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湾在本次肺炎疫情中表现得如此出色？

因為全世界最了解中共尿性的，大概就是台灣了
台灣這邊大概都知道防疫相關中共講得出口的十句有九句在唬爛

這邊台灣的，自己大概認為有幾點：

一、近年來中國的極度不友善，以及香港的運動，完完全全激化了年輕一代的反中思想，不管政黨喜歡哪一個，很多人都是抱持著離中國越遠越好的態度，現在蔡政府的方針也就能順利執行。

二、03年的SARS，太多慘痛的代價（和平醫院封院，還有人院內自殺），向WHO求助仍然被拒絕，原因就是中國，中國方甚至有官員說出了：「誰理你啊，早給拒絕了！」這種垃圾話，從這次經驗台灣大概就學到中共信不得再加上不能只靠WHO。

三、網路科技的掌握，這是我覺得這次台灣做得很好的，有將很多資訊都數位化，包含口罩地圖、健保卡和出入境資料連接以及及時對假消息查證加以闢謠（最後一點尤其重要），這波疫情看來各國的假消息滿天飛，造成很多人在亂囤物資，政府方都有進行查證還有針對造謠者罰款，所以台灣物資恐慌其實沒那麼嚴重，有的話可能一兩天，之後大家都知道假的。

四、每天記者會資訊匯報，我真不知道哪國像我們每天在記者會。

我覺得政府這次很努力了，所以單單以運氣來對台灣目前情況做總結我認為是很不公平的，運氣不可缺，但政府的努力也是同樣重要。
不過話真的不能說太滿，政府努力歸努力，不過肯定有可以進步的地方，說真的大家不要鬆懈，最近上課看一開始大概80%人戴口罩，現在大概剩50%，雖然台灣可能還不需要一直戴著口罩，但大家真的不要鬆懈啊。

正是因為排華工作做得好，福摩薩愛國者才能在 Chinese virus 的威脅下取得亮眼的成績
待瘟疫結束後，世界將記取教訓，吸收福摩薩經驗，努力排華 (๑◔‿◔๑)

@Liuzhongjing
乃們要講科學，柳樹皮的有效成分是水楊酸，如果去掉水楊酸，吃樹皮並不管用，如果人工合成水楊酸，不吃樹皮也管用。台灣經驗的有效成分是排華（被華派是排華的一種形式），只要能排華，沒有台灣經驗也行，正如吃阿斯匹靈好過柳樹皮，如果不能排華，學了台灣經驗也不行，正如吃榆樹皮等於不吃。

趕緊把未了的心願了了，把遺囑寫好。下一次細菌戰來臨的時候，你們是死定的。最安全的地方不再是美國，因為美國也只能靠達爾文，而且並不能行使戰爭權力，而是你在淪陷區開闢的戰場，在那裡可以行使戰爭權力，隨時用約書亞在迦南那一套手段，保證遊走於核輻射區、化學污染區和瘟疫區之間而毫髮無損。

台灣這次防疫給窩老人家很大的信心，因為他們相對於美國，硬資源顯然差得多，唯一優勢就是更了解中國的套路。知識作為力量能夠超過資源，在真實歷史中是極少見的。大蜀民國在第四次反恐戰爭中就具備這種優勢，精通匪學而且利用貴匪的弱點時不受任何限制。

台灣鄉民在這次疫情也出了不少力，當初的臉書上可以看到鄉民的反應比台灣政府還快，台灣政府天天被鄉民騷擾......

重點：
1.大部分台灣人都還記得十七年前的sars，那時候和平醫院太過慘烈，對很多人來說都是慘痛的記憶。
再加上對中共很了解，知道中共不可信，所以一看到中國官方出來“闢謠”，心裡第一反應就是：“三小，又來？！！”
而且我們沒有世衛可以外援，心裡很清楚不會有人來幫我們，我們只能自救。
台灣地狹人稠，一旦爆發所有人都會倒霉，除了少數智障以外，大部分的民眾都有自己也是防護網一員的覺悟。

