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一个身患多种性病的美人

它是美的,病态的美,否则蔡元培、胡适、鲁迅等有深厚古典学养的知识人不会戴着西学的避孕套去考据中国古典文化。
本文讨论的中国文化不仅儒释道,现如今用此三家概括中国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系统,是国族发明时期的笼统总结。古代中国读书人年轻时读圣贤书(儒家经典),想治国平天下做一番事业,入仕途顺利则成为儒教社会的卫道士,如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还能保存性命,便假装看破功名利禄,闭门研究玄学,不问国是,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乱世中儒生的有为常遭遇杀生之祸、灭门之灾。有些居权位的儒生虽然知道明哲保身,却舍不得官僚特权,只好犬儒(关于犬儒请自行查补资料)。不少儒生士大夫开始修道修佛(儒释双休、儒道双休等),除了研究宗教,还爱涂脂抹粉、吃五石散,让自己有得道成仙成佛之感。关于这一时期的很多士族的荒谬行经,各位可以多了解,这里不一一说。

中国文化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它的处境是只变种不革新,因为它不能否定过去的自己(而西方人可以批判自己贩卖奴隶的行为,其实中国人到民国初还贩卖人为奴,很多穆斯林国家现在仍好这口)。文化包括哲学、人情世故、风俗习惯等等,不仅中国文化很难一篇文章或几本书能说清楚,就是美国文化也千万文字不能说明白。所以我谈的不是中国文化的本质,而是利用文化产生的现象解释中国人的一些行为,以及对目前华人生存状态的影响。

没有哪样美德是儒释道经典没说的,没有那些缺点是中国人的语言不能粉饰的。一百多年前中国人被世界暴打,有些励精图治的中国学人开始谦卑的欣赏蛮夷的文明,小心翼翼地检讨自身文明,但还要打着取精华去糟粕的护身符讨论国民性。

虽然中国文化多次被毁容再整容,早没了先秦风、汉唐骨,却仍妖娆,对内能凝聚人心,对外能招揽一些洋嫖客。有些强暴中国文化的统治者后来会利用它,上了再拐卖出去赚钱,满人开始要他们剃发扎辫子,还做四库全书修改中国传统文化,最后拿来在西洋人面前炫耀,还凝聚汉族官僚制夷。

中共开始也反中国文化,但为了在中国长治久安(安心腐败),不得不让中国传统文化还阳。嗯!没有哪种文化更能为腐败辩解的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知道老祖先留下的遗产的好处,于是收编台港残存的佛教道教文化,以及各种中国传统民间方术(气功、算命等),这样对外可统战海外华人,对内可填补大陆人的信仰真空,从台湾宗教人士为中共四处奔走呼喊中华民族要认祖归宗,到宗庙受陆资渗透就可见一斑。

到了新世纪之初,中国频现祭孔、汉服热、国学热,一些如双修文人(或儒释双修、儒马双修、儒耶双修等)争当中共的文化包衣。
所以中共不懂中国文化不要紧。朱元璋懂吗?多尔衮懂吗?不需要懂,老板不懂技术,有钱请专业人士做,只要权术玩得转,厚黑统儒。刘邦、朱元璋没有文化,照样有读书人献策,满人不懂汉文化,汉人包衣来相助。何况,本朝毛太祖是读书人。

毛泽东成长在中国农村,比王明、博古等马列书呆子更了解中国老百姓的劣根。在毛发动的数次肃清下,中共成了一个披着洋皮的中国土鳖独裁政权,于是农民包围城市,土鳖建国,对知识分子打打杀杀。但毛七东不是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他爱读书,而且喜欢读线装书,所以很懂中国传统知识人的堕落和虚伪,以文人斗文人,相互揭发,连斗党官都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中共不是苏俄马列。苏俄不要脸但是直男性格,直接暴力统治。可中共是由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组队而成,他们初代领袖要么读文言文,要么不识字。

邓小平也是个低级知识分子,也读书,他给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知识分子平反,借知识分子的知识愚弄百姓。读书人地位稍恢复,又兴致勃勃为权力服务(你可以想象朱棣杀那么多江南读书种子,还会有后来的东林党),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传统。

邓小平及之后的中国统治者,深得中国文化道德治国、以人治国的要领。
儒家和法家都是以人治国。法家是性恶论,儒家是性善论。法家直接把一个国家变成偌大的集中营,个人完全没有自由,全由政府安排一生,只用律法惩罚恐吓百姓,从不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商鞅官位再大也无法让自己的母亲脱离罪奴之身。全国都是皇帝的奴隶,法家对国家的监控导致商鞅最后逃难失败。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所以要给人教育成守规矩的人,而善良的人是不该犯罪的,也不会作恶。所以在漫长的儒教意识形态统治中国人精神的岁月里,中国人会出现明君、清官、君子之类的道德楷模。这看起来不错,但其实蕴藏很多人道灾难。如果说法家制度下容易出现小人流氓,举报成风,那么儒家治国则容易出伪君子。

