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1983年的严打?
為什麼共產黨殺人殺得特別多呢?這是有原因的事情。用了這樣的手段以後你再進城進行統治,被你這樣調教出來的無產階級是無法統治的。這個道理跟列寧必須殺聖彼德堡的水兵一樣。水兵是革命的主力,推翻了沙皇和臨時政府。當然,經過了這兩仗以後,他們就再也不願意接受任何人的統治了,所以他們也把列寧的政府當成放屁一樣。於是列寧必須殺他們,而且必須斬草除根地殺,就像是朱全忠在魏博把魏府牙兵三千人整個斬草除根那樣,把整個水兵基地的所有水兵都殺光。而以前沙皇時代就算是有抗爭,也就是殺幾個人而已。
[00:10:49]為什麼要殺得這麼徹底?第一,他們已經養成了不服從任何人的習慣。列寧同志在當權以前是要擁護逃兵的,當權以後是要殺人的。而且,列寧跟沙皇和臨時政府不同,他又是全無法理依據的。沙皇說,我自古以來就是奉天承運的神聖君主,我是東正教徒的父親。臨時政府說,我是人民民主選舉出來的領袖。列寧什麼也不是,他既不是奉天承運的君主,在選舉中又是失敗的。他是靠政變上臺的,他唯一能夠統治你的理由就是“你不聽我的,我就殺你”,所以他必須殺得特別多。所以,共產黨進城以後也必須殺得特別多。只有直接的屠殺,才能夠執行你的命令;屠殺不動的時候,所有命令都無法執行。而這個屠殺的規模必須是非常大的,不可能是打一場鴉片戰爭。你必須在每一個點上對不執行協定的人都要進行非常嚴厲的鎮壓,這個鎮壓的規模就要像鄧小平搞嚴打那樣。鄧小平為什麼要搞嚴打?就是因為文革釋放出來的無政府狀態非如此無法收場。所以,你不採取類似的措施,任何協定都執行不了。
在一個所有的有編制人員都無法解雇的國有企事業單位或者官僚機構裡面,必然要滋生出大量的這種人。八十年代的小品和笑話經常是嘲諷這些人的。他們也是朱熔基解散國企的原因之一。領導帶著極少數親信的員工在幹活,大多數人不幹活也不搗亂,還有另外一撥跟幹活的人數目差不多的人不斷地威脅領導要搗亂。就像是蔣子龍寫的《喬廠長上任記》,在廠裡面就有一幫專門搗亂的人,不但不幹活,還要給那些幹活的工人搗亂,因爲廠長沒辦法解雇他們,而且工資是定死的,廠長連給忠誠的工人多發點獎金的權力也沒有。
[00:29:10]廠長在文革以前有一種作爲補償的權力,就是說他可以把一部分工人打成反革命分子,送去勞教。可以說吧,勞教制度是失業制度的對應物。沒有失業就只能用勞教,否則管理就沒辦法進行了。但是文革一結束,大家紛紛平反,廠長的威望也沒有了。當時的所謂青工問題就是搗亂分子問題,是社會上熱議的一個主要題目。他的策略就是,你要給我額外的好處。200個人當中,有100個人不幹活,50個人聽廠長的話幹活,另外50個人聽我的話專門搗亂。我的意思是這樣的:50個人幹活得到的好處,請你們分給我一半,這樣我就不給你們搗亂了,你們就可以安安生生幹活,幹了活你們就有東西分。你們不是想要幹活嗎?你們要幹活就要讓我不要搗亂,讓我不要搗亂就要給我好處。廠長和幹活的人當然覺得事情十分不對,爲什麽我幹了活還要賄賂你,僅僅是爲了讓你不搗亂?這時候就需要廠長有點黑社會手段了。如果有黑社會手段,我分化瓦解,各種黑打你,讓你知道,跟廠長作對是沒有好下場的;如果廠長是范進那一種人,那就完蛋了,他搞不了兩天,自己就搞不下去了,廠長的頭銜雖然還挂著,但是在廠裡面毫無威望毫無秩序,一切生産都歸於停頓。
[00:30:34]當時鄧小平出來治理整頓的時候,大多數國有企事業單位都處於這種情况,因爲當時文革還沒有結束。《喬廠長上任記》是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文革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搗亂分子和反搗亂分子或其他各種分子都會結成各種戰鬥隊,以毛澤東思想不同派系的名義相互對抗。這種情况下,有效的生産是不可能的。狠狠抓生産就要强化管理,强化管理就要打擊這些幫派團夥。因此,鄧小平在文革以後的嚴打也是在這種背景下搞出來的。嚴打等於是變相恢復了一個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權力,把這種權力交給廠長或者國有企事業的幹部、黨委之類的人,讓他們可以把搗亂的工人以流氓罪的名義送掉。當然,被嚴打的不僅僅是這些人,但是整治這些人是鄧小平發動嚴打的動機之一,而且也是他不得不發動嚴打的動機之一。如果既要維持黨的統治又要恢復生産的話,好像這樣做是很難避免的。當然,嚴打並不能維持很久。