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江苏外卖员为讨薪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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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的评论也都是小心翼翼的，还有人接着为党国欢呼，
如何看到此次事件
附一张图，自己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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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杨佳胜过一万个自焚！！！
一个杨佳胜过一万个自焚！！！
一个杨佳胜过一万个自焚！！！
一个杨佳胜过一万个自焚！！！
一个杨佳胜过一万个自焚！！！
粉紅五毛不是最喜歡在網上吹噓送外賣月入上萬是很普遍的事嗎？現在出現拖欠工資又是怎麼回事？
简直是造谣传谣
这是支那月入过万的外卖配送员
看到路边穷人出门忘记穿厚衣服的人冻的瑟瑟发抖
禁不住萌生了割肉喂鹰之念
点燃了自己 温暖了别人
但是忘记了支那人体内含有大量的有害元素 燃烧会带来空气污染所以被带走了
即使这样，他的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 值得成为正确的集体记忆
这是支那月入过万的外卖配送员
看到
禁不住萌生了割肉喂鹰之念
点燃了自己 温暖了别人
但是忘记了支那人体内含有大量的有害元素 燃烧会带来空气污染所以被带走了
即使这样，他的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 值得成为正确的集体记忆
当年韩国的全泰一烈士自焚喊的口号是“我们不是机器”，临终前还叮嘱旁人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任务，“不要让我白白死去”。而这位外卖员喊的是“我不要命了，我要我的血汗钱”。
一个追求的是作为人的价值，一个把钱看得比命还重。对比来看，这代支那人是真不行，一点救都没有。柴玲当年对着镜头带着哭腔喊的那句话绝对是对历史上所有中国民主运动的最精辟概括：“中国人，你不值得我为你牺牲！”
一个追求的是作为人的价值，一个把钱看得比命还重。对比来看，这代支那人是真不行，一点救都没有。柴玲当年对着镜头带着哭腔喊的那句话绝对是对历史上所有中国民主运动的最精辟概括：“中国人，你不值得我为你牺牲！”
命运是自己选的，而且她天天都在以绝对可靠的方式提醒你。
这是效法子受辛和希特勒么。。人家可以身怀千万条人命，韭菜命都不要了，去政府机关随机捅人不是很好吗。
范松忠
黑名单 吾爱人类公敌！宁做伊朗犬，不做中国人！中国、中共、中文，都别想奴役我！习来曼尼和王培尔，来找我啊！有种加我实名制微信抖音啊！我死后，能求得一面美国国旗披上烧掉，或把我烧掉撒入大海，死无葬身之地，也不进中共方舱。誓死反送中，绝不落叶归中！
这个外卖员是可怜的，站在我的立场上，我肯定说，那就做杨佳，或者不做杨佳就和我一样，合法、非法都要逃出墙外。
可是，不止11亿中国公民无护照，10亿人从未坐过飞机，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底层民众可不光是经济上穷，而是思想、只是也是。
如果底层民众都像我一样（自夸），虽然物质上穷，但精神上与国际接轨的话，也就不会因为讨不到工资而自杀了。这是肯定的。
深信得了怪病是因为家里闹鬼的人，我们能上网的人也许不太信，可却真实存在，可能数量还不少。我自己就见过一些（墙外）。
可是，不止11亿中国公民无护照，10亿人从未坐过飞机，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底层民众可不光是经济上穷，而是思想、只是也是。
如果底层民众都像我一样（自夸），虽然物质上穷，但精神上与国际接轨的话，也就不会因为讨不到工资而自杀了。这是肯定的。
深信得了怪病是因为家里闹鬼的人，我们能上网的人也许不太信，可却真实存在，可能数量还不少。我自己就见过一些（墙外）。
杨佳是英雄,真正的英雄. 不仅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很多老百姓的看法
支那粉红日常思维，他们怪天怪地，怪环境怪气候，怪自己怪父母，怪资本家怪国外势力，就是不敢怪党。就是现在再饿死三千万人，他们依然拥护党感谢党。
