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成員的精神疾病
作者 中國網友
第三次憤青運動是指繼上世紀和義和團運動、紅衛兵運動之後，九十年代以來持續至今的憤青運動而言，之所以將這三次歷史事件統壹歸為憤青運動範疇，即是因為它們有著極為相近的典型特征。其約略的定義為：壹、強烈的反西方意識，迷信極權暴力；二、狂熱的民族主義，以愛國主義為旗幟；三、以青年為主流群體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有全國性的廣泛影響；四、有暴力傾向，是非理性的，是反現代政治文明的，且有權力背景。不具上述特征的青年政治運動，不是憤青運動，不在討論之列。
我們也須對民族主義約定壹個範圍：民族通常是以語言體系為紐帶的，也具有相近相同的文化特征，語言是維系族群活動的首要資源，不同語言之間的族群因其民族歷史文化記憶不同，民族主義的內容也不盡相同。說漢語的是以漢族為主導的民族主義，也包括其他漢語系的少數民族，漢民族為絕大多數。說藏語的是以藏族為主導的民族主義，藏民族占多數，也包括藏語系的其他少數民族，蒙古語與突厥語系的民族主義以此類推。這裏所談的民族主義是漢語體系的漢民族為主體之民族主義，憤青運動亦如此理，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或憤青現象不在討論之列。而此文所稱之“民族主義”也不是孫中山先生用民族精神來救國的民族主義，是指帶有大漢族主義色彩的憤青式狂熱民族情緒，因為他們及社會上統稱之為“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有明顯的反智主義色彩，但也非本題目之任務，亦不在討論之列。
壹、義和團運動 發生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史稱“拳亂”）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民族運動，雖然運動的主體是壹群不識字的農民和極端保守的滿清統治集團，但義和團從民間走向國家政治舞臺後，即以農民戰爭的方式來發起對外來民族的戰爭，是最終造成更大民族災難的起因，也深刻影響百年來的現代史。中國失敗於鴉片戰爭，壹些知識分子覺醒了，以向西方學習的洋務運動為強國之策。但甲午戰敗後，中國不得不進行政治改革，但改革只限於朝廷和學者，底層民眾並未參與。而農民則認為西方的文化經濟侵略是中國社會衰落的根源，只有趕盡殺絕外國人，中國便天下太平。於是義和團以驅趕外國人為宗旨，向壹切外來的人和物發起猛烈攻擊，火燒天主教堂，殺害教士信徒，殺害享有特權的外交人員。義和團不是國防軍，其軍事組織是依自然村鎮上形成的“壇口”、“拳廠”或“紅燈照”壹類松散的民間拳團單位。迷信神仙法術，拳腳氣功。扒鐵路、砸郵局、砍電線桿子、殺傳教士、圍攻大使館時豪情萬丈，上了戰場，即刻發現刀槍不入的鐵布衫金鐘罩功夫不行了，各種神祇通通失靈了，連孫悟空也幫不上忙了，拳眾潰不成軍。慈喜太後等頑固派利用烏合之眾的義和團來向西方列強宣戰，力圖壹舉驅除洋人，義和團運動所以持續了壹年多，遍及北方數省。結果是滿清皇室西逃，義和團被八國聯軍擊潰，後被滿清政府剿滅，中國簽訂屈辱條約，付出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南方由於張之洞、劉坤壹等地方官員強烈抵制，力主鎮壓，實行東南互保，拳眾未能南下。愛國主義最終以禍國殃民的結局收場，引來俄國侵略勢力，付出長久和慘重的代價。他們被朝廷利用，又被朝廷出賣了，雖然不堪回首，卻也為中華帝國最終打開國門，為接受西方文明創造了全民共識的局面，再無人以大刀長矛來藐視西方的堅船巨炮了，再無人對“中體西用”式的改革心存幻想了。於是奮起直追，接受民主理念，實行政治改革，迎接“德先生”和“賽先生”，“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從這個層面上講，義和團運動之敗也是中國走向共和之契機。
二、紅衛兵運動 紅衛兵運動是當代史上極其重要的憤青運動。他們也是壹群“憤怒的青年”，其憤青群體性特征極為明顯。假如沒有憤青的集體憤怒，毛澤東就難於將開展於文化界的鬥爭演進為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紅衛兵初起時全是在校大中學生，後來成份有些復雜，但總是以青年學生為主力軍，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群眾力量。紅衛兵運動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不是將外國人全部拒之於國門之外，而是要打倒國內走資派，打倒美帝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他們的思想資源來自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理論，將農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爭思想傳播於世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中國革命的紅旗插遍全球。這次運動更為激烈，遍及全國每壹個角落和每壹個人，是把中華文化和人類文明壹齊打倒，代之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由於受高層控制，紅衛兵有激進的壹面，更有保守的壹面，當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暴亂形成嚴重的外交事件之後，紅衛兵隨即被當局驅離。紅衛兵的革命權力完全來源於最高層，雖有強大的組織力量，自身並無主導運動進程的能力。如同香港的紅衛兵也妄想借文革之機發起暴動，趕走英國人，收回香港主權，但遭受中央壓制，只好偃旗息鼓，繼續在英國人統治下生活。
紅衛兵運動從1966年開始，到1969年結束，持續了近三年。紅衛兵幫助毛澤東打倒了以劉少奇為首的壹大批中央到地方的高級幹部後，失去利用價值，免得再生事端，隨即將紅衛兵敲鑼打鼓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紅衛兵也全部變為插隊知青，等他們明白過來了，青春已經逝去，又可憐巴巴地加入爭取回城的大軍中去了。那時北京有名的紅衛兵“五大司令”，曾受到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多次接見，紅得發紫，也壹樣被趕出京城，監督勞動。文革仍在進行，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臺，降為被教育改造的對象，工人和軍隊上升為文革主力。紅衛兵如同打土豪運動中的流氓無產者，待土地合作化時，痞子運動的價值便消失了，代之以工人階級的同盟貧下中農為主力軍了。文化大革命必須以憤青造反為先導，否則很難在極短時間內打亂原有秩序，搞掉劉少奇的龐大體系。劉的政府倒臺後，代之以組織紀律性強的軍隊和工人參與文革奪權，毛澤東才會掌握文革的絕對領導權。1966 年11月，上海發生“安亭事件”，毛澤東表態支持，隨後的“壹月風暴”中，王洪文指揮“工總司”奪了上海市委的大權，令毛興奮不已。以工人為主的造反派取代了學生組織的紅衛兵，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對紅衛兵已是不耐煩了。毛此刻需要的是新秩序，於是將工宣隊和軍宣隊派駐學校，監管學生，勿使之脫離軌道。工人群眾登上文革舞臺，作為烏合之眾的憤青自然成為祭壇上的犧牲品。由於文革是以城市為中心，紅衛兵被趕到鄉下是唯壹化解麻煩的辦法。娃娃爛氣的紅衛兵運動煙消雲散，悲劇性收場，也被無情釘上了世界歷史的恥辱柱，成為反人類現象的典型。當時北京第壹個紅衛兵組織成立時的誓言是：“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壹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壹滴血！”[1]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打爛現有的黨政系統，原有的統治機器指揮不靈了，必須借助組織化的群眾運動，讓青年學生帶頭打破舊格局，助其重建毛氏個人專制。所以，紅衛兵的活動能量完全來源於任黨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壹人，允許其介入高層鬥爭，向以往敬若神明的各級黨政官員發起攻擊，並大肆報復社會。當毛達到了目標，隨即切斷能量供應，他們的政治資源便立即枯竭了。紅衛兵大批鬥走資派、打砸搶、殺人害命直至武鬥流血，都表現得勇敢無比，毛主席壹聲令下，就全都乖乖地下鄉勞動改造去了，無人敢於反抗，進行有組織的抗議，先前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氣概蕩然無存。因為紅衛兵就是為保衛毛主席神聖地位而成立的，他們的“革命正義”完全出於毛的認可，對於毛主席的壹切指示，只有徹底執行，否則就滑向反革命了。也因為他們根本不具有現代權利意識，強烈的忠君意識也不允許有份外之想，所以才會以大肆踐踏公民權利的方式來渲瀉革命激情，體現忠君情懷。他們雖為熱血青年，其知識結構及思維方式完全來源於程式化的共產主義忠誠教育和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妄圖解放全人類是由於深信毛澤東思想是全球民族解放的指路明燈，其行為過於理想化或幻想化了。他們是在幼年就被洗腦的壹代人，心中充滿著忠君與仇恨意識。實際上，他們也處於被壓迫地位，被解放的首先應該是自己，待他們被無情地趕下農村時，革命激情迅速消退，迷茫失望，不得不考慮自身困境，於是把精力都轉移到回城的熱潮中了。但這種反思不是權利意義上的覺醒，無法做暴民，便立即顯現出深入骨髓的奴性，暴民與奴仆的雙重性格使紅衛兵運動無法轉向民權革命。這場運動是人類現代史上破壞力最大的政治迫害和文明毀滅運動，它比秦始皇的梵書坑儒及希特勒的燒書殺猶太人更為殘暴。紅衛兵打死的老師教授名人學者不計其數，破壞的工業生產和經濟建設不計其數，造成的無辜人命和社會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破壞的文物古跡不計其數，對中華文化史籍資料的毀滅性破壞亦不計其數……
表面上，紅衛兵運動體現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太明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反對民族主義的，世界革命需統壹的階級陣線，民族主義勢必影響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化。但實際上，列寧的蘇維埃帝國就是大斯拉夫主義聯盟，是為俄羅斯民族的帝國擴張利益服務的，到了斯大林更是這樣，其他民族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服從蘇聯的國家利益。毛澤東也壹樣，重建中華帝國的世界中心地位，當第三世界的霸主，只有輸出毛氏印記的紅色革命才行。所以，紅衛兵運動也是民族主義運動，也是憤青運動。
三、憤青運動 從1990年代持續至今的憤青運動是第三次憤青運動，其範圍不如紅衛兵運動廣闊，規模也較為零散，卻影響廣泛，成為當代帶有主旋律色彩的最大民族主義運動。它煽動的民族狂熱曾引起數次中美和中日之間的外交沖突，也為西方社會所廣泛關註。雖然不以輸出武裝革命的方式來展示憤青對西方民主主義的憤怒，卻也借用壹切重要機會乃至走出國門來展示其能量。例如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即以“紅海洋”式的視覺震撼來形成對西方民眾的強大心理壓力，西方人稱之為“紅色恐怖”，造成中西文化的新型沖突。憤青運動有壹定的權力背景，上海憤青圍攻日本領事館時，警察為其開道，武警幫助憤青爬上領館墻頭，而不是發催淚彈或用棍棒驅趕之。在後來的諸多反美反日遊行，學生軍警統壹行動，公開的宣傳仍然說成是自發的，與政府無關。由於上面只是暗中控制，所以當代憤青不可能形成有組織的大規模的團體政治活動，官方也不允許憤青組織化，壹哄而起，壹轟而散，烏合之眾最為適合。
以憤青的文化層次而論，遠超過義和團的農民，也超出紅衛兵許多，不少人有高學歷職稱，或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留學生。但心理傳統壹脈相承，都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都是“狼奶”哺育的壹代。當代憤青與以往的憤青有壹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其偽民意性，這是研究當代憤青運動時需要註意的。義和團能基本代表民意，因為那時的人們知識水平太低，資信落後，不可能理性分析中西文化的差距在於守舊，不可能找到中國落後的根源正這是這種守舊的民族精神，所以才用閉關鎖國的方式來純化中華，回到天朝帝國的老傳統中去，拳眾的暴虐與昏庸腐朽的清宮保守派壹樣表現出守舊愚昧。僅僅憑壹幫無知拳眾的海口，慈喜太後就敢向列強宣戰，表現出極端的愚昧。但無論是義和團還是滿清官員，本質上是愛國的，他們決不會以獲得壹張外國護照為榮，他不是在表演愛國。紅衛兵有革命激情，也胸懷無產階級革命正義感，雖然這些都是反人類的，是落後愚昧的。但紅衛兵的知識和眼界不支持他們在舉國顛狂的情勢下作理性思考，只能誤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視為普遍真理，同樣表現為守舊愚昧，也代表大多數人的認知水平。當代憤青的人權認知超過紅衛兵許多，不是不懂民權政治，其逆時代的行為是故意所為，他們心靈深處既積聚集著恐懼，也積蓄著暴虐，是雙重性格所致。當代憤青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也是虛偽的，被人稱之為“愛國賊”，比賣國賊更可惡。因為賣國行為須面對道德拷問和歷史追問，賣國者通常身居高位，執掌國家權力，其行為自然要載入史籍，賣國行為多半不得已而為之，晚清政府的賣國行為都是戰敗所致。愛國賊是什麽也不管，是壹幫無絲毫道德約束的流氓無賴，其地位所限，也用不著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所以壹些人白天圍攻美日使館，夜裏趕快到使館排隊等簽證，更以千方百計弄到張美國綠卡為榮。他們的憤怒是選擇性和功利性的，其仇恨是表演性的，他們壹面享受西方的物質文明與科技成果，進入現代生活，每天離不開電話電腦網絡，也離不開歐美電影，壹面卻大罵西方民主的虛偽，為專制唱贊歌，或小罵大幫忙。因為詛咒西方是安全的，不會引來政治風險，為體制服務又可獲超常利益。[2] 2010年11月首爾G20峰會時，CCTV記者芮成鋼搶奪韓國記者的提問機會，不顧起碼的禮儀，向奧巴馬發難，聲稱自己代表亞洲人，也可以代表韓國人。而上壹年的G20峰會中，他聲稱代表全世界。他當然知道自己不是參加會議的官員，只是壹名新聞記者，僅能代表CCTV，連中國人也無權代表，卻顯示出強烈的霸權意識。CCTV何以連年派這等憤青出鏡而洋洋自得？何以出席會議的中方代表不公開置疑？就是因為這種表演不過是借國際舞臺給國內觀眾看罷了，需要這種“替天行道”式的英雄。
