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郑重推荐秦晖

“国权不下县”之说通常不否认朝廷行使权力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但极力强调那时的国家基本上“不管县以下的事”：不为“县以下”提供公共物品、进行福利保障、承担社会责任、履行服务义务。在他们的笔下，乡村救济靠宗族，秩序靠伦理，司法靠民间调解，治安靠乡绅，而乡绅似乎又是从草根族群的德望人缘中产生的长老，与国家官僚体制无关……总之是一切无烦于“国”，万事无求于官。然而这套说法最大的硬伤是在逻辑上完全混乱：就算上述描绘的确是实，这能说明什么呢？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学者大讲了一通国家对于乡里除了征收赋税差役外什么都不管，可见那时的朝廷多么开明、宽容、自由！听后笔者茫然道：您这是在褒奖传统吗？我怎么觉着像是诽谤“我大清”呢？您不是把朝廷说成强盗吧？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凭强力抢了你的钱然后把你扔下“什么都不管”，完全不对你负任何责任，这就叫盗匪，而不叫“政府”！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

所以我觉得，对产权的尊重其实从来就没有公私之分。世界上只有命令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从来也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的。同样，世界上只有命令经济国家能够任意剥夺私人财产，从来也没有民主市场经济国家能够让权贵任意偷盗霸占公共资产的。我们的传媒曾报道过，欧洲某国部长仅因公务出访坐民航(不是专机或包机)舱位逾等，就被追究而辞职的事，如此严格的公共利益保护，在巩献田所谓的“苏俄民法传统”下能够设想吗？如果我们现在有人真正关心财产被侵犯的问题，包括公共资产被侵犯的问题，也包括私人资产被侵犯的问题，那么我们的产权保护，包括产权立法的工作就应该落实。而且它的原则就应该是平等保护各种财产。既坚决保护公众共有财产免遭不受公众制约的个人或小集团私自侵吞，也坚决保护私人财产免遭以公共利益为名的不受制约权力的侵犯。
其实关键不在于什么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或两者的折中，而在于严复讲的那句话，就是“群己权界”要分清。公共领域归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归私人领域，前者通行民主规则，后者通行自由规则，这个权界是一定要分清的。至于分的结果偏向于“大己小群”一些，还是“大群小己”一些，倒是次要问题。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两者弄成一锅粥，群己混淆、群己不分，甚至群己颠倒，“公权”任意侵犯私人领域，而公共领域又被个人、被小集团、被一些不受制约的人所把持。公共领域没有公共性，私人领域没有私人性，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这是最大的问题。
《权界可以游移 群己不能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