最瞧不起这种往身上洒汽油的，想不通，还有那些动不动跪下的。任何乞怜和自杀的控诉行为都是卑微下贱的，不值得同情的，活几把该的，支人就这点出息。对了，滥杀无辜的支人善刃也是不可饶恕的，一群垃圾。
建议对基层政府下手，基层政府很容易进去，比如县镇这一级的，武德充沛的话干掉几个狗官。
抗吧竟无一人是男儿😅肿锅梦是这样的。蚌埠🐷了🤣补丁
外卖平台之间的资本大战结束了，疆域划分完成。要回本收钱投入下一个战场了，吃相会越来越难看。之前的种种都是抢货源抢客户抢员工的手段，现在要开始多向压榨了，对商家抽成提高，对外卖员的工资结算也会苛刻搞不好会欠公司钱，最终埋单的是用户。互联网经济说到底也是经济，摆脱不了恶性竞争的优良传统。
【时代的一粒沙】每日人物｜外卖骑手，倒在寒冬里
韩伟有一个快手号，名字叫“yis欢乐”。头像是一张老照片，是年轻时候的他，穿着笔挺的白衬衫，坐在一辆拉风的机车上。但他发的最后一条视频的主角是一辆摩托车，尾部挂着饿了么的蓝色箱子，两边把手上还有外卖的包装袋。
文 | 翟锦 林子璐
编辑 | 金匝
运营 | 肖睿
1
2020年冬至，距离新年只剩9天，晚上八点多，庄红估摸着丈夫韩伟跑完单了，给他打了一个视频电话，但手机屏幕里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丈夫的脸，而是一位陌生的交警。
韩伟在北京送外卖，作为一位外卖骑手，他被交警拦下，是和人发生冲突，还是遇到车祸？这是庄红当时最坏的猜测。
交警让庄红去一趟派出所，林华也去了，他是韩伟的同乡，也在北京做骑手。接到庄红电话时他心想，可能就是韩伟的单子快超时了，着急进小区，保安不让，两人吵起来，惊动了派出所。他和庄红都没料到，即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噩耗。
3个小时前，韩伟接到当天要送的第34单外卖，到店取餐后，他沿着朝阳区的香江北路骑行，离开店不过几分钟，在一个十字路口前，陡然倒地猝死，摩托车后座上，还放着4份没送出去的外卖。
这一天，北京的天气是-7℃至5℃，天气寒冷。中午，庄红还叮嘱韩伟一定要好好吃饭，骑手吃饭不规律，韩伟在微信上回复她，说跟朋友们一起吃的，还给她拍了照片，是个吃得干净的碗。韩伟不抽烟，很少喝酒，猝死之前，庄红也没听他说起过身体有哪里不舒服。韩伟的弟弟韩飞听闻消息，连夜从太原开车赶到北京，见到哥哥的遗体时，哥哥还穿着那件蓝色的骑手制服。
如果韩伟这天没出意外，按照原来的生活轨迹，再过一会儿，他们一大家子就该聚在家庭群里，热热闹闹地打个视频电话，聊一聊吃了什么，天气冷不冷，今天跑了多少单，孩子听不听话。这是韩伟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远在山西的小儿子和爷爷奶奶挤在一个手机屏幕里，他白白胖胖，和韩伟长得像，性格也像，喜欢笑，喜欢说话。
2019年夏天，韩伟把两个孩子接到了北京，一家人在一起短暂地生活了一个月。大儿子不顾韩伟和庄红的反对，坚持给自己找了份暑期工，刷盘子，“要给自己攒学费。”韩飞叹息，“也上不起补习班。”
那个月，韩伟只休息了一天，没有送外卖，他和庄红把小儿子带上，去了天安门、鸟巢，这也是夫妻倆第一次在北京玩。等第二天他们各自去上班，小儿子就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
后来，两个孩子回了老家继续读书，大儿子读高二，小儿子上小学，韩伟很支持孩子学习，在他看来，如果孩子想念书，那他就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这是他生活里的一点盼头。韩飞见过韩伟反复叮嘱孩子：“没文化，在每个城市都做不了什么，只能像你爸一样，做最底层的工作。”
两个孩子读书这笔帐，是算不到头的，大儿子马上要高考，上大学，小儿子要读初中、高中、大学，需要学费。他们还想在县城给大儿子买套房，房子要大，敞亮，一百多平，好娶媳妇，但要花不少钱，至少七八十万，这意味着他们要在北京打拼很久，要“一个劲地干，一直干”。
来北京前，他们在太原打工，韩伟做快递员，庄红做家政工，两个人都是四千上下的收入。2019年，两个人到了北京，这里虽然租房贵，生活成本高，但工资也高，韩伟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庄红能有五千，要实现那些生活里的目标，到底还是更有希望些。
同村的老乡，很多都和韩伟一样，人拉人来了北京，听说送外卖能挣钱，而且没什么门槛，下个APP就能跑，大家几乎都在干这一行。林华比韩伟要晚一些加入骑手队伍，刚开始跑的时候，他觉得很累，每天在路上，电动车要骑很快，风险很大，心里都是紧绷的。接单，取餐，上路，送货，一边担心超时，一边担心出车祸，每个环节都很紧张，只有下班了，手机不再弹出单子，人才能放松。但坚持跑了两天，林华还是决定留在外卖行业，因为挣钱确实比他之前要多。
