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党国找了位清史专家当顾问?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204935/qing-dynasty-expert-gao-xiang-named-head-chinas-leading-policy-think-tank
社科院人文学科主任Gao Xiang
这求生欲更有梁家河的味道了
社科院人文学科主任Gao Xiang
这求生欲更有梁家河的味道了
这个高翔之前主管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也就是那个认为中国人种独立起源，提出闭关锁国=自主限关的大内宣单位，习近平的秉笔太监罢了
来对照一下（以下抄自aisixiang网）：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更新时间：2007-12-02 22:03:07
作者： 陈寅恪 (进入专栏)
【按：1953年12月，陈寅恪先生的一位学生奉命南下，劝陈先生北上，出任拟建立的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先生专门为此作了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ＣＣ）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 原载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更新时间：2007-12-02 22:03:07
作者： 陈寅恪 (进入专栏)
【按：1953年12月，陈寅恪先生的一位学生奉命南下，劝陈先生北上，出任拟建立的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先生专门为此作了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ＣＣ）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 原载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說起中國歷史研究院這單位，它是在習近平執政時期創建並大張旗鼓宣傳自己，符合習近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給自己合法性造勢。
说实话，真要是能来个正儿八经的清史专家，中共反而能从满清的灭亡里摸索出不少东西的，现在的局势已经类似于戊戌失败，民心动荡的时候了，如果到时候中共再来个皇族内阁这种傻逼操作，十五年之后我估计我们都能看见中国陷入内战或者革命的泥沼之中。
只是不知道到时候最后胜利的会是谁？法轮功这种充满了阴谋论和法西斯味道的第二个太平天国？海外民逗这种没有黄兴孙文只有内斗的弱化版同盟会？
虽然我已经不在中国，但我希望到时候中国能真正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内战和动乱抓住真正的历史机会，实现转型，三千年历史，老中人连好好活着这一个要求都得不到满足，太苦了。
只是不知道到时候最后胜利的会是谁？法轮功这种充满了阴谋论和法西斯味道的第二个太平天国？海外民逗这种没有黄兴孙文只有内斗的弱化版同盟会？
虽然我已经不在中国，但我希望到时候中国能真正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内战和动乱抓住真正的历史机会，实现转型，三千年历史，老中人连好好活着这一个要求都得不到满足，太苦了。
什么社会主义新满清？不过意外的符合中共的处境。
高翔（1963年10月－），男，汉族，四川南部人，生于四川盐亭，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政治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员职称。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著作
高翔. 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ISBN 7-80149-379-6.
高翔. 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ISBN 7-300-02071-2.
《新清史”的挑战与中国话语权的坚守》：
高翔副院长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历史研究，结合自身的清史研究经历，谈了三点意见：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是当代中国史学的旗帜和灵魂。第二，要认真弘扬中国史学悠久而深厚的经世传统，立足当代、立足国情，主动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第三，必须始终坚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原则，用长时段的眼光、全局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本质的眼光看待任何一个历史问题。
高翔副院长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历史研究，结合自身的清史研究经历，谈了三点意见：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是当代中国史学的旗帜和灵魂。第二，要认真弘扬中国史学悠久而深厚的经世传统，立足当代、立足国情，主动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第三，必须始终坚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原则，用长时段的眼光、全局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本质的眼光看待任何一个历史问题。
准备研究怎么像慈禧一样掌权四十年面对内忧外患不倒台
_ _ 又是個書沒讀到人肚子裏去的貨色, 望高翔能少作惡, 如有惡行除了報應還有將來法律之嚴懲, 耗子尾汁(好自爲之)吧.
有良心的专家都沉默了，台面上都是小丑，这些狗头军师一定会让中共加速灭亡，只会出馊主意。只是这过程会害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