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安亭事件和上海工总司？

1966年11月9日，因不满上海市委对造反派红卫兵的镇压，上海国棉十七厂、国棉三十一厂、上钢三厂等17个单位的造反派代表潘国平、王洪文、陈阿大等人，串连筹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上海工总司。

11月9日，“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受到冲击。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市长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宣传工具，结果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和周恩来有关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文件规定做出“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答复。

11月10日，为达到造反组织合法化的政治目的，他们率队赴京告状。潘国平率1000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王洪文率1000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5次特快列车（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当日中午12点他们将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造成京沪线中断20小时（一说30小时）。企图以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事件当即引起北京震动、外电的报道。史称安亭事件。

11月1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到安亭前来劝说，14次特快列车被放行。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张春桥11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11月12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

11月13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下午张春桥在工总司的“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这被印成传单在全上海市散发。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11月16日毛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学生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合流。这被看作毛泽东对造反派的造反运动给予了肯定，标志着文革造反派红卫兵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该事件后，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相继发生。因为造反派的造反行为，上海党政系统已经基本瘫痪。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开展总进攻的一年”。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

1967年1月4日，《文汇报》被造反派宣布接管；5日，《解放日报》被宣布夺权。由几位工人和红卫兵起草了传单《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急告全市人民书》，有12个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同意签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立即签字同意，责成《文汇报》印29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5日，在《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

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工总司等32个全市造反组织，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被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会后，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这次大会被学界认为是一月风暴的起点和标志。

1月7日，上海电台与电视台被宣布接管。 8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成立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随后又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公安司法机构，这也被看作文革造反派取缔公检法的开端。

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

15日，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上三司”）联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宣布接管市委和华东局，但张春桥不支持。

1月19日晚，张春桥接见“火线指挥部”和各系统造反派，指出夺权必须联合。经讨论，造反派将联合机构定名“新上海公社”，准备起草的宣言名《一月革命万岁——新上海公社宣言》。

1月22日上午，上三司再次宣布夺权，宣布自己联合了50个组织，再次接管市委。

1月24日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宣布夺权，25日红革会收缴了23个机关的印章；28日至30日，红革会等开展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期间发生武斗；30日清晨5时，红革会得到“中央文革特急电”，“一·二八炮打”于是结束。此后红革会、炮司等被排除于夺权外。

2月2日，以二兵团为首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宣布夺权。毛泽东建议上海临时权力机构名称叫“上海公社”，张春桥接到王力电话后，即向造反派议将“新上海公社”改建称“上海人民公社”，获得同意。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并发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其中宣称：领导最终要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三结合”（干部、军队以及群众代表）只是过渡性质的权力机构。

在上海造反派夺权前后，山西、陕西、黑龙江、贵州、山东等地也相继发生了造反派夺权的情况。然而，很快，毛泽东就突然对一路狂飙突进的文革进行了降温，要求上海方面不得自称“上海人民公社”。

2月6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叶剑英等开会，批评上海夺权“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啦？”。

因为毛泽东的表态，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多日对《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未置一词，与夺权的黑龙江省形成了鲜明对比。2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返回北京。毛泽东与他们多次谈话，否定了之前自己建议的“公社”名称，表示公社制度中不存在党的位置，“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是反动口号。张春桥、姚文元于2月18日返回上海，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员采取“三结合”的方式产生，而非巴黎公社原则的选举制度。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为副主任。这一事件后被称为一月风暴，被看作是文革造反派全面夺权的开端。

此后，山西，陕西，贵州，山东，黑龙江等省市的造反派纷纷宣布夺权，中国大陆各省市都开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在全国迅速崛起，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