在北京，韩伟和林华都住在顺义的一个村子里，十多平的房子，用玻璃板隔出厕所和厨房，租金一千左右，房间排着房间，一层能有六七家。尽管住在一起，但韩伟和林华真正意义上的聚会很少，因为送外卖，大家都不怎么休息，每天都在外面跑单子，晚上回去就歇着。即使等单休息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要一直盯着平台页面，来单了，要迅速抢单，这个工作多劳多得，工作时间越长，接单越多，收入越好。
2
韩伟和林华，都不是饿了么的专职骑手，他们在蜂鸟众包APP上注册，签署一份《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后，就成为众包骑手。这份协议里有一项特别提示：“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您与蜂鸟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天眼查显示，饿了么CEO王磊，也是蜂鸟众包的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也是因为如此，饿了么对骑手韩伟猝死的回应是，平台和韩伟并非劳动关系，出于人道主义，为骑手家属提供2000元的援助，其余由保险公司处理。而韩伟在蜂鸟众包上所缴纳的保险，对工作期间猝死这一项的赔偿是3万。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孙萍观察到，这几年，特别是疫情期间，工作难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众包平台上打零工。除了骑手，网约车司机、主播也是如此。这些人的工作状态相对自由，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而互联网公司也能借由众包平台的方式，转移一定的风险和成本。
但韩伟并不了解这些，他和妻子庄红说过，众包更自由，门槛也低，那当然是选众包了，直接跟着老乡注册，基本不怎么看用户协议，“人家写的那些条条框框，我老公他也看不懂，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咱们是找活的，反正能接单就行，能挣钱就行，管不了那么多。”
林华在蜂鸟众包上注册时也是如此，“一个方块，里边你得打对号，只能同意，因为不同意就跑不了。”林华受教育不多，看字慢，那些条文不好懂，平时有什么问题要和平台申诉，他都觉得费劲，因为申诉栏要写不少于60字，“就算了”。
但无论是什么身份，都不阻碍韩伟和林华把自己全部的时间投入去送外卖，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接一个订单，收入六七块钱，一天跑三四十单，收入能有200元左右。
每天，蜂鸟众包会从骑手们第一单的收入里扣除3元，其中1.06元交给了保险公司，用来为骑手购买保险，剩下的1.94元，则是平台征收的服务费。
可以算一笔账，饿了么一天从一位外包骑手那收取1.94元的服务费，就算骑手一年只工作300天，饿了么也会有582元的收入。这个费用对比骑手猝死后饿了么“人道主义地赔偿了2000元”，公众产生了极大愤怒，“一句外包，把关系撇得干干净净。”
可即使不是众包骑手，也没有任何一位专送骑手和外卖平台存在直接的劳动雇佣关系，和他们签约的，都是各种不同的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北京智工互联科技小包智工的COO徐韬认为，这种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的本质，就是在转移和承担风险，通过层层转嫁，大公司找中等公司，中等公司找小公司，把风险一直往外转移，直到找不到人来负责。
饿了么和美团会大量雇佣这些人力公司，2020年7月，外卖行业的人力中间商趣活科技公司甚至在美国上市了，饿了么和美团是它的大客户。
另一种方式就是成立众包平台，比如蜂鸟众包，和众包平台签约，意味着“人和公司”的模式，变成“人和平台”的模式，用“信息聚合、服务信息匹配、信息撮合服务”的包装，把风险转移给个人，也让很多流程更加复杂，让一些费用不明晰。
外包骑手没有劳动协议，很多专送骑手也没有签五险一金，即便是有，外卖平台承担得也很少，剩下的还是自己交。有些骑手不懂，比较短视，不愿意缴纳五险一金，宁愿多要一点钱，这也被平台和外包公司利用。孙萍能理解这一点，“对于眼前生计都解决不了的人来讲，当下就是最重要的”。一些和平台发生纠纷的骑手也会告诉她，出事后他们去找公司理论，发现和他们签订协议的公司的地址，“就是小破楼里的房间，两张桌子，一个电话，也没有人”。