而且,打擊的對象,你可以想像,主要不是破壞生産的分子,而是廠長或者黨委書記自己的私敵。有沒有破壞生産這是國家利益問題,對廠長的私人利益並無關係。當然你也可以想像,廠長絕對不像是無産階級文學家描繪的那樣偉光正,他打擊別人的目的很可能是爲了讓自己更加方便地撈一筆,你要指望他不撈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以實際上他打倒的很可能反而是比較正直的、妨礙他自己撈一筆的那一批人。因此這種現象是永遠屢禁不絕的,不會因爲嚴打的開始而結束。只有國有企業整個垮臺才能解决這個問題。大家都失業了,於是這個問題也就自然解决了。
[00:32:15]國有企業不僅僅是一個企業,它是一種社區,而且它是一個充滿了階級鬥爭的社區。一般的階級結構是這樣的(因爲我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我知道情况):黨委書記往往是(不是一定是,但是經常是)山東老幹部;技術人員經常是山東老幹部的階級敵人,被打倒的國民黨時代和軍閥時代的資産階級子弟的後裔;大多數工人是農村招來的貧下中農,但是也有一部分老工人和核心工人是滿洲國調來的技術工人。一般的階級結構就是這個樣子的。他們之間的鬥爭經常是新仇舊恨加在一起,你根本說不清楚到底哪一種成分是占優勢的,現實利益、歷史恩怨和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搞在一起。凡是在這種地方長大的人(習近平當然也是熟悉這種文化的)都知道,關鍵就是掌握度。你不搗亂、做一個老實的工人是不行的。做一個老實的工人,領導會把你榨幹。你不斷地幹活,但是領導看你不鬧事,一部分利益歸了領導自己,另一部分利益用來收買那些鬧事分子。你必須鬧事,但是你鬧事要掌握度。如果沒有掌握好度,領導下一個狠心要殺鶏儆猴的話,辦你一個流氓罪,把你送進監獄,你鬧事就算白鬧了。所以你必須按照毛澤東的論游擊戰的理論,敵進我退,敵疲我打,掌握分寸。事情不妙的時候你趕緊跑,但是風頭一過去以後你又要回來鬧。只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你千萬不能幹活。在堅决不幹活的情况之下,形勢有利於你的時候你就要鬧,以便讓領導收買你,給你甜頭;如果感覺到風向不對,又要及時收手。把握不了分寸的話,要麽你是撈不到好處,要麽就是撈了幾次好處以後被領導或者其他什麽人下狠心做掉了。
[00:10:49]為什麼要殺得這麼徹底?第一,他們已經養成了不服從任何人的習慣。列寧同志在當權以前是要擁護逃兵的,當權以後是要殺人的。而且,列寧跟沙皇和臨時政府不同,他又是全無法理依據的。沙皇說,我自古以來就是奉天承運的神聖君主,我是東正教徒的父親。臨時政府說,我是人民民主選舉出來的領袖。列寧什麼也不是,他既不是奉天承運的君主,在選舉中又是失敗的。他是靠政變上臺的,他唯一能夠統治你的理由就是“你不聽我的,我就殺你”,所以他必須殺得特別多。所以,共產黨進城以後也必須殺得特別多。只有直接的屠殺,才能夠執行你的命令;屠殺不動的時候,所有命令都無法執行。而這個屠殺的規模必須是非常大的,不可能是打一場鴉片戰爭。你必須在每一個點上對不執行協定的人都要進行非常嚴厲的鎮壓,這個鎮壓的規模就要像鄧小平搞嚴打那樣。鄧小平為什麼要搞嚴打?就是因為文革釋放出來的無政府狀態非如此無法收場。所以,你不採取類似的措施,任何協定都執行不了。
在一個所有的有編制人員都無法解雇的國有企事業單位或者官僚機構裡面,必然要滋生出大量的這種人。八十年代的小品和笑話經常是嘲諷這些人的。他們也是朱熔基解散國企的原因之一。領導帶著極少數親信的員工在幹活,大多數人不幹活也不搗亂,還有另外一撥跟幹活的人數目差不多的人不斷地威脅領導要搗亂。就像是蔣子龍寫的《喬廠長上任記》,在廠裡面就有一幫專門搗亂的人,不但不幹活,還要給那些幹活的工人搗亂,因爲廠長沒辦法解雇他們,而且工資是定死的,廠長連給忠誠的工人多發點獎金的權力也沒有。