憤青用“愛國主義”這塊“金磚”，敲開榮譽金錢之門，也砸開了美國自由民主的大門，這就是其本色！他們絕不會對身邊的專制憤怒，絕不敢對自己的上司發難，起而維護自己的權利，哪怕權利受到嚴重侵擾。他們慣於忍受政治壓迫和雇主奴役，他們敢於挑戰外國元首是因為毫無風險，潛意識中對極權的恐懼是他們選擇憤怒的閾值，超過這個閾值，他們就退縮或轉向了。所以第三次憤青運動更多的帶有流氓文化的痞子運動特征，他們是標準的奴仆，沒有什麽革命正義感，也不管什麽人類自然正義與普世價值，其表演成份更多些，借機發泄的成份更多些。當代憤青運動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義和團和紅衛兵那種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激情與獻身精神，義和團的上戰場不用說，紅衛兵也有些人在要求上戰場受到拒絕後，以偷渡的方式到越南參加反美戰爭。也有不少人跑到緬甸，參加緬共的“解放”戰爭，後緬共失去外援，紛紛做鳥獸散，壹些割據武裝只好改種鴉片了。義和團排外是為保存國粹，雖然表現出來的是愚昧。紅衛兵的瘋狂也大多出於革命義憤，盡管這種義憤代表的是偽正義。而今的憤青很善於事前評估政治及法律風險，以高喊廉價口號來展示效忠式的愛國主義，他們表面上也排外，骨子裏卻是媚外的，他們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更為急切。他們有時也需要人權，很會利用西方社會的自由制度在外國表演中國所喜歡的事，比如火炬傳遞中的紅色暴力傾向，可以作為向西方國家要價的籌碼。有時候也會容許有組織的反美示威，在媒體上宣傳為自發行為，這也是當代憤青運動偽民意性的壹個重要特征。
因此說，當代憤青的特點是極端反對自由民主化，尤其反對長期關註中國人權的美國，美國於是成了憤青的頭號敵人。所以，他們絕不會為伊朗或朝鮮的人權問題上街，也不會為了自身的公民權利上街，否則就是不憤青運動而是民權運動了。他們的憤怒時刻參照官方態度，與主旋律密切保持壹致，所以他們也決不會為俄羅斯擊沈中國商船而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也不會對俄國政府壹次沒收銷毀中國商人20多億美元商品而發起網絡攻擊，更不會對俄國軍隊肆意扣捕中國船民而到俄國使館抗議。雖然俄羅斯帝國夢對中華帝國夢有制約作用，官方的憤怒取向決定著憤青運動的憤怒風向及政治風險。何以憤青如此地敵視美國呢？這也是長期奴化教育和仇恨教育形成的雙重人格所致，壹方面是對權力的絕對順從，壹方面可以反美國為名發泄過剩的激情，揮灑仇恨怨怒。憤青缺乏現代人類社會具有的宗教情懷，由於共產主義是天然抵制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精神鴉片，長期的洗腦教育，憤青也就先天地缺少基督教的救贖精神，他們空虛的靈魂只能在界定的“愛國主義”範圍內發泄。於是毛澤東就成了心中的“上帝”，為憤青運動染上神聖的色彩，成為主宰靈魂及價值觀的天然合理的精神資源和政治參與。第三次憤青運動之所以斷斷續續折騰十幾年，正是由於其反民主性，是抵禦化解民眾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訴求的利器，越是將西方對中國的威脅誇張到極致——“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能持續利用反西方的憤怒資源，鼓動民族主義情緒，將民眾註意力從爭取公民權利吸引到反美反日上來，憤青運動就越具有利用價值。以現代資迅渠道而言，憤青可以了解到他們想了解的壹切東西，卻不屑於了解。他們明知自由民主是時代潮流，是人類維護自身尊嚴的唯壹生活方式，卻常以激烈的反西方群體行動來表演壹番，力圖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群體，吸引眼球，不甘心其邊緣化地位。但他們除了被不時利用壹下外，並無更多的剩余價值，比如他們要求抵制日貨，圍攻家樂福超市，就得不到官方及民眾支持，因為中國經濟的六七成是依賴出口的，礦產資源也大部來自國外，抵制外國貨無異於自殺。這時候，官方也會視情況實施壓制，免釀成蔓延之勢。憤青當然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也知道基本的國情，但出於表演推銷或發泄自己的目的，總是有在大庭廣眾下現身的強烈欲望，是憤青唯壹參與國家政治的機會。但憤青搞得過了火，也會受到懲罰，上海日本領事館被砸，造成嚴重的外交事件，便抓了幾個帶頭的，判刑了事，當了替罪羊。這顯然是象征性的，不會認真追究憤青的責任，與發生在西藏新疆的騷亂截然不同，那是非要窮追到底的。
第三次憤青運動不同於以往之處，還在於憤青善於利用現代信息自由交流的網絡平臺表演民族主義，甚至以發動網上恐怖攻擊，除了黑客對自由網站攻擊，也攻擊壹些自由學者網頁。還有很多人是有關部門雇傭的打手，以每發壹貼獲取五角錢報酬為目的，履行引導輿論導向和壓制自由言論的任務，暗藏身份，多處註冊馬甲，在各網站論壇和個人博客發貼，具有地下工作性質，人稱“五毛黨”。[3] 這也是新時期的特殊表現方式。本文就主要以網上憤青為樣本，對其展開心理分析。
相關心理學簡述
憤青運動是既然是壹種社會現象，自有其普遍之規律性，如反西方自由化、民族主義、崇尚極權暴力、強烈的忠君意識、青年人過剩的政治激情集中表達等等。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憤青現象也表現出鮮明的心理學特點——病態心理。憤青的病態心理主要體現在偏見人格（Prejudiced Personalities）上，沒有病態的社會化偏見心理，就不會形成憤青運動。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說：“……對某些人來說，偏見是壹種生活方式，它似乎產生於他們的保護或提高自尊心的欲望。它更多地是他們與自己周圍世界發生聯系的習慣方式的壹種反映，而不是壹種經過特定學習後而對某些特定團體產生反感的結果。……他們的許多態度常常形成壹種統壹的模式。首先，他們對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的普遍反感，常常伴隨著壹種美化他們自己團體的傾向，因此他們可以被稱作種族中心主義者（ethnocentric）。而且，這壹種族中心主義常常與壹種嚴格而狹窄的社會——政治——經濟的保守主義（Socio-politicoeconomic conservatism）有關。這種保守主義決心堅持傳統的放任主義教條和傳統道德，而且信奉使用暴力以反對那些似平威脅這些價值的人。……這些廣泛偏見的的人們常常也基本上持有反民主的、甚至是專制主義的意見。他們不僅不能容忍與自己觀點完全不同的人，而且他們典型地向往壹種明確而嚴格規定的‘強人’在上、‘弱人’在下的等級社會體系。”[4] 這是用美國人為實驗樣本得出的結論，若用中國的憤青為樣本，更會深化這壹論證。（壹）
中國憤青的種族中心主義實際上是壹種漢民族沙文主義。中國近代的落後，使得中國人的傳統優越感遭遇挫折，歷史上總是中華為世界第壹，中國為世界中心，天朝舊夢破滅了，有如俄羅斯的大帝國迷夢破滅了壹樣，化為民族記憶中的巨大傷痛。這個傷痛在不斷的回憶中強化，特別形成壹部分群體的仇恨心理，強化為頑固的群體偏見意識，或為集體的無意識行為。有如不少俄國人依舊懷念斯大林的蘇維埃帝國，又紛紛興起斯大林崇拜，壹如當年斯大林的辦公室去掉列寧像而掛上彼得大帝的畫像、妄圖重圓俄羅斯民族的霸主之夢壹樣。[5] 中國人特別不能接受美國位居第壹的現實，認為美國在經濟、科技、軍事的全球領導地位原本屬於中國的，而不應該歸於僅有幾百年短淺歷史的美國，對美國充滿著“羨恨交織”的情緒。世界雖然早已進入自由價值觀的全球化時代，民眾福祉為立國之本，但民族心理是不容易轉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中華帝國欲望又在壹部人心中燃燒。而傳統的集權思想使得中華掘起欲望更為迫切固執，集體主義思想又時刻強化著這種欲望。急於輸出中華的傳統價值觀——中華第壹及明主政治，就必須以集體主義來替代自由主義。憤青不渴望自由，不爭取民權，而是期望強勢領袖來帶領中國人走向世界，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取代美國登上全球霸主之位，有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那樣。在掘起道路上，壹切有可能幹擾中國的國際動向都會化為新的民族仇恨，與歷史舊帳糾纏在壹起強化為凝聚民族主義的憤怒資源。憤青心態雖然不能代表整個民族心理，卻是民族文化心理中極端情緒的壹部分，憤青運動就是這種民族偏見心理在現實中的放大效應。偏見構成憤青或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是當代民族主義的驅動力。雖然這種欲望脫離現實太遠，但為了轉移民眾對國內問題的關註，必須不斷利用對外交往中的挫折事件作為燃料添加，持續夢囈般的幸福意識，憤青才會在烏托邦的自慰中陶醉，換來壹時之幸福感。
任何壹種特定偏見的特征，常由人的文化層次決定著，除了性格原因，既有知識的來源問題，也有知識的結構問題。有相似偏見的人聚合在壹起，其乘數效應就會擴大成群體的偏執狂癥。在權力背景下，會持續蔓延，泛濫成災，納粹及紅衛兵的歷史就充分說明這壹點。中國是保守型社會，長期受奴化教育及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信息來源的單向度決定著教育的單向度，是灌輸性的，是機械性的，所以在大批生產奴仆的同時也生產暴君。奴化教育生產奴仆，仇恨教育生產暴民，暴民中成為暴君的幾率極小，更多有暴虐心態的人只有變為憤青壹族。大部分人的狂暴心理在常態下是被壓抑的，不容易找到發泄管道，由於憤青有政治意願，其強烈的政治參予欲望只能在群體性的政治運動中找到渲瀉機會，突發的政治事件就成為其誘因。但單向度的奴性教育決定了憤青的政治表演首要原則是身命的安全性，不以犯上為起點，這也是產生憤青運動的社會心理基礎。狂暴的人在群體中並不占多數，更多的是由其從眾心理決定的，即謂“羊群效應”。狂暴是奴性的另壹面，所以這類政治運作是為了渲泄和表演，或者幹脆是效忠性的，壹旦憤青運動幹擾到權力實施，其自身安全原則隨即達成共識，政治表演便宣告結束了。憤青運動的烏合性質，羊群效應，反自由的本質，決定了它不可能提出崇高的政治訴求，不會有完善的治國理論，不過是情緒發泄性狀，不過是供權貴玩用的工具而已。這也是憤青運動喪失理性的原因，更是當代憤青運動的典型特征。中國人受制於奴化教育，有健全人格或學識的人不多，所以才會產生壹代又壹代的憤青，政治文化體系上的原因無需多談，這裏主要從心理學上分析憤青現象。
由於偏見性格的形成，憤青的思維方式通常以反常理的行為表述，力求給人不同尋常的另類印象，即使是學術研究，同樣能表現出固執的偏見心態，他們認為，只要能戰勝美國，可以不顧法律和道德的任何約束，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不惜壹切代價（包括本拉登式的恐怖襲擊），可以用“西安以東不要了”的方式來與美國進行核決戰……戰爭叫囂是憤青抒發憤怒的主要表現形式之壹，他們嘴裏的中華掘起，實際上是受那種統治者權力與榮耀巔峰式的傳統願望驅使，充滿著中華帝王君臨天下的幻想，充斥著中國管理全世界的夢想。憤青的愛國主義實質上是壹種認死理式的大漢族沙文主義，並以此為判斷是非及正義的標準，凡是不符合這種標準的事情，皆以仇恨心態對之。正如王力雄所說：“相當程度上，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人身上已經具有條件反射的性質，成為集體非理性，可以隨時從潛意識層面被激發。”[6] 在對待壹些少數民族的態度上，就表現出這種漢化的民族主義，凡不順從者壹律視之為異族，大加撻罰。之所以不斷操控民族主義，是因為民族主義大多表現為壹種狂熱的大眾情緒，烏合之狂熱是最廉價的政治資源，官方掌握全部鎮壓機器，烏合群體不會影響統治，遂使民族主義成為壹種集權手段，讓統治者永遠占據道義制高點，來對抗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正是中國人的通往奴役之路。但也有風險，正如龐勒所說：“壹些可以輕易在群體中流傳的神話所以能夠產生，不僅是因為他們極端輕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經過了奇妙曲解之後造成的後果。在群體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最簡單的事情，不久就會變得面目全非。群體是用形象來思維的，而形象本身又會立刻引起它毫無邏輯關系的壹系列形象。”“專橫和偏執是壹切類型的群體的共性，但是其強度各有不同。在這個方面，支配著人們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種族觀念，會壹再表現出來。……專橫和偏執是群體有著明確認識的感情，他們很容易產生這種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們中間煽動這種情緒，他們隨時都會將其付諸實踐。群體對強權俯首帖耳，卻很少為仁慈心腸所動，他們認為那不過是軟弱可欺的另壹種形式。他們的同情心從不聽命於作風溫和的主子，而是只向嚴厲欺壓他們的暴君低頭。他們總是為這種人塑起最壯觀的雕像。”[7] 文革中毛澤東之所以斷然拋棄紅衛兵，也緣於群眾運動的群體思維難於精確操控，烏合的群體遠不如正規的軍隊運用起來得心應手。烏合之眾只有短期利用價值，時間壹長，群體組織正統化，就會追求自身的權利，朝理性和道德方向進展，抵抗外來不利因素，成為統治者的抗衡力量。但大多數情況下會形成社會失控局面，所以，除非確有必要，官方壹般不敢輕易策動群體運動，除非象毛澤東那樣神明般的統治者。但烏合之眾永遠會有，就在於偏見心理的持續性。
