实的，但它们的影响是渐进的、连续的——它们解释了为什么生育率在过去十年缓慢下降，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在2020年之后加速恶化。

健康码假说提供了一个解释加速恶化的机制——一次结构性的冲击叠加在了长期趋势之上。打个比方：长期因素像是一条缓缓下行的坡道，健康码像是在坡道中间制造了一个台阶式的断裂。你不能只用坡道的斜率来解释断裂后的高度差——那个台阶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而且这个台阶和通常的经济冲击（如金融危机）性质不同。金融危机造成的是周期性的需求萎缩——经济复苏后需求恢复，就业和收入也恢复。健康码造成的是企业对自身运营效率的认知重置——这不是一个可以被经济复苏逆转的周期性变化，而是一次永久性的结构调整。

政策含义也因此不同。如果问题是周期性的，刺激需求（减税、补贴、宽松货币政策）可以解决。如果问题是结构性的认知重置，刺激需求不会有效——因为即使需求回来了，企业也不会按照旧的人力配置来生产。需要的是改变劳动力市场的议价结构——让工人能够分享生产率提升的收益——而这涉及的是工会功能、劳动法执行、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层面的改革，远超宏观经济刺激的范畴。

同样，如果生育率下降的加速部分源于健康码造成的就业结构两极化，那么通常的"鼓励生育"政策（延长产假、生育补贴、降低教育成本）只能触及表层。真正的问题不是"生孩子太贵了"而是"收入分配结构不支持生育"——一部分人工作太多但收入没有跟上，另一部分人根本没有收入。前者需要的不是生育补贴而是劳动报酬的提高，后者需要的不是产假而是工作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