[00:29:10]廠長在文革以前有一種作爲補償的權力,就是說他可以把一部分工人打成反革命分子,送去勞教。可以說吧,勞教制度是失業制度的對應物。沒有失業就只能用勞教,否則管理就沒辦法進行了。但是文革一結束,大家紛紛平反,廠長的威望也沒有了。當時的所謂青工問題就是搗亂分子問題,是社會上熱議的一個主要題目。他的策略就是,你要給我額外的好處。200個人當中,有100個人不幹活,50個人聽廠長的話幹活,另外50個人聽我的話專門搗亂。我的意思是這樣的:50個人幹活得到的好處,請你們分給我一半,這樣我就不給你們搗亂了,你們就可以安安生生幹活,幹了活你們就有東西分。你們不是想要幹活嗎?你們要幹活就要讓我不要搗亂,讓我不要搗亂就要給我好處。廠長和幹活的人當然覺得事情十分不對,爲什麽我幹了活還要賄賂你,僅僅是爲了讓你不搗亂?這時候就需要廠長有點黑社會手段了。如果有黑社會手段,我分化瓦解,各種黑打你,讓你知道,跟廠長作對是沒有好下場的;如果廠長是范進那一種人,那就完蛋了,他搞不了兩天,自己就搞不下去了,廠長的頭銜雖然還挂著,但是在廠裡面毫無威望毫無秩序,一切生産都歸於停頓。
[00:30:34]當時鄧小平出來治理整頓的時候,大多數國有企事業單位都處於這種情况,因爲當時文革還沒有結束。《喬廠長上任記》是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文革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搗亂分子和反搗亂分子或其他各種分子都會結成各種戰鬥隊,以毛澤東思想不同派系的名義相互對抗。這種情况下,有效的生産是不可能的。狠狠抓生産就要强化管理,强化管理就要打擊這些幫派團夥。因此,鄧小平在文革以後的嚴打也是在這種背景下搞出來的。嚴打等於是變相恢復了一個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權力,把這種權力交給廠長或者國有企事業的幹部、黨委之類的人,讓他們可以把搗亂的工人以流氓罪的名義送掉。當然,被嚴打的不僅僅是這些人,但是整治這些人是鄧小平發動嚴打的動機之一,而且也是他不得不發動嚴打的動機之一。如果既要維持黨的統治又要恢復生産的話,好像這樣做是很難避免的。當然,嚴打並不能維持很久。而且,打擊的對象,你可以想像,主要不是破壞生産的分子,而是廠長或者黨委書記自己的私敵。有沒有破壞生産這是國家利益問題,對廠長的私人利益並無關係。當然你也可以想像,廠長絕對不像是無産階級文學家描繪的那樣偉光正,他打擊別人的目的很可能是爲了讓自己更加方便地撈一筆,你要指望他不撈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以實際上他打倒的很可能反而是比較正直的、妨礙他自己撈一筆的那一批人。因此這種現象是永遠屢禁不絕的,不會因爲嚴打的開始而結束。只有國有企業整個垮臺才能解决這個問題。大家都失業了,於是這個問題也就自然解决了。
[00:32:15]國有企業不僅僅是一個企業,它是一種社區,而且它是一個充滿了階級鬥爭的社區。一般的階級結構是這樣的(因爲我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我知道情况):黨委書記往往是(不是一定是,但是經常是)山東老幹部;技術人員經常是山東老幹部的階級敵人,被打倒的國民黨時代和軍閥時代的資産階級子弟的後裔;大多數工人是農村招來的貧下中農,但是也有一部分老工人和核心工人是滿洲國調來的技術工人。一般的階級結構就是這個樣子的。他們之間的鬥爭經常是新仇舊恨加在一起,你根本說不清楚到底哪一種成分是占優勢的,現實利益、歷史恩怨和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搞在一起。凡是在這種地方長大的人(習近平當然也是熟悉這種文化的)都知道,關鍵就是掌握度。你不搗亂、做一個老實的工人是不行的。做一個老實的工人,領導會把你榨幹。你不斷地幹活,但是領導看你不鬧事,一部分利益歸了領導自己,另一部分利益用來收買那些鬧事分子。你必須鬧事,但是你鬧事要掌握度。如果沒有掌握好度,領導下一個狠心要殺鶏儆猴的話,辦你一個流氓罪,把你送進監獄,你鬧事就算白鬧了。所以你必須按照毛澤東的論游擊戰的理論,敵進我退,敵疲我打,掌握分寸。事情不妙的時候你趕緊跑,但是風頭一過去以後你又要回來鬧。只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你千萬不能幹活。在堅决不幹活的情况之下,形勢有利於你的時候你就要鬧,以便讓領導收買你,給你甜頭;如果感覺到風向不對,又要及時收手。把握不了分寸的話,要麽你是撈不到好處,要麽就是撈了幾次好處以後被領導或者其他什麽人下狠心做掉了。
严打自198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
