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

刘仲敬: 美國自立國以來，始終懷有特殊使命感。美國特殊論兼有十字軍和清教徒的性格，在現實主義者看來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她自以為道德高尚，不肯與唯利是圖的老牌殖民主義者同流合污。她在幻想的驅使下，一次又一次在神秘的東方尋找值得自己扶植的同類，猶如那喀納斯在水中尋找自己的鏡像。

在格雷厄姆•格林這樣世故的天主教徒看來，美國人的傳教士精神比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陰謀詭計更具有破壞性。

《文靜的美國人》以冷戰初期的西貢為現場，描述了他們的盲目和幻想。法國人、天主教徒、高台教、和好教、越盟都是沒有幻想的權術家，完全清楚場面上的口號只是用來忽悠外人（尤其是美國人）的。只有美國人一本正經地相信越南存在某種高尚的「民族民主力量」，覺得很有必要把這些黃皮膚的小兄弟就出來，引導他們走上一條既非殖民主義、又非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可惜他們想象出來的越南傑斐遜（小說中的「戴將軍」或「老戴」）只是另一批心狠手辣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只想利用美國人的幻想騙取美國人的資源。如果他們一開始看起來形象較好，那也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力量。

老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在相互折騰的過程中，多多少少還形成了某些類似江湖規矩的東西。脆弱的平衡一旦破壞，就連江湖規矩都垮台了。結果美國人寄以厚望的「民族民主勢力」造成了新的動亂和流血，居然需要那些不太裝腔作勢的赤裸暴力分子來收拾殘局。

格雷厄姆•洛林沒有什麼傳教士精神，一點都不相信多愁善感的格萊斯頓式廢話：「東方人跟我們一樣，都有不滅的靈魂。如果他們受苦受難，我們不能袖手旁觀。」他的主人公覺得東方人跟動物差不了多少，不知道靈魂是什麼。越南的女人像寵物和家畜，只會對包養和愛撫起反應。你給她們舒適的物質生活，她們就會用身體回報你，僅此而已。今天沒有你，她們第二天就會大大方方地將鋪蓋搬進下一位包養人家裡，沒有什麼感情不感情的問題。美國人對她們講愛情，只會讓她們覺得虛偽和討厭。

「文靜的美國人」聽到這些高見，更覺得歐洲人道德敗壞，殖民主義余毒必須清除，然而他那些可以列入美國新聞處通稿教程的理論到處碰壁，最後連自己的生命都犧牲了。

腐敗的歐洲人在政治上和愛情上都打敗了天真的美國人，頗有象徵意義。在十九世紀舊歐洲的文學修辭中，女性蘊涵著柔弱、腐敗、缺乏原創性的「東方」特徵。直至世界大戰，埃米爾•路德維希仍然將大英帝國的殖民事業稱為「東方式的婚姻」。「東方式的婚姻」沒有西方式婚姻的財產契約關係，新娘和嫁妝都是丈夫的財產。歐洲人失去殖民帝國以後，創造了許多針對美國傳教士式帝國主義的反殖民理論，怨恨美國人棒打鴛鴦的無力感在其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從日本人所謂「感情煉金術」的意義上講，格林創造的「格林國」無異於這些報復性理論的文學鏡像，因為格林這種觀念不僅僅是文學創作，人老珠黃的歐洲人對美國人魯莽的反殖民主義就是這麼看的。歐洲人及其東方二奶巴不得利用恐怖分子，做掉礙手礙腳的美國佬。

《文靜的美國人》有許多現實版本，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就是其中之一。艾森豪威爾在納賽爾身上找到了「民族民主力量」的影子，把英國人和法國人趕出了中東，結果在此後的幾十年中，飽受這些「民族民主力量」掀起的反美運動折磨。

近代中國是美國式堂吉訶德精神的另一個主要對象，也是另一部悲慘的十字軍挫敗史。《美國在中國的十字軍》作為歷史著作乏善可陳，作為歷史象徵倒是非常貼切。早在善後大借款的時代，威爾遜總統就在操心不讓殖民主義者乘機破壞「中國的行政獨立」。沒有美國人再二再三的庇護和縱容，中華民國歷屆政府仰為命脈和法寶的賴債和毀約手段早就玩不下去了。埃及和印度就是因為玩弄類似的小聰明，才會淪為債主的殖民地。

美國人一再在中國人不能保護自己的時候保護中國，甚至犧牲自己的僑民和利益。在亨利•盧斯、賽珍珠和宋美齡之流的合謀表演下，美國人在蔣介石身上找到了「基督教信仰和民主原則的核心」。日本人的主要恐懼在美國，中國人的主要希望也在美國。

然而，親密乃是幻想的天敵。國民黨初期投其所好的表演成功，恰好構成了後期露餡的直接原因。美國人一旦幻滅，又把蔣介石趕了出去。現實主義者肯定會認為，這兩次選擇的時機同樣糟糕透頂。他們一開始就不應該為蔣介石而犧牲日本，在遠東留下危險的政治真空；但既然已經犧牲了日本人，就不應該再犧牲蔣介石而留下更危險的政治真空。

然而美國人尋找子虛烏有的「民族民主力量」，主要出於自身認知結構的需要，選擇的對象本身反而不太重要。傳教士不是外交家，希望永遠不會枯竭。早在蔣介石的幻象破滅以前，替代候選人的塑造已經如火如荼。