2.這次的政府官員都有醫學背景，而且有幾個都是當初和平醫院裡面的醫生。
搭配上台灣群眾怕死的性格，政策可以很好的實施。

3.維尼熊助攻：沒有了自由行，團客又被台灣政府“請出國”，可以很好的管控。

有的时候真的是一语成谶。
这次台湾南波万的原因，实际上可以用台湾南波万事件来解释。众所周知台湾南波万最早实际上是墙国电玩玩家嘲讽台湾所发明的东西，结果被美国玩家和韩国玩家引用，又在各种游戏中被玩家用来戳墙国粉红的G点。本是嘲笑台湾的戏谑语言，最终让台湾在世界电竞玩家心目中有了地位，让墙国粉红吃瘪，让台湾和自由世界更近。
为什么台湾南波万，就是恰恰在于台湾几十年来受尽墙国打压，民众和民进党政府对中国的各种无耻套路极为熟悉和提防。从90年代的千岛湖事件，94年总统大选的文攻武吓，到无数台商（郭台铭这类白区党就算了，我说的是真台商）的血泪教训，921大地震之后的无耻嘴脸，SARS时期的受害，邦交国被抢走，日常的一次次被改名被排挤。台湾人比任何地方的人都对中国警觉，因为台湾人是不得不警觉。
Taiwan No.1 

上面有人說的我就不贅述了，我再補充幾個點。

臺灣人民本身的警覺性很高，大概是SARS的經驗，讓很多人在武漢封城前就開始有買口罩預防的行為。而且政府也表態不阻止，但表明疫情並沒有延燒到需要那麼謹慎的地步。一直到後來口罩缺貨狀況嚴重，還有人爆出去香港倒賣口罩才統一收歸國家管理。

而在疾病還沒叩關之前就趁著春節寒假期間開始部屬，甚至停課兩個禮拜觀察整體疫情才決定開學，這些都算是防範未然。

我覺得一開始就慎重以對，是臺灣在防疫初期非常成功的例子。不過從現在境外移入感染大增看起來，疾管署對於國際性的大流行經驗還不夠，所以被狠狠陰了一下，還需要再努力。

不過也有豬隊友扯後腿，臺灣最年輕案例是五歲孩子，就是3/11爸爸帶著全家還跑去國外玩，真是讓人傻眼。

相較之下某個初期一直在可防可控不會人傳人，甚至1/1還抓人『闢謠』，壓疫情壓到壓不下去才爆發到無法控制的政府，真的好很多。

鐵律只有一條
Don’t trust China.China is asshole

雖然但是
總之就是希望先不要立FLAG，仗還沒打完先不要下結論
最近海龜一堆智障在開趴踢，內部還有很多問題
個人目前正在實施並敦促身邊所有的人的是勤洗手（內外夾弓大立腕）、戴口罩、自主健康管理、打開google map timeline (紀錄去過的路線），有問題打1922
保持警戒勿鬆懈，保持冷靜勿焦慮，撐過這一波，加油QQ
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安喜樂，該埋在冬天的那群早日暴斃。

台湾这次防疫成功，实属运气爆棚，但是意料之外同时又是情理之中，台湾只做了两件事，但这两件事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台湾不是主动，而是半被动的。

1 远离中共，降低和中共人员往来，不相信中共，远离中共：19年中国禁止个人赴台自由行，陆客锐减，中国台湾交往降到低点，但同时也避免了武汉肺炎由无所不在的大陆游客传进台湾。不相信中共，在中共一直宣传可防可控时候就提高警惕，一承认爆发立马有动作，禁止口罩出口，包机撤侨，这点没有第二个国家做到。

2 远离WHO，不相信WHO，开始台湾还一直跪舔希望参与WHO会议，但是被中共强行阻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现在才知道，WHO早就被中共统战了，印发的文件都是红头文件复制，一字不差，这种红色傀儡组织，有多远跑多远。WHO迟迟不肯把中国列为疫区，正是收钱的结果，但是台湾没有掉以轻心，仍然绷紧神经，所以防疫大胜