第一阶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阶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阶段从1986年4月上旬到国庆节,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
在此期间,全国共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
严打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判死刑,至今未见公布。目前仅见的公开数字,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的记载。该书提到,仅在第一阶段,法院判处死刑2万4千人。
83年严打时,把审核死刑的权限由最高法院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因此创造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
在当时有“偷一元钱判死刑”,“耍流氓”被判死刑的,1983年“严打”期间,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1984年,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抢帽子、砸玻璃、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一句话评价:典型的中共式风格的运动,收效小,破坏大,反弹强烈,最终造成的危害被强加到无数普通人身上,他们承受了共产党这座大山随意折腾后落下"尘埃",以几十年监禁和死亡的巨大代价。
第一阶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阶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阶段从1986年4月上旬到国庆节,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
在此期间,全国共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
严打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判死刑,至今未见公布。目前仅见的公开数字,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的记载。该书提到,仅在第一阶段,法院判处死刑2万4千人。
83年严打时,把审核死刑的权限由最高法院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因此创造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
在当时有“偷一元钱判死刑”,“耍流氓”被判死刑的,1983年“严打”期间,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1984年,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抢帽子、砸玻璃、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一句话评价:典型的中共式风格的运动,收效小,破坏大,反弹强烈,最终造成的危害被强加到无数普通人身上,他们承受了共产党这座大山随意折腾后落下"尘埃",以几十年监禁和死亡的巨大代价。
1983年的严打,是当时国内治安环境恶化,安全感缺乏的大背景下, 邓小平等人延续毛泽东时期的运动作风推行的一次准司法运动,在当时宪法刚刚制定,各种配套法律制度如诉讼法司法解释法规规章都极不健全的条件下,这样的运动根本不算是纯粹的司法活动,而是执政党的一场政治整肃而已,其有一定的时代背景需求,也不排除有邓小平以降等的政治图谋参杂其中,这场运动造成了一场空前的压力,积极方面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消极上对公民人权和自由的侵犯也是极其严重,很多人的一生都被深刻烙印了这个标签。