憤青的生活態度也與眾不同，憤青是“憤怒的青年”之簡稱，這種簡稱未必準確（憤青壹詞已約定俗成，只能從俗，以便討論問題），因為憤青之憤怒與標準的憤怒不同，比如有人取筆名為“怒不可遏”，卻總是寫馬屁文字，與憤怒到極點毫不相幹。他們什麽都能說，且不必對後果負責，可以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壹部科學專著，曾指導了中國的大煉鋼鐵運動，可以說《紅樓夢》的作者是虐待狂，讀者是挨鞭子的受虐狂。妳若認真理論，那就上當了，其巴不得借此來展示其與眾不同。憤青肯定不是理性思維的產物，就象整天要抵制日貨壹樣，明知中國商品離不開日本市場，自己也未必會帶頭去做，卻非要發出荒唐叫囂，其目的不過是為了發泄和表演而已。若從文化心理分析，憤青也是流氓文化的產品，中國的歷次憤青運動無不打上流氓文化的印記，從肆意燒殺同胞的義和團到殘害同類的紅衛兵，再到當代憤青，莫不如此。他們對勝王敗寇的強盜邏輯深信不疑，所以在虐殺迫害同類時才會表現得理所當然，義無反顧。在信息時代，暴力行為也會表現在網絡上，是憤青運動的另壹種表現形式，在虛擬的網絡社會裏，憤青的暴力行為更加肆意妄為，毫無節制，其表演的成份也更為鮮明，雖然這種效忠式的表演並不能帶來多少個人現實利益，只是偏執已成頑癥，壹有機就會發作的。
這也是弗洛伊德所說的“移情作用”，是壓抑的釋放和貫註的轉移，病態的偏見心理須轉移才行。精神分析理論告訴我們，這與自戀有關，由自戀形成的自大偏執狂癥狀，只有能過移情作用來治療。憤青運動就是壓抑移情於街頭政治，偏見以狂暴的形式展現，也可以說，憤青運動是憤青移情的主要方式，卻絕非心理學意義上的治療過程。可惜的是，大多數人並不覺得他們有毛病，因此根本不去看心理醫生。自戀平常是被壓抑的，偏執狂癥只有在發泄的移情過程中才能得到滿足感，當這種發泄被權力階層利用形成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時，悲劇或災難就發生了，每每成為民族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人或許對此不以為然，不可能那麽多人同時心理病態吧？這也不奇怪，當文革中億萬人壹齊發狂的時候，總不能說這種全民心態是健康不帶偏執的，沒有心理問題的。當然很多人是出於政治宗教的狂熱，是黨文化的極端化現象，卻也有明顯的社會心理學特點，表現為癥候群的偏見共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是人類科學思想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壹，它深刻影響世界歷史進程。不僅是精神醫學方面，更在政治哲學、文學藝術、教育理論及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發生著深刻的影響。既然憤青群體有非理性的病態心理，精神分析理論正好幫助我們打開憤青的心窗，透視其內心世界。我們在分析憤青之群體現象時，也有必要對憤青個體做分析，因為群體是由個體聚集而成，且有相近的性格，那麽，引入精神分析理論就是件有意義的事。
對來自網絡的典型個例分析
我的個人博客裏，時常有憤青搗亂，有兩個極為狂妄的典型個例，極具心理分析價值。壹個是自稱為“思想家”的憤青，壹個是網名為“無字天書”的憤青。前者具有壹定的理想追求，有爭論之激情；後者是純粹的流氓無賴，只會惡言惡語，謾罵攻擊，甚至采用網絡恐怖襲擊形式。這兩個樣本雖然不能涵蓋網絡憤青群體，卻可以代表相當壹部分憤青的社會心理和病態癥候，可以獲得深入了解之機會。因為現在是網絡時代，憤青運動的激化常常在網上形成，街頭運動也與網絡言論的趨同化密切相關。
壹位自稱是“思想家”（思想家樂園http://zhanggf-41.blog.163.com/）的憤青來我的博客（高生詩詞 http://gsdzyx6950.blog.163.com/）推銷其理論產品，開始時我還較為認真的回應他的觀點和問題，後來發現他並沒有起碼的學術精神，根本談不上是學者，思維邏輯混亂，表現出驚人的幼稚，卻對別人的話根本不聽，壹味地自大傲慢。“思想家”毫無政治歷史和哲學宗教等方面的知識，知識層次過於淺薄，卻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能拯救人類，改造世界，實際上他那點所謂的理論不過是前人扔掉的烏托邦之類的東西，且零散不成體系，也談不上有什麽“產品”出售。更可悲的是他根本就沒讀過任何經典的烏托邦理論，也不懂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知識也相當貧乏，西方經典的哲學政治學歷史學宗教學方面的知識幾乎為零，語文也很差，前言不搭後語。但當我向他推薦壹些必讀的經典書籍和解釋壹些真實的歷史事件時，其回答竟然是不屑壹顧，說我讀的那些書全是過時落後無用有害的，是被別人洗腦了，甚至中國的儒釋道文化也是不值壹文。他不知道康有為的社會主義改造理論，不知道孫中山有關共產主義的解釋，連天下為公的孔子思想也不清楚，通通斥之為落後的理論，聲稱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是他自己發現的，獲得了許多人的贊揚。壹個人有些自戀自大也不為過，有些標新立異的情結也不奇怪，但當妳發出善意勸告，表示不願與之繼續交流，其偏執狂的病態心理便發展極端，甚至用流氓手段惡意騷擾，不由得引起我的厭惡，讓他走開。但“思想家”執意不肯，死纏爛打，非要求我道歉不可，否則不依不繞，實際上就強迫我承認他的“救世理論”。這反倒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因為研究憤青現象正缺少壹個有代表性的網絡樣本，與憤青近距離接觸，雙方的情況有差距，難於獲其內心表露。上網壹般不露真實身份，有虛擬的遙遠空間，又有近在咫尺的感覺，可以即時交談，容易讓對方摘掉人格面具，講出真話，更便於觀察其心理活動。“思想家”的前來，正好補上素材不足的空缺，這是難得之機會，因壹般泛泛而談的憤青不會將內心世界展露無遺。但妳必須不斷刺激他的激情，使他總處於亢奮狀態，方可獲得真實的第壹手資料。這可能會激發其偏執狂癥，卻也只能這樣，因為他的偏執有著深刻的成因，不是壹朝壹夕形成的。我們引入精神分析方法，是為了從精神方面來探求憤青性格之成因，因為憤青並不占人群的大多數，只有相近性格的人才會成為憤青群體。只是中國人太多了，有百分之幾的人聚在壹起，場面就相當可觀，在網絡世界也壹樣。他們能聚在壹起，自有其共性，突出表現為自戀、炫耀、固執、偏狹、狂傲、冷酷、仇恨、殘暴等等，如果沒有相近的心理特點，是不可能聚到壹起以非理性的方式鬧事搗亂的，即使是“羊群效應”，也須有相近的心理認知傾向。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從憤青網站博客中就能強烈感受到這種狂燥偏執情緒，諸如“烏有之鄉”壹類的網站。我們逐步分析這位“思想家”的有趣言論，以找出其心理成因，這對於了解中國現代的社會心理，應該說是有意義的。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中分析說：“偏執狂（paranoia）是壹種慢性精神錯亂，在當今的精神病學的分類上占有壹種不確定的地位。……根據其內容的不同，偏執狂可區分為壹些不同的形式，如誇大狂（megalomania），迫害狂（persecution mania），色情狂（erotomania），和嫉妒的妄想等等。”[8] 當自戀發展到病態心理時，往往產生妄自尊大的妄想，常常認為自己是壹個特別重要的人物。弗洛伊德接著說：“誇大狂是由力比多從對象貫註上撤回所導致的自我膨脹的真接後果——繼發性自戀（secondary narcissism），它是早期嬰兒原初自戀的壹種回復。”根據弗氏理論得知，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嬰幼兒的性發展期大致分為口唇期，肛門期，性器期等幾個階段，如果在此期間性本能的沖動受到不恰當的抑制，對將來的性格形成具有極為重要的負面作用。口唇期可以形成“伊諦普斯情結”（“Oedipus Complex” 也譯為俄狄浦斯，希臘神話中壹位殺父娶母的國王），肛門期可以形成肛門性格，性器期可以形成性倒錯傾向。伊諦普斯情結是戀母情結；肛門性格是固執、冷酷、吝嗇、暴躁等歇斯底裏特性；性倒錯是與性愛對方的性方式錯亂，如同性戀或性虐戀等等倒錯性行為。我們從“思想家”的狂傲言論中就可以明確感受到其伊諦普斯情結和肛門性格，已經發展到非常典型的階段。
壹、伊諦普斯情結與自戀 每個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如嬰兒的吸吮母乳的動作，除了獲得營養，也有性方面的意義。嬰兒吃飽了還離不開乳頭，以至於含著奶嘴才能睡覺，在不斷的吸吮中感受到快樂——性的滿足。弗洛伊德說：“假定兒童沒有性生活——性興奮、性需要和某種滿足——而是在12歲至14歲之間突然獲得的，這與假定他們生來就沒有生殖器，只是到了青春期才長出來壹樣是不可能的（與我們的觀察事實不符），從生物學的觀點看也同樣是荒謬的。青春期喚醒的只是生殖機能，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機能所利用的是已有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材料。妳們的錯誤在於混淆了性和生殖的概念。（第20講：人類的性生活）”弗氏理論稱兒童的吸吮為“享樂性吸吮”，將這種快樂歸為嘴和唇區域的興奮，是為嬰兒的“性感帶”（erotogenic zones），並把從吸吮中所獲得的快樂稱為性的快樂。從母親的乳房成為性本能的第壹個對象從這種單壹動作中，可以同時滿足兩種具有生命重大意義的需要，並成為其後性心理的發展產生持續的影響。中國人的性教育比較保守，在兒童期的性教育幾乎是空白，伊諦普斯情結極易得到強化。弗洛伊德把性欲不僅視為人的身心發展和心理疾病成因的決定力量，而且還視之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弗氏理論認為，性本能沖動（包括廣義的和狹義的）都是神經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起因，同樣性本能沖動也為人類精神高度之文化藝術和社會發展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伊諦普斯情結或自戀並不必然表現危害性，卻常常以壹種心理疾病或文化缺陷展露，反映在人們的社會活動中，便具有了普遍的社會意義，也可以成為民族主義的社會心理成因。如“思想家”言論中就有著這種傾向，下面摘錄“思想家”語錄（標點及文字不妥處，為原文之誤，不予改正，其後同）：
——知道中國人為什麽對政治感興趣，喜歡唱歌頌祖國的歌嗎？因為中國人才真正當過家做過主，他們才會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聯系的那麽緊密，才會有主人翁的感覺和態度。
——我在單位曾是職工代表，我發現中國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代表會上妳可以暢所欲言為企業和國家做主，好的意見和建議會被企業和國家接受和采納。也只有在這樣的會上我才能體會到真正做“主”的滋味。
——其實從歷史上看，人民感覺幸福的時代並不是什麽民主的時代，妳可以看壹下大唐盛世，德國俾斯麥和西特勒時代，人民為什麽那樣狂熱崇拜熱愛那些統治者們，（難道人民是傻子，不知道別人，反正我不覺得自己傻，但不傻並不等於就能當國家主席）發自內心的叩拜山呼著萬歲？
——我覺得毛真的成了神,他做了那麽多壞事還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景仰和愛戴?這可能嗎?沒有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他壹個人能做成什麽事情?我和妳說了很多次了,毛時代的很多事情都是人民做的,而不是毛壹個人做的.
這顯然也是壹種社會化了的伊諦普斯情結，雖然作為“母親”化身的祖國帶給中國人的常常是苦難，但戀母情結無疑是民族主義得以維系的紐帶，壹旦失去伊諦普斯情結，民族主義便難以聚攏人氣了。但祖國的內涵也會隨時勢變化，馬克思說：工人沒有祖國，於是在共產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祖國不是自己世居的國土，而是列寧斯大林的蘇聯，壹些在莫斯科長大的“紅孩子”至今仍然對蘇聯充滿祖國式的戀情和感激，喜歡唱蘇聯紅色歌曲，也是緣於這種伊諦普期情結。革命年代的民族主義被壓抑，代之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到了共產意識形態衰微之際，只有中國能救社會主義，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便迅速激活，以大中華取代蘇維埃，便以社會主義包裝的民族主義來作為稱雄全世界的動力資源，同時也是憤青運動的能量源泉。毛澤東是將共產革命從蘇聯祖國中心引向自己祖國中心的強勢領袖，盡管毛的無數次政治運動殘害了無數中國人，但毛成功登上民族復興的精神教主神壇，在建造“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大國君主地位時，也將中國人帶入了重溫中華帝國夢的激情之中，至今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號召力，是後世君主必須加以利用的道義資源。所以，持續不斷的“毛澤東熱”，證明中國人的蘇聯祖國意識已成功地轉化為漢民族主義了。通常來說，人們會將所鐘愛的事物美化，視崇愛對象的特性來女性化，或進壹步將之崇高化，即是“母親化”——賦予慈母般的尊崇。比如祖國滋養了人民，人們比之為母親，也可視作壹種樸實的情感。但伊諦普斯情結又不同，是超出了是非曲直的變態感情，在為“母親”自豪的同時，也把對其弱點缺點的善意批評也視之為褻瀆，近似於壹種圖騰崇拜的狂熱。於是“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式的思維邏輯頓成政治定式，用於“慈母”之尊榮，壹切都是美好無瑕的。在領袖及黨權體制下，伊諦普斯情結的社會化，自然將政治領袖或政治團體也紛紛“慈母”化，主動為其隱去壹切醜惡，刻意忘卻真實的歷史，只要為了“母親”的榮譽，“兒女”做祭壇上的犧牲也行，哪怕這種犧牲再不可思議也應該無條件地投入和忍耐。“母親”擴大化的意圖在於神聖化，以“原罪”式的歸罪方法占據倫理邏輯的制高點，讓違規者自動歸為大逆不道的罪人、豬狗不如的敗類，受“良心”煎熬。憤青整天愛給發表真實意見者扣上“漢奸”、“賣國”的帽子，即出於此類“母親”神聖化的政治倫理。曾有憤青稱“毛主席是勞動人民的偉大慈母”，我諷刺說，妳們連性別也沒弄清楚，看見沒長胡子，就“偉大”呀、“慈母”呀，亂嚷嚷。而回答是，取消妳的發言資格！領導人越偉大，追隨者也越偉大，這種強加於人的政治邏輯，是自戀情結中自我形象的“偶像化”復制，需要強迫受眾接受其自戀心理，需要推翻壹切批評，按自戀者的意圖改造世界。“思想家”就是這種惡性自戀者，其潛意識中經常作偉人式的幻想，將自己也比作希特勒了，甚至比希特勒更偉大，簡直等同於上帝了。這野蠻的惡性自戀是極端唯我的，讓人討厭的，失去自我限制的自戀又是令讓生畏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祖國啊，我親愛的母親”之類的口號泛濫，統治國家的政治領袖或政黨組織也就理所當然淩駕於臣民之上，淩駕於天地之上，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聖母”，成為神格化的民族精神主宰。君主的自戀，引導民族的自戀，文化的自戀，即是自大狂與自戀心態的社會化根源，而遠離人道主義的倫理道德和真理追求。必須指出，情青的伊諦普斯情結之實質是狹隘的大漢族主義，強迫別人接受自家“聖母”之圖騰地位，蔑視別的民族的歷史傳統與政治文化權利，對弱小民族歧視壓制，壹切批評都斥之為“國內外反華勢力”的惡意行為。奧運火炬傳遞期間，中國將數萬面國旗運至國外，到處形成“紅海洋”的壯觀場面，甚至大打出手，以震攝外國人，就是自戀型民族主義情緒的爆發。火炬傳遞本來是為了傳播人類自由和平的奧運精神，卻搞成了民族主義的肆意擴張。常言道：“若要公道，打個顛倒”，如果美國人或韓國人將數百面星條旗或八卦旗舉到天安門來遊行，憤青壹定視之為帝國主義的侵略了。這種認死理式的民族主義正是漢民族日益缺乏寬容胸襟、缺乏現代民主意識的“民族性自戀”。當年納粹德國的民族自戀，就是把自身形象放大為種族優越性來對外擴張。弗洛姆分析道：