但实际上，现在平台、算法、第三方公司的控制又非常强，骑手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着装、态度、工作时长、强制加单，控制无孔不入，超越了过去普通的劳务关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沈伟伟关注到，已经有一些法院捕捉到这些变化，并会在认定劳动/劳务关系里雇主责任的临界点上，会更偏向雇主承担更多责任，这是一个趋势。
3
1月8日，饿了么发布了一份新的声明，承认众包骑手的保险结构不合理，金额不足，将保额提升到60万。韩伟的60万抚恤金，也将交付给他的家属。
看到这份声明，庄红觉得终于能喘口气。
11月，庄红的父亲因病去世，韩伟回老家处理丧事，在家待了10天，又回到北京跑外卖，才一个月，就猝死在寒冬的街头。这一连串的打击，让庄红缓不过神来：“天天就在空中飘着似的，找不到地。做梦，在梦里，都不敢接受这个现实。”
好几年前，夫妻俩还在太原工作的时候，一年三八妇女节，韩伟说要给庄红一个惊喜，他偷偷给她买了一个金佛。那个小金佛，庄红一直没戴，她在别人家做家政工，戴上也不自在，金佛一直放在老家，后来回老家戴了两次，她觉得郑重，戴了摘，摘了戴，麻烦，索性最后就不戴了，这个金佛，也成了韩伟留给她的最后念想。
庄红和韩伟是自由恋爱，朋友介绍，韩伟留给他的第一眼印象就挺好，温暖、细致。两人结婚 20年，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操心，去打工在哪里租房，和房东沟通，交水电费，在网上给留在山西的孩子买东西，都是韩伟来做。
相比起来，庄红是依赖他的那个，总被他说“不独立”，在北京，她至今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手机支付，但韩伟都会，每个月发了工资，庄红就把卡给韩伟，钱都交给他管。
对韩飞来说，哥哥是总顶在最前面的那个人。2017年，他要买房，和韩伟提了一嘴，第二天，韩伟送来了5万块钱。“这是我哥和我嫂子当时打工挣的所有钱了。”
出事前，韩伟还跟庄红商量，今年春节一定要回老家，因为大儿子马上就高考，要回去给孩子打个气。现在，庄红觉得遗憾，两口子在北京，和家人一起的时间太短了，都在忙，忙着赶快挣钱，“要知道这，咱今年就不干了，明年再说，不能把命丢那儿。”
韩伟有一个快手号，名字叫“yis欢乐”。头像是一张老照片，是年轻时候的他，穿着笔挺的白衬衫，坐在一辆拉风的机车上。但他发的最后一条视频的主角是一辆摩托车，尾部挂着饿了么的蓝色箱子，两边把手上还有外卖的包装袋。
这是2020年北京的秋天，阳光不错。摩托车是他在2019年的冬天换的，原来那辆电瓶车，买的时候花了六千块，但在冬天总是没电，送餐总超时，庄红说，丈夫咬咬牙，说服自己，为了多跑单，多挣点钱，设备要好一点。最后韩伟买了一辆摩托车，又花了七千，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但新车好用了不少。
有阳光、饿了么的蓝色配送箱、摩托车的那个视频里，韩伟选了一首歌，歌词是这么唱的：“我真的就在北京，就站在二环街上，天空一片片白云，蓝蓝那是北京……”
（应受访者要求，韩伟、庄红、林华、韩飞为化名）
原文：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1/01/%e3%80%90%e6%97%b6%e4%bb%a3%e7%9a%84%e4%b8%80%e7%b2%92%e6%b2%99%e3%80%91%e6%af%8f%e6%97%a5%e4%ba%ba%e7%89%a9%ef%bd%9c%e5%a4%96%e5%8d%96%e9%aa%91%e6%89%8b%ef%bc%8c%e5%80%92%e5%9c%a8%e5%af%92%e5%86%ac/
韩伟有一个快手号，名字叫“yis欢乐”。头像是一张老照片，是年轻时候的他，穿着笔挺的白衬衫，坐在一辆拉风的机车上。但他发的最后一条视频的主角是一辆摩托车，尾部挂着饿了么的蓝色箱子，两边把手上还有外卖的包装袋。
文 | 翟锦 林子璐
编辑 | 金匝
运营 | 肖睿
1
2020年冬至，距离新年只剩9天，晚上八点多，庄红估摸着丈夫韩伟跑完单了，给他打了一个视频电话，但手机屏幕里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丈夫的脸，而是一位陌生的交警。
韩伟在北京送外卖，作为一位外卖骑手，他被交警拦下，是和人发生冲突，还是遇到车祸？这是庄红当时最坏的猜测。