与中国人的哲学习惯不同,西方人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和心理学,对人性剖析得非常深入。基督教文化认为人性有天使和魔鬼两面,一个人的德性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旦邪恶战胜则灵魂远离上帝,成为撒旦门徒。西方心理学对人性善恶的研究里,人性比基督教的论述更复杂,甚至有可能出现人格分裂,一个人拥有两个人格,甚至多层人格,而且一个人的性格成因又牵涉到文化习俗和成长经历。

既然人性如此复杂,要人性符合道德来维持社会秩序是徒劳的。从闪米特人的圣经,到犹太人的贸易习惯,再到古希腊和罗马的宪法精神,都透露出契约的光芒。西方法制最初是建立在契约习惯的基础上。这种契约精神是超越宗教和道德的,在犹太教圣经出现之前,两河文明就有,所以影响了闪族人的宗教,连上帝都要与人类立约。
契约并不是口头承诺那么简单,而是写入文字里,这个看起来多余的举动奠定了西方文明建立的国家都是商业国家,而非农业国家。

为什么一纸文字对商业那么重要呢。在东方很多民族文化里,也有买卖交易,但都是熟人文化,找地保做担保,否则你有字据,人家也可以不认账。也就是说中国人相信的是人,而不是证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历史大部分时期是分裂的,但找不到任何一张两国之间的文字契约,因为谁有权威能担保两国的交易呢?于是就只好对天发誓,或者求神见证,可是那不靠谱,违约真的被雷劈吗。古代中国人发生利益纠纷,要么找官,要么找乡里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公道,而官也是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就是典型的人治,而那个人被称为父母官或被认为德高,就是德治。
西方人建立了一种制度,就是法治。LAW翻译成法律原本是不太合适的,容易被诡辩的人说成和法家有联系,就像god翻译成上帝让人联想到昊天上帝,但我也不知道翻译成什么最好,只能继续延用。
西人的法制系统是不论人,不论好坏的,是铁板钉钉根据立法条文判决是非。喜欢看英美系法律影视剧的人都有印象,他们打官司完全看证据,而不是像某些影视(审死官、金牙大狀等)讲述清朝状师那样靠讲歪理,靠语言为人脱罪,甚至还会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批判。

西方的法律是就算那个人是坏蛋,但如果你违反了和这个坏蛋立下的约,你虽然是德高望重,你一样要接受惩罚或被迫履行与坏蛋的约定。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虔诚的天主教徒安东尼与一个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借钱,契约写着违约要割安东尼身上的一磅肉。后来安东尼的商船失踪,无法偿还债务,与夏洛克上法庭。安东尼和夏洛克是全城都闻名的,安东尼是一个热心帮助朋友的天主教徒,且借钱是为给朋友办婚事;而夏洛克是犹太教徒,放高利贷,睚眦必报的小人,人人讨厌他。但法律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不论好人坏人,一切按照条文办。当然最后安东尼被聪明的女子救了,要求夏洛克割肉时不能流血,因为合约里没说要给血他,如果流一滴血,就反告他企图谋杀安东尼。
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城邦国家,是文艺复兴时期东西方贸易枢纽,所有欧洲和亚洲的贸易都经过这个国家(直到土耳其人垄断东西方贸易咽喉),而且它还打败过摩尔人的多次进攻。这样小小的天主教国家是怎样成为当时东西方贸易中心呢,理由只有一个——法制。

任何人在威尼斯做贸易,他们的财产和人身权益受到保护,哪怕你是被鄙视的犹太人和穆斯林。要知道当时的教廷有多大力量,异教徒多被歧视。歧视哪里都有,有地域的,种族的,各方面的,但歧视只能在心里,在法律面前还是根据法律办事。发展到英美系法制,还设有陪审团。陪审团判断是否有罪,然后由法官量刑处理,可以说做到程序正义。

西方的法律精神并不以人性善或恶来判定是非,只是以证据说话,一份证据说一分话。这样的制度不是从天掉下来的,是和西方人的文化习惯有很大渊源,他们认为人无论好坏都会做错事,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一个人犯了错,他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但不等于你可以向他吐唾沫,让罪犯游街示众,上电视忏悔。法制要以事论事,一个人曾抢劫坐牢,不等于这次打劫就是他。一个人从前做了很多好事,他也会受到诱惑做坏事,但不能因为这次做了坏事而说他以前做好事是装的。一个坏人常做坏事,但也可能无意做了好事。

在中国文化里,君子是不能犯罪的,甚至不能做坏事,一旦做了被认定的坏事,人们对其只能采取两种评价,一个是,这个人从来就是坏蛋,以前都是装好人。所以中国的君子一旦一时糊涂做了坏事会极力做更多错事来掩盖,因为他怕从一个人们眼中的圣人变为一个老贼。这就不难解释中国传统的道德楷模明明做了坏事都动情地说是好事(月娥有点像这类),说”我是为了自己吗?都是为了大家,为了顾全大局,我有什么错“。另一个说辞是,这个人是好人,算了吧,谁能无过呢!于是好人做了坏事就没有受惩罚。长此以往,好人可能做坏事上瘾,或让旁观者觉得只要自己平时做多点好事,以后做了坏事也可以不受惩罚。好的制度让好人更容易做好事,坏人做坏事有忌惮不至发展到毫无下限一条路走到黑,坏的制度让好人也做坏事甚至必须做坏事,而坏人做坏事零成本。