識別群體自戀遠沒有識別個人自戀那麽容易。假如有壹個人告訴別人：“我（和我的家庭）是世界上最令人羨慕的人；只有我們才是清潔的、聰明的、善的、體面的；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骯臟的、愚昧的、不誠實、不負責任的。”然而，絕大多數人會以為，這個人壹定很粗魯，思想不正常，甚至有點精神錯亂。但是，如果壹個充滿幻想的演講者向廣大聽眾演講時，用國家（或者民族、宗教、政黨等）來取代“我”和“我的家庭”的話，那麽，這個演講者會因對自己祖國和上帝的愛而贏得許多人的贊揚。但是，別的國家和宗教團體會因自己遭到蔑視而憎恨這壹次講演。然而，在被吹捧的群體中，每壹個人的自戀得到了誇張，並使這壹事實，即千百萬人贊同這樣的演說和聲明成為合理的事情。[9]
根據國際法理論，領土、人民和主權是構成獨立國家之三要素，現代普世價值觀認為主權在民，由民眾授權委托代理人組成契約型政府，實現國家主權，是為共和制度。是全體國民（納稅人）支撐著國家，人民的幸福源自於國民權利，不是受益於君主，他們只須感謝上帝就夠了，因為上帝是自由平等博愛的道義化身。美國人過感恩節，是為了感謝上帝，不是感謝民選的政治領袖。中國人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其幸福是來源於偉大英明的君主，得益於帶領人民奮鬥的革命領袖，“毛主席萬歲”或“X書記辛苦了”之類口號，就是對君主或官員的感恩心態。在中國人看來，君主是國家的化身，代表人民的意誌，是人民幸福之源泉，對君主忠心高於壹切，因為國家的利益高於壹切，自然就是民族的利益高於壹切了，中華民族之偉大就在於此。忠君意識根深蒂固，即使是殘酷的暴政也會在幸福包裝下化為民族自豪感，對於特別禍國殃民的皇帝，無非是以革命手段換壹位新皇帝而已。馬克思主義定義下的國家概念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工具”，國家不是全民的，不是超階級的，國家應歸於壹人或壹黨，好皇帝或偉大革命領袖的標準是強悍而非仁慈，不是人道主義復興。特別是國家處於重要時刻，壹切心懷置疑的人都是要消滅掉的，在此過程中的任何犧牲都是必須的。比如原子彈雖然是用來嚇唬人（核威懾）的東西，毛澤東為了搞原子彈，結果西方人壹個也沒嚇著，中國人倒先死掉了上千萬，毛以千百萬民眾的生命代價換取了二彈壹星，國人仍然視之為偉大的歷史功績，給中國人帶來了長久的幸福感。在強烈的忠君和集體主義意識下，中國人需要明主，而不是民主，首先要保證君權，不要讓民權幹擾國事，認為民主會令國家壹盤散沙，人們吵來吵去，不容易集中力量辦大事，有違中華掘起之大業。毛澤東壹聲令下，可以迅速在全國實現人民公社化，搞大躍進。紅色高棉攻占金邊，可以下令200萬市民立即遷往農村勞動營，實行社會改造。證明集體主義是最能辦舉國大事的體制，只要把握好方向就行，這是中華掘起的關鍵因素，歷代帝王都不可能做到這壹點。所以鄧小平嘲笑美國的三權分立相互牽制，吵來吵去，效率太低，不似中國制度有優越性，領導人想開戰，政治局通過壹下就出兵了。什麽樣的領袖才是最英明的呢？便是能戰勝西方，將中國價值觀推向世界的強勢君主或鐵血領袖，毛澤東的“新中國”便是最能鼓舞人心的歷史新時代。毛大戰美帝國主義，到處輸出革命，花巨款資助暴力革命武裝，毛澤東思想是戰勝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論寶庫，是民族自戀化為大眾情感的榮譽資源。但經濟改革又讓人心散了，凝聚力已大不如前，近年來掀起的紅色文化風暴就代表了相當壹部分人的懷舊和不滿心態。
我們的“思想家”自戀情結也很強烈固執：
——我是壹名主張進步前進變革的真正左派。當然要當左派並非易事，必須要有先進的思想，才能產生先進的願望和行為。
——中國啊，妳太需要思想家了！太需要思想家來拯救這麽多連活著為了什麽都不知道的人的靈魂了！
——政治和宗教如果不能解決問題，那麽就是好無價值的東西，是垃圾！妳願意捧著佛當寶貝，就請妳求妳的佛超度我吧，我就不信他有那個能耐！相反，我會把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壞人，自私自利者都變成好人，把全世界建成壹個真正的美麗“桃園”，讓妳的佛看看究竟誰厲害！
——我正是要建立壹個人人幸福的社會
那麽，“思想家”究竟有些什麽高明的救世理論呢？他在鼓吹自己的理想制度時說：
——他應該有兩個職業，壹個職業是壹名直接創造財富的勞動者，如壹名從事杯子制造的工人。他每天必須要完成自己的定額，無論他上午或下午忙於國家管理等其它職業或事情，但這些杯子的任務他是必須要完成的。而另壹個職業才是國家主席，無論他上午或下午從事國家主席的工作，他都必須要完成自己每天做出N個杯子的定額。如此，他便成為壹名和人民壹體的真正的民了。
也就是說直接財富的生產每天每人只需要三小時的工作時間既足夠。剩下的非物質生產工作是不計報酬的。這點中國目前完全能夠做到。因為中國的人口資源豐富，人有的是。所以，如果甲上午做杯子，下午從事企業管理工作。那麽乙就可以上午從事美術或音樂作品創作的文化工作，下午在去做杯子。這壹點都不矛盾。二是分配要實現按需分配，也就是凡是能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務的，分配上都是壹樣，生活品都是免費供給的。
全世界的國家成為壹個利益共同體，少了很多國事，國家的管理工作量會極大減少。很多分配都是由計算機自動完成，廢除了貨幣經濟，也就無須那麽多的金融財會商業人員等。不過要實現此目標還需要些時日，但已為期不遠了。總之，好處多多，以後的人民代表大會就是國家的管理機關，政府工作會也就是人民代表管理會。省去了多余的人民代表大會等機關和人員。各方面的事情都由各方面懂行的業內專家人民做主。如此才能實現真正的人民做主。
“思想家”的所謂理論不過是壹種永遠不可能變為現實的“永動機”設想，但置疑他理論的人就是有罪的：
——我就是"電動洗衣機"的研究改造發展者,相信將來妳們都會因此受益的,妳們會悔恨當初自己的自私狹隘眼光短淺,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會埋怨是老思想老書本坑害了妳們!到時候妳們會悔不當初,恨不得騸自己幾個嘴巴!
——新政治經濟制度可以解決人類之間的存在的矛盾(包括自己家庭朋友間的矛盾),這是人類無它的選擇,人類別無出路.這就是新思想理論的價值所在!
——人生活在沒有真情的人間是會很失望無聊覺得沒有意義意思的.所以必須要有正確的思想來統壹大家的觀念意誌,才能建設壹個符合人性的合理的嶄新世界.否則甲說這樣,乙說那樣人類會亂的. 不要以為道德是天上掉下來的.
——總之，我覺得我解決中國和世界問題的方法方案是最好最優的，在這個東西未出來之前存在很多舊思想（保守復辟思想）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我相信我的系統方案發表以後，會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對此我有10000%的信心把握。因為我在北京舉辦的幾次講座還沒有人提出反對過。
——不過我相信，很多人會逐漸轉變立場，站到真正絕對正義的立場上來，因為真正絕對正義的理論已經完成，相信不遠的將來，大家會慢慢理解掌握這壹思想理論，成為改造世界的英雄和驅動力！
——的確有人很愚蠢!對什麽都不懂的妳來說,我真可以當妳的上帝了,因為妳什麽都不懂,只有我可以傳經給妳.
弗氏理論認為，成年人常將用於外界性對象的所有愛撫轉稱於自身，對於這種倒錯，是為“自戀”（narcissism），是力比多（libido）的壹種分配方式。弗洛伊德說：“……這種自戀可能是壹種普遍而原始的事態，有了這種事態，然後才會有對對象的愛（object-love）。並且，自戀也不必因此消失。實際上，從對象力比多（object-libido）的發展史中，我們也應該記得，許多性本能壹開始就是在自己身體上尋求滿足——類似於我們所說的自淫——這種自淫的能力乃是以現實原則進行教育的過程中性欲發生退化為基礎。這樣，自淫便成了力比多分配的自戀階段的性活動。”弗氏理論的高妙之處，就在於說明人的社會行為中也受力比多的驅動，自戀也可擴大為對自身能力的迷戀，有這種傾向的人，對現實環境的感知能力退化。表現出強烈利己主義傾向，所以，自戀也是對利己主義的力比多的補充，力比多作用於自身所致。而伊諦普斯情結的社會化，正是這種倒錯行為的群體化，甚至上升至政治及國家化的層面。“思想家”以為自己如何高明，是緣於自戀而成的自大狂癥，他的歷史知識太少，現代知識也嚴重不足，習慣於閉門造車，對那些歐洲烏托邦經典理論家及毛澤東或波爾布特都失敗的功業，壹點也不懂，壹個幾同於白癡的憤青痞子竟然大言不慚要做當代的人類“救世主”，足見其心理病態之深。這種病態心理的社會化，就形成了憤青群體的盲目自大的“中華帝國”情結。所以說，情青的民族主義即受此種狂妄自戀的心態驅使。
二、肛門性格 兒童在肛門期形成的性格。嬰兒總要渡過口唇期的，斷奶之後，用奶嘴或其他方式獲得滿足感的方式也被禁止，父母對嬰兒口唇習慣的不斷糾正，會剝奪嬰兒的快感，嬰兒自身智力的增長和環境評價使得依靠口唇獲得性快樂成為不能延續的事情。由於肛門的排泄作用可以受自己控制，於是肛門便替代口唇成為兒童保持少受幹擾的性生活方式，其性樂趣亦在其中。當兒童沈溺於運用肛門的快樂之中時，對其排便行為過於嚴厲和不恰當訓練極易使兒童形成肛門性格，具體表現為固執、冷酷、吝嗇、暴躁等特征，影響到人格的形成。這壹階段也叫肛門受虐狂性階段，排便行為是壹種毀滅性的受虐狂，在父母訓練孩子排便時，孩子往往對父母產生對抗情緒，將排便行為變為試圖控制他人的行動。弗洛伊德認為，在肛門階段產生固著，就會形成肛門性格，如父母阻礙了肛門性欲的滿足，特別是由於入廁的訓練而產生的固著，就會產生肛門定向。兒童期性格的不正常發育，會形成性心理的虐待傾向，有受虐型和施虐性，擴展為奴隸和奴隸主式的雙重社會群體性格。每個人都是逆來順受的奴隸，卻又會將自身壓力轉移到“食物鏈”的低端，享受奴隸主般的快樂。魯迅筆下的阿Q，既渴望別人崇拜（施虐），又屈從於別人（受虐），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視情況而不斷轉換角色。阿Q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無處發泄，便大罵起近處的小尼姑，小尼姑哭著跑遠了，阿Q也隨即陶醉他的“勝利”之中了。這即是肛門性格之典型，這雖是虛構的人物，卻也與今日之憤青心態無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幼兒期的家長雖然慈愛有加，但對孩子的過度期望，往往表現為嚴格的管束，用急功近利的辦法促使孩子盡快養成守紀律的習慣，定時強制性排便訓練就是家長的重要訓練內容，幼兒在極度壓抑之下，不易形成自主性的習慣。中國有句老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古人雖不懂幼兒期的心理學，卻十分明白幼兒教育對人格塑造的重要性。行為主義心理學也有這樣的評價，認為人是壹種動物，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在於所表現的行為類型，表現在言語行為方面。行為主義理論創始人約翰·華生說：“給我壹個嬰兒和我需要培養他成長的世界，我能使他葡伏、行走、攀登，使他用雙手建造石塊或木頭的建築物。我可以讓他成為賊，歹徒，吸毒成癮的人。向著任壹方向塑造壹個人的可能性幾乎是無窮盡的。”說明復雜行為是習得的，這如同出生在馬戲團的獅虎，經過訓練，可以再現出原本不屬於食肉動物天性的行為，乃至忘掉兇猛的本能。我們的社會與家庭壹樣，也習慣於培養聽話的順民，不希望臣民有自主思考的能力。嬰幼兒期的生活經驗是構成性格發展的重要階段，大致影響人的壹生。可以說，肛門期對人生的影響極為重要。斷乳期太晚易產生伊諦普斯情結，肛門期的訓練不當會形成肛門性格。對弗洛伊德執反對態度的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人本主義心理學也認為，那些沒有心理問題、神經癥或精神病傾向、能達到自我實現的傑出偉大的人，“屬於不斷發展的壹小部分人”，通常在60歲以上。絕大多數人都不屬於自我實現的人，因為只有不斷地走向成熟完善的自我，觀察事物時較少用感情，用理性來判斷人和洞穿假象，遠遠超過普通人。自我實現的人的認識較少受到欲望、焦慮、恐懼、希望、盲目樂觀或悲觀的歪曲。自我實現的人當中，表現出創造力和充分的人性，有勇氣面對困境，不被習慣、文化和錯誤所壓抑，超越自我，成就的取得首先是人格，有15種共同的人格特征。[10] 若以這些為標準，我們的社會出不了享譽世界的思想家、哲學家或文學家等大師，也就不足為怪了。當然自我實現的人畢竟也有人性之弱點，只是更接近完善罷了。
弗氏理論認為，在嬰兒時代，力比多集中於口腔，後來與排泄作用相聯系，然後集中於性器官。幼童有強烈的虐待與被虐待沖動，是自戀及排除他人，所以人天性是自私和排斥的。但人的社會功能，卻是壓抑其反道德與反社會本能，是壹個由惡轉善的過程。對邪惡本能的壓抑，會促進相反本能的形成，建立內心世界的道德審查者。如虐待癥轉型為慈愛，即所謂“反向作用”或“升華機制”，人的社會價值也就在這裏。但這需要宗教的教化作用，僅憑家庭的訓練是不夠的，中國古代有儒學宗教化的教育，其意義即在這裏。除卻其專制的成分，總還是以慈愛和社會責任為主要內容，佛教和基督教更不必說了。當代青年缺乏宗教化的慈愛教育，難於拓展胸懷，將私情之愛上升到社會性的博愛層次。但現今社會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空間，不承認普世價值觀，甚至處在善惡顛倒的環境裏。憤青沒有信仰宗教，有宗教信仰就不會是憤青，不會滑入流氓無賴壹族。所以說，幼兒期的不良性格也須有後天的社會約束，如果這種約束缺失，心中沒有“道德審查者”，或者他的“道德審查者”之標準是與人類普世價值相反的，人性之惡就難以抑制了。憤青處在視宗教信仰為封建迷信的社會裏，有助於肛門性格向侵犯性格惡化，也使得在社會壓抑中積聚的怨氣無處傾泄，會隨意尋找可以肆意發泄的目標。