由與美國的資源極其巨大，即使最玩世不恭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都不敢不公開尊重美國人珍視的理想。畢竟李嘉誠一時開心扔下的紅包，落在窮人手裡就像發了一筆橫財。謝偉思和太平洋協會很想抓住寶貴的機會窗口，將延安的形象改造成類似新政左派的「溫和改革者」，盡可能接近美國人頑固的期望，新華社也一度非常知趣地頌揚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美國民主。當然，最大的獲利者仍然是面目模糊的第三勢力。依據「畫鬼最易」的原理，越是模糊越方便幻想和塑造。

芭芭拉•塔克曼在《史迪威》以同情態度當中描繪的形象，其實跟《文靜的美國人》以諷刺態度描繪的形象差不多。史迪威莫名其妙地喜歡商震和張發奎，把一切功勞都算在他們的頭上。馬歇爾放棄調停時，宣稱只有「政府和小黨內部的自由分子」才是中國的希望。

歸根結蒂，「既反蔣又反共」是美國人真正的理想標準。甚至在朝鮮戰爭後，美國人對蔣介石的支持都是相當勉強的。如果說孫立人事件和雷震事件暴露了美蔣意向的微妙差異，「第三勢力運動」或「自由中國運動」就證明了美國人願意為他們的期望付出多大的代價。

萬麗鵑在《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國第三勢力運動》當中指出，「第三勢力運動」或「自由中國運動」的前身是李宗仁和張發奎暗中資助的香港「自由民主大同盟」。他們的雜誌《自由陣線》宣稱：「第三勢力的使命……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之中，另辟蹊徑，尋求世界和平的坦途，導引人類歷史趨於合理正常的發展，謀取人類生活的繁榮康樂，長治久安。」隨著粵桂系殘餘勢力的瓦解，這些人很快就陷入了無米下鍋的窘境。這時，中央情報局駐香港的站長夏泰茨發現了自己的「戴將軍」。除地點不在西貢以外，接下來的故事情節酷似《文靜的美國人》。

新「第三勢力」的領袖蔡文治出身黃埔，參加過台兒莊大戰，尤其難得的是英語流利，跟隨蔣介石參加過開羅會議。英語口語水平是當時「民族主義力量」的主要鑒定標準，因為鑒定權掌握在聽不懂漢語的美國人手中。史迪威就習慣於將懂英語的國民黨將領說成自由派和好人，將不懂英語的將領說成頑固派和腐敗分子。犯這種毛病的美國人，絕不只他一人。孫立人在美蔣鬥爭的夾縫中犧牲，跟他的英語水平關係甚大。蔡文治在五十年代初期冒起，也是這個原因。

蔡文治流亡香港後，開辦了「華東公司」，吸收美國人的資助，邀請泛自由派的名士捧場，南京國大時代的大人物胡適和於斌都買過他的面子。他的組織號稱「聯絡各黨派及其軍隊，成立民主自由的政府，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獨立的民族經濟。」這種口號與其說是吸引中國流亡者的支持，不如說是為了操縱美國保護人的感情。

蔡文治早在抗戰後期就跟魏德邁將軍過從甚密，知道美國人喜歡什麼口味。朝鮮戰爭爆發後，蔡文治將他的大本營遷移到東京。美國軍方不僅資助經費，還用關島和塞班島的軍事基地為他訓練軍官。塞班島的「軍政幹部學校」由國民黨前軍官、西點軍校畢業生王之（石心）負責，這就足以解釋蔣介石為什麼對孫立人的美國背景如此猜忌。他的總部雖然遷到了日本的茅崎市，但仍然在香港保留招兵處和情報站。當時從大陸流亡香港的前軍官為數甚多，謀生困難者尤多。其中數千人投奔了蔡文治的招兵站，這樣至少還能從事他們唯一熟悉的工作。

蔡文治名義上繼續擁戴張發奎為領袖，實際上壟斷了接觸美國人的渠道，甚至以「東方戴高樂」自居。他的軍隊也以二戰期間的「自由法國」為模板。蔣介石渴望出兵朝鮮，跟著美國人打回大陸，遭到了不留情面的拒絕。然而與此同時，李奇微卻將蔡文治的小小軍隊派到了彭德懷的大後方。一親一疏，榮枯判然。

問題在於蔣介石令人討厭的程度雖然有甚於貝當元帥，蔡文治的生存環境卻比「自由法國」惡劣得多。1940年的投降條約給法國保留了大片自由區和許多權利，德國國防軍的舊貴族習氣又十分濃厚。甚至蓋世太保都滿足於示範性的恐怖鎮壓，沒有足夠的能力和人手實現「斯塔西」那種遍及全民的基層監視系統。蔡文治的大多數活動招致了迅速和嚴厲的報復性打擊，殃及周圍的居民，一如《文靜的美國人》描繪的西貢。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他的機會永遠喪失了。

1954年以後，「第三勢力運動」從內部迅速瓦解。香港的政客和文人不是返回大陸，就是移民美國。移民美國的部分同樣很難立足，大多數人經過了一段冷卻期，就像李宗仁和胡適一樣分別返回大陸和台灣。

關島和塞班島的訓練基地失去了美國人的支持，軍官的出路比文人更狹窄。

孫文的前侍從和空軍隊長黃秉衡一度給蔡文治的軍官上課，最後還是回到蔣介石麾下。廖秉凡在關島負責反間諜工作，結果自己卻投奔大陸，當上了廣東省的政協委員。蔡文治自己加入了美國國籍，目睹了台灣本土勢力的崛起，驚恐地投向原先的兩大敵人，懇求他們團結起來維護大中國的框架。這時已經沒有任何美國人對他還有興趣，否則他們多半也會發出「文靜的美國人」對「戴將軍」的同樣太息。

不過，美國人一廂情願的十字軍精神並不會因為這些失敗者而消失。冷戰結束後，新一輪的期望和幻滅仍將繼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