還不就知道了中國啥都不可信
過度提防總好過被感染
所以才超前佈署了嘛

事實證明，貴匪素行一以貫之、誠不欺我
一貫的騙、混、瞞、假、吹
照著以往的經驗判斷，而非依照普世價值
是台灣存活的最大關鍵

論開始抗疫的反應速度，台灣從一開始就不信中共的“煙兒炮鬼吹燈”，所以比較及時；

論對於疫情傳播的情勢評估，台灣一直被WHO體系排除在外，所以比較少被藍金黃誤導；

論對中國的態度，台灣沒有西方政客怕因“排華”而被斥為種族主義的政治正確羈絆，所以果決；

論對疫情的重視，台灣知道離滅國只有一次失誤之遙，所以上下一心。

首先認知到「中共」才是最大的病毒，肺炎疫情只是「病癥」，是帶性病的巴比倫大淫婦，拒絕和大淫婦行淫，就不會病毒上身。

台灣離中國最近一百多公里,近年兩岸往來人次接近千萬,面對此次感染力強又像感冒又與SARS些許不同的疫情,與運氣好無關
台灣目前能未發生大面積群聚感染,總體來說是超前部署策略及資訊公開,和完善的醫療機構及SARS後政府與醫療體系通報資訊整合與改進成果發酵
其它就是台灣人根據過去SARS經驗的警覺性,多家新聞媒體強力放送及...
另外我覺得政府為安定民心投入資源也有關,口罩增產及教導國民防疫及整合國家及民間,藥物與疫苗研發等
政府與醫療體系資訊整合改進就花了許多年努力,沒有這次武漢廢言有誰會知道呢?

認清，遠離，拒絕，不相信中共。蔡的大選全勝，表明了社會是反共風氣，對疫情部署速度也很快。
瘟神是個神，天滅中共是天意，遠離中共也就遠離了瘟神的懲罰。一個國家如此，一個人也是如此。

目前台灣大部分的武漢肺炎感染者都是境外，赴歐美工作或旅遊返國的年輕人的居多。有好幾位在機場就被攔截，若確診後直接被送進負壓隔離病房。現在不管你從哪一國入境，沒有症狀也要居家檢疫14天，並接受電話和手機電子監控。出門趴趴走被抓到的都要被罰錢。目前本土的案例比較少，政府完全掌控每一個案主的感染源，接觸史，和感染者確診前的移動路徑都完整公布在Line群組和衛福部每天的記者會上。確診的案主被送進負壓隔離病房，與案主有接觸的人全部居家隔離。

 蔡英文上台以来规避中共的政策和态度，减少了包括武汉人在内的大陆人来台，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传染源。
香港反修例运动，香港民主派和台湾走近，增加了大陆人对港台的敌意，再一定程度上减少传染源。
相信香港很多人回想2019年的运动时，很可能会感谢反修例运动的年轻人。

不是疫情表现出色，是防共防的出色的副产品！

二十二十二十

中共表示「台灣『一刀切』防疫野蠻粗暴，無技術可言！」

其实表现出色的国家倒不一定是一开始就知道中共的尿性，而是一开始重视想到了病毒可能扩散的严重性。

民主国家在此次抗疫中普遍表现较差主要是因为在前期采取绥靖政策，坐山观中共吃亏，很少有人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步后尘。如果在病毒还未在国际间广泛传播时就做好相关措施，到时就不会这么严重，一旦等到时候再动手，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处理已经扩散的病毒方式上受到限制，自然较独裁政府更容易出问题

可惜，大部分民主国家没有在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了今天的局面，一开始意识到问题并重视起来的的只有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这几个国家（地区）中应该至少有两个是因为知道中共尿性而采取了严格防范措施。

此次防疫确算是以美国为首的大部分民主国家一次极为惨重的失败，是长期对中共绥靖政策而不得不自己吞下的苦果。


不过各位不需要失望。美国参加二战也是因为珍珠港遭袭，在病毒和经济崩溃面前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至少美国会非常清楚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以后在经济各方面对中国肯定会采取极端措施。

当然，是否会从此抛弃绥靖政策还难说，根据本人的预测和观察，或许不到某天真正中国侵略美国本土，我都不敢说美国一定会全面制裁中国。包括某天和台湾开战

跟中国走的越近的国家越早爆发，还好台湾人今年大选做出明智的选择

自由亚洲电台

台湾防疫做对了什么？
https://m.youtube.com/watch?v=FNn-PJIarx8

紫薯粥字数越多

误打误撞，因为台湾主流民意跟CCP不对付，所以CCP越是遮盖，台湾就越是反着来严防死守。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武汉作为中华民国首义名都
台北作为中华民国名义首都
结果武汉首疫的病毒
传遍了全世界
却没有传遍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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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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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呃 其實還滿擔心會爆的  尤其那些不遵守居家防疫的 很少數人就有可能影響大部分人

韓國爆發後主動去大幅度檢測我覺得這做法心態很不錯

因為全民上下對中國（或中國政府），以及被它控制的WHO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