第三次憤青運動是指繼上世紀和義和團運動、紅衛兵運動之後，九十年代以來持續至今的憤青運動而言，之所以將這三次歷史事件統壹歸為憤青運動範疇，即是因為它們有著極為相近的典型特征。其約略的定義為：壹、強烈的反西方意識，迷信極權暴力；二、狂熱的民族主義，以愛國主義為旗幟；三、以青年為主流群體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有全國性的廣泛影響；四、有暴力傾向，是非理性的，是反現代政治文明的，且有權力背景。不具上述特征的青年政治運動，不是憤青運動，不在討論之列。
我們也須對民族主義約定壹個範圍：民族通常是以語言體系為紐帶的，也具有相近相同的文化特征，語言是維系族群活動的首要資源，不同語言之間的族群因其民族歷史文化記憶不同，民族主義的內容也不盡相同。說漢語的是以漢族為主導的民族主義，也包括其他漢語系的少數民族，漢民族為絕大多數。說藏語的是以藏族為主導的民族主義，藏民族占多數，也包括藏語系的其他少數民族，蒙古語與突厥語系的民族主義以此類推。這裏所談的民族主義是漢語體系的漢民族為主體之民族主義，憤青運動亦如此理，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或憤青現象不在討論之列。而此文所稱之“民族主義”也不是孫中山先生用民族精神來救國的民族主義，是指帶有大漢族主義色彩的憤青式狂熱民族情緒，因為他們及社會上統稱之為“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有明顯的反智主義色彩，但也非本題目之任務，亦不在討論之列。
壹、義和團運動 發生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史稱“拳亂”）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民族運動，雖然運動的主體是壹群不識字的農民和極端保守的滿清統治集團，但義和團從民間走向國家政治舞臺後，即以農民戰爭的方式來發起對外來民族的戰爭，是最終造成更大民族災難的起因，也深刻影響百年來的現代史。中國失敗於鴉片戰爭，壹些知識分子覺醒了，以向西方學習的洋務運動為強國之策。但甲午戰敗後，中國不得不進行政治改革，但改革只限於朝廷和學者，底層民眾並未參與。而農民則認為西方的文化經濟侵略是中國社會衰落的根源，只有趕盡殺絕外國人，中國便天下太平。於是義和團以驅趕外國人為宗旨，向壹切外來的人和物發起猛烈攻擊，火燒天主教堂，殺害教士信徒，殺害享有特權的外交人員。義和團不是國防軍，其軍事組織是依自然村鎮上形成的“壇口”、“拳廠”或“紅燈照”壹類松散的民間拳團單位。迷信神仙法術，拳腳氣功。扒鐵路、砸郵局、砍電線桿子、殺傳教士、圍攻大使館時豪情萬丈，上了戰場，即刻發現刀槍不入的鐵布衫金鐘罩功夫不行了，各種神祇通通失靈了，連孫悟空也幫不上忙了，拳眾潰不成軍。慈喜太後等頑固派利用烏合之眾的義和團來向西方列強宣戰，力圖壹舉驅除洋人，義和團運動所以持續了壹年多，遍及北方數省。結果是滿清皇室西逃，義和團被八國聯軍擊潰，後被滿清政府剿滅，中國簽訂屈辱條約，付出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南方由於張之洞、劉坤壹等地方官員強烈抵制，力主鎮壓，實行東南互保，拳眾未能南下。愛國主義最終以禍國殃民的結局收場，引來俄國侵略勢力，付出長久和慘重的代價。他們被朝廷利用，又被朝廷出賣了，雖然不堪回首，卻也為中華帝國最終打開國門，為接受西方文明創造了全民共識的局面，再無人以大刀長矛來藐視西方的堅船巨炮了，再無人對“中體西用”式的改革心存幻想了。於是奮起直追，接受民主理念，實行政治改革，迎接“德先生”和“賽先生”，“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從這個層面上講，義和團運動之敗也是中國走向共和之契機。
二、紅衛兵運動 紅衛兵運動是當代史上極其重要的憤青運動。他們也是壹群“憤怒的青年”，其憤青群體性特征極為明顯。假如沒有憤青的集體憤怒，毛澤東就難於將開展於文化界的鬥爭演進為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紅衛兵初起時全是在校大中學生，後來成份有些復雜，但總是以青年學生為主力軍，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群眾力量。紅衛兵運動不是單純的民族主義，不是將外國人全部拒之於國門之外，而是要打倒國內走資派，打倒美帝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他們的思想資源來自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理論，將農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爭思想傳播於世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中國革命的紅旗插遍全球。這次運動更為激烈，遍及全國每壹個角落和每壹個人，是把中華文化和人類文明壹齊打倒，代之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由於受高層控制，紅衛兵有激進的壹面，更有保守的壹面，當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暴亂形成嚴重的外交事件之後，紅衛兵隨即被當局驅離。紅衛兵的革命權力完全來源於最高層，雖有強大的組織力量，自身並無主導運動進程的能力。如同香港的紅衛兵也妄想借文革之機發起暴動，趕走英國人，收回香港主權，但遭受中央壓制，只好偃旗息鼓，繼續在英國人統治下生活。
紅衛兵運動從1966年開始，到1969年結束，持續了近三年。紅衛兵幫助毛澤東打倒了以劉少奇為首的壹大批中央到地方的高級幹部後，失去利用價值，免得再生事端，隨即將紅衛兵敲鑼打鼓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紅衛兵也全部變為插隊知青，等他們明白過來了，青春已經逝去，又可憐巴巴地加入爭取回城的大軍中去了。那時北京有名的紅衛兵“五大司令”，曾受到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多次接見，紅得發紫，也壹樣被趕出京城，監督勞動。文革仍在進行，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臺，降為被教育改造的對象，工人和軍隊上升為文革主力。紅衛兵如同打土豪運動中的流氓無產者，待土地合作化時，痞子運動的價值便消失了，代之以工人階級的同盟貧下中農為主力軍了。文化大革命必須以憤青造反為先導，否則很難在極短時間內打亂原有秩序，搞掉劉少奇的龐大體系。劉的政府倒臺後，代之以組織紀律性強的軍隊和工人參與文革奪權，毛澤東才會掌握文革的絕對領導權。1966 年11月，上海發生“安亭事件”，毛澤東表態支持，隨後的“壹月風暴”中，王洪文指揮“工總司”奪了上海市委的大權，令毛興奮不已。以工人為主的造反派取代了學生組織的紅衛兵，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對紅衛兵已是不耐煩了。毛此刻需要的是新秩序，於是將工宣隊和軍宣隊派駐學校，監管學生，勿使之脫離軌道。工人群眾登上文革舞臺，作為烏合之眾的憤青自然成為祭壇上的犧牲品。由於文革是以城市為中心，紅衛兵被趕到鄉下是唯壹化解麻煩的辦法。娃娃爛氣的紅衛兵運動煙消雲散，悲劇性收場，也被無情釘上了世界歷史的恥辱柱，成為反人類現象的典型。當時北京第壹個紅衛兵組織成立時的誓言是：“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壹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壹滴血！”[1]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打爛現有的黨政系統，原有的統治機器指揮不靈了，必須借助組織化的群眾運動，讓青年學生帶頭打破舊格局，助其重建毛氏個人專制。所以，紅衛兵的活動能量完全來源於任黨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壹人，允許其介入高層鬥爭，向以往敬若神明的各級黨政官員發起攻擊，並大肆報復社會。當毛達到了目標，隨即切斷能量供應，他們的政治資源便立即枯竭了。紅衛兵大批鬥走資派、打砸搶、殺人害命直至武鬥流血，都表現得勇敢無比，毛主席壹聲令下，就全都乖乖地下鄉勞動改造去了，無人敢於反抗，進行有組織的抗議，先前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氣概蕩然無存。因為紅衛兵就是為保衛毛主席神聖地位而成立的，他們的“革命正義”完全出於毛的認可，對於毛主席的壹切指示，只有徹底執行，否則就滑向反革命了。也因為他們根本不具有現代權利意識，強烈的忠君意識也不允許有份外之想，所以才會以大肆踐踏公民權利的方式來渲瀉革命激情，體現忠君情懷。他們雖為熱血青年，其知識結構及思維方式完全來源於程式化的共產主義忠誠教育和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妄圖解放全人類是由於深信毛澤東思想是全球民族解放的指路明燈，其行為過於理想化或幻想化了。他們是在幼年就被洗腦的壹代人，心中充滿著忠君與仇恨意識。實際上，他們也處於被壓迫地位，被解放的首先應該是自己，待他們被無情地趕下農村時，革命激情迅速消退，迷茫失望，不得不考慮自身困境，於是把精力都轉移到回城的熱潮中了。但這種反思不是權利意義上的覺醒，無法做暴民，便立即顯現出深入骨髓的奴性，暴民與奴仆的雙重性格使紅衛兵運動無法轉向民權革命。這場運動是人類現代史上破壞力最大的政治迫害和文明毀滅運動，它比秦始皇的梵書坑儒及希特勒的燒書殺猶太人更為殘暴。紅衛兵打死的老師教授名人學者不計其數，破壞的工業生產和經濟建設不計其數，造成的無辜人命和社會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破壞的文物古跡不計其數，對中華文化史籍資料的毀滅性破壞亦不計其數……
表面上，紅衛兵運動體現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太明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反對民族主義的，世界革命需統壹的階級陣線，民族主義勢必影響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化。但實際上，列寧的蘇維埃帝國就是大斯拉夫主義聯盟，是為俄羅斯民族的帝國擴張利益服務的，到了斯大林更是這樣，其他民族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服從蘇聯的國家利益。毛澤東也壹樣，重建中華帝國的世界中心地位，當第三世界的霸主，只有輸出毛氏印記的紅色革命才行。所以，紅衛兵運動也是民族主義運動，也是憤青運動。
三、憤青運動 從1990年代持續至今的憤青運動是第三次憤青運動，其範圍不如紅衛兵運動廣闊，規模也較為零散，卻影響廣泛，成為當代帶有主旋律色彩的最大民族主義運動。它煽動的民族狂熱曾引起數次中美和中日之間的外交沖突，也為西方社會所廣泛關註。雖然不以輸出武裝革命的方式來展示憤青對西方民主主義的憤怒，卻也借用壹切重要機會乃至走出國門來展示其能量。例如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即以“紅海洋”式的視覺震撼來形成對西方民眾的強大心理壓力，西方人稱之為“紅色恐怖”，造成中西文化的新型沖突。憤青運動有壹定的權力背景，上海憤青圍攻日本領事館時，警察為其開道，武警幫助憤青爬上領館墻頭，而不是發催淚彈或用棍棒驅趕之。在後來的諸多反美反日遊行，學生軍警統壹行動，公開的宣傳仍然說成是自發的，與政府無關。由於上面只是暗中控制，所以當代憤青不可能形成有組織的大規模的團體政治活動，官方也不允許憤青組織化，壹哄而起，壹轟而散，烏合之眾最為適合。
以憤青的文化層次而論，遠超過義和團的農民，也超出紅衛兵許多，不少人有高學歷職稱，或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留學生。但心理傳統壹脈相承，都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都是“狼奶”哺育的壹代。當代憤青與以往的憤青有壹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其偽民意性，這是研究當代憤青運動時需要註意的。義和團能基本代表民意，因為那時的人們知識水平太低，資信落後，不可能理性分析中西文化的差距在於守舊，不可能找到中國落後的根源正這是這種守舊的民族精神，所以才用閉關鎖國的方式來純化中華，回到天朝帝國的老傳統中去，拳眾的暴虐與昏庸腐朽的清宮保守派壹樣表現出守舊愚昧。僅僅憑壹幫無知拳眾的海口，慈喜太後就敢向列強宣戰，表現出極端的愚昧。但無論是義和團還是滿清官員，本質上是愛國的，他們決不會以獲得壹張外國護照為榮，他不是在表演愛國。紅衛兵有革命激情，也胸懷無產階級革命正義感，雖然這些都是反人類的，是落後愚昧的。但紅衛兵的知識和眼界不支持他們在舉國顛狂的情勢下作理性思考，只能誤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視為普遍真理，同樣表現為守舊愚昧，也代表大多數人的認知水平。當代憤青的人權認知超過紅衛兵許多，不是不懂民權政治，其逆時代的行為是故意所為，他們心靈深處既積聚集著恐懼，也積蓄著暴虐，是雙重性格所致。當代憤青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也是虛偽的，被人稱之為“愛國賊”，比賣國賊更可惡。因為賣國行為須面對道德拷問和歷史追問，賣國者通常身居高位，執掌國家權力，其行為自然要載入史籍，賣國行為多半不得已而為之，晚清政府的賣國行為都是戰敗所致。愛國賊是什麽也不管，是壹幫無絲毫道德約束的流氓無賴，其地位所限，也用不著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所以壹些人白天圍攻美日使館，夜裏趕快到使館排隊等簽證，更以千方百計弄到張美國綠卡為榮。他們的憤怒是選擇性和功利性的，其仇恨是表演性的，他們壹面享受西方的物質文明與科技成果，進入現代生活，每天離不開電話電腦網絡，也離不開歐美電影，壹面卻大罵西方民主的虛偽，為專制唱贊歌，或小罵大幫忙。因為詛咒西方是安全的，不會引來政治風險，為體制服務又可獲超常利益。[2] 2010年11月首爾G20峰會時，CCTV記者芮成鋼搶奪韓國記者的提問機會，不顧起碼的禮儀，向奧巴馬發難，聲稱自己代表亞洲人，也可以代表韓國人。而上壹年的G20峰會中，他聲稱代表全世界。他當然知道自己不是參加會議的官員，只是壹名新聞記者，僅能代表CCTV，連中國人也無權代表，卻顯示出強烈的霸權意識。CCTV何以連年派這等憤青出鏡而洋洋自得？何以出席會議的中方代表不公開置疑？就是因為這種表演不過是借國際舞臺給國內觀眾看罷了，需要這種“替天行道”式的英雄。