1983年的严打暴露了非常多的问题,比如滥施刑罚、劳教违法、量刑过重、罪刑不一致、程序非正义、司法不公正、死刑过多使用、判决游街、侵犯人权、司法随意性、政治办案等问题都在后续得到了很多的讨论和反思,可以说这场运动是中国法治史上的一次远眺回望,是对中国现代法治的一次集结出版的反面教材百科全书式的总结。
我在法院曾经有机会接触过一位老法官,这位法官2019年7月刚退休,是在***区人民法院的一位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法官了,他跟我说他是从1982年军队转业到法院开始当书记员,1984年开始当法官,这位老法官跟我说了很多当年他的见闻,可真是中国法治的一个活化石啊。中国早期的法院有很多法官,他们从军队退伍转业,被分到法院,其中不少在部队就已经是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等,公检法机关是军转安置的重灾区,不少当上了法官,这些军转法官也保留了军队时期的作风,至今好多法院的人事部门至今还叫做政治部、政治处就是受了军队影响,中央军委四总部不是有总政治部嘛。复转军人在法院当家当法官最威风的时期当然就是1983严打时期了,他们都是穿着军装坐在审判席上,嗓门特别大特有派,腰里甚至还挎着一把枪,那可是真枪啊。至于他们审判案件主要就是凭着朴素正义价值观和党的政策指示,以及转业后培训过的少得可怜的一些法律知识和程序要求,不少人培训的结业考试都是抄答案过的,这些军转法官在当时严打时期所做的判决很多都是当庭宣判的,严打期间的被送到他们手上判决的刑期很少低于五年的。
1983年的严打暴露了非常多的问题,比如滥施刑罚、劳教违法、量刑过重、罪刑不一致、程序非正义、司法不公正、死刑过多使用、判决游街、侵犯人权、司法随意性、政治办案等问题都在后续得到了很多的讨论和反思,可以说这场运动是中国法治史上的一次远眺回望,是对中国现代法治的一次集结出版的反面教材百科全书式的总结。
我在法院曾经有机会接触过一位老法官,这位法官2019年7月刚退休,是在***区人民法院的一位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法官了,他跟我说他是从1982年军队转业到法院开始当书记员,1984年开始当法官,这位老法官跟我说了很多当年他的见闻,可真是中国法治的一个活化石啊。中国早期的法院有很多法官,他们从军队退伍转业,被分到法院,其中不少在部队就已经是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等,公检法机关是军转安置的重灾区,不少当上了法官,这些军转法官也保留了军队时期的作风,至今好多法院的人事部门至今还叫做政治部、政治处就是受了军队影响,中央军委四总部不是有总政治部嘛。复转军人在法院当家当法官最威风的时期当然就是1983严打时期了,他们都是穿着军装坐在审判席上,嗓门特别大特有派,腰里甚至还挎着一把枪,那可是真枪啊。至于他们审判案件主要就是凭着朴素正义价值观和党的政策指示,以及转业后培训过的少得可怜的一些法律知识和程序要求,不少人培训的结业考试都是抄答案过的,这些军转法官在当时严打时期所做的判决很多都是当庭宣判的,严打期间的被送到他们手上判决的刑期很少低于五年的。
對83嚴打的定性其實一直很準確:動用國家機器進行非法暴力獨裁,是對民主法制的嚴重踐踏。
當時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是鄧小平一手搞出來的,是改革失敗的產物,并不是很多人説的鄧小平在清除毛澤東的餘毒。改革派常用的手法就是甩鍋給毛派。
實際上文革結束後社會很快就恢復平靜了。總不能說8964也是清毛澤東的餘毒吧?那個時候學生和工人有幾個是去反對毛澤東的?不都是去反對鄧小平的?現在也是一樣,很多人看到毛澤東就恨之入骨,天天喊鞭尸,但是擺在眼前的事實是,造成問題的是習近平,跟毛澤東一個死人有什么關係?你們不是反對的習近平嗎?
鄧小平看到社會在變化著,於是動用國家機器進行殘酷鎮壓。但問題在於,鄧小平自己標榜著民主自由的改革,卻動用國家機器進行打壓,這顯然是自打耳光。
所以,83嚴打其實就已經暴露了鄧小平在改革上的無能以及保守和頑固,8964的結局一點也不意外。
如今由於經濟下行,習近平一樣打黑除惡,而且手段也偏向粗暴,但比83嚴打文明多了。難道在座的諸位會認爲,習近平打黑除惡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不打社會就不行了?諸位不是一直非常支持加速嗎?