今年我老爸的老家打电话过来,说祖屋要拆,政府补钱。老爸的一个同乡张伯就没有钱分。张伯原有四爿祖屋,离开乡下时给了同族的人,转单位出城市后房子都被别人住了。那些人和村长说是他们的房子,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张伯的,但又没有证据。我问没有房契或者别的字据证明吗?老爸说那些祖屋从来没有字据,最老的房子可追溯明代,都是口头说给谁谁就去住了,当时村里人都可以作证(可人心会变,长时间不往来就不热心为你主持公道了,又可能被收买)。中国文化是小农熟人文化,只要大家知道就可以作为凭证,如果你在乡里人缘差,有了字据也不作数。可见现在很多电视剧里的古代中国,买一块地要有契约按手指纹,都是戏说的,真实的古代中国很多买卖不讲合同,要求立字据签字或打手指纹被认为是侮辱对方,对方会说”难道我是不讲信用的人吗?不问问谁谁谁“。一般人的买卖交易,全靠乡里乡亲街坊做信用担保,出现纠纷怎么办?找乡亲、族长,总之是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公道。一旦族长偏袒一方,另一方也只能认栽,或者上衙门,唉,还不是由官说了算,菩萨保佑遇到清官吧,这就是人治。知道为什么商贾在古代中国地位那么低,口碑那么差了吗?专职的商人不像农民和地主与熟人做交易。商人和大量陌生人做交易,没人情担保,所以大多数交易要求对方立字据,商人和商人打交道相安无事,一旦商人和非商人做交易(比如官吏、士绅、农民)就会被说得很不堪,说这样都不相信人,谁不知道我x某人乐善好施、扶微济贫,云云,这就是以德治国。可是,你以前守信,不等于你这次会守信,人家的权益如何保障。不仅买卖不喜欢契约,连结婚都是乡亲知道,天地知道便可,没有文件证明。中国文明走到二十世纪都没有发展出西人的法制,就是因为文化习惯造成的。

因为中国自古是人情治理社会,偶尔也出现类似民主的行为,但都是靠人的感性而为,人心难测,不成制度。中国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祖先都有推荐、选举等原始行为,但只是社会结构简单时期的暂时管理办法,一旦人口多,这些政治行为就消失。不是长远的文化积累的政治行为,哪怕有选举,也是多数人专制少数人,僭主骑劫民意。

英美人还是会觉得自己的法律有不足,有时候由于证据不足会冤枉无辜或错放罪犯。
我记得有一部美国电影reversal of fortune,是讲一个犹太律师为一个社会名声很坏的名流做辩护。他的法律系学生有的很反对,觉得那个名流是人渣,不该为这样的人辩护。然而律师认为他只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那些豪门想通过钱雇私家侦探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样有钱人就可以玩弄法律。这个电影很好诠释了西方法律文化。最后那个坏人被判无罪。我觉得反死刑是对法律缺席时候的一个纠错手法。
也有一部老美剧,我忘了名字,讲一个法官经常由于证据不足,不得不判很明显有罪的人无罪,后来他妻子被杀了,又无法用法律惩罚罪犯。法官后来走上了钓鱼执法,私下找到嫌疑犯的罪证,把坏人绳之于法。

不正视自身缺点的国家、个人、制度、文化,它也不会有优点,因为毛病多得不敢提,越是不提,积累越多,恶性循环。西方文明承认不完美,努力追求真相真理,而真理的探索又是无止的。欧洲文艺复兴继承古希腊文明,又不断推翻先贤的理论,整合前人成果,再推翻发展。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无论被推翻多少,他依然被西人尊为圣贤,因为那些古人提出和研究的问题比答案更重要。就事论事,反观点不反人,吾爱先贤更爱真理,就是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拿多少诺贝尔奖可以学到的。哪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推翻也不奇怪,但他依然名留西方科学史(但中国人可能会骂他是骗子,或说电话之父贝尔比不上华为工程师)。中国人拜祖,祖先之法不可改,祖先之言不可疑。中国人是论人不论事,有没有理,得看是谁说的。你能聪明得过古人?你有什么了不起?如果问牛顿,他会说,我比古人知道多是因为有前人的知识积累。

我不是说西方文明就一点毛病没有,但人家连奴隶买卖和给奴隶自由都白纸黑字写在法律里,这样后代学者要清算就方便了。而中国的人口贩卖几千年一个官方文件都没有,连奴隶的名字都和”福寿膏“那么美“奴婢”“丫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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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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