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国政治会如何变化？届时中华民国是否会重回大陆？

首先“中华民国”以某种形式重回大陆不完全是天方夜谭，虽然十年内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假设在更远的将来，中国大陆发生了政治变动，那么取代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政府很可能会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

我们中国的南北朝自古就有“军事南伐，政治北伐”的成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全方位向1932年时的中国国民党靠拢。

一、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中共经历了文革时期“有党无国”之乱象、80年代曾一度有过“党政分离”的短暂尝试（注1），最后还是形成了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训政体制，党政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党领导政，党政不分。这与南京政府建立后形成的训政模式几乎异曲同工：

通过对行政权力的掌握，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与行政体系平行但却高于其上的管理体制。这种附着于行政权力体系之上的党的基层机构，不仅建立在社团、文化、教育机构之中，也建立在产业、商业之中，甚至连海外华侨组织中也可见其踪。这种体制的具体运作，不仅仅是通过行政权力施加国民党的影响，它还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国民党在新闻舆论界宣传三民主义是惟一的合法思想，以排斥其他思潮的影响；在教育界实行“党化教育”，向各级学校的学生灌输三民主义思想。这使得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充斥社会的各个方而，起到了扩大国民党影响，强化国民党统治的作用。（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7页）

二、在指导思想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进主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退潮、国际共运走向式微后，中国最终还是回归传统，重新拥抱了儒家思想去搞两个结合，让“马克思遇见孔夫子”。其实圣上今天之套路，也并未跳出90年前蒋介石之套路。

独揽孙中山三民主义解释权之后，蒋介石获得了统摄全党思想的合法性，为走上个人独裁道路从理念上打开了一扇大门。蒋介石对三民主义解释的实质，是儒化三民主义。他将孙中山描述为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集大成者，将儒家伦理道德与三民主义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精髓”，进而在全国范围掀起思想文化上的尊孔复古。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还充分利用了戴李陶主义。随着三民主义被儒化，其原有的民族民主革命与现代化之精神也逐渐消解与湮没。（白纯：《蒋介石儒化三民主义之评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三、在意识形态上，民族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白色中国取代了红色中国。Authur Cotterell的《中国的文明》（China's Civilazition: a Survey of its history, arts and technology）直接将国民党称作“孙文博士的民族主义党”，可以概括外人对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主要印象。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亦已褪去了猩红诅咒，染上了白色皮肤。从事实出发，用“共产党”称呼当下的中国执政团体是不确切的，它如今越来越多的以“全民族的党”之面相示人。

首先，任何一个中国人人尽皆知却又装作不知的事实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党，并不能代表工农。

此时的国民党，理论和实践陷入自相矛盾、不能自解的状况。尽管其文件表示要“大量吸收农工党员”，但在其大会开幕之际就遇到一个尴尬问题。有代表发言：“质询农工代表之有无”？组织部长陈立夫回答：“承认无农民代表为憾事。”一个宣称要大量吸收农工党员的政党，在其党的代表大会中却无农民党员代表，其实这不是“憾事”，而是国民党政党性质的反映，也是对“大量吸收农工党员”的一个讽刺。5月18日，蒋介石在大会上说：“一般人对政府要求其打倒资本，又要求其吸引资本；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又要求帝国主义援助；此真难乎为政府当局矣。”蒋介石感到困惑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两者难以统一的反映。（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这种情况下，在共产主义的实践走向失败之际，中国共产党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是谁的党？
由于这个问题对中共来说是没有很好的答案。它如今愈发以“全民党”的身份自居，去搞“阶级调和”的那一套东西：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蒋介石：《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区别》

这使得在具体政策上，今天的中共也与当年的国民政府如出一辙。

国民党既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那就意味着它要保持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使自己去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党员、党权与党争的需求。稍带改革色彩的举措，均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阶级指控为有煽动阶级斗争之嫌。类似的情形常将国民党自陷于理论和行动互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国民党力图在劳资之间维持某种相对平衡，力图抑制和消弭劳资之间的冲突。国民党告诫劳资双方，“职工固不宜为逾分之要求，业主亦不当为无情之压迫”。但是，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终究是一种对抗关系。劳资双方在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工作效率等方面均有着不同的利益着眼点。国民党企图兼顾劳资双方利益，其结果却常常两不讨好。在工人一方，经常指责政府偏袒资本家；而在资本家一方，也往往怪罪当局袒护劳动者。国民党置身于劳资两方的矛盾中，常常感到左右为难。（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10-117页）

“长大之后，我便成了你。”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化，中国大陆彻底在现实上告别共产主义，恐怕仅仅是时间问题。司马光说“天子之至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名，名莫大于分。”如今的中国，共产主义却只空余名分。

蹑迹而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蒲松龄：《画皮·聊斋志异》

如果有一天中国彻底撕下这张名分之皮，最终会以何种面貌示人呢？可能性有很多，但我思来想去，重新拥抱“中华民国”的法统，可能性不小。
原因之一在于政治法统的一脉相承。国共两党都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都以全民的民族主义党自居。重建中华民国法统，不至引发巨大混乱。
原因之二在于有现成的政治资源可资利用。在政协会议的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都和国民党有较大渊源。政协会议为中国保存着一笔可观的潜在合法性资源财富，中国政局若有变动，这些民主党派加以改造，便可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资源。
原因之三在于有利于推动大陆与台湾的统一。红色面孔是当代台湾社会对大陆恶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假设又一个“中华民国”重回大陆，那海峡两岸在同一问题上，于政治立场将会大进一步。

所以我的感觉是，中华民国以后不是没有机会重新“入主中原”，台湾当局也不是没有机会入关。假以时日，谁笑到最后，确实还不好说。



注1：文革结束之初，中共一度有过限制党权、党政分离的尝试，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通过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但这种尝试并未维持太久即告终结。