交警让庄红去一趟派出所，林华也去了，他是韩伟的同乡，也在北京做骑手。接到庄红电话时他心想，可能就是韩伟的单子快超时了，着急进小区，保安不让，两人吵起来，惊动了派出所。他和庄红都没料到，即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噩耗。
3个小时前，韩伟接到当天要送的第34单外卖，到店取餐后，他沿着朝阳区的香江北路骑行，离开店不过几分钟，在一个十字路口前，陡然倒地猝死，摩托车后座上，还放着4份没送出去的外卖。
这一天，北京的天气是-7℃至5℃，天气寒冷。中午，庄红还叮嘱韩伟一定要好好吃饭，骑手吃饭不规律，韩伟在微信上回复她，说跟朋友们一起吃的，还给她拍了照片，是个吃得干净的碗。韩伟不抽烟，很少喝酒，猝死之前，庄红也没听他说起过身体有哪里不舒服。韩伟的弟弟韩飞听闻消息，连夜从太原开车赶到北京，见到哥哥的遗体时，哥哥还穿着那件蓝色的骑手制服。
如果韩伟这天没出意外，按照原来的生活轨迹，再过一会儿，他们一大家子就该聚在家庭群里，热热闹闹地打个视频电话，聊一聊吃了什么，天气冷不冷，今天跑了多少单，孩子听不听话。这是韩伟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远在山西的小儿子和爷爷奶奶挤在一个手机屏幕里，他白白胖胖，和韩伟长得像，性格也像，喜欢笑，喜欢说话。
2019年夏天，韩伟把两个孩子接到了北京，一家人在一起短暂地生活了一个月。大儿子不顾韩伟和庄红的反对，坚持给自己找了份暑期工，刷盘子，“要给自己攒学费。”韩飞叹息，“也上不起补习班。”
那个月，韩伟只休息了一天，没有送外卖，他和庄红把小儿子带上，去了天安门、鸟巢，这也是夫妻倆第一次在北京玩。等第二天他们各自去上班，小儿子就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
后来，两个孩子回了老家继续读书，大儿子读高二，小儿子上小学，韩伟很支持孩子学习，在他看来，如果孩子想念书，那他就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这是他生活里的一点盼头。韩飞见过韩伟反复叮嘱孩子：“没文化，在每个城市都做不了什么，只能像你爸一样，做最底层的工作。”
两个孩子读书这笔帐，是算不到头的，大儿子马上要高考，上大学，小儿子要读初中、高中、大学，需要学费。他们还想在县城给大儿子买套房，房子要大，敞亮，一百多平，好娶媳妇，但要花不少钱，至少七八十万，这意味着他们要在北京打拼很久，要“一个劲地干，一直干”。
来北京前，他们在太原打工，韩伟做快递员，庄红做家政工，两个人都是四千上下的收入。2019年，两个人到了北京，这里虽然租房贵，生活成本高，但工资也高，韩伟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庄红能有五千，要实现那些生活里的目标，到底还是更有希望些。
同村的老乡，很多都和韩伟一样，人拉人来了北京，听说送外卖能挣钱，而且没什么门槛，下个APP就能跑，大家几乎都在干这一行。林华比韩伟要晚一些加入骑手队伍，刚开始跑的时候，他觉得很累，每天在路上，电动车要骑很快，风险很大，心里都是紧绷的。接单，取餐，上路，送货，一边担心超时，一边担心出车祸，每个环节都很紧张，只有下班了，手机不再弹出单子，人才能放松。但坚持跑了两天，林华还是决定留在外卖行业，因为挣钱确实比他之前要多。
在北京，韩伟和林华都住在顺义的一个村子里，十多平的房子，用玻璃板隔出厕所和厨房，租金一千左右，房间排着房间，一层能有六七家。尽管住在一起，但韩伟和林华真正意义上的聚会很少，因为送外卖，大家都不怎么休息，每天都在外面跑单子，晚上回去就歇着。即使等单休息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要一直盯着平台页面，来单了，要迅速抢单，这个工作多劳多得，工作时间越长，接单越多，收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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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伟和林华，都不是饿了么的专职骑手，他们在蜂鸟众包APP上注册，签署一份《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后，就成为众包骑手。