所以,你們怎麽看待習近平的打黑除惡,就應該怎麽看待鄧小平的嚴打,而且鄧小平的嚴打更加殘酷,比如動不動就槍斃。
就這個問題的回答看下來,我覺得品蔥上雙標的人物也不少,而且對歷史和政治一無所知。
當時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是鄧小平一手搞出來的,是改革失敗的產物,并不是很多人説的鄧小平在清除毛澤東的餘毒。改革派常用的手法就是甩鍋給毛派。
實際上文革結束後社會很快就恢復平靜了。總不能說8964也是清毛澤東的餘毒吧?那個時候學生和工人有幾個是去反對毛澤東的?不都是去反對鄧小平的?現在也是一樣,很多人看到毛澤東就恨之入骨,天天喊鞭尸,但是擺在眼前的事實是,造成問題的是習近平,跟毛澤東一個死人有什么關係?你們不是反對的習近平嗎?
鄧小平看到社會在變化著,於是動用國家機器進行殘酷鎮壓。但問題在於,鄧小平自己標榜著民主自由的改革,卻動用國家機器進行打壓,這顯然是自打耳光。
所以,83嚴打其實就已經暴露了鄧小平在改革上的無能以及保守和頑固,8964的結局一點也不意外。
如今由於經濟下行,習近平一樣打黑除惡,而且手段也偏向粗暴,但比83嚴打文明多了。難道在座的諸位會認爲,習近平打黑除惡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不打社會就不行了?諸位不是一直非常支持加速嗎?
所以,你們怎麽看待習近平的打黑除惡,就應該怎麽看待鄧小平的嚴打,而且鄧小平的嚴打更加殘酷,比如動不動就槍斃。
就這個問題的回答看下來,我覺得品蔥上雙標的人物也不少,而且對歷史和政治一無所知。
香港電台有部廣播劇改自李碧華的作品,叫作我永不跳舞。背景就是嚴打時期的,男主就是因為伴著鄧麗君的音樂跳舞而被抓進監獄的(提示一下,飾演男主的就是陳小春,在裡面會聽到他對支共的各種控訴)有興趣的可以到港台廣播劇專頁去聽
83年严打是因为邓小平出巡的车队回京路上遇到设卡要过路费的地方势力,
车队里武警下车发生争执,被拦路的群殴打死了一个。
邓小平回京后就组织展开严打了。
之后的历次严打也都是赵家人受到安全威胁后采取的措施,
一次是常委的一位在京家里被偷窃的杀害,
还有一次是同样出巡车队在道路上被黑社会车队超车。
车队里武警下车发生争执,被拦路的群殴打死了一个。
邓小平回京后就组织展开严打了。
之后的历次严打也都是赵家人受到安全威胁后采取的措施,
一次是常委的一位在京家里被偷窃的杀害,
还有一次是同样出巡车队在道路上被黑社会车队超车。
邓小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完全不走正规法律程序,讲求效率,公检法一起办案,明面上虽然维持了社会治安,但是实际上造成了大量冤案。不过罪魁祸首还是操蛋的79年刑法,给了司法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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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邓小平反革命集团和毛泽东团伙一样,他们对法律没有丝毫的尊重。对他们而言,法律只是限制蜘蛛人权利的工具,如果它歪打正着维护了蜘蛛人的人权,那就把法律当擦屁股纸好了。
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刘少奇,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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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
——习近平,2018
说明邓小平反革命集团和毛泽东团伙一样,他们对法律没有丝毫的尊重。对他们而言,法律只是限制蜘蛛人权利的工具,如果它歪打正着维护了蜘蛛人的人权,那就把法律当擦屁股纸好了。
这虽然违反人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治安。
说的是对的。但是这不是本质。
83严打绝对是重典了。乱世用重典。什么意思呢?当年不打就要变天了。可83也没打成文字狱啊。
现在的跨省什么的,说钟南山这个老骗子也要被抓,也一样是乱世。
问题在于,现在的重典根本就没有依据,也没有统一裁量标准。名不正言不顺。再这么胡打和精准打击也没用。就是文字狱而已。