憤青用“愛國主義”這塊“金磚”，敲開榮譽金錢之門，也砸開了美國自由民主的大門，這就是其本色！他們絕不會對身邊的專制憤怒，絕不敢對自己的上司發難，起而維護自己的權利，哪怕權利受到嚴重侵擾。他們慣於忍受政治壓迫和雇主奴役，他們敢於挑戰外國元首是因為毫無風險，潛意識中對極權的恐懼是他們選擇憤怒的閾值，超過這個閾值，他們就退縮或轉向了。所以第三次憤青運動更多的帶有流氓文化的痞子運動特征，他們是標準的奴仆，沒有什麽革命正義感，也不管什麽人類自然正義與普世價值，其表演成份更多些，借機發泄的成份更多些。當代憤青運動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義和團和紅衛兵那種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激情與獻身精神，義和團的上戰場不用說，紅衛兵也有些人在要求上戰場受到拒絕後，以偷渡的方式到越南參加反美戰爭。也有不少人跑到緬甸，參加緬共的“解放”戰爭，後緬共失去外援，紛紛做鳥獸散，壹些割據武裝只好改種鴉片了。義和團排外是為保存國粹，雖然表現出來的是愚昧。紅衛兵的瘋狂也大多出於革命義憤，盡管這種義憤代表的是偽正義。而今的憤青很善於事前評估政治及法律風險，以高喊廉價口號來展示效忠式的愛國主義，他們表面上也排外，骨子裏卻是媚外的，他們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更為急切。他們有時也需要人權，很會利用西方社會的自由制度在外國表演中國所喜歡的事，比如火炬傳遞中的紅色暴力傾向，可以作為向西方國家要價的籌碼。有時候也會容許有組織的反美示威，在媒體上宣傳為自發行為，這也是當代憤青運動偽民意性的壹個重要特征。
因此說，當代憤青的特點是極端反對自由民主化，尤其反對長期關註中國人權的美國，美國於是成了憤青的頭號敵人。所以，他們絕不會為伊朗或朝鮮的人權問題上街，也不會為了自身的公民權利上街，否則就是不憤青運動而是民權運動了。他們的憤怒時刻參照官方態度，與主旋律密切保持壹致，所以他們也決不會為俄羅斯擊沈中國商船而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也不會對俄國政府壹次沒收銷毀中國商人20多億美元商品而發起網絡攻擊，更不會對俄國軍隊肆意扣捕中國船民而到俄國使館抗議。雖然俄羅斯帝國夢對中華帝國夢有制約作用，官方的憤怒取向決定著憤青運動的憤怒風向及政治風險。何以憤青如此地敵視美國呢？這也是長期奴化教育和仇恨教育形成的雙重人格所致，壹方面是對權力的絕對順從，壹方面可以反美國為名發泄過剩的激情，揮灑仇恨怨怒。憤青缺乏現代人類社會具有的宗教情懷，由於共產主義是天然抵制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精神鴉片，長期的洗腦教育，憤青也就先天地缺少基督教的救贖精神，他們空虛的靈魂只能在界定的“愛國主義”範圍內發泄。於是毛澤東就成了心中的“上帝”，為憤青運動染上神聖的色彩，成為主宰靈魂及價值觀的天然合理的精神資源和政治參與。第三次憤青運動之所以斷斷續續折騰十幾年，正是由於其反民主性，是抵禦化解民眾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訴求的利器，越是將西方對中國的威脅誇張到極致——“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能持續利用反西方的憤怒資源，鼓動民族主義情緒，將民眾註意力從爭取公民權利吸引到反美反日上來，憤青運動就越具有利用價值。以現代資迅渠道而言，憤青可以了解到他們想了解的壹切東西，卻不屑於了解。他們明知自由民主是時代潮流，是人類維護自身尊嚴的唯壹生活方式，卻常以激烈的反西方群體行動來表演壹番，力圖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群體，吸引眼球，不甘心其邊緣化地位。但他們除了被不時利用壹下外，並無更多的剩余價值，比如他們要求抵制日貨，圍攻家樂福超市，就得不到官方及民眾支持，因為中國經濟的六七成是依賴出口的，礦產資源也大部來自國外，抵制外國貨無異於自殺。這時候，官方也會視情況實施壓制，免釀成蔓延之勢。憤青當然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也知道基本的國情，但出於表演推銷或發泄自己的目的，總是有在大庭廣眾下現身的強烈欲望，是憤青唯壹參與國家政治的機會。但憤青搞得過了火，也會受到懲罰，上海日本領事館被砸，造成嚴重的外交事件，便抓了幾個帶頭的，判刑了事，當了替罪羊。這顯然是象征性的，不會認真追究憤青的責任，與發生在西藏新疆的騷亂截然不同，那是非要窮追到底的。
第三次憤青運動不同於以往之處，還在於憤青善於利用現代信息自由交流的網絡平臺表演民族主義，甚至以發動網上恐怖攻擊，除了黑客對自由網站攻擊，也攻擊壹些自由學者網頁。還有很多人是有關部門雇傭的打手，以每發壹貼獲取五角錢報酬為目的，履行引導輿論導向和壓制自由言論的任務，暗藏身份，多處註冊馬甲，在各網站論壇和個人博客發貼，具有地下工作性質，人稱“五毛黨”。[3] 這也是新時期的特殊表現方式。本文就主要以網上憤青為樣本，對其展開心理分析。
相關心理學簡述
憤青運動是既然是壹種社會現象，自有其普遍之規律性，如反西方自由化、民族主義、崇尚極權暴力、強烈的忠君意識、青年人過剩的政治激情集中表達等等。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憤青現象也表現出鮮明的心理學特點——病態心理。憤青的病態心理主要體現在偏見人格（Prejudiced Personalities）上，沒有病態的社會化偏見心理，就不會形成憤青運動。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說：“……對某些人來說，偏見是壹種生活方式，它似乎產生於他們的保護或提高自尊心的欲望。它更多地是他們與自己周圍世界發生聯系的習慣方式的壹種反映，而不是壹種經過特定學習後而對某些特定團體產生反感的結果。……他們的許多態度常常形成壹種統壹的模式。首先，他們對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的普遍反感，常常伴隨著壹種美化他們自己團體的傾向，因此他們可以被稱作種族中心主義者（ethnocentric）。而且，這壹種族中心主義常常與壹種嚴格而狹窄的社會——政治——經濟的保守主義（Socio-politicoeconomic conservatism）有關。這種保守主義決心堅持傳統的放任主義教條和傳統道德，而且信奉使用暴力以反對那些似平威脅這些價值的人。……這些廣泛偏見的的人們常常也基本上持有反民主的、甚至是專制主義的意見。他們不僅不能容忍與自己觀點完全不同的人，而且他們典型地向往壹種明確而嚴格規定的‘強人’在上、‘弱人’在下的等級社會體系。”[4] 這是用美國人為實驗樣本得出的結論，若用中國的憤青為樣本，更會深化這壹論證。（壹）
中國憤青的種族中心主義實際上是壹種漢民族沙文主義。中國近代的落後，使得中國人的傳統優越感遭遇挫折，歷史上總是中華為世界第壹，中國為世界中心，天朝舊夢破滅了，有如俄羅斯的大帝國迷夢破滅了壹樣，化為民族記憶中的巨大傷痛。這個傷痛在不斷的回憶中強化，特別形成壹部分群體的仇恨心理，強化為頑固的群體偏見意識，或為集體的無意識行為。有如不少俄國人依舊懷念斯大林的蘇維埃帝國，又紛紛興起斯大林崇拜，壹如當年斯大林的辦公室去掉列寧像而掛上彼得大帝的畫像、妄圖重圓俄羅斯民族的霸主之夢壹樣。[5] 中國人特別不能接受美國位居第壹的現實，認為美國在經濟、科技、軍事的全球領導地位原本屬於中國的，而不應該歸於僅有幾百年短淺歷史的美國，對美國充滿著“羨恨交織”的情緒。世界雖然早已進入自由價值觀的全球化時代，民眾福祉為立國之本，但民族心理是不容易轉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中華帝國欲望又在壹部人心中燃燒。而傳統的集權思想使得中華掘起欲望更為迫切固執，集體主義思想又時刻強化著這種欲望。急於輸出中華的傳統價值觀——中華第壹及明主政治，就必須以集體主義來替代自由主義。憤青不渴望自由，不爭取民權，而是期望強勢領袖來帶領中國人走向世界，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取代美國登上全球霸主之位，有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那樣。在掘起道路上，壹切有可能幹擾中國的國際動向都會化為新的民族仇恨，與歷史舊帳糾纏在壹起強化為凝聚民族主義的憤怒資源。憤青心態雖然不能代表整個民族心理，卻是民族文化心理中極端情緒的壹部分，憤青運動就是這種民族偏見心理在現實中的放大效應。偏見構成憤青或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是當代民族主義的驅動力。雖然這種欲望脫離現實太遠，但為了轉移民眾對國內問題的關註，必須不斷利用對外交往中的挫折事件作為燃料添加，持續夢囈般的幸福意識，憤青才會在烏托邦的自慰中陶醉，換來壹時之幸福感。
任何壹種特定偏見的特征，常由人的文化層次決定著，除了性格原因，既有知識的來源問題，也有知識的結構問題。有相似偏見的人聚合在壹起，其乘數效應就會擴大成群體的偏執狂癥。在權力背景下，會持續蔓延，泛濫成災，納粹及紅衛兵的歷史就充分說明這壹點。中國是保守型社會，長期受奴化教育及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信息來源的單向度決定著教育的單向度，是灌輸性的，是機械性的，所以在大批生產奴仆的同時也生產暴君。奴化教育生產奴仆，仇恨教育生產暴民，暴民中成為暴君的幾率極小，更多有暴虐心態的人只有變為憤青壹族。大部分人的狂暴心理在常態下是被壓抑的，不容易找到發泄管道，由於憤青有政治意願，其強烈的政治參予欲望只能在群體性的政治運動中找到渲瀉機會，突發的政治事件就成為其誘因。但單向度的奴性教育決定了憤青的政治表演首要原則是身命的安全性，不以犯上為起點，這也是產生憤青運動的社會心理基礎。狂暴的人在群體中並不占多數，更多的是由其從眾心理決定的，即謂“羊群效應”。狂暴是奴性的另壹面，所以這類政治運作是為了渲泄和表演，或者幹脆是效忠性的，壹旦憤青運動幹擾到權力實施，其自身安全原則隨即達成共識，政治表演便宣告結束了。憤青運動的烏合性質，羊群效應，反自由的本質，決定了它不可能提出崇高的政治訴求，不會有完善的治國理論，不過是情緒發泄性狀，不過是供權貴玩用的工具而已。這也是憤青運動喪失理性的原因，更是當代憤青運動的典型特征。中國人受制於奴化教育，有健全人格或學識的人不多，所以才會產生壹代又壹代的憤青，政治文化體系上的原因無需多談，這裏主要從心理學上分析憤青現象。
由於偏見性格的形成，憤青的思維方式通常以反常理的行為表述，力求給人不同尋常的另類印象，即使是學術研究，同樣能表現出固執的偏見心態，他們認為，只要能戰勝美國，可以不顧法律和道德的任何約束，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不惜壹切代價（包括本拉登式的恐怖襲擊），可以用“西安以東不要了”的方式來與美國進行核決戰……戰爭叫囂是憤青抒發憤怒的主要表現形式之壹，他們嘴裏的中華掘起，實際上是受那種統治者權力與榮耀巔峰式的傳統願望驅使，充滿著中華帝王君臨天下的幻想，充斥著中國管理全世界的夢想。憤青的愛國主義實質上是壹種認死理式的大漢族沙文主義，並以此為判斷是非及正義的標準，凡是不符合這種標準的事情，皆以仇恨心態對之。正如王力雄所說：“相當程度上，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人身上已經具有條件反射的性質，成為集體非理性，可以隨時從潛意識層面被激發。”[6] 在對待壹些少數民族的態度上，就表現出這種漢化的民族主義，凡不順從者壹律視之為異族，大加撻罰。之所以不斷操控民族主義，是因為民族主義大多表現為壹種狂熱的大眾情緒，烏合之狂熱是最廉價的政治資源，官方掌握全部鎮壓機器，烏合群體不會影響統治，遂使民族主義成為壹種集權手段，讓統治者永遠占據道義制高點，來對抗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正是中國人的通往奴役之路。但也有風險，正如龐勒所說：“壹些可以輕易在群體中流傳的神話所以能夠產生，不僅是因為他們極端輕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經過了奇妙曲解之後造成的後果。在群體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最簡單的事情，不久就會變得面目全非。群體是用形象來思維的，而形象本身又會立刻引起它毫無邏輯關系的壹系列形象。”“專橫和偏執是壹切類型的群體的共性，但是其強度各有不同。在這個方面，支配著人們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種族觀念，會壹再表現出來。……專橫和偏執是群體有著明確認識的感情，他們很容易產生這種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們中間煽動這種情緒，他們隨時都會將其付諸實踐。群體對強權俯首帖耳，卻很少為仁慈心腸所動，他們認為那不過是軟弱可欺的另壹種形式。他們的同情心從不聽命於作風溫和的主子，而是只向嚴厲欺壓他們的暴君低頭。他們總是為這種人塑起最壯觀的雕像。”[7] 文革中毛澤東之所以斷然拋棄紅衛兵，也緣於群眾運動的群體思維難於精確操控，烏合的群體遠不如正規的軍隊運用起來得心應手。烏合之眾只有短期利用價值，時間壹長，群體組織正統化，就會追求自身的權利，朝理性和道德方向進展，抵抗外來不利因素，成為統治者的抗衡力量。但大多數情況下會形成社會失控局面，所以，除非確有必要，官方壹般不敢輕易策動群體運動，除非象毛澤東那樣神明般的統治者。但烏合之眾永遠會有，就在於偏見心理的持續性。
憤青的生活態度也與眾不同，憤青是“憤怒的青年”之簡稱，這種簡稱未必準確（憤青壹詞已約定俗成，只能從俗，以便討論問題），因為憤青之憤怒與標準的憤怒不同，比如有人取筆名為“怒不可遏”，卻總是寫馬屁文字，與憤怒到極點毫不相幹。他們什麽都能說，且不必對後果負責，可以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壹部科學專著，曾指導了中國的大煉鋼鐵運動，可以說《紅樓夢》的作者是虐待狂，讀者是挨鞭子的受虐狂。妳若認真理論，那就上當了，其巴不得借此來展示其與眾不同。憤青肯定不是理性思維的產物，就象整天要抵制日貨壹樣，明知中國商品離不開日本市場，自己也未必會帶頭去做，卻非要發出荒唐叫囂，其目的不過是為了發泄和表演而已。若從文化心理分析，憤青也是流氓文化的產品，中國的歷次憤青運動無不打上流氓文化的印記，從肆意燒殺同胞的義和團到殘害同類的紅衛兵，再到當代憤青，莫不如此。他們對勝王敗寇的強盜邏輯深信不疑，所以在虐殺迫害同類時才會表現得理所當然，義無反顧。在信息時代，暴力行為也會表現在網絡上，是憤青運動的另壹種表現形式，在虛擬的網絡社會裏，憤青的暴力行為更加肆意妄為，毫無節制，其表演的成份也更為鮮明，雖然這種效忠式的表演並不能帶來多少個人現實利益，只是偏執已成頑癥，壹有機就會發作的。