这份协议里有一项特别提示：“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您与蜂鸟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天眼查显示，饿了么CEO王磊，也是蜂鸟众包的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也是因为如此，饿了么对骑手韩伟猝死的回应是，平台和韩伟并非劳动关系，出于人道主义，为骑手家属提供2000元的援助，其余由保险公司处理。而韩伟在蜂鸟众包上所缴纳的保险，对工作期间猝死这一项的赔偿是3万。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孙萍观察到，这几年，特别是疫情期间，工作难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众包平台上打零工。除了骑手，网约车司机、主播也是如此。这些人的工作状态相对自由，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而互联网公司也能借由众包平台的方式，转移一定的风险和成本。
但韩伟并不了解这些，他和妻子庄红说过，众包更自由，门槛也低，那当然是选众包了，直接跟着老乡注册，基本不怎么看用户协议，“人家写的那些条条框框，我老公他也看不懂，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咱们是找活的，反正能接单就行，能挣钱就行，管不了那么多。”
林华在蜂鸟众包上注册时也是如此，“一个方块，里边你得打对号，只能同意，因为不同意就跑不了。”林华受教育不多，看字慢，那些条文不好懂，平时有什么问题要和平台申诉，他都觉得费劲，因为申诉栏要写不少于60字，“就算了”。
但无论是什么身份，都不阻碍韩伟和林华把自己全部的时间投入去送外卖，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接一个订单，收入六七块钱，一天跑三四十单，收入能有200元左右。
每天，蜂鸟众包会从骑手们第一单的收入里扣除3元，其中1.06元交给了保险公司，用来为骑手购买保险，剩下的1.94元，则是平台征收的服务费。
可以算一笔账，饿了么一天从一位外包骑手那收取1.94元的服务费，就算骑手一年只工作300天，饿了么也会有582元的收入。这个费用对比骑手猝死后饿了么“人道主义地赔偿了2000元”，公众产生了极大愤怒，“一句外包，把关系撇得干干净净。”
可即使不是众包骑手，也没有任何一位专送骑手和外卖平台存在直接的劳动雇佣关系，和他们签约的，都是各种不同的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北京智工互联科技小包智工的COO徐韬认为，这种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的本质，就是在转移和承担风险，通过层层转嫁，大公司找中等公司，中等公司找小公司，把风险一直往外转移，直到找不到人来负责。
饿了么和美团会大量雇佣这些人力公司，2020年7月，外卖行业的人力中间商趣活科技公司甚至在美国上市了，饿了么和美团是它的大客户。
另一种方式就是成立众包平台，比如蜂鸟众包，和众包平台签约，意味着“人和公司”的模式，变成“人和平台”的模式，用“信息聚合、服务信息匹配、信息撮合服务”的包装，把风险转移给个人，也让很多流程更加复杂，让一些费用不明晰。
外包骑手没有劳动协议，很多专送骑手也没有签五险一金，即便是有，外卖平台承担得也很少，剩下的还是自己交。有些骑手不懂，比较短视，不愿意缴纳五险一金，宁愿多要一点钱，这也被平台和外包公司利用。孙萍能理解这一点，“对于眼前生计都解决不了的人来讲，当下就是最重要的”。一些和平台发生纠纷的骑手也会告诉她，出事后他们去找公司理论，发现和他们签订协议的公司的地址，“就是小破楼里的房间，两张桌子，一个电话，也没有人”。
但实际上，现在平台、算法、第三方公司的控制又非常强，骑手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着装、态度、工作时长、强制加单，控制无孔不入，超越了过去普通的劳务关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沈伟伟关注到，已经有一些法院捕捉到这些变化，并会在认定劳动/劳务关系里雇主责任的临界点上，会更偏向雇主承担更多责任，这是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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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饿了么发布了一份新的声明，承认众包骑手的保险结构不合理，金额不足，将保额提升到60万。韩伟的60万抚恤金，也将交付给他的家属。