现在名不正言不顺的胡打杀鸡吓猴而不是全面统一打击,肯定会出乱子的。
八三黑打相當於鄧右共產黨的鎮反運動,目的是為了壓迫反共思潮,很多對自由派搖滾與負能量說唱有興趣的年輕人因為流氓罪遭受政治迫害。
改革开放为了吸引投资,发展经济,但是文革遗留的各种毛病只能通过暴力才能震慑。
还是那个社会主义解决了别的国家不存在的问题。
还是那个社会主义解决了别的国家不存在的问题。
听过铁窗泪这首歌吗?父母辈的最爱,歌手就因为在自己公寓跳交谊舞被严打入狱,比起现在的艳照门真是小巫见大巫。

鄧政府穩固權力後,開始進行社會改革。
鄧之前的毛政府,施行的是共產主義。鄧政府要將共產主義轉型為官僚資本主義。對於此次社會轉型,中國有不少反對力量,為了給社會轉型護航,需要用一些手段建立政府威權。這就是嚴打的由來。
鄧之前的毛政府,施行的是共產主義。鄧政府要將共產主義轉型為官僚資本主義。對於此次社會轉型,中國有不少反對力量,為了給社會轉型護航,需要用一些手段建立政府威權。這就是嚴打的由來。
治安?不拿这些做借口,怎么有每年上千亿的维稳费用?每条街装摄像头,每根柱成本2-5万.没什么好评价的,土匪就是野蛮,哪个年代都是这样.又蠢又懒.
上山下乡的后遗症之一。
文革结束后大量青年回到城市,资源同样匮乏的城市无法提供住处和就业。他们在乡下也耽误的教育,没有一技之长,毕竟不是谁都能推荐上清华。
返城青年只能搭建棚户居住,变成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带来的自然是犯罪率的上升。当时社会治安是真的差,一些机关干部的子女都被卷进犯罪组织中。
虽然后来许多地方政府有新建小区进行安置,但这些安置区在当地城市大多也是治安差、人员杂乱的代名词。
这就是严打的背景之一。
文革结束后大量青年回到城市,资源同样匮乏的城市无法提供住处和就业。他们在乡下也耽误的教育,没有一技之长,毕竟不是谁都能推荐上清华。
返城青年只能搭建棚户居住,变成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带来的自然是犯罪率的上升。当时社会治安是真的差,一些机关干部的子女都被卷进犯罪组织中。
虽然后来许多地方政府有新建小区进行安置,但这些安置区在当地城市大多也是治安差、人员杂乱的代名词。
这就是严打的背景之一。
总而言之吧,我大概看了一下大家🔥的意见,我感觉这不就是经典苏联笑话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可以解决别的制度不存在的问题。
维护治安是借口,实际上是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不允许老百姓享受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跳舞唱歌都不行,整个八十年代都在防治这个问题,说白了,邓小平在思想上还是个极左,后来邓小平知道资产阶级自由化堵不住了,于是就撒手不管了,任由蛤蟆随便搞奶头乐
各位葱友注意,“健康码”常态化就是为了维稳。
什么叫无症状感染者? 敢乳包就是。哈哈哈哈
什么叫无症状感染者? 敢乳包就是。哈哈哈哈
当时好像不严打,中国的犯罪率就太高了,人人自危了
不说别的,按照当时严打的标准,品葱99%的葱油都要被枪毙,要么流氓罪,要么反革命。
可想而知,老邓有多心狠手辣。
可想而知,老邓有多心狠手辣。
即将到来的严打:复刻镇反、839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rIhndhvuQQ
1949年:革命不分先后;
1950年:镇压历史反革命;
1983年: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2018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020年:打黑除恶3年计划完成后;
新一轮严打即将展开:目标人群估计是曾经的大嘴巴!
诸位保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rIhndhvuQQ
1949年:革命不分先后;
1950年:镇压历史反革命;
1983年: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2018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020年:打黑除恶3年计划完成后;
新一轮严打即将展开:目标人群估计是曾经的大嘴巴!
诸位保重!