這也是弗洛伊德所說的“移情作用”，是壓抑的釋放和貫註的轉移，病態的偏見心理須轉移才行。精神分析理論告訴我們，這與自戀有關，由自戀形成的自大偏執狂癥狀，只有能過移情作用來治療。憤青運動就是壓抑移情於街頭政治，偏見以狂暴的形式展現，也可以說，憤青運動是憤青移情的主要方式，卻絕非心理學意義上的治療過程。可惜的是，大多數人並不覺得他們有毛病，因此根本不去看心理醫生。自戀平常是被壓抑的，偏執狂癥只有在發泄的移情過程中才能得到滿足感，當這種發泄被權力階層利用形成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時，悲劇或災難就發生了，每每成為民族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人或許對此不以為然，不可能那麽多人同時心理病態吧？這也不奇怪，當文革中億萬人壹齊發狂的時候，總不能說這種全民心態是健康不帶偏執的，沒有心理問題的。當然很多人是出於政治宗教的狂熱，是黨文化的極端化現象，卻也有明顯的社會心理學特點，表現為癥候群的偏見共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是人類科學思想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壹，它深刻影響世界歷史進程。不僅是精神醫學方面，更在政治哲學、文學藝術、教育理論及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發生著深刻的影響。既然憤青群體有非理性的病態心理，精神分析理論正好幫助我們打開憤青的心窗，透視其內心世界。我們在分析憤青之群體現象時，也有必要對憤青個體做分析，因為群體是由個體聚集而成，且有相近的性格，那麽，引入精神分析理論就是件有意義的事。
對來自網絡的典型個例分析
我的個人博客裏，時常有憤青搗亂，有兩個極為狂妄的典型個例，極具心理分析價值。壹個是自稱為“思想家”的憤青，壹個是網名為“無字天書”的憤青。前者具有壹定的理想追求，有爭論之激情；後者是純粹的流氓無賴，只會惡言惡語，謾罵攻擊，甚至采用網絡恐怖襲擊形式。這兩個樣本雖然不能涵蓋網絡憤青群體，卻可以代表相當壹部分憤青的社會心理和病態癥候，可以獲得深入了解之機會。因為現在是網絡時代，憤青運動的激化常常在網上形成，街頭運動也與網絡言論的趨同化密切相關。
壹位自稱是“思想家”（思想家樂園http://zhanggf-41.blog.163.com/）的憤青來我的博客（高生詩詞 http://gsdzyx6950.blog.163.com/）推銷其理論產品，開始時我還較為認真的回應他的觀點和問題，後來發現他並沒有起碼的學術精神，根本談不上是學者，思維邏輯混亂，表現出驚人的幼稚，卻對別人的話根本不聽，壹味地自大傲慢。“思想家”毫無政治歷史和哲學宗教等方面的知識，知識層次過於淺薄，卻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能拯救人類，改造世界，實際上他那點所謂的理論不過是前人扔掉的烏托邦之類的東西，且零散不成體系，也談不上有什麽“產品”出售。更可悲的是他根本就沒讀過任何經典的烏托邦理論，也不懂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知識也相當貧乏，西方經典的哲學政治學歷史學宗教學方面的知識幾乎為零，語文也很差，前言不搭後語。但當我向他推薦壹些必讀的經典書籍和解釋壹些真實的歷史事件時，其回答竟然是不屑壹顧，說我讀的那些書全是過時落後無用有害的，是被別人洗腦了，甚至中國的儒釋道文化也是不值壹文。他不知道康有為的社會主義改造理論，不知道孫中山有關共產主義的解釋，連天下為公的孔子思想也不清楚，通通斥之為落後的理論，聲稱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是他自己發現的，獲得了許多人的贊揚。壹個人有些自戀自大也不為過，有些標新立異的情結也不奇怪，但當妳發出善意勸告，表示不願與之繼續交流，其偏執狂的病態心理便發展極端，甚至用流氓手段惡意騷擾，不由得引起我的厭惡，讓他走開。但“思想家”執意不肯，死纏爛打，非要求我道歉不可，否則不依不繞，實際上就強迫我承認他的“救世理論”。這反倒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因為研究憤青現象正缺少壹個有代表性的網絡樣本，與憤青近距離接觸，雙方的情況有差距，難於獲其內心表露。上網壹般不露真實身份，有虛擬的遙遠空間，又有近在咫尺的感覺，可以即時交談，容易讓對方摘掉人格面具，講出真話，更便於觀察其心理活動。“思想家”的前來，正好補上素材不足的空缺，這是難得之機會，因壹般泛泛而談的憤青不會將內心世界展露無遺。但妳必須不斷刺激他的激情，使他總處於亢奮狀態，方可獲得真實的第壹手資料。這可能會激發其偏執狂癥，卻也只能這樣，因為他的偏執有著深刻的成因，不是壹朝壹夕形成的。我們引入精神分析方法，是為了從精神方面來探求憤青性格之成因，因為憤青並不占人群的大多數，只有相近性格的人才會成為憤青群體。只是中國人太多了，有百分之幾的人聚在壹起，場面就相當可觀，在網絡世界也壹樣。他們能聚在壹起，自有其共性，突出表現為自戀、炫耀、固執、偏狹、狂傲、冷酷、仇恨、殘暴等等，如果沒有相近的心理特點，是不可能聚到壹起以非理性的方式鬧事搗亂的，即使是“羊群效應”，也須有相近的心理認知傾向。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從憤青網站博客中就能強烈感受到這種狂燥偏執情緒，諸如“烏有之鄉”壹類的網站。我們逐步分析這位“思想家”的有趣言論，以找出其心理成因，這對於了解中國現代的社會心理，應該說是有意義的。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中分析說：“偏執狂（paranoia）是壹種慢性精神錯亂，在當今的精神病學的分類上占有壹種不確定的地位。……根據其內容的不同，偏執狂可區分為壹些不同的形式，如誇大狂（megalomania），迫害狂（persecution mania），色情狂（erotomania），和嫉妒的妄想等等。”[8] 當自戀發展到病態心理時，往往產生妄自尊大的妄想，常常認為自己是壹個特別重要的人物。弗洛伊德接著說：“誇大狂是由力比多從對象貫註上撤回所導致的自我膨脹的真接後果——繼發性自戀（secondary narcissism），它是早期嬰兒原初自戀的壹種回復。”根據弗氏理論得知，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嬰幼兒的性發展期大致分為口唇期，肛門期，性器期等幾個階段，如果在此期間性本能的沖動受到不恰當的抑制，對將來的性格形成具有極為重要的負面作用。口唇期可以形成“伊諦普斯情結”（“Oedipus Complex” 也譯為俄狄浦斯，希臘神話中壹位殺父娶母的國王），肛門期可以形成肛門性格，性器期可以形成性倒錯傾向。伊諦普斯情結是戀母情結；肛門性格是固執、冷酷、吝嗇、暴躁等歇斯底裏特性；性倒錯是與性愛對方的性方式錯亂，如同性戀或性虐戀等等倒錯性行為。我們從“思想家”的狂傲言論中就可以明確感受到其伊諦普斯情結和肛門性格，已經發展到非常典型的階段。
壹、伊諦普斯情結與自戀 每個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如嬰兒的吸吮母乳的動作，除了獲得營養，也有性方面的意義。嬰兒吃飽了還離不開乳頭，以至於含著奶嘴才能睡覺，在不斷的吸吮中感受到快樂——性的滿足。弗洛伊德說：“假定兒童沒有性生活——性興奮、性需要和某種滿足——而是在12歲至14歲之間突然獲得的，這與假定他們生來就沒有生殖器，只是到了青春期才長出來壹樣是不可能的（與我們的觀察事實不符），從生物學的觀點看也同樣是荒謬的。青春期喚醒的只是生殖機能，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機能所利用的是已有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材料。妳們的錯誤在於混淆了性和生殖的概念。（第20講：人類的性生活）”弗氏理論稱兒童的吸吮為“享樂性吸吮”，將這種快樂歸為嘴和唇區域的興奮，是為嬰兒的“性感帶”（erotogenic zones），並把從吸吮中所獲得的快樂稱為性的快樂。從母親的乳房成為性本能的第壹個對象從這種單壹動作中，可以同時滿足兩種具有生命重大意義的需要，並成為其後性心理的發展產生持續的影響。中國人的性教育比較保守，在兒童期的性教育幾乎是空白，伊諦普斯情結極易得到強化。弗洛伊德把性欲不僅視為人的身心發展和心理疾病成因的決定力量，而且還視之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弗氏理論認為，性本能沖動（包括廣義的和狹義的）都是神經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起因，同樣性本能沖動也為人類精神高度之文化藝術和社會發展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伊諦普斯情結或自戀並不必然表現危害性，卻常常以壹種心理疾病或文化缺陷展露，反映在人們的社會活動中，便具有了普遍的社會意義，也可以成為民族主義的社會心理成因。如“思想家”言論中就有著這種傾向，下面摘錄“思想家”語錄（標點及文字不妥處，為原文之誤，不予改正，其後同）：
——知道中國人為什麽對政治感興趣，喜歡唱歌頌祖國的歌嗎？因為中國人才真正當過家做過主，他們才會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聯系的那麽緊密，才會有主人翁的感覺和態度。
——我在單位曾是職工代表，我發現中國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代表會上妳可以暢所欲言為企業和國家做主，好的意見和建議會被企業和國家接受和采納。也只有在這樣的會上我才能體會到真正做“主”的滋味。
——其實從歷史上看，人民感覺幸福的時代並不是什麽民主的時代，妳可以看壹下大唐盛世，德國俾斯麥和西特勒時代，人民為什麽那樣狂熱崇拜熱愛那些統治者們，（難道人民是傻子，不知道別人，反正我不覺得自己傻，但不傻並不等於就能當國家主席）發自內心的叩拜山呼著萬歲？
——我覺得毛真的成了神,他做了那麽多壞事還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景仰和愛戴?這可能嗎?沒有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他壹個人能做成什麽事情?我和妳說了很多次了,毛時代的很多事情都是人民做的,而不是毛壹個人做的.
這顯然也是壹種社會化了的伊諦普斯情結，雖然作為“母親”化身的祖國帶給中國人的常常是苦難，但戀母情結無疑是民族主義得以維系的紐帶，壹旦失去伊諦普斯情結，民族主義便難以聚攏人氣了。但祖國的內涵也會隨時勢變化，馬克思說：工人沒有祖國，於是在共產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祖國不是自己世居的國土，而是列寧斯大林的蘇聯，壹些在莫斯科長大的“紅孩子”至今仍然對蘇聯充滿祖國式的戀情和感激，喜歡唱蘇聯紅色歌曲，也是緣於這種伊諦普期情結。革命年代的民族主義被壓抑，代之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到了共產意識形態衰微之際，只有中國能救社會主義，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便迅速激活，以大中華取代蘇維埃，便以社會主義包裝的民族主義來作為稱雄全世界的動力資源，同時也是憤青運動的能量源泉。毛澤東是將共產革命從蘇聯祖國中心引向自己祖國中心的強勢領袖，盡管毛的無數次政治運動殘害了無數中國人，但毛成功登上民族復興的精神教主神壇，在建造“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大國君主地位時，也將中國人帶入了重溫中華帝國夢的激情之中，至今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號召力，是後世君主必須加以利用的道義資源。所以，持續不斷的“毛澤東熱”，證明中國人的蘇聯祖國意識已成功地轉化為漢民族主義了。通常來說，人們會將所鐘愛的事物美化，視崇愛對象的特性來女性化，或進壹步將之崇高化，即是“母親化”——賦予慈母般的尊崇。比如祖國滋養了人民，人們比之為母親，也可視作壹種樸實的情感。但伊諦普斯情結又不同，是超出了是非曲直的變態感情，在為“母親”自豪的同時，也把對其弱點缺點的善意批評也視之為褻瀆，近似於壹種圖騰崇拜的狂熱。於是“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式的思維邏輯頓成政治定式，用於“慈母”之尊榮，壹切都是美好無瑕的。在領袖及黨權體制下，伊諦普斯情結的社會化，自然將政治領袖或政治團體也紛紛“慈母”化，主動為其隱去壹切醜惡，刻意忘卻真實的歷史，只要為了“母親”的榮譽，“兒女”做祭壇上的犧牲也行，哪怕這種犧牲再不可思議也應該無條件地投入和忍耐。“母親”擴大化的意圖在於神聖化，以“原罪”式的歸罪方法占據倫理邏輯的制高點，讓違規者自動歸為大逆不道的罪人、豬狗不如的敗類，受“良心”煎熬。憤青整天愛給發表真實意見者扣上“漢奸”、“賣國”的帽子，即出於此類“母親”神聖化的政治倫理。曾有憤青稱“毛主席是勞動人民的偉大慈母”，我諷刺說，妳們連性別也沒弄清楚，看見沒長胡子，就“偉大”呀、“慈母”呀，亂嚷嚷。而回答是，取消妳的發言資格！領導人越偉大，追隨者也越偉大，這種強加於人的政治邏輯，是自戀情結中自我形象的“偶像化”復制，需要強迫受眾接受其自戀心理，需要推翻壹切批評，按自戀者的意圖改造世界。“思想家”就是這種惡性自戀者，其潛意識中經常作偉人式的幻想，將自己也比作希特勒了，甚至比希特勒更偉大，簡直等同於上帝了。這野蠻的惡性自戀是極端唯我的，讓人討厭的，失去自我限制的自戀又是令讓生畏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祖國啊，我親愛的母親”之類的口號泛濫，統治國家的政治領袖或政黨組織也就理所當然淩駕於臣民之上，淩駕於天地之上，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聖母”，成為神格化的民族精神主宰。君主的自戀，引導民族的自戀，文化的自戀，即是自大狂與自戀心態的社會化根源，而遠離人道主義的倫理道德和真理追求。必須指出，情青的伊諦普斯情結之實質是狹隘的大漢族主義，強迫別人接受自家“聖母”之圖騰地位，蔑視別的民族的歷史傳統與政治文化權利，對弱小民族歧視壓制，壹切批評都斥之為“國內外反華勢力”的惡意行為。奧運火炬傳遞期間，中國將數萬面國旗運至國外，到處形成“紅海洋”的壯觀場面，甚至大打出手，以震攝外國人，就是自戀型民族主義情緒的爆發。火炬傳遞本來是為了傳播人類自由和平的奧運精神，卻搞成了民族主義的肆意擴張。常言道：“若要公道，打個顛倒”，如果美國人或韓國人將數百面星條旗或八卦旗舉到天安門來遊行，憤青壹定視之為帝國主義的侵略了。這種認死理式的民族主義正是漢民族日益缺乏寬容胸襟、缺乏現代民主意識的“民族性自戀”。當年納粹德國的民族自戀，就是把自身形象放大為種族優越性來對外擴張。弗洛姆分析道：