看到这份声明，庄红觉得终于能喘口气。
11月，庄红的父亲因病去世，韩伟回老家处理丧事，在家待了10天，又回到北京跑外卖，才一个月，就猝死在寒冬的街头。这一连串的打击，让庄红缓不过神来：“天天就在空中飘着似的，找不到地。做梦，在梦里，都不敢接受这个现实。”
好几年前，夫妻俩还在太原工作的时候，一年三八妇女节，韩伟说要给庄红一个惊喜，他偷偷给她买了一个金佛。那个小金佛，庄红一直没戴，她在别人家做家政工，戴上也不自在，金佛一直放在老家，后来回老家戴了两次，她觉得郑重，戴了摘，摘了戴，麻烦，索性最后就不戴了，这个金佛，也成了韩伟留给她的最后念想。
庄红和韩伟是自由恋爱，朋友介绍，韩伟留给他的第一眼印象就挺好，温暖、细致。两人结婚 20年，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操心，去打工在哪里租房，和房东沟通，交水电费，在网上给留在山西的孩子买东西，都是韩伟来做。
相比起来，庄红是依赖他的那个，总被他说“不独立”，在北京，她至今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手机支付，但韩伟都会，每个月发了工资，庄红就把卡给韩伟，钱都交给他管。
对韩飞来说，哥哥是总顶在最前面的那个人。2017年，他要买房，和韩伟提了一嘴，第二天，韩伟送来了5万块钱。“这是我哥和我嫂子当时打工挣的所有钱了。”
出事前，韩伟还跟庄红商量，今年春节一定要回老家，因为大儿子马上就高考，要回去给孩子打个气。现在，庄红觉得遗憾，两口子在北京，和家人一起的时间太短了，都在忙，忙着赶快挣钱，“要知道这，咱今年就不干了，明年再说，不能把命丢那儿。”
韩伟有一个快手号，名字叫“yis欢乐”。头像是一张老照片，是年轻时候的他，穿着笔挺的白衬衫，坐在一辆拉风的机车上。但他发的最后一条视频的主角是一辆摩托车，尾部挂着饿了么的蓝色箱子，两边把手上还有外卖的包装袋。
这是2020年北京的秋天，阳光不错。摩托车是他在2019年的冬天换的，原来那辆电瓶车，买的时候花了六千块，但在冬天总是没电，送餐总超时，庄红说，丈夫咬咬牙，说服自己，为了多跑单，多挣点钱，设备要好一点。最后韩伟买了一辆摩托车，又花了七千，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但新车好用了不少。
有阳光、饿了么的蓝色配送箱、摩托车的那个视频里，韩伟选了一首歌，歌词是这么唱的：“我真的就在北京，就站在二环街上，天空一片片白云，蓝蓝那是北京……”
（应受访者要求，韩伟、庄红、林华、韩飞为化名）
原文：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1/01/%e3%80%90%e6%97%b6%e4%bb%a3%e7%9a%84%e4%b8%80%e7%b2%92%e6%b2%99%e3%80%91%e6%af%8f%e6%97%a5%e4%ba%ba%e7%89%a9%ef%bd%9c%e5%a4%96%e5%8d%96%e9%aa%91%e6%89%8b%ef%bc%8c%e5%80%92%e5%9c%a8%e5%af%92%e5%86%ac/
外卖员是过万的没错，建立在年轻力壮，日工作14小时以上无任何休息，一线城市之下，妥妥是过万的够不够医药费，因疲劳引起的意外这是另外一码事了，一线城市外卖员日间大概7元一个，深夜会有额外提成。
說外賣員是反華人士,輪子所以自焚
肯定馬上就可以官方認證不用負責任
肯定馬上就可以官方認證不用負責任
这外卖员是哪个公司的？看上去好像是美团的，这样看来美团的权贵背景相当大，新闻居然都不敢提及
中国不会有布瓦吉吉，
因为没有人敢和他一起。
这里只有书记和横幅，
还有他们的一出出闹剧。
因为没有人敢和他一起。
这里只有书记和横幅，
还有他们的一出出闹剧。
愚昧不堪，弱懦不堪，学杨佳我也敬他是一条好汉。
我之前在另一个论坛看到个评论，大概意思就是马上上一个美国又死多少人或者台湾佬又咋样咋样的新闻发上来立马转移话题，我觉得是完全可能的
关注下美国疫情四千万 这事儿又过去了 墙内就是这样的
支蛆日常之一
不是知道真相後發瘋了就是罹患斯德哥爾摩症再不然就是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在這極限糞坑也就只有蛆會高興了
不是知道真相後發瘋了就是罹患斯德哥爾摩症再不然就是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在這極限糞坑也就只有蛆會高興了
死之前带走几个共产党人全家一起下去，他不香吗？不会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