严打这个词实属美化,字面意义上就是“严厉打击”,但实际上不是严不严的问题,是乱。我们只不过是有幸成了幸存者或者幸存者的后代。
我听过的最离谱的是卖西瓜的小贩因为摆摊设点,被枪毙了。
枪毙了……枪毙……
枪毙了……枪毙……
楼上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里我唱一点反调。大家不要怀疑我,我虽是品葱新人,但用人格担保绝不是五毛。
83年严打肯定是对法制的践踏,我无异议。但当时的局面与大家分析的并不一样。当时是经历十多年文革后,社会上积累了大批打砸抢份子。学校不上文化课,大批学生游窜社会沦为流氓混混。而公检法系统主要精力都在政治运动上,从文革时的批邓,反四人帮,又到拥邓,反华国锋,改开呐喊。。。。当时的打击重点是反党的现行反革命,而不是刑事犯。当时百姓被偷被抢被打被强奸,报案后一般不受理,安慰几句,或记录后不了了之。现在50岁以上的人应该记得,当时自己中小学的班里,哪个班没有十几个恶棍?上学带刀是常态,捅人不稀奇,无缘无故就可以一拳把端坐在书桌前的你鼻子打出血。老师学校根本不管,一是惹不起,二是管了也不算老师和学校的政绩,上级也不在乎社会秩序,在乎的是政治表现和态度(现在有没有看到点熟悉的影子啊?呵呵)。中国在文革前居民楼窗户是没有铁栏杆的,应该是在70年后才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现象,直至今日窗栏杆仍未消除,这也算是世界一大奇观。当时的社会治安乱到什么程度,你们无法想象。就凭现在这些自私暴戾的老人们的行为,碰瓷,抢方向盘,大庭广众打人骂人,划车身。。。。。他们当年的行为就可以复盘。83年严打,抓的和杀的大部分都是有血债,民愤大的流氓。扩大化,栽赃,报复等肯定也有,大家也都举了例子。但从几十万人的数据来看,你们觉得大多都是冤枉的吗?如果是,那随后的改开,民意基础在哪里?事实上,83年严打后,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为改开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典型的乱世用重典,以暴制暴的例子。对共产党来说当然最拿手。我无意为83年严打粉饰,但希望大家,反共不能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我们几代人,从客观上看,本质上讲,都是被共产党教育成长的。这可能是我们一生都要警惕的,因为共产党几十年来最成功之处,就是把反对他们的人也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
83年严打肯定是对法制的践踏,我无异议。但当时的局面与大家分析的并不一样。当时是经历十多年文革后,社会上积累了大批打砸抢份子。学校不上文化课,大批学生游窜社会沦为流氓混混。而公检法系统主要精力都在政治运动上,从文革时的批邓,反四人帮,又到拥邓,反华国锋,改开呐喊。。。。当时的打击重点是反党的现行反革命,而不是刑事犯。当时百姓被偷被抢被打被强奸,报案后一般不受理,安慰几句,或记录后不了了之。现在50岁以上的人应该记得,当时自己中小学的班里,哪个班没有十几个恶棍?上学带刀是常态,捅人不稀奇,无缘无故就可以一拳把端坐在书桌前的你鼻子打出血。老师学校根本不管,一是惹不起,二是管了也不算老师和学校的政绩,上级也不在乎社会秩序,在乎的是政治表现和态度(现在有没有看到点熟悉的影子啊?呵呵)。中国在文革前居民楼窗户是没有铁栏杆的,应该是在70年后才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现象,直至今日窗栏杆仍未消除,这也算是世界一大奇观。当时的社会治安乱到什么程度,你们无法想象。就凭现在这些自私暴戾的老人们的行为,碰瓷,抢方向盘,大庭广众打人骂人,划车身。。。。。他们当年的行为就可以复盘。83年严打,抓的和杀的大部分都是有血债,民愤大的流氓。扩大化,栽赃,报复等肯定也有,大家也都举了例子。但从几十万人的数据来看,你们觉得大多都是冤枉的吗?如果是,那随后的改开,民意基础在哪里?事实上,83年严打后,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为改开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典型的乱世用重典,以暴制暴的例子。对共产党来说当然最拿手。我无意为83年严打粉饰,但希望大家,反共不能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我们几代人,从客观上看,本质上讲,都是被共产党教育成长的。这可能是我们一生都要警惕的,因为共产党几十年来最成功之处,就是把反对他们的人也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