識別群體自戀遠沒有識別個人自戀那麽容易。假如有壹個人告訴別人：“我（和我的家庭）是世界上最令人羨慕的人；只有我們才是清潔的、聰明的、善的、體面的；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骯臟的、愚昧的、不誠實、不負責任的。”然而，絕大多數人會以為，這個人壹定很粗魯，思想不正常，甚至有點精神錯亂。但是，如果壹個充滿幻想的演講者向廣大聽眾演講時，用國家（或者民族、宗教、政黨等）來取代“我”和“我的家庭”的話，那麽，這個演講者會因對自己祖國和上帝的愛而贏得許多人的贊揚。但是，別的國家和宗教團體會因自己遭到蔑視而憎恨這壹次講演。然而，在被吹捧的群體中，每壹個人的自戀得到了誇張，並使這壹事實，即千百萬人贊同這樣的演說和聲明成為合理的事情。[9]
根據國際法理論，領土、人民和主權是構成獨立國家之三要素，現代普世價值觀認為主權在民，由民眾授權委托代理人組成契約型政府，實現國家主權，是為共和制度。是全體國民（納稅人）支撐著國家，人民的幸福源自於國民權利，不是受益於君主，他們只須感謝上帝就夠了，因為上帝是自由平等博愛的道義化身。美國人過感恩節，是為了感謝上帝，不是感謝民選的政治領袖。中國人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其幸福是來源於偉大英明的君主，得益於帶領人民奮鬥的革命領袖，“毛主席萬歲”或“X書記辛苦了”之類口號，就是對君主或官員的感恩心態。在中國人看來，君主是國家的化身，代表人民的意誌，是人民幸福之源泉，對君主忠心高於壹切，因為國家的利益高於壹切，自然就是民族的利益高於壹切了，中華民族之偉大就在於此。忠君意識根深蒂固，即使是殘酷的暴政也會在幸福包裝下化為民族自豪感，對於特別禍國殃民的皇帝，無非是以革命手段換壹位新皇帝而已。馬克思主義定義下的國家概念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工具”，國家不是全民的，不是超階級的，國家應歸於壹人或壹黨，好皇帝或偉大革命領袖的標準是強悍而非仁慈，不是人道主義復興。特別是國家處於重要時刻，壹切心懷置疑的人都是要消滅掉的，在此過程中的任何犧牲都是必須的。比如原子彈雖然是用來嚇唬人（核威懾）的東西，毛澤東為了搞原子彈，結果西方人壹個也沒嚇著，中國人倒先死掉了上千萬，毛以千百萬民眾的生命代價換取了二彈壹星，國人仍然視之為偉大的歷史功績，給中國人帶來了長久的幸福感。在強烈的忠君和集體主義意識下，中國人需要明主，而不是民主，首先要保證君權，不要讓民權幹擾國事，認為民主會令國家壹盤散沙，人們吵來吵去，不容易集中力量辦大事，有違中華掘起之大業。毛澤東壹聲令下，可以迅速在全國實現人民公社化，搞大躍進。紅色高棉攻占金邊，可以下令200萬市民立即遷往農村勞動營，實行社會改造。證明集體主義是最能辦舉國大事的體制，只要把握好方向就行，這是中華掘起的關鍵因素，歷代帝王都不可能做到這壹點。所以鄧小平嘲笑美國的三權分立相互牽制，吵來吵去，效率太低，不似中國制度有優越性，領導人想開戰，政治局通過壹下就出兵了。什麽樣的領袖才是最英明的呢？便是能戰勝西方，將中國價值觀推向世界的強勢君主或鐵血領袖，毛澤東的“新中國”便是最能鼓舞人心的歷史新時代。毛大戰美帝國主義，到處輸出革命，花巨款資助暴力革命武裝，毛澤東思想是戰勝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論寶庫，是民族自戀化為大眾情感的榮譽資源。但經濟改革又讓人心散了，凝聚力已大不如前，近年來掀起的紅色文化風暴就代表了相當壹部分人的懷舊和不滿心態。
我們的“思想家”自戀情結也很強烈固執：
——我是壹名主張進步前進變革的真正左派。當然要當左派並非易事，必須要有先進的思想，才能產生先進的願望和行為。
——中國啊，妳太需要思想家了！太需要思想家來拯救這麽多連活著為了什麽都不知道的人的靈魂了！
——政治和宗教如果不能解決問題，那麽就是好無價值的東西，是垃圾！妳願意捧著佛當寶貝，就請妳求妳的佛超度我吧，我就不信他有那個能耐！相反，我會把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壞人，自私自利者都變成好人，把全世界建成壹個真正的美麗“桃園”，讓妳的佛看看究竟誰厲害！
——我正是要建立壹個人人幸福的社會
那麽，“思想家”究竟有些什麽高明的救世理論呢？他在鼓吹自己的理想制度時說：
——他應該有兩個職業，壹個職業是壹名直接創造財富的勞動者，如壹名從事杯子制造的工人。他每天必須要完成自己的定額，無論他上午或下午忙於國家管理等其它職業或事情，但這些杯子的任務他是必須要完成的。而另壹個職業才是國家主席，無論他上午或下午從事國家主席的工作，他都必須要完成自己每天做出N個杯子的定額。如此，他便成為壹名和人民壹體的真正的民了。
也就是說直接財富的生產每天每人只需要三小時的工作時間既足夠。剩下的非物質生產工作是不計報酬的。這點中國目前完全能夠做到。因為中國的人口資源豐富，人有的是。所以，如果甲上午做杯子，下午從事企業管理工作。那麽乙就可以上午從事美術或音樂作品創作的文化工作，下午在去做杯子。這壹點都不矛盾。二是分配要實現按需分配，也就是凡是能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務的，分配上都是壹樣，生活品都是免費供給的。
全世界的國家成為壹個利益共同體，少了很多國事，國家的管理工作量會極大減少。很多分配都是由計算機自動完成，廢除了貨幣經濟，也就無須那麽多的金融財會商業人員等。不過要實現此目標還需要些時日，但已為期不遠了。總之，好處多多，以後的人民代表大會就是國家的管理機關，政府工作會也就是人民代表管理會。省去了多余的人民代表大會等機關和人員。各方面的事情都由各方面懂行的業內專家人民做主。如此才能實現真正的人民做主。
“思想家”的所謂理論不過是壹種永遠不可能變為現實的“永動機”設想，但置疑他理論的人就是有罪的：
——我就是"電動洗衣機"的研究改造發展者,相信將來妳們都會因此受益的,妳們會悔恨當初自己的自私狹隘眼光短淺,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會埋怨是老思想老書本坑害了妳們!到時候妳們會悔不當初,恨不得騸自己幾個嘴巴!
——新政治經濟制度可以解決人類之間的存在的矛盾(包括自己家庭朋友間的矛盾),這是人類無它的選擇,人類別無出路.這就是新思想理論的價值所在!
——人生活在沒有真情的人間是會很失望無聊覺得沒有意義意思的.所以必須要有正確的思想來統壹大家的觀念意誌,才能建設壹個符合人性的合理的嶄新世界.否則甲說這樣,乙說那樣人類會亂的. 不要以為道德是天上掉下來的.
——總之，我覺得我解決中國和世界問題的方法方案是最好最優的，在這個東西未出來之前存在很多舊思想（保守復辟思想）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我相信我的系統方案發表以後，會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對此我有10000%的信心把握。因為我在北京舉辦的幾次講座還沒有人提出反對過。
——不過我相信，很多人會逐漸轉變立場，站到真正絕對正義的立場上來，因為真正絕對正義的理論已經完成，相信不遠的將來，大家會慢慢理解掌握這壹思想理論，成為改造世界的英雄和驅動力！
——的確有人很愚蠢!對什麽都不懂的妳來說,我真可以當妳的上帝了,因為妳什麽都不懂,只有我可以傳經給妳.
弗氏理論認為，成年人常將用於外界性對象的所有愛撫轉稱於自身，對於這種倒錯，是為“自戀”（narcissism），是力比多（libido）的壹種分配方式。弗洛伊德說：“……這種自戀可能是壹種普遍而原始的事態，有了這種事態，然後才會有對對象的愛（object-love）。並且，自戀也不必因此消失。實際上，從對象力比多（object-libido）的發展史中，我們也應該記得，許多性本能壹開始就是在自己身體上尋求滿足——類似於我們所說的自淫——這種自淫的能力乃是以現實原則進行教育的過程中性欲發生退化為基礎。這樣，自淫便成了力比多分配的自戀階段的性活動。”弗氏理論的高妙之處，就在於說明人的社會行為中也受力比多的驅動，自戀也可擴大為對自身能力的迷戀，有這種傾向的人，對現實環境的感知能力退化。表現出強烈利己主義傾向，所以，自戀也是對利己主義的力比多的補充，力比多作用於自身所致。而伊諦普斯情結的社會化，正是這種倒錯行為的群體化，甚至上升至政治及國家化的層面。“思想家”以為自己如何高明，是緣於自戀而成的自大狂癥，他的歷史知識太少，現代知識也嚴重不足，習慣於閉門造車，對那些歐洲烏托邦經典理論家及毛澤東或波爾布特都失敗的功業，壹點也不懂，壹個幾同於白癡的憤青痞子竟然大言不慚要做當代的人類“救世主”，足見其心理病態之深。這種病態心理的社會化，就形成了憤青群體的盲目自大的“中華帝國”情結。所以說，情青的民族主義即受此種狂妄自戀的心態驅使。
二、肛門性格 兒童在肛門期形成的性格。嬰兒總要渡過口唇期的，斷奶之後，用奶嘴或其他方式獲得滿足感的方式也被禁止，父母對嬰兒口唇習慣的不斷糾正，會剝奪嬰兒的快感，嬰兒自身智力的增長和環境評價使得依靠口唇獲得性快樂成為不能延續的事情。由於肛門的排泄作用可以受自己控制，於是肛門便替代口唇成為兒童保持少受幹擾的性生活方式，其性樂趣亦在其中。當兒童沈溺於運用肛門的快樂之中時，對其排便行為過於嚴厲和不恰當訓練極易使兒童形成肛門性格，具體表現為固執、冷酷、吝嗇、暴躁等特征，影響到人格的形成。這壹階段也叫肛門受虐狂性階段，排便行為是壹種毀滅性的受虐狂，在父母訓練孩子排便時，孩子往往對父母產生對抗情緒，將排便行為變為試圖控制他人的行動。弗洛伊德認為，在肛門階段產生固著，就會形成肛門性格，如父母阻礙了肛門性欲的滿足，特別是由於入廁的訓練而產生的固著，就會產生肛門定向。兒童期性格的不正常發育，會形成性心理的虐待傾向，有受虐型和施虐性，擴展為奴隸和奴隸主式的雙重社會群體性格。每個人都是逆來順受的奴隸，卻又會將自身壓力轉移到“食物鏈”的低端，享受奴隸主般的快樂。魯迅筆下的阿Q，既渴望別人崇拜（施虐），又屈從於別人（受虐），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視情況而不斷轉換角色。阿Q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無處發泄，便大罵起近處的小尼姑，小尼姑哭著跑遠了，阿Q也隨即陶醉他的“勝利”之中了。這即是肛門性格之典型，這雖是虛構的人物，卻也與今日之憤青心態無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幼兒期的家長雖然慈愛有加，但對孩子的過度期望，往往表現為嚴格的管束，用急功近利的辦法促使孩子盡快養成守紀律的習慣，定時強制性排便訓練就是家長的重要訓練內容，幼兒在極度壓抑之下，不易形成自主性的習慣。中國有句老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古人雖不懂幼兒期的心理學，卻十分明白幼兒教育對人格塑造的重要性。行為主義心理學也有這樣的評價，認為人是壹種動物，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在於所表現的行為類型，表現在言語行為方面。行為主義理論創始人約翰·華生說：“給我壹個嬰兒和我需要培養他成長的世界，我能使他葡伏、行走、攀登，使他用雙手建造石塊或木頭的建築物。我可以讓他成為賊，歹徒，吸毒成癮的人。向著任壹方向塑造壹個人的可能性幾乎是無窮盡的。”說明復雜行為是習得的，這如同出生在馬戲團的獅虎，經過訓練，可以再現出原本不屬於食肉動物天性的行為，乃至忘掉兇猛的本能。我們的社會與家庭壹樣，也習慣於培養聽話的順民，不希望臣民有自主思考的能力。嬰幼兒期的生活經驗是構成性格發展的重要階段，大致影響人的壹生。可以說，肛門期對人生的影響極為重要。斷乳期太晚易產生伊諦普斯情結，肛門期的訓練不當會形成肛門性格。對弗洛伊德執反對態度的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人本主義心理學也認為，那些沒有心理問題、神經癥或精神病傾向、能達到自我實現的傑出偉大的人，“屬於不斷發展的壹小部分人”，通常在60歲以上。絕大多數人都不屬於自我實現的人，因為只有不斷地走向成熟完善的自我，觀察事物時較少用感情，用理性來判斷人和洞穿假象，遠遠超過普通人。自我實現的人的認識較少受到欲望、焦慮、恐懼、希望、盲目樂觀或悲觀的歪曲。自我實現的人當中，表現出創造力和充分的人性，有勇氣面對困境，不被習慣、文化和錯誤所壓抑，超越自我，成就的取得首先是人格，有15種共同的人格特征。[10] 若以這些為標準，我們的社會出不了享譽世界的思想家、哲學家或文學家等大師，也就不足為怪了。當然自我實現的人畢竟也有人性之弱點，只是更接近完善罷了。
弗氏理論認為，在嬰兒時代，力比多集中於口腔，後來與排泄作用相聯系，然後集中於性器官。幼童有強烈的虐待與被虐待沖動，是自戀及排除他人，所以人天性是自私和排斥的。但人的社會功能，卻是壓抑其反道德與反社會本能，是壹個由惡轉善的過程。對邪惡本能的壓抑，會促進相反本能的形成，建立內心世界的道德審查者。如虐待癥轉型為慈愛，即所謂“反向作用”或“升華機制”，人的社會價值也就在這裏。但這需要宗教的教化作用，僅憑家庭的訓練是不夠的，中國古代有儒學宗教化的教育，其意義即在這裏。除卻其專制的成分，總還是以慈愛和社會責任為主要內容，佛教和基督教更不必說了。當代青年缺乏宗教化的慈愛教育，難於拓展胸懷，將私情之愛上升到社會性的博愛層次。但現今社會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空間，不承認普世價值觀，甚至處在善惡顛倒的環境裏。憤青沒有信仰宗教，有宗教信仰就不會是憤青，不會滑入流氓無賴壹族。所以說，幼兒期的不良性格也須有後天的社會約束，如果這種約束缺失，心中沒有“道德審查者”，或者他的“道德審查者”之標準是與人類普世價值相反的，人性之惡就難以抑制了。憤青處在視宗教信仰為封建迷信的社會裏，有助於肛門性格向侵犯性格惡化，也使得在社會壓抑中積聚的怨氣無處傾泄，會隨意尋找